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关系
武昌首义的发动者是文学社和共进会。
这两个团体，从根本上说有许多共同点：他们都以推翻清朝政府、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作为自己的目标；都在湖北新军中进行比较深入的宣传和组织工作；都受到同盟会的深刻影响，共进会的领导成员原来几乎都是同盟会的会员，文学社的主要领导人蒋翊武、刘复基也曾参加过同盟会(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第10、11页。)。它们的成员有一部分是交叉的，既是文学社社员，又是共进会会员，如蔡济民等便是。
但它们也有明显的不同特点：
第一，文学社在湖北新军中活动的历史很久。它的前身是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从1908年起便相继在新军中默默地坚持秘密的革命活动。它的活动重点始终在新军中。共进会本部是在日本东京成立的。1909年，孙武回国开始在湖北活动。他们最初在学堂、会党和新军中都发展力量，重点是想依靠会党起义。后来从挫折中接受教训，把重点转移到新军方面。
第二，文学社的领导成员大多是贫苦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军士兵。共进会的领导成员大多是归国的留日学生。这种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经历，使他们之间难免存在一些隔阂，在酝酿合作时就明显地表现出来。
第三，这两个组织的成员虽然都几乎遍及湖北新军各部，但在军队中的主要据点各有侧重。从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到文学社初期，都是以第四十一标为活动基地的，接着发展到第四十二标，这两个标都属于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共进会把活动重点转向新军后，得到同盟会资助，由邓玉麟在黄土坡开设同兴酒楼，作为联络新军的场所。黄土坡位于炮兵第八标和工程第八营驻地之间，“为军队出入必经之小街”，新军士兵过饮时“酒酣耳热之际，邓君微示其意，咸慷慨激昂”，“由此加盟者日多”。(居正：《辛亥札记》，《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114页。)因此，共进会的力量在工程第八营和炮兵第八标中最强，它们都属于陆军第八镇。
第四，文学社长期埋头在湖北新军内部工作，对外联系很少。“因为文学社鉴于日知会失败，由学界无赖分子贪赏告密所致，所以他们的组织专争取同伍之人，埋头苦干，意欲将新军中除满人与官兵外，全体运动成熟，一举而拔赵易汉，所谓‘抬营主义’，是不欢喜与外界周旋的。”(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39页。)尽管它受同盟会很大影响，却没有和同盟会本部发生什么联系。它的经费，沿袭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的传统，靠社员每月捐献本人薪饷的十分之一，自然不会宽裕。共进会本部在日本成立，它的领导成员原来大多是同盟会会员，所以和同盟会关系密切。1911年2月，黄兴策划广州“三·二九”起义时，写信给共进会的居正：“望兄在武汉主持，结合新军，速起响应。”(黄兴：《致居正书》，《黄兴集》第34页。)同月，谭人凤奉黄兴之命到武汉，给了居正、孙武活动经费800元。(谭人凤：《石叟牌词》，《谭人凤集》等364页。)刘公也资助了共进会活动经费5000元。在这方面，它比文学社的条件要有利些。
它们之间还有些其他不同，如文学社重要人物很多是湖南人，如蒋翊武、刘复基、杨王鹏、章裕昆、何海鸣等；共进会的重要人物几乎都是湖北人。由于两湖关系密切，这种差别不算特别重要。
文学社和共进会之间存在的差别，有正面的效应，也有负面的效应。从积极方面说，正好起互补的作用；从消极方面说，又难免存在一些隔阂和磨擦，使湖北的革命力量难以完全精诚团结地统一行动。
在双方联合过程中，这种相互的不信任感就曾明显地表现出来。由于彼此的革命目标是相同的，武装起义的行动又迫在眉睫，在刘复基、邓玉麟等推动下，终于实现了联合。但由谁来担任总的领导人仍难确定。最后只能推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专管军事；孙武为军政部长，专管军事行政；刘公为总理，专管民政。“关于全体重大事件，由三人集合大家共同商决处理”，“这样划分，职权极不明确，究竟谁指挥谁，也未加以规定。不过当时只有这样划分，才能使三人的矛盾暂时得到统一，事实上三人从此形成了各不相下的恶劣局面。所以武昌首义成功以后，三人明争暗斗，矛盾逐渐发展，才被立宪党人钻了空子，为黎元洪造了机会。”(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第127页。)。
武昌起义爆发后，文学社和共进会这两个组织都无形消失，但原有的历史联系依然存在，引发了一系列的新的矛盾汉口和汉阳新军中的革命力量原来几乎全是文学社的，还设有文学社阳夏支部。汉口光复后设立军政分府，以文学社重要人物詹大悲任主任。湖北军政府一些人“恐其权过重，功过高，有尾大不掉之虞。乃决意取消军政分府，改为支部长，专管政事，另委张景良为临时总指挥，来汉布置一切。惟大悲不悉内容，尚力请兼理军事，殊为可怜。”(胡石庵：《湖北革命闻见记》，《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42、43页。)这类事自然增加了双方间的不睦。汉阳兵工厂的军械，汉口军政“分府要多少就给多少，对于武昌军政府则不完全供应。”(卢智泉、温楚珩：《记詹大悲办大江报和汉口军政分府》，《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第51页。)以后，清军南下，先后攻陷汉口和汉阳，使文学社的力量又受到重大打击。原来驻守汉阳的宋锡全部，在清军进攻面前，突然做出率部退往湖南的错误行动。这次撤退，是同原文学社副社长工宪章、阳夏支部支部长胡玉珍商量过的，可能也反映了它们之间的这种矛盾。
以后，已担任湖北都督的黎元洪就利用原文学社和共进会之间的这种矛盾，施展纵横捭阖的手段，扩展自己的势力。他利用孙武逐走蒋翊武，刺杀原文学社在武昌掌握一定兵权的张廷辅，又利用原共进会内部的黄中芗逐走孙武，把湖北军政府权力集中到他手里。
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武昌首义中都立下巨大的历史功勋。在两个组织中都有一些人在革命中表现得很好，也都有一些人有过这样那样的过失。但由于湖北军政府的实权最初掌握在孙武等原共进会核心人物手中，而孙武的毛病确实比较大，所以，以后湖北革命果实被黎元洪篡窃而去，他们的责任要更大一些。
二、黎元洪为什么被推为湖北都督
武昌首义取得成功后，却推出一个同革命素无关系的原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来当湖北都督。这里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偶然性表现在：起义前，他们曾派人到上海邀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宋教仁、谭人凤来湖北领导起义，他们却迟迟其行，未能赶到。起义上一天，孙武因被炸药烧伤而送入医院，刘公为此而离开武汉，蒋翊武又因总机关突遭破获而避往外地，革命党人正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但就在这以前半年，文学社和共进会开各标营代表大会时已酝酿过推黎元洪为临时都督的事。当时说到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条是：“革命党人均系士兵或正副目，下级官不多，中级无人，……不够号召天下，诚恐清廷加以叛兵或土匪罪名，各省不明真相，响应困难”；另一条是：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几位领导人地位差不多，如果从中推荐一人，难以使其他人心服，不如另推一人，“以免将来发生裂痕也”。(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87页。)这次会虽不算正式作出决定，但说明以后推黎为都督确不是偶然的。
如果看看起义中的情况，事情就更清楚了。
武昌首义是由工程八营总代表熊秉坤首先发动的。但在他们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后，新的问题却产生了：军营中秩序渐趋混乱，指挥难以统一，使熊秉坤极感困难。中国的军队本来靠封建式的森严的等级制来维系。这种旧的指挥体制一旦瓦解，又无法立刻建立起足以替代它的新的体制，于是，出身于小生产者的士兵中的无政府状态立刻泛滥起来。熊秉坤后来回忆说：“盖军中生活，士兵以官长为依附。此时既无官长，士兵不免放纵，秩序渐见凌乱，较之发难时之指挥如意，已截然不同，盖士兵临时加入者居大多数也。士兵在防地上条陈大发议论。如清方窥破此中消息，派兵袭击，其危殆可胜言哉！”(熊秉坤：《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38页。)熊在军中本是个正目，相当于班长。“中国之处专制压迫之下，社会封建思想固甚深厚，军队尤为典型。熊秉坤虽为一营总代表，而其地位与众无殊，其势指挥不能如意。”(胡祖舜：《六十谈往》，《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75页。)发难时，一呼而起，可以造成巨大的声势。到要正式指挥作战时，别人就不那么愿意听从了。
正好这时，巡哨的士兵在楚望台西南城墙附近搜出工程八营左队队官吴兆麟。队官相当于连长。士兵们立刻喜形于色，要推他为总指挥。熊秉坤找各队代表商议，多数人不赞成，但局势紧急而又别无良法。为了发挥全军的攻击精神，只得随从士兵的意愿，举吴兆麟为革命军临时总指挥，熊秉坤处在参赞和监视的地位。吴兆麟早年参加过日知会的活动，同进步人士素有交往。他参加起义军，不仅使军中一时有了重心，把秩序稳定了下来，并且以他的军事学识使起义军的指挥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这在当时是有好处的但他毕竟是个旧军官，对旧势力的妥协性大。由他担任起义军总指挥，并逐步得到党人的信任，就为后来黎元洪得以逐步攫取湖北军政大权创造了重要条件。
等到武昌全城底定、湖北军政府准备成立、需要推举都督时，吴兆麟显然也不足以号召了。那时，革命党人在认识上是比较幼稚的，所要推翻的只是那个清朝政府，把它推倒了，只要表示赞成共和的汉人似乎都是一家人了。于是，在他们看来，“旧日官僚、政客、进士、举人都富有经验学问，而自觉能力薄弱，资望不够，盲目赞同。参加咨议局会议桌上之官僚政客，其声价反比多年革命老同志为高。”由于建立的是军政府，他们认为：“中国人心理重视偶像，军人尤其重视军阶地位，倘不以一有名望的人出来号召，则不易成功。”(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72页。)正是利用革命党人心理上的这种弱点，黎元洪就容易地被推举为湖北都督了。
其他各种机构的人选，大多也是在会议上临时推定，“一以学识名望为选任之标准。盖当日用人行政，元洪尚少主张，亦无实权，在当日同志，但期事功之必成，初无名利之企图。大率重要职任多出于会议之选举或推举之。实具民主之雏形。惟须经都督与重要人员之推荐，或同志之介绍，尚无任何畛域之见、故当时不属于革命党籍，或自外志愿来投而高居位者，不一其人。”(胡祖舜：《六十谈往》，《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81页。)这样做，好处是能多团结各方面的力量。问题是革命党人并没有能力保证自己在新政权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更没有能力教育和改造那些原来属于旧营垒的人，以至避免那些心怀异志的旧势力混入新政权内，逐步窃取革命的果实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三、湖北军政府成立后，权力是否立刻落入黎元洪、汤化龙的手里？
政权是革命的根本问题。仅仅有革命的军队和起义的胜利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建立起革命的政权，把革命的变革继续推向前进。这样，革命的成果才能巩固下来。
武昌首义时的革命党人不懂得这个道理。起义第二天，他们就把黎元洪推为湖北都督，任湖北立宪派领袖、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为总参议。他们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提高黎元洪的威信。特别重要的是：10月15日居正把汤化龙、黄中恺起草的《武昌军政府组织条例》提交都督府中革命党人讨论。他把这个条例说成是“同盟会本部所拟者，免各同志怀疑”(居正：《辛亥札记》，《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154页。)，向大家说：“孙先生在海外研究革命多年，诚恐一旦起事无所循依，故预定条例。今闻武昌同志起义，特遣某赍此稿回，俾众遵守。”(逸民（黄中恺）：《辛壬闻见录》，《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史料辑录》，第10页)这样一说，《条例》便顺利地通过了。它规定：都督是唯一的领导人，军事和民事都由都督统辖。黎元洪随即委汤化龙为政事部长，所属各局负责人都是同革命党毫无关系的立宪派人。孙武自任军务部长，迁出都督府，另觅房屋组织机关。
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革命初期由革命党人主持一切的局面结束了，黎元洪不再只是一个被软禁的傀儡。湖北的军政权力从此开始向黎元洪手中转移。
当然，这在当时还只是一个开始，不能作过高的估计，不能认为这一下权力都已落入黎元洪、汤化龙等人手里。武昌起义后，原来的旧军队和旧政权都已土崩瓦解，一切都是重新组织起来的。各级军官和官吏大多由起自下层的革命党人充任。他们中许多人在革命胜利后很有点洋洋得意、不可一世，彼此间常常互不相让，对黎元洪这个被扶上马的都督不那样事事听从，至于对汤化龙等就更不消说了。他们在军政府中是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这一股力量并不是那样容易受人任意左右的。
汤化龙原来把极大希望寄托在通过《条例》这件事上。当《条例》正式颁布、由他担任政事部长并指定原立宪派人担任各局局长后，满以为大权从此在握。但事实却完全不是象他所想象的那样。由于他野心太大、过于揽权，革命党人对他的不满越来越表面化了。有的人更加直接了当地向刘公提出来：“同志们都在军事方面工作，对于政治方面完全由汤化龙一手包办的；政事部内所设各局概是老官僚和立宪派，不能与军务部取得联系，将来难免不为他们所卖，值得注意。”(朱峙山藏札：周鹏程的信，《湖北文史资料》第四辑，第173页。)这个问题确实引起了革命党人的重视。他们先给政事部和各局增派了一些副职，既起监视作用，又准备将来接手。10月25日，他们又召开会议，索性决定撤销政事部，将所属各局改为内务、理财、外交、司法、编制、交通等部，只给汤化龙保留一个有名无实的编制部长的闲差，弄得他十分没趣。到汉阳失守时，汤化龙就悄然不告而别，前往南京另谋活动。他在湖北军政府中并没有掌握到多少实际权力。
政事部被撤销后，新设各部的部长大多由革命党人担任。“自军政府成立后一月，湖北政治重心，在内务、理财两部。”(朱峙山：《辛亥武昌起义前后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三辑，第150页)而内务部部长杨时杰、理财部部长李作栋，都是原共进会的核心人物。
整个军政府的重心仍在军务部。军务部长孙武，副部长蔡绍忠、张振武。大权全在孙武、张振武两人手中，他们都是共进会的。蔡绍忠不是革命党人，原是日本士官学校第五期毕业生，在湖北督练公所担任过主管军械的兵备处课员，在军务部中没有什么实权，不久就辞职而去。孙武在湖北革命的准备时期，勇敢泼辣，不屈不挠，背负责任，作出了重要贡献。但革命胜利后暴露出来的弱点也是严重的：亟谋私利，力排异己，傲慢跋扈，缺乏学养。他一面挟黎元洪以自重，一面又恃功而骄，对黎元洪也很无礼。张振武更不把黎元洪放在眼下。
可见，就是在《武昌军政府条例》颁布后相当一段时间，军政府的实际大权主要还操在原共进会核心人物孙武、张振武、杨时杰、李作栋等人手中。如果不是孙武有意挟黎元洪以自重，黎元洪虽居都督之名，仍难号令一切。但黎元洪毕竟是一个有心计的人。他不像汤化龙那样操之过急，而是不动声色地逐步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实权，在各方面安插私人，利用革命党人内部的矛盾，拉这个打那个，再拉另一个打这个，把他们逐步排除出去，自己独收渔翁之利。而他真正掌握住湖北的全部军政大权，还是在孙武被逐、特别是湖北新军被大批遣散以后。那已是民国元年的事情了。
【资料来源：《湖北社会科学》1991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