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有关辛亥革命后黄兴是否提出放弃武昌的主张，在史学界久悬未决，有关记载歧异之处颇多，大致可归为以下几种看法：
第一种观点认为黄兴提出了放弃武昌的主张。《武昌起义真史》记载：黄兴在武昌都督府会议上登台演说：“现在武昌，均系战败部队，不宜再用，用则仍败。为今之计，只有弃武昌而援南京，然后组织北伐精锐军队，再图恢复可也。”（注：曹亚伯《武昌起义真史》，第342页。）《张振武之革命战史》中说：“未几，黄兴突入都督府，开军事大会，主张放弃武昌，退走南京。”（注：《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573页。）《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收录的一些个人档案材料，亦有类似反映。如《邓玉麟革命小史》中说：“又翌日，开军事会议。黄兴主弃武昌，退攻南京，以汉阳失，武昌难守故也。”《邢君剑吾事略》中说：“都督府会议，筹守御之计。黄克强倡弃武昌攻南京之策。”（注：《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229-297页。）其它有如是记载的文著还有：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注：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第110页。）、张立本《黄克强先生二三事》（注：《黄克强先生纪念集》，第123页。）、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注：《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范腾霄《辛亥首义前后》（注：《辛亥首义回忆录》三；三，第72页；四，第70页；四，第70页。）、王振民《参加独立将校决死团经过》（注：《辛亥革命回忆录》二；七；七，第53页。）等。
第二种观点认为黄兴未提出放弃武昌的主张。李廉方著《辛亥武昌首义记》说：“黄总司令到都督府后，黎都督召集会议。黄于此时悲愤万分，有话亦难言之。惟自承放弃汉阳，深以为愧，当往沪与同志谋攻下南京为武昌声援耳。其时发言者多，皆主张武昌宜固守，并谓地势亦可固守。黄惟默然无语。”“他记多称黄兴……主张放弃武昌而退攻南京，与首义人语相冲突，亦无其事，皆由事后政争藉题加甚其辞。”（注：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第184页。）覃振著《辛亥革命起义的回忆》亦说：“我军放弃汉阳，隔江而守。是晚黄与黎即召集会议，报告汉阳失守情形，并力言现在只有隔江固守，等长江下游发动，才可反攻。所以他决定赶到上海，督促宋（教仁）、陈（其美）、于（右任）等速举，并令粤中湘籍军官郭、李等发动。”（注：《湖南文献汇编》第一辑，第112页。）黄兴在1912年9月12日于北京应邀出席旅京善化同乡会的欢迎会上的演说中曾谈及此事：“越数日，兴始至汉，与清军鏖战。其时，各省已先后响应，汉阳之失，兴主张严守武昌，另调粤兵，而日本参谋某甲主张弃武昌。世或以此议咎兴，传闻之误也。”（注：《申报》1912年9月28日。）
除了以上两种观点外，还有记载未提及黄兴有放弃武昌主张之事，如萱野长知《我参加了辛亥革命》及《中华民国革命秘笈》、居正著《辛亥札记》、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邓汉祥《武昌首义亲历记》（注：《辛亥革命回忆录》二；七；七，第53页。）等。而另外一些记载说弃武昌主张确曾提出，但未指明。如《范腾霄事略》中说：“及汉阳失守，黎公召集军政各界开会议，决战守机宜，某某当事者多主张弃武昌而进规南京策。”《邹燮斌革命事略》中说：“十月七日，汉阳陷，武昌危在旦夕，议论莫（衷）一是，多半主弃武昌，都南京。”（注：《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507-365页。）等等。这两种看法虽然因未提及或指谓不明而难以论断，但也增加了解决黄兴弃武昌说问题的困难，使之更加扑朔迷离，真相难明。
鉴于史料记载的歧异，目前史学界对此问题形成了截然对立的两种意见：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周锡瑞《从改良到革命》等认为黄兴提出了放弃武昌的主张，而皮明庥《武昌起义史》、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等却持否定意见。
二 黄兴未提出放弃武昌的主张
黄兴是否提出了放弃武昌的主张呢？笔者对此持否定意见，理由如下：首先，虽然认为黄兴提出了放弃武昌主张的材料很多，但歧异之处比比皆是，令人难以置信。
从召开会议的时间看，范光华作《回忆父亲范腾霄》一文说：11月27日一早，“父亲与牟鸿勋同赴都督府谒见黎元洪。黎非常高兴，说：‘马上就要开个重要的军事会议，请你参加。’不一会，各部首领及主要革命党人纷纷到齐。”（注：《湖北文史资料》1986年第4期，第160页。）范腾霄作《辛亥首义前后》亦说：11月27日晨，“同猷宣处都督府谒黎，黎甚喜，谓：‘顷即召开最重要之军事会议，请即列席。’不一刻，会议开始，黄克强先生与黎出坐台上。黎指余坐议席第一位，到会者约七百余人。”（注：《辛亥首义回忆录》三；三，第72页；四，第70页；四，第70页。）《武昌起义真史》载：11月27日“正午，黎都督召集各机关人员，及各部队长官，齐集谘议局开会，讨论战略，及防守武昌事宜。”（注：曹亚伯《武昌起义真史》，第342页。）《邢君剑吾事略》载：11月27日“下午，都督府会议……。”（注：《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297页。）胡祖舜著文道：11月27日晚，“军政府当召集紧急会议……。”（注：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第110页。）李白贞在《辛亥革命武汉战争实录》一文中说：“十一月二十八日，武昌军政府召开会议……。”（注：《武汉文史资料》第4辑，第62页。）据李西屏《武昌首义纪事》说：11月27日，“汉阳既失，都督府当召开军事会议，到会者近六百人。”（注：《辛亥首义回忆录》三；三，第72页；四，第70页；四，第70页。）而留下的记载却对会议时间众说纷纭，使人难以论定是只召开了一次会议，还是召开了多次会议。据萱野长知《中华民国秘笈》附录《辛亥革命秘话》载，11月27日夜黄兴与黎元洪分手后，即渡江汉口，在“淞之屋”旅馆住了一夜，翌晨搭日轮东下赴沪。因此说黄兴于11月28日会上提出了放弃武昌的主张，不足信。黎澍著《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说黄兴于11月27日下午搭船去了上海（注：黎澍《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第68页。），若依此为据，则黄兴就无从参加当天下午与晚上的会议了。而11月27日上午说又只范腾霄一家之言，且范腾霄说参加会议人数达七百余人，与其它记载有出入。因此，从时间上看认定黄兴提出了放弃武昌主张的看法令人生疑。
从叙述会议议程上看，各记载也极不一致，让人费解。如关于张振武是否发表了讲话一节，《武昌起义真史》记载说张振武“大喝曰：武昌是我们首义之地，我辈当与城俱亡，无论如何，不能言退，倘再有言退者，即杀之。”（注：曹亚伯《武昌起义真史》，第343页。）而《张振武之革命战史》上却说张有“武昌不可弃者三”的言论（注：《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573页。）。关于黄兴讲话内容一节，《武昌起义真史》、范腾霄著《辛亥前之社团运动及起义后军事之一幕》中都说黄兴陈明了汉阳失守的原因（注：曹亚伯《武昌起义真史》，第342页。），但胡祖舜《六十谈往》上却说：“黄即席演说，并不指陈失败原因，及自承放弃汉阳，余及今不知其用意之所在也。”（注：《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104-105页。）该文也未说有张振武的讲话。关于孙武、黎元洪等对武昌坚守与否的态度，李西屏著《辛亥首义纪事》说：“孙武固亦主放弃武昌者”（注：《辛亥首义回忆录》三；三，第72页；四，第70页；四，第70页。），《曾振汉革命事略》中说黎元洪的意见与孙武相同，主张放弃武昌（注：《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632页。）。但《武汉战纪》上却说黎元洪“坚持不可，谓武昌为首义之区，天下环视，武昌一失，各省震惊，土崩瓦解，即瞬息间事，虽欲卷土重来，谁与共者？……时开会议，孙武、谢石钦、郑江灏、梅宝矶及各协统领并一般重要人物如张振武、刘公等均赞成固守武昌，静待各省援兵为主旨。”（注：《辛亥革命史丛刊》三，第152页。）关于有无挽留黄兴一节，《武汉战纪》与另外一些记载亦有出入。其它歧异之处，如有看到黄兴被围责骂（注：《黄兴传记资料》(1-5)，第57页。），有的说要杀黄兴（注：《湖北文史资料》1986年第4期，第179页。），谭人凤还讲与黄兴论争去粤还是去沪（注：李西屏《武昌首义纪事》，《辛亥首义回忆录》四，第70-71页。）等等，举不胜举，不一而足。因此，从会议议程的叙述看，认定黄兴提出了放弃武昌的主张不可信。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出现许多有关黄兴提出放弃武昌主张的记载，是由于这些人都视反对弃武昌为正确，故而“各党人传记，竟谓己力主坚守。”（注：范腾霄《辛亥首义前后》，《辛亥首义回忆录》三，第83页。）
其次，认定黄兴没有提出放弃武昌主张的材料令人信服。李廉方是湖北军政府秘书长，他说人称黄兴弃武昌“皆由事后政争藉题加甚其辞”。事实亦确实如此。革命派方面内部矛盾十分复杂，《戈承元事略》中说：“鄂州革命巨子颇不乏人，然流派分歧，事权不一。”（注：《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204页。）蒋翊武在谈到文学社与共进会矛盾时说：“我们都是丘八，他们都是穿西服的洋老爷……计谋又高，派头又大。他们也瞧不起我们，我们又缠不赢他们。”（注：蔡寄鸥“血浪”稿本，李时岳《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活动》，第66页。）“孙武在鄂素以党人领袖自居，黄来后孙为减色，故孙对黄不无嫉视心理。孙曾对其亲信说，黄徒以先声夺人，实不知兵；武汉报纸亦只称黄为‘南洋代表黄兴君’。黄对孙武亦视之蔑如。当黄在武汉之日，从不见有黄与孙商计军政事宜记载。”（注：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第76页。）而在背后，孙武对黄兴却多有非议（注：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二，第195页。）。黄兴不仅与孙武有矛盾，还卷入湘鄂之争。孙中山说：“黎元洪出而担任湖北都督……厥后黄克强等及到。此时湘鄂之见已萌，而号令不能统一矣。”（注：孙中山《总理全集》，“近芬书屋”版，“心理建设”，第71页。）孙武与黎元洪结伙，蒋翊武借重于黄兴，导致黄兴陷入文学社与共进会的矛盾圈中，由于文学社“主干分子以湖南人为最多，如蒋翊武、杨王鹏、刘复基、李抱良、唐牺支、祝制六、廖湘芸、王宪章、章裕昆、钟琦、龚侠初、何海鸣等都是湖南人。”（注：蔡寄欧《鄂州血史》，第24页。）而共进会员多隶鄂籍，有材料说：“‘振武学社’改组为‘文学社’时，‘共进会’也宣告成立。此时‘共进会’成员，以‘群治学社’中的湖北籍人为主体。”（注：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二，第123-124页。）因此，双方矛盾有湘鄂之争的色彩。黄兴卷入湘鄂政争圈中难以自拔，导致树敌过多，为日后“黄兴弃武昌说”的出笼埋下了伏笔。
黄兴在1912年9月12日演说词中的自述亦颇可信。该演说词题名《黄克强自述革命历史》，其中所列黄兴经历诸事都与史实相符。且黄兴演说距汉阳失守仅九个半月，因此，其回忆当不会有误。1912年10月10日，典兴在国民党南京支部欢迎会上又发表演讲：“汉阳既失，武昌危在旦夕，然势必死守。”（注：《黄兴集》，第281页。）两次演说间隔不到一个月，内容相同，可互资佐证。
有论者在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主编的《辛亥革命研究会通讯》第三十四、三十五合期上发表《黄兴主张放弃武昌的事实不能否认》一文，认为黄兴只有两个日本参谋：大元大佐与萱野长知，大元牺牲于汉阳失守十天前，萱野的著述中也只字未提放弃武昌一事，故对黄兴的回忆持否定态度。其实，黄兴的日本参谋并不止两个，大元虽然于11月17日民军“进攻汉口时牺牲了”（注：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190页。），而据甘绩熙在《躬与辛亥武昌首义及阳夏鏖兵之经过实录》中说：“时有二三日本人充鄂军战时总司令部参赞者”（注：《辛亥革命史料选缉》上册，第410页。）。还有材料说：“日人萱野、汤米等为军事顾问”（注：《黄兴传记资料》八，第12页。）。从上可知，黄兴的日本参谋绝对不止二人。
还有论者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会通讯》第三十六期著文《黄兴放弃武昌说无庸置疑》，认为黄兴的解释是让人代己受过。这种猜测实在欠说服力。黄兴已在演说词中承认“兴虽著奔走微劳，而战事实多败北”。且综黄兴一生为人，谦逊待人，功成弗居，忍辱负重，自承败责，实具有领袖的伟人性格，向为世人所称道。有论者说：“黄先生之为人，不仅是知行合一，文武合一，而尤才德合一。”（注：《黄兴传记资料》六，第123页。）长江大桥武昌桥头南侧的黄兴铜像赞中题道：“综公一生，以不世出之才，兼容并包之量，忍辱负重，推己及人，不务近名，不居成功，其磊磊落落，不激不挠之概，信乎国人之先觉，吾党所依归也。”（注：《武汉春秋》，1983年第4期，第58页。）还有论者说：“克强先生既无权利思想，而又对革命事业的至危至艰者，以身先之；任劳任怨，谤生不辩，功成不居；盛德大量，与世无争；党内外人士，多在其涵养之中而浑然不觉。易象所谓‘谦谦君子’，尚书所谓‘休休之容’，克强先生实兼而有之。”（注：《黄兴传记资料》(1-5)，第207页。）下面是一些与黄兴同时代且关系密切者的评价，从中似更可说明其问题。胡元ｔáｎ＠①说黄兴“宽厚有大度”，杨庶堪说他“气度雍容”，胡汉民说“性素谨厚”（注：《黄克强蔡松坡遗事》，第57页。），孙中山说黄兴“禀赋素厚”，周震麟说他“不明磊落，敝屣权势”（注：《黄兴传记资料》(1-5)，第267页。），熊希龄说“功成耕海ｒｕáｎ＠②，貌矣安期侣”（注：《湖南历史资料》总第13辑，第12页。）。从上可知黄兴忍辱负重的风范。黄兴一生至今仍未发现有什么诿过于人的表现，因此说黄兴的解释是诿过于日本参谋，令人难以置信。
三 黄兴关于武昌的战略决断
黄兴主张固守武昌，与此同时他又对当时武昌不具备阻挡清军实力的客观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因此他认为要守武昌，必须有援军，正如他在演说中所说：“严守武昌，另调粤兵。”这就是黄兴关于武昌的战略决断。那么，武昌在当时情形下没有援军能守得住吗？
武昌能否守得住，当时人的认识是有分歧的，主张坚守武昌者认为武昌可保，如鲁俊英说：“长江天堑，敌难飞渡，画江而守，不出旬日，如有援军齐集，破敌必矣。”张振武亦说：“长江天堑，北军仅四千人，岂能飞渡武昌！粮饷枪炮充足，举军号称数万，尚能背城借一，此不可弃武昌者。”（注：《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659-398页。）其它认为武昌可保的依据不出此范围。
当时中外舆论大多认为武昌是难保的。康有为说：“适袁有窥神器之心，故荫昌破汉口而讲和，再破汉阳，本可三小时破武昌，乃又讲和，其意专欲藉革力以胁满洲。”（注：《康有为信札》，《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3期。）谭人凤说他“入武昌，到城时，……人心惶惶，大有悲惨难堪之状，使当日北军侦悉，仅遣一队渡江，武昌垂手可得。”（注：《谭人凤集》，第388-389页。）英国人埃德温·J·丁格里认为：“在中华帝国所有的战略要地中，汉阳的地形兴许是最难攻破的。它是左右全局的枢轴。如果对方拥有大炮，那么汉阳失守，武昌实际上也等于丢失了。”丁格里还说军政府外交部的一个重要官员这样对他讲：“吾人拟再战一、二回合，然欲保全城市，则无济于事。”“革命军主力将自城后撤离，移师九江，会聚南京。”据报称，“黎元洪宣称，他认为革命已经失败。他告诉他的助手，朝廷军队肯定要占领武昌，砍掉他的头，杀死所有剪去辫子的人。”（注：埃德温·J·丁格里《中国革命记(1911-1912)》，《辛亥革命史丛刊》七，第247-248页。）日本驻汉口的情报人员说：“武昌之陷落亦在数日内”，“是故今日虽尚非判断两军强弱之时，而大势则可称已定。”（注：《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情报》，《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第583页。）冯国璋说：“民军败退以后，都已向上游四散，武昌民军廖廖无几，我军又将两岸大小红船全部调集北岸，长江随时可渡，武昌唾手可得。如要议和，我看最好让我先克复了武昌，三镇在握，再同他们城下议和，岂非必操胜算！此种情形，我已屡次电告宫保，宫保却对此事始终没有答应，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真揣摩不透。”（注：冯耿光《荫昌督师南下与南北议和》，《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358-359页。）武昌能否守得住，以上两种意见截然对立。
我们先来看一看汉阳失守后武昌的情况：“初八、九、十等日，敌炮轰射武昌，天地震动，毁都督府及军务部。黎公避驻卓马泉，各队员及百姓纷迁出城，城中一空，军务部仅存三十余人”（注：《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第38页。）。“十一日轰击甚烈，黄鹤楼前自鸣钟一座首被击坏，武昌城内外商店闭市，人心惶恐，为军兴以来所未有。午后一时，军政府军装室中弹，顿时人心益形不安”（注：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185页。）。“又闻谣言，敌人放奸细来城中，乘夜放火”（注：《辛亥革命史料选缉》上册，第418页。）。从上可知，武昌的秩序大乱，人心已散。
从地势上看，“武昌原四通八达之区，利进攻不利退守”（注：胡石庵《湖北革命实见记》，《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17页。）。“汉阳实武昌屏藩，汉阳失即武昌不可保”（注：张难先《义痴六十自述》，《辛亥革命史丛刊》一，第187页。）。
从当时武昌的兵力装备看，《武汉战纪》中说：“炮队为军中骨干，我军全力原注重汉阳，不意经此大挫，致军中主要山炮、野炮四百余尊，损失殆尽，存余武昌者，不过损坏不全之小口径山炮数十尊耳。如论兵力，鄂军原有八协，除留卫省城完全建制之军尚不及两协外，余则死伤逃亡，去其十之八九，士气摧残，均无斗志。”（注：《辛亥革命史丛刊》三，第152页。）
从当时民军方面对停战的反应中亦可看出武昌的能守与否。“十月十二，闻停战议和之说，人心粗定，武昌渐安。ｇｕāｎｇ＠③等与同事诸人喜溢望外”（注：《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583页。）。“我们调鄂城不几天，汉阳既告失守，武昌岌岌可危，形势极为不利。幸北军未渡江；过不多久，停战议和，大局始告稳定”（注：路之炳《辛亥首义时的学生军》，《辛亥首义回忆录》四，第194页。）。“黎元洪当汉阳失守后，因情势危急，曾一度退出武昌城外。袁世凯抓住机会，通过汉口英领事提出双方停战，黎始悄悄回城。因此，黎认为袁世凯对他有意维护，对袁感激不尽”（注：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01页。）。
至于援军问题，阳夏战役中武昌军政府发电各地求援，但除了江西方面派有部分援军外，其它地方虽竭尽全力，然终因路远难以救急。如广东北伐军，“大队旋于十月十八日由广州乘船出发”。阴历十月十八日即阳历12月8日，不仅出发晚，而且是先至沪、宁等地（注：姚雨平《武昌起义后粤军北伐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422页。），这样的援军，岂能解燃眉之急？
清军方面，冯国璋在12月1日致电清内阁等说：“应城一带间四五十里或七八十里皆有匪据，约两千余人。当阳消息不通。黄陂现虽克复，而沿路之匪有如流寇。又九江之叛兵顷已于黄州黄梅登岸，大势尤岌岌可危。并有外人掺杂其间，欲坏我三道桥，铁路倘一败坏，即信阳孝感亦不可保。总之，遍地皆匪，饥民逃勇应之，商民亦应者，大半此伏彼起，我军只有此数，前敌兼顾后路，非有实地把握不能进攻。”有人据此认为清军无力进攻武昌，其实不然，冯在该电中接着说：“国璋专顾前敌，自不难一举扫平，而后患亦可永绝。”（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第356-357页。）冯国璋此电的用意在于要求袁世凯派段祺瑞援助他，即帮他控制后路。那么，段祺瑞态度如何呢？11月28日段祺瑞在致袁世凯电中说：“统观全局，汉虽下，当休息兵力，威胁武昌，令之投诚。明知非口舌所能争，然不得不示以仁义之名。乘时扫清黄陂应城两方，使无后顾忧，而后专心武昌。清以钧谕谆告，当能动当事之听。昨日武汉互以炮击，闻武昌逃出民与匪不少。此事宜令华甫即竟全功，万不可稍有移易。”（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第353页。）从中可知段祺瑞是主张严剿的主战派。
由上可见，无论是从汉阳失守后的状况、民军方面对停战的反应、援军不济，还是从冯国璋、段祺瑞的态度看，武昌断难守住，如果不是袁世凯下令停战议和的话，我们相信，以当时的情形，武昌必为清军夺去，当为自然。刘厚生说：袁世凯“把汉口、汉阳攻破之后，若要攻取武昌，易如反掌，但他并没有这样做。”（注：刘厚生《张謇传记》，第182页。）因此，黄兴认为要守武昌必须有援军的论断是十分正确的。
四 黄兴因何匆匆离汉赴沪
黄兴基于以上的认识，离汉赴沪，对此谭人凤颇有微词，他说：“迨至汉阳失守，不留武昌待援，匆匆赴沪，……又岂计之得哉？”（注：《谭人凤集》，第388-389页。）那么，黄兴为什么离汉赴沪呢？
首先，黄兴离汉赴沪是为了求援。《辛亥革命先著记》上载，黄兴于11月27日都督府军事会议后，对黎元洪说：“我一人先往上海，如将南京克复，我即带两万精兵来援武昌。”故是夜黄即乘轮东下（注：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182页。）。《黄克强蔡松坡遗事》上亦道：“未几汉阳为北兵袭取，先生入武昌谒见黄陂，相与执手痛苦移时，已而谓黄陂曰：‘今者汉阳虽失，而长江下游，如苏浙等省，已先后独立，某将星夜赴沪，乞得援军来救鄂也。’黄陂善之，派兵士送先生出羊湖门，由大堤口绕道至毡呢厂。”（注：《黄克强蔡松坡遗事》，第20页。）黄兴后来果然为援鄂一事奔忙不已。12月2日，黄兴致电黎元洪说：“南京光复，联军克日来援。”（注：《民立报》1911年12月3日。）同日黄兴还与章炳麟、宋教仁联名致电林述庆曰：“鄂事紧要，亟待应援。临淮关须有劲旅驻守，既可进取，又可为援鄂之策应。”（注：《黄兴集》，第93页。）
其次，黄兴离汉赴沪与建立全国性革命政权有关。据李书城讲：“上海光复以后，当地名流如张謇、汤寿潜、赵凤昌等推庄蕴宽来鄂，为组织统一革命机构事，向黄先生和黎元洪征询意见。……他告诉我来鄂的真意，是请黄先生到上海去。他说：‘上海方面的人，认为黎元洪是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所拥戴出来的，不是真正的革命党领袖；而孙中山先生还在海外未回，现在只有黄先生是国内唯一的革命领袖，应该负起领导全国革命的责任，到上海去统率江、浙军队攻克南京，在南京组织全国军政统一机构，继续北伐，完成革命事业。’他敦促黄先生早赴上海，但是黄先生对他说：‘全国军政统一机构，是愈早组织愈好，但不必要我担任领导人，我现在还担任武汉方面作战任务，不能离开武汉，看以后情形如何再说。’”（注：《黄兴传记资料》七，第31页。）随着阳夏战役的进程与全国形势的发展，黄兴的思想发生了变化。程潜离汉赴湘前夕曾对黄兴说他有“负责领导全国革命的责任”，要他“及早摆脱汉阳前线指挥任务，驰赴上海，设法攻下南京，作为革命根据地”。黄兴“深以为然”（注：程潜《辛亥革命前后回忆片断》，《回忆辛亥革命》，第282页。）。当时全国各省纷纷“独立”，清廷只拥有东北三省与北方数省，势穷力孤，此种形势对革命派来说迫切需要建立一个中央政权，以号令全国，推翻清廷，而有此能力与威望的仅孙中山、黄兴二人。孙中山尚在国外，所以黄兴离汉赴沪正是这种形势要求的反映。在此笔者要指出的是，黄兴对组织全国性革命政府早有考虑。杨霆垣在《记鄂军政府的初期外交活动》一文中回忆道，黄兴曾在汉口失守前就对他说：“据我所得种种报告，料想南京不久可下。一旦中央政局成立，必定先设参议院。”（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3页。）
从上可知黄兴离汉赴沪的动机，那种认为黄兴“历次革命起事后，一到失败他就脱身而去”（注：王振民《参加独立将校决死团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66页。）的解释，不符合历史事实。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亻加炎
＠②原字土加需
＠③原字氵加光
【资料来源：《历史档案》200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