赊旗店厘金局大门
赊旗店厘金局内院
引子
“天下店,数赊店”。明清时期,现在的社旗县社旗镇古称赊旗店,是远近闻名商业古镇。该镇初建于春秋战国时期,清康乾年间最繁盛,是水旱码头,南北九省交通要道,全国13个省商人在此经商,号称“天下第一店”。
2011年3月24日,记者来到社旗县瓷器街,这是一条明清古街,如从历史深处漂浮而来,青石板铺出街道如河,两岸停泊的古屋参差,多青砖灰瓦两层阁楼,门前有柱廊,黑漆板门、花格窗。其间,有座奇特建筑——清代赊旗店厘金局。
一眼看去,它和两边老屋一般模样。细看之下,从大门开始,就显现出奇特来了。
它的门头上有一长方形牌匾,上雕金灿灿异兽,似虎非虎,似龙非龙,仰头欲吞朝日,浑身火苗乱窜。“此兽名贪,最爱吃金吞玉,贪婪成性,因欲吞日被烧死。它悬于大门之上,是告诫官员戒贪。”赊店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徐东讲道。清代官场贪贿成风,唯有这一政府机关进门就忠告“戒贪”,足见它和钱的纠结。
自夏代建国,中国历朝赋税主要有三项:土地税、人口税和抵算劳役金钱。清康乾盛世时,奉行“藏富于民”国策,轻徭薄赋,康熙五十一年曾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当时全国应纳税人口2464万人,人口税为335万两,加上土地税等,全国财税年收入不到3000万两。
鸦片战争后,中国战败赔钱,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横扫江南数省,清廷重兵镇压,三年军饷3000余万两,江南财税大省为义军占据失去税源,清政府财政极困窘。没办法的情况下,清政府在全国普设厘金局,收厘金为军费。
河南开设厘金局是咸丰八年,即1858年。赊旗店厘金局管南阳、唐河、泌阳、方城(古称裕州)、桐柏五县厘金征收,称为“南裕分司”,直属河南省巡抚,“局长”为三品道台,比四品南阳知府职位还高。
如今,对厘金制度我们很陌生,而其间也有名人,能多少让我们产生记忆关联。如原国家副主席、“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其祖父、父亲是广东三水县厘金局总办和会计;“鉴湖女侠”秋瑾之父是湖南湘潭厘金局总办,秋瑾随父在湘潭厘金局生活了八年。
随着时光流逝,全国厘金局大多已消泯无迹。“全国保存完好的厘金局,除了赊旗店厘金局还有湖南洪江厘金局,但洪江是个县级卡点,不像赊旗店是三品道台衙门。赊旗店厘金局可称全国厘金文物遗存中保存最完整且级别最高者,是中国厘金史难得的标本。”徐东道。
厘金制创意来自林则徐
清代厘金制,大大缓解了清政府财政军事危机,是中国税收史上的重要一章。它的创办过程中,有三位关键人物——林则徐、雷以诚、钱江。
雷以诚时任左副督御史,相当于现在的国家监察部副部长,他被朝廷派到扬州帮办军务。为筹军饷,他公开卖官。清代卖官成风,仅道光执政30年,卖官收入达三千余万两。但兵荒马乱中,卖官市场也萧条,咋办呢?
雷以诚的师爷钱江,献上“捐厘助饷”之法,并亲自在扬州附近仙女庙、邵伯等集镇,劝谕米行,值百捐一,捐厘助饷。不到一月,征饷银数十万两。这就是厘金制之首创,首创日期为咸丰三年(1853年)九月。
厘金制试办成功,雷以诚在咸丰四年三月奏报朝廷。咸丰下旨,所有“用兵省份普行抽厘”,也就是“典型引路,全面推广”。
其实,厘金制真正创意人是林则徐。鸦片战争失败后,林则徐被遣往新疆伊犁屯田,他倡行类似劝捐的“一文愿”法,筹款垦田。因此,雷以诚在奏折中说道,厘捐系钱江仿林则徐“一文愿”法。
钱江与林则徐是啥关系呢?
钱江是浙江长兴县人,自幼颖悟不群,成人后屡试不第,投笔出游,辗转至广东欲投林则徐,而林则徐已被革职戍疆。在广州时,钱江曾联合绅商,招募义兵3万人,攻打英人商馆。清政府把他抓去充军新疆,钱江在那里与林则徐相聚,成为林的幕客,辅佐他治理水利。后转投雷以诚帐下,献计捐厘。
钱江曾到赊旗游历,对山陕会馆赞赏有加,至今会馆悬鉴楼前还高悬他所题对联,一副是“幻即是真世态人情描写得淋漓尽致;今亦犹昔新闻旧事扮演来毫发无差”。另一副是“还将旧事从新演,聊借俳优作古人”。联意绝佳,笔锋雄健。
厘金是清后期“影响最深”新税种
关于厘金的起源,通行说法是弥补军费缺口,且筹军费也确是其开征的重要原因。但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它的起征还有更深层面的因由。
近代名学者罗玉东,在其《中国厘金史》中分析道,清代税制结构中,商税明显偏弱,财政收入缺乏弹性。因而,在太平天国运动蓬勃兴起,以往捐纳报效等临时筹款措施难以为继的情况下,重在征商的厘金制度兴起既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
开征厘金时,五口通商已过十年,清朝商品经济有一定发展,为商业税产生提供了物质条件。其实,太平天国运动前,就有人请征商税,充实财政。道光二十三年,有人认为征商太轻,仅“关有征而市无征”,富商大贾拥资营利而不纳赋税,与农人比较,负担过于不均,于是奏请征商税。罗玉东认为“新商税厘金的产生,是清廷镇压革命的需要和此时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厘金制在全国是何等状况?
中国社科院专家郑起东在《转型期的华北农村社会》中分析:“论厘金者,首重江南。因为江南厘金,实占全国厘金总数绝大部分。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江苏、浙江、江西、福建、湖北、广东六省即占全国厘金总数的64%。华北厘金,绝对值上一直较江南为小。”至于河南,所占比例更小。原因是“河南商品经济不发达,同时河南又是平原,受限于地理,只有几个地方可设卡收费”。省社科院助理研究员徐春燕分析。
整个华北地区征收厘金,是在咸丰八年(1858年)从河南开始,背景是因捻军活动,清军粮台支应不继。于是胜保(内阁学士充军事将领)和毛鸿宾(清名臣,曾为两广总督)驻兵周口,借商捐以资军食,并奏请河南巡抚英桂,“设立省局,抽取商捐,统名厘税,后因其法,以次推广”。河南省第一批设三个,即赊旗店、陕州、开封。
到同治四年(1865年),河南如荆紫关、往流集、乌龙集、蒋家集、周家口等水陆市镇,如河内、新野等州县,“一律分设厘卡,委员经收”,之后在全省铺开。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直隶、河南二省还同设厘金局于安阳,称直豫厘金局,河南、湖北二省同设厘金局于汉口,称为鄂豫厘金局。
河南厘金数量,据《中国厘金史》记载,从咸丰八年(1858年)至同治七年(1868年),除二三年略增减外,每年都在五六万两间。从同治八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这34年间,每年都在六万至十万两间。之后开始大增,光绪最后三年增至20余万两。到宣统元年(1909年),更增至40万两。宣统三年(1911年),达到了67万两。
大增的原因是清廷危急,军费大增。而厘金“大增”官逼民反,更加剧清廷危急之势。
到了民国时期,河南厘金仍因旧制,只是在1912年改名为统税。1916年,河南厘金收入为60余万元,1923年激增至200余万元,原因是火车货捐大为增加。
厘金是清后期征收范围最大、苛扰最重、影响最深的一个新税种,它共分四类:百货厘、盐厘、洋药厘(进口鸦片)和土药厘(国产鸦片)。按清户部规定,四类厘应各自成系统,实际上除盐厘自成体系外,洋药厘土药厘都与百货厘相混,故一般所说厘金,都指百货而言。
百货厘举办最早,范围最广,凡一切日用所需物品,都在征税范围。百货厘税厘本为1%,故名厘金。后来各省税率越来越高,一般为4%到10%,最高达20%以上。
厘金开始是通过税性质的税收,其后发展为产、运、销三个环节同时征收,又具有出产税、交易税和营业税性质。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哲美森在《中国最新度支全录》中说:“近来各省官吏,利用厘金之名,推广其义张其欲壑。落地税之设,是其一也。此外内地所设之制造工厂,亦向之征课重税,而混合于厘金之中。”
赊旗店厘金局是河南首开的一家厘金局,它是个镇,却设三品道台管理的厘金总局,破格之至,这又是为什么?小镇大衙门到底是何模样?在近80年时光中,又发生了哪些事情呢?(盛夏 文图)
(资料来源:华夏经纬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