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职能，即政府行为，也就是政府对商品流通的政策与管理。1644—1840年是中国历史上的清代前期，当时的中央政府，并没有象现代国家的政府那样，对商品流通提出明确的政策。本文只是借用政府职能、政策与管理这些现代名词，来说明清代前期中央政府在商品流通方面，或继承前代政府；或沿续上届政府所规定的政令、法规；或在实际中针对各地发生的具体问题，所提出的新政令、法规，就是所谓的政策。而各地方政府贯彻执行中央政府政令、法规的过程，也就是所谓的管理。而这些政策与管理，正反映了清代前期政府职能在商品流通中的作用。

一、问题的由来

七十年代以来，前人在对商品经济研究中，提出中国历代政府都推行“抑商”政策，一些论著用管子的言论，用汉代的史料，以及明代的部分资料，来说明清代前期政府的“抑商”。也有一些论著提到清政府对对盐、茶等专卖商品的限制；对商人重税盘剥；利用牙行压制商人；以及轻商言论。只有个别学者提到，康熙时期政府的“恤商”和统一度量衡的政策；一些学者提到商品粮政策。从数量看，前人的专题研究，也包括在研究相关课题时，涉及到这个问题的专著近十余部；论文近百余篇。这些研究远不能反映出，清代前期中央政府对商品流通规定的政令、法规，及各地方政府贯彻执行的历史实际。

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前人论著中，几乎无人不认为，清代前期全国的商品经济，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兴盛发达，商人队伍扩大，商品市场繁盛，达到了封建社会的最高峰。但与此同时，绝大多数学者又认为，清政府采取“抑商”政策，也就是抑制、压制商业、商人发展的政策。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一方面是政府抑制商业、商人发展；另一方面是日益繁荣兴盛的商业和不断扩大的商人队伍。那么清代前期的政府职能起到什么作用呢？这里准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商品流通政策与管理问题的探讨，分析政府职能在商品流通中所起的作用。

二、政府对商品流通的政策与管理

１、商品流通、交易中的硬件环境。

商品流通顺畅进行必须有硬件条件作为保证。这些基础条件包括：道路、河道、桥梁等交通设施，导航、救生、护卫等安全保卫设施，市场设置等方面。

清以前的政府，对道路、河道、桥梁就很重视，到了清代前期，全国驿路网络已经基本形成。驿路是为国家政治、军事、财政需要，从中央向各地传递谕令、公文、官员往来，运输物资而开辟的道路。这类道路以京师为中心，通往各省省城。（相当于现代的国道）在各省又有通往各府的驿路支线或铺路，在各府还有联系各县的铺路。我们称这些道路为官路。对政府来说，保持官路的畅通当然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从顺治元年开始，到嘉庆年间，多次下达维修道路的政令，要求各地方政府平整路面，修理桥梁，道路两旁种植树木，雨后随时维修，树木当按时补种。若发现各地方桥梁不坚固，道路不平坦；或应该建桥梁的地方没有设置桥梁，就要对地方官员分别情况议处。这些政令都记载在清代的法律文本中。

对中央政府三令五申的命令，各级地方政府都能遵照执行。雍正年间，湖北巡抚王士俊在上任途中，看见道路“低洼缺陷”，“两旁不开沟种树”，就马上命部下办理。江西巡抚接到政令，限部下两个月内检修完毕。在河南的一些地方还规定了道路的宽度，有的一丈，有的三丈，两旁栽柳树若干棵。另外，在四川、贵州、云南、甘肃、湖南、陕西等省，或新开辟了道路；或新开辟了河道；或新建了桥梁。这类事情几乎在各省都有，也就是说，上有政令，下有执行，从总督、巡抚到知县的大部分官员都能贯彻执行，使中央的政令得到落实。

对河道的管理则比较复杂。在江苏、福建、广东等省的河道，有时被各种类型的游船堵塞，农忙时往来船只过多，发生翻船溺水事件；有时不法之徒在河中下网捕鱼，使船只误入网中，船翻毙命，张网之人乘机抢掠财物；有时在河道中砌筑水碓，截流舂米，致碍行舟；有时在河边搭盖屋篷等建筑，倾倒杂物，使河道变窄不能通航；还有运输漕粮食的船只与运输竹木的筏子，抢占河道，造成事故。这类事情一般是缺乏管理造成的，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对此都规定了具体管理方法，贯彻执行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有人说，西方政府才有这些政策与管理，中国官府没有此类职责，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商人沿江河运输商品，常会遇到急流暗礁，风涛险阻，不时发生覆舟等不幸事件；或运输过程中，遇到盗贼人祸，也非罕见。为了保护商人的安全，中央政府令各地设立救生船、巡船、导航标志。于是在四川、湖南、江西、江苏、安徽、陕西、福建、山西、甘肃等省都设有救生船，并制订救生条例。乾隆时，有一个姓谢的医生到四川采药，经过长江三峡，亲见江边有无数救生小船。在江苏洪泽湖，政府设立起救生作用的桩木。中央政府命各省、州、县刊刻河流中的新旧险滩名单，并在两岸树立标记。在四川忠州，沿长江南岸的崖璧，地方官员命人凿刻了“对我来”三个大字，导引舟船过险滩。地方政府还按照中央的命令，在各地设立巡船，或官兵往来巡查，护卫来往商人；或随同商船一起行走，保卫商船安全。在山东、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广西、浙江都先后设立了这种巡船。在陆路地区，甘肃、直隶、山东、河南等地方政府，派巡役持枪护送往来商人。

商品从某地搬运到某地，或者从仓库、店铺搬入运输工具中；反之从运输工具中搬到货栈、商店；以及交通工具之间的转换，都需要负责转运、搬移的机构和人员。各地方政府在交通要道、城镇、码头设立为转运商品服务的设施，历史上对这类机构称：船行、车行、骡行、夫行和渡船。对这类机构的职责，中央政府都有明文规定，各地又有遵照执行的具体章程条例。

由于明代后期农民战争，或各种自然灾害的影响，各地许多集市被破坏。清代前期各地方政府纷纷恢复、或重建了一批贸易市场。如乾隆年间，湖南黔阳县城有一条河街，商人沿河列店，居民也沿河建屋居住。每当河水上涨，就淹没商店、民宅；或遇火灾，商店、住房延烧殆尽。县政府决定迁移街市，商、民犹豫不决，知县作了许多开导工作，商、民终于同意迁移。迁移后的街市，改变了交易环境，商民都称方便。此外，在河南、山东、安徽、广东、江苏、浙江、江西也都有类似的记载。

２、商品交易的软件环境。

首先是对市场的管理。清代中央政府继承前代政府的管理方式，对各省市镇派驻机构和官员进行管理。尤其一些新发展起来的市镇，外来人口增加，打架斗殴，层出不穷；流动商人增加，在交易中，坑、蒙、拐、骗，牙行拖欠商款等经济纠纷时起；富商增多，偷盗抢劫钱物，层见叠出，诸如此类的诉讼案件大量增加，混乱的社会治安需要治理。中央政府根据各省的奏请，下令派驻机构和官员进行管理。各省也根据各地的情况，对以外来人口为主的市场，从外来人口中，选任客总、场头对市场进行管理。从史料记载看，这类管理主要是解决经济纠纷、偷盗人命等诉讼案件，对经济活动本身并没有干涉。

针对全国各类市场中存在的一些普遍问题，中央政府专门规定了法律、法规。其主要精神就是：禁止任何行业、任何人员垄断市场和物价，在经营中倚靠权势，纠集同行，欺行霸市的行为。并且分别制订了对官员、满州贵族、藩王及其家人，和百姓进行处罚的法律条文。

以下举几个政府管理的实例。在京师，正阳门大街两旁，是繁荣的贸易市场，一些摊贩搭篷盖屋，挤占马路，形成马路市场。一些官员请政府下令拆除商铺，肃清马路。而政府认为，商贩贸易不能一律查禁，只要不侵占马路，以便车马往来就行了。于是下令地方官对沿街铺户、摊贩进行管理，迁移、拆除侵占马路的建筑。

乾隆时期发生在山西徐沟县清源乡的事件，就是以把持行市罪论处的案例。清源乡集市一向在县城四关及察院街五处轮流开设。三十年知县伊桂上任，将五处轮流开放的集市移至城内中街开设。清源乡县城有三条街，西街有水不便设集；中街仅宽丈余，也不适合设集；唯东街宽广，是设立集市的地方。县里的商铺、牙行、居民先后五次申请将集市迁至东街，历经几任知县都未批准。原因是县城中街的大户董自喜等人，为了自家商铺的经营，不让迁市。二十多年后，商、民们又申请迁市，得到新知县林琅的批准。但林知县很快又出面制止迁市。引起众多商民的反对，多人到省上诉，林知县将领头三人逮捕，并用刑打死，造成大案。上级政府派人来处理：董自喜等人以把持行市罪论处，林琅革职。集市迁移至东街，了结此案。史料没有记载内幕情况，但从林琅转变态度的事实，可以推想董自喜等人贿赂当权，以达到垄断市场的目的。

广东临高县多文市的市主，每年都要借收地租盘剥商人。康熙四十三年新知县樊庶到任，听到商人的反映，捐出自己的俸禄买下其地，让商人建屋贸易。集市从此兴盛起来。类似这种情况许多县都有，地方志记载了大量事实。

统一度量衡，打击制造、贩卖伪劣商品，也是市场管理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康熙时期就编订了度量衡法律，以后在执行中发生了某些变化，统一度量衡的政策，在全国并没有严格贯彻执行。但是中央颁发的布器用布绢法，在许多地方都有落实。而且各地也相继出台了一些措施。苏州地区布业兴盛，于是出现名牌字号被假冒伪劣商品顶替，垄断市场，以伪乱真的情况。地方政府先后两次立碑禁止。同样的事也发生在河南孟县，经几任知县清理整顿，孟布才恢复了信誉。不过，市场上的假冒伪劣商品；奸商垄断行市，是管理一下好几日，一放松又回潮，很难从根本上消除，因此，对这类政策的落实效果不能过高估计。

其次是对牙行的管理，前面提到的船行、车行、夫行等也是牙行。对牙行前人已经有许多研究，但是这些研究成果还不能反映政府对牙行的政策与管理的实际，需要补充说明。牙行起到经纪人的作用，在商品交易中是不可缺少的，政府不能不设立牙行。同时，政府也通过牙行对市场进行管理，可是牙行本身存在诸多弊病，如侵吞商本，强行代揽，勒索雇价，抢窃商人财货等，因此，中央历届政府都努力使牙行制度化，并不断规范其行为，如制订牙行担保责任等，各地也有许多治理牙行的事例。只是牙行制度还不够完善，弊病不能彻底治理。

３、对具体商品的规定

这些商品主要是铁、马匹、木材和粮食。铁是制造生产工具和生活器具不可缺少的原材料，同时也是制造军器的材料，政府对铁的流通有种种规定，禁止出口；禁止民间用铁制造武器。但对民间日常用铁，则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允许民间运销、买卖，并规定了管理办法。马是当时重要的军用物资，也是民间运输工具。清代初期禁止马在民间的买卖和饲养，到中期就不禁了。木材的砍伐和运销，只是在北方各林场有规定，这与政府用木有一定关系。在非林场区，及南方基本上不管制。对商品粮食，政府的政策是自由流通，禁止各地为了本地利益，阻碍运销，同时打击囤积倒卖。但在海禁时期，沿海有部分地区也禁止粮食流通。

４、对商人的政策。

政府制订了保护商人的政策，如前面提到的救生、护卫设施，还确立了法律条文。如商船遇难，禁止抢夺船上的财物，对违犯者依法制裁。禁官员、军队和基层政府摊派、勒索商人，被害商人可以指名参奏。康熙年间，湖北巡抚张某搜括民财被革职。其他还有因此被革职的知县等官员。各地方政府设立石碑，严禁官吏对铺户摊派，这些碑文都具有法律效益。政府还规定，在非本籍地经商的商贾有商籍，可以在异地参加科举考试。并且大开捐纳之风，商人是富有阶层，所以商人通过捐纳获得官职、功名的比较多，是直接受益者。

５、沿海运输的政策与管理。

海禁政策是前人研究比较多的课题，但主要都指外贸而言。一般认为，海禁是禁止所有的沿海地区，实际上，东北沿海并没有实行海禁，华北沿海较早地解除了海禁，只是南方沿海开放较晚。开放之后，政府规定了一些法规，如发给商船执照；商船依法纳税；船户领取海关票据；商人纳货税等等。这些行政管理，可操作性强，一般船户、商人都能遵守。但也有一些条例不尽合理，如限制船的长度、载量、人数等。在管理中，对于人照不符的违例情况，各地方官员大都采取默认态度，船户、商人反映，法规强制程度较低，比较宽松。

６、民族贸易。

民族贸易是政府十分重视的问题，制订了商人出入民族地区的手续，要领取执照，详细登记姓名、籍贯、货物数量、人数、贸易地点等，回来时要检查。也包括少数民族商人到本民族以外地区交易。其次，规定交易时间、地点。禁止汉族商人在民族在区住留一年以上，娶妻立产；禁止少数民族商人与外国人贸易。

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商品交易采取保护扶持政策，如不设税口，不立牙行，禁止汉商在民族交易中垄断市场。

三、政府职能在商品流通中的作用

清代前期政府职能的作用，与其确立政策，制订法规的出发点，政策的导向性有一定关系。从上述各项政令、法规中，可以看出政府制订政策、法规的出发点和走向。

１、从巩固政权角度出发而制订的政策、法规。

政府的海禁政策及对沿海船只管理的某些规定；对铁、马、木材商品流通的限制规定；对少数民族贸易的某些法规。其出发点都是为了国家安危。从理论上讲，巩固政权当然是首要问题。但是，当时清政府面临的是郑氏、蔡氏等所谓“海盗”集团。他们都是在沿海活动的小股势力，与已经统一了大陆的清政府力量对比悬殊，颠覆政权的可能性很小，用一部分军事力量来对付就可以了，而政府则如临大敌，感到政权受到威胁。为了消灭小股反清势力，选择海禁政策，一禁就是二十八年。二十八年也正是郑氏集团存活的时间，说明海禁并未能断绝郑氏集团的生路。在嘉庆年间，同样的情况重演，亦未能断绝蔡氏集团的生路。这说明海禁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而且郑、蔡都是在南洋海域活动，对北洋海域的禁令就更显得无意义。因此，开放海禁政策的推行，无疑是正确的。当然这主要是政治上原因。其次才是经济因素。康熙十九年首先弛禁的是北洋。四年后南洋才弛禁。粮禁的放开也呈现出，先北洋后南洋的情况。而且康熙六十年和嘉庆年间，南洋又再次海禁，也恰恰说明弛禁的原因主要在政治。南洋沿海贸易要比北洋沿海贸易范围广，也更活跃。如果首先从经济考虑，就应该先开南洋海禁。当时康熙皇商认为，开海贸易对于闽、粤边海民生有益。若此二省民用充阜，财货流通，各省俱有裨益。而且出海贸易非贫民所能，可充闽、粤兵饷，以免各省转输协济之劳。显然，开海为了国家财政收入，然后是百姓生计。但是，无论如果海禁政策的目的，与抑商却毫无关系，只是海禁的结果起到了抑商的作用，而不是抑商政策的必然延伸。相反，弛禁后，政府颁布了目的在于保护商人利益的条规，各地方政府也在不同程度上推行了保商措施，则更说明了这一点。沿海商品流通对全国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从后来沿海商品流通的发展看，东北、华北、江浙、闽广四地区互为市场，不仅商品流通，而且商品生产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相互制约，相互需求，共同发展的。海上通道则是这种发展的基本条件。而海禁政策实行的结果，起到限制沿海地区商业发展的作用。

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商品交易，其政策的出发点无非是“以杜衅端”，巩固统治而已，也是政治因素第一。对民族之间的商品贸易，则规定了过多的条条框框。商人出入手续繁琐，尤其对国内商人要求严格有余，对国外商人管理不足。乾隆时期新疆统一之后，中亚商人云集喀什噶尔、叶尔羌、乌什、阿克苏、英吉沙尔、和阗等六城。政府令浩罕汗国派商头至六城管理商务，约束其商人，政府只抽取四十分之一的货税。这种商头制度在道光时期成为西陲不安定的祸源。1还有对铁、马等商品流通的限制，都是着眼于政治统治，人为的阻碍了经济发展。这些违反经济规律的政策、法规，使经济发展受到阻碍。

２、从安定社会出发制订政令、法规。

政府制订的对商品交易市场的管理办法；对商人的若干政策；市镇移驻机构和官员的政策等。其出发点是安定社会，所谓安定社会，实际上就是维护政权的统治秩序。因为产生经济纠纷，就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所以政府要缓解民间内部矛盾，在商人与官员、商人与商人、商人与政府之间，维护商人利益。不过，由于官兵贪赃枉法，吏治腐败，使得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商人往往很少享受到政府给与的保护。扰累商民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处于民不究，官不管的状况，多数商人常常忍受勒索，敢于告发是少数。有时商人虽举报，但官员不负责，不管理，举报也无用。道咸年间，口北地方商人遭害者，指不胜屈，报官无用，遂亦隐忍而不报。当然商人也以结交官员，投靠政府，偷漏税款的方式，进行自我保护和反抗。政府对商品交易市场软环境的政策与管理，虽然目的不是为了商品流通的发展，尽管不能令行禁止，但对阻碍商品流通顺畅进行的恶势力进行治理整顿，规范牙行制度和行为，打击倒买囤积、垄断、把持市场的奸商，统一度量衡等，都起到保证商品交易正常进行，稳定市场秩序的作用，为商人创造了有利的经营环境。管理总比不管好，不能因为牙行欺商，官员扰商等弊病存在，就否定政府的政策与管理。因为政府是反对任何人骚扰商人的，从政策走向和执行的效果看，无疑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人经营都是有利的。另外，民族贸易政策中，防止汉商对少数民族的欺骗、压榨及过度剥削，对少数民族商业的发展也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３、以国家政治、军事、财政需要为出发点而制订的政令、法规。

为政治、军事、财政经济的需要，是制订对道路、桥梁、河道经常维修政策的首要目的，但不是唯一目的。车辆不通，致碍商人通行，为了商人便利，为了商品流通，这是政府制订政策的次要目的。在文献中，类似“以庇行旅”。“各省要路桥梁，间有损坏，行人劳苦，著地方有司申报各督抚，奏明修理。”2使“商旅自获安全”。3“浔关河口冬春难泊，于商人大不便，请开浚。”“凿开纤路，以资挽运而济商民。”“西沽为商贾往来必经之所，河间尤为冲衢孔道。今道路沮洳难行，车辆不通，致碍行旅，成何事体，必须赶紧筹办。……俾商旅通行无阻为要。”4这类保护商旅通行的语句是很多的，尤其是官、民修筑的桥梁，建立的渡船、水夫，设置的集市等设施，恐怕主要是为了商人、百姓出行方便，交易便利。这些为商品流通服务的基础设施的建立、维修和管理，对保证商品流通顺利进行起着关键作用。各级地方政府按照中央的旨意，经常维修道路、桥梁、河道，无疑可以确保商品流通渠道的顺畅，使商人运输商品，省时省费。而商品交流的畅通，又是商业发展的根本，也是经济发展的命脉之一。不过，所修道路、桥梁、河道，一般都是官路，主要是动用公款维修。官路为国家服务，不用考虑运输成本，而且官路多是陆路。除了官路之外，还有连接官路的小路，以及大量能通舟的河流的民路。商人运输当然也走官路，但商人考虑运费，常走水路，抄近或为了偷税走小路。民路由民间捐资修理，政府鼓励、奖励这种行为，同时，也有官员带头捐俸修筑道路。在这种大环境下，民间修缮道路的热情，长久不衰。其中商人捐资修路的事例非常多，地方志中记载了大量的事实，前人已经对此作过较深入的研究，5如不赘述。可见，这项政策深入民间的情况。此外，官员捐俸恢复或重建市场设置，一方面顺应经济发展，民间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具有一种倡议作用，引导民间自建集场。清代全国的道路、桥梁、河道，以及集场的数量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多，这与政府政策的导向性，以及各级地方政府官员所起的作用是密不可分的，从而为商品经济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硬件环境。

４、为保证财政收入而制订的政令、法规。

政府制订的专卖商品和允许捐纳官职的政策，都是为增加财政收入而制订的。专卖并非禁止商品自由流通。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任何国家都有专卖商品，当然专卖的目的不同。清代前期的专卖商品由政府招募商人经营，这要比政府直接经营进步，垄断程度也轻。而且专卖商品的数量只有几种，当时市场上的商品种类多达几百种，只对几种商品垄断经营，根本谈不上是禁止商品自由流通。经济发展本身需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主要是不禁止，少限制。清代前期政府对民间商品流通、商品交易很少管制，这就造成了一种宽松的经营环境，加之那些保商的政令与法规，确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商人发展的一种保证。当时商人数量的增多，商帮队伍的扩大和增加，几乎达到无省无之，这是亘古未有的，具有深远意义。同时，政府为商人提供作官的机会，尽管捐纳官衔的人往往被正途官员看不起，地位低，其特权、利益也不如正途官员，但是，捐纳的事实不能不说是给商人的一种特殊优惠。因为，从社会低层向较高层次流动，在传统社会中，是人们普遍追求的一种心理状态，能够获得这种机会，恐怕只有富俗的商人，广大低收入的百姓，特别是农民很难占润。

当然在贯彻执行政策的问题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这就是清代的官员并非都是贪污腐败的，既有政绩斐然的，又有无所作为的，更有贪赃枉法的。中央政府并不鼓励官员贪污犯法，相反对贪赃枉法的行为，制订了许多处罚条例。清代前期也有一些贪污腐败的总督、巡抚等省级高官受到法律处罚，否则，清朝政权就难以存活267年之久。政府的政策、法规，正是靠那些勤政廉政的官员贯彻执行的。  

在封建社会中，始终存在抑商和发展工商，这两种对立的经济思想，社会思潮以传统儒家轻商思想为主流。但是抑商思想、思潮的存在，与政府制订商品流通政策是两回事。只有当政府采纳抑商思想时，政策才体现抑商。清代前期的几个皇帝都不是经济思想家，没有完整的商品经济思想。但他们也并非采纳了抑商的经济思想来制订政策。6如前所述，政府的商品流通政策与管理，尽管主要目的是维护政权统治，社会安定，但政策落实的社会效果，或者说在客观上，是有利于商人经营的，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也是，清代前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是史无前例的。

总的说，政府政策与管理的作用力的方向，与其制订政令、法规的出发点相关。当出发点是为商品流通服务时，作用力的方向与商品经济发展的方向就一致，起到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作用。应该说，这种情况在清代前期有而不多，因为当时的政府对商品经济的认识是极有限度的。当出发点是抑制商品经济发展时，商品经济反而向前发展的情况，在清代前期几乎是不存在的。大多数情况是，政府制订政策、法规的目的是非经济原因，作用力的结果，政策的导向，或压制、抑制了商品流通；或推动、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中国封建专制国家政府的政策与管理，也就是现代所指的政府职能，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职能，在推动、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要小得多，甚至有本质的区别。这是因为中国封建专制国家的经济基础是农业，政府制订经济政策也是以农业为本，工商为末业。只要农业发展，人民有饭吃，社会秩序就会安定，国家政权也就稳固。政府自然从这一利益出发制订国策，所以很少从商品经济发展的角度制订政策、法规，对市场进行管理。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国根基在工商业，以商为本，重商是目的，以经济发展、商业发达为原则，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在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们的国家利益与商人的利益是一致的。为了商人的利益而保护商人，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特性。正是二者的经济基础不同，国策也就各异，自然政府职能在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方面也会有相当大的差距。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清朝政权则体现出封建性质，换句话说，把维护政权统治稳固、社会安定作为制订政策的原则，把社会经济、民众经济放在从属地位，或者不考虑经济发展，这就是封建专制国家的特点之一。因此，政府的保商政策也是极有限度的。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清代前期的政府很少限制、压制民间的商品流通，民间商品流通、商品交易得以在无人管制的宽松环境中，按照商品经济的规律发展，所以才有比较繁荣兴盛的局面。总之，笼统地说，清代前期的政府推行抑商政策，或者是相反的政策，恐怕都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清代前期政府职能在商品流通中的作用，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参阅陈庆隆：《论回疆的商头》、《清代天山南北的贸易》，载《食货》第1、6卷，第12、3期。

2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九三二，工部，桥道。

3 《西江政要》卷二，乾隆二十三年。

4 《清高宗实录》卷六七，乾隆三年四月戊申；卷七四，乾隆三年八月辛卯；卷一四六零，乾隆五十九年九月乙酉。

5 参阅徐建青前引文。

6 参阅邓亦兵：《清代前期的民商》，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4期。

（资料来源：《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