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至今已经九十春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领导的这场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它在中华民族振兴和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在上一世纪中，对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中国定期举行纪念活动，并不断开展研究和讨论，回忆和论述文章连篇累牍；国外也多有论评和研究，遍及各个国家。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研究，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国际性的重要史学分支之一。在国外论述中，美国占有颇大分量，即以近五十年国外研究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博士论文而言，在182篇中，美国占99篇，占53％〔1〕。本文拟对美国有关这方面研究的总体状况和主要成果，作一简要回顾与初步考察，以期对我们进一步研究有所助益。 

一、辛亥革命前后美国政府和公众对 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观察与态度 

辛亥革命前后美国政府和公众对于孙中山的革命言行和辛亥革命时期的武装起义就颇注意观察和了解。这自然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研究”，但它却是后来研究的渊源和发端。 

孙中山在海外的革命活动，很早就受到美国官方的注意。与美国官方关系密切的英美在华基督教会组织广学会的机关报《万国公报》1896年就曾就孙中山伦敦蒙难一事予以报道，谴责孙“鼓煽狂言”，“谋为不轨”，并攻击孙在获释后“且敢连篇累牍刊录西报，谤毁星使，不遗余力，种种悖谬，其罪亦重”〔2〕。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后，美国控制了菲律宾，孙中山参加了由日本人士支持的阿奎那度（Emilio Aguinaddo）反美独立战争。美国驻日使馆监视彭西（Mariano Ponce）、孙中山等人的密谋与运输枪械活动。 

对于孙中山在国内发动的起义，前述的《万国公报》亦曾由主编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撰文咒骂说：“汉口始发难，惠州即相继揭竿，余不暇责其命题之支离，而不得不责其作法之乖戾，尤憾其富于才而贫于智，明于事而用于理，遂致死伤枕藉，仍不免陷于斯世之罪人也。”〔3〕可见，在美国当时这位著名的传教士眼里，孙中山就已是“斯世之罪人”了。  

尽管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美国两次发表了“门户开放”宣言，但实际上维持一个受不平等条约约束的中国的存在，对美国政府还是有利。从美国国家利益言，没有什么理由去支持一个与自己有着这种“条约”关系的国家为敌的反对势力。因此美国政府为了维护在华既得利益，无疑不会支持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1911年夏保路运动兴起后，9月美国驻华代办卫理（E.T.Williams）向国务院报告了保路运动引起的动乱。助理国务卿亨廷顿·威尔逊（F.M.Huntinton Wilson）当即指示亚洲舰队司令默多克（Joseph B.Murdocd）“派遣舰队为当地的美国人提供最大的安全”〔4〕。辛亥武昌起义前后（5月21日，10月18日），孙中山两次赴华盛顿，希望谒见美国国务卿诺克斯（Philander C.Knox），每次均被拒绝。当时列强对起义未及时进行军事干涉，美国标榜“严守中立”，实际则采取选择代理人伺机收拾时局平息革命的方针。时任美国银行团代表与清政府接洽借款事宜的司戴德（Willard D. Straight）在1911年12月的一封信中用惋惜清亡、蔑视造反的口吻写道：“满清不该这么快就寿终正寝。”“过去那帮人已经够糟的了，但造反者不知比他们坏多少；如果要我在最反动的满清人与伍廷芳这样的蠢驴之间作出选择，那我每一回都会选择满清。”美国金融界的喉舌《华尔街日报》在10月就抱怨道，辛亥革命“破坏了铁路特许权，危害了货币改革，干扰了贸易，威胁着美国在华侨民的生命财产”〔5〕。这正是美国政府和垄断财团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和认识。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布成立中华民国。他竭力争取列强承认中华民国，但遭到冷遇。美国公使仍然认为孙中山并不是一个“代表人物”，他“能否控制局势是大可怀疑的”，而吹嘘袁世凯是“当今中国最强有力的人”。孙中山还通过美国特派记者麦考密克（Frederick Mc Cormick）和美驻华使馆参赞丁家立（Charles D.Tenney）呼吁美国承认南京临时政府，但丁家立带给孙中山的信息是：“赶紧同意你对手的意见吧！”“我对你实话实说，即使你竭尽努力，你也是没有出路的。”〔6〕对新成立的革命政权，在美国官方眼里完全是不值一顾的。 

在美国政府和垄断财团漠视甚至敌视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同时，美国公众通过新闻媒体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给予热情的支持。当武昌起义后第三天，就有美国新闻记者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武昌爆发反清革命，共和国体有望建立》、《革命军在武昌宣布成立共和制政府》等文，报道了武昌起义和建立共和政权的过程。其中援引发自上海的电报说：“武昌已宣布成立共和政权。一支强大的革命军武装力量已从汉口开拔，准备与来自北方的清国皇家部队作战。”文章还盛赞“起义军组织严明，供给良好，外国人受到保护”等〔7〕。《圣路易斯邮报》并指出，美国公众大多数人都希望辛亥革命可为“整个亚洲的复苏指明道路”〔8〕。在上海，还有美国的传教士，在1911年11月的《教务杂志》上写道：“新时代的曙光已经显现。”两个月后这家杂志又有人写道：“与过去腐败的陈旧制度的决裂预示着新生活的到来及其力量，这种新生活注定要使这个国家兴起，并改造这个国家，从而有一天把它置于世界其他民族平等的行列。”〔9〕 

至于从行动上支持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美国人士还是大有人在。支持者的言论反映了他们的观察和认识。1904年孙中山在致公党顾问黄三德陪同下访问了麦克威廉士（C.E.Mac Williams），两人商讨了写文章向美国国民开展宣传及宣传品的印刷等问题，随后与王宠惠合作用英文撰写了《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8月他们把文章寄给麦克威廉士请仔细校订一次，“并以更正确的英文改写一下”。 威廉士是最早读到这篇文章并深刻了解其内容的美国人。从威廉士资助印刷孙中山的这一对外宣言，我们可从中看到威廉士热心支持孙中山言论和行动的坚定立场。其后孙中山在上海写成《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孙亦曾将此文寄给威廉士，并获得他的支持。威廉士可说是始终赞同、支持孙中山为民主革命开展国际宣传活动。另外两位则是协助孙中山制订军事战略和筹款计划——长堤计划的荷马·李和布思（Homer Lea 1786～1912,Charles Booth 1851～1913）。孙与他俩特别是在与荷马·李的交往中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尽管美国垄断财团受政府不支持中国革命的影响和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冒险支援中国民主革命运动，此筹款计划没有成功，但两位同情中国革命的精神和行动却是十分可敬佩的。荷马·李曾追随回国的孙中山来华，担任过南京临时政府高等军事顾问等职，为年轻的共和民国努力工作。他与孙一起为《民立报》题词，强调团结的重要性。孙用中文题曰：“戮力同心”，后荷用英文题曰：“United we stand, divided we fall —— The motto of my ancestral state”（吾祖邦有言，合则立，分则坠）。孙亦用英文题曰：“Unity is our watch word”(合之一字最足为吾人警惕)〔10〕。荷对诽谤他支持中国革命的言论予以驳斥：“我来中国参加中国革命是我个人的行动，与美国政府毫无关系。……我是一个世界正义的拥护者，当墨西哥革命时，我也参加策划。美国军官之参加墨西哥革命的人为数甚多，美国政府从未加干涉。我今次来华参加革命，岂有可以干涉之理。”〔11〕他在高等顾问任内的一次欢迎会上说，“你们的共和国和我们一样，只有靠利剑才能保有她的美丽和自由”，你们只有时刻在心中升起“战斗精神”才能战胜共和国的敌人〔12〕。荷马·李深切同情并多方支持孙中山为创立共和民国和捍卫民主制度的活动。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经过考察，认识到这一斗争的重要意义。还有一位深刻了解中国革命和孙中山的事业并积极参与宣传活动的美国友人戴德律（James Deitrick 1864～1932）。孙中山与他1911年11月在伦敦相识。当孙当选为大总统时，他曾连续写信祝贺，以表达对富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中国人民所努力得到的成就的祝贺〔13〕。辛亥革命前后，《纽约时报》及英国的某些报纸公然支持清廷派驻欧美记者散布大量中伤孙中山及其革命党的谣言，他在伦敦和华盛顿组织了一个新闻社，聘请著名记者撰写反映事实真相的新闻稿并予以刊行，结果“所有的报纸停止了谣传”，并开始刊发站在孙中山一边的时评和社论。戴德律以自己的实际工作和宣传活动，表明他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有深刻的认识，并把自己的见解向世界人民进行广泛的宣传。 

综上所述，美国官方或者敌视孙中山旨在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动，或在清朝瓦解后率先承认袁世凯窃踞民国总统地位使之成为自己的代理人，或倡议“门户开放”以便与列强争夺在华权益，都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美国在华既得利益。而美国公众同情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始终如一，有的直接协助孙中山宣传工作甚至来华参与临时政府工作，充分表达了美国公众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二、民国时期美国学者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 

民国时期美国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研究开始发端并有早期成果。1941年《远东季刊》发刊，1948年进一步发展成立了远东学会，对远东特别是近代中国的研究才日益重视。美国与北洋军阀政府和南京国民党政府有正式外交关系，美国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观点，大体是与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官方观点相对应的。所有出版物实际上是以回忆、访问为主。此时可谓之研究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萌生阶段”。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美国出版的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著作有：（一）麦考密克（Fredrick Mc Cormick）撰写的《中华民国》（The Flowery Republic）(纽约，1913年)。作者当时系美国报纸和通讯社驻北京记者。书中记述了列强对中国辛亥革命的态度，写到孙中山领导的临时国民政府的严重的财政紧迫情况，还收入他与孙中山谈话的内容。在谈话中孙中山要求美国承认并支持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作者说：“假如中国能表现出治理自己的能力，以它内部分歧的解决来保障外国人的利益，外国的承认是无问题的。”〔14〕（二）保罗·迈伦·林百克（Paul Myron Linebarger）所撰的孙中山传记《孙中山与中华民国》（纽约，1925年）。作者是1906年就认识孙中山的美国评论家。这本书“几乎把孙中山描绘成一个十足的美国人，笃信上帝的基督徒，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挚友，而对孙中山的任何反帝思想的观点却只字不提”〔15〕。 

在国民党新军阀统治时期，国民党在孙中山逝世后违背了他的遗训，走上了对内为封建买办服务、对外屈从帝国主义的道路。美国研究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著述就大致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迎合南京政府歪曲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倾向；一种则是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歪曲孙中山思想的倾向。关于这一阶段美国论述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著作，可举以下几种：（一）美国传教士李佳白的儿子李约翰（John Lea）著的《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加州出版社，1943年）。在这本书中，作者对发生在辛亥革命前几年的国内外事态和英、法、德、美、俄、日六国之间为本身利益，为攫取借款、投资利益和政治权力展开的勾心斗角的斗争，以及当时形势发展的前因后果作了比较详尽的陈述。由于李佳白反对革命更不赞成共和政体，作者同样流露出与他父亲相同的观点。（二）沙尔曼（Lyon Sharman）的《孙中山评传：他的生平及意义》（纽约，1934年；1967年重印，Lyman P.Van Slyke 作序）。该书根据大量有关孙中山生平及其活动的英文资料写成，力求还孙中山以本来面目。作者赞扬孙中山是“中国奋起反抗外来侵略，挣脱苦难的光辉象征”（该书第31页），但也指出孙中山生涯中“比较暗淡”的部分以及对中国问题“显然过分简单的解释”。本书不足之处在于作者“没有更充分地了解形成孙的一生和他对中国人民的影响的历史力量”，“低估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力量和二十世纪初叶中国反帝情绪的本土根源”〔16〕。作者不适当地贬低孙中山晚年活动的重要意义，甚至认为孙中山及其战友的反帝行动只是一种偶然现象，是苏俄顾问的驯服工具，诬称孙中山利用“谎言、歪曲和其他一些站不住脚的思维方式来达到唤醒民众的目的”（该书第290页）〔17〕。（三）保罗·迈伦·林百克的《孙中山的政治学说：三民主义解释》（未刊本，1953年）、《中山信条》（巴黎，1932年）。作者认为孙中山是复古派，在国内问题上几乎像一个保守派，断言他的对外政策是遵循儒家的“王道”和“霸道”，孙中山不是真正要反帝，因为孙中山愿意得到列强的援助。（四）X.阿班德的《我在中国的经历》（纽约，1943年）。作者在中国居住达15年。书中说明孙中山是在遭到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拒绝才向莫斯科求救的。作者断言，孙中山一直为“同苏俄联系”而后悔，并且从1923年底到1925年初曾与美国秘密谈判，希望“美国人把中国从俄国和日本人手里救出来”。（五）菲利普·亚伟为《蒋介石著〈中国之命运〉与〈中国经济学说〉》〔18〕注释本（纽约，1947年）所写的评论。作者是蒋著上述二书英译本的编辑。在评论中他对蒋介石书中篡改孙中山生平事业、抹杀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改组中的作用作了说明。 

综上所述，美国史学界对孙中山研究中存在着如何评价孙中山对待列强的态度和在国共合作中所起作用的争论与不同意见，显然那种认为孙中山坚持反对列强对华侵略，坚持国共合作而在孙中山逝世后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孙中山的遗志是更符合实际的。美国学者亚伟在为《蒋介石著〈中国之命运〉与〈中国经济学说〉》做的评注中写道：“推翻清王朝以后，国民党就开始营私舞弊，在局势急剧变化的情况下，它起不了太大的作用，也得不到中国工农的支持。孙中山承认这个事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着手改组国民党。最初他呼吁美国帮助……美国对孙中山的请求置若罔闻，不予理睬，只有苏俄表示赞成他的计划。结果，他便在‘三大政策’ （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基础上改组国民党。……孙在描述中再三申述，正是复兴后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统一战线点燃了中国革命运动的星星之火，并使这场运动壮大起来。”〔19〕这时期专门研究辛亥革命的著作几乎没有，只有个别涉及辛亥革命与列强关系的论述，对辛亥革命评价亦各有不同。 

三、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学者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促使美国对中国革命也包括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研究，加大了力度。比较正规的研究开始进行，大体可分为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萌生、崛起、进展三个阶段。 

1. 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初始阶段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开始，美苏两国处于冷战状态，美国对中国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视为对它的“挑战”和“威胁”。美国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主要是将它置于中国革命史研究中涉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来考虑，缺乏系统的专门研究。 

这一时期，在一般关于中国革命史的著述中多有论及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内容。这主要有许华茨（Benjamin I.Schwartz）的《中国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马萨诸塞，1951年），惠廷（Allen Suess Whiting）的《苏联对华政策(1917～1924)》（纽约，1954年），布兰特（Conrad Brandt）《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1924～1927》（马萨诸塞，1958年），费正清（John K.Fairbank）等的《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马萨诸塞，1958年），韦慕廷（Clarence M. Wilbur）、夏莲荫编纂并附有详细引言的《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文件汇编(1918～1927)》（纽约，1956年）等。在这些书中着重评述中共创建时期和大革命初期中共与孙中山、国民党的关系以及苏俄对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外来影响。又如邓嗣禹、费正清、孙任以都、房兆楹等人编撰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1923)》（马萨诸塞，1954年），则是把孙中山的思想和辛亥革命置于中国不断觉醒、日益顺应西方思潮的范围内来观察。 

同时，针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专题研究也在开始。其中如：哈克特（Roger F.Hackete）的《中国学生在日本(1900～1910)》（载《中国论文集》，哈佛，1949年），部分显示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觉醒和革命情绪的产生过程。詹森（Marius B.Jansen）的《日本人与孙中山》（哈佛，1954年），强调大亚细亚主义是孙中山的思想中最坚定不移的主题，书中讲到形成的原因，但对此论点的前后变化未作具体分析；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的《改变中国的人：孙中山故事》（纽约，1953年），主要把孙中山作为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和狂热的亲美派来写的，指责孙与苏俄的友谊是“可悲的错误”。 

2．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崛起阶段 

这阶段由于美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和政府与私人基金会对研究中国问题资金的注入，美国对孙中山的经历和思想，辛亥革命的总体状况、团体、地区、知识分子、人物乃至文献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 

关于孙中山的研究，主要有以下论著：（一）对孙中山革命经历的研究：一是史扶邻（Harold Z. Schiffrin）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伯克利和洛杉矶，1968年）一书。该书通过对孙中山1906年以前早期经历的考察，力图探索和说明他的作风和纲领为什么能适应他的不断变化的赞助者，赢得东京学生方面的拥护，使他们成为同盟会的主体的。一是包华德（Howard L.Boorman）主编、多人参加撰写的《民国名人传记辞典》第三卷（纽约，1970年）中的孙中山条目，全文两万余字，系全书数百篇传记中最长者。作者赞扬孙中山“为了使中国变成现代国家而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斗争”，“被他的国人视为近代中国最伟大的人物”。论述比较客观，材料翔实，认为孙中山“联俄”、“容共”不是意识形态激发的。一是韦慕廷（Clarence M.Wilbur）的《孙中山：历经挫折的爱国者》（纽约，1976年），作者既充分描绘孙中山以实现中国民族主义为目标的英勇崇高的斗争，也不隐瞒他在判断错误的情况下招致的失败。（二）对孙中山思想的研究：当推冷绍全和帕尔默（Norman D.Palmen）的《孙中山和共产主义》（纽约，1960年）。惟该书认为孙中山从未相信过共产主义，晚年与苏俄和中共的联盟，仅仅是一种策略。（三）对孙中山与外国接触的研究：主要有甘斯周（Thomas W.Ganschow）的《1922年前孙中山与美国的接触研究》（安阿伯，1971年）和米塔洛（Michael V.Metallo）的《美国与孙中山》（同上，1974年），对孙中山为得到援助或得到承认而进行的种种尝试和他与美国各方面人物的接触作了说明。研究指出当年美国官方对中国民族主义的低估和误解造成了对孙中山的傲慢态度。另外奥尔特曼（Albert Altman）与史扶邻著的《孙中山与日本人(1914～1916)》一文（《近代亚洲研究》1972年第6期），论及1915年5月反对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嘱告柏文蔚转东京同志可自行反对，孙“另有对策”的具体内容。蒙霍兰（J.Kim Mun Holland）的《未成功的法国联系》（《亚洲研究杂志》1972年第32期）还透露了从法国档案中看到的与法国联系建立中国南方政权的细节。 

关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主要有以下论著：(一)对辛亥革命的总体研究：较有分量的是芮玛丽(Mary C.Wright)编辑作序的论集《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纽约和伦敦，1968年），汇集了三年前一次辛亥革命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成果。书中指出反君主政体力量中所缺乏的是领导人物和组织上的统一，而两个因素被认为是使革命产生更具决定性的结果所需要的，孙中山没有能力利用革命形势。编者还指出外国势力的无所不在都会阻碍革命并使之夭折。（二）对辛亥革命前后团体的研究：有郑贤（Shelly Hsien Cheng）的《同盟会的组织、领导群众及财务(1905～1912)》（安阿伯，1962年），着重阐明孙中山在华侨中的作用以及出色的筹款计划。（三）对辛亥革命在各地的研究：有路康乐（Edward J.M.Rhoads）的《中国共和革命：以广东为例(1895～1913)》（马萨诸塞，1945年）和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伯克利和洛杉矶，1976年），都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史进行了有益的研究。前者把广东社会各种社会政治集团的复杂关系传达给人们这一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后者在“社会历史的各种因素中，比较重视经济因素，特别是比较重视经济与政治之间的联接”，“从经济利益得失的角度来分析社会各集团政治情绪的变化，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章开沅为该书中译本所写的《由衷的高兴》，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页）。（四）对中国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的研究：有高慕柯（Michael Gasster）的《中国知识分子》（西雅图和伦敦，1969年），研究的重点虽不在孙中山而在汪精卫、胡汉民和章炳麟这类人身上，但有助于说明孙中山对新一代革命知识分子的感召力。作者认为在当时环境中空想激进主义取得了胜利。（五）对辛亥革命时期革命人物的研究：主要有薛君度的《黄兴与中国革命》（斯坦福，1961年），把研究重点从孙中山和他在广州的追随者，移到了黄兴和其他长江流域的活动家，以及在东京和上海的学生民族主义组织和出版物。此书论述详尽，反映了作者的深厚学术功底。还有马斯特（Hernam Mast Ⅲ）的《戴季陶、五四时期上海孙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近代亚洲研究》1971年第5期），非难孙中山对群众行动的态度和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兰金（Mary Backs Rankin）的《中国的早期革命家：1902～1911年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马萨诸塞，1971年），贬低了孙中山的个人贡献和同盟会的作用。 

关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述评与书目编选，有以下论述。一是谢文孙（Winston Hsieh）的《中国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编纂：述评和书目选》（斯坦福，1975年），认为由于把向心性归于孙的作用，把革命运动的各阶段与他本人的从兴中会到同盟会的各个组织等同起来，台湾和大陆的编史工作者接受了“孙在革命失败后所创造的‘神话’”。一是周锡瑞的《辛亥革命研究述评》（《近代中国》1976年第2期），提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关键问题，例如辛亥革命对绅士力量的影响，革命精英与农民的关系，革命背后赞成现代化与反对现代化的冲击力的相互影响，以及关系辛亥革命是否是社会意义上的倒退（尽管是政治上的进步）等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3．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进展阶段 

这一阶段美国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由于政府和基金会投入资金的压缩，关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亦有所削弱，成果比上二十年中数量略减，但质量仍有所提高。论著进一步探索了孙中山的经历、思想及其与国外关系等诸多问题，深化了辛亥革命的起源和性质，辛亥革命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宗教方面的作用以及有关文献史料整理等方面的研究〔20〕。 

关于孙中山的研究，主要有以下论著：(一）对孙中山经历的研究：有史扶邻的《孙中山：难以驾驭的革命者》（波士顿，1980年）,认为孙中山与更为成功的革命者不同之处是他不冷酷无情和那真诚、坦率的天性，认为孙的一生基本上是一个长期失败的经历。此说显然低估了孙的成就。（二）对孙中山思想的研究：有张绪心和高理宁(Sidney H.Chang and Leonard H.D.Gordon)的《天下为公：孙中山与其革命思想》（斯坦福，1991年）。作者认为孙是幻想与实用兼顾的。孙是比历代掌权者更具创造和改革精神的思想家，结合了中国的传统思想与西方经济、政治和社会思想，继承发展而又与时俱进。格雷戈尔（A. James Gregor）和张霞（Maria Hsia Chang）的《马克思主义、孙中山和帝国主义》（《太平洋事务》1982年55号）指出，孙曾断言接受外国对建立一个民选基础上的强大政府的投资可以抵消帝国主义的剥削倾向，他已认识到中国一旦强大到足以在政治上实行控制，就没有理由惧怕外国卷入中国的经济现代化。（三）对孙中山与外国关系的研究：有司各特（Neil Alexander Scott）的《英国与孙中山：对民生主义影响的研究》（路易斯安那，1992年）、特雷斯科特（Paul B. Trescott）的《亨利·乔治、孙中山与中国》（《美国经济社会杂志》，1994年7月）等,论述了亨利·乔治谴责帝国主义并提出的改造社会的主张对孙中山的影响。此外尚有王海蕴（译音）的《孙中山与甘地对社会变革的看法》（芝加哥，1995年）、于牟龄（译音）的《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1930年》（纽约，1995年）等，也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美国对此类课题研究的成果。  

关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主要有以下论著：（一）对辛亥革命的总体研究：此中重要的有高慕柯（Michael Gasster）的《共和革命运动》（《剑桥中国史》第11卷，1986年）。作者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大于它所有领袖的革命，是一次“没有真正领导者的革命”，它对1900～1913年事件所起的作用，不如它所创造的传统那样重要。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纽约，1999年）中以相当的篇幅写到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他认为“孙中山作为一个先驱者，表现出为完成他的使命所需要的一切灵活性，总是跟任何肯听他的话的人合作。他太真诚，所以不做一个简单的机会主义者；他又太实际，所以不执著于一种意识形态”。对于辛亥革命，作者认为它“基本是上一场失败，不是一个创造”，仅是“政体的变革”。（二）对辛亥革命时期华侨的研究：有阿门特劳特（L.Eve Armentrout）的《美洲的华人政治与辛亥革命》（夏威夷，1990年），论述了美洲华人在导致辛亥革命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三）对辛亥革命在各地的研究：有伊懋可（Mark Elvin）的《辛亥革命在上海》（《远东史学集刊》29，1984年）。作者认为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远不足引起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商人与制造业主具有新的双重身份。（四）对辛亥革命与传教士的研究：有里德（James Reed）的《传教思想与东亚政策(1911～1915)》（哈佛，1983年）。书中写到美国普通传教士对辛亥革命持有同情，有的还给家人写信，认为起义的根源是“中国人的自尊”。但作者又指出美国传教士“不管他们的神学多么宽容，不管他们的社会福音多么激进，他们都不可能不受惩罚地就采取暴力行动这一最后步骤，也不可能鼓励其在传道时鼓吹暴力行动”。作者并指出公众与官方对支持辛亥革命存在着感情的鸿沟。（五）对辛亥革命时期对外关系的研究：有詹森（Marius B.Jansen）的《日本与中国的辛亥革命》（《剑桥中国史》第11卷，纽约，1986年），指出大部分留学生学到的主要教训是理解了民族主义的重要，使他们的同乡观念增添了日益强烈的中国人的意识。另外，钟凯瑞（译音）发表的《美国人与中国的变法和革命》（纽约和伦敦，1984年）、安斯切尔（Eugene Anschel）的《荷马·李、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纽约，1984年）详细记述了孙中山与荷马·李的交往。（六）对辛亥革命时期人物的研究：有汪荣祖的《追求近代民族主义：章炳麟与革命中国（1869～1936)》（弗尔吉尼亚，1989年）。作者认为章炳麟凭其学问与文笔为革命大造舆论，对整个革命运动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关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文献翻译和工具书编纂，有以下著述：一是《孙中山选集》（加州，胡佛研究所，1994年），由魏里（Julie Lee Wei）、梅尔斯（Romon H.Myers）与格林（Donald G.Glin）合编，魏里、孙以栗、赵丽达（均译音）翻译。全书选入论文40篇，包括从孙中山1894年6月的《上李鸿章书》到1924年12月的《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未收入“遗嘱”。选材以1981年台湾地区出版的《国父全书》为基础，有3篇文章选自北京出版的《孙中山全集》。该书文章大部分首次译为英文出版。书出版后美国报刊两次发表书评文章，宣称台湾“真正实现了孙中山的遗愿现代化”，认为该书对广大读者和研究者将是很重要的文献。二是1991年初版、7年后增订再版的张绪心与高理宁合编的《中国共和革命中的孙中山研究书目(1885～1925)》（纽约和牛津，美国大学出版社，1998年）。书中包括了各种文献参考书、论述、著作、文章、专题、论文、译文、文件、博士论文、报刊重要文章、资料，总计2581专题19种文字，并附有作者索引。正如《中国季刊》的书评指出，作者提供如此丰富的参考资料，“对于研究中华民国早期历史的专家们，是一本极其有用的读物”。此外，薛君度等的《中国人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中国历史研究》，纽约，1983年），介绍了大陆和台湾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情况。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存在不同的看法和激烈的争论。关于孙中山，问题集中在孙中山的成功和失败上。说孙中山是失败的，理由是“蒋介石、毛泽东使中国政府在外交上得到了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的承认，而孙中山奋斗一生也未能实现这一目标”。他的三民主义“无法作为民族复兴的蓝图”〔21〕。说他是成功的，理由是“他是民族主义的集中体现，他发自内心地认为，中华民族是伟大的。他那种不畏艰难困苦寻求救国道路，使与其同时代的许多中国人坚定了信心，这正是他的魅力所在”〔22〕。关于辛亥革命，争论集中在对辛亥革命历史地位的评价。大多数人（包括高慕柯、兰金、弗里德曼、德福尔热、芮玛丽和罗斯特）认为“从这一时期看到了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的根源”。另一主要学派（如Franz Michael）认为社会发展并没有导致共产党人的革命，相反，倒是导致了“后来中国历次革命谋求加以结束的四分五裂、军阀割据的社会”〔23〕。对于这种争论，有的美国学者已经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即辛亥革命“存在着政治上的进步和社会意义上的退步”，希望今后的辩论“具有更大的精确性，更高的质量，更丰富的内涵”。“不仅历史本身，而且历史的撰写，都应以一种辩证的方式前进。”〔24〕 

四、 美国关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给我们的启示 

从美国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进程来看，可以给我们以下启示：（一）在对待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态度和认识上，美国政府自是以国家利益为主，不可能像美国公众那样比较实事求是地肯定和赞扬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直到八十年代，美国史学家始据史实指出，美国的政府当时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茫然无知，从而采取了错误的傲慢态度。（二）美国从事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者虽然绝大多数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却重视从史实出发，要求并努力以辩证的方式研究孙中山和和辛亥革命；他们虽然惯以“外部冲击论”的思路研究近代中国历史，但经过探索还是转向从内部发展变化寻求中国革命的原因，多方位、多视角、多层面地进行研究；他们重视跨学科研究，经常对研究的情况作出评述，还把美国和全世界的研究论著编为详备目录。凡此对我们不无启发。我们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研究，自当取其所长，丰富和推动我们的研究。（三）如将我国和美国的研究成果两相比较，不论从数量和质量上总体比较，或就有关的多本专著、论文集以及孙中山全集和年谱的编纂分别予以比较，无疑中国的研究走在前面。但如换个角度，从美国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与我们对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和美国独立战争史的研究相比较，即两国关于对方国家主要革命人物和事件的研究程度比较，中国的研究则要显得逊色。（四）当然，美国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还是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对辛亥革命中孙中山的作用有的估计不足，对孙中山的反帝认识多有贬低，怀疑“以俄为师”未必真诚，所谓只有台湾才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孙中山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都是与史实颇有距离或完全违背历史真实。（五）应该说，辛亥革命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和台湾史学界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无论在理论深度，资料编纂规模，专著水平，乃至年谱大事记之详尽都取得显著成就，似应在继续共同总结已有研究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拓宽视角，加强深度，继续细化，以期能在若干理论问题上有所突破，使我们的研究不断地登上国际学坛，与世界文化接轨，让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在增进祖国统一、推动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类在争取进步的斗争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注释： 

〔1〕张绪心、高理宁（Sidney H. Chang and Leonard H.D.Gordon）：《中国共和时期孙中山研究书目》，纽约和牛津，美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6～450页。 

〔2〕《万国公报》第95册，1896年12月。 

〔3〕林乐知：《求新贵有达识说》，《万国公报》第145册，1902年。 

〔4〕1911年9月9日海军部长致国务院函，国家档案局893.00/545。转引自《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5页。 

〔5〕里德（James Reed）：《传教思想与美国东亚政策（1911～1915）》，哈佛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页。转引自《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1辑第62页。 

〔6〕麦考密克：《中华民国》，第294～295页，伦敦，1972年。转引自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7〕以上三文先后见《纽约时报》1911年10月13日、10月14日。 

〔8〕美国《文学文摘》第43期（1917年10月28日）、第44期（1912年1月13日）。 

〔9〕里德（James Reed）:《传教思想与美国东亚政策1911～1915》，哈佛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5～126页。转引自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10〕《民立报》1911年12月31日。 

〔11〕《中国同盟会革命史料》（二）第469页；又见《革命文献》第66辑第462～473页。  

〔12〕《中国同盟会革命史料》（二）第471～473页。 

〔13〕转引自邓丽兰：《孙中山与大银行家戴德律》，《团结报》1995年5月3日。 

〔14〕《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41页。 

〔15〕〔19〕转引自齐赫文斯基：《美国史学界关于孙中山对外政策的研究》，载苏联《历史问题》1962年第12期。该文提及英国记者辛博森用笔名发表的《为中华民国而战》（伦敦，1918年），误将他当成“美国”记者，见《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40～441页辛博森小传。齐赫文斯基此文，杜华译，李玉贞校，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1辑，此处所引分别见于第288、292页。 

〔16〕史扶邻：《近50年美国孙中山研究叙录》，见《回顾与展望——国内外孙中山研究述评》，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63、290页。 

〔17〕见注〔15〕所引书，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1辑，第290页。 

〔18〕按此二书均系1943年3月在重庆出版。 

〔20〕此段参见樊书华：《美国辛亥革命研究简介》，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21〕陈福霖：《评一个英雄形象的缘起：孙中山在伦敦（1896～1897）》，《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49卷第1期，1989年6月。转引自《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9辑。 

〔22〕〔23〕〔24〕周锡瑞：《辛亥革命史研究述评》，《近代中国》第2卷第2期，1976年4月。转引自《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