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省区相比，河南没有全国性的税关，无关税档案可资查阅；地方文献对商业城镇的记述又多语焉不详。本文主要依据实地调查收集的商人会馆碑刻资料，对周口、赊旗、北舞渡、朱仙镇等清代河南四大商镇分别进行个案考察。
一、 周 口 [1]
周口（今周口市）又名周家口,位于河南省东部。明代属开封府商水县，清代属陈州府，为商水、淮宁（今淮阳县）、西华三县所分辖。明末，周口已是从江淮至开封水路交通线上商船停泊的一个码头，不过此时居民尚“不过百家”。周口的发展大约始于康熙年间，该镇南、北两座山陕会馆都是康熙中叶创建的。到乾隆时周口已是“周围十余里，三面夹河，舟车辐辏，烟火万家”，[2] 成为河南著名商镇之一。
清代周口商业的繁荣，主要得益于其地理条件。颍河、沙河与贾鲁河在该镇交汇，东南流入淮河而达于江南，周口也因此成为河南东部与江南地区商品流通的重要枢纽。其腹地范围主要包括陈州府和开封府的大部，汝宁府的北部，许州所属各县，以及南阳府东北部的叶县、舞阳等，共计20余州县。
周口商业主要是河南与江南商货的转运贸易，其输出商品以陈州、开封二府所产农副产品为主，输入则以江南所产绸布、杂货为主。凤阳关是河南东部与江南商品流通必经的税关，档案记载：“凤关税钞米豆居十之七八，杂货止十之二三，全赖上游豫省陈州、汝州、光（州）固（始）等处出产米豆以及凤（阳）、颍（州）、泗州各属所产粮食年岁丰稔，客商运往江苏货卖，而下江杂货亦藉回空船只顺便贩运，往来纳税，上下流通，钱粮始能丰旺。”[3]
粮食是周口集散的大宗商品。据统计，从乾隆二十四年闰六月至二十五年三月的九个月中，陈州府属淮宁、西华、商水、沈丘、扶沟五县共输出粮食223600余石，[4] 这些粮食主要应是在周口集中的。在粮食输出中大豆占有很大比重，乾隆四十七年因陈州府属淮宁、商水等六县，汝宁府属汝阳、上蔡等七县“俱被水成灾，产豆无多，客商无从贩运”，以至凤阳关“过关米豆粮载南下者甚属无几”，税收缺额甚多。[5] 酒曲也是周口输出的重要商品之一。河南巡抚尹会一的奏报称：“豫省本系产麦之区，每至收成，西商挟其厚赀在于码头集镇开坊踏曲，如祥符之朱仙镇、陈桥，陈州府之周家口，…… 皆渊薮也。”[6]
杂货是周口从江南输入的主要商品。道光十八年山陕会馆《重修关帝庙岁积厘金记》碑镌有参与抽厘的行商字号320家，分属杂货、麻、油、丝、布、京货、西烟、山货、皮行等15行，其中杂货一行所属商号就有180家，数量最多；其实力也是最强的，杂货行共抽收厘头银7915两，占行商抽厘总额的3/4。所谓杂货究竟包括那些商品呢？档案资料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信息：如乾隆二十一年凤阳关所征税银中：茶、麻、烟、纸、糖、果等银比上届少收11491两，绸、布、子花银少收4140两，钉、铁、油、碱等银少收342两，豆饼、菜子等银少收10497两，毡、皮等银少收172两。乾隆二十二年的税银中，茶、麻、烟、纸、糖、鱼、果、菜等银比上届少收19753两，钉、铁、油、碱、瓷器等银少收2780两；绸、布、子花、红花、线货、故衣等项比上届多收银3565两，菜豆饼、芝麻、菜子等项多收银8256两，毡皮毛货等项多收银836两，等等。[7] 以上诸多商品中，毡皮毛货当属皮行经营，豆饼、菜子、芝麻等货当由陆陈会馆或油业会馆经营，麻、布、烟、果等也各自有行，至于茶叶、纸、糖、瓷器、钉铁、碱、绸缎、棉花、线货、故衣等，大概就是所谓杂货之类了。
乾隆 - 道光年间是周口商业的鼎盛时期，这从商人会馆频繁而大规模的重修和扩建可明显反映出来。其时，山西、陕西、安徽、江西、湖广、福建等省商人纷纷来镇贸易，在周口修建了十余座商人会馆，大多规模宏大。除各地商帮所建地域性会馆之外，周口还有两座行业性会馆：一是专营粮食业的陆陈会馆；二是油业会馆，系经营粮油业的商人于乾隆年间兴建。以上诸多会馆中至今完好保留下来的只有沙河北岸的山陕会馆一处，为山西、陕西两省商人所共建。会馆中保存有多块碑铭，依据碑文记载我们可知该会馆从康熙三十二年创建，至咸丰二年最后完工，历时达150余年之久。其间重修和扩建工程进行了十余次，每次都开支浩繁，如嘉庆五年至七年修建春秋阁和歌舞台，耗银二万余两；嘉庆末至道光初的增修也费银二万余两；道光十六至十八年的工程，又开支26000余两。如此频繁的扩建修缮工程，充分显示了山陕商人的经济实力。
周口山陕会馆的历次重修，一般都采取集资方式，分别向行商、坐贾募集。道光二年碑对此有一个较具体的说明：“斯举也，共计费银貳万两有奇。所从来者有二：一则出之于吾乡之铺户也，开设有地而子母常权，承帝之庥当思酬帝之德。于嘉庆十四年挨行募化，量本金之大小为捐数之重轻，统计得银壹万陆千貳佰两。一则出之于吾乡之行商也，来往不时而懋迁有术，既为山陕之人应预山陕之事。于嘉庆十四年仍循往例千钱抽一，至道光元年共得银壹万貳仟玖佰两。”[8] 据该碑所言：此次集资从嘉庆十四年至道光元年，共计12年。行商系按千分之一的比例抽厘，12年共抽收厘金12900两，平均每年1075两，以 1‰的抽厘率折算，平均每年的经营额为107万两。至于坐贾捐银，系“量本金之大小为捐数之重轻”，共计捐银16200两，但其认捐比例不详。如果从经营特点来考虑：行商每年往返于途，其在周口停留、储货均有赖于会馆；但另一方面，行商只有部分时间在镇逗留，而坐贾则是全年在镇经营，二者对会馆的依赖可谓各有侧重。我们姑且假定坐贾的捐资比例不应低于行商的抽厘率，即其捐资数额也大致相当于实际经营额的千分之一，坐贾捐银16200余两，以12年平均折合年经营额135万两。行商坐贾合计，年经营额约为240万两。
道光十六至十八年的大修，共计用银26000余两。此次集资从道光丙戌至乙未年，即道光六年至十五年，“阅九载”。集资方式仍旧是坐贾认捐，行商“计金抽厘”。[9] 九年时间行商抽厘共10290两，折合年经营额114万两；坐贾捐银16270两，按同样的方法折合年经营额180余万两。行商、坐贾合计，年经营额为290余万两，与嘉庆年间相比又有增长。
参与集资的商人商号数量，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周口的商业规模。山陕会馆道光十八年的两块碑分别镌刻了行商和坐贾的捐资。其中《重修关帝庙记》碑所列为坐贾，参与捐资的商号共计164家。《重修关帝庙岁积厘金记》碑所镌为行商，计有列名商号320家，共抽厘8660余两；其中抽厘最高者为562.52两，最低者仅3两。除这320家列名商号之外，各行均另有“零厘头”银数两、数十两乃至数百两，合计为1631.49两。所谓“零厘头”，我们估计应为抽厘不足3两的行商累计而得。如果这一估计不错的话，那么这批小商号的总数当超过500家。
安徽会馆也保留有一块道光年间重修会馆的捐资碑，即道光十七年《江南会馆重修庙序》碑。该碑碑阴镌刻有捐资商人商号82家，共捐钱171千200文。不过，这82家并不是捐资商人的全部。该碑所列捐资来源共有四项，即：“收众山客乙千零二十七千文，收本镇门面厘头钱四佰六十六千四佰文，收捐布施钱乙佰七十乙千七佰文，收黄铜行捐钱五十八千乙佰文”，四项合计共捐资“乙千七佰二十三千三佰文”。其中第一项，所谓“众山客”，从字面看当系指来自山区或经营山货的客商，共捐钱1027千文；第二项“本镇门面厘头钱”，当指在周口开设铺面者抽收的厘头银，共466.4千文；其三，收捐布施钱171.7千文，此项捐款与碑文所列的82家商人商号所捐之钱数大致相符，应就是；其四，黄铜行所属各商号捐资58.1千文。四项捐资中只有第三项开列了捐资商人商号为82家。以捐资数量推论，在周口开设铺面的商号和黄铜行所属商号应也会各有数十家；而“众山客”则应是徽商中数量最多，或者经营规模最大的。这四者合计，在周口的安徽商人商号数量当不会低于200家。
据山陕会馆道光十八年的两块碑，我们已知在周口的山陕商人仅有名号可考者就有坐贾164家，行商320家，合计为484家；加上抽厘不足3两的众多小商号，数量可能超过1000家。安徽商人商号有200余家，若再加上江西、湖广、福建，以及河南本省商人，我们估计在清代中叶周口的鼎盛时期，全镇商人商号数量可达1500 - 2000家。前面，我们依据山陕会馆捐资抽厘金额折算，嘉庆年间该会馆所属商人商号的经营规模在240万两左右；道光年间又有增长，达290万两。周口除沙河北岸的山陕会馆之外，南岸还有一座山陕会馆，此外还有安徽会馆、江西会馆、福建会馆、湖广会馆、覃怀会馆、陆陈会馆、油业会馆等10余座。就目前的资料而言，沙河北岸的山陕会馆可能是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一个，不过周口输出的大宗商品中，粮、油等项主要都不由该会馆经营。这里，姑且假定北岸山陕会馆的商业规模占全镇的1/2，把嘉道年间周口全镇的商业规模估为500万 - 600万两，应不致是过高的估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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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周口的考察，详请参见许檀《清代河南的商业重镇周口》，载《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
[2] 乾隆《商水县志》卷1，舆地志。
[3] 乾隆四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管理凤阳关税务庐凤道王懿德折，《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56辑。
[4] 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初十日河南巡抚胡宝瑔折，载《历史档案》1990年第4期。
[5] 乾隆四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管理凤阳关税务庐凤道王懿德折。
[6] 尹会一：《抚豫条教》卷3，禁止贩曲。
[7] 档案：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初十日、十月二十五日安徽巡抚高晋折。
[8] 道光二年《山陕会馆传球春秋阁创修牌坊两廊看楼客庭工作等房铺砌用到院落不是抽积银钱碑》。
[9] 道光十八年《重修关帝庙记》、《重修关帝庙岁积厘金记》二碑。
二、 赊 旗 [1]
赊旗（今社旗县城），位于河南省西南部的南阳盆地。赵河、潘河在该镇交汇后入唐河，由唐河南下至樊城转汉水可直抵汉口；由赊旗北上，陆路经裕州有驿道通洛阳、开封及山陕；东北行由舞阳县北舞渡入沙河抵周家口，转贾鲁河北上可达开封，顺沙河东下则进入安徽。
赊旗，清代属南阳府南阳县。其兴起应是在康熙初年，到雍正时已初具规模。雍正二年《同行商贾公议戥秤定规》碑记言：“赊旗店四方客商杂货兴贩之墟，原初码头卖货行户原有数家，年来人烟稠多，开张卖载者二十余家。” 乾隆以后该镇商业迅速发展。
赊旗商业以山陕商人为主，而山陕会馆的修建经费均来自两省商人的集资，故会馆的修建过程也大体反映了赊旗商业的发展脉络：从清初到乾隆是该镇商业迅速兴起阶段，乾隆四十七年春秋楼的落成可以说是赊旗商业繁荣的象征，也是进入新阶段的标志。该建筑面阔七间，高30余米，雕梁彩绘，金碧辉煌，民间有“赊镇有个春秋楼，半截插在天里头”之谣。[2] 嘉庆道光年间该镇商业进入鼎盛，会馆的一系列营建主要集中于这数十年中，陆续修建了大殿、两廊、群房、悬鉴楼和琉璃照壁等，并铸造了一对重达五万余斤的铁旗杆。嘉道年间会馆主体建筑的修建未见具体资料，不过从一对铁旗杆耗资3000余两推论，会馆的主体建筑至少耗银数万两。咸丰年间赊旗屡遭兵燹，会馆建筑多被焚毁，同光年间山陕商人集资大规模重建，反映了赊旗商业在战乱之后的振兴。
赊旗山陕会馆的历次修建也多采取集资方式，利用会馆各碑所镌参与集资的商号名称及其捐款金额，我们可对该镇商业做进一步的考察。
乾隆四十七年《创建春秋楼碑记》镌有捐资商号423家，共集资8068两。从该碑开列的各商号捐资数额来看，此次集资采取的应是抽厘方式。其中抽厘最多为130两，超过100两者一共只有5家；抽厘不足1两者38家，最少者仅2钱2分。看来这些商号的经营规模都不是很大。乾隆年间参与集资的商号中可以区分出行业的有：粮行、粉局、花店、花行、油坊、醋坊、席铺、木铺、铁铺、杂货铺、瓷铺、碗铺、琉璃店、皮袄铺、衣铺、染坊等。
嘉道年间修建会馆的集资未见记载。民国十二年《重建山陕会馆碑记》、《重兴山陕会馆碑记》记述了同光年间重修会馆的集资经过，此次集资包括“抽厘”和“认捐”两部分：其中“抽厘”从同治八年至光绪十六年，共抽收厘金72800余两；由于工程浩大仍不能满足需要，故又发起募捐，并得到“同乡大宗捐输”，共获捐款14930两；两项合计87700余两，全部用于会馆的重修，在已知河南众多会馆的修建中是耗资最巨的。两碑分别镌刻了从同治八年至光绪十六年“山陕商贾连年抽厘”集资，以及光绪年间“同乡大宗捐输”的名单和数额。我们分别考察。
《重建山陕会馆碑记》列有抽厘商号383家，共抽收厘金69613两。其中抽厘金额最高者6933两，超过1000两的共计12家；抽厘金额最少者为8两，计有18家；这些商号的经营规模与乾隆时相比显然已是天壤之别。此外，该碑另记有“零星小宗厘金”2165两，应是抽厘不足8两未被刊名列碑的商号的累积数，这些小商号数量至少会有300余家（以平均抽厘7两计算），也可能更多得多。
《重兴山陕会馆碑记》列有参与认捐的商帮商号捐款125宗，共捐银14832两。其中捐银最多者4500两，超过100两的共41家；捐银最少者为10两，有10家。此外该碑还列有“零星花名小宗布施银”共103两，应是捐银不足10两未被刊名列碑者捐银的累积数。该碑捐款署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商人团体，如盒茶社、山陕帮、众票帮、同心社、银色社、酒仙社等，至少十余个。这些商人团体包括的商号多则十几家、几十家，最少也会有三五家，因此实际参与认捐的商号至少会有二三百家。“抽厘”与“认捐”合计，同光年间重修会馆参与捐资的商号可能达到千家。
同光年间的抽厘商号中可区分出行业的主要有陆陈行、花粉行以及驼、盐两行。陆陈行，也就是粮食行。驼、盐两行，“驼”当指骆驼，“盐”即食盐。食盐是专卖商品，南阳府属各邑除舞阳县外，其余12州县均食河东盐，岁额36246引 [3]。 河东盐产自山西解州，从解州至南阳府各县无水路可藉，全靠牲畜驮运。驼、盐两行关系密切，大概就是因此之故。花粉行，“花”当指棉花，“粉”可能是指粉皮、粉条等粮豆制品。不过，花、粉两行似乎是完全不相干的行业，其抽厘合并计算颇令人费解。
光绪年间参与认捐的商帮商号中，可区分其行业的有：盒茶社、蒲茶社、众票帮、陕西药帮、西菸帮、蕃锡社，以及永隆统、永禄美、锦璋秀、蔚盛长等字号。其中，永隆统、永禄美等是赊旗本镇开设的酒店，赊店酒历史悠久，行销范围可达秦、晋、鄂、湘等数省 [4]。锦璋秀是山西侯马吕氏家族在南阳府城开设的经营京广杂货的字号，创办于1871年，投资25000两，是当时南阳最大的一家杂货店。[5] “盒茶社”、“蒲茶社”都是经营茶叶的商人团体；“众票帮”指山西各票号驻汉口的分号，蔚盛长是山西平遥票号蔚字五联号之一，它可能直接在赊旗设有分号，故在“众票帮”捐银500两之外，单独捐银220两。蕃锡社，从字面理解应是经营进口洋锡的商人团体。
从抽厘金额可知陆陈行、花粉行、驼盐行都是赊旗商业中较重要的行业，此外茶叶、杂货也是赊旗转运贸易之大宗。我们参考其他资料，对这几个行业再做些具体考察。
粮食是赊旗商人经营的重要行业。河南是清代华北主要的粮食输出区之一，每年至少有上百万石的粮食输出。在同光年间的集资中，陆陈行的抽厘金额高达3450两。据说民国年间该镇有八大粮行，仅“通盛行”一家每天就要装运大小车辆60多辆，牲畜40多头 [6]。河南属北方旱作粮食区，以种植小麦、大豆、杂粮为主，湖广两省则以水稻种植为主。故北方杂粮的输出、南方稻米的输入应是赊旗粮食业经营的主要内容。[7]
棉花是河南种植最多的经济作物，也是赊旗商人经营的重要商品之一。乾隆年间创建春秋楼时即有花行、花店的捐款；同光年间花、粉两行抽厘金额高达4389两，虽然不知道花、粉两项各自的比例，已足见此项贸易之繁盛。1870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旅华日记》中写道：“我所走的那条路，在南召与来自赊旗镇的另一条路相接通。……我每天遇到多少列驮子，从河南府载上了棉花，前往樊城和老河口。” 这是河南棉花经赊旗向湖北输出。不过清代湖北属产棉区，而陕西、甘肃则属缺棉省区，故河南所产棉花大多输往西北。李希霍芬在《关于河南及陕西的报告》中也曾明确指出：河南府棉花“主要是输往陕西和甘肃，输往山西及湖北的数量较小。”[8]
山西商人经营的茶叶是经由赊旗转运的大宗商品，这些茶叶主要销往俄国、蒙古。清代前期晋商采买的茶叶主要产自武夷山区，茶叶由产地陆运至江西河口镇，由信江水运入鄱阳湖，转长江至汉口，然后溯汉水北上。其转运路线从河口镇开始水运 → 汉口 → 襄樊 → 抵赊旗；从赊旗改陆运 → 山西 → 张家口 → 蒙古、俄国。十九世纪50年代受太平天国起义影响，茶商改为采买两湖地区的茶叶，主要产自湖南安化、临湘及湖北蒲圻。山西祁县大德诚茶庄即从湖南安化购茶，三晋川、晋裕川等茶庄多在临湘购茶 [9]。 在光绪年间对山陕同乡的募捐中，盒茶社捐款4500两，蒲茶社捐款360两；此外，大德玉、大泉玉、大升玉、裕庆成、宝聚公等10家商号各捐银50两，它们也都经营茶叶的山西商号 [10]；合计为5360两，占此次募集总额14935两的1/3以上，足见茶商资本之雄厚。
杂货是赊旗转运商品的又一大宗。据雍正二年《同行商贾公议戥秤定规》记载称：“赊旗店四方客商杂货兴贩之墟”；乾隆年间《公议杂货行规碑记》亦称：“本镇之有杂货行由来已久”，乾隆五十年因有商号不遵旧规，影响到全行之生意，于是“集我商行公议规程”，订立行规十余条，以规范全行商业行为。清末《祁县茶商大德诚文献》记载说，“此处（指赊旗）码头以杂货为首”，各种商货脚价往往以杂货之运价为基准，如“红茶梗子每千斤价同杂货，西老茶、大花茶照杂货解矮银一两，东老茶照杂货下银二两五钱”等等。[11]
赊旗的纸、糖等货来自湖南、广东。如道光十七年八月，山西“茂盛德记”商号从中湘（湖南中部的湘潭一带）购入洋糖134包，8600余斤，各种纸张1100块，经汉口、樊城运抵赊旗；洋糖在赊交由晋和店、元吉店出售，纸张则运往周口销售。道光二十二年腊月，该商号从中湘购入苏木120捆，各种纸张500块，又从汉口购入洋糖342包，冰糖20箱，于次年2月运抵赊旗；将洋糖、冰糖留在赊旗销售，苏木、纸张等货运往周口。[12] 这些北上商品中洋糖、冰糖为广东所产，纸张当为湖南或者江西所产，而苏木则系进口商品，应是从广东输入，经由湘粤交界的骑田岭商路进入湖南，再由湖南北上的。
赊旗山陕会馆前的南北长街名瓷器街，瓷器当也是该镇转运的大宗商品。乾隆年间四合瓷铺抽厘88两，在423家列名商号中是较高的，估计应是兼营批发与零售。以水路之便赊镇的瓷器当来自江西景德镇或湖南醴陵。又据《鄢陵文献志》记载：该县“瓷器自南阳舍（赊）旗店来”，鄢陵属开封府，在河南东部，由此可知赊旗输入的瓷器至少会转运河南的大部分地区。此外，绸缎布匹、皮货、药材、水烟等也是赊旗南北转运的货物。
赊旗是水、陆接运的过载码头，运输业是该镇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说该镇盛时，河道停船一次可达500余只，全镇有48家过载行，日夜装卸不停，十几家骡马店家家客满，大车小车络绎不绝。由于地理条件原因，赊旗以陆路运输更为发达。除骡马牛驴等畜力外，远程运输骆驼有其独特的优势，故开设驼厂是赊旗运输业的一个特点，最多时一次能有骆驼几百峰 [13]。《祁县茶商大德诚文献》记载了从赊镇陆运的各种方式：货物运输有牛车、马车、骡子、长驼之分，各有装货规则、运货时限和脚价。如：雇牛车运货至北舞渡“每辆欠银二钱，限十天，误期每车罚钱一千”；雇马车运货至开封、洛阳等处，“脚价付九欠一，以十天为期，二十天见回票，误期每车罚银八两”；远程货物如山西祁县、太原、直隶张家口等处则多用“长驼”，也各有限期，“脚银付三欠七”或“付四欠六”。赊旗的陆路转运范围至少包括河南、山西两省的主要城镇，以及东口（张家口）和西口（杀虎口或归化城）[14]。赊旗镇有一条南北长街名骡店街，各类脚行、骡马车驼等店估计多汇聚于此。
依据山陕会馆碑刻资料，我们可知乾隆年间赊旗创建春秋楼参与集资的商号有400余家，共抽厘8000余两。嘉道年间会馆的一系列建筑虽开支不详，但从保存下来的悬鉴楼等建筑，以及一对铁旗杆耗资3000两推论，会馆的主体建筑至少耗银数万两，捐资商号数量当也远超过乾隆时期。同光年间重修会馆共集资87700余两，参与捐资的行商、坐贾当有千家。由于资料的欠缺，我们无法确定同光年间赊旗商业的繁荣程度是否超过嘉道，不过从该镇的商业构成和大宗捐款的来源角度分析，晋商对俄茶叶贸易的发展以及票号的兴盛都在清中叶以后，故同光年间赊旗的商业规模至少应不逊于嘉道时期。
赊旗山陕会馆的抽厘方式未见周口那样的明确记载。不过，仔细分析同光年间“抽厘”与“认捐”两份捐款名录，可以看出赊旗会馆的集资与周口略有不同，抽厘以坐贾为主，而认捐则以行商为主。也有一部分商号既参与抽厘，也参加了认捐。参照周口的抽厘率，我们将《重建山陕会馆碑记》所镌抽厘金额折算出年经营额为340余万两，若再加上《重兴山陕会馆碑记》所列商帮商号的认捐，该镇山陕商人的年经营额估计可达四五百万两。当然这一数字可能与实际规模有较大出入，更准确、更深入的研究尚有待于进一步的资料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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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赊旗的考察，详请参见许檀《清代河南赊旗镇的商业》，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
[2] 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社旗县文化局编著《社旗山陕会馆》第24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出版。
[3] 嘉庆《南阳府志》卷3，赋役志。
[4] 社旗县志办：《赊旗镇历史上的繁荣与衰落》，载《社旗文史》第一辑，1986年（内部资料）。
[5] 王丙申：《南阳最大的锦璋绣京广杂货商店》，载《南阳文史资料》第二辑，1986年。
[6] 社旗县志办：《赊旗镇历史上的繁荣与衰落》。
[7] 咸丰十一年日升昌汉口分号就曾由樊城经赊旗向平遥发运大米，见黄鉴辉《山西票号史》第150-151页。
[8] 转引自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25页。
[9] 史若民、牛白琳编著《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81-482、134-135页。
[10] 大德玉、大升玉、大泉玉都是山西榆次常氏的字号，以经营恰克图茶叶贸易为主。在汉口山陕西会馆各商帮所捐春秋楼、天后宫匾额中，这10家商号同属“山西太（原）汾（州）两府红武茶帮”。
[11] 《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第502页。
[12] “茂盛德记”帐册，该帐册系笔者从太原文物市场购入，据商贩称是从临汾收购来的。
[13] 社旗县志办：《赊旗镇历史上的繁荣与衰落》。
[14] 《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第501-502页。
三、 北 舞 渡 [1]
北舞渡又称北舞镇，位于河南中部，明清两代均属南阳府舞阳县，在县治以北50里。灰（辉）河与沙河在此交汇，交通运输便利，故北舞渡兴起较早。宋、金两代的北舞镇当是以军事功能为主，但在经济上也不逊色。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北舞镇征收商税1393贯384文，舞阳县城为1413贯749文，二者相差无几[2]。明代北舞渡称“店”而不称“镇”，从称呼的变化看，其地位似已不如前代重要。
北舞渡在经济上重新崛起和进一步发展是在清代，乾隆年间它已成为河南重要的商业城镇之一，经济功能远超过县城。乾隆《舞阳县志》记言：“北舞渡距城五十余里，民廛稠密，贾客列肆。镇中毂撃肩摩，负贩而喧哗者俨如城郭。洵中州巨镇，南河要津也。”[3]
清代在北舞渡经商的山陕商人建有会馆一座。据碑文记载，该会馆的创建始于康熙六十年，至乾隆三年初具规模。其后，又在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年间进行了一系列增修和扩建。如：乾隆十八年修补大殿、拜殿，并增修殿前甬道；嘉庆十三年，在会馆西北角外购地，添建了北房、后门及胡同口便门，以为会馆出入之通道；道光六年陆陈行等商号集资在大殿前增修牌坊一座；道光二十至二十一年，对会馆主要建筑进行了大规模的重修，并添创建后园敞棚；咸丰二年，油坊业众商在会馆东侧新建了老君庙。至此，会馆建筑才算全部完工：“前有正殿、偏殿、东西殿、两廊、牌坊、钟鼓戏楼，后有春秋楼、老君殿、客堂、僧舍，次第相立，颇称轮奂。” 不料，咸丰九年会馆数遭兵燹，毁损严重，山陕商人再次集资重修，至同治六年秋告竣。这可能是该会馆的最后一次重修了。光绪年间京汉铁路通车，在北舞渡以东数十里的漯河设立车站，漯河很快取代北舞渡成为周边地区的商品集散中心，北舞渡商业随之式微。
与周口和赊旗的会馆相比，北舞渡山陕会馆的规模要小得多，这从该会馆各次修缮、扩建的开支明显可见。前已述及，周口会馆的数次扩建重修开支都在20000余两。赊旗会馆嘉庆年间铸造一对铁旗杆就耗银3000余两，同光年间的重修开支更高达87700余两。而北舞渡会馆的修缮和扩建，如嘉庆十三年购地、建房等共计用钱223千文，道光六年陆陈行修建牌坊用钱650千文，咸丰二年油坊众商建老君庙支出2435千文，同治初年重修关帝庙支出为2074千文，折算成银不过数百两或一二千两。周口、赊旗的捐资以银为单位，北舞渡则以钱计，这本身就反映了二者在规模上的差异。
粮食是北舞渡山陕商人往来贩运的重要商货之一。在山陕会馆修建过程中，陆陈行曾试图单独集资修建牌坊。道光六年《创建牌坊碑记》记载：山陕会馆“宫殿墙堧已臻尽美，而其中少牌坊一座。善事者为之四顾踌躇焉，而未能满志也。独山陕陆陈行向福商等号募化钱文，犹不得其竣，在社者各捐己资以彰其美。” 此次倡修牌坊的首事为大兴店、兴盛店、茂盛店等八家行店（估计当属粮食行栈）分别向往来本镇的客商募捐筹款，参与捐资的商号共计348家，捐钱647千文，并银6两。陆陈行最终未能单独承担修建牌坊的全部资金，故这340余家商号并不全是经营粮食业者。如捐钱最多的“龙兴歧”在道光十八年周口《重修关帝庙岁积厘金记》碑中亦有所载，其分类属杂货行。不过，从首倡、募捐到修建的一系列活动，仍显示了陆陈一行在北舞渡镇具有相当的实力。
麻油和菜油是北舞渡输出的重要商品之一，《舞阳县志》将其列入“货之属”[4]。油坊业也是山陕商人经营的重要行业，油业众商曾单独集资修建老君庙。其动议始于嘉庆十六年，由于财力不足先“捐赀生息”，至咸丰元年积累到相当的数额才动工，至二年二月告竣。从筹建到落成历41年之久。参与集资的商号，嘉庆十六年共有15家，可能都是本镇的油店；咸丰元年新收捐款包括本镇油店和北舞渡周边县城、集镇油店两部分，合计有30余家。[5]
杂货应也是北舞渡商人往来贩运的大宗商品。在周口的考察中我们看到，杂货行是山陕商人经营的最重要的行业。北舞渡位于沙河上游，其杂货来源中无疑会有很大部分是从周口溯沙河而至的。也有一部分杂货来自赊旗，如道光十六年，山西“天义正记”商号在湖南购入洋糖、冰糖、纸张等货，经汉口、樊城水运抵赊旗；在赊旗雇马车一辆，牛车31辆将这批货物陆运至北舞渡，再从北舞渡雇船水运至周口出售。道光二十六年，该商号在赊旗晋和店购入川糖80 包，共8885斤，雇牛车10辆陆运至北舞渡，然后雇船水运至周口出售 [6]。这些商货虽都是路经北舞渡，但我们相信纸、糖，以及华中地区所产其他杂货会循着同样的线路运至该镇。
乾隆年间舞阳县令丁永琪有言，北舞渡“因水陆适中，停泊投憩，秦晋吴楚商货往来，陆行者易舟，水行者易车”。[7] 作为周口与赊旗两大商镇之间的过载码头，陆行易舟，水行易车，北舞渡所需车夫、船户以及“赶纤卸载之夫”众多，运输装卸是该镇的一个重要行业。道光二十五年“茂盛德记”商号从周口贩货至赊旗镇，在北舞渡一次就雇马车15辆，支付脚价近70两。同年该商号从湖南购入洋糖、纸张等货至赊旗，在赊镇雇牛车100余辆将这批货物运至北舞渡，共支付运价214两；再从北舞渡雇船水运至周口，又支付船价61两。[8]
北舞渡镇集散商品的范围，可从山陕会馆集资范围得到间接反映。同治六年北舞渡重建山陕会馆参与捐资的商号，计有舞阳、襄城、叶县、郾城、临颍、遂平等县20来个集镇的130余家；咸丰二年油坊业创建老君庙时的捐资商号除舞阳本县之外，也有叶县、西平、临颍等县10余个集镇的油坊出资襄助。这一地域范围当就是北舞渡镇与周边各县商业往来最核心的区域。北舞渡自身的腹地范围并不太大，不过由于该镇位于赊旗与周口之间，承担着这两大商镇之间水陆接运的任务。作为赊旗与周口两大商镇之间的水陆过载码头，北舞渡镇的实际商货往来范围则要大得多，大致可涉及“秦晋吴楚”乃至湘、粤等数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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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北舞渡的考察，详请参见许檀《清代河南的北舞渡镇》，载《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
[2]《宋会要辑稿》第129册，食货十五之七。
[3] 乾隆《舞阳县志》卷10，艺文。
[4] 道光《舞阳县志》卷6，物产。
[5] 咸丰二年《创建老君圣庙碑记》。
[6] “天义正记”、“茂盛德记”帐册。
[7] 乾隆《舞阳县志》卷10，艺文。
[8] “茂盛德记”帐册。
四、 朱 仙 镇 [1]
朱仙镇属河南开封府祥符县。《县志》记载：“朱仙镇，天下四大镇之一也。食货富于南而输于北，由广东佛山镇至湖广汉口镇，则不止广东一路矣；由湖广汉口镇至河南朱仙镇，则又不止湖广一路矣。朱仙镇最为繁夥，江西景德镇则窑器居多耳。”[2] 民国年间开封教育试验区编辑的乡土教材《岳飞与朱仙镇》，[3] 依据采访调查对该镇清代商业做了一些回溯性记载。此外，有关该镇商业状况的资料十分有限，因而会馆碑刻资料更显珍贵。
朱仙镇位于开封西南45里。该镇宋代为军事重镇，相传南宋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大败金兀术于此，镇内建有岳王庙，历代奉祀。不过宋代该镇商业并不发达，熙宁十年全国商税、酒税统计中均未列该镇。
朱仙镇在经济上的崛起，与明代中叶贾鲁河的修浚密切相关。贾鲁河发源于开封府荥阳县，经朱仙镇过尉氏、扶沟、西华等县，至周口与颍水合流，东南入安徽境于颍州府正阳镇入淮河。嘉靖六年（1527年）左都御史胡世宁建议疏浚贾鲁河，至九年五月完工，从此贾鲁河成为一条沟通河南与江淮的通航水道。[4] 隆庆年间商书《天下水陆路程》记有从淮安至开封的水路，这条水道由淮安经洪泽湖入淮河 → 经凤阳府、寿州至正阳关纳税后入颍河 → 溯颍河西北行，经阜阳、太和等县入河南界 → 再130里至周家店（即周口）→从周口转贾鲁河北上200里至朱仙镇 → 在朱仙镇起车，陆路40里至开封。[5]
据《岳飞与朱仙镇》一书记载，朱仙镇最盛时面积达120平方里之广。该镇寨墙建于同治元年，初为土墙，后改建砖墙，所用材料多拆自庙宇。此时朱仙镇商业已经衰落，面积不及原来的1/10。贾鲁河穿镇而过，自北而南长约三里，朱仙镇商业街市以贾鲁河为界分为东西两镇：东镇的重要街市有顺河街、杂货街、曲米街、油篓街、晓先街、炮房街等，其中杂货街多南北杂货，曲米街多米麦商铺，炮房街多爆竹作坊，油篓街多油业行店，顺河街、晓先街则为普通商号，尤以杂货街为最盛。西镇的重要街市有顺河街、西大街、保元街、估衣街、京货街，“京货街多苏广时货，估衣街多估衣店及当铺，顺河街、西大街、保元街则为普通商店。” 清代前期东镇繁盛远过西镇，中叶以降黄河屡屡决口，因东镇地势较低，商铺逐渐西迁，多集中在西大街、估衣街、京货街等处。[6]
清代在朱仙镇经商的山陕商人建有会馆一座，俗称关帝庙。依据碑文可知该会馆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曾多次扩建和重修。如：康熙三十三年添建山门和戏台，参与集资的商人商号400余家，共捐银259两零；康熙末年会馆“妆金大殿、前后门、过厅、闪屏”等项工程共用银190两7钱，捐资商人170余。[7] 雍正元年夏秋季节黄河决口，由贾鲁河南下，这次水灾显然使康熙末年刚刚重修的会馆建筑受到很大破坏，故山陕商人再次捐资，于雍正十一年起建大殿，重修山门，并新建了牌楼。此外翼城县商人还单独修建了一座牌楼，参与集资的商人计有340余人，共捐银860余两。[8] 乾隆二十六年七月黄河再次决口，“夺溜贾鲁河，朱仙镇再遭水灾”。[9] 灾后不久，山陕商人又一次对会馆进行重修，于乾隆三十三年告竣。此次重修是该会馆规模最大的修建工程，参与集资的商人商号数量超过千家，共捐银9780余两。[10] 稍后，山西大板烟号众商又单独捐资移建戏楼，参与集资的烟业商号共17家，捐银2380余两。[11] 乾隆中叶会馆的两次修建总计耗银12300余两，显然此时朱仙镇的商业规模已大大超过清初。道光二十三年朱仙镇再次被水，此次水灾对该镇破坏很大，终成为该镇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乾隆至道光中叶的百余年间是朱仙镇商业的鼎盛时期。乾隆三十三年《重修关帝庙碑记》和《本庙全图》两碑镌有此次重修会馆参与集资的商人名号，合计达一千二三百家，[12] 共捐银9780余两。表1是对上述两碑所镌捐资商号的分类统计，该表可见，杂货、典当、粮食、烟草、服饰等业是构成朱仙镇商业的主要内容。
杂货业是此次重修会馆捐资最多的行业，当也是朱仙镇商业中最重要的行业。参与集资的杂货业商号计有杂货行11家、京货行30家、杂货铺32家，另有26家注明为“汴城杂货铺”，当是省城开封的商铺，它们应是由朱仙镇进货的，故也参与了此次集资。前已述及，河南杂货业经营的商品主要有南方各省所产绸缎布匹、糖、茶、纸张、磁器，以及本地出产的农副产品。
粮食是朱仙镇经营的大宗商品。表1所列59家粮食业商号中计有白米行6家，米号51家，经营杂粮的六陈行只有2家。河南产稻不多，朱仙镇汇集的大米估计是从南方输入，由周口转贾鲁河北上的。在周口山陕会馆的集资中我们也见到白米行的捐款。河南百姓一般以杂粮、小麦为主食，朱仙镇的大米主要应是供应省城的，在开封山陕会馆的集资中朱仙镇米商的捐款占有重要地位。[13]
烟草是朱仙镇经营的又一大宗商品，乾隆三十三年《重修关帝庙碑记》所镌参与集资的烟业字号计有16家，其中社塘烟号9家公捐420两，大板烟号7家公捐200两，合计为620两。其后，仅相隔数年山西大板烟号众商再次集资移建戏楼。此次集资采用的是抽厘方式，乾隆四十年《移修舞楼碑记》所镌参与抽厘的大板烟号16家，共抽收厘金2321两零；其中抽厘最高的元泰和为760余两，元隆昌、义盛泰两家也都超过500两。
朱仙镇服饰业中数量最多的是缨帽业，计有缨帽行40家，捐银587.34两；缨帽铺8家，捐银59.06两，合计为646.4两。所谓缨帽，主要为官僚士子所需要，其销售方向当以省城开封为主。此外，该镇经营旧服装的店铺也相对较多，乾隆三十三年碑所镌参与集资的估衣铺有18家，共捐银180余两。
典当业也是朱仙镇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朱仙镇作为河南北部最大的商业中心，金融业的发展是商业的重要保障。表1可见典当业在此次集资中捐款1320余两，占总额的13.6％，仅次于杂货业排名第二。其中“祥邑众当商”公捐1100两，占全部捐款的80％以上。所谓“祥邑众当商”即祥符县当商，除朱仙镇本镇之外，还包括省城开封的当商，他们资本雄厚，又与朱仙镇有频繁的生意往来，故捐资最多，但商号数量不详。此外，参与集资的还有开封府属各县以及归德府睢州和山西平阳府曲沃县的当商，共计44家，这些捐资商号显然都与朱仙镇有生意往来。
手工业在朱仙镇经济中也占有一定地位，其中以皮毛业和版画业为最。皮毛制造是该镇重要的手工行业，全镇共有羊毛字号31家，皮房251家，毡帽作坊8家。皮毛业向为陕西商人所擅长，赊旗、洛阳的皮毛业均为陕西商人所经营，朱仙镇估计也是如此。朱仙镇木版年画与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年画等齐名，是清代四大版画之一，尤以红纸门神为最著。民国时的记载称，“红纸门神尤为镇中特产，……往昔盛时业此者三百余家，出品盛销于邻近各省”。[14] 乾隆年间参与捐资的门神作坊共有14家，抽厘金额100两；众工匠另外捐银60两，合计为160两，这一数额超过251家皮房的捐资总额147两。此时朱仙镇版画业虽然还未达到颠峰时期，但其规模和经济收益已属可观。特别是工匠捐银数额高达店主的3 / 5，一方面反映了从事版画业的工匠人数众多，同时也显示出他们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
朱仙镇的山西商人多来自平阳、绛州、太原等府，陕西商人主要来自同州府，尤以山西平阳府曲沃、翼城等县及绛州商人为多。杂货、典当、粮食、烟草、服饰等业是构成朱仙镇商业的主要内容。汇集于朱仙镇的商货中，绸缎、布匹、大米、茶叶、磁器等来自江浙、安徽、江西等省，烟草、铁器来自山西。这些商品除相当一部分供应省城开封之外，其流通范围还包括开封府属各州县，以及河南北部的归德、彰德、卫辉、河南等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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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朱仙镇的考察，详请参见许檀《清代河南朱仙镇的商业》，载《史学月刊》2005年第8期。
[2] 光绪《祥符县志》卷9，市集。不过，光绪志的这段文字应是抄自乾隆四年刊行的《祥符县志》，因光绪年间朱仙镇已衰落，不可能有此记述。笔者查阅了南开大学图书馆、天津市图书馆，以及国家图书馆三处所藏《祥符县志》，遗憾的是三处的乾隆志“市集”部分均有缺页，故未能查到原出处。
[3] 开封教育试验区教材部编《岳飞与朱仙镇》，1934年出版。
[4] 参见李长傅《朱仙镇历史地理》（《史学月刊》1964年12期；邓亦兵《清代的朱仙镇和周家口》（《中州学刊》1988年2期）。
[5] （明）黄汴《天下水陆路程》卷5，淮安由南河至汴城水路。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杨正泰校注本。
[6] 《岳飞与朱仙镇》第121、124页。
[7] 康熙三十三年《新建山门戏台碑记》、康熙？年《关囗囗宫重修碑记》。
[8] 雍正十一年《起建大殿重修山门筑楼碑记》、《山西平阳府翼城县众商创建牌楼碑记》。
[9] 《岳飞与朱仙镇》第131页。
[10] 乾隆三十三年《重修关帝庙碑记》、《本庙全图》两碑。
[11] 乾隆四十年《移修舞楼碑记》。
[12] 其中列名商人商号1129家，此外还有一些行业性或地域性的共同捐款，如“祥邑众当商”捐银1100两、“桐油会”捐银20两、“收翼城县修牌楼银”200两、“收陕西修财神殿、钟鼓楼银”165两等，这些行业性、地域性的集资，参与商号少则数家、十数家，多者或有数十家。故实际参与集资的商人商号估计可达一千二三百家。
[13] 同治三年《重修后道院记》），碑藏开封山陕甘会馆。
[14]《岳飞与朱仙镇》第125－127页。
五、 小 结
清代河南各府中除河南府治洛阳是豫西北的商业中心外，其余各府城商业均不甚发达。而周口、赊旗和朱仙镇的商业规模都超过一般的府城，北舞渡虽然稍逊，其商业规模也超过一般的州城县城。
河南没有一条贯通全省的水道，境内河流分属于淮河、汉水以及黄河等水系，其商品流通也分为不同的水系。位于淮河上游的周口是河南东部的商业中心，是河南与江南商品流通的重要枢纽。其输出以陈州、开封两府所产农副产品为主，输入则以江南所产绸布、杂货为主。清代中叶山陕、安徽、江西、湖广、福建等各地商人在周口都建有会馆。道光年间全镇商人商号数量至少超过千家，年经营额估计可达五六百万两。赊旗所在的南阳盆地属汉江水系。该镇的兴起约在康熙初年，清代中叶达到鼎盛，同光年间再度辉煌。赊旗不但是河南西部及山陕地区与南方数省商品流通的重要枢纽，也是晋商对俄茶叶贸易的重要转运通道。同光年间汇聚该镇的行商、坐贾有千余家，年经营额可达四五百万两。北舞渡位于周口和赊旗两大商镇之间，其商业以粮、油等本地农副产品的集散，纸、糖等南方杂货的转运贸易为大宗。该镇自身的腹地范围虽然有限，但作为周口与赊旗两大商镇之间的水陆过载码头，其商货往来范围可及秦晋吴楚湘粤等数省。
黄河横穿河南的北部，但其通航能力较差，故河南北部的商品流通多需水陆兼运。位于开封城南的朱仙镇是河南北部最大的商镇，曾与汉口、佛山、景德镇并称为清代四大镇。朱仙镇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开始兴起，康熙雍正年间该镇商业发展迅速，汇聚的商人商号已达数百家，乾隆年间该镇商业进入鼎盛时期，商人商号数量超过千家。该镇一方面为开封城市消费提供各种商品，另一方面也是河南北部的商业中心，其流通范围大致可覆盖开封府属各州县，以及河南北部的归德、彰德、卫辉、河南等府。清代后期朱仙镇逐渐衰落，其地位渐为开封所取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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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许檀《明清时期的开封商业》（待刊稿）。
（资料来源：国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