一

　　一八六○年初，清政府根据“上下夹攻，南北合击”的方针，指挥江南大营和湘楚军分别围困天京和“进攻安庆，分捣桐城”。太平军为了摆脱两面作战的不利地位，粉碎敌人的攻势，巩固革命根本之地，始则集中主力击溃江南大营，横扫苏常之敌；继而挥戈西进，对上游敌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钳形攻势。这就是著名的二次西征之役。

　　当时，太平军和湘楚军都从各自的战略全局出发，把安庆的得失视为关乎胜败的头等问题。曾国藩说：安庆“为武昌、九江之门户”，“水师得此城，则有所依附，以为根本”，“以绝金陵贼粮之源，以杀江淮各贼犄角之势”(曾国藩：《与李申夫》，《曾文正公书札》卷一○一，第二七——二八页。)，“安庆之得失，关系吾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曾国藩：《致澄侯四弟》，《曾文正公家书》下册，第二一七页。)。洪仁□认为，安庆“实为天京之锁钥而保障其安全者，一落在妖手，即可为攻我之基础”，故“安庆一日无恙，则天京一日无险”(《洪仁□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五五四、五五五页。)。太平军二次西征在战略上所要达到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挫败湘楚军东犯计划，保卫天京上游的军事重镇安庆。

　　面对西线的敌情，太平军西征究竟应该采取何种方略，选择何处作为战略打击目标，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呢？

　　这里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方略。一种是太平军实际采用的“合取湖北”方略，它是由洪仁□提出，经洪秀全批准的，主张“发兵一支，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支。由北进蕲黄，合取湖北”(《洪仁□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五五四、五五五页。)，会师武汉，以救安庆。一种是张文所设想的“最佳方略”，即太平军以主力进攻湘军的南翼，围困曾国藩祁门大营，迫使皖北湘军主力南救，以解安庆之围。在张文看来，前者是不切实际的，而只有他所设想的方略才是切合实际的，既符合“避实击虚”的原则，又可达到“攻敌必救”的目的。

　　笔者认为，判断“合取湖北”和“进攻曾国藩祁门大营”两种方略的是非、高下，不能依主观上觉得如何，应当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避实击虚”和“攻敌必救”，确是弱军战胜强军的两个必要条件。如果就贯彻这两项原则而言，“合取湖北”较之“进攻曾国藩祁门大营”，无疑具有更加明显的优势。如谓不然，那就请看事实。

　　首先，从武汉和祁门的战略地位来看。

　　武汉是湖北首府，“地居天下之中心，扼长江之冲要”(胡林翼：《致保弟枫弟》，《胡文忠公集》家书，第二五页。)。以武汉为首府的湖北，是湘楚军的战略基地。因为，第一，湘楚军“以江西为堂室，以安庆为门户，倚两楚之重以为后援。”(赵烈文：《上曾涤生大帅书》，《能静居士日记》九，《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一九三页。)胡林翼深知武汉对于湘楚军的重要性：“水陆东征之师，恃武汉为根本，大营有据险之势，军士无反顾之虞，军火米粮委输不绝，伤夷疾病休养得所”(《胡文忠公林翼》，《中兴名臣事略》卷一，第一七页。)。第二，湘楚军的战略思想是“固上游以规下游，防三省以图吴会。”(曾国藩：《复胡公保》，《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一，第一八页。)而所谓“固上游”，首先就是牢牢控制以武汉为首府的湖北，取建瓴之势。因此，胡林翼说：“平吴之策，必先在保鄂”(《胡文忠公林翼》，《中兴名臣事略》卷十一，第七页。)。第三，在曾国藩看来，“湖北为中原屏蔽，须以全力保护。湖北若有疏失，则南方六省之奏报不能达于京师，所关甚大”(曾国藩：《复汪梅村》，《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一，第三○页。)。正因为这样，曾国藩在给毛某的信中承认：“江、湘、皖、吴、秦、豫，皆视鄂之安危以为安危，鄙人隐忧，惟此为最大耳。”(曾国藩：《复毛寄云制军》，《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四，第六页。)

　　至于祁门，那就大为不同了。祁门地处皖南山区，除“系皖江枢纽”(曾国藩：《复江味根军门》，《曾国藩未刊信稿》第一一八页。)之外，并不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地位。　当时在曾国藩幕府的欧阳兆熊认为“祁门居万山之中，况是绝地”(欧阳兆熊：《水窗春呓》，第一——二页。)；李鸿章断言“祁门地形如在□底，殆兵家之所谓绝地。”(薛福成：《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庸庵笔记》卷一，第一二页。)曾国藩进驻祁门，首先是做给咸丰帝看的一种姿态。因为当时咸丰帝再三催促曾国藩督军径赴苏常，“保全东南大局”，曾国藩却认定“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曾国藩：《通筹全局并办理大概情形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第三三一页。)，拒不应命。他既按照自己原定计划行动，又担心受到抗旨的责难，于是便奏明从皖南进兵入吴，移节祁门，装出左顾金陵，右盼苏州的样子，敷衍塞责。其次是为了“保江西之门户，而联徽州之声援。”(曾国藩：《复毛寄云》，《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一，第三六页。)祁门有祁水直通江西景德镇，而江西乃“东师系命之区”(胡林翼：《复梁海楼侍郎》，《胡文忠公遗集》卷八○，抚鄂书牍，第六页。)。徽州毗连浙江，企图进攻徽州以通浙米(胡林翼：《致曾使相》，《胡文忠公遗集》卷八一，抚鄂书牍，第十页。)。正因为这样，他虽然“南渡，而仍以水师及安庆陆军为根本，以润帅（按指胡林翼）及鄂中为根本。”(曾国藩：《复彭雪琴》，《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一，第二○页。)他“于安庆水次设立老营”(曾国藩：《妥筹办理并酌拟变通章程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第三四○页。)，而把祁门视为“南飘”之所(曾国藩：《复胡宫保》，《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一，第三四页。)。

　　由此可见，武汉和祁门在战略上对于湘楚军的重要性，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其次，从武汉与祁门的兵力部署来看。

　　当时湘楚军正倾全力谋皖。东犯的湘楚军在兵力部署上有什么特点呢？张文说：“曾国藩身在江南心在江北，江北既是他进攻的重点，也是他兵力部署的重点。”“与北岸军力相比”，皖南“显然是湘军薄弱的一翼”。这个论断如果仅就大江南北而言，无疑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当时湘楚军的兵力部署不仅涉及到皖南与皖北，而且同湖北也有着密切关系。只注意到前者，忽略了后者，就难于全面地反映事实真相。拿皖鄂两省来说，安徽显然是湘楚军进攻和后力部署的重点，五、六万久经战阵的大军几乎全部集结在太湖、桐城、安庆、祁门一带，即安庆及其周围地区。湖北虽系湘楚军的战略基地，但防务却十分“脆嫩”，守军不多，战斗力又差，不堪一击。曾国藩的机要幕僚赵烈文目睹此情此景，连声哀叹：“今人但知言战，不知言守，根本无不空虚，外之堵御略一疏，而根株已扬，危哉危哉！”(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二一三页。)。太平军以凌厉的攻势戳穿了湖北“虚而无备”的现实，因而胡林翼也不得不承认：

　　　 “湖北以全力谋皖，本省留防之兵即形单薄，自霍山失利，贼逆乘虚而上，黄州既陷，武汉震动，省会之地仅存马队百数十名，营兵亦止二千数百。”(胡林翼：《复陈湖北兵力不敷暂难筹拨情形疏》，《胡文忠公遗集》卷四五，奏疏，第一页。)“因楚师全驻皖疆，鄂省存城旗绿各营兵勇不满三千，剿守均难足恃。”(胡林翼：《楚军截剿安庆援贼获胜疏》，《胡文忠公遗集》卷四五，奏疏，第四页。)“笨人下棋，死不顾安，其林翼之谓乎？”(胡林翼：《复左京卿》，《胡文忠公遗集》卷八一，抚鄂书牍，第五页。)

胡林翼的诉说，表明湘楚军在兵力部署上存在的弱点。据此可知，和皖北比较，皖南是湘楚军薄弱的一翼，同安徽比较，湖北则是湘楚军薄弱的一翼；如果拿两个薄弱部分加以比较，以武汉为首府的湖北远逊于以祁门为中心的皖南。在皖南，既有曾国藩坐镇指挥，又有鲍超那样凶悍善战之将，还有皖北胡林翼、皖赣之交的左宗棠所部的策应。至于湖北，既无“劲旅”，又无“良将”，具有战略眼光的湖北巡抚胡林翼远征在外，坐镇武汉主持军政的是那位庸懦而又黯于行阵的官文，省会重地只有旗绿各营兵勇不满三千，“战不能战，守不能守”(胡林翼：《致曾观察》，《胡文忠公遗集》卷八一，抚鄂书牍，第七页。)，其他各地“尤虚而无备”(胡林翼：《复杨厚庵军门》，《胡文忠公遗集》卷七四，抚鄂书牍，第五页。)。因此，太平军选择武汉作为战略打击目标，比进攻祁门曾国藩大营更加符合“避实击虚”的原则，更易收到“攻敌必救”的效果。

　　除了“避实击虚”和“攻敌必救”之外，人民的援助，是革命军队战胜反革命军队的重要条件。就人民的条件而言，皖鄂等省都是良好的，连敌人都不得不承认人民拥护太平军的事实：“民不怨贼而怨官兵，不戴官兵而专戴贼，往往甘为贼任耳目，此贼之所以根株盘结，历八九年而不可动摇者也。”(《王心柏致曾国藩》，《曾国藩未刊信稿》附录一，第三一四页。)但是，若把两者加以比较，就不难发现湖北还是优于安徽的。湖北的显著特点，是武汉周围地区出现了组织较严、规模较大的群众起义或准备起义的力量，而这些群众力量又大都和太平军取得了联系，以为夹攻之计。咸丰十年，胡林翼惊呼，“省城本空，乱民四起”(胡林翼：《复李希庵》，《胡文忠公遗集》卷七四，抚鄂书牍，第七页。)。蕲黄交界之灵东等乡，有何致祥、孙兴荣等“潜通皖逆，从贼营逃回，谋为不轨”，约期在蕲州河岸聚众起事，“先抢蕲州踞城设守，随后分途掳人，由蕲州、广济、黄梅直攻（太湖）大营后路，胜则合贼上窜，败则绕路仍归贼营。”(胡林翼：《蕲黄匪徒通贼经州县先期拿获疏》，《胡文忠公遗集》卷四二奏疏，第三页。)荆州、沣州的所谓“乱民”也“相约八属共起，以先抢安乡、沣州厘金为起事张本”(胡林翼：《致曾观察》，《胡文忠公遗集》卷七四，抚鄂书牍，第八页。)。湖北巡抚胡林翼意识到人民的抗争对清朝统治威胁的严重性，因而提出了“欲御外寇当严内匪”(胡林翼：《蕲黄匪徒通贼经州县先期拿获疏》，《胡文忠公遗集》卷四二奏疏，第三页。)的方针。据《李秀成自述》记载，在太平军二次西征前夕，“江西德安县以及随州、义宁、武义、大冶、兴郭〔国〕、池〔蕲〕水、池〔蕲〕州、武昌、江夏、金牛、宝〔保〕安、甫祁〔蒲圻〕、加〔嘉〕鱼、通山、通城等处，有起义头四十余名，县禀差使到稣〔苏〕，恭呈降表投军。”李秀成率部入鄂后，便“将湖北兴国、大冶、武昌、江夏、通山、通城、嘉鱼、甫祈〔蒲圻〕一带具禀来降之人招齐，大概三十万之敷〔数〕。”(《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五一三——五一五页。)上述敌我双方所提供的这类情况，在安徽是少见的。太平军如果坚决执行“合取湖北”的方略，就必将在奋起斗争的群众欢迎中顺利前进，并通过汇合这些群众队伍而迅速壮大自己，为夺取武汉，　驰聘湖北，挫败湘楚军东犯计划创造有利条件。

二

　　最后，需要探讨一下湘楚军头面人物对太平军进逼祁门和武汉的反映。

　　南路西征军路经皖南时，曾经对祁门曾国藩大营“环攻者不已”。曾国藩说：“此次南岸各贼，约分三大支，环绕祁门，作大围包抄之势。……实属危险迭见，接应不暇”(曾国藩：《近日南岸军情贼势片》，《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第三七四——三七五页。)，“日在惊涛骇浪之中”(曾国藩：《复毛寄云中丞》，《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五，第二六页。)。他断言南路西征军进攻祁门的战略意图是：“欲断臣之粮道，掣臣之军势，以解安庆之围，此则贼计狡谋，显而易见也。”(曾国藩：《近日南岸军情贼势片》，《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第三七四——三七五页。)

　　面对祁门的艰险形势，曾国藩“，自度殆无保全之理”(曾国藩：《致季君梅》，《曾文正公书札》卷十六，第二一○页。)，及至景德镇失守，粮道断绝，他更悲观绝望，于是准备自杀。他抱怨“南岸兵少”，要求北岸胡林翼分兵往援。胡林翼大为不满，赌气要挟说：“如涤帅，（指曾国藩）嫌南岸兵少，可以沅圃（指曾国荃）万人调去，北岸不须沅圃也。”(胡林翼：《致李希庵方伯》，《胡文忠公遗集》卷七八，抚鄂书牍，第四页。)曾国藩虽然身在祁门，但仍“视北岸更重于南岸”(曾国藩：《致李希庵》，《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三，第六页。)，断言“南岸纵有大变，而江西省城似尚可保，北岸若有大失，即汉口、武昌亦恐难保。”(曾国藩：《致李希庵》，《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三，第六页。)因此，他屡函乃弟曾国荃　力劝其坚持，切勿弛国，并且极力避免削弱安庆围师之力。他本想在安庆围师中，“挑选亲兵两哨”，但又“恐安庆挑出好手，难当大敌”，所以始则通知“不须挑人来祁”，继而“商令缓来”，以免“扯薄安庆起见”(曾国藩：《致沅弟》，《曾文正公家书》下，卷七，第二○七页。)。他为了摆脱祁门坐困之势，曾“酌拟三策，公同核议”：一，“坚守祁黟休三县”，他自己先移驻东流，其余各军坚守两月，“择贼少之地冲出”。二，“弃祁黟休三县不守，分兵出剿”。三，“全军由贼中冲过，直趋苏常。”(曾国藩：《致张凯章》，《曾文正公书札》卷十四，第三○——三一页。)据此可知，曾国藩之于祁门，既无死守之心，又无调动北岸主力救援之意，而贯穿“三策”的中心思想则是一个“走”字。曾国藩突出一个“走”字，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正象前面讲过的，从战略全局上说，祁门对于湘楚军并无特别重要意义，曾国藩进驻祁门本来就是另有打算的。所以当坚守祁门危及到他自身及其皖南湘军的生存时，他是决不会因小失大，孤注一掷的。

　　某些将领对于曾国藩驻守祁门一举，也颇持异议。胡林翼虽然不得不派遣李续宜率领四营救援祁门，但同时却一面指令围攻安庆的曾国荃“力谋稳守”(胡林翼：《致杨厚庵军长》，《胡文忠公遗集》卷八○，抚鄂书牍，第四页。)，一面支持李鸿章关于请曾国藩从祁门“及早移军”、“先清江西内地”的主张。(见胡林翼：《致曾使相》，《胡文忠公遗集》卷八一，抚鄂书牍，第一○页。)他甚至委婉地批评曾国藩因小失大，不顾战略全局。他说：“使节兼三江非专为宣歙而设也。……握大符当大任以力肩大局为义，二三邑之得失不足较也。”(胡林翼：《复曾使相》，《胡文忠公遗集》卷八一，抚鄂书牍，第一○页。)就连曾国荃也不支持乃兄的行径。王定安在《湘军记》中说：

　　　　　“是时环祁门无安土，屯军皆敛兵自守，或劝曾国荃缀安庆围救大营。，国荃曰：贼正欲牵我军耳，奈何为所误。攻益力。”(王定安：《湘军记》卷六，规复安徽篇，第一七——一八页。)

当时曾国藩“誓死守”，“诸将皆谏弗听”。曾国荃“自安庆饷米数千石，且谓株守偏陬无益，宜出大江规全局。国藩喟然从之。”(王定安：《湘军记》卷六，规复安徽篇，第一九页。)彭玉麟获悉后，致书曾国藩说：“节□移驻东流，得遂大众之愿望，不禁心喜欲狂。”(《彭玉麟致曾国藩书》，《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六册，第二一一页。)

　　上述种种，就从反面证明了，太平军即或全力进攻祁门曾国藩大营，也决不会出现张文所预言的那种迫使“皖北围困安庆的湘军，势必南救”的局面。

　　湘楚军从主帅到将领对于太平军“合取湖北”的反映就有所不同。曾国藩说：

　　　　“逆党之救援安庆，其取势乃在千里以外，江西被陷一郡五属，湖北被陷二郡十一属，皆所以制官军之势，解安庆之围。论者多思撤皖围之兵，回顾腹地之急，……鄙意皖围弛，则江北之贼一意上犯鄂境，……故始终仍守原议。”(曾国藩：《复万□轩》，《曾文正公书札》卷一六，第五——六页。)

曾国藩的这些话表明，太平军分兵两路，对敌后发动钳形攻势，已经在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意见分歧和混乱。太平军“合取湖北”所以造成如此巨大震动，并不是偶然的。

　　第一，正如前面讲过的，湖北是湘楚军的战略基地，武昌尤全局根本。太平军“合取湖北”，把战火烧到敌人的后方，威胁其根本之地，使集中于安庆及其周围地区的湘楚军不仅有可能失掉执行战略任务和实现战争目的的依托，陷于无后方作战和腹背受敌的困境；而且还必将导致“饷源兵源两无可恃”(曾国藩：《复刘霞仙》，《曾文正公书札》卷一五，第一五页。)的结局。因此，曾国藩惊呼：“用是心悸，不知所以为策”(曾国藩：《复刘霞仙》，《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五，第一五页。)。胡林翼甚至认为湘楚军“实有饥疲溃散之患”(胡林翼：《请饬催山西等省协饷片》，《胡文忠公遗集》卷四四，奏稿，第二页。)。

　　第二，湖北虽然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但防务却十分空虚。太平军“合取湖北”，正好击中湘楚军的要害。胡林翼哀叹：“近年贼计专布远势，而我辈并忘近忧，可伤也已。”(胡林翼：《致阎丹初副郎》，《胡文忠公遗集》卷七五，抚鄂书牍，第九页。)当北路西征军占领黄州，逼近武汉时，“黄州以上元一卒一将，武昌忙乱不可言状”(胡林翼：《复曾使相》，《胡文忠公遗集》，卷八一，抚鄂书牍，第五页。)。富商豪绅纷纷迁徙，大小官吏慌忙逃窜，“仅余秀相（指湖广总督官文）司道数人在省垣以内而已”(《彭玉麟致曾国藩书》，《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六册，第二○六——二○七页。)。官文“矢志固守，以待援兵，外虽示以镇静，而内则忧心如焚”(胡林翼：《楚军截剿安庆援贼获胜疏》，《胡文忠公遗集》卷四五，奏疏，第四页。)。远在太湖的胡林翼闻讯之余，忧惧交集，他既预见到北路军“若偷渡南岸，则兴国、大冶必乱，九江、武昌皆危”(胡林翼：《致李中丞》，《胡文忠公遗集》卷八二，抚鄂书牍，第四页。)的可怕前景；又被南路军在“南岸州县到处蔓延，计图窥伺省垣，并勾连北岸之贼”(胡林翼：《官军克复通崇咸蒲等县南岸一律肃清疏》，《胡文忠公遗集》卷四七，奏疏，第二页。)的种种迹象弄得心神不安。

　　第三，湘楚军统帅虽然识破了太平军“合取湖北”的战略意图是“欲拢我腹地，使我军不得不分，乃狡焉肆出，以图解安庆之围”(胡林翼：《复陈湖北兵力不敷暂难筹拨情形疏》，《胡文忠公遗集》卷四五，奏疏，第一页。)，但是终因太平军的钳形攻势“患及心腹”，而不得不从皖北战场分兵“回顾腹地之急”。胡林翼始则派李续宜、彭玉麟率部赴援，随后便亲督成大吉一军“回剿上游”。这就不仅迫使湘楚军分散其兵力而处于被动地位，而且削弱了安庆周围地区敌人的实力。

　　当时，老奸巨猾的曾国藩针对太平军西征的战略意图，指挥乃弟曾国荃督师死死咬住安庆不放。他说：

　　　　“群贼分路上犯，其意无非援救安庆，无论武汉幸而保全，贼必以全力回扑安庆围师。即不幸而武汉疏失，贼亦必以小支牵缀武昌，而以大支回扑安庆，或竟弃鄂不顾。去年之弃浙江而解金陵之围，乃贼中得意之笔，今年抄写前文无疑也。”

　　　“无论武汉之或保或否，总以狗逆（诬指陈玉成），回扑安庆时官军之能守不能守，以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弟等一军关系无地剥复之机，无以武汉有疏而遽为震摇，须待狗逆回扑，坚守之后再定主意。”(曾国藩：《致沅弟》，《曾文正公家书》下，卷七，第二一三页。)

曾国荃遵从乃兄意旨，也说：“荃决志在此稳守，无论有何风浪，有何谕旨，均不能妄动一步。”(曾国荃：《复胡宫保》，《曾忠襄公全集》书札卷二，第一一页。)

　　曾国藩既然断定太平军“合取湖北”是抄写“弃浙江而解金陵之围”的“前文”，所以就决意不撤皖围之兵以援鄂，反而督军猛攻安庆，企图迫使太平军尽快地从上游回顾下游，并与之进行决战。他把所谓扭转乾坤的赌注全押在安庆围点打援上面了。

　　太平军“合取湖北”方略果真是“抄写前文”么？张文持肯定态度，认为是“简单套用二破江南大营‘围魏救赵’的成功经验，所以被曾国藩讥为‘抄写前文’”。揆诸史实，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从战略角度看，“合取湖北”与二破江南大营确有相似之处，即避实击虚和攻敌必救。但也有不同的地方，二破江南大营是“弃浙江而解金陵之围”，而“合取湖北”方略却没有“弃湖北而解安庆之围”的规定。这两个方略的制订者洪仁□在自述里告诉我们：二破江南大营方略“重在解京，不重在得地”，因而有从杭州“返施自救”的决策；而“合取湖北”方略却把得地与救皖结合起来，强调“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矣。”(《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五五四页。)太平军“合取湖北”和湘楚军坚持在安庆围点打援，是两种直接对立的战略，是一场敌我双方智谋和力量的竞赛，结果以太平军的失败、湘楚军的胜利而告终。究其原因，并不是什么“合取湖北”方略有什么问题，而是西征军统帅陈玉成和李秀成对既定方略执行不力。

　　第一，西征军本应并能夺取武汉而不为。早在咸丰六年，胡林翼就曾指出太平军占领武汉对清朝统治的危害。他说：“贼得之足以上窜豫直，摇动畿辅，下屏苏省，负固金陵”，因之“决难听其沦落”(胡林翼：《致保弟枫弟》，《胡文忠公集》家书，第二五页。)。根据当时敌我力量对比，西征军完全有可能攻克这个长江上游重镇。按照原定计划，南北两路西征军将于咸丰十一年四月会攻武汉。陈玉成统率的北路军于三月占领黄州，逼近武汉。当时北路军约有二、三万人（巴夏礼说二、三万，威尔逊说八万，呤□说五万），驻防在武昌的清军不满三千，加上汉口及其附近地方，总共约有万人。北路军系一支能征善战的劲旅，而驻防清军则是一些不堪战阵的旗绿兵勇。因此即使在南路军会剿失约的情况下，北路军也完全有可能一举攻占之。南路军于六月占领武昌县，进逼武汉。是时虽然李续宜陆军已经人踞省城，彭玉麟水师开始拦截江西，武汉清军的实力有所加强，但是南路军仍然有夺取之可能。因为，一，南路军号称十万（据胡林翼的说法），在兵力上占压倒优势；二，南路军在南岸州县到处推进，北路军还继续控制北岸黄州、德安等重要据点，李秀成与驻守黄州的赖文光已经互通情报，西征军虽无水师，但可借用江岸民船和湖北划子(胡林翼说：“江岸民船太多，湖北划子又太多，此心殊耿耿也。”（《复杨军门》，《胡文忠公遗集》卷八一，抚鄂书牍，第五页。）)，冲破敌人江面封锁，使“南北通气，打成一片”(胡林翼：《致各大帅及各营》，《胡文忠公遗集》卷八三，抚鄂书牍，第三页。)；三，南路军得到鄂南起义群众的热烈响应，仅吸收新兵即多达三十万人。可惜的是，陈、李既缺乏战略协同，没能如约会攻武汉；又主动放弃了单独夺取武汉的良机。这一则是因为受到英国巴夏礼和金执尔之“劝阻”，担心引起外交纠纷，或遭致英舰的攻击（其实英国并没有在长江上游进行干涉的决心和实力）；一则是由于没有全局观念，心中各有打算，一个只着眼于安庆一城的得失，一个只想着经营富庶的江南地区，因而身在湖北，心却留在安庆或江南。结果功败垂成，受到一场虚惊的曾国藩有鉴于此。声称：“武汉无恙，……事或犹有可为也。”(曾国藩：《复胡宫保》，《曾文正公书札》卷十四，第二七页。)

　　第二，西征军本应并能在湖北地区大肆活动而不为。当时的湖北防务“虚而无备”，“官吏以闻风即遁为得计，官军以持重狐疑而失机”(胡林翼：《致曾使相》，《胡文忠公遗集》卷八一，抚鄂书牍，第十页。)；许许多多下层群众积极准备或正在奋起抗争。湖北四周，西面有李永和、蓝大顺义军出没于巴山蜀水之间，北面有捻军活跃于中州大地，其中姜台凌、王怀义等部还自豫入鄂，占领光化和老河口，逼近襄阳。西征军如能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依靠群众的支援，联合捻军协同作战，并和李、蓝义军互通声气，纵横驰骋于大江南北，就必定会把湘楚军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使敌人受到致命的威胁。曾国荃承认：“江鄂之内地不清，不独两岸之贼将融成一片，而饷源日涸，皖南北各军均有坐困之虞。”(曾国荃：《复胡宫保》，《曾忠襄公全集》书札卷二，第一一页。)可惜的是，西征军计不出此，风驰雨骤般地攻入湖北，又风驰雨骤般地从湖北退走了。李秀成匆匆撤离湖北，犯了战略错误。陈玉成急于回顾安庆，则适中曾国藩之毒计。

　　第三，西征军本应并能不断歼灭湘楚军有生力量而不为，西征军“合取湖北”，调动了李续宜、彭玉麟、胡林翼、成大吉等部先后回援。西征军应该寻找战机，在运动中不断歼灭其有生力量，这是巩固自己在湖北的阵地，并迫使湘楚军从安庆外围撤退的必要条件。当时在湖北战场上，由于西征军处于战略进攻地位，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加上湘楚军在指挥上的种种失误，所以胡林翼承认：“此次上游用兵，著著不得手，只是为贼所疑，为贼所误耳。”(胡林翼：《复多都护》，《胡文忠公遗集》卷八二，抚鄂书牍，第五页。)胡林翼认为湘楚军在指挥上的失误主要有：一，“过于持重”，只有“尾追”，而无进击，致使“无一战之功，而徒有奔驰之苦”(胡林翼：《复李中丞》，《胡文忠公遗集》卷八一，抚鄂书牍，第九页。)；二，“兵分力单，兼顾为难”，如李续宜“围攻德安，又分驻黄冈、新洲等地”(胡林翼：《陈报自太湖督兵回剿启程期疏》，《胡文忠公遗集》卷四六，奏疏，第四页。)；三，屯兵坚城之下，为所谓“城贼”牵缀，而不能“野战”、“速战”。西征军如能乘敌之隙，集中兵力，打其虚弱，不断歼灭其有生力量是完全可能的，然而却没有这样做。胡林翼说陈玉成之意“不过欲试窜将劲兵调远，乃直下安庆，以拊围师之背。”(胡林翼：《复曾使相》，《胡文忠公遗集》卷八一，抚鄂书牍，第七页。)李秀成则把成大吉误认为鲍超，“闻鄂兵强，故退。”(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三七五页。)

　　西征军如能夺取武汉，并在湖北纵横活动，不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那么曾国藩的所谓“始终仍守原议”其实是坚持不下去的，他必将被迫撤皖围之兵，回顾腹地之急。曾国藩的机要幕僚赵烈文曾说：李秀成率军“至鄂省南境，更进武昌动摇，皖围撤矣。”(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三七四页。)论者往往认为此乃赵氏事后之□，不足为凭。其实，当时在湘楚军头面人物中间就有类似的议论。曾国藩对乃弟说：李秀成部若“一至瑞临，则九江、兴国、武宁、义宁、通山、通城处处震动，安庆之围必解矣。左季翁料及此着，余亦深虑此着。”(曾国藩：《致沅季弟》，《曾文正公家书》下，卷七，第二一二页。)幸的是，敌人“深虑”之着，恰恰是太平军“轻心”之所在，因此，垂手可得的胜利之局，稳操胜算的唯一良机，终因人谋之不臧而失之交臂。这样，奋战经年，纵横长江两岸，会师武汉、解救安庆的战略计划，就完全落空了。这一历史悲剧怎能不使人痛心疾首，抚几长叹呢！

　　【资料来源：《历史研究》198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