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一形成，并没有经历一段比较长时间的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的准备阶段，就很快转入武装起义的实际行动。这是它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这个特点是近代中国的特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那时候，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实在太深重了，国家和民族濒临灭亡的边缘，使革命者对变革现状抱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紧迫感，只得不顾一切地起来拼命；在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下，国内政治生活中几乎毫无民主可言，什么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都难以取得合法进行的权利，而中国人民的武装反抗斗争长期以来一直此伏彼起，绵延不绝，这种热气腾腾的革命传统也给后起的革命者带来深刻的影响。
这个特点，在兴中会和华兴会成立时都曾明显地表现出来。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同样立刻将准备武装起义提到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它的主要领导人孙中山、黄兴，宁可把革命组织的发展、宣传阵地的建立等重要事情委托给胡汉民、宋教仁、张继等人去做，自己却在同年10、11月间先后南下，投入武装起义的筹划和奔走。
在同盟会存在的整个过程中，他们直接发动的武装起义几乎没有停止过。主要的有：萍浏醴起义、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河口起义、广州新军起义、广州“3·29”起义等。除萍浏醴起义外，其余各次都是在孙中山、黄兴亲自领导下进行的。
对这一连串的武装起义，同盟会的领导人是经过苦心筹划的，并且在进行过程中不断在总结经验教训，探索怎样才能取得胜利。其中最费斟酌的是两个问题：起义发动的地点和起义依靠的力量。现分述于后：
一、起义发动的地点
如何选择并确定武装起义的发动地点？这是一直盘旋在同盟会领导人头脑中的十分重要的问题。
孙中山早在1897年至1898年流亡日本期间，就曾同宫崎寅藏等反复商讨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客观形势发展得很快，革命的时机已趋成熟。全中国有如一座“枯木之山”，只要置“一星之火”，就“不必虑其不焚也”。怎样来选择引火点？他提出了三条原则：第一，要能迅速地集合起一支革命的力量；第二，要便于运送军械和人员；第三，发动后要能很快地得到进取。他说：“盖起点之地，不拘形势，总求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而矣。”这三点又不是并列的，“盖万端仍以聚人为第一着。”宫崎问他：四川行不行？他说：四川不近海口，难以接济军火。宫崎又问：江苏海州行不行？他说：海州其它两条都很好，“惟聚人则弟于此毫无把握”。因此，在他看来，广东仍是具备这三个条件的最理想的发难点(孙中山：《与宫崎寅藏等笔谈》，《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83、184页。)。
这时还在兴中会时期。据薛君度统计，兴中会会员中有姓名可查的286人，广东籍共271人，占94．75％(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第51页。)。因此，以广东为发难点在兴中会会员中不会引起多大的争论。同盟会成立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它已是一个全国性的革命团体。参加同盟会筹备会的成员中，湖南、湖北籍的人数都超过了广东籍。在那个时代，人们同自己出生的省区一般都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这样，发动起义的地点问题又被重新提出来，需要作通盘的考虑。
孙中山同黄兴首次见面，就争论了这个问题。宫崎寅藏在回忆中说：“孙和黄第一次在凤乐园见面，就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由于我不懂他们的话，不知道吵的是什么问题。后来问人才知道：黄主张从长江一带开始干，孙则主张从广东开始干。”(《宫崎滔天谈孙中山》，《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第316页。)最后，他们商定：还是以两广作为发难的地点，并准备先取广西作为前进的基地。
为什么作这样的考虑呢？它有几个根据：第一，广西从1902年起发生了声势浩大的以游勇为主力的群众性武装起义，范围遍及全省，时间延续三、四年之久。这时起义虽刚被镇压下去，但不少起义队伍，包括南宁地区的起义首领王和顺等，退入了越南境内。他们有着强烈的反清情绪，拥有一定武力，经常向两广边界地区清军袭击，并同当地会党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国内其它地区，还没有这样一支现成的能同它相比的冲击力量。第二，那时郭人漳任桂林巡防营统领，蔡锷为随营学堂总办，两人都表示同情革命。谭人凤、邹永成等也在随营学堂。“有这样多的革命党人云集在桂林，当时革命的空气非常紧张，自郭人漳以下无不高谈革命。”(《邹永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84页。)黄兴同郭、蔡两人都素有交谊。此外，留日学生中的激进分子钮永建、秦毓鎏也正在广西龙州军界任职。在同盟会看来，一旦武装起义发动后，在清政权营垒内部的响应力量也数广西最为雄厚。第三，两广地处边疆，毗邻的越南有不少华侨同情革命。从越南向两广运送武器和人员也比较方便。
正是从这种考虑出发，孙中山在1905年10月间南下，先后到越南西贡和新加坡建立了同盟会分会，从事筹饷活动，并在西贡发展了王和顺加入同盟会。黄兴在同年11月初潜入桂林郭人漳军营中，发展郭和赵声等加入同盟会，直接策划军事行动。孙中山、黄兴两人都差不多在一年后才回到日本。
这以后不久，湖南、江西边境的萍浏醴起义突然爆发了。直接策划并发动这次起义的蔡绍南、魏宗铨两人原来都不是同盟会会员。直至起义前夜，他们到上海，才经人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并准备启程赴日，和同盟会本部建立联系(《邹永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88页。)。正在这时，洪江会首领龚春台急信催他们回去，于是中途折回。这时当地局势已一触即发。尽管蔡、魏都“以军械不足，主稍缓，以待外援。”起义还是在1906年12月自发地爆发了。所以，当起义消息传到日本时，同盟会本部事前却一无所知。这次起义失败后，清方又在长江流域大肆搜捕，禹之谟、宁调元等在湖南被捕，刘静庵、胡瑛等在湖北被捕，杨卓林、孙毓筠等在江苏被捕。同盟会在长江中下游的潜在力量遭到沉重的打击，一时处于难以迅速恢复的低潮状态。这就更加促使孙中山、黄兴把他们的注意力全部倾注到华南地区去了。
1907年5月到9月的钦、廉、潮、惠四府的起义，在同盟会原有一个统一的计划。这年初，许雪秋准备在潮州先行发动，电告孙中山。“旋得中山先生复电，谓起事时期须与惠州、钦廉约同，以便牵掣清军，万勿孟浪从事，致伤元气。”(《丁未潮州黄冈二役别记》，《革命之倡导与发展》，中国同盟会三，第77页。)而在这几处中间，重点是钦廉地区的起义，由孙中山坐镇河内机关，亲自部署，黄兴更身入钦廉内地，直接从事发动；潮、惠两府的起义则是策应之师，只由孙中山派胡汉民到香港和冯自由一起指挥。此外，还曾派关仁甫到广西边境，联络镇南关守军起义，但没有成功。
为什么三路起义中的重点放在钦廉地区？这是因为：第一，钦廉地处粤桂边区（当时属广东，解放后改归广西）。从这里发动，目标是向广西南宁推进。这本是他们预定的方针。第二，中越边境大多是崇山峻岭，而钦廉地区却毗连边境东端交通便捷的通道。“防城所属东兴埠，为中国、安南交界之边境，越桥即为安南之芒街。”(邓慕韩：《书丁未防城革命军事》，《建国月刊》第3卷，第3期，第68页。)便于运送军械和人员。第三，已由黄兴秘密介绍加入同盟会的郭人漳、赵声两人所部，这年四月恰奉两广总督之命移驻钦廉地区。第四，钦廉一带这时正发生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抗捐斗争。刘思裕领导的抗糖捐斗争，参加人数达到数千，并和同盟会建立了联系。有了这样几个条件，从孙中山、黄兴看来，选择这里发难是比较有把握的。
但客观事态的发展有时并不同人们的预期相符。由于内部联络不周，刘思裕领导的斗争却被郭人漳部镇压下去；潮州黄冈的会党因偶然的原因而提前起义，很快被击散，邓子瑜在七女湖发动后，才知黄冈起义已失败，无法坚持下去；钦廉防城之役也因郭人漳临事怯懦动摇，按兵不动，使原定目标没有得到实现。原以为盘算得很好的整个部署，最后却演化成零零落落、此起彼伏的多次分散的起义活动，并没有取得多少成果，实在可发一叹！
这年12月到第二年5月，同盟会在粤、桂、滇边境又先后发动了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和河口起义。这三次起义，可以说是钦、縻、潮、惠起义的直接继续。它的战略意图，它所依靠的力量，都是承袭前次而来。孙中山、黄兴都没有因前次的失败而灰心，改变或放弃原有的战略打算；那次积聚起来或经过联络的武装力量，大体上还保存着，并没有消耗完。这就使他们决心在经过一番休整后，再作一次尝试。
为什么选择这三处作为再次起义的突破口？当时，同盟会的指挥机关和补给基地都设在越南。中越边境全长一千三百多公里，崇山峻岭，路径丛杂，只有从河内有铁路分别通往云南河口和广西镇南关，从海防有轮船可通往钦廉地区对岸的芒街。这三个交通最为便捷的边境要地，自然成为革命党人再次发难的冲击目标(广西博物馆沈奕巨：《试论同盟会在西南边境的武装起义》，提交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论文。)。
在这三处中，最初重点仍在钦廉地区。这是因为：驻防钦廉的郭人漳部是一支有着较强战斗力的部队，郭人漳在前次起义中虽然态度暧昧，但还没有和同盟会撕破面皮，仿佛仍可利用；而那次起义中使用的主要武力梁少廷、梁瑞阳部会党退入十万大山后，仍在坚持斗争。从同盟会看来，这里起义的条件比其他两处要优越。因此，镇南关起义只是它的前奏，河口起义原来则是它的配合性行动。
镇南关起义很快就失败了。钦廉防城起义时，郭人漳因看到革命军力量薄弱、清方又恢复了他的道员衔，就公开和同盟会翻脸，向起义军作战；二梁所率的会党队伍又存在内部不和、纪律不良等弱点；尽管黄兴亲自前往指挥，这次起义也没有能坚持多久。河口起义却因有当地驻军多起投诚，最初发展得比较快，不仅迅速占领河口，并开始向滇南重镇蒙自推进。于是，同盟会的领导重点就转移到这方面来，连黄兴也转入河口军中。但这次起义最后仍然失败了。
这样，同盟会在华南领导的武装起义仿佛已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但是出人意外的是，另一个机会似乎又来到了：从1907年起，原来沉寂已久的广州地区的革命活动逐步复苏，特别是，赵声、倪映典、朱执信、姚雨平等在清朝军队内部的秘密工作取得了显著的进展。1910年初，广东“新军内总有一半系革党”(《庚戌广州新军之役供状》，《革命之倡导与发展》，中国同盟会三，第525页。)，这里的起义条件逐渐成熟。1月29日，黄兴特地从日本赶到香港，准备前来主持这次起义。
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同盟会由于原来抱的希望很大，这时几乎沉浸在一片悲观失望之中。但孙中山并不灰心。同年11月，他到槟榔屿同黄兴、赵声、胡汉民等举行会议，商议卷土重来的行动计划。这次起义的地点选择在哪里？黄兴同赵声多次商议后，主张仍在广州。主要着眼点是：广州新军中还有相当多的革命力量保存下来。他在给孙中山的信中说：“弟与伯先意，以为广东必可由省城下手，且必能由军队下手。此次新军之败，解散者虽有一标及炮（二营）、工、辎四营之多，然二标及三标之一营皆未变动。现虽有议移高州之说，恐一时尚不能实行。而巡防队兵卒之表同情于此次反正者甚众。”“故图广东之事，不必于边远，而可于省会。边远虽起易败（以我不能交通而彼得交通故），省会一得必成。事大相悬，不可不择（此次新军之败，乃在例外）。”“省城一得，兵卒械足，无事不可为。”(黄兴：《复孙中山书》，《黄兴集》第17、18页。)这个主张得到了孙中山的同意。他在一封信中说：“大多数领导人皆主张一开始即攻取广州，而极不愿意采取其他行动。我亦认为此城自始即为我们进攻的主要目标，而且先攻此城比之后来攻取将远为容易。”(孙中山：《致咸马里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81页。)其他地区的响应问题，他们也注意到了。黄兴在前引信中说：“联络他省之军队及会党，此最宜注意者。”他在这封信里提到了东北、浙江、湖北、湖南、云南等地。对湖北新军，他更为重视，并致函当时正在武汉的居正：“现钦廉虽失败，而广州大有可为，不久发动，望兄在武汉主持，结合新军，速起响应。”(黄兴：《致居正书》，《黄兴集》第34页。)1911年广州“3·29”起义就是在这种部署下爆发的。
从这个简单的回顾中可以看到，同盟会对起义地点的选择一直是煞费苦心的。这种选择对不对？历来有着不同的看法。一种相当普遍的意见认为，同盟会应当把发动起义的重点放在长江流域，而不该放在华南。由于1911年武昌首义取得了成功，这种看法似乎有了更有力的佐证。其实，事情是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的。
在同盟会成立后的最初几年间，在华南发动武装起义的客观条件确实要比长江流域好得多。同盟会当时把武装起义的重点放在粤、桂、滇边境，应该说是正确的。那时候，革命党人在湖北新军中的活动规模和当地新军革命化的程度远远不能同以后武昌起义前夕相比。华兴会准备的起义失败后，当地哥老会首领马福益被捕杀，会党力量比较分散。这个地区接连遭受清方的打击又比较严重。而华南地区却有着前面所说的那些有利条件。黄兴对两湖地区的情况决不是不熟悉的。当时他也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华南地区的武装行动，正是慎重地比较了其间的利弊得失后作出的结论。当然，这不是说同盟会在这方面没有缺点。它的主要缺点是：在确定华南为重点后，对其他地区照顾不够。特别在萍浏醴起义失败后，江苏、湖北、湖南的机关遭到很大的破坏。在一段时间内，这些地区的革命活动发展滞缓，处于缺乏领导的自流状态。这一点，同盟会本部是有责任的。1907年8月共进会的建立，就是因为一部分从长江流域各省来到东京、并同这一地区会党素有密切关系的同盟会会员，对孙中山“组织南路同盟为大本营，而于本部从不过问，殊不谓然。”(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39页。)成立共进会的是非，这里暂且不论。他们的这种不满，确实是有一定理由的。
甚至在1910年初发动广州新军起义时，还很难说同盟会这个决策是错误的。因为当时广东新军革命化的程度比湖北要高得多。何况起义的发动已如箭在弦上，欲罢不能了。
到1911年初，情况已经有了变化。但同盟会并没有立刻相应地调整它的部署。几年来一直习惯于把注意力集中在华南，妨碍了他们清醒地对全局作出准确的判断和灵活的反应。尽管他们对起义地点也作了反复的斟酌，但至少有两个估计是不恰当的：一是对在广州起义的有利条件估计得高了。广东新军第二标中的革命力量虽然保存了下来，但势力已很孤单，并已遭到清政府的很大疑忌，随时处在被严密监视的地位，难以大有作为。巡防营中一部分力量的响应，又很不可靠。以后事变的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二是对湖北新军起义的巨大潜力估计不足，因而只把它看作一支“响应”之师，并没有给予更大的重视，也没有及时采取有力的措施积极加强领导。这对此后黎元洪得以顺利窃夺武昌首义的果实有直接的影响。当然，也要看到另外的一面：湖北新军中最重要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在1911年1月方才成立。“3月29日广东之败耗达来武汉，同志等更愤求速进。”(黄元吉：《湖北革命密〔秘〕密时组织暨辛亥起义真像战争实地之经过记》（抄件）。)这以后，文学社和共进会才实行联合。它们在湖北新军中的大发展也是1911年春天以后的事情。可见，广州“3·29”起义产生的巨大影响对半年后发生的武昌起义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前者为后者创造了重要的条件。这些都需要历史地看待，联系起来考察，不能过分地扬此抑彼。
二、起义依靠的力量
同盟会发动武装起义的主要依靠力量是会党和新军。当然还有其他力量，如钦廉防城起义时参加抗捐斗争的群众、河口起义时的变兵、广州“3·29”起义时参加“选锋”的留日学生等。但主要的是前面那两种，这是没有问题的。
在对待会党和新军的态度上，同盟会领导人前后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从更多地依靠会党逐渐转到更多地依靠新军。大体说来，这个转折点是在1908年的夏秋之交。
我们先追溯一下：在兴中会时期，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包括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几乎都全靠会党。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孙中山曾经写道：“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2页。)直到同盟会成立前夜，孙中山还在欧洲对朱和中等说过：“秀才不能造反，军队不能革命。”(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第5页。)
1906年12月发生的萍浏醴起义也以会党为主体。尽管蔡绍南、魏宗铨两人起了不小的作用，但起义仍带有很大的自发性。会党起义的优点和弱点，在这次起义中表现得更加充分。这次起义的高峰是龚春台率领两万多洪江会会众前去攻打浏阳。那年夏秋之间，湘赣交界地区发生旱灾。10月间粮食已经短缺，米价上涨，人心颇为浮动。龚春台就利用这种灾情鼓动会众，说是打下浏阳县城后，没收富户钱粮，大家就有饭吃。所以，在队伍中有不少挑着箩筐的穷苦人民一起行进，以为一切都将很顺利。多数会众对这次起义的意义并没有多少认识。同时，洪江会领袖们在秘密发展会众时虽然表现得十分能干，对作战却缺乏必要的训练，也没有组织起一个有效率的指挥机构来。这支庞大的队伍在几天的行进中，不能按时进餐，有些还得不到房屋休息，行动又缺乏计划，受尽饥饿、寒冷、疲惫的折磨，人心逐渐涣散。浏阳清军在击退姜守且部洪福会的进攻后，就转移到城南，散至近旁竹山上，用步枪迎击洪江会众。洪江会众使用的大体上还是刀矛等旧式武器，军心又不稳。在清军的步枪射击下，坚持不久，队伍就出现混乱，逐渐失去控制而大批逃散。“自辰至午，连死并逃，已去十之九八。”(《邹永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91页。)龚春台也只得离队逃亡。事前有联系的其他几支会党队伍，有的打起了“中华大帝国”的旗号，有的根本没有行动起来，先后都遭到清军的镇压。这场轰轰烈烈的大起义就失败了。这个事件清楚地表明：会党确实是一支重要的革命冲击力量，但单靠它是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的。
同盟会领导人的认识，这时要高明一点。黄兴在萍浏醴起义前夕就说过：“革命军发难，以军队与会党同时并举为上策，否则亦必会党发难，军队急为响应之，以会党缺乏饷械，且少军队训练，难于持久故也。”(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4册，第285页。)这种认识比以往是一个进步。从钦廉潮惠起义一直到河口起义，同盟会领导人都是力图由会党发难，以军队响应的。
这些起义为什么仍然不能取得成功？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对会党或军队都没有在下层群众中进行过深入的政治动员和组织工作。对会党，他们主要是两条办法：一是联络一部分会党的上层分子，得到他们的效力，从而号召其他会众参加行动；二是供给饷械，作为运动他们的资本。单凭这两条，自然很靠不住。发动是可以发动起来的，但到饷械不继，而清方又以优势兵力扑来时，很容易就溃散了。至于对清方的军队，同盟会开始注意打进去从事策反，这是对的。但他们运动的对象当时局限于少数军官，在士兵中并没有散播多少革命影响。而一些军官如郭人漳等，出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常常容易怯懦动摇，反复无常。看看局势不那么有利，就借词推托，甚至翻脸相向，使原来设想得很如意的计划整个流产。
我们可以选择河口起义作为实例来考察一下。这次起义初期的态势确实不错。但矛盾很快就暴露出来了。第一，起义初期的迅速发展，主要是靠清方变兵的相继归附。“此军队实未受革党主义之陶□。其变而来归，虽受党人运动，但只因其乏饷与内部之不安而煽动之。其军官向来腐败，尤难立变其素质而使之勇猛进行。”(《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3辑，第24页。)起义的每一步进展，其实都是靠不断接济款项和粮食换来的。一旦接济难以为继，整个局面可以立即发生逆转。第二，即便是参加了同盟会的黄明堂、王和顺等统率的会党、游勇，相当大程度上也是靠同盟会本部答应不断接济金钱和粮食才运动过来的。以往几次起义常因军火缺乏而失败，河口起义所得械弹不少，按理说该没有多大问题了。但只要金钱和粮食供应不上，随时都会发生不听号令的现象。指挥这次起义的胡汉民弄得焦头烂额。他给孙中山的报告中叫苦不迭地说：“此回滇师已不能急大进步，以粮款不足为第一原因。”“是以占领河口五、六日，而后以出大队。队出三日，又以粮缺而复返。蛮耗各处，始亦覆言降，而闻我粮精之缺，乃复设计相抗，此其因也。”内部矛盾如此严重，而胡汉民以一介书生远处河内，更觉束手无策。后来，黄兴从钦廉转入河口军中，很快也陷于窘境。不仅变兵不听号令，就连黄明堂等也不听他的调度。胡汉民在上述报告中说：“克兄（指黄兴）之上河口也迟，黄八（指黄明堂）既据有械药而不听调度，克兄乃为客矣。”(胡汉民：《报告河口之役上总理书》，《革命之倡导与发展》，中国同盟会三，第401页。)在这样狼狈的处境下，黄兴还力图振作，亲率一军前往袭取蒙自。但“未及一里，各兵群向天开枪一排，齐声呼疲倦不已。克强再三抚慰无效。更行半里，则兵士多鸟兽散，不得已折回河口。”(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第161页。)
河口起义失败后，在同盟会总结这几次起义失败的教训时，会党的问题被突出地提出来了。胡汉民的持论最为偏激。他认为，会党是乌合之众，不足为恃，而且其首领又很难驾驭，主张今后“当注全力于正式军队”。孙中山的认识比较全面一些，虽然同意加强正式军队的工作，但认为不能把会党完全撇开。他说：“会党性质我固知之，其战斗自不如正式军队；然军队中人辄患持重，故不能不以会党发难。诸役虽无成，然影响已不细。今后军队必能继起。吾人对于革命之一切失败，皆一切成功之种子也。”(《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3辑，第29页。)
会党问题在这次总结中被如此突出地提出来，不是偶然的。
本来，中国近代的会党主要由游民组成。他们较多地集中在城镇和水陆码头所在。由于离乡背井，身处异地，各方面都缺乏保障，所以无论政治上或经济上都需要结成一种互助性的团体，以便在遭遇困难时能有所依靠。用他们流行的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便是会党产生的主要社会根源。
这种团体有许多优点：第一，会众一般处在社会底层，遭到社会轻视，往往又缺乏固定的职业，生活很不安定。因而对社会现实有着强烈的不满，富有反抗性。第二，它是一支有组织的力量，成员间又讲究“江湖义气”。只要取得它的首领的支持，很容易一呼而集。第三，由于他们大多原来是破产农民，同农村有着联系。比起那些不脱离土地的农民来，他们闯过江湖，见过比较多的世面。平时他们不大为老实的农民所看得起。但当农民被压迫得无法生存下去，不能不起来拼命时，常常会推他们出来领头。因此，在反清的武装起义中，会党常常可以起巨大的冲击作用，是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他们的这种作用表现得尤为突出。
但是，会党的弱点实在也是很严重的：第一，一般缺乏真正的革命觉悟，难以从事持久的斗争。初起时，固然容易一呼而集，甚至造成轰轰烈烈的浩大声势。在清方张皇失措的情况下，也可以取得局部的一时的优势。但时间稍长，内部各种矛盾就大量暴露出来。一受挫折，更容易一哄而散。第二，缺乏严格的纪律。名义上即便接受革命党人的领导，行动上仍然各行其是，不肯服从统一的调度，“难以军法约束”。各部之间往往发生不睦，以至自相火并。在准备武装起义时，通常也很难保守机密。第三，成分复杂，三教九流都有。会党首领不少是当地的地主、把头。成员中，平时开设赌台、为非作歹、招摇撞骗的都有。有些人甚至打家劫舍，杀人越货，和当地群众发生对立。这些弱点，在这几次起义中都暴露得很明显。而对会党来说，这也是很难完全克服的。
河口起义失败后不到半年，熊成基领导的安庆新军起义爆发了。熊成基不是同盟会会员，而是岳王会会员。这次起义失败得也很快。但它却发出了一个重要的信号：新军革命的开始。
安庆新军起义震动了全国。它使人们打开了眼界，看到原来反革命用来镇压革命的力量，经过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后，可以转化为革命派用来反对反革命政府的力量。这是认识上的一个重大飞跃。新加坡《星洲晨报》的一篇文章中说：“夫军人者，彼专制君主之平日所恃为心腹，而借以压抑平民，保全皇位者也。乃大势所趋，虽恃为心腹者，毕竟亦不可恃如是。至是而一般之以专制治其民者，遂不得不声□气喘，手足无措矣。”(太仓：《粤史所谓预防军界革命者技止此耶》，《革命之倡导与发展》，中国同盟会三，第536页。)该报另一篇文章又指出，运动军队还可以减少输送军械的困难：“大抵凡革命党人之所抱以为恨者，即为军械之输送。盖自近年来革命风潮日增剧烈，而清政府之防范党人，其计亦渐而愈工。”“党人知之，乃一改其方针，而趋向于军界之一方面。起事时既不虞军火之缺乏，而于平日复可稍免官场之嫌疑，使一朝反戈相向，洵可谓事半而功倍。”(《粤垣之兵变与党人运动军界之进步》，《革命之倡导与发展》，中国同盟会三，第547页。)
比较一下，就会看到，安庆新军起义之前和之后，革命党人所领导的武装斗争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虽然仍继续注意运动会党力量，但重点显然已转到新军方面。这是一个进步。当然，这个转变在此时能够实现是同客观历史条件的逐渐成熟直接有关的。二十世纪初，清政府积极编练新军。1903年，清政府设立练兵处，各省设督练公所。1905年，统一新军编制，计划全国共编练新军36镇。新军的高级军官不少由归国的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充当，中下级军官很多是各省陆军学堂毕业生，他们中一部分人在学校中先后秘密参加了同盟会。新军士兵的文化程度要求较高，不少失业知识分子得以投入军营。这些都便于同盟会在新军中开展革命活动，使新军逐步革命化。
同盟会领导的第一次新军起义是1910年2月的广州新军起义。广东新军始建于1903年，后组成一个混成协。1907年春天，赵声到了广东，先后担任陆军小学监督、新军第二标标统等。他是同盟会中杰出的军事人才，在广东新军中也有很高的威望。赵声被迫赴港后，经他安排到军中担任排长的倪映典继续负责新军中的革命工作。
倪映典有一个突出的优点：注意直接在士兵中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那时各标营每天晚饭后，高级官长已驾马车回城里家中去了。驻营的目兵，只剩下队、排的官长率领到营外去散步。‘讲古仔’最为目兵们欢迎。倪映典便借这个机会来宣传革命。”(莫昌藩、钟德贻、罗宗堂：《一九一○年广东新军革命纪实》，《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4期，第86页。)“讲古仔”就是讲故事。他讲的故事，从岳飞、韩世忠，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再到洪秀全都有。每星期讲一、两次，听的人越来越多，收到了巨大的反清宣传效果。与此同时，就在新军中秘密发展同盟会会员。到1909年冬，“士兵加盟入同盟会者三千余人。”同盟会南方支部对这次起义抱有很大希望，也作了比较周密的准备。胡汉民说：“时广东全省军队万余，惟新军有训练，器械精良，得新军则他军无难制驭。余与伯先（即赵声）、克强（即黄兴）尚虞其不足，复使姚雨平、张□村等运动巡防营之在省会附近者；又使执信、毅生联络番禺、南海、顺德之民军为响应。”(《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3辑，第32页。)
但倪映典在新军中的工作也有一个严重的弱点：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健全的指挥机构，更没有建立起比较严密的标、营、队、排各级组织。二月间，他到香港向南方支部报告工作。新军中的同盟会会员群龙无首，成了一盘散沙，没有人能控制整个局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意外地发生了新军同警察冲突的事件，风潮在自发的状态下迅速扩大，使清方抢先处于严密戒备中。新军第二标的枪机被先行收缴，无法发动。参加起义的第一标等七营二千多人，只有子弹七千粒，以致在战斗中很快就弹尽援绝，无法坚持下去。原已参加同盟会的巡防营管带李景廉又临阵背叛，诱杀倪映典，使起义军突然失去统帅，进一步陷于混乱和溃散。
有了安庆新军起义，又有了广州新军起义，影响就更大了。姚雨平说：“在新军起义前，一般人认为，在科学昌明的时代，船坚炮利，非有充足的武力，不足以谈革命；革命党人只凭赤手空拳，充其量只凭民军、会党、绿林的一点力量，是无能为力的。新军起义后，观感为之一新，大大增强了革命的信心，加速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姚雨平：《追忆庚戌新军起义和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290页。)
广州“3·29”起义，原来也准备以新军（主要是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保存下来的第二标）为主力。黄兴在起义失败后所写的报告中说：“发动计策，原以军界为主要。从前运动，只在新军。此次调度处之设，则兼及巡防营、警察。但警察无战斗力，巡防营自正月举办清乡，驻省不常，故仍倚新军为主。新军有枪无弹，所有仅备操时数响之用。则必先有死士数百发难于城内，破坏满清在省之重要行政机关，占领其军械，开城门以延新军入，然后可为完全占领省会之计。”(黄兴：《与胡汉民致谭德栋等书》，《黄兴集》第45页。)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计划又没有得到实现。清方因事前得到情报，先从事严密的戒备，并将新军枪机全部缴去。同盟会负责同新军联络的姚雨平又根本没有把决定起义的时刻通知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最后成了只有一百多人的“选锋”在城内进行绝望的孤军奋斗，而原来倚为主力的新军根本没有参加这次起义行动。
广州“3·29”起义是失败了，烈士的鲜血却没有白流。这以后只隔了五个多月，象一声春雷一样，爆发了武昌起义，从而开始了席卷全国的大起义。武昌首义，仍然是以新军为主体的。湖北的革命党人（主要是文学社和共进会）不仅直接在士兵中进行了更加深入细致的革命宣传鼓动工作，并且建立了比较健全的指挥机构和比较严密的标、营、队、排各级组织。因此，尽管在起义前夕指挥机构突然遭到清方破坏，起义领导人有的被杀，有的逃散，但标、营、队、排的各级组织仍能大体上按照原定计划行动起来，取得了起义的成功。显然，他们不仅总结了湖北地区革命工作的历年经验，并且在事实上吸取了同盟会以往在各地发动武装起义失败的教训。加上客观历史条件这时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成熟了，从而使这次全国大起义取得了胜利。
辛亥革命终于以武装起义的手段，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为中国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无数先烈为着实现这个目标，进行了前仆后继的斗争。他们的崇高革命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而他们在长期斗争中所留下的珍贵的精神遗产，也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总结的。
【资料来源：《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