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摊丁入地”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的一项重要赋役改革，也是清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专题。解放以来，我国史学界的不少同志对此十分注意，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①，但是，由于明清两代史籍异常丰富，而“摊丁入地”的前后时间又拖得很长，在各地实行的情况也有差异，因此，有关这个问题，不但在史实上有许多需要补充和澄清的地方，而且在某些看法上也还可以深入讨论。本文想通过对“摊丁入地”比较系统的考察，再弄清些史实，并在此基础上，就其中的某些问题进行探讨，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明末的一条鞭法和“摊丁入地”的出现
“摊丁入地”在全国普遍推行是在清朝的雍正年间，但作为一种赋役改革，必然有它的社会要求和一系列前驱活动，这，当然更要早得多了。人们常常将清代的“摊丁入地”和明代的一条鞭法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把一条鞭法看成是“摊丁入地”的前驱，而“摊丁入地”又是一条鞭法的继续和深化，我们认为这是很有道理的。
在明代中叶以前，封建国家的田赋征收是实行两税法，在差役上分为里甲、均徭和杂泛三种。两税即夏税和秋粮，主要课取实物，如米、麦、豆、草、丝绢等等。由于各地的田土高下很不相同，所以在征收的科则上也不一律，大体按田地山荡各分为三等九则。而这三等九则，在各府州县的课额也是不同的，有的还有多于九则或少于九则的。差役摊派按其人事资产，也有三等九则（也有称三门九则的）的区别。主要以户和丁作为征发对象，分银差、力差两种，其中名目繁杂的劳役性力差占有更大的比重。以上说的只是就民户及民田而言。在明代，除民户外，还有军户、匠户、灶户；田土除民田外，还有各种官田，如屯田、灶田、没官田，以及祭、学田等。它们的科则和差役情况，又与民户、民田有所不同。
但是，明朝初年统治者所制订的这套赋役制度，到了中期，实际上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了。
注释：
1、在国外，也有一些专家研究“摊丁入地”，比如日本的同行们就有不少论著。但是，这十多年来，由于林
彪、“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国外书刊缺漏很多，他们的研究成果往往都看不到，有的甚至不知道。所以在这里，我们不能涉及。
本来，明朝政府这样细密的区别户籍、户等，规定各种田土科则，就是建立在封建国家对赋役承担者进行严格控制、和田土户等相对稳定的基础之上的。而田赋主要征收实物和徭役以力差为主，则又说明了社会分工的不发达和商品经济的落后。明代中期，随着土地兼并的更趋激烈，旧有的田土户等制度不断遭到破坏，封建国家对赋役承担者所进行的控制也在削弱。当时，地主阶级，主要是官僚缙绅地主，他们不仅疯狂地掠夺自耕农民和一般中小地主的土地，并且利用特权接受投靠，隐漏诡挂粮差。这样就造成了赋役的严重不均，而统治阶级的贪婪腐朽和各级官吏的放富差贫，又加剧了矛盾的深化。
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也对现存的赋役制度起着冲击作用。原来以实物为主的田赋征收和力役为主的差徭，越来越为人们所厌弃。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将税粮改为折银，用代役银替换力差，不但成为普遍的要求，而且是现实可行的了。正统初年，在税粮征收中出现的金花银，以及匠户差派中实行“匠班银”，等等，都说明了赋役制度中新旧替代的历史趋势。
这样，从嘉靖时候起，有的地方官员开始在江南等地行施一种新的赋役法，即一条鞭法。以后，一条鞭法又不断充实推广，到万历九年（1581年），终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起来了。有关一条鞭法的内容和它具体推行的情况，史学界有不少专门的论述，同时它也不是本文所要解决的任务。我们所以要谈到一条鞭法，以及一条鞭法以前的赋役情况，主要是为了说明“摊丁入地”的历史发展线索。
在一条鞭法的改革中，最主要的是役法改革。有关内容，《明史·食货志》是这样说的：“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敛募，力差则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其交纳之费，加以赠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又，“嘉隆后行一条鞭法，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于是均徭、里甲与两税为一，小民得无扰而事亦集。”上面说到的丁粮，就是按人丁和税粮（即田亩）摊派徭役，而征收的内容是银子和小部分食粮（食粮主要指出自田亩的地差）。这样我们看到，在一条鞭法中，已经取消了“力差”和“银差”的界线，统以雇役代之，并且出现赋役合并，役归于地的倾向。但是，作为封建社会中差役的基本敛派对象——人丁，还没有完全取消，不过也注入了新的内容，即由原来主要提供徭役劳动，改变为完全课取代役银，即丁银①。
注释：
1、关于丁银，黄楷盛：同治《湘乡县志》卷三，《赋役》载：“丁银之法起于明初，至嘉靖中行一条鞭法，通计一州县之徭役，均派于丁粮，于是丁皆输银，役皆官募，民甚便之。”于慎行：《谷城山馆文集》卷三十四，《与抚台宋公论赋役书》中也说：“差役则除三等九则之名，止照丁地编派，丁不论贫富，每丁出银若干，地不论厚薄，每亩出若干，上柜征收，召募应役，而里甲之银附焉。”又，李苏：康熙《江都县志》卷之四，《田赋》：“按明万历十年以前，仿古庸调，役曰力士，曰校尉，曰班匠，曰民壮，曰里甲，曰甲首等差。嗣以月夫岁派多寡不同，并为里甲、均徭、驿传、民壮四差。……知县涂梦桂奉抚院王宗沐议改一条鞭，合四差共银若干，按下汇派，分上中下等（上上丁十两递至二两、一两五钱，又减至一两以及七钱、五钱，下至二钱五分，最下一钱五分），官募应役，未详何时改为每丁概征银一钱五分九厘，免分上中下等则。”可见丁银即人丁差役的代役银。
那么，这种按丁粮摊派差役的做法，在各地是怎样行施的呢？山东省的普遍情况是，首先把原来按三等九则征收的办法，简化为不分等则或少分等则，然后再把一部分差役折银，摊入田亩，另一部分则实行按丁编征。如青州府所属各县：“省去九则之名”，“以丁地兼编”①。东阿县“尽去九则三等，唯计丁履亩，收银上柜，官为顾役。”②江西袁州府则“通计一县所应起存支，用差银若干两，俱于丁粮内均派征银。”③福建海澄县也是“其征收不轮甲，其起运、转输若给募，皆官自支拨。盖轮甲则递年，十甲充一岁之役，骤出易困，条鞭则合一邑丁粮充一年之役，所出少易办”④。 当然，这种把差役负担分别摊入田亩和入丁的比例，在各地是不同的，有的是丁田平均出办，有的是丁四粮六，有的是田三丁七，此外还有其它的形式。
土地高度集中的江南地区，由于差役矛盾突出，官员们在推行一条鞭法时，实行一种均田均役法。规定科甲缙绅，除《会典》载明优免粮差数额外，其余“无论官民，尽数照田编役”，“役分上中下则，以田多寡为差”⑤。据崇祯《松江府志》的记载，这上中下三则，大致是：“其上差者以千五百亩当之，中差者以七百亩当之，下差者以二百余亩当之，彼此品格，不及者以上中下田亩之数，朋当之。数十亩之下无与焉”。⑥江南地区的均田均役法，比前面说的按丁田出办差役，似乎更彻底一些⑦。类似情况，在其它地区也有记载。比如浙江嘉兴府，“凡有杂办差徭，照田承值”⑧。江西南安县编派徭役，“照未派征，官给官办，法简役明”⑨。“照未派征”，就是按照田赋额粮摊派差徭，也就是据地派差。
一条鞭法中的这种赋役合并的倾向，在有的州县就发展成为“摊丁入地”。当时，一般叫做“随粮派丁”或“田代丁编”、“丁随田办”。河南光山县，“万历十四年，知县牛应元奉行一条鞭法，以丁银摊入田粮，县户人丁不另派征，实自兹始”⑩。中牟县万历十一年（1583年）编审后，“每年该派丁银一千二百五十七两三钱二分”，“后因奸民通同里书，减此增彼，出甲入乙，莫可穷诘。”所以自二十三年（1595年）知县陈幼学“条陈弊害，申允派入地亩银内”，从此“丁地一条鞭起征，不显人丁则例”⑾。山东鱼台县也是在万历行一条鞭之后，合户口之征于田土，“谓之地丁”⑿。湖南攸县县令董某实行丁随粮派，“每粮五石，兼出一丁之银”，“但征粮”
注释：
① 王家宾等：万历《青州府志》卷五，《徭役》。
② 郑廷瑾：康熙《东阿县志》卷之二，《职官志》，《列传》。
③ 陈廷枚：乾隆《袁州府志》卷九，《田赋》，《四差》。
④ 陈瑛等：乾隆《海澄县志》卷之四，《赋役》上。
⑤尹继善：雍正《江南通志》卷七十六，《食货志》，《徭役》。
⑥方岳贡：崇祯《松江府志》卷十二，《役议》，《均役全书叙略》。
⑦实行均田役法，并没有取消丁银，但征收数额很小。
⑧袁国梓：康熙《嘉兴府志》卷十五，《艺文》下，袁国梓：《均田均役条议》。
⑨余光璧：乾隆《大庚县志》卷九，《赋役志》，《差徭》。
⑩杨殿梓：乾隆《光山县志》卷十二，《户口》。
⑾孙和相：乾隆《中牟县志》卷之四，《田赋志》，《户口》。
⑿马得祯：康熙《鱼台县志》卷十二，《赋役》。
银，置丁不问”①。湘乡县“随粮带丁”，“赋役之事一委之于田”。②
在崇祯年间，也有些州县先后实行丁随粮派。陕西省城固县就是崇祯八年（1635年）推行此法的。雩县（今户县）则在崇祯十一年（1638年），原因是这一年闹大饥荒，“民人死亡逃散”，知县张某“苦丁无所出，不得已归并之”③。浙江黄岩县在万历初年“已将役银一概均入田土，定额科征”，到了“明末，更将丁银、口米并入田征”，正式实行以田土“代丁课”④。在明代的“摊丁入地”中，广东省的情况值得注意。康熙《广东通志》载：“万历三十年，左布政使陈性学议允随田均丁，民甚便之。崇祯年间，依照前例随田均丁”。⑤说明当时已在较大范围内实行“摊丁入地”。
当然，明代“摊丁入地”的地区，远不止上述那些，但总的说来还不很多，而且常常是某些地方官员作为解决丁役无着的“权宜之计”而采取的措施。象上面说到的雩县就是如此。还有的州县在征丁和摊地上来回反复。浙江嵊县“自明隆庆间，知县薛周将丁银派入三办均徭，即已随田征输”，到了万历末年，知县施三捷又“酌丁额数”，按丁征收，结果“穷民窜迁徙避征，不堪其累。”直到清朝顺治年间才又按田派征⑥。其它州县，如鱼台县等等，都有类似情况。
明末的“摊丁入地”，尽管是一种刚刚露头的东西，某些地方官员是怀着胆怯的探测心情在进行此种试验。但是，这不等于说，它是偶发的无根之苗。如果说，一条鞭法的产生和推广，和明中叶以来一系列社会变化有密切关连，那么，“摊丁入地”就是一条鞭法中出现的赋役合并、役归于地倾向的逻辑发展。当然，对于封建官府来说，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探寻赋役有出，但在明末土地高度集中，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情况下，采取“摊丁入地”的办法，减免无地少地农民的负担，以图缓和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尽管收效甚微，但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明末所出现的“摊丁入地”的做法，不能不对清代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清初的户丁缺额和某些地区推行的以田补丁法
清代的赋役制度是沿袭明代的，即按明末的一条鞭法进行征收。但是，由于一条鞭法在各地推行的情况并不相同，再加上行施不久，统治者就加派频行，造成“规制顿紊，不能尽遵”⑦。而在清初，也因战马倥偬，差赋繁苛，所以在顺治、甚至包括康熙前期，清代的赋役制
注释：
①吕正音：乾隆《湘潭县志》卷之十，《赋役》中。
②刘履泰：康熙《湘乡县志》卷九，《词翰》，洪懋德：《丁粮或问》。
③康如琏：康熙《雩县志》卷之四，《田赋志》，《赋役》。
④陈钟英：光绪《黄岩县志》卷六，《版籍志》三，《徭役》。
⑤郭裴：康熙《广东通志》卷之九，《贡赋》上，《户口》。
⑥李以琰：乾隆《嵊县志》卷四，《民赋志》，《户口》。
⑦《明史》卷七十八，《食货志》二。
度是相当混乱的。
康熙《大清会典》载：“今考直省丁徭，有分三等九则者，有一条鞭征者，有丁随田派者，有丁从丁随者。即一省之内，则例各殊，遵行既久，闾阎称便焉”①。上引材料，一方面说明各地的丁徭形式，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同时就清朝政府而言，在当时确也无力予以统一，只好尊重现状，各按原来则例摊派。
在清初上述种种丁徭形式中，就全国而言，按丁征收丁银则是最主要的。丁银清代也叫徭里银，征收对象是年十六以上六十以下的男子丁壮。据统计：顺治十八年（1661年），“直省徭里银三百万八千九百五两有奇，米二万一千五百七十石有奇。”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银三百一十三万六千九百三十二两有奇，米一万二千七百一十五石有奇”②。虽然在数额上远逊于田赋，但也构成当时封建国家的一项重要收入。
清朝统治者对于征收丁银十分重视。规定了户口编审制度。编审原定三年一行，后来又定为五年。凡编审在册的成年丁壮，都必须缴纳丁银。当时，清朝政府还规定，编造《赋役全书》一依明万历年间为准，所以田土和人丁的数额也都以万历时作为原额。但我们知道，明朝自万历以后，由于连年战祸，特别是统治阶级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肆意烧杀抢掠，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而清朝代替明朝，也充满着血与火的斗争。因此，在清初，用万历年间的田土、人丁数字作为凭依，实际上出现了很大的距离。当然，清朝政府也规定，地方州县可以题请豁免荒亡的田土人丁。但在战火纷飞、军需紧急的年代里，这种豁免常常要受到限制，甚至遭到驳斥。地方官员为了向朝廷缴足田赋丁银，只好不断多派多征。反映在丁银征收中，通常的做法就是将逃亡故绝的人丁额银，摊派到现存人丁的身上，从而造成每丁负担的大大加重。
比如湖北黄梅县，按明末原额编审人丁一万二百六十八丁，每丁派银三钱五分六厘零，共银三千六百五十九两七钱三分零。“顺治初年，以死亡过多，凡两审而两减之”，共查出故绝人丁五千五百七十三丁。到顺治十一年（1654年），虽陆续增出四千二百三十丁，但“以所增之数补两次减除之数，尚少一千四百二十八丁”。该县呈文请求豁免，受到上级的驳斥，结果只好用“每户分带三丁四分”的办法，来补足缺征的丁银。这样，每户除了必须缴纳原有的人丁银以外，还要额外再多缴一两一钱银子。这对于那些贫弱小户来说,是一项不堪沉重的负担③。陕西商州（今商县），明万历间以上中下九则折下下则征收丁银，共折人丁三万六千六百九十四丁，每丁每年征银一钱一分有零。顺治六年（1649年）,知州薛所习申文乞请豁免死丁三千九百四十九丁,但仍留了“未除死丁”三千七百余。顺治十七年（1660年）,该州以一万六百一十三丁进行摊派,结果每丁每年征银四钱三分八厘零,比明万历时增加将近三
注释：
①康熙《大清会典》卷二十三，《户部》七，《户口》。
②《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九，《户口》一。
③覃瀚元：光绪《黄梅县志》卷十五，《赋役志》，《户口》。
倍①。同样，湖南衡南县的丁银，也因逃亡故绝，由明末的一钱二分七厘，到顺治年间增加为四钱四分，直到五钱九分有零②。宁乡县则由五钱，增至“每丁输银九钱有余也”③。
丁银本来偏重的一些州县，负担就更加重了。山西猗氏县（今临猗县），万历年间每上丁征银一两，中丁七钱，下丁三钱。到了清初，由于“以亡丁之差加之孓遗之民”，以致“稍存可活者，丁至数两。即贫无立锥者，亦每丁一两矣”④。陕西省延安府所属各县，当明代“全盛之时”，丁徭“已重于天下”。但当时因“众擎易举，丁多徭均，自足供一县之用”。到了清初，“屡遭兵燹，人民逃死，存者止十分之二，”“而一县经费所需”，又“未能尽减于昔日”，于是就“以十分之用，而责之二分之民”，以“虚丁”责令“现丁赔累”，矛盾就十分尖锐了。象“延长县以一千六百余丁，而包七千六百余丁”，中部县（今黄陵县）以一千一百丁，冒至八千六百余丁。安塞县也以一百七十一丁，包纳七百三十四丁之银。结果“每丁每岁有费至三两者，有费至四两者”，严重的还有“*身赤贫而岁纳至七、八两不止”⑤。
清朝政府用不断加重每丁额银的办法，来保证丁银的征收，不但一般农民无法承受，甚至连中小地主都面临破产的威胁，在有的地区就出现“现丁亦变为逃丁，而逃丁永不能复为现丁⑥”的严重局面。这既不利于丁银的征收，同时也影响了封建秩序的稳定。
加征丁银矛盾的不断加剧，迫使统治阶级中某些人谋求新的替代办法。
把无着的丁银摊派到田粮内进行征比，较之直接加派到每个人丁的头上，情况会稍微好一些。这是因为与人丁相比，田地相对比较稳定。而且既然纳赋人拥有一定田土，那么比起那些一无所有的“贫苦光丁”来，征银也比较容易保证。所谓“粮有一定而易辨，丁无一定无难稽。有粮者为富民，虽丁过实数而不为虐取；无粮者为贫民，虽丁有隐漏而不失宽仁”。⑦反映了人们对丁粮关系的看法。当然，明末以来某些州县所实行的“摊丁入地”的做法，对于清朝官员也颇有启发。前面提到的浙江嵊县，在顺治年间重新实行“摊丁入地”，就是依据该县已往的成例。陕西南郑县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议准“丁随粮行”，以及褒城县（今勉县东北）遵照执行，也是因为附近的城固县早有成功的经验。⑧
但是，在清初赋役混乱的情况下，推行“摊丁入地”，实际上还存在着很多困难。所以很多官员宁愿采取比较稳妥的办法。即仍然保留丁银，但又不增加额丁负担，只将一部分无着的丁银摊派到田粮内进行征收。这样既能保证丁银的足额，又不致引起逃丁，对稳定封建秩序
注释：
①王如玖：乾隆《直隶商州志》卷六，《田赋志》。
②江恂：乾隆《清泉县志》卷九，《食货志》、《人丁》 .
③吕履恒：康熙《宁乡县志》卷之五，《赋役志》。
④《明清史料》丙编，第八本，《汉眷录抄写奏议档残本》。
⑤上引资料见陈天植：康熙《延安府志》卷之三，《户口》，卷七十三，《文征》三，《奏疏》，杨素蕴：《延属丁徭疏》；洪惠：嘉庆《延安府志》卷七十四，《文征》三，《条议》，许瑶：《延民疾苦五条》。
⑥洪惠：嘉庆《延安府志》卷七十四，《文征》，《条议》，许瑶：《延民疾苦五条》。
⑦魏世杰：《魏兴士文集》卷之二，《与邑令宋公疏》。
⑧曾王孙：《清风堂文集》卷十三，《汉中录》，《勘明沔县丁银宜随粮行状》。
也是有利的。
山西沁州(今沁县)，顺治五年(1648年)审编人丁共一万二千四百七十丁，除优免绅衿外，应编徭银三千四百五十二两七钱，比规定的原额尚少二千一百九两二钱零。沁州官府“将缺额徭银加派地亩，名曰地差”①。安徽灵壁县原额人丁四万三千一百六十七丁，该徭银一万五千三百七十九两零。顺治五年(1648年)，“审除故绝逃亡人丁二万五百六十四丁，缺额徭银六千八百五十两一钱二分八厘有奇”，“均摊原额田地内带征”，并规定：“嗣后每逢审编人丁，有增有减，俱照此例办理”②。同样，该省泗州(今泗县)。原缺人丁三千九百五十六丁，缺额徭银二千二百三十两七钱九分四厘，“亦从田粮带征”③。浙江青田县，荒亡人丁万余，
“俱不题请除额，而摊派在熟田见丁之内”④。福建漳州府所属的龙溪(今漳州市)，漳浦、海澄(今龙海县一部分)、诏安等各县，自顺治九年(1652年)起，因战乱、疾疫、迁海等变，“户口逃亡”，“丁额无征”，造成“官民俱困”。康熙十二年(1673年)，总督范承谟行令布政使何中魁推行“落甲法”。“凡配未悬丁及故绝悬丁悉行扣除，其失额银数于正粮内匀征”。范承谟的办法，不久因为三藩叛乱发生，直到康熙十六年(1677年)才正式推行。象“龙溪县，为丁二万六千零，查悬一万有奇，派入银额内匀补”；约计每正粮银一两，匀丁银一钱二分零⑤。对于缓和丁银缺额的矛盾，起到一定作用。
当然，实行以田补丁的办法，必然会造成田赋数额加重。象江苏海州(今连云港市)，每亩原征地银九厘一毫二丝二微，顺治十三年(1656年)行“丁田兼征之例”，将缺额丁银一万三千六百一十两，“增摊田地之内，每亩增至一分五厘六毫九丝零”，使海州“有以下田而输上则者。又如赣榆县，因“邑有缺额丁银一千九百两，于地摊征”，结果“昔之地每亩一分四厘有奇，今以摊带之故，每亩加至二分有奇”⑦。这种大幅度的增加田赋科则，最明显的后果就是影响荒地的开垦，特别是那些贫苦农民，常常因此“闻而裹足”⑧。
实行以田补丁，对于一般自耕农民和中小地主，也是一项沉重的负担。清初曾任山西交城知县的赵吉士说：“丁既不足，不得不派征于田，于是有田者益累” ⑨。
但是，由于各地的情况不同，所以对于以田补丁的反映也是不同的。漳州府属的有关州县，自实行将‘失额银数于正粮内匀征”办法后，“大族人多丁少者无所隐蔽，衰族人少丁多者概行豁免，以至伶仃孤弱有祖户老丁及逃亡赔累者尽为除免”，“而民始无贻累之惨”。所以康
注释：
①叶士宽等：乾隆《沁州志》卷三，《贡赋》。
②贡震：乾搂《灵壁县志》卷二，《经制》，《赋役》。
③叶兰：乾隆《泅州志》卷九，《名宦志》。
④雷铣：光绪《青田县志》卷之三，《贡赋志》，《钱粮》。
⑤特通阿：嘉庆《漳州府志》卷之二十一，《赋役志》上。
⑥唐仲冕：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卷第十五，《食货考》三，《户口》，陈宣，《丁赋论》。
⑦王豫熙：光绪《赣榆县志》卷之十，《官师》下，《传》。
⑧王豫熙：光绪《赣榆县志》卷之十，《官传》下，《传》。
⑨《万青阁自订文集》卷二，《重修交城县志序》，《志丁赋小序》。
熙《漳州府志》的作者评论说：“大抵明季一条鞭法行，而四差之累甦；我朝从田问赋之法行，而悬粮大租之弊息”①。有的州县，比如安徽庐江县，在明代原定丁银自上上丁一两一钱五分起，至下下丁征银二钱不等，清初实行“缺额”丁徭银两均摊田亩带征，历年编审，以增抵减，渐次扣除，同时又简化科则，减少每丁科额，规定一律征银五分。这样既稳定了那些无地农民的生产情绪，也不妨碍地主招佃垦荒，显然对封建国家有利。
将缺额的丁银摊入田亩起征，虽然比直接向人丁加派要好一些，但它毕竟是一种临时的过渡性措施，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正反映了当时赋役制度的混乱和不够健全。随着战争局面的结束，社会环境逐渐趋向稳定，大批流亡人丁，因为重新成为封建国家的编民而弥补了原来的缺额，以田补丁的办法也就逐渐为正常的丁银编征制度所替代。
(三) 户丁编征矛盾的加深和地方州县中的中摊丁入地”活动
由于清初的户丁编审中，失额情况严重，而它既关系到整个封建秩序的稳定，也影响当时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所以，招徕流亡人丁以弥补失额，成为清朝统治者急欲解决的问题。
为了加快人丁的增审，清朝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安定生产的政策，同时也向各级官员规定增审人丁的考成办法。这些政策和措施，对于恢复封建统治秩序，促使大批流亡人丁回到生产的轨道，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清朝政府增审人丁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把广大劳动人民重新束缚在封建剥削的槛车上，为其“办耕课织” ③而各级官员为了争取考成优等以博得升迁，常常不顾“录丁壮，汰衰老”的编审成法④，热衷于追求溢额，这样必然会造成许多新的矛盾。
康熙初年任直隶灵寿知县的陆陇其在《编审人丁议》中说，“查旧例，人丁五年一审，分为九则，上上则征银九钱，递减至下下则征银一钱，以家之贫富为丁银之多寡，新生者添入，死亡者开除，此成法也。无如有司未必皆能留心稽查，……且又相沿旧习，每遇编审，有司务博户口加增之名，不顾民之疾痛，必求溢于前额，故应删者不删，不应增者而增，甚则人已亡而不肯开除，子初生而责其登籍，沟中之瘠犹是册上之丁，黄口之儿已是追呼之檄，始而包赔，既而逃亡，势所必然”⑤。陆陇其谈到的情况，在其它地区也严重地存在。河南省有的州县“又其甚者，六十以上，国所养者昔无丁而今有丁，十六以下国所长者昔无丁而今有丁，甚至
注释：
①特通阿：嘉庆《漳州府志》卷之二十一，《赋役志》上。
②魏绍源：嘉庆《庐江县志》卷之六，《户口志》。
③龚鼎孳：《龚端毅公奏疏》卷三，《敬陈民国疏》。
④季之实：雍正《岳阳县志》卷之五，《食货》。
⑤陆陇其，《三鱼堂外集》卷一，《编审人丁议》。
无子之寡妇亦无丁而有丁”①。浙江海盐县自明末以来，丁役编审一直“积弊相因”，到清初，“更有产尽人亡，丁口不除，累亲族及里长代赔者”②。山西交城县在明崇祯四年(1631年)有户六千四百零，口一万八千六百零。康熙六年(1667年)编审，共户一万五千九百零，口一万八千六百零。“口不减于明”，而“户且倍于明”，可是当时却因“并里并甲，凋蔽不支”，原因就是朝廷“计丁口征税，减一丁则一丁之税无出，故但可增而必不可减” ③。原来康熙六年(1667年)的编审，存在着很大的虚报和浮夸。所以有人说当时的户丁编审是，“户口加而民困日甚”④。
为了逃避编丁，地方的一些豪强绅衿往往与官员吏胥勾结起来，寻找缺口，进行作弊。比如清朝政府规定，编审户丁只限于土著，客籍户口并不计入；又规定，“其在仕籍者及举贡监生员与身隶营伍者，皆例得优免，而佣保奴隶又皆不列于丁”⑤。这样就为隐漏诡挂造成了机会。当然在清代，官员绅衿的优免待遇比明代严格，一般“止免本身丁徭”⑥。但实际上，他们总是设法“非分”多免滥免。丁役偏重的北方各省，情况尤为严重，贫苦百姓为了躲避丁役，不断投靠于缙绅门下，于是“其本户之丁，即系绅衿供丁”。通常每个“乡绅供丁，多至数十名，青矜亦有十数丁者”，造成“每有差徭，里递不敢派及；每遇编审，供丁名下即有应增新丁，户长总书亦不敢开报”⑦。康熙时任山东济宁知州的吴柽，在谈到他任所“滥冒优免之弊”的情况时说，“乡绅贡举生员例得优免本身，若杂项职员武生兵办衙役各项名色，全书未载，今皆一概滥免矣。又先圣、先贤各庙，原有洒扫之户，应免征丁，而奸猾之民，勾通作弊，亦托名圣府及颜、曾、仲、盂各庄头门下，假充庙户，冒免丁差”⑧。这里，除了乡绅贡举生员要按照规定优免丁役以外，连《赋役全书》没有载明的一般杂役衙办，也乘机“滥免”丁役。济宁地区由于紧邻曲阜、邹县，是衍圣公孔府和亚圣孟子后裔等一批“先圣先贤”势力所及之地，而封建国家又准许他们的府庙属官和庙佃户人有优免差徭的特权，所以指称孔盂“庄头门下”和“假充庙户”的冒免活动，也成为当地编审中的大弊害。
至于利用客籍不编丁役，乘机进行影射活动的，也并非少见。象济宁“五方杂处”，“大半外方人民”，他们“在州置产立户，又邻境之民与济宁二卫屯军买济之地、住济之房甚多，皆不系本州之人丁，在原籍不应两处当差”，而某些“奸猾之徒，因而托名影射”，造成该县“穷丁， 虚丁所以益多也”⑨。
注释：
① 贾汉复：顺治《河南通志》卷之四十，《艺文》六，《傅而师上田邑候书》。
② 乾隆《海盐县续图经》卷二，《食货篇》，《户口》。
③ 赵吉士：《万青阁自订文集》卷二，《重修交城县志序》，《志里甲小序》。
④ 陆陇其：《三鱼堂外集》卷一，《编审人丁议》。
⑤ 张玉书：《张文贞公集》卷七，《纪顺治间户口数目》。
⑥ 《清朝文献通考》卷二十五，《职役考》。按：限制绅矜优免是顺治十四年(1657年)规定的，在这以
前，清朝政府仍沿习明代旧例，见《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七，顺治五年三月壬戌条。
⑦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户政》五，《赋役》二，黄六鸿：《论编审》。
⑧⑨ 《牧济尝试录》，《编审议》。
自明代推行一条鞭法以来，不少地区都废除或减少了原来三等九则的户等制，但仍有相当州县按此编审。因此，利用户等进行放富差贫也在那些地区十分流行。陕西朝邑县(今大荔县东)，“三等九则操纵于长吏笔端之上下”，他们“下其所欲，上一丁而供数丁之役；上其所欲，下数丁而无一丁之费。”结果“如户之大者”，“本宜多坐”，但因贿买嘱托，“而反减者”，“大户减则，弱户益增”，“放富差贫”，“无由穷诘”①。山东曹县也是，“豪强尽行花诡，得逃上则；下户穷民置数十亩之地，从实开报，反蒙升户”，而“其间家无寸土，糊口不足；叫号吁天者，皆册中所载中等户则也”②。
一方面是封建官府为了求取人丁溢额，不顾百姓赔累，拼命多审多编；另一方面他们又与富家豪族沆瀣一气，大搞隐漏诡挂，放富差贫。因此，所谓编审“溢额”、不过就是要那些中下层群众更多地“包赔”和“代纳”丁银，至于少数豪家大族，他们不但并无损失，而且往往因此而大得其利。
但是在清代，这种因编征丁银而引起的矛盾，实际上还在不断地深化着。我们知道，自康熙平定三藩以后，随着全国规模的战争基本停息，清代的社会经济也迅速得到发展，然与此同时，地主阶级的力量也大大增强了。他们在封建国家的纵容和支持下l疯狂兼并土地，肆意扩大财富，使大批自耕农民及部分中小地主失去生产手段，沦为佃农或其它无依靠者。愈来愈多的贫苦“光丁”，往往连自身的生活都难以维持，而封建国家又不因此放松对他们征收丁银，甚至把主要负担落在他们的头上。这种舍富就贫的做法，当然只能使矛盾更加激化。山东济宁州，在康熙中期，原编人丁二万六千六百余丁，“内有地之丁不及一万”，“无地之丁乃至一万六千有奇”，“其中故绝逃亡老病孤贫之丁及虚丁、朋丁，又“不啻数千”。因此，尽管封建国家“催征”、“敲扑”不遗余力，也榨不出更多的油水，以致有“官民交受其累”的叹息③。“户不下万余，丁不下三万”的江淮地区，少数“富民”“坐拥一县之田，役农民，尽地利，而安其食租衣税”，却只负担十分之一的丁银，剩下的十分之九，除了那些“非在官则士夫”和“逐末者”以外，主要也都由“农夫之无田者”承担④。
到康熙晚年和雍正初期，上述情况更有加无巳。象湖北，“有地之家，田连阡陌，所输丁银无几；贫民粮仅升合，所输丁银独多”，这些“富豪家”还“与书役勾通，改换裁派”。结果往往“按册有丁，迫呼无业，贫民偏受其累”⑤。山西省“富室田连阡陌，竟少丁差；贫民地无立锥，反多徭役。以致丁倒累户，户倒累甲”。因此，“在民则有苦乐不均之叹，在官则有征收不力之参”，“俗例相沿”，“官民交叹”⑥。本来就役繁丁重的陕西，甘肃一带，情况更见严重，这里
注释：
①张奎祥，乾隆《同州府志》卷十六，《艺文》，《碑》，《编审碑》。
②陈嗣良：光绪《曹县志》卷三，《赋役志》。
③《牧济尝试录》《编审议》。
④《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户政》五，《赋役》二，盛枫：《江北均丁说》。
⑤吴熊光：嘉庆《湖北通志》卷十八，《政典》一，《户口》，迈柱：《请丁随粮派疏》
⑥《朱批谕旨》，雍正二年九月十四日，山西布政使高成龄奏。
是“田连阡陌而载丁甚少”，“家无尺土而丁额倍多”，结果“有逃亡故绝原丁无可开除，累及族党里甲代为赔纳者”①。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省，也因“贫人转卖田产，丁银仍留本户，以至拖累无休”。这些“无寸椽尺土”、“册载丁名”的劳动者，“至有一人而当数丁至十余丁者”，而且他们还往往“累世相仍，名曰子孙丁”。当时，全省“穷民受丁差之苦累者十之六七”②。
大批“无业光丁”无法忍受封建国家丁银的追比，只好被迫逃亡。雍正元年(1723年)，山东巡抚黄炳在一份奏折中说：“惟查各州县中，往往有田连阡陌而全无一丁者，有家无寸土而承办数丁者，穷民在丰稔之年，已难措办，设遇歉收之岁，更无力输将，此东省之民所以易去其乡而不顾也。”③其实黄炳谈到的情况，早在康熙初期，有的地方巳十分严重。素称富庶的山东黄县，竟因“丁累”而“逃亡过半”。其中有的村社，“逃者十之九”，其余有“逃者十之六、七”、“十之五”，最少也“逃者十之二、三”④。陕西省自雍正元年(1723年)以来，虽曾“比年丰收”，但延安等府，“皆因丁银重累”，“复业者甚少”。他们不但“不得已逃者不敢来归”，甚至连“现在者皆云思去”⑤。
上述被迫逃亡的贫苦农民，不少人还背井离乡，流向边疆、山区、海岛，因为那些地区，封建势力相对薄弱、清朝政府暂时还无力编审户丁。直隶、山东、山西，陕西等省的农民，多往蒙古以及东北关外等地。据康熙末年估计，仅“山东民人往来口外垦地者多至十余万”⑥。在云南，“逃丁多归外蕃土司”⑦。他们有的流亡到兄弟民族聚居的地区，有的甚至被迫逃亡国外以求取生计。
明末以来，在江南等一些地区，随着商业、手工业的迅速发展，新兴城镇不断兴起，人口流动频繁，旧有的那套户丁编审制度，也愈益无法适应了。苏南的“吴中”之地，“土沃民稠”，“户口之册向多虚诡”⑧。浙江嘉兴府，“地狭民稠，居址无定，房多赁借，人多雇倩，负贩之子家无立锥，百工率处半属客籍，而欲按户核丁，按丁责赋，此必不可得之数也。”⑨钱塘县(今属杭州市)是浙江省会所在地，“四方之民朝东暮西，如鸟之飞、鱼之游，流寓多于土著，是以生齿之数无从核实也。”⑩有人还针对按丁编银的论调，专门为官府算了一笔账，“若夫赤脚光丁，存亡靡定，毋论远走他乡，即如省会之民，湖墅之去江干计数十里，原在湖墅者忽徙江千，应纳丁银不过钱许，而见年催往一次，脚力饭食足抵一丁之银，倘往催不应，势不得不
注释：
① 王如玖：乾隆《直隶商州志》卷六，·《田赋志》，附：《以粮载丁原案》。
②《皇清奏议》卷二十五，杨名时：《条陈地方事宜疏》。
③《朱批谕旨》，雍正元年六月初八日山东巡抚黄炳奏。
④ 李蕃：《雪鸿堂文集》卷一，《编审均徭序》。
⑤ 洪蕙：嘉庆《延安府志》卷三十七，《文征》三，《奏疏》，岳钟琪：《请减丁银疏》。
⑥《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五十，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壬寅。
⑦《皇清奏议》卷二十五，杨名时：《条陈地方事宜疏》。
⑧ 邵大业：乾隆《昆山新阳合志》卷第六，《户口》。
⑨ 吴永芳：康熙《嘉兴府志》卷之九，《户口》。
⑩ 魏螈：康熙《钱塘县志》卷之六，《户口》。
赔纳矣!”①说明按丁编审的办法，在某些地区不但适应不了当时已经变化了的现实情况，而且在经济上对封建国家也无所裨益。
事实已经很清楚，赋役制度中的丁银编征的做法，除了因地主豪强的隐漏诡挂和封建官府的放富差贫，使其不断遭到破坏以外，也越来越感受到由于商品经济发展；新的社会因素增长对它的冲击，而这都破坏着封建秩序的稳定，不能不引起清朝统治集团中人们的关注。进一步改革或废除征收丁银，已经日益成为统治阶级内部不少人议论或注意的中心了。
人们议论或者要求改革丁银编征制度，实际上也就是要求继续沿着明代一条鞭法以来，某些州县已经推行的“摊丁入地”的路子前进。
最初议论或注意丁银问题的，差不多都是任职州县的一般地方官员，或者是较知下情的文人土大夫。原因很简单，这些人本来就在基层，编审户丁和催征丁银往往就是他们的职责，朝廷的有关考成规定，主要也是针对他们的。因此，对于丁银难征的情况，他们体会最深，其中有的官员还因此受过斥责或丢过官。有个叫曾王孙的，写了一篇叫《勘明沔县丁银宜随粮行状》，他考察了沔县(今勉县)附近有些州县自明末以来实行丁随粮行的情况，又针对当时沔县丁粮的严重不均，力陈实行丁随粮行。他认为“舍粮编丁，可以意为增减，若一概从粮起丁，则买田者粮增而丁亦增，卖田者粮去而丁亦去，永绝包赔之苦”，这是最大的好处；其次，“就丁论丁，弊端百出，若照粮编丁，则岁有定额，富者无所庸其力，贫者适得其常，一清吏胥之弊”；最后，“丁与粮分，则无粮之丁无所恋而轻去其乡，丁随粮行，则丁皆有土，有所籍而不致流亡，里甲不累，考成不碍”②。
还有一个叫盛枫的，也大力鼓吹“摊丁于地”。他认为，在当时田亩尽归富户，贫民“无立锥以自存”的情况下，实行“摊丁入地”是个好办法。他说：以一县“其丁课之数常不及田税三十分之一，又以一县之丁课，均之田税中，常不及五厘。以上农一亩之所获，通丰耗而权之，富民之入，恒不下一石，即于税外稍为溢额，不为大病，而使民尽免一切供输，岂非穷变通之道耶”不仅如此，“对于上格于国课，下迫于考成”的州县官来说，也可以因此解脱不少麻烦和苦恼③。
曾被康熙帝誉为清官的彭鹏，在他任三河县令时，恰遇编审。经他仔细审订，“自以为无累于民矣”，但后来得知仍有“包赔”八十四丁。当时全县户丁中，“有田民户不过三百四十家，有田绅衿户不过六十六家”，大部分属于无田的光丁。因此，他感慨地认为，原来那种“以田为经，以人为纬”的编审之法“不可行矣”④!
另一个“清官”陆陇其，与同官谈政事，言及“北方丁银甚重”，也表示必须有所变通，他主
注释：
①魏螈：康熙《钱塘县志》卷之六，《户口》。
②曾王孙：《清风堂文集》卷十三，《汉中录》，《勘明沔县丁银宜随粮行状》。
③《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户政》五，《赋役》二，盛枫：《江北均丁说》。
④《古愚心言》第八册，《洵邑审丁示》。
张“穷丁宜于豁除，不妨以殷实者补之，期于不亏额而止”①。陆陇其在这里并没有直接谈到“摊丁入地”，但他所说“以殷实者补之”，也就是以田多之家，补穷丁之不足，基本思想是一致的。
济宁知州吴柽则更认为，“今日之丁，不能人人尽编”，必须“家有地亩，始编其丁”。这样，“使丁系于地，地出丁银，无逃亡代赔之弊，亦无贫民偏累其苦”。“若不问有产无产，是人皆征，大失朝廷宽大之德矣”!②
就在上述官员们议论“摊丁入地”的同时，在有的地区，已接着过去的试验，在实际行动了。
康熙六年(1667年)，河南太康知县胡三祝，在“奉旨清核原额人丁”的过程中，根据当地情况，正式实行“丁随地派”、“地尽丁无”的编征新法。大致“照旧额；每地三十三亩三分准人一丁” ③。康熙九年(1670年)的进士余珖，当他就任广东四会知县时，目击该地“丁耗田多芜”的情景，一面“募垦给牛种”，同时请求“以丁随粮”，结果“生齿遂殖”④。四川雅州府属的芦山县，也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行“按亩均丁”,“民甚便也”，自此“遂为成例”⑤。湖南衡阳县至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里民赵成一等，“以寡丁大害未除”，请求“仿照衡山县丁随粮派之例”，实行“随粮带派”⑥。又如，湖北沔阳州(沔阳县)，因“民苦征丁之害，胥役冒载名籍，贫弱吞声供输”。康熙四十年(1761年)，县令朱化隆条议“丁随粮派”，并请于省府“力行之”，于时，“民无业者始庆更生”⑦。前面提到的山东黄县，也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申请丁银摊地”，使“积累永除”⑧。还有，象湖南安化县，也因“丁随粮派”，而“公私兼济”⑨。直隶乐亭县行“按田均丁”，“在富户正供之外所增无几，而贫民永得息肩”⑩。
从当时各地推行的摊丁入地的情况来看，尽管它们间也互有影响，但基本上还是各州县自行其事，所以在形式上也是多种多样。从名目来看，就有“丁随地派”，“以丁随粮”，“按亩均丁”等等。名目不同，内容也不完全相同，比如象湖南湘潭县，“约三石而注一丁。其法丁经粮纬，丁名从老，粮数从新，丁有定名，粮无定数。少之积数户而成一丁，多至一户而兼数丁，盖派粮不派户之活法也”⑩。安徽建平县(今郎溪县)“照田起丁”的办法是，“每户下有田
注释：
①《三鱼堂日记》卷三。
②《牧济尝试录》，《编审议》。
③戴凤翔：道光《太康县志》卷之二，《田赋》，《人丁》。
④英启：光绪《黄州府志》卷二十一，《宦绩》下。
⑤查郎阿：乾隆《四川通志》卷七，《名宦》。
⑥江洵：乾隆《清泉县志》卷九，《食货志》，《人丁》。
⑦杨钜：光绪《沔阳州志》卷七，《秩官》，《名宦》。
⑧袁中立：乾隆《黄县志》卷之六，《职官》。
⑨范咸：乾隆《湖南通志》卷之一百，《名宦》。
⑩陈金骏，乾隆《乐亭县志》卷之四，《田赋》，《户口》。
⑾吕正音：乾隆《湘潭县志》卷三十，《赋役》上。
十亩内者当半丁，十亩外者当一丁”①。湖南安仁县则采取“寄丁粮于有田之人”，“征力役于烟户之内”的折衷办法。说这样使“在有粮者无独任之苦，在完丁者无贫窘之逃，官不烦而民不扰，弊可去而害可除”②。另外，象前面提到的太康县的“丁随地派”，与上述情况又有所不同。但是，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不同，前进的道路却是一条，即都以田代丁。
自康熙以来各种要求“摊丁入地”的舆论，以及各地州县所进行的愈来愈多的“摊丁入地”的活动，正象一股激流，不断冲击着旧有的丁银编征制度，也引起上层官僚集团和朝廷愈来愈多的注意。对于封建国家来说，它的最大好处是：既能缓和无地贫民因无力缴纳丁银而隐漏逃亡，同时又能保证丁银的征收。当然，“摊丁入地”对于有地之家是增加了负担，特别要引起缙绅豪右之家的反对，但在当时土地不断迅速集中的情况下，适当抑制缙绅豪右的实力，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利益的。在全国更大范围内推行“摊丁入地”，不但可能，而且愈益显得必要了。
①李国相：乾隆《广德州志》卷之九，《食货志》、《户口》。
②张景恒：同治《安仁县志》卷五，《赋税》，《户口》，附录：《请酌均丁详文》。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中华书局198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