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南达· 布罗代尔在其广受赞誉的著作——《十六世纪晚期的地中海世界》中，发出警告：“在探讨帝国兴衰之时，最好能避免受到这样的诱惑，即在知晓帝国终有一日强大的情形下过早地寻找其强大的征兆，抑或在明了帝国终有一日灭亡的情形下过早地预测它行将崩溃”。（布罗代尔，1975，卷2，第661页）。尽管布罗代尔主要关注对象是西班牙和土耳其帝国，但当其得知一些研究晚明史（1580—1644）的学者往往将一只眼睛紧紧地锁在1644年，即中国历史上明亡清兴之季时，应该不会感到诧异。在某些学者看来，部分上，明朝覆亡的缘起，在不负责任的万历皇帝（1573—1620）身上，在16世纪90年代明朝卷入日朝战争而耗资巨大之中，在1619年明军与满族军队辽东一战致命性惨败之中，抑或在1625—1626年宦官魏忠贤所实施的“恐怖统治”之中，已显露端倪。然而，首批清军入驻北京的时间上距魏忠贤之死，已达17年之久。因此魏氏种种行为或上述其它因素与明朝最终覆亡是否紧密相关，尚有诸多疑问。 

17世纪的中国通常被描绘成一幅暮气沉沉的灰暗画面。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地是，关于对同时期日本的研究则往往对一些“积极”的发展饱以赞美之辞，诸 

如1603年德川幕府的建立，庆长（1596—1614年）、元和（1615—1623年）年间伟大的建筑工程，17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德川幕府体制的完成”，以及元禄（1688—1703）年间城市文明之花的绽放。由此我们或许可以获致这样的一个印象，即元禄年间的首个世纪是一个和平、稳定且经济和人口实际上持续增长的时代。然而，最近的学术研究（山口啓二、佐佐木润之介，1971；朝尾直弘，1975；长仓保，1982）表明这一印象对人产生误导，需作修正和限定。 

的确，明王朝和德川幕府极具反差性的政治命运，或许使得17世纪中国和日本的历史之间相互可理解性不甚明显。比如，在经历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快速的经济增长后，两国在17世纪中叶皆遭遇到了严重的经济问题，这一经济问题与几乎同时发生在世界其它地区的问题立即产生互动关联，并与其惊人的相似。[1]至少对东亚历史来说，区别在于德川幕府官员能够妥善应对这些问题，然而明朝政府却相形见拙。此外，正如研究近代早期欧洲的著名学者维拉尔（Pierre Vilar）所提醒我们至关重要的一点是，“面对每一次的全面性的危机，不同的国家反应不同，据此而带来了发展的不平衡，这一点最终定格了历史。”（引自伊曼纽尔·沃勒斯坦，1980，第19页。） 

              17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饥荒与气候变迁 

我曾在早期的两篇文章中（1977，1982）论及，晚明历史中许多方面的问题只有置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大量白银从外国流入中国”这一背景之下，才能获致充分的理解。[2]我的观点是，通过推进货币增长，提高商品交换效率，以及促使中国官员实行延误已久的赋税改革等方式，日本和墨西哥银元在成就中国晚明声望的充满活力的经济膨胀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一经济膨胀的影响施及明朝各个地区，但对南方和东南地区的影响则尤为明显，在此，城市人口激增，农业也更加商品化，工商业则一片繁荣。 

尽管日本发展模式与中国不同，但是针对同时期日本经济发达的地区，（畿内、关东、山阳）亦可得出与上述十分相似的结论。确实，这一结论为神甫陆若汉Joao Rodrigues, 1561-1634，一位曾于1577—1610年在日本生活和工作过的杰出的翻译者兼牧师，在1620或1621年一语道破： 

“法律、官府、风俗、文化、商业、财富以及辉煌重现于整个王国。由于商业发展、社会安定，人口稠密的城市以及各式建筑处处可见。尽管平民和农户因缴纳年贡而贫穷，但亦有家资富饶者。地主财力雄厚，腰缠万贯。整个王国拥有大量的财富，新的矿藏被开采，一切物品王国应有尽有。”[3] 

如同在中国一样，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日本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即快速发展的货币化经济，它伴随并有力地推动了由织田信长（1534—1582，おだのぶなが），丰臣秀吉とよとみひでよし，1534—1598，德川家康（1542—1616年）所发起的政治统一运动。如同伊藤多三郎和榎木宗次已指出的，安土桃山时代1576—1603和德川幕府早期（1603—1635）所赖以闻名的诸多事宜——充盈谷物的销售和分配，大规模军事力量的组织和调度，为数众多的城堡和城堡城的修建，军人和农民阶级的分化，以及“参觐交代”制度的定型——无不仰赖于16世纪末叶即已发达的较为成熟的货币经济。（伊藤多三郎，1966，第141—144页；榎木宗次,1980）因而“德川幕府统治初期大多数领主疯狂敛财”实乃不足为怪。 

众所周知，这其中的一些领主（以及德川自己的家族）将相当一大部分财产投资于对外贸易之中，其结果之一便是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日本出口白银剧增。例如，在1603年德川幕府统治确立后的几年之中，出口白银几乎接近2000000公斤（小叶田淳，1970，第8页；岩生成一，1958，第328‑330页；岩生成一， 1959，第63‑67页）。[4]明朝统治者对贸易的限制，导致日本大量的出口白银首先流向澳门、台湾或东南亚，但其中的绝大部分最终流至中国，在这里白银被用以购买商品，从而刺激了日本本国市场的扩大。16世纪末至17世纪40年代，日本进口的生丝大多源自中国，每年进口量从约60000—90000公斤增至280000公斤左右，于此也不难看出当时日本市场形势走好。岩生成一，1978；山脇悌二郎，1972，第9‑11页；加藤荣一，1976，第44‑47页；加隆和舒霍顿，1935，第51页[5]。 

考虑到上述以及将在下文中讨论的其它事实，我对“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中日贸易戏剧性的膨胀对两国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点，尚存一丝疑问。在中日贸易中，尽管日本有助于提供给中国大量急需的白银，而中国又给日本提供了奢侈的商品、生丝以及纺织工业技术指导（太石慎三郎，1980，第19‑20页）。然而，降至17世纪40年代，中日两国都遭遇到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诱发经济问题的原因之一是气候。最近，研究十七世纪欧洲的学者，鲜有不虑及所谓“小冰期”对经济史和政治史产生的影响。 

“夏季平均气温每降1摄氏度，将会延迟庄稼生长期达3至4周，并致使农作物成熟时的最大高度降约500英尺。即便今日，农作物临近成熟的收割期每推迟一天，农民的粮食产量将每公顷下降63公斤。夏季平均气温每降低一度，将致使北欧的作物生长期延迟约30天。相较今日而言，在17世纪，农业生产方式更为原始，并且更多的边缘土地被垦种，因此气温的下降对农作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更为巨大。”（杰弗里·帕克，1979，第22页）。 

天气变冷，不是导致“小冰期”农业产量下降的唯一气候因素。与大多数农民最终适应的长期降温趋势同时相伴的是，全球季风类型的重大转变也如同气温变化一样导致了产量猛地逐年急剧下降。当一个地区可能出现了正常的干燥之时，而另一个地区或许正遭受着异乎寻常的寒冷或潮湿，甚或两者皆有。这种短期气候变化对17世纪欧洲的农业生产带来了尤为严重的负面影响。（舒尔曼， 1981，第253—257页；罗西尼，1981，第729—736页）。 

这些因素相互关联，因为伴随小冰期而来的灾难并无国家或国际的分界线。例如，在日本，北部地区连年异常的冷冷夏日以及其它地区的洪涝和干旱，使得17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日本粮食产量急剧下跌，这最终导致了宽永时代的大饥荒，因之大量的人口和牲畜死于饥饿和疾病。山口啓二、佐佐木润之介，1971，第55-59页；朝尾直弘1975，第368‑376页；长仓保，1982，第75‑85页；冈岛，1967，第49‑50页,第561页；远藤元男，1982，第58‑64页）。宽永时代的饥荒是在日本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饥荒。是时，在经历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快速的城市发展和人口增长后，更多的日本人相较以前更加仰赖于他人提供食物。 

此外，这一大饥荒正好发生在日本粮食生产中心由南方和西方向北方和东方转移之时。这使得因天气寒冷而导致重要农作物损失的可能性大为提升。（荒川秀俊，1974，第19‑24页,1982，第32‑34页；谷里，1978，第201‑204页）。随着17世纪30年代末气候和农业条件的恶化，幕府被迫采取赈济贫民的权宜之策，并颁行特别法令。这些政策被有的学者视为幕府实施善待“次要的小农阶级”的政策乃至进行日本社会一体化组织和控制政策的转捩点。（《德川时代纪实》，卷40，第159页，164页，213页，258页，269‑275页，280‑281页；山口啓二、佐佐木润之介，1971，第55‑62页；朝尾直弘，1975，第40‑42页）。[6] 

或许正因如此，这也是日本历史学家颇感兴趣的议题[7]。在此显著的是，事实上同时期大阪、京都、广岛以及许多其它城市的粮价上升到了一个空前的水平（京都大学近世物价史研究会，1962，第72‑74页；山崎隆三，1983，第49‑57页；长仓保，1982，第79‑80页），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岸本美绪，1978，第1‑33页，1979a，第67‑75页；魏丕信，1984）。在这些地区，恶劣的气候条件有时也同样影响着农业的生产，[8]至17世纪30年代末，中国一些最为富裕的地区出现食物匮乏，并遭遇流行疾病的侵袭（井村，1936‑1937；伊懋可，1973，第310—311页；邓海伦，1975；魏丕信，1984）。然而，与日本官方相形见拙的是，明朝官员们在应对这一局面时几乎乏善可陈。[9] 粮价腾跃，各种非法行为与日俱增，最终在1644年4月一支来自经济破坏严重的西北地区的起义军攻陷了北京城。六周以后，北京城再次易手于满族入侵者，自此中国政治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晚明中国以及幕府早期日本之经济变迁与社会动荡 

将十七世纪中叶的中国和日本历史上所有的大事都归因于恶劣的气候和可怜的收成，无疑颇具诱惑力，然而事实上许多情况远远复杂于此。的确，人们可以论及，17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侵袭日本和中国的那场可怕的“饥荒”，仅仅是积患已久的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悲剧性的产物。这其中许多问题，似乎已经陆续与16世纪中叶以后东亚地区大量进入流通领域的金银直接相关。这些金银促成高水平的公共支出，快速的城市增长，以及激烈的经济竞争，而这一切被证明是社会和政治的腐蚀剂。 

在中国，1570年后注入政府国库中的财富（全汉升、李龙华，1972，第136—139页。）不仅仅被激增的军饷（包括16世纪90年代卷入到日朝战争的那部分费用），公共工程的高额支出，且为帝国铺张的巨大耗资所抵消。据估计，万历皇帝五个儿子的婚礼和授职典礼的花费超过12000000两，如果将其全部费用折合成白银重量，约计450000公斤（Hucker1976:334）。[10] 因之实属常例，所以皇帝的奢靡行为被他人所效仿，其结果是显赫的排场和阔绰的消费成为晚明经济生活中的风尚（侯外庐，1957，第94—95页；牟复礼，1977，第245—252页；裴德生，1979，第70—73页；第139—145页）。 

研究日本历史的学者会察觉到在这一时期中日之间存在诸多相似之处。1580—1610年间，除了发生耗资颇巨的三次大的统一战役以外，亦有不下25个“一级”城堡和城堡城建于此时（约翰·惠特尼·霍尔，1968；吉尔伯特·罗兹曼，1973，第45—51页）。这些城堡的装饰通常奢侈华丽，几与同时还建造或复原了许多神祠、庙宇和别墅（陆若汉，1973，第89‑90页，101页，122—123页；乔治·埃利松，1981，第61—66页；叶维廉，1981；白莉， 1982，第189—205页）。 

约翰·惠特尼·霍尔称及，“在世界城市建筑史上，罕有与此比肩之时代”。（ 约翰·惠特尼·霍尔，1968，第176页）。而这个时代在1610年远没有结束。脇田修估计元和年间（1615—1624）重建大阪城堡每年耗资260000石约计5.1蒲式耳粮食：“如果推定同时期每人每年需口粮3石，那么这一支出可养活近90000人。如果我们考虑到波纹效应，将会发现仅仅建筑费用一项便可支撑超过十万之众的生计”（ 脇田修，1981，第224页）。准此，脇田修关于“这些工程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是引起城基经济扩张’的主要因素”的结论，看来不无道理。 

     然而，经济及其支撑下的繁荣的“城基”文化最终仰赖于农业为其提供食物和原材料。如同中国一样，至17世纪30年代，许多日本城镇与乡村遭遇到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其中一些问题与上文论及的恶化的气候条件密切相关（荒川秀俊，1964，第250页；远藤元男，1982，第55‑59页）。[11]然而，正如村上直次郎和其他学者所观察到的，接踵而至的食物短缺，其原因既有“天灾”，亦有“人祸”（ 村上直次郎，1982，第62页；山口啓二、佐佐木润之介，1971，第55—56页；朝尾直弘，1975，第372—373页）。他们认为，农民的处境因领主对年贡不合时宜的苛索而雪上加霜。[12]在其它方面，这种索求导致城镇和乡村的紧张态势不断提升，促使逃离土地的农民更为普遍，其引起的极端之例便是武装起义（青木虹二，1971：26‑31；朝尾直弘，1975，第370—373页；长仓保，1982，第76—79页）。此时在九州西部爆发了日本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起义，即岛原大起义，亦称“天主教徒起义”。幕府费尽周折，并使用了骇人听闻的残忍手段将此次起义镇压下去。 

尽管幕府试图将这次“叛乱”描述成罗马天主教徒征服“天主土地”之阴谋的一部分，但当时的许多观察者认为，经济和政治因素远比宗教因素更为重要，至少在起义初期阶段如此。最近的研究也倾向于支持这一观点。（正雄，1980，第186—215页）。 

1635年，也就是最后一批天主教徒“反叛者”被幕府官员铲除的前三年，一位年轻的中国学者对他的家乡——离九州南部西南方向仅有500里并于数年前还是世界上最为繁华地区之一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如是描绘到： 

“今日，江南黎民贫困至极。或亡于赋税之重，或亡于劳役之责，或亡于饥饿之苦，或亡于贪官蠹吏横征暴敛，或亡于地方豪强黠诈婪索。”（陈子龙，1977，第1140页）。 

其中的“黠诈婪索”是指高利放贷，兼并土地以及婪索地租。这一切促成了17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中国江南、福建、江西以及其它地区一股汹涌澎湃的农民起义风潮（森正夫，1971，第236—245页）。[13] 

       17世纪40年代的危机 

尽管中国、日本的经济、社会、政治体制各不相同，但是中国和日本在17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遇到了一系列相似的问题。此外，两国的这些问题均因财政困境而恶化。正如我在其它文章（艾维四，1977，第8—18页）中所指出的，中国困境源自于它几乎完全仰给于进口白银以此提高足以保证消费者信心和防止经济收缩的货币供应比例。然而，自17世纪30年代开始，从美洲—西班牙流入中国实际白银量急剧减少，年降白银量从50000公斤增至100000公斤。这在17世纪早期已属司空见惯。[14]同样的情况也暴露在日本的白银身上；1635年，德川幕府的统治者禁止日本海外贸易，并于1639年将葡萄牙人逐出长崎。尽管在接下来的一段的时间里，荷兰和中国商人继续从日本输出大量的白银（山脇悌二郎，1972，第41页；山脇悌二郎，1980，第208页；罗伯特，1980，第410页），但所涉数量远远低于小叶田淳和岩生成一对17世纪头30年所作的估计。[15] 

明朝政府无力以国内资源弥补损耗的金银，于是迅速跌入到经济梦魇之中：储蓄导致了大量的白银从流通领域中消失，继而伪造铜钱在市场中泛滥成灾。因此，顺理成章地是，银钱比急剧拉大（叶绍袁：《启祯纪闻录》，1911；张履祥：《桐乡灾异记》，1958，第325页；祁彪佳：《祁彪佳集》，1960，第147页；岸本美绪，1979a，第74页）。在继之而来的恐慌之中，国家信誉实际上荡然无存：食物价格飞涨，且至少在一段时期内，经济作物和手工业商品市场已经崩溃（沈氏：《奇荒纪事》，1958，第290页；居密，1974，第525页；岸本美绪，1979a，第74—75页）[16]。在17世纪40年代初，税收直线下降，政府一度考虑再次将宝钞引入流通领域[17]，以助其为平息内乱和满族入侵的战争而筹措粮饷（计六奇，《明季北略》，1969，卷3，第337—338页；杨联升，1971，第67—68页；裴德生，1979，第74—76页）。 

然而，这在政治上被证明绝无可能。当1644年4月起义军进驻北京之时，他们发现国库实际上空空如也。明朝的覆亡，部分上是因其简直没有财政基础去维系其运转。[18] 

17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的德川幕府并非处在严重的危险境地之中，其中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与同时代的中国统治者相比，德川家光（1623—1651）及其顾问在应对所面临的困境时显得更为果断而富有成效。[19] 早在1633年，“巡见使”从江户被陆续派遣到日本各地，调查民生以及其它事宜（朝尾直弘，1975，第375—377页）。是时，面对17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德川家光颁布了一系列“节约和限制消费令”，借以遏制武士和商人阶层的奢侈行为，以此稍稍缓解一些被幕府称为“走投无路”的农民的负担（《德川时代纪实》，卷40，第170页，188页，212页，226页）。 

尽管采取了上述以及其它预防措施，但是日本官方还是无力阻止“宽永大饥荒”的发生。如同在中国一样，17世纪40年代日本的食物价格上涨到一个空前的水平，许多百姓被迫卖掉他们的农具、牲畜、土地甚至家人，孤注一掷，以求生机。[20]另有一些人尽弃财物，逃至它处，以期境遇有所改善。[21]多数人则处在悲苦的绝望之中。和泉式部日记（一本宽永时期的日记的放大版本）在1642年的春天对当时的情形记载道： 

“自第二个月到第五个月，一场严重的饥荒蔓延全国。街道上饿殍遍地，同时沿街乞食的农民、工匠及商人不计其数。无人有衣可穿（或许仅剩有“衣服”）…….唯有用稻草和一些席子遮护身体。他们行乞于市面，露宿于道旁。”（引自朝尾直弘，1975，第368页；也可参见《德川时代纪实》，卷40，第258页，269—270页，272—275页，280页）。 

“行乞于市面”这一句很重要，它揭示出在宽永大饥荒最困难的年份之中，食物也是可以获取的，当然代价不菲。[22]此外，它表明，如同在中国一样，17世纪40年代的问题远比看上去复杂。这种获取食物的可能性也许可从注明为同一时期的荷兰文资料中得到证实。1640年一名设于平户的荷兰商行代理处的负责人访问大阪，并被告知“出乎其预料的是”自上一个夏季葡萄牙人被逐出日本后畿内地区的商品价格已经下降。其结果是，许多往日的富商严重受创，他们抛妻别子，甚至有的在债权人的高压之下自杀身亡（《长崎荷兰商馆日志》，1981，卷4：第190—191页）。[23] 畿内地区的这种令人沮丧的状况延续到两年之后，另一位荷兰官员被告知许多著名的京都商人自1639年后已经陆续破产（村上直次郎，1956，第158页）。 

为什么一些日本最富裕和最有经验的商人会落入如此悲惨的境地呢？原因之一可能是，在幕府决定切断与澳门葡萄牙人的商业往来后，这些深受其害的商人，试图快速地挽回他们的损失，于是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在长崎囤积居奇，那么畿内以及其他地区的商品价格便会自动上扬。[24]但正因如此，他们大错特错。在1639年从荷兰和中国人手中购买的丝绸和其他原料，这些商人原以为能卖到“好价钱”，然而面对宽永大饥荒以及幕府新的一系列“节约和限制消费令”，他们不得不将其抛售。“节约和限制消费令”中的许多内容是专门针对衣着奢侈行为而定（其例可参见《德川时代纪实》，卷40，第170页）。因此不足为怪的是，从事纺织品生意的商人很快便陷入严重的财政困境之中（博克舍，1935，第51页；山脇悌二郎，1972，第15—16页）。[25] 

如同此时中国一样千真万确地是，财政问题因意料之外的金融波动而雪上加霜。比如，在1641年3月，驻苏拉特（印度西部港市）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代表通告其在波斯（Persia，今伊朗古名）的同事们，四个月前从日本离开的三艘荷兰船刚刚到港： 

这个荷兰商行代理处……正期待着通过这些船只获得比它们容量更多的有价值的货物。日本白银的400金库已降至140个……日本当局令人烦心的粗鲁言行使得他们的利益下降了60％……到20％。他们费尽周折才得以获得作为报酬的白银，因为德川家光已经命令银矿关闭。他们深深担忧来年或许会将银制品的出口全部禁止。（彼德，1931，卷2，第242页；也可参见田代和生，1982，第293页）。 

这种担忧没有成为现实。银矿依然开采，并且正像已被注意到的，荷兰和中国的船只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继续从长崎出口大量的白银。然而，除了1659——1661年，[26] 幕府政策有助于保证从日本运往国外的白银量远远少于17世纪早期日本外贸达到顶点情况之下的白银出口量。 

在控制了被小叶田淳和其他学者所视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几家银矿的同时，为何德川家光、他的继承人以及他们的顾问还要关注白银出口呢？一种解释是，这其中的许多银矿已达不到即便像不久以前那样的生产水平。[27]比如，在17世纪早期阶段，没有哪家日本银矿能比石见的毛利银矿，田岛的生野银矿，佐渡相川银矿以及日本秋田的院内银矿更富裕或更有名。然而，尽管具体的数据无法获致，但是至17世纪30年代，上述所提及的银矿多数生产水平——如果不是所有银矿——已大大下降（村上直次郎，1980，第55—56页；小叶田淳，1978a，第75页；田中敬一，1980，第134—135页；佐佐木润之介，1983b，第183—185页）。当然，一些银矿经历了复兴时期，其他则在后来多少达到了产量的至高点，且也偶有新银矿被开采。然而，看上去好像是日本前现代时期的白银生产的黄金时期的终结未逾17世纪30年代末。[28] 

表1. 日本白银的价格，1630—1647 

（每16.875克白银的铜钱数【文】） 

资料来源：神木哲男和山浦浩藏（1977）：表12。 

此点对德川时代的经济历史而言，其所隐含的意义是重要的。如果，正像伊藤多三郎和榎木宗次所提及的，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超常发展相当程度上是依赖于固定的大量金银注入到货币供应中去，那么金银产量的下降以及货币供应量增长比例的下降或许有助于解释17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发生在日本的经济下滑现象。[29] 17世纪30年代早期，幕府决定从流通领域撤出铜币，进而自1636年起决定发行新铜币——宽永通宝，形式并未因此好转。（日本银行调查局，1973，卷2，第127—131页）不论幕府的初衷是什么，上述政策的结果之一是带来了银钱交换比例实际上的不稳定（参见表1）。当时铜钱普遍使用于商业交换之中，约有1/3的税收是以货币而非实物支付（速水融，1982）；结果是，表1所反映出的波动可能影响了商业以及消费者的信心，并且可能导致了这一时期的经济不确定性。 

上述不应当被推断解释为前已提及的高额的税收、不利的气候条件以及微薄的收成无足轻重。它只是暗示这些现象应当放在对城乡两地以及国内外的贸易产生影响的经济衰退的总体背景下而予以解释。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日志中提及宽永大饥荒（1641—1642）发生在商品价格崩溃之后，这不仅仅是一时的兴趣所至（《长崎荷兰商馆日记》，1981，卷4，第190—191页；村上直次郎，1956，第158页）。 

1641年初，即荷兰人和中国人在对其出口日本的生丝贸易中获利微薄而倍感失望的几个月之后，长江三角洲的湖州地区生丝的价格“出乎意料地骤降”，这不可能纯粹是个巧合。（沈氏：《奇荒纪事》，1958，第290页）。[30] 如同日本一样，结果导致了一场蔓延甚广的“饥荒”。 

中国和日本经济的分岔（Divergent Paths） 

   对始终怀疑17世纪中叶中日贸易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发生怀疑的那些人来说，引述清朝广东总督[31]佟养甲（1648）呈递顺治帝（在位时间1644—1661）奏折（1647年9月）中的一段话，想必对他们深入理解这段历史不无裨益： 

   在嘉庆（Chia—ching）年间（1522—1566）……（葡萄牙人）逐渐渗透到中国的边远地带澳门，在那里他们建立了永久租居地。每年他们付给500两白银……作为地租银……（随后）获准每年可在广州经商……他们在离这座城市30里处抛锚，然后和广州人做买卖。因此国内和国外的商品皆可在广东自由流通……（并且）每年葡萄牙人须缴纳22000两的关税…… 

旋即而来地是，官府腐败……不断加深以至于（葡萄牙人）被迫诉诸于暴力活动。……后来，他们永远不准赴粤……（此后）中国商人不得不携其商品至澳门进行贸易。这一情况发生在（1640）。 

自此以后，（中国）商人们经历了重重困难，商品不能流通，（在广东的）贸易（实际上）停止了。百姓生计因此被破坏，征收的关税每年也仅计1000余两。因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澳门商人来粤贸易，则广东经济繁荣；反之，则广东经济萎靡。[32] 

尽管佟总督明显不知道1639年葡萄牙人已被逐出长崎一事，这可能进一步导致其并不明了中葡贸易量下降的首要原因。[33]他显然关心的是因其本人职责所在地区的贸易下降而带来的影响。在呈递奏折时，佟总督的打算之一是请求朝廷重新允准葡萄牙人来粤经商，意欲借此能对该地区的国际和国内贸易的复苏有所帮助。既然1640年葡萄牙人携带至广东的大量的主要物品是日本和西班牙—美洲白银，那么无疑佟总督主要的担忧之一便是自17世纪40年代初便开始困扰广东的货币严重短缺的问题。[34]（博克舍1948，第149页；威廉·菲德内尔，1913，第250页）。 

尽管在17世纪50年代广东以及中国其它地区的经济状况逐渐好转，但是金融问题依然存在。关于此点，证据之一是1650年清政府决意颁行新纸币，以利于支付镇压明朝抗清残余力量的军事费用。[35]对这些新纸币，我们知之甚少，但是它们显然没有受到中国百姓的欢迎，且在1661年因其无助于清政府妥善解决军事问题便很快退出了流通领域（彭信威，1965，第807—808页；杨联升，1971，第68页）。与此同时，中国的金融形势因另一原因而恶化。在17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北京的清王朝不情愿地决意对沿海像郑成功（1624—1662）那样的“明朝王室分子”，采取必要的严厉措施，以迫其屈膝投降。其中决定实施的一项措施是强令东南沿海数以千计的市镇和乡村撤空，以图消灭郑氏赖以建立一个从长崎绵延至东南亚、经济上繁荣且至少对清朝来说军事上危险的海上帝国的非法贸易（凯思乐，1976，第39—46页；魏丕信，1979，第223—232页）。尽管迁海令并非总是被遵行不逾，但是迁海令及其他相关政令一直保持了20多年的法律效力。而且最终它们取得了预期的效果：郑成功及其后继者丧失了据以反抗满族统治者的必要的财力物力，进而他们最后一个负隅顽抗的据点——台湾在1683年最终被攻克。 

然而，清朝统治者为了这次军事胜利付出了代价，因为曾令郑成功富甲一方的贸易同样也给中国沿海地区带来过经济利益。尤为特别的是，郑家在日本的交往使其能以数量可观的中国丝绸和其他商品来换取日本白银（岩生成一，1953，第22页）。至少其中的一些白银后来渗透到满清王朝控制的中国部分地区，在此这些白银无疑扩大了货币的供应量[36]。然而，迁海令实施后，大量正再次涌入中国的白银（还有，如同我们会看到的铜钱）急剧减少。正是因为经济紧缩过于严重，以至于一位学者开始称中国康熙统治早期（1661—1685）为经济萧条时期（岸本美绪，1982，1984）。无论经济萧条与否，在这一时期的多数时段中国许多地区的粮价通常低廉，[37]手工业品卖之甚少，并且大量的人——其中一些人此前十分富有——遭遇到了严重的困境。[38] 针对这些现象，当时最为流行的解释之一是白银短缺。在同时期的作者看来，白银短缺这一形势的出现与政府实施迁海令直接相关。[39] 

此时日本的经济形势大相径庭。在经历了17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短暂但显著的中断以后，尽管粮价波动轨迹多少有点飘忽不定（山崎隆三，1983，第49—135页）[40]，但粮价有了一个重新上扬，且城市发展再度兴起（吉尔伯特·罗兹曼，1973，第287—288页；豪瑟，1974，第11—23页；中村质，1981，第290—291页），对外贸易亦呈现出十足的活力（罗伯特，1980，第409—429页）。如何解释这一点，尤其是在“日本此前与中国紧密的经济联系”这一背景之下？可能有以下几点理由： 

首先，与清朝官员不同，幕府官员不必为延时颇久、耗资甚巨的镇压反抗力量的军事活动而筹集饷银。[41]正如岸本美绪所指出的（岸本美绪，1984，第223—234页），清朝早期诸如此类的军事活动疯狂吞噬了一些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所急需的资金，它促成了“白银短缺”。[42] 

其次，日本在岛原之乱后基本上处于和平之中，这或许意味着17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侵袭日本的那场饥荒和瘟疫，要比同时发生在深受战争创伤的中国的饥荒和瘟疫所带来的人口损失少。奇波拉已经注意到，在前现代社会，行军过程中军队，在破坏庄稼以及散播疾病等方面，与正在作战的军队相比，通常有过之而无不及（奇波拉，1976，第151页）。进一步客观地说，日本的需求水平应该比中国的需求水平要高，这一点有助于解释为何至少在17世纪50年代，日本粮价上涨而中国江南和其他地区的粮价则开始急剧回落[43]。 

再次，17世纪下半叶在管理金融体制方面，日本人看上去远胜中国人一筹。这部分归因于日本出口白银的减少，[44]它解放出更多的白银以应国内需求，当然这也同样归因于17世纪50年代中期将被称为“宽永通宝”的铜币重新引入流通领域。[45]在后一次努力中，政府因铜的生产稳步上升而获助益。[46]并且至宽文时代（1661—1673），幕府的钱座大量生产行之有效的铜币（日本银行调查局，1973，卷2，第130—131页）。与此同时，清政府对海上贸易的禁止大大地减少了日本铜和白银的输入，因而导致17世纪70年代初多家省级铸钱局的关闭（约翰·惠特尼·霍尔，1949，第451—452页）。当日本的金融体制已经达到暂时但深受欢迎的供求平衡时，清朝金融体制已经处在严重的混乱之中。 

最后，应当注意的是，尽管中国商品和原材料备受日本商人和消费者的好评，但是大多数物品并非无可替代。比如，以生丝而言，可以在日本本土找到可接受的尽管不理想的替代产品，或者亦可通过荷兰人和位于东南亚、孟加拉甚或波斯（伊朗）的郑氏家族而获取（克里斯托夫·格莱曼，1953—1954，第46—47页）。[47] 此外，这些替代产品通常可以用铜币买到，考虑到金银产量的下降，德川幕府越来越犹豫是否用铜币来购买海外物品（克里斯托夫·格莱曼，1953—1954，第55—60页；约翰·惠特莫尔，1977，第18—19页；罗伯特，1980，第586—587页）。在这种情况之下，1664年至1637年间，也正好是日本（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直接贸易尤其困难的阶段，荷兰东印度公司利用生丝贸易一项获取了一些最大利益，便不足为怪了（格斯塔，1984，第64页）。 

一部分是由于幕府实行的贸易和金融政策，另一部分在于铜的产量大大提高，因此日本相较中国更快地从“十七世纪的危机”中恢复过来。正如舍弗尔在谈及十七世纪欧洲的荷兰共和国时所指出的，将17世纪40年代和17世纪50年代初的日本问题称作“危机”或许是言过其实和令人费解的。饥荒状况、17世纪50年代初的浪人阴谋以及1657年的江户大火得到了迅速而较为有效的处理。同时，池田光等大名以及诸如熊泽藩山等藩吏，实行有助于自下而上强化幕府体制的地方改革（约翰·惠特尼·霍尔，1966，第402—408页，1970；詹森，1968，第122—128页；佐佐木润三介，1981，第285—291页）。 

然而，饶具兴味并值得注意的是，在清廷解除禁海令以及中国经济也获得一定活力的扩张之前，德川幕府的经济呈现出的复兴并未达到成为16世纪末至18世纪初时代特征的那样的一种生气勃勃的发展局面。考虑到1683年清王朝征服台湾后中日之间直接的贸易戏剧性的上升，根据表2所呈现的数据，似乎有理由推断：元禄时代（1688—1703年）的日本的显著繁荣与17世纪末中国的繁荣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关联。[48]然而此时，日本的铜与银一样有助于将两国的经济捆绑在一起（约翰·惠特尼·霍尔，1949；山脇悌二郎，1972，第216—222页；罗伯特，1980，第526—532页）。 

中日贸易的复兴之潮转瞬即逝。在18世纪转折处两国的货币需求膨胀，并且日本的矿产无力与其对珍稀金属的需求保持同步。日本幕府被迫实施新的出口限制措施，并且，尽管中日贸易在接下来的多年中仍以减速继续维持，然而两国经济已开始分道扬镳。中国重新从欧洲、南亚、尤其是西属拉美，获取大量的进口白银，开始更加深陷于“新兴的世界经济”之中。一度数量惊人的金、银、铜产量如今大大降低，它刺激了日本在1个多的世纪里不遗余力地展开国际性的经济活动。经此之后，日本相对而言沉浸于自给自足之中，这一点给其未来的150年的历史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表2 从中国大陆运往长崎的船只数（1661—1700） 

资料来源：岩生成一（1953，第12—13页）。圆括号里的数字代表出发港口不明确的额外船只，这些船只可能来自中国大陆。 

                     结  论 

日本的沿海能在1839年免受外国武力威胁，这是德川幕府的至幸。它至少在一段时期之内使得幕府专注于国内经济的恢复。[49] 此时许多中国人无疑也盼望能做同样的事情。遗憾地是，从满族统治者们言论看来，他们拒绝合作。然而，在17世纪，不论德川幕府、明朝、以及后起之清朝政治命运如何地迥然不同，他们的官员必须应对一系列相似的难题。至少其中的一些难题——收成微薄，饥荒，瘟疫肆虐，金融波动以及价格不稳——是相互关联的。在试图进行有意义的比较研究前，可能需要孤立地研究中日各自的现象，可能需要坚持在中国和日本（或者朝鲜、越南、菲律宾）等国别史方面进行更多的研究。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50] 在近代早期的东亚，其国别史和国际史的边界线远未达到清晰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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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密：《近世中国棉纺织业生产和乡村社会转变》（Wiens,Mi Chu.1974.“Cotton Textile Production and Rural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Early Modern China.”Chung‑kuo wen‑bua yen‑chiu‑so hsüeb‑pao7,no,2:515‑31.） 

魏丕信：《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灾害和经济变迁的出现及应对》（Will,Pierre‑Etienne.1984.“The Occurrences of ,and Responses to,Catastrophes and Economic Change in the Lower and Middle Yangtze,1500‑1850.”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Spatial and Temporal Trends and Cycle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Bellagio.） 

卫思韩：《从王直到施琅的海上中国》（Wills,John E,Jr.1979.“Maritime China from Wang Chih to Shih Lang:Themes in Peripheral History”.In From Ming to Ch’ing:Conquest,Region,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ed.Jonathan D.Spence and John E.Wills,Jr.New Haver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 

山口啓二、佐佐木润之介：《幕藩体制》（Yamaguchi Keiji and Sasaki Junnosuke.1971.Bakuban taisei—The Bakuhan system，Tokyo:Nihon Hyōronsha. 

山脇悌二郎：《长崎的唐人贸易》（Yamawaki Teijirō.1972.Nagasaki no Tōjin bōeki—Chinese trade in Nagasaki，Tokyo Yoshikawa Kōbunkan.） 

山脇悌二郎：《长崎的荷兰商馆》（Yamawaki Teijirō,1980.Nagasaki no Oranda shōkan—The Dutch factory in Nagasaki，Tokyo:Chūō Kōronsha.） 

山崎隆三：《关于近世价格史的研究》（Yamawaki Ryūzō.1983.Kinsei bukkashi kenkyū—Studies on early‑modern price history，Tokyo:Hanawa Shobō.） 

杨联升：《中国货币和信贷简史》（Yang Lien‑sheng.1971.Money and Credit in China:A Short Histo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姚名达：《刘宗周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Yao Ming ta.1933.Liu Tsung‑chou nien‑p’u—A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Liu Tsung‑chou.Shanghai:Shang‑wu.） 

【明】叶绍袁：《启祯纪闻录》（Yeh Shou‑yüan.1911.“Ch’i‑chen chi‑wen lu”Arecord of things remembered from the T’ien‑ch’I and Ch’ung‑chen reigns.In T’ung‑shih,tse 18.Shanghai:Shangwu.） 

吉野：《亚洲季风气候变迁的地域性》（Yoshino,M.M.1978.“Regionality of Climatic Change in Monsoon Asia”.In Climatic Change and Food Production,ed.K.Takahashi and M.M.Yoshino.Tokyo: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艾维四（William S.Atwell）系霍巴特和威廉姆史密斯学院历史系的副教授。作为与伦敦学院交换协议的一部分，支撑这篇文章的一些研究受惠于东亚研究中心、伦敦大学以及的“日本学术振兴会”。作者借此机会对他们的慷慨相助致以谢意。当然，对作者的结论，上述机构无须承担责任。这篇文章的较早译文，发表在1983年8月31至9月7号举办于东京和京都的第31届亚洲和南非人类学国际大会之上。这次会上，作者在文章的第8部分，即“在东亚、南亚以及东南亚的贸易中心的珍贵金属”一目中，表达了对参与者的感激之情，尤其对会议召集人小叶田淳（Kobata Atsushi）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点评，深致谢意。对速水融（Hayami Akira），史麦斯Henry D.Smith，马若孟（Ramon H.Myers）以及莎拉（Sarah Metzger Court）提供附加评论和建议，作者同样表示感谢。当然，对本文存有的讹误和不足之处，均由作者本人负责。 

[1] 至于欧洲“十七世纪危机”的研究和概况，参阅朝尾直弘，1967；杰弗里·帕克，1979，至于近东和中东，参阅伯纳德·路易斯，1958；鲁弗舍，1975。至于拉丁美洲，参阅伊斯瑞，1974；乔汉和赫伯特，1981。至于中国，参阅阿谢德，1973；魏丕信，1984；施坚雅，1980。 

[2] 有关晚明一段时期的经济，我在1977年1982年的文章中曾表达过我的观点，在此，我重复它们，只是为了使本篇文章易于理解。 

[3] 也可参见乔治·埃利松，第55页；白莉，1982，第183—205页。 

[4] 关于近代早期东亚贸易的确切数据很难获致，因此小叶田淳和岩生成一不得不在汇集对17世纪前20年的日本出口白银估计数时依赖大量“印象主义的”证据。这些估计近来已为罗伯特（Robert Inners）所诟病。罗伯特认为日本外贸量量不仅很大，而且在17世纪末某些方面实际上已达到了顶峰。（罗伯特，1980，第376—432页）出于下文将显明的几点理由，我不同意罗伯特这两点说法；但是，他关于这些以及17世纪日本经济史其他各个方面的看法，启人深思。 

[5] 像这些数据有助于解释下面神甫陆若汉（Rodrigues）的一段论述：往昔即或我来至日本之时（1577），还鲜见丝的使用；因为它的珍稀，不唯平民百姓并不使用，就连贵族们也是思之不得，使用丝的封建领主亦为数甚少……但自丰臣秀吉时代以降，整个王国出现了一片和平景象。随着对外贸易额的增长，整个民族都穿上了丝绸衣服；即便农民以及家眷们都系上了丝绸腰带，其中家境宽裕者亦穿上了丝绸衣服。（陆若汉，1973，第133页）。 

[6] 许多相关立法被包含在《近世农政史料集：德川幕府时期的律令条例》里（儿玉幸多、太石慎三郎，1966，第21—33页）。 

[7] 17世纪世界上许多地方的政府不得不去应对至少部分上是由于气候改变所带来的农作物产量下降的问题。有些政府，如日本和荷兰的应对相对成功，而另外许多国家，如中国和西班牙，则未能妥善处理。 

[8] 关于这一时期中国的气候状况，参阅竺可桢，1973，第240—245页；拉姆，1982，第227—230页；吉野，1978，第335页；张国维，1637，8/21a—22b；邓海伦，1975；魏丕信，1984；施坚雅，1985。 

[9] 然而，应该注意的是，面对骇人听闻的恶劣环境，有些官员们在提供医疗和其它救济方面作出了令人钦佩的工作。 

[10] 人们不应该忽视这些与帝国宫廷相关的腐败。比如，1628年太监魏忠贤被处死时，据报告，其被查抄的财产折计约270000两白银。（参阅谷应泰，1956，卷4，第102页；富路特和房兆楹，1976，卷1，第951页）。 

[11] 关于这一论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此时期侵袭日本西南地区的旱灾，看似可能与同时期深罹灾难的东部和东北部地区有着直接的关联。（参阅中国气象局科学研究院主编的《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书中的地图，1981，第89—91页；吉野，1978，第332—333页）。 

[12]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导致这些索求不公正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参觐交代”体制给形形色色的大名带来了负担。并且大名们认为有必要在17世纪江户 “有身份意识的”世界里保持颜面。正如一位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官员在17世纪30年代中叶解释到：“每一位领主按照中庸和尊严之道生活，宁可慷慨，不愿吝啬，因此江户挤满了男仆和侍从，这使得他们的的市镇规模盛大，代价高昂。其奢侈的建筑，仆人华丽的衣着，宴会，赠品以及富丽堂皇的宫廷的其他花销，确实给这些大人物撑足了脸面；因此他们的开支超过税收收入，而且常常发现大多数物品业已落伍于时代。”（弗兰西斯·加龙和尤斯特·休通，1935，第30页）。 

[13] 在1983年9月6日的京都市，施坚雅注意到我关于中国的数据大多来自于经济发达的东南地区。于是他针对我关于“中国是一个完全一体化的经济单元”的推论提出忠告。所言甚是，但除了极度发达的的东南地区作为可能的例外，我没有意识到到17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中国摆脱严重经济问题的其它地区。 

[14] 尽管支持这一论点的数据证据还不能令人满意，但对我来说，“印象主义的”证据似乎俯拾即是。关于更为充分的探讨，可参见艾维四，1977，第10—13页。 

[15] 尽管1659—1661年这段时间是个例外，是时中国和荷兰从日本输出白银量接近甚或可能超过每年100000公斤。然而，这一数据实际上还是低于小叶田淳和岩生成一对17世纪早期的估计数，即每年从日本输出白银150000—200000公斤。（参见岩生成一，1953，第22页；山脇悌二郎，1980，第208页）。 

[16] 在寻常的通货紧缩之中，食物价格会和其它商品价格一同下降。但是，如我前文所指出的，因16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的中国，内有寇乱，外有敌侵，再加上气候恶劣，所以这一时期的通货紧缩非同寻常。 

[17] 关于明朝早期的纸币流通，可参见彭信威，1965，第632—639页；杨联升，1971，第66—67页。 

[18] 这并不是说明朝覆亡仅仅是由于其金融困境所致。 

[19] 由于可巡察的领土版图较小，且没有严重的外患，因此幕府应对危机的形势较明朝政府为好。 

[20] 关于此时的中国饥民状况，参见“卖儿鬻女”一诗。载陈子龙，1803b，5/22a。 

[21] 关于宽永时代日本农民逃离耕地的有关情况，参见青木虹二，1971，第24—31页；长仓保，1982，第76—77页。 

[22] 关于中国长江三角洲的下游（南部）地区同样的情形，几乎也正好发生在此时。参见《苏州府志》，1824，72/20b；陈子龙，1977，卷1，第326—330页，卷2，第446—451页。 

[23] 我要感谢克瑞兹（E.U.Kratz）以及东方和非洲研究院在一手的荷兰资料方面给我提供帮助。关于对《德川时代纪实》的这一部分的日译文，可参见永积洋子译文，1970，卷4，第338—39页。 

[24] 此点至少在《长崎荷兰商馆日志》的文章中可以反映出来。《长崎荷兰商馆日志》，1981，卷 4，第190—191页。 

[25] 此时幕府的贸易政策多少有点令人困惑。正如田代和生所指出的（1982，第292—293页），即便在1639年葡萄牙被驱逐之前，幕府官员要求荷兰人保证一旦其进口日本的生丝量下降，他们要有能力对此作出补偿。然而，当荷兰人在1640年增加他们的丝绸船运量时，却发现他们的利润因日本的丝绸需要量大大低于他们的预期而急剧下降。此时丝绸需求量较低部分上是因为幕府出台了一些新的限制消费令。通过先鼓励丝绸进口后限制国内对丝绸的消费，江户和长崎的统治者们更能保证日本和外国商人在17世纪40年代初会双双陷入困境之中。 

[26] 参见注释15。 

[27] 当然，还有其他种解释。比如，幕府被“岛原叛乱”以及与宽永大饥荒初期相伴而生的“叛乱”所深深困扰这一点，几为不刊之论。在这种情况之下，葡萄牙被逐出长崎，白银出口量减少，以及确立对国外贸易更为严厉的控制，想必于政治方面的理由和经济方面理由一样具有吸引力。同样千真万确的是，甚至在这一时期之前，幕府已经渐渐转向巩固其作为日本人生活的众多领域中的占支配地位的公共团体势力的地位，因此幕府禁止日本国海外贸易（1633，1634以及1635），限制中国商业活动（1635），公布强制要求大名“轮流辅佐”将军的法令（1635）（按，即《武家诸法度》），并完成了全国范围内的新货币体制（1636）。17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的诸多政策可以视作一项已经设定好的进程的一部分。 

[28] 这并非是说生产走向了终结。如果减少至几家银矿，则在以后的许多年中，继续平稳发展。 

[29] 一些其它因素有助于解释这一点，如气候变迁、“岛原叛乱”以及幕府的“限制消费令”。 

[30] 湖州丝绸的价格，此时同样受到中国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以及在马尼拉地区的中西贸易量下降的影响。（参见艾维四，1977，第15—20页）。 

[31] 译者注，顺治元年至十八年，无两广总督之称，是时广东总督兼辖广西。作者原文表述为“viceroy of Kwantung and Kwangsi”，似有不确。 

[32] 这段译文摘自同篇文章的一部分。 

[33] 此时的澳门——广东地区的商业，也同样受到其它两方面的影响：一是中西贸易量的下降；二是当马尼拉人得知在欧洲葡萄牙人反叛西班牙后，暂时拒绝澳门商人赴马尼拉贸易（参见布莱尔和罗布森，1903—1909，卷29，第208—258页；博克舍，1974，第73—82页）。 

[34] 使用“货币短缺”一词，我并不是说此时广东或中国其它地区的白银存储量低。这一点是想指出因为经济和政治上的不确定性，许多白银不断被贮藏，进而导致这些白银逐渐撤出了流通领域。 

[35] 关于明朝残余势力的反清活动，司徒琳的描述乃是一项细致入微的研究，且读起来耐人寻味。（参阅司徒琳，1984。） 

[36] 至17世纪40年代，中国所有首要的丝绸生产地区全部掌握在满清统治者手中。 

[37] 正如专家们所注意到地，此时中国的粮价依然低廉乃是由于发生于明清鼎革之际的人口损失使得对食物的总体需求减少，并导致边缘土地退出农业生产领域。关于这一主题尚待更多的研究，但是气候条件已经改善抑或农民们已经成功地适应了所发生的气候变迁，亦不无可能。 

[38] 在这些地区当中，受影响最大的是长江三角洲下游地区，这一事实或许有助于解释17世纪60年代发生的著名的“奏销案”。在这起案件中，许多江南士绅被逮捕，并且有些人因赋税拖欠和可疑的反政府活动（包括帮助和支持郑成功的分子）被处死。关于这一案件，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不可能数以千计的民众仅仅是出于贪婪、顽固或对亡明的忠心而去铤而走险。一个更有可能的解释是，卷入其间的许多人对缴纳清政府所要求的赋税感到困难。关于对这些问题的一般论述，参见魏斐德和格兰特主编，1975，第9—13页；邓尔麟，1975，第110—113页；凯思乐，1976，第30—39页；希拉里·贝蒂，1979，第70—75页。 

[39] 对任何一个关注清朝早期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的人来说，岸本美绪的相关文章是有必要去读的。 

[40] 关于17世纪日本粮价图，参见岩桥勝，1981，第411页。 

[41] 当然，镇压1637—1638年的岛原之乱的活动除外。 

[42] 促成白银短缺的另一个原因是从1673持续到1681年的“三藩”叛乱。不仅镇压叛军耗资巨大，而且战争破坏了清朝前往云南的和贵州的通道，而这两个地方恰是一些帝国最富有的银矿的所在地。 

[43] 切记17世纪下半叶日本的粮价也偶尔急剧下滑。然而，不像中国那样总体下滑的趋势不断抬升。 

[44] 在1668年，幕府最终下令完全禁止白银出口。此点并未立即或完全阻止白银外流，但是“至17世纪末……从长崎出口的白银减少到微乎其微。”（田代和生，1982，第295页）。然而，田代和生指出，额外的白银中经朝鲜流入中国，尽管与17世纪早期和中叶从日本输入中国的白银相比，此时为数甚少。 

[45] 17世纪30年代末，将最初的宽永通宝引入流通领域未获成功。此后于17世纪40年代初幕府搁置了对对该货币的生产。然而17世纪50年代，面对铜币短缺，日本幕府开始重新生产宽永通宝，此次大获成功（日本银行调查局，1973，卷2，第131页）。 

[46] 随着17世纪中叶日本金银产量的下降，铜的产量急剧上升。 

[47] 尽管生丝随时可以获得，但是中国的丝直到18世纪还是备受人喜爱的。 

[48] 中朝贸易以及通过朝鲜的中日贸易在17世纪末也同样繁荣。 

[49] 显然，我并不打算说这些沿边地区是被严密地封锁，也不是说仅仅是17世纪30年代和17世纪40年代的幕府政策决定了日本的经济基础。关于对日本锁国政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的新解释，参见托比，1977，1984；田代和生，1982。 

[50] 我进一步地想到了更多的著作，我将其列入参考书目之中。有罗伯特，岸本美绪，田代和生 ，托比 ，霍尔等人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