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逢甲（1864—1912年），字仙根，号蛰仙、仲瘀、仓海，出生于台湾苗栗县铜锣湾的一个塾师家庭，他“幼负大志”，“为秀才时，毅然以天下为己任。”[1]他不仅是一个爱国诗人、教育活动家，而且当日本侵略的铁蹄踏上台湾时，他奋袂而起，投笔从戎，积极参加各种抗日保台的活动。在整个抗日保台的过程中，他参与了许多军事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显示了他的军事才略和胆识。因此，对他军事思想的研究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课题。
一、未雨绸缪，提出“守土拒倭”的战略方针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甲午战争爆发之际，作为一个普遍文人的丘逢甲，敏感地认识到日军对台湾的侵略企图，发出了“天下自此多事矣！日人野心勃勃，久垂涎于此地，彼讵能恝然置之乎？”[2]的慨叹。为做好抵抗日本侵略的准备，在1894年9月，他开始组织台民，督办团练（同年11月，改称“义军”）。他“倾家则以为兵饷”，开始招训义军[3]。他以“守土拒倭”为口号，动员台湾青年入伍，保卫台湾。他说：“吾台孤悬海上，去朝廷远，不啻瓯脱。朝廷之爱吾台，曷若吾台民之自爱。官兵又不足恃，若一旦发生不测，朝廷遑复能顾吾台？惟台人自为战，永自为守耳。否则祸至无日，祖宗庐墓之地，掷诸无何有之乡；吾侪其何以为家耶？”[4]
“守土拒倭”方针的提出，实际上要求台湾人民对日本有可能进行的侵略，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抵抗，而不要对“朝廷”“官兵”抱太大的希望。这恰与后来清政府割舍台湾的行为相一致，也说明丘逢甲不仅对国际形势有清醒的认识，而且对清政府的腐朽无能也有很深刻的了解。在他的号召和努力下，台湾的防务建设大有起色，“全台编册有一百六十余营，特别编练者三十二营”[5]，形成了一支人数众多的台湾抗日义勇军。他的抗日保台备战工作得到了当时台湾巡抚唐景崧的赞赏。据唐景崧1894年10月28日奏称：“臣于闻之初，即商邀在籍工部主事丘逢甲遴选头目，招集健儿，编伍在乡，不支公帑，有事择调，再给粮械。现台湾府所属四县已挑集一万四千人，编为义勇二十六营，造册前来。南北两府，并令丘逢甲一体倡办。该主事留心经济，乡望式符，以之总办全台义勇事宜，可以备战事而固民心，于防务不无裨益。”[6]台湾巡抚唐景崧也肯定他倡办的“义勇事宜”“于防务不无裨益。”，其军事组织能力可见一斑。
事态的发展果不出丘逢甲所料，1895年3月，李鸿章到马关谈判后，日本侵略者便攻占了澎湖，加强了对台湾的扼控，在接着的谈判达成的停战协定中，又把台湾划在了停战范围之外，“惟奉天、直隶、山东暂止战，南洋各省不在内。”[7]日本侵略者吞并台湾的野心暴露无遗。随之，日本强迫清政府割台的消息传来，以丘逢甲为代表的台湾绅民上书清政府，坚决抵制日本割台的蛮横要求，坚决表示：“桑梓之地，义与存之，如敌酋来台湾，台民惟与开战！”[8]台湾绅民的抗日决心和激情，在清政府内部也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据光绪帝老师翁同和在日记中记载：“得台湾门人俞应震、丘逢甲电，字字血泪，使我无面目立于世矣。”[9]然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最终还是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上签了字。消息传来，举国悲痛，“台人骤闻之，若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10]割台之事，激起了台湾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极大愤慨，极大地激发了台湾人民抗日保台的激情。
由上可知，在中日初战，割台之议未起，而作为一普通文人的丘逢甲，对中外局势就能有如此清醒的认识和估计，并且未雨绸缪，设计保台方案，其远见卓识，实属难能可贵。
二、“严肃军纪”的治军思想
吴子曰：“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军队做为一个高度集中具有特殊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具有严格的军纪，丘逢甲对清军涣散的军纪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因此，他提出首先整顿队伍，严肃军纪以提高部队战斗力，“逢甲时进策于景崧，又请严肃军纪”[11]，对此，唐景崧却充耳不闻，以致于叛乱首先便在清军内部发生了。4月22日，台北发生了李文奎砍杀长官的事件。事变发生后，唐景崧不但没严惩祸首李文奎，反以“安抚为名”，将其提升为营官加以重用。时正驻防南崁的丘逢甲闻讯后“深以为忧”，并专程赶往台北，力劝唐景崧“严肃军纪，雷厉风行，杀一儆百”[12]。而唐景崧竟不听。此后，“军士遂欺景崧之无能，浸骄不可制，至是益紊乱无纪律矣。”[13]由于唐景崧拒绝采纳丘逢甲的建议，使清军军纪愈加松弛，给以后的抗日保台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正是李文奎，在6月4日乘前线溃兵涌进台北，秩序混乱之际，佯称请唐景崧出战，率其同党及一伙溃兵，闯入抚衙大肆抢劫，纵火焚房，迫使唐景崧仓皇逃出抚署衙门。
6月3日，日军攻占基隆，形势陡然危急起来，通往台北的军事险要仅剩狮球岭和八堵两处。对于如此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唐景崧仅派了个他宠信的中军副将黄义德去防守八堵。而黄义德是个为人狡诈之徒，并非爱国敢战之才。他“至八堵，闻日军势盛，胆几丧，遽舍八堵施归。”[14]并谎称“狮球岭已失，大雨不能扎营，日敌悬六十万金购总统头，故乘火车急驰回城，防内乱。”[15]结果日军未费一弹即占领天险狮球岭。4日，黄义德部又以索饷之名闹市，致使台北秩序大乱。对于这个贪生怕死，谎报军情，而又纵容部下“索饷”“闹市”之徒，“逢甲愤而请斩义德以谢台民，并严罚一二乱兵为首者，以厉其余，景崧不敢从。”[16]唐景崧再次拒听丘逢甲的建议。面对如此松弛之军纪和软弱无能的唐景崧，丘逢甲叹曰：“祸患之来，迫于眉睫尚不能整饬军纪，徒畏葸游移，坐令其哗变，天下事尚可为乎？”[17]面对危难，他只得回南崁元帅庙，严饬义军备防[18]。
虽然丘逢甲极力主张“严肃军纪”，惩办违反军纪之徒，并屡向唐景崧进言，但唐景崧刚愎自用，拒绝采纳他的建议，使清军“军纪荡然”，诸军“各自为统，呼应遂以不灵，甚至与居民相寻斗，视法纪如弁髦。”[19]松弛的军纪加速了清军防线的崩溃。因而，清军军事出的迅速失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与此相反，丘氏所率义军军纪严明，令行禁止，表现出了极强的战斗力，给侵台日军以重创，其作用甚于清军，这在后来的抗日作战中表现尤为明显。
三、军事组织编制思想
这里主要指义军的军事组织编制。《尉缭子》曰：“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刑及明。覆军杀将，则万人齐仞，天下莫能挡其成矣。”军事组织编制的优劣对战斗力有很大的影响。然义军初创之时，并无严格的组织形式，与清军也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起初，“逢甲日支公费数百金，兵则食数军之半饷，器皆取于官，或听民自捐。不占营垒，无事安居，有事候征调。”[20]全台编册有一百六十余营”[21]之多，但大多有名无实，“村田之乌合，未受节制，虚报浮填，图领兵械，使应前敌，不堪一成也。”[22]面对战斗力低下而又缺乏统一组织的义军，丘逢甲上书唐景崧曰：“义军之出，可惜太迟，其间不无人才，皆未练习。勇丁善枪者虽然，将未上能使之人自为战，未可末节制之师。”[23]因此，他一直想统一各地义军，使之有统一的组织体制，至3月下旬，被任命为“统领各路义军关防。”[24]自此，义军才有了固定的组织编制体制。
1894年8月，丘逢甲将全台壮丁正式编为一百六十营，先期集训三十二营，“以诚、信、壮、靖等十六字名营，每字五营。咸晓以大义，动以利害，勤加训练。成军不久，卓著成绩。”[25]组织编制初步显示了作用。此外，每字统领五营，设一统领，每营五百人，最小者为三百六十人，设一管带，营单位又依据战斗力分为前、中、后、左、右五营，合五营编为一个作战单位。有时候则将前、中、后、左、右各营加编为正副两营，用十营作为一个作战单位。丘逢甲名义上指挥全省义军。但是，由于各地地域和交通的关系，实际上只是统领诚、信、壮、靖四个字二十营的义军。并且，他还亲手制订了诚、信两字义军的编制表：
中路义军“诚”、“信”二十营一哨编制表
义勇“诚”字 义通“信”字
正中营：谢道隆 正中营：丘先甲
副中营：陈昌岐 一千人 副中营：唐连壁一千人
正前营：丘国霖 正前营：杨道东
副前营：李镇安 一千人 副前营：洪文魁 一千人
正左营：连炬森 正左营：丘玉成
副左营：魏宣明 一千人 副左营：赖国芳 一千人
正右营：品炳山 正右营：丘敏功
副右营：陈懋勤 一千人 副右营：林朝元 一千人
正后营：陈锡范 正后营：陈秉乾
副后营：林国清 一千人 副后营：李广升 一千人
由于义军有了正规、严密的军事组织编制，有了系统的组织训练，从而大大增加了部队的组织纪律观念，极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因此，虽然义军的武器装备较差，训练不足，但战斗力却比唐景崧的正规军强，在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中起到了中坚作用。他的部将吴汤兴、姜绍祖、丘国霖、徐骧等所部义军同日军英勇作战，重创日军，挫败了日军的进攻计划。如在大湖口战斗中，日军被击毙数十人，伤亡惨重，后来在敌人优势火力的轰击下，义军才被迫撤退。据日方战史记载：大湖口战斗中，义军所表现出的英勇无畏的精神，与台北方面官军之混乱溃败情况，有云泥之别。由于义军和人民群众英勇顽强的抵抗，使日军付出了比整个甲午战争还要大的代价才完全占领了台湾。从抗日保台的整个过程，我们不难看出义军所表现出的强大战斗力是清军所无法比拟的，这除了有台湾人民爱国热情的激励之外，还应归功于义军较严密的军事组织编制制度，正是严密的军事组织编制，才使台湾人民的分散之力，凝聚成了强大的合力。
四、以台北为战略防御重点的防御思想
在日本入侵台湾之前，唐景崧曾“饬各路严加防范”，加强战备。但当时全台的部署形势仍是“陆兵各处设防，因势兵而力弱，又防不胜防。战则众寡不敌；援则劳逸悬殊，缓不济急。胜负之计，似其势使然，不待交兵而可决也。”可见，唐景崧的军事部署是失当的，这种部署实际上并不起什么作用，不但使兵力分散，而且部队间相距又远，没有重点防御，这就使得“战则众寡不敌；援则劳逸悬殊，缓不济急。”此外，唐景崧和刘永福在越南共事时，就“意见不同，怨仇日深。”为了抗日保台的大业，刘永福从大局出发，主动捐弃前嫌，亲往台北，与唐景崧共议台湾防务，然唐“疑刘有异志，颇相猜忌，不肯假以事权。”从而导致了刘永福离台内调的念头。丘逢甲为了全台的安全，主动调和唐刘的关系，以使他们共同防卫台北。因为他深知，“景崧虽号知兵，而防敌御寇远不逮永福。全台形势尽集于台北，台南非其比。台北失，足以牵动台南，台南失，未足以牵台北。景崧一人守台北，无永福以佐之，恐守之非易，台北一破，台南将孤守无能为矣。”事态的发展，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台北失守导致了全台的快速崩溃。尽管丘逢甲“焦唇敝舌，继之以泣，景崧坚持不为动，（唐、刘）二军遂分。”英勇善战的刘永福离开了台北，使台北这个战略重地的防务变得十分单薄，导致了台北的速亡，从而对全台的抗日斗争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丘逢甲因此而叹息曰：“其殆天乎！”最终“坐误事机，台北失守”使台湾人民的抗日形势处于被动。事后，有人对此事评价曰：“倘景崧能捐私怨而急公义，俯就逢甲之请，则台湾未必终亡。即亡，亦未必若是之速，可敢决也。逢甲之智，殆可谓烛照而数计矣。”对丘逢甲重点守台北的思想作了充分肯定，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1895年6月4日夜，唐景崧微服逃往沪尾，6日乘德轮“鸭打号”内渡。7日，日军未费一弹便占领了战略要地台北。丘逢甲闻台北陷落，大哭不止，曰：“吾台去矣！误我台民，一至如此！景崧之肉其足食乎？”对台北的陷落悲愤不已，并认为“吾台去矣！”再次反映了他对台北战略地位重要性认识的深刻性。他一贯强调加强台北的防务，力主由唐刘二人共御强敌，然终因唐景崧低劣的个人素质最终导致了台北的陷落，使台湾人民的抗日保台事业陷入了困境。
五、依靠台湾的民力财力，自主保台，并亲自抗击侵略
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的当天，台湾各地即传条约中有割台的条款，在事实未被证实前，丘逢甲就致书唐景崧曰：“如议和者竟有割台之举，默察台地情形，必至内乱。此时无绳尺之可抱，倘有英雄者出，但封疆大臣中能有隐助以军灭，即足集事，饷则竟不心问矣。浩劫茫茫，未知天心保属，于此令人思郑延平一流人不置。”他委婉地劝唐景崧要学民族英雄郑成功，勇担拒倭保台的重任。烟台换约之后，割台之事已无可挽回，丘逢甲于是邀集林朝栋、陈季同等官绅商量对策，设计保台方案。曾任驻法参赞的陈季同提出了“民政独立，遥奉正朔，拒敌人”的主张。丘逢甲在日寇入侵的危急情势下说：“余早知有今日矣！虽然，台湾者，吾台人之所自有，何得任人之私相授？清廷虽弃我，我岂可复自弃耶！”
1895年5月29日，日军开始向台湾发动了大举进攻，并很快占领了台北。6月6日，唐景崧逃回大陆，台湾岛上只留下了丘逢甲等义军抗日将领奋力抵抗。日军占领台北后，继续向南进犯台中门户新竹，为了保卫新竹，丘逢甲与丘国霖、姜绍祖、吴汤兴、徐骧等联合设防，他们与日寇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阵地几次易手。据日人记载：“人民就是士兵，其数不得而知……。见我兵寡则来袭，见我兵众则远遁林中”，“不论何时，只要我军一败，附近村民便立即变成我们的敌人，……我们的对手非常顽强，丝毫不怕死。”[26]据当时的《东京日报》登载的有关战报也说：“大姑陷、三角涌、中士历地方的‘士民’属所谓客家种族，从来为台湾第一的狞猛人种。因此，他们反抗我皇师，极尽顽梗跳梁，并非无因。”“士兵本来是当地愚民，因而战必顽强抵抗，这点是和中国的佣兵不同的。”[27]在当时“日军乘势沿铁路南侵，直达新竹县”的危急时刻，丘逢里所率的“义军与遇，极力抵抗，血战二十余昼夜，卒以饷绝弹尽，死伤过重，不支”而退[30]。在新竹二十余昼夜的保卫战中，丘逢甲所部的台中各路义军，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粉碎了日军迅速南进的狂妄计划。同时，也为台南刘永福军的部防争取了一段极其珍贵的准备时间。在新竹战斗中，由于丘逢甲的正确指挥，给侵略者以重创，极大地鼓舞了台湾人民的抗日斗志。但终因义军装备落后，“饷绝弹尽，死伤过重”而不得不退出战斗，但义军的英勇顽强使日军也不得不表示赞叹。丘逢甲在唐景崧逃跑内渡、日军猛烈进攻以及对他“严索”的极为严重的恶境中，仍亲率义军同来犯之敌进行顽强的战斗，直至最后。在“知事不可为”的情况下，仍欲“据山死守”，欲与台共存之，其保台心之决可窥一斑。然终因义军在军事上的失利，使他抗日保台的希望变得极为渺茫，最后只得痛而内渡。
丘逢甲作为一个近代进步的教育活动家，早年从事桑梓教育，当日寇侵略的铁蹄踏上祖国的神圣领土时，又奋起挽救国难，并亲赴疆场，率部与来犯之敌浴血奋战，又显示出了一个军事家所具有的恢宏气势，也给近代军事留下了珍贵的一笔。作为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在祖国的危难时刻，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祖国的统一而忘我奋斗，这不仅令那些卖国之徒汗颜，也令我们后人感奋不己，尤其是他在军事活动中所表面出的勇气和胆略更值得我们学习。
注释：
[1]江山渊：《丘逢甲传》，《中日战争》（六）。
[2]江山渊：《丘逢甲传》，《中日战争》（六）。
[3]丘瑞年：《先兄仓海行状》。
[4]丘琮：《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
[5]江山渊：《丘逢甲传》，《中日战争》（六）。
[6]《清季中、日、韩交涉史料》（六）《总理衙门收署台湾巡抚唐景崧文》。
[7]姚锡光撰：《东方兵事纪略》《中日战争》（一）第84页。
[8]《清季外交史料》109卷，第5页。
[9]翁同和：《翁文恭日记》。
[10]江瑔：《徐骧传》，《小说月报》第9卷，第3号。
[11]江山渊：《丘逢甲传》，《中日战争》（六）。
[12]江山渊：《丘逢甲传》，《中日战争》（六）。
[13]江山渊：《丘逢甲传》，《中日战争》（六）。
[14]江山渊：《丘逢甲传》，《中日战争》（六）。
[15]俞明震：《台湾八日记》。
[16]江山渊：《丘逢甲传》，《中日战争》（六）。
[17]江山渊：《丘逢甲传》，《中日战争》（六）。
[18]吴德功：《让台记》。
[19]思痛子：《台湾痛思录》。
[20]思痛子：《台湾痛思录》。
[21]丘琮：《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
[22]《挥尘拾遣》。
[23]丘琳辑：《丘逢甲信稿》《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3期。
[24]丘琳辑：《丘逢甲信稿》《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3期。
[25]丘琮：《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
[26]《中日战争》（六）、《台湾抗战日方资料》。
[27]周仛、魏大业：《台湾大事纪要》，时事出版社。
[30]丘琮：《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
（资料来源：《台湾研究》199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