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日本、美国、大陆、台湾的学者相继对市镇展开了研究。八十年代以来，更有后起的中外学者，专门对市镇经济进行了区域性的宏观研究，主要涉及江南、福建、河南、湖北、江西、广东、四川、河北、广西等省，同时，也对大量市镇，尤其是各省著名市镇进行了个案微观研究。中外学者的这些研究，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准备对清代前期的市镇结构和经济特征，市镇与集、市、墟、场、店；与省、府、州、县城的异同，以及市镇概念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市镇的结构和经济特征

清代前期的一些市镇具备完整城墙。山西省第一大市镇，介休县的张兰镇，“城堞完整，商贾丛集，山右第一富庶之区。”〔1〕 “镇向有城，不知建自何时？”“镇城周五里”。 〔2〕陕西宁羌州大安镇，“旧有城”，“周二百四十七丈，立东西二门，覆以天棚，树以橹楼，为一州巨镇。〔3〕安康县砖坪镇“城建于嘉庆十九年，去旧地西南二里许，城周四百五十丈，高一丈八尺。”〔4〕山西长治县北董、苏店、南董、西火四镇有堡城，其他镇无堡城。〔5〕河南宜阳县韩城镇，“西通山陕，南达吴楚，客商往来不绝，有集两关分日。”〔6〕这里的关不是税关，当是一种关口，估计镇周围可能有城墙。贵州黄平州重安江镇也有城垣。〔7〕广东饶平县黄冈镇、大城所都有城墙。〔8〕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市镇都有城墙，陕西蒲城县“兴市、考同、晋城、高阳四镇，皆有堡垣。荆姚、车渡、常乐、汉底皆大镇，无堡城，若市集。”〔9〕市镇周城的建筑，似乎因地区不同而各异，浙江湖州府乌程县南浔镇，元末建筑城墙，明初拆除，“建东、西、南、北四栅，有吊桥，有城隍，仍然是一派城郭之势。自东棚至西栅三里，南栅至北棚七里，周长近二十里。”〔10〕据有人研究，用四棚替代城墙，在江南市镇中，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江南市镇大多有四栅：东栅、南栅、西栅、北栅，方志中说某镇东西若干里，南北若干里，就是指从东栅至西栅若干里，从南栅至北栅若干里，也就是各该市镇作为一个行政区域的直辖范围。”〔11〕

市镇所属外围方圆，一般都有许多村庄，辐射面积有大有小。河南嵩县孙店在伏牛山区，“袤延八百余里”， 〔12〕“山境人稀，远近百余里咸集孙店”， 〔13〕宜阳县韩城镇，“附近村庄稠密，兼之西自陕州硖石驿，东至汝州，经由道路绵长三百五十余里，中间并无县治。”〔14〕广西柳州府罗城县通道镇，“地广人稀，丛林叠嶂，鸟道羊肠”，是少数民族居住区，该镇辖三个墟市，〔15〕估计外围面积也有百余里。以上这些省区不仅交通不发达，而且经济比较落后，所以市镇所辖外围面积就大。市镇分布也稀。江南市镇方圆大致有数上里，所辖村庄也比较多。〔16〕佛山镇“周遭三十四里，中分二上四区，区可一里有半，其广不及县之一隅。”〔17〕江南、岭南地区，除了交通因素之外，还由于地区经济卜分发达，商业繁盛，所以布镇密度比较高。有人研究江西市镇的情况指出，平原地区的市镇规模较大，山区的市镇规模较小，平原与山区的市镇密度一样。〔18〕这说明地形、地貌可能对市镇密度没有多大影响。

市镇内有坊、巷、街市。汉口镇“分居仁、由义、循礼、大智四坊。当江、汉二水之中，七省要道，五方杂处，山额公嗣至艾家咀长十五里”。汉阳县蔡店镇“为襄汉要道，纵横二街”，是“南、北两乡一大都会”。 〔19〕湖北樊城镇“在郡北门外，隔汉江，宋、元有城废。分驻同知一员。其街市分七：”即西河、华严寺、上中正、晏公庙、中正、下中正、丰乐街。〔20〕安徽桐城县枞阳镇，“宽街并列，为三大街，居中河街，在南后街，在北次上有大街，后街，无河街，下半只有大街，中问街。北大巷二，曰：城隍庙，曰：童家巷。”〔21〕江南乌青镇有巷四上七条：南翔镇大街小弄共四十一条；较小的“璜泾镇，东、西二里，南、北一里；方泰镇，东、西一里，南、北一里。”〔22〕

市镇所聚集的人口，一般都比较多。汉口镇“户口二上余万”， 〔23〕“陆居则蜂房蚁垤，舟居则鱼鳞【？□】阵，小门曲苍相聚辄十余家：，〔24〕人们居住之密集可以想见。张兰镇“地当冲要，商贾辐辏，五方杂处，百货云集，烟火万家，素称富庶，为晋省第一大镇。与湖北之汉口无异”。也有千余户的，太谷县范村镇“居民共有三千余户”。 〔25〕湖南黔阳县安江镇，“烟火近千家，栉比鳞次”。〔26〕也有百余户的，煎述的嵩山县孙店，有居民六百余户。当然还有不满百家的市镇，洵阳县六个市镇，俱不湖百家。〔27〕江南市镇的人口一般都比较多，在千户至万户左右。〔28〕

在市镇中，“贾客列肆镇中，毂击肩摩，负贩而喧哗者，严如城郭。”〔29〕商铺的数量也是可观的。“汉镇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30〕佛山镇的行铺有三上多种。〔31〕朱仙镇的行铺有三十二类。〔32〕周家口行铺有二十余类。〔33〕滦州榛子镇，“东、西门三重，市肆民居环列四、五里。”〔34〕一般来说，常驻商铺的多少也可以反映市镇商业的繁荣程度。

除了商铺之外，市镇中还有为商贾服务的货栈、仓储、旅店、茶馆、洒肆、较运设施、税收机构，及其他公共设施。湖南永顺县王村市，“上通川黔，下达辰常诸处，为永郡通衙水陆码头。凡进城货物必于此处雇夫背运。”设有巡检、外委，对岸有干总，“键有仓廒贮谷，并建有公馆一所”。 〔35〕贵州黄平州重安场，有重安江“通小舟，上至平越，下至截洞，换舟以达于楚。”这里设有驿站、公馆、仓廒，建有炮台。〔36〕江南璜泾镇嘉庆时有酒肆四、五十家，茶肆倍之：新塍镇有茶馆八十家；王店镇有茶馆六十五家。〔37〕盛湖镇由镇人建立中丞书院，“规模宏厂，费千余金”。 〔38〕河南武陟县木栾店，在黄河边，有主簿驻镇。道光三年将覃怀书院移此，改名安昌书院。〔39〕象汉口那样的大镇，设施就更齐全备了，“行户数千家，质库十所，大小船千万艘。”〔40〕商人会馆数十处。“马王庙左右有骡马店，以驻陆路往来富商资客也。”〔41〕应该说，只要商贾往来辐辏的地方，为商人服务的各种设施都是齐备的，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市镇都是如此。

市镇市场上的商品种类也是多种多样。“十府一州商贾所需于外部之物，无不取给于汉镇。而外部包需于湖北者，如：山、陕需武昌之茶，苏、湖仰荆、襄之米，桐油、墨烟下资江浙，杉木、烟叶远行北直，亦皆于此取给焉。”〔42〕商品种类多达２３０多种。〔43〕道光年间，佛山镇市场上的商品达２６０余种。〔44〕一般来说，商业型大镇的商品种类都是很多的。湖南沅州府芷江县龙溪口市，“临水架楼而列肆者为新街，又蹑坎而上俗呼为老街，市中以贩豆为最，凡稷麦以及烟草、笠、屦、纸、簟之属，产自贵州境之马鞍山、平崖场诸处者，由玉屏朱家场肩货于此。估客以舴艋载运，或收小贩；或买诸囤户，交易日哄焉。他如牛、马、羊、豕之畜，月以三、八日趁墟，亦分市于朱家场者。至于江、浙、闽、粤之货，缯彩什器毕集之中，盖西来廛闬之盛区也。”〔45〕这里虽然只有两条街，但乡村农民、城市居民所需商品也是应有尽有，具有地方商品特色，陕西府谷县麻地沟，乾隆二年设巡检，〔46〕是汉蒙民族的交易市场，“每月逢十日集场，其货则梭布、草缎等物，不以军器。蒙古至者则绒毛皮、牛、羊、兔、盐、木植等物。”〔47〕这里主要是民族商品。山区的市镇，以竹、木、柴、炭、茶、笋等山货为主要商品，如：浙江湖州西部施渚、三桥埠、上柏等市镇。〔48〕而手工业型市镇则以手工业产品，及其原料为主，杂有其他商品。四川开县温汤镇，亦称温汤井，是生产井盐的市镇，“井凿山下，就山坡高下葺屋而居。商民聚处约干家，熬盐、运煤者数千人。人烟稠密，市集喧阗。将至井所，石级连层，直至坡底。渡河往西，又上石磴百余级，两山下皆小街，出街口仍渡河至东岸，沿江而行。山边俱产煤之处，名煤垅。山腰开煤洞、煤槽，取煤用四轮小车，推载坡下，以小舟装运灶所。坡村店数处，为运煤者歇足之所。”〔49〕该镇的商品主要是盐、煤，和其他日用品。直隶河间府景州龙华镇，也是生产布的市镇。“景州之布称龙华，龙华镇所出也，洁白细好，比于吴中。”〔50〕这里的商品则主要是布匹。陕西大荔县羌白镇，“聚各色生皮，熟成，四方商【？贾】多来售者”，“为皮货所萃，每岁春夏之交，万贾云集。”〔51〕是生、熟皮的商品市场。如果是商业、手工业混合型市镇，不仅有该镇生产的手工业产品，而且还有四方运销来的其他商品，如前述的佛山镇即如此。小市镇的商品有限，“亦不过布、帛、菽、粟而已”。 〔52〕 “市镇贸易，花市、农器、粟米、酒脯。”〔53〕也不是所有的市镇都整日列肆贸易，不分集期。前述的麻地沟是十天一集。开平镇、榛子镇都是十天二大集、二小集。而中、小市或十天五集；或十天三集不等。〔54〕

在上述市镇的城墙、四栅，外围方圆的面积，镇中坊、巷、街市的结构，市场规模，商业设施，商品种类等方面，尽管有多少、大小的不同，但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市镇脱离了集、场、墟的范畴，有一种趋于城市的倾向。

二、市镇与集、场、墟的比较

市镇与集、场、墟的不同，还是比较明显的，人们能够根据相异之处区别二者，特别是大市镇。这些不同点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集、场、墟都没有城墙，或四栅，街市规模比较小。“墟市大小不等，五方聚集，每逢集期，沿集一、二十里，村民摩肩交易”。 〔55〕萍乡县湘东市“临水通舟，东、西有街二里余”；江西市“南、北街二里”；桐木市，“依山，街长里余”；耀村市“市小街一，南、北三百步”；小视市“小街一，南、北二百余步”；桐田市则只半里。〔56〕这些集、场、墟与拥有城墙、四栅，几十条街巷的市镇，是无法比拟的。

其次，有的集场也有店铺，但数量明显比市镇少。贵州思南府属墟市共三十五处，其中有四百户铺民的一处，十四处没有铺民，其他各处均在几十户至百余家左右。安化县共有墟市二十七处，无铺民的七处，四百家铺民的有二处，其他墟市铺民从几十户至百余户。印江县墟市二十处，只有四处有铺民几十户，其他均无铺户。婺川县墟市二十五处，只有一处有铺民八十余户，其他都无铺民。所有这些墟市，集期都是十天二日。〔57〕由于地方志记载简单，不知有关四百户铺民的墟市的详细情况，所以不能进一步分析，但大多数墟市的铺户是不多的，有些还没有商铺。

第三，集场的设施比市镇简单。“集场约半里许，各赁坐地，陈货于在右，一切食用所需具各要皆村庄中出也。自辰至未，肩摩毂击，喧填道途，日斜则人影散，乱捆载而归矣。”〔58〕有的“乡场苫草为庐”； 〔59〕或“逢市，听民架木覆茅”。 〔60〕湖南沅州府麻阳县石羊市，”凡兵饷、商货溯西溪而上者，至此雇夫，陆运贮卸，最为繁夥，故店市相望。”〔61〕潮州府海阳县龙湖墟，设有“龙湖书院”。 〔62〕设有书院的墟市是很少的，一般集、场、墟商业设施较少，公共设施就更少了。

第四，参与集场交易的人员，与商贾辐辏的市镇大不一样。集场“届期凡近境者，披星带月，络绎毕至”。 〔63〕”村民摩肩交易”。 〔64〕所谓“人多别满，人少则虚。万【州】市虚时良多”。 〔65〕除了附近村民之外，也有方圆几十里地以外的人。福建诏安县官陂墟“多饶平、平和人，货物辏集。”〔66〕湖南黔阳县新路市，“为通宝庆便道，故设市于此。货物日以繁富，贸迁者多就焉。开夜市灯火贸易，三更始罢。至日中之卖买反少，与别市大不同。盖乡民自龙潭来，朝民夕至，次日即返。故卖买于夜，乃米码头也。”〔67〕山西保德州“近边鄙，富商大贾绝迹不到。然麻缕棉絮之类，日用所必需，东沟立集，农民喜其便。”〔68〕“墟集是以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互通有无为主的贸易形式，尽管有流动商贩参与，乃至有少量座商的店铺，它仍然应当属于墟集。市镇则是以商贾为媒介，以商贾贸易为主的场所，尽管市镇还包含有‘日中为市’或‘及辰而散’的墟集，它还是应当属于市镇。”〔69〕市镇是四方商贾凑集之地，但也有本地居民。而集、场、墟则多为本地，或附近几十里的村民，外地的富商大贾一般很少到那里。因此，市镇辐射的面积很大，而集、场、墟则只覆盖周围几个村庄而已。一个州县中只有少数几个市镇，而集、场、墟往往有几十处，这说明市镇的分布密度大，而集、场、墟的分布密度小。

第五，市镇中的商品多，种类齐全，而集场中的商品“不过菽、粟、布缕、鸡、豚、蔬菜，随时贸易，以谋朝夕耳。视都会辐辏之区，百货萃焉者，相去奚啻霄壤。”〔70〕“场市无杂物，无牙行，斗粟匹布，山氓自相易而已。”〔71〕也有的集场是一种商品的生产、集散地。“河间业席帽者织苇，为之聚市。商家林，其织作尤密致，精好者价颇高，过客多买焉。”〔72〕贵州安平县铺陇场出磁碗，“居民以此为业”；大弄场出蒲席，周围村寨“数百户往往种蒲于田”。 〔73〕还有的集、场、墟是山货、副产品的集散地。广东海阳县意溪墟“竹木交易之所”。 〔74〕这类墟市的商品都不能称种类齐全。

第六，市镇中有众多商铺，商民整日交易，无时间、集期的限制。而集场一般都有一定的集期，一定的时间。陕西略阳县碾子坝、南坝、菜子坝“日日易市”，其他二十余处都是十天三日集。〔75〕云南丽江府白沙市，“在村中，……人烟凑集，以盐、酒、蔬、米交易相通。每日申、酉方集，至晚灯火照耀，市声喧豗 。”〔76〕山西太平县的集场都是十天五日集。”〔77〕四川威远县、茂州的集场都是十天三日集。〔78〕当然也有的市镇有集期，与集、场、墟一样。四川忠州的拔山寺场为市镇，集期三、六、九日。该州共四十一个集场，其中有二个场“每日赶集，无特期。”其他场均为十天三日集。〔79〕这里的市镇与集场差不多，可能实际上也是如此。

以上从结构、规模、商铺、各种设施、参与交易的人员和集期等方面，对市镇与集、场、墟进行了比较。不过，市镇是在集、场、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市镇与集、场、墟也有许多相同之处。特别是那些小市镇，或正在发展中的集、场、墟，二者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河南涉县原来有五镇三集，嘉庆时又增加了三集，但五镇中，有二镇没有集市，也就是说已经剩下三处市镇了。这三处市镇与集市一样，“凡集镇皆分日市，本处人贸易日用之物。”〔80〕新安是个小县，共有五处市镇，“镇小、则物缺，物缺则行稀”，只有“花布、粮食、牲畜、田产诸行”。 〔81〕这些小市镇的商品种类、参与交易的人员和集期，都与集、场、墟差不多。“粤东会市之大者，皆隶南海，思次毗列，百货骈辏，商贾不以期集。若乡堡墟大市小，服食器用之物求之墟乃备。墟所坐肆之租归于众，则讼不兴。”〔82〕佛冈厅“石角墟，百工之庶物集焉。铺户百数，常市外复期以一、六之日。”〔83〕这些墟市商品百货齐全，有常驻商铺，与市镇商品经济不无两样。江西萍乡县芦溪镇“溪通舟楫，为水陆冲衢，居货殖者二、三百家。”上栗市“依山，南、北有街一里余”，“居货殖者百余家”，巡检司徒此，也相当于市镇。宣风镇“临水东西街三里”，“居货殖者二、三百家。”而湘东市“临水通舟，东、西有街二里余，居货殖者约三百家，通湖广醴陵。”〔84〕以上三市镇与湘东市街市、商铺并无多大区别，难怪地方志的编篡者，常常是市镇集墟场混称，实际上可能也是难以划分的。

三、市镇与城市的比较

城市与市镇有很大不同，城市街巷多，市廛繁盛，商民稠密，各种设施齐备，整体规模都比较大。山西临县城贤良坊“近设市集，多馆铺、旅舍”；厚德坊“略有馆铺”；忠孝坊“南北馆铺鳞次，商贾居多。”〔85〕直隶蔚县城内鼓楼南街，有米市、猪羊市；南街有草市；鼓楼后有炭市；菜市在牌楼。〔86〕湖北长阳县城北门街有米市；南门十字街有柴炭市；东西街都有杂货市；县前街及江边有鱼市；城西关外有油市；仁厚街有莱市。〔87〕四川汉州城正东街有草市、线子市；正西街有布市；粹潼街有蔗市；衣衿街有花木市、猪市；正南街有葫豆市、糠市、鸡市、柴市、煤炭市；正北街有青果市、布市、菜子市；驻防街有炭市；小北街有苕市；广驿街有豆子市、瓜子市、成衣市；麦子市街有杂粮市；城隍庙街有米市。〔88〕四川巴县城亦是重庆府城，“万家烟聚，坊厢廛市，傍壑凌岩，吴、楚、闽、粤、滇、黔、秦、豫之贸迁来者，九门舟集如蚁，陆则受廛，水则结舫，计城关大小街巷二百四十余道，酒楼、茶舍与市闼铺房鳞次，绣错攘攘者，肩摩踵接”。 〔89〕省城的商业市场繁多，商品齐全，来自各地的商贾众多。陕西省城咸宁城内有粮食市、布市、大小菜市糯米市、面市、骡马市、羊市、猪市、鸡鸭鹅市、木头市、方板市、磁器市、鞭子市、竹笆市、草市；东郭有粮食市、果子市；南郭有菁果市。商铺有梭布店、云布店、红店、纸店、壶瓶店、绸缎店、南京摊、书店、金店、椒盐摊；在东关有盐店、药材店、棉花店、糖果店、生姜店、过客店。〔90〕云南省城昆明“凡大商贾多江西、湖广客，其领当帖设质库者，山右人居其大半。”〔91〕象江南苏州这样的大城市，不仅商业、手工业者人数众多，“系五方杂处之地，惟闾门南濠一带，客商辐辏，大半福建人，民几及万有余人。”“又有染坊，踹布工匠，俱系江宁、太平、宁国人民，在苏俱无家室，总计约有二万余人。”〔92〕而且还是重要的金融中心。那里“百货聚集之区，银钱交易全籍商贾流通。向来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处每年来苏办货，约可到银数百万两。……自上年秋冬至今，各省商贾具系汇票往来，并无现钱运到。”〔93〕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是如此。一些经济落后的地区，其县城的经济也不甚发展，街市少且有开放定期。陕西汉南地区，南郑县城也是府城，城内市场只有府治西、县东、丁字街三处。〔94〕褒城县城内无市，全县只有六处集市；西乡县城有十字街、东街、西街、南街、西关五处市场，轮流开集；宁羌州城有太元观、北十字街；略阳县城市场在县治前、县治北，半月轮转。〔95〕

其次，城市是地方政府所在地，有行政机构建置；有官员、绅士居住；有营兵驻扎，是地方的政治、军事中心区，因此其经济兴衰往往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在直隶的中小城市中，仍具有浓厚的政治或军事特色，缺乏稳定的经济基础，因而其集市的兴衰变迁往往受政治情况的更动所左右。”“康熙以前正定为直隶巡抚驻苑之地，城内贸易繁盛，逐日有集。自康熙初巡抚移至保定，集市之盛，迥异当年矣。清苑县城虽因巡抚迁至于此，集市贸易大为兴旺，但其经济意义远未超过其政治意义。”〔96〕这也是市镇与城市的本质区别。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市镇规模、人口、经济状况都不如城市。萍乡县芦溪镇在康熙时与集市差不多，到道光时期，“水东流入秀江，舟行始此。商旅辐辏如县市。”〔97〕陕西陇州县头镇，“旧吴山县治，为商贾聚集之地，繁盛不减州城。”〔98〕兴安府平利县白士关，“为川楚通衢耍路，商贾往来络绎，居民数倍于县城。”〔99〕直隶束鹿县辛集镇，“绵亘五、六里，货广人稠，坐贾行商往来如织，虽居偏壤不减通都。”〔100〕座落在汉水上的曼川关，原是陕西山阳县的名镇，后划归湖北郧西县。这里是“水旱马【？码】头，铺户三百余家”。 〔101〕 “市集盛于县城，民居多似一、二十年中新创者。土人云：‘吴楚货物，从汉水轮输商洛者皆由此，故列市 日益多云。’”〔102〕湖南石门县津市“为商贾舟楫所会，市 长数里、约万余户。”而石门县城“止上下一街，商贾罕集。”〔103〕另据有人研究：江南“市镇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超过了县城，——这可以说是长江三免洲经济区的普遍情况。”〔104〕四大名镇汉口，无论从市场规模、商业人口、商品品种、数量，还是方圆辐射面积，都远远超过湖北省城。〔105〕佛山镇不仅与广州省城同是岭南的中心市场，而且经济繁荣超过了广州。〔106〕朱仙镇相当于河南省城升封的港口，开封的商品多从该镇运入，四方商贾也从此转运，其商业繁荣超过了开封，甲于全省。以上事实说明，清代前期全国最大市镇的商品经济，尤其是商业经济，已经都超过了所在省城，一些市镇的商业经济超过了所在府、州、县城。可见，市镇商品经济在清代前期确实有了长足的发展，是此前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比拟的。以往的研究者对此也都作了充分的肯定。

在市镇经济史的研究中，一些学者认为：城市的繁华与工商业发展关系不大，其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消费意义大于生产意义；其存在不适应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市镇是凭借经济实力形成的，商品经济的产物，因此，其与封建政治、封建经济相抗衡，走着一条与封建城市发展不同的道路。

如果从形成原因来说，市镇与城市不同，“城市是由于政权的力量，政治上的原因，由上而下形成的，消费对象主要为贵族阶级；市镇则主要由于经济的原囚，即乡村与商品经济联系的扩大，由下而上形成的。”〔107〕是无可非议的，城市 经济会受到政治的影响，这也是市镇与城市的不同。然而，这种形成原囚的区别，并不能决定市镇与城市在性质上的相异，因为，作为古代封建城市，到了清化前期，其经济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变化。

清代前期的城市道济，也原来的基础上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主要表现在城市经济向城外的关厢发展，一些城市的商业街市就在关厢。广东程乡县“上市在县城外之西商，中分四路，名为十字街，庐闾相接，商贸萃居，县市之最也。下市在县城外之东南程江驿，左右街列铺店贸易最盛” 〔108〕山西曲沃县布市、棉花市、绒线市、菜市、果市、杂货市、枣市、靛市，俱在古南关厢；油市、柴市、米粮市，俱在古东关厢。〔109〕陕西三原县城南关“东西通衢，市廛店舍，自南门以外，西抵县城，相连百余家。”〔110〕湖北安陆县南城外河街，“北倚濠水，商倚风皇【？凰】台，自东至西，凡三里为商贾贸易之所。”〔111〕四川汉州北门外顺城街、旧名汉阳街，有菜市、花生市；金坪街有线子市。西门外桂花街有线子市。〔112〕由于交通的发达，城市关厢也是两路的咽喉地带，安徽六安州“东门外关厢约二里许，省郡交会，行旅往来，贷物流通。两门外关厢约二里许，英【山】、霍【山】二县通衢。西门外关厢约三里许，通西山诸乡镇大路。北门外关厢约二里许，陆通濠【毫州】梁【开封】，上达京师、山、陕各省，水通正阳关，西抵朱仙镇，东抵淮安。凡豫省客货由水路溯淠而至龙津渡，即于北关登陆，赴孔城南人于江。两淮引盐亦由洪泽湖溯泗人淠至龙津。而桐城、舒城诸邑皆于此运销焉。豫章、东粤客货，由孔城登陆而至北关，即于龙津渡过载顺流以往正阳，故北关尤为要途。此四关者俱有街巷栅栏，作城池外卫。”〔113〕这种情况并非少数，因为当时的驿路由京师直通各省城，各省城又有驿路，或驿路支线达各府城，从谷府城也有铺路、或驿路支线到各州、县城，而且还有数不清的商路、小路，都可以把各地的商贾带到城市。尽管初建这些城市的时候，也许不在交通线上，但到了清代，城市所在地或是水路，或是陆路，已经可以四通八达了。清代前期也有少量城市迁移、移动的原因也许有多种多样，但这类新建城市，一股都在交通要道上。陕西留坝厅新建厅城的商业街市在城外关厢，与栈道相通，交通方便。“城之内太平山居其半，文，武官廨居其半，兵房又居其半，卒鲜隙地以处民，故商、旅皆居南城外焉。”〔114〕城市关厢地带，是城乡的结合部，这一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城市周围 农村的经济有很大影响。因为，到这里来交易的除了外地的商贾之外，还有当地的农民，所以城市与市镇同样，与农村有纵深联系。因此，城市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而且也具有经济意义。

从城市关厢商业街市出售的商品看，也不尽是日用消费品，有大量的生产资料，如：前述曲沃县城关有棉花、绒线、靛、杂货等商品。河南开封省城西关有牛马市。〔115〕在城内市场上，也有生产资料出售。陕西省城咸宁跌水河西有骡马市；开元寺东有木头市、方板市；跌水河有草市。〔116〕咸阳县“城内系水陆马【？码】头，商贾云集，气象颇形富庶。其实各铺皆系浮居客商，货物皆从各县驮载至此。由水路运往晋、豫。至粮食、木板，亦由西路车运而来，用舟载至下路，到此纳税给票方准放行。”〔117〕牲畜、木材、草料都是重要的生产资料。这些生产资料，有的从外地运至；有的是城内生产，但购买生产资料的则是城市和农村的手工业生产者；或者是商贩、外地商人购买转运。一些城市中还有丝织业、棉纺织业、制烟业等手工业生产。可见，城市并不只具有消费意义，而且也具有生产意义，从而与周围农村地区建立了一种广泛的经济联系。也正是这种城市经济，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保证了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为再生产提供了必要条件。与此同时，城市还起到聚集腹地商品，扩散外地商品，转输到四面八方的作用；并为往来商贾提供服务。

由于清代前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也有众多的流动人口，商贾、运输业者就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一些社会闲散人员。这类人口在城市与在市镇一样是流动的。云南丽江府城西“关外大研里，湫隘嚣尘，环市列肆，日中为市，名曰：‘坐街’。午聚酉散，无日不集，四乡男妇偕来。商贾之贩中旬者，必止于此，以便雇脚转运。”〔118〕“云南省城南关外，新城铺、三市街、教场坝等处地方，虽系附郭，但路达三迤，绵亘十有余里，商贾辐辏，烟户稠密，错处五方。且铜局盐仓，以及江、广等省客民会馆咸聚于此，贩夫脚户，暮至早行者，难以数计，奸匪最易溷迹其中，向以附近省城，并未设立专员驻扎”，请将云南府通判移驻南关。〔119〕云南省城关厢的经济，在清代前期得到较快的发展，经济、社会秩序也随之混乱，所以政府设通判进行管理，这与市镇并元二致。

总之，市镇商品经济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只有快慢之别，并无性质不同，城市与市镇一样，都是全国商品流通网络上的结点。通过商品流通的网络城市和市镇与周围农村建立广泛的经济联系，使城市与市镇不仅具有消费意义，也具有生产意义。它们同处于封建社会中，既不干扰封建经济秩序，也不对抗封建政治统治，统统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在地方政府的管理之中，随同历史车轮的大方向，走着一条相同的发展道路。

四、市镇的概念

综上所述，市镇是在集、场、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与集、场、墟有着不可分的相同点。同时，市镇又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其与城市也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提到市镇的定义，则众说不一，尤其是地方志的编纂者，常常是市镇与集、场、墟不分。有人研究指出，由于各地称谓的不同，“文献记载中、市集墟镇又多混用、市镇与墟集遂难以区分、”〔120〕也正是这个原因使我们难以结市镇下一个恰当的定义。不过，当时人也指出：“民人屯聚之所为‘村’。商贾贸易之所为‘市，远商兴贩所集，车舆辐辏，为水陆要冲，而或设官将以禁防焉；或设关口以征说焉为镇’。次于镇而无官司者为‘埠’。此四者其定名也。亦有不设官司而称‘镇’，既设官而仍称‘村’，称‘市’者，从俗也。凡天下县邑皆然。”〔121〕据此，这里从政府派机构和官员驻镇，以及市镇的变迁情况、产生原因等方面，对市镇的概念进行探讨。

清代继承前代的行政机构设置，州、县是最小一级行政单位。市镇不是一级行政单位，其由所在府、州、县级政府官员进行管理。但是有的地方，交通发达，商贾辐辏，距离府、州、县城比较远，成为各级地方政府鞭长莫及，无暇顾及之地。而这些地方就是市镇，因此，中央政府派驻机构与官员，对这类市镇进行管理。常见的机构是巡检司署，还有府同知（简称同知）、府通判（简称通判）、州同知（简称州同）、州通判（简称州判）、县丞、县主簿等衙署。派驻的方式，有的是将原有的机构改变设置地点，即文献中称：“改驻”。乾隆年间，山西“祁县向设有龙舟峪巡检”，“查该处并非隘口，又无市集。惟县属子洪镇，在县南适中之地，人烟凑集，路当豫楚孔道，崇山叠嶂，宵小易于窃发，”政府将龙舟峪巡检改驻子洪镇。〔122〕四川“蓬溪之蓬莱镇．离城一百三卜余里，烟户鳞集，多系外省客寓。”政府将县丞移驻该镇。有的是添设新机构。陕西商州龙驹寨“为东南各省商旅经由之河路，设有税局。”〔123〕乾隆年间，添“设州同以稽察之。”〔124〕也有的是改变原来派驻机构的级别，以适应市镇的发展。“江西临江府属之樟树镇．距府城三十里。及江浙楚粤水陆四达之区；为天下药材聚集之所，居民辐辏，商贾云集。”“江西景德镇系烧造磁器之区；吴城镇系广货聚集之所。”樟树镇原有都司、巡检各一员，但都司是武职，只有巡缉之责，不能干预民事。巡检的级别较低，一些事物不能处理，政府改派通判。在景德、吴城镇各移驻同知。十三年后，又在樟树镇增加经历一员，为通判首领随从巡防。〔125〕广西柳州府怀远县“古宜甲地方，烟户繁多，商贩聚集，为黔楚两省通津。”该地“共一街九村．多系湖广、广东、江两、河南客民开铺生理。”原来此地设有讯兵，但“不足以资弹压”，政府将主簿移驻该地。〔126〕从大量的地方志中，可以看到对许多明代在各地市镇派驻的行政机构，清政府或迁移改设；或废除不派；或新添的事实。陕西洵阳县两河关镇，明代设巡检司署，清代该镇市廛不满百家，裁去巡检。〔127〕四川汉州三水关明代设有巡检司，到清代废除。〔129〕广西临桂县苏桥墟巡检司署，是由芦田市移驻的；六塘墟原有巡检司署，乾隆三十一年裁革，将今州州判改驻六塘墟。〔130〕广东南海县有五斗口巡检司署，明代“移治佛山镇。园朝雍正十一年新设佛山同知弹压，乃迁巡检司署于本淋都平洲堡。”平洲堡“烟户繁庶，港汉多歧，与顺德接壤，为菲类出没要区。”〔131〕潮州府揭阳县湖口巡检司署，“旧在霖田都湖口村，”后来有迁移，到乾隆二十六年移棉湖寨。棉湖寨有市，是“人烟稠密，百货聚积之所。”〔132〕

这些机构官员的品秩：同知正五品，通判正六口，州同从六品，州判从七品，县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巡检从九品。同知、通判是府佐官，职责“或理事；或理饷、督粮、监兑；或清军；或总捕；或驿；或茶；或马；或营田；或水利；或抚边、抚彝、抚番、抚瑶、抚黎。”州同、州判是州佐官，县丞、主簿是县佐官。其“所管或粮；或捕；或水利。”“其杂职内之巡检，皆分防管捕，或兼管水利。”这些机构和官员的驻地，“凡府、州、县之佐贰，或同城，或分防。”〔133〕佐官通常是“因事而设”。而市镇大小不同，经济繁荣程度也不一样，因此，政府派驻市镇的官员品秩也不相同。当时，全国四大名镇的汉口、朱仙、景德、佛山都是同知驻镇，这是派驻市镇的最高等级官员。此外，江西吴城是同知驻镇。山西张兰镇乾隆十七年将静乐巡检移驻，二十一年又将汾州同知移驻。在奏请改变驻镇官员的级别时，巡抚指出：“巡检品秩卑微，此等富商巨贾会集之所，或有奸牙蠹棍妄行滋事，既不足以弹压。”〔134〕稍小的市镇，派驻的官员级别较低。樟树镇是通判驻镇，陕西富平县美原镇、周至县祖庵镇都是县丞驻镇。〔135〕大多数地方是巡检驻镇。湖南辰州府辰溪县黄溪口、龙阳县龙潭桥都是巡检驻镇，而岳州府巴陵县鹿角因原来的巡检品秩低，改设主簿，“以助印官不逮”。 〔136〕佐官下属有佐杂、书吏、门子、皂隶、民壮、马夫、步快等具体办事的人员。官员的职责有时也是因市镇的情况而定。一般政府在批准巡抚奏请派驻机构的公文中，都具体说明了该官员的管辖职权和范围。康熙五十八年，“议准河南清化镇河捕通判，专管河务，为管河通判。”〔137〕到了乾隆年间，其通判的职责变成“巡缉奸匪，兼管税务”。 〔138〕山西张兰镇派驻巡检时，“除命盗大案仍归该县审理外，其一切奸匪逃窃，以及赌博、斗殴、追比客欠等事，悉令该巡检稽查办理。”〔139〕所谓客欠，即商贾控告牙行欠客商款项。以后，山西巡抚在申请张?镇派驻同知的奏折中称：“汉口镇系将汉阳府同知移驻，就近准理客欠，及查拿赌博逃盗等事。”张兰镇与汉口镇情形相同。所以也请派驻同知。〔140〕雍正十年，“湖北没汉阳同知一人，驻汉口，专司捕务，兼理清军、水利。”乾隆五年，“浙江裁嘉兴府王江泾同知，改设通判一人，驻其地，管辖嘉兴、秀水、嘉善、桐乡四县捕务。”十年，“改旧驻湖北湾潭之宜昌府同知，移扎长乐县渔洋关，专司民事，其附近之仁和坪，亦令管理。”乾隆二十六年，“移直隶滦州州判，驻州南之胡家庄，兼司巡检事。”〔141〕山东益都金岭镇移驻县丞，“稽查奸匪，安集商旅”。〔142〕乾隆四年，设江西“德化县城子镇巡检一人，专司镇务，并管赤南二乡，及白沙团洲等沿江地方。”“改余干县县丞，驻瑞洪镇，兼管鄱湖采草船只。”“大姑塘巡检，仍令专管关口，并沿江一带仁贵乡逃盗等事。”

不过，也有特殊的情况，乾隆二十四年，政府命江苏金山县知县、典史，秽驻“县境适中之洙泾镇”；二十七年，又命“山西河曲县知县、典史，驻离城七十里之河保营”，原河保营所设巡检，“改驻县城”。这里的洙泾镇、河保营实际上已经相当于县城，驻有最低级的行政机构。雍正十二年，广西“改原驻武宣县城巡检，驻县郭。”〔143〕乾隆年间，云贵总督也请将云南府通判移驻云南省城关厢。〔144〕这类情况也表明，城市关厢商品经济发展，随之社会治安混乱，所以，政府也象派官员驻镇一样，向这些地方派驻机构和官员；一些市镇的发展超过了县城，政府把知县、典史派驻镇，这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城市与市镇，在性质上并无两样。

与派驻机构和官员的同时，一些市镇还派驻了军队。如：陕西兴安府安康县砖坪，除了有县丞驻镇之外，“更置都司一员，设官兵二百五十余名，以资缉捕，任系重焉。”〔145〕河南南阳府唐县源潭镇，移驻外委，“拨守兵五名，以便不时巡查。”〔146〕同府的北舞渡也按赊旗镇“成例派汛兵四名巡哨。”〔147〕四川彭山县双江镇，“嘉庆八年设立水塘，拨兵二名查缉奸匪。”〔148〕贵州玉屏县朱家场，“通楚蜀，商贩往来要路。乾隆二年设塘，二十年设外交一员防汛。”〔149〕汉口也有守备、千总各一员驻镇。〔150〕返种有驻军的市镇并非都在沿边，说明驻军的目的不是对外而是对内，可能也与前代沿边设镇的军事目的也不太一样。

派驻的机构和官员，无定额，可以随时变更、迁移、添设，灵活性较大。尽管变更或迁移，与添设不同，在派驻地总量上，没有增加或减少的改变，但是，从派驻地本身来看，则有重要变化，一般来说，被撤销机构的市镇，可能有种种原因，但总不外是，或经济发展速度缓慢，人口减少，治安情况较好；或因交通改变，经济衰落，商贾迁徙；或有其他市镇兴盛发达起来，已经超过了这类市镇。变更官员等级的市镇，多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市镇。新被派驻机构和官员的市镇，实际上就是清代前期，由中、小市镇上升到大市镇的新市镇。

人口的多少应该是衡量市镇大小的标准，有人已经用此方法划分江南的市镇了。〔151〕但由于有关各地市镇详悄的记载都比较简单，很难知道全国大部分市镇的人口数量，使研究者难于比较、划分，因此，也就无法用此标准来衡量市镇的大小。可是，当时地方官对该地市镇的了解，都是比较详尽的，所以将总督、巡抚的奏折，和政府的批准，作为划分市镇的标准，还是比较实际的。又因为一般没有没机构的市镇，比设有机构的市镇，居民或流动人口少，商品交易不甚繁荣，社会治安状况较好，地方官员可以就近管理，而用不着奏请派驻机构和官员；而且，也没有对全国已经设有机构的市镇，作详细划分的必要，所以本文把派驻了机构和官员的市镇，通划为大市镇，没有派驻机构的市镇划为中、小市镇。

通常政府派出机构的驻地，往往是距离城市较远的市镇，尤其是那些地居两省、几府之交的重镇，但也不尽然。在总督、巡抚中请派驻机构的奏折，及政府批示中；或在各地已经派驻了机构的市镇中，并不都是跨省、府、州、县的市镇，如：张兰镇、吴城镇、樊城镇、佛山镇等等（还可举出许多大镇）都是府问知驻镇，而这些市镇中没有一个是跨省、府的；山西汾州府青龙镇虽然横跨永宁、宁乡二县，旧设巡检，乾隆三十三年反而将巡检撤销，改设柳林镇了。〔152〕这种例子在各地也有不少，可见，对市镇派驻机构，与市镇地域是否跨省、府、县并元必然联系。从前述的事例中也可以看出，政府是否对市镇派驻机构，关键视市镇经济繁荣程度而定。巡抚在奏请新设，移设，改变机构等级的奏折中，都说明了设置的原因，主要是随着各地市镇经济的发展，外来人口增加，打架斗殴，展出不穷；流动商人增加，在交易中，坑、蒙、拐、骗，牙行拖欠商款等经济纠纷时起；富商增多，偷盗抢劫钱物，层见叠出，诸如此类的诉讼案件大量增加，混乱的社会治安需要治理，为了稳定各地的社会治安；为了保证国家税收；也为了商品交易有序而正常地进行，故政府派驻机构和官员，对市镇及周田地区进行管理。

就清代前期全国市镇的总体情况来说，派驻机构和官员的市镇并不占多数，大凡商业兴盛，商贾辐辏，居民众多的市镇，才派驻机构和官员进行管理。有些地方虽然名称不叫市镇，但政府派驻了机构和官员，也应当是市镇。这类事例很多，如：广西泗城府西林县“潞城地方尤为滇黔人粤要道，商贾往来，土苗丛集”，设有巡检署。浔州府穆乐墟“系附近居民交易要地，”也没有巡检署。山东登州府姜山集“民居众多，为登属商旅通衢，”设有县丞署。〔153〕湖南靖州会同县“洪江集市系州属之总岸”，“上通滇、黔、粤、蜀，下达荆扬，舟楫往来，商贾辐辏，百物共集，洵边邑之货薮四达之通衢也。”康熙年间，将若江镇巡检司移此。在县志中称其为镇。〔154〕贵州独山州“龙场为诸场市之冠，每场萃四方万余人，三日乃已。食货估客如云。州牧守备各率其属临场宣讲圣谕，一以开示军民，一以坐镇喧嚣。其附近各场，如：三脚则设州丞，鸡场、下司、三棒、巴开各场设营汛，暨各土司场市，均资弹压。”〔155〕这些没有市镇名称，而派驻机构和官员的地方，可能都是从村、店、集、场、墟上升的新市镇。也有一些骚站，政府命“驿丞兼巡检职衔”；或者反之，令巡检、县丞等兼管驿务，所以，这类驿铺实际上属于市镇，加：直隶沧州砖河驿，通州和合驿，河南汤阴宜沟驿，渑池硖石驿等。福建“邵武县丞驻拿口，兼管驿 务“。〔156〕一些驿站的驿丞，虽然没有兼巡检职衔，但驿站驻地也是商品交易之区，这类地方实际上也是市镇；或者驿铺驻地本来就是市镇，如：河南确山县的驻马店、竹沟镇等处就是如此。〔157〕湖南沅州府麻阳县，岩门市“旧当营哨之冲，故设巡检司于此。近时又增置站马、扛夫、邸舍，市廛亦渐次繁盛。”滥泥市“居茅坪桑林之间，为境中要道。近亦置站夫马，如岩门之数，而旅店村沽食用之物，稍便往来，及近乡贸易。”〔158〕岩门市、滥泥市都应是市镇。还有一些市镇没有派驻机构和官员，但人们习惯称之为市镇、如：安徽太和县旧县集，“居民稠繁，商贸四集，故本土之人少．徽州、山陕之人多。太和之第一镇市也。”〔159〕广东惠来县龙江市，”水陆辐辏，为邑臣镇云。”〔160〕各地有些习惯称墟、称市、称场、称集市的地方实际也是市镇。如：广东保昌县浆田镇，“亦曰墟”；园田镇“亦曰墟”。 〔161〕

根据以上的描述，可以对清代前期的市镇下一个大概的定义，一股具有两个要素：一是交通发达，商业繁盛，人口相对集中；二是有派驻币镇的机构和官员。两个条件齐备者，大概是较大的市镇，只有第一个条件者，大概是中、小市镇，不过，在一些地区，中、小市镇与集、场、墟还存在一些难以区分之处，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祈。交通条件之所以是市镇概念中的首要因素，关键就在于交通运道是市镇产生的原因。无论多么大的市镇；也无论其经济如何发达，一旦失去交逐条件，市镇经济便很快衰落。未仙镇就是非常明显的例子。明后期贸鲁河畅通的水路，把商人和商品带到镇上，朱仙镇从此发展起来。到清代雍正时，政府将开封府同知移驻。以后，贾鲁河泥沙淤积，水运不畅，全镇的经济受到很大影响。到中期之后，贾鲁河完全淤塞，经济便衰落了，原来著名的市镇，则只相当于集市了，汉西抚州府祟仁县坑埠驻有巡检，“十余年来，溪河淤塞，舟辑不通，铺户居民日渐迁徒”，毫无疑问，该镇的经济也随之衰落，政府将该镇巡检撤销，移驻风冈墟了。〔162〕商业型市镇如此，生产型市镇也是如此，有人研究苏州梅李镇盛衰过程后得出结论：“运道不但是流通型市镇的生命线，而且对生产型市镇也有重大影响。”〔163〕湖北云梦县兴安镇，“旧有巡检司、以河淤废。”〔164〕其实，政府派驻机构本身，就有交通因素、一般不是交通发达的地方，可能根本不需要派驻机构和官员。反过来说，即使市镇周围地区的经济比较落后，如果有四通八达的交通条件，也可以成为商业型大市镇。

此外，市镇的密度也与交通有关。江南地区密如网络的河流，使市镇密度很高；同样，湖北省也是河网密布，市镇密度也很大，章学诚列出的市镇就有六十七个之多。〔165〕上述独山州的六个场市都相当于市镇，而独山处于贵州的“边隅，且系苗疆，宜乎人迹罕至，乃场市最多河也？盖其地通粤西、南丹暨本省荔波一带，彼皆不逐舟楫，货物所须，多运自独山，即彼地所有，亦必运至独山发客，懋迁化居，势使然也。”〔166〕因掌握的史科有限，虽然还不能对全国的市镇作数量的统计，但可以肯定的说，市镇的数量当大于州、县城的数量，（由于省、府城与县城往往是重合的，所以不计省、府城的数量。）据光绪《钦定大清会典》卷四，吏部，记载的知县、知州统计，全国有知县一千三百零三名，知州一百四十五名，因此，全国市镇的数量至少在一千四百四十八个以上，最高不超过集、场、墟、店的总量。

还应该指出的是，清代市镇概念的两个因素，只限于内地大部分省区的市镇、对沿边与少数民族地区接壤省份的市镇，就不太适合。如：陕西洛川县是山区，交通并不发达，经济发展也不兴旺，而这里却有十六个镇，陇州有十四个镇。他如山西、直隶等地也存在这类情况，这还是清代末期的情况。〔167〕大概是因为，清代的市镇也继承了前代市镇的某些特点，沿边地区多是防御外敌的军事镇，这类镇与经济是否发展关系不大。有人研究宋代的市镇时指出：“因军事、战略需要而设置的镇，多位于沿边地区，可称之军镇，亦即沿袭了唐以前‘镇’的含义。”“宋代镇市以梓州路数量最多，陕西次之，沿边诸路普通多于内地各路”。“其原因在于军镇仍大量存在于沿边地区，而内地几近消失。”“‘如果专就内地诸路镇市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两浙路以７５个居于全国第一，江东、西路也位于前列，与经济发展水平一致。”〔168〕而这种情况也延续到了清代，陕西洛川县的镇可能就是从前代遗留下来的。

注释：

〔1〕祁韵士：《万里行程记》，道光。

〔2〕刘尔聪：修张兰城记》康熙五十六年，见嘉庆《介休县志》卷十二，艺文。

〔3〕道光《宁羌州志》卷一，幅员道路。

〔4〕嘉庆《安康县志》卷十，建置考下。

〔5〕乾隆《长治县志》卷四，疆城，市集。

〔6〕康熙、乾隆《宣阳县志》卷之二，逮置，乡镇。

〔7〕道光《黄平州志》卷之二，建置志，城池。

〔8〕康熙《饶平县志》卷之二，公署。

〔9〕乾隆《蒲城县志》卷四，建置，城池。

〔10〕乾隆《乌程县志》卷十一，乡镇。

〔11〕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11～112页。

〔12〕《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二，乾隆五年七月乙卯。

〔13〕乾隆《嵩县志》卷十二，市镇。

〔14〕乾隆三十年八月二十八日河南巡抚阿思哈奏，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5辑，第832页。

〔15〕道光《罗城县志》卷之一，山川，墟市：卷之四，艺文。

〔16〕参阅樊树志前引书；第１１２页。

〔17〕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一，乡城志。

〔18〕萧放：《试论明清时期江西四大工商市镇发展的特点》，载《九江师专学报》1990年，第２期。

〔19〕乾隆《汉阳县志》卷之六，城池，附街衢镇市。

〔20〕乾隆《襄阳府志》卷之十一，里社，市镇关梁附。

〔21〕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卷之一，舆地志，乡镇附集场。

〔22〕参阅樊树志前引书，第107～109页。

〔23〕晏斯盛：（请设商社疏），乾隆十年，见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户政十五，仓储下。

〔24〕嘉庆《汉阳县志》卷之七，城池，坊市集镇。

〔25〕乾隆二十一年十月十二日山西巡抚明德奏：四十三年三月初六日山西巡抚觉罗巴延三奏，见《宫中乾隆朝奏折》第15、42辑，第714、293页。

〔26〕乾隆《黔阳县志》卷之九，乡都，市镇。

〔27〕乾隆《洵阳县志》卷之四，建置，市镇。

〔28〕参阅樊树志前引书，第103页。

〔29〕丁永琪：《县北舞渡移兵驻防记》，见乾隆《舞阳县志》卷十，艺文记。

〔30〕范锴：《汉口丛谈》卷二，道光。

〔31〕龙延槐：《初与邱滋畲书》，见《敬学轩文集》始二，转自《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41页。

〔32〕乾隆三十二年《重修关帝庙碑记》、同年《本庙全图碑记》，碑存朱仙镇。

〔33〕道光十八年《重修关帝庙岁积厘金记》，碑存河南周口市。

〔34〕嘉庆（滦州志》卷之二，建置志，集市。

〔35〕乾隆《水顺县志》卷一，地舆志，市村。

〔36〕道光《黄平州志》卷之二，建置志，城池。

〔37〕参阅樊树志前引书，第279页。

〔38〕乾降（盛湖志》卷下，建置。

〔39〕道光《武陟县志》卷上五，建置志。

〔40〕嘉庆《汉阳县志》卷之七，城池，坊市集镇。

〔41〕范锴：《汉口丛谈》卷二，道光。

〔42〕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 稿》乾隆末年，见《章氏贵书》卷二十四，食货考。

〔43〕参阅石莹：《清代前期汉口的商品市场》，载《武汉大学学报》1989午，第2期。

〔44〕参阅罗一星：《清代前期岭南二元中心市场说》，载《广东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

〔45〕乾隆《沅州府志》卷七，乡都，市镇。

〔46〕《清高宗实录）卷五七，乾隆二年十一月癸未。

〔47〕乾隆《府谷县志》卷之一，市集。

〔48〕参阅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第300～301页。

〔49〕陈明申：《夔行纪程》，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七帙：乾隆《开县志》场市、关隘。

〔50〕乾隆《河问府志》卷之四，舆地志，物产。

〔51〕乾降《大荔县志》卷三，建置，镇堡；道光《大荔县志》卷六，土地志，物产。

〔52〕乾隆《氏葛县志》卷之二，建置，镇集。

〔53〕道光《留坝厅志》卷四，土地志，风俗。

〔54〕康熙《陇州志》卷之三，田赋志，市集：乾隆《高平县志》卷之四，市集。

〔55〕道光《思南府续志》卷之一，地理门，疆域。

〔56〕康熙、道光《萍乡县志》卷之二，市镇：卷三，建置，里市。

〔57〕道光《思南府续志》卷之一，地理门，疆域。

〔58〕乾隆《宝坻县志》乡闾卷之六，市集。

〔59〕嘉庆《正安州志》卷之二，风俗。

〔60〕乾隆《湖州府志》卷十四，坡市。

〔61〕乾隆《沅州府志》卷八，乡都，市镇。

〔62〕乾隆《湖州府志》卷上四，墟市。

〔63〕乾隆《宝坻县志》乡闾卷之六，市集。

〔64〕道光《思南府续志》卷之一，地理门，疆域。

〔65〕道光《万州志》卷三，舆地略，形势。

〔66〕康熙《诏安县志》卷之四，建置志，市集。

〔67〕乾隆《黔阳县志》卷之九，乡都，市镇。

〔68〕乾隆《保德州志》卷一，市集。

〔69〕方行：《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

〔70〕乾隆《镇安县志》卷二，舆地志下，墟市。

〔71〕道光《宁陕厅志》卷之二，建置志，场市。

〔72〕乾隆《河间府新志》卷之四，舆地志，物产。

〔73〕道光《安平县志》卷四，食货志，土产场市附。

〔74〕乾隆《潮州府志》卷十四，城市。

〔75〕道光《略阳县志》卷之一，舆地部，市集。

〔76〕乾隆《丽江府志略》卷上，建置略，市肆。

〔77〕道光《太平县志》卷三，坊里志，市集。

〔78〕乾隆《威远县志）卷二，建置志，乡镇集场附；道光《茂州志》卷二，建置导，场市。

〔79〕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卷之二，舆地志，街市坊表。

〔80〕嘉庆《涉县志》卷二，建置类，市镇

〔81〕乾隆《新安县志》卷之六，风土。

〔82〕道光《南海县志》卷十三，建置略五，墟市。

〔83〕道光《佛冈厅志》卷二，建置志，墟市。

〔84〕康熙《萍乡县志》卷之二，市镇。

〔85〕康熙《临县志》卷二，建置志，坊市。

〔86〕乾隆《蔚县志》卷之八，城池，村堡。

〔87〕道光《长阳县志》卷之二，建置志，场市。

〔88〕嘉庆《汉州志）卷八，城池。

〔89〕乾隆《巴县志》卷之二，建置，坊厢。

〔90〕康熙《咸宁县志》卷之二，建置，市镇。

〔91〕道光《昆明县志》卷之二，物产志。

〔92〕雍正六年四月初五日苏州织造李凤奏，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辑，第163页。

〔93〕陶澍：《陶云汀先生奏疏》卷二十二，道光八年。

〔94〕乾隆《南郑县志》卷之三，建置。

〔95〕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七，市集。

〔96〕张岗：《清代直隶商品经济分析》，载《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

〔97〕道光《萍乡县志）卷三，建置，里市。

〔98〕乾隆《陇州续志》卷二，建置志，市镇。

〔99〕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艺文下。

〔100〕乾隆《束鹿县志）卷二，地理志，市集。

〔101〕嘉庆《山阳县志》卷二，疆域下，市镇。

〔102〕王昶：《商洛行程记》乾隆五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六帙。

〔103〕乾隆《直隶澧州志林》卷之二，舆地志，市镇。

〔104〕樊树志前引书，第121页。

〔105〕参阅石莹前引文。

〔106〕参阅罗一星前引文。

〔107〕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史价值初探》，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108〕康熙《程乡县志》卷之一，舆地志，市廛。

〔109〕乾隆《新修曲沃县志》卷之七，城池，附市肆村镇。

〔110〕乾隆《三原县志》卷之二，城池。

〔111〕道光《安陆县志》卷四，城池，衢巷。

〔112〕嘉庆《汉州志》卷八，城池。

〔113〕雍正《六安州志》卷之五，城池。

〔114〕道光《留坝厅志》卷一，厅城图。

〔115〕乾隆《祥符县志》卷六，建置，市集。

〔116〕康熙《咸宁县志》卷之二，建置，市镇。

〔117〕卢坤：《秦疆治略》，咸阳县。

〔118〕乾窿《丽江府志略》卷上，建置略，市肆。

〔119〕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初五日云贵总督富纲奏，见《宫中挡乾窿朝奏折》第５４辑，第２７９页。

〔120〕方行：《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

〔121〕乾隆《澄海县志》卷二，埠市。

〔122〕《清高宗实录》卷一七六．乾隆七年十月己亥。

〔123〕乾隆二十年五月初十四日四川总督黄迁桂奏：四十三年七月初二日陕西巡抚毕沅奏，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1、44辑，第347、104页。

〔124〕王昶：《商洛行程记》，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六帙。

〔125〕乾隆三十年四月二十一日江西巡抚明德奏：四十三年闰六月十七日江西巡抚郝硕奏，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4、43辑，第641、642、802、803页。

〔126〕乾隆四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广西巡扰吴虎炳奏，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8辑，第417页。

〔127〕乾隆《洵阳县志》卷之四，建置，市镇。

〔128〕嘉庆《汉州志》卷九，上，关隘。

〔129〕乾隆《江油县志》卷上，关隘。

〔130〕道光《临桂县志》卷十二，廨署。

〔131〕道光《南海县志》卷之十，建置略二。

〔132〕乾隆《潮州府志》卷十四，墟市

〔133〕光绪 《钦定大清会典》卷四．吏部。

〔134〕乾隆二十一年十月十二日山西巡抚明德奏，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5辑，第715页。

〔135〕《清高宗实录》卷二五三，乾隆十年十一月戊子。

〔136〕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湖南巡抚刘墉奏，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9辑。第61页。

〔137〕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上六，吏部，官制。

〔138〕乾隆四十六年九月十四日河南巡抚富勒浑奏，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8辑，第759页。

〔139〕乾隆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山西按察使唐绥祖奏，见《宫中挡乾隆朝奏折》第２辑，第792页。

〔140〕乾隆二十一年十月十二日山西巡抚明德奏，见《宫中挡乾隆钥奏折》第15辑，第715页。

〔141〕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十六、二十八，吏部，宫制。

〔142〕乾隆二十八年四月初二日山东巡抚阿尔泰奏，见《宫中挡乾隆朝奏折》第17辑，第352页。

〔143〕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十一、三十，吏部，官制。

〔144〕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初五日云贵总督富纲奏，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54辑，第279页。

〔145〕嘉庆《安康县志》卷十，建置考上。

〔146〕乾隆《唐县志》卷之二，建置志，武备。

〔147〕邑令丁永琪：《县北舞渡移兵驻防记》，见乾隆《舞阳县志》卷十，艺文记。

〔148〕嘉庆《彭山县志》卷之一，关隘。

〔149〕乾隆《玉屏县志》卷之五，赋役志，市场。

〔150〕乾隆《汉阳县志》卷之六，城池，附街简镇市。

〔151〕参阅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4年，第128～158页。

〔152〕乾隆《汾州府志》卷之六，关隘。

〔153〕乾隆三十年十一月十七日广西巡抚宋邦绥奏；四十六年九月十二日广西巡抚姚成烈奏；三十二年闰七月初一日由东巡抚崔应阶奏，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6、48、27辑，第614、758、474页。

〔154〕《湖南省例成案》户律，仓库，卷二十三；嘉庆《会同县志》卷之三，城池，市镇附。

〔155〕乾隆《独由州志》卷之三，地理志，场市。

〔156〕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十八、三十、三十一，吏部，官制。

〔157〕乾隆《确山县志》卷之一，建置，镇店。

〔158〕乾隆《沅州府志》卷八，乡都，市镇。

〔159〕乾隆《太和县志》卷之一，舆胜志，镇市。

〔160〕雍正《惠来县志》卷之二，星野，市镇。

〔161〕乾隆《南雄府志》卷之五，营建志，关隘。

〔162〕乾隆四十三年闰六月十七日江西巡抚郝硕奏，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3辑，第803页。

〔163〕罗仑主编：《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41页。

〔164〕道光《云梦县志》卷一，舆地，疆域。

〔165〕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稿》，见《章氏遗书》卷二十四，食货考

〔166〕乾隆，独山州志》卷之三，地理志，场市。

〔167〕参阅《清史稿》卷六十三，志三十八，地理十。

〔168〕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0页；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98页。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0){ for(var i=0;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