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外学者研究我国明清社会经济史的风气日盛，需要更多地发掘、整理、出版有关史料，以使研究工作在更为扎实的基础上进行。官修正史、档案文书、地方志乘、文集笔记无疑是必须凭依的，大量钩稽排比、鉴别考订的工作有待继续，而各地历尽沧桑保存下来的众多碑碣，往往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一向为学者所瞩目。近两年来，我国就连续有三种关于北京、上海和苏州的碑刻选集刊行问世，为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提供了异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实在是桩可喜的事，值得向广大史学工作者推荐。
一、《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
中国人民大学李华编录，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年出版。
北京是明清两代的统治中心，四方辐辏，士商云集，会馆之设，冠于全国。以清末为例，北京共有会馆四百余处，其中绝大部分为封建士大夫应试候选的居停之所，是同乡人的“试馆”。属于工商业者的会馆（包括公所、公会），有五十余处，时称“行馆”。这些会馆的设置，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但文献记载寥寥，语焉不详，有关碑刻便成了极重要的原始资料。本书编者李华多年从事清代经济史的研究工作，一九六一年尝对北京工商业会馆遗址进行普遍考察，访得明季以降有关碑刻近二百块。经过挑选、整理、标点，一九六四年付排，后因故中辍，直至前年才和读者见面。全书共收录九十余件较有价值的碑文，其中明代二件、清代七十一件、民国二十四件，涉及到四百间会馆、公所乃至公会的广泛内容，重点是清代北京商人会馆。系统整理出版这方面的碑刻资料，在国内尚属首次。
通观该《选编》，读者可以清晰看出北京工商会馆的兴衰与嬗变。据山西平遥颜料会馆等处的碑刻记载，自明代中叶起，北京就出现了商人会馆。明末清初，兵革扰攘，多数会馆难于幸免。康、雍两朝，渐有增加的趋势，还出现了突破地域观念、按行业组织起来的商人会馆，如皮箱公会、西金行等。乾、嘉、道时期，工商会馆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诚如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年）《颜料行会馆碑记》所云：“京师称天下首善地，货行会馆之多，不啻什百倍于天下各外省。”可以说，清朝中叶是北京工商会馆的全盛时期。庚子之变，北京罹于兵燹，许多会馆倾毁废止。事后各地商人庀材鸠工、重整殿宇，恢复了一批，其中以山西商人会馆居多。《选编》中不少碑碣，便是记叙重修经过的，镌诸青石，以求垂之永久。鸦片战争后，北京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有较大发展，光绪三十年（一九○四年）清政府农工商部奉旨创办“京师商务总会”，各行各业便利用一些会馆成立了同业公会，如采面同业公会、芝麻油业公会等，唯其作用与商人自发筹建的会馆已迥然不同了。
北京工商业会馆的性质，是学术界尚在讨论的一个课题，迄无定论。李华在本《选编》前言中认为，会馆即行会，它与欧洲中世纪行会基本相同。我国有的学者对此特相反看法，认为会馆还不是行会，更有别于欧洲型行会。日本加藤繁则认为，不是建成了会馆才组成行的，但会馆的出现，加强了行的组织，成了行的中心。《选编》为探讨这个问题提供了许多原始资料，它必然引起研究者的浓厚兴趣。从琳琅满目的碑刻资料看，北京各会馆的缘起、宗旨及在不同时期的作用，不尽相同。若概言其共同之处，约有四端：崇祀神明、敦睦乡谊、兴办义举、襄助经营。
在封建时代，商人们总是祈望得到神灵的庇祐，旅途平安、财运亨通，所以绝大多数会馆都把“答神庥”做为第一要务。如山西商人“同在临汾乡祠公会，默叨神贶，保护平安。”[①]同时，各地商人旅贾于京师，“恐乡人越数千里来，无以联之；或渔沈若路人，不相顾问。”[②]因而设立会馆“敦亲睦之谊，叙桑梓之乐”[③]，一般会馆都为同乡中欲宿栈假馆者提供方便，个别的如临汾会馆还供治病养疴之用。另外，为体恤同乡客死京师、棺木无力回里者，不少会馆还有义园之设，“庶死者入土为安，而夜台当无零露之悲矣。”[④]象鄞县会馆等完全是为同乡人死亡停枢、春秋祭祀、择地安葬而设。以上三个方面，即“贾人所以答神庥、笃乡谊、萃善举也。”[⑤]可以说是北京商人会馆的主旨，也可以说从精神上和物质上起到了襄助经营的作用。至于会馆直接涉足、影响工商业经营的资料，鸦片战争前的碑刻记载寥寥：一条是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年）桐油行商人以会馆为纽带，与牙行展开斗争[⑥]；一条是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年）靛行会馆自设经济四名，以防“外牙索诈滋扰”[⑦]。迨鸦片战争后，这类记载才有增加。首先，维护商人利益、抵制牙行勒索的斗争进一步强化。《临汾乡祠公会碑记》约定山西省商人“自今以往，倘牙行再生事端，或崇文门税务另行讹诈，除私事不理外，凡涉同行公事，一行出首，众行俱宜帮助资力，不可藉端推诿，致失和气。”其次，对新开店铺提出某些条件。如“有新开猪店，必须在财神圣前献戏一天，设筵请客，方准上市生理。”[⑧]第三，限制招收学徒人数。如《糖饼行永远长久碑记》规定，从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年）起，停止收徒弟三年，期满后“各家炉房收徒弟一名，各徒弟家出银三两。”第四，规定工人工价及工作时间。如糖饼行有五块碑刻都涉及到了这方面的内容。这里就发生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会馆直接关涉工商经营的资料几乎全集中于晚清至民国年间，究竟是会馆的性质、作用到这时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抑是以往的史料尚付阙如？这就有待专家学者研讨剖断了。
这里我们要高兴提及的是，日本东洋学文献中心目前也在陆续出版一套类似的资料集。原来，本世纪二十年代日本加藤繁博士曾对北京商人会馆进行过调查，撰有专文。四十年代，仁井田陞博士继续了这项工作，搜集到北京五十余处会馆、公会的碑文、章程，并对知情人进行了访问。他原拟撰写一系列论文，但不幸于一九六六年谢世。为不使这些史料湮没，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佐伯有一教授在田仲一成助教授协理下，决定将全部资料编注出版，书名为《北京工商基尔特资料集》（《北京工商ギルド资料集》），自一九七五年至今，已刊印了六册。该集将各会馆、公所的地址、建筑状况、碑刻与匾额内容、调查问答笔记等一一编录，并附有加藤繁、仁井田陞等人论文摘要和许多注释，搜罗齐备，资料精当。一九七八年《历史研究》第四期将李华先生为《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所写的前言发表，佐伯有一教授读后十分兴奋，寄语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院长，望早日与李华先生取得联系，并表示愿将所掌握的资料无保留地贡献给中国学者，诚挚之情，跃然纸上。未几，两位学者在京相晤。佐伯有一教授欲将《选编》中的若干碑文收到他主编的资料集中出版，李华先生欣然同意。今后，我国有识之士若也将该资料集全部译成中文出版，何啻有益于学人，不亦是中日学术交流上的一段佳话么！
二、《上海碑刻资料选辑》
上海博物馆编选，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出版。
上海，濒东海，居长江口，扼水陆交通要冲。南宋咸淳年间设镇，元至元时设县，明清时期，上海、嘉定等县隶属松江府。自明万历至鸦片战争前夕，随着江南商品经济和海上交通的发展，逐渐成为东南沿海的商业城市。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上海则成了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缩影。解放后，上海博物馆工作人员在上海市区暨嘉定、松江等郊县，发现许多宋元以来遗存碑刻，特加整理、选录、编辑出版。该《选辑》共收录碑文二百四十五份，分编为“沿革和名胜古迹”、“社会经济”、“会馆公所”、“社会治安”、“学校”及“其它”六类，其中反映明清时期上海地区赋役制度、水利、手工业、商业及航运业的碑文，占了最多篇幅，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政府推行一条鞭法，内容之一是民间税粮改折银两征收，此举在当时有何种意义，本《选辑》第六四、六五号碑文向我们提供了翔实生动的材料。嘉定地区原有漕粮之征，但“地不产米，止宜木棉，民必以花成布，以布贸银，以银籴米，方可□展艰难。民不堪命，遂至十室九空，竟成蒿莱满目，必须改折漕粮，乃可挽回流窜。”后来奉旨改折银两征收，“万姓欢呼，如去汤火”，“向者逃亡之室，父子相保，荒茅乱菼之区，鸡犬相闻。”这是张居正改革能够减轻人民负担、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有力佐证。
清朝政府比较重视兴修水利，吴淞江是重点工程之一。“吴淞江为众流入海之要津，实东南水利之关键”，若年久失修“潮沙渐湮，溪港无源。农田失利， 潦为害。漕艘商舶，改经黄浦，风涛震惊。”[⑨]雍正、嘉庆、道光年间，多次进行大规模挑浚，有关碑碣详细刻载了工程时限、规模、丁夫“计方受直”的工价等，是研究江南水利史的珍贵资料。明清时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达，特别是康熙年间开海禁以后，上海沙船业有较快的发展，大小船只使用许多舵水工人“悉系雇用贫民”，码头上搬运货物的扛夫、箩夫，也是商号“随便雇用”，工价都有详定数目，明显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清政府指派封建牙行（又称“税牙”）对沙船商人进行严密控制和百般索诈。船入港要“择牙报税”，出港要“具舱单请验给牌”[⑩]，“税牙阳奉阴违，留难掯报，致使舡不得验，货物发霉，商人坐困。”[11]在盘根错节的封建势力钳制下，上海沙船业得不到正常发展。由于船型落后、设备陈旧，后来无力与外国先进的轮船相竞争，结果日趋衰落，直至夭折。
这本选辑还收录了有关会馆、公所的碑文一百十七份，细心研读这些资料，可以发现一些与北京不同的情况：上海商人会馆出现的略晚，最早的一处建于清顺治年间。数量亦少，鸦片战争前共建立了二十六所。性质较单纯，几乎都限于祀神、义举方面，绝少直接干预经营活动。如顺治年间出现的“关山东公所”，就是关东、山东两帮商人的葬埋公地。“上海商贾汇集，凡贸易于斯者，类有此举”[12]，“会馆者，所以祀神明，以联桑梓也”[13]，就是当时情况的写真。迨上海开埠后，情况发生巨大变化，会馆、公所的建立出现高潮，前后共有六十余处，其作用也在嬗替演变。以光绪年间建立的水木工业公所为例，除“给医药，施棺榇”外，还“订同业之规划”、“和解其争讼”，面对外强入侵的严重局面，公所极力鼓吹自强自立之精神：“团体者，自强之妙用也。……然而慈善事宜者，团体之余绪，非团体之精神命脉也。精神何在？在悍御外侮，而爱护其同类；命脉何在？杜联合心志，而切劘其智识材能。”[14]这则稀见史料，生动地反映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后，民族资产阶级和外国资本的矛盾。在此期间，还有不少会馆直接演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同业公所，它们在近代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趋重要。
三、《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
苏州博物馆、江苏师院历史系、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室编，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
苏州地处长江三角洲的太湖之滨，历史悠久，明清时期已成为东南一大都会，商贾辐辏，百货骈阗，与四方贸易，十分发达。据不完全统计，当时苏州有丝织、染布、踹布、水木、造纸等三十多个手工行业，有绸缎铺、布行、金业铺、油麻杂货铺等五十多种商业行业。每一个行业又有众多的铺户作坊，如康熙年间，苏州城内布商就有七十六家，染布作坊六十四处，木商一百三十二家。吴江县的一个小市镇——盛泽镇，户口上万，仅外省商人就在这里建立多处会馆，工商业的繁荣，可见一斑。苏州地区存世的有关碑碣，对于研究明清社会经济，特别是考察江南地区经济发展史，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早在一九五九年，江苏省博物馆所编的《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就集录了百余件有关苏州的碑文。这次苏州博物馆等三单位对明清苏州府及所属各县的碑刻与拓本，重加调查、搜集、整理，裒然成书，收录较高史料价值的碑文，凡二百五十余份。
纵览全书，有三个方面最引人注目。
第一，有关会馆、公所的碑志。
此碑刻集中记载的会馆、公所达九十余个，《重修金华会馆碑》云：“吴郡金阊，为四方士商辐辏之所。故建立会馆，备于他省。”最早会馆出现于明万历年间，清乾隆、嘉庆、道光时发展得最快，是鼎盛时期。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期间，兵火所及，大部会馆倾圮焚毁。同治、光绪年间陆续恢复，有些行业还新建了会馆。按苏州的会馆、公所，大多数是手工业作坊和商帮所建，与工商业的关系极为密切。少数会馆由仕商合建，它们多创办于乾隆、嘉庆以前，而且以照顾商人的利益为主。纯由官绅修建的会馆，只有一个。象京师那种应试候选的“试馆”，苏州则根本没有。
苏州的会馆、公所也以“迓神庥、联嘉会、襄义举、笃乡情”为宗旨，但从碑刻资料看，又有一些重要特征：首先，义举的内容更广泛。除停柩、安葬外，还有济贫、医病、义学等项，如三义公所“伙友年迈无依，不能作工，由公所内每月酌给膳金若干。如遇有病，无力医治，由公所延医诊治给药。设或身后无着，给发衣衾、棺木，暂葬义冢，立碑为记。”[15]其次，会馆、公所的一举一动，无不由官府控制。凡新建馆、所，必须禀报府县，核准立案；议定章程、行规，要经官府同意才可实行；发生纠葛、冲突，亦需府衙排解、仲裁。各会馆所立的碑碣，多数就是苏州府或下属县所颁告示全文，晓谕各商，“凛遵毋违”。第三，会馆、公所对工商业有重要的保护和约束作用，直接参与生产及经营活动。举凡手工业方面的入行开业、匠人工价、徒弟收留，商业方面的货物存贮、秤斛计量、价格标准等，会馆、公所都要过问，制度相当完备，为北京、上海工商会馆所不经见。特别是《碑刻集》中收录的《吴县纱缎业行规条约碑》等十余份行业规条和公议章程，内容详尽，是极有价值的历史资料。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明清工商会馆、公所的看法存在歧异，缘由之一是资料不足。目前三种碑刻资料业已问世，倘若我们用比较方法对北京、上海、苏州的工商会馆、公所进行研究，必会大大深化已有的认识。
第二，有关严禁工匠“倡众停工”、“齐行增价”的碑志。
共有二十余份，其中一部分早为史学界所熟知，是研究资本主义萌芽和工匠反抗斗争的珍贵资料。从十六世纪开始，苏州丝织业中就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时至清初，染布、踹布、造纸、印书等行业也雇用了大量工匠，如“苏城内外踹匠，不下万余，均非土著，悉以外来”[16]，他们“孑身赤汉，一无携带”，赖佣工度日[17]。各手工业作坊或雇一二人，或雇二三十人，大部分实行计件工资，少数行业和工种采用计日工资制。由于工资极低，还经常被拖欠克扣，工匠们“倡众歇作”、“勒加工价”的斗争时有发生。许多工匠为了自身生计，还极力反对增收学徒。《苏州府为永禁踹匠齐行增价碑》、《长洲县永禁机匠叫歇碑》等翔实记述了罢工及官府进行弹压、调停、干预的始末。但是，雇主与雇工间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稽诸碑刻资料，有六、七个行业都屡屡发生过这种要求增价和保护自身利益的斗争。
第三，有关申禁“铺户当官”、“科累商户”的碑志。
明清之标，封建官府强制工商行业编排值月，为衙门办物，名曰“铺户当官”。官府出票提取铺行货物，付价极少，甚至分文不给。胥吏、差役、地保、牙行更百端炙诈，从中渔利，致使工商行业受累无已，呼号莫救。常熟县“凡遇上司临案，乘机混出朱牌，拴通狼役，科索常例。官价毫无，执行差派：公堂瞒天锦帐，私衙绫纡铺陈，酒线椅褥桌围，五色纱罗绸缎，围屏锦轴，结采赏红，然非百金不能为也。”致使绸缎业“力竭脂枯，实难支应。若不投号，生路必绝。”[18]长吴二县木行当官“稍有迟误，锁链绳拴，害切剥肤，靡不倾家荡产。”[19]从这方面的四十余份碑文看，绸缎铺、木行、金银业铺户、油麻铺户、面铺、席草行、糖果铺、烛铺、腌腊行等，莫不受到“买办”、“当官”之害。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一向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对工商业不是积极地保护、扶植，鼓励其自由发展，而是贬抑、控制和压榨、摧残，只有当事态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时，才以恩恤的姿态出现，出示晓谕，“以甦商困”。但是，奸胥滑吏阳奉阴违，鱼不改腥，致使蠹弊依然。
苏州是我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最早的地区，但从十六世纪直到十九世纪，凡三百年之久，始终未曾得到真正发展，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碑刻集》从一个角度提供了可信史料，良可珍贵。由此而令人想到：中国封建社会何以如此漫长，微弱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何以形不成与专制统治相抗衡的社会力量，确是个重大而复杂的课题，需要史学工作者倾注大量心血，广泛收罗史料，长期进行探讨。
宋人赵明诚《金石录序》云：“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辞当时所立，可信不疑。”金石学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史，著录宏富，蔚为大国。现在三种碑刻集出版，必有裨于明清史的研究，纠史书之谬误，补载籍之缺佚。可惜的是印数太少，早已售罄，满足不了学术界的需要，希望重版的呼声甚高。目前，我国各地还散布着无数碑碣刻石，图书馆、博物馆也藏有大量的碑帖拓本，我们应该统筹规划，通力合作，编辑、出版各种碑刻选集，使史学园地的这簇奇花异卉，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原载《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