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学”（或东方主义），简而言之，就是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解读方式。国内对这个名词广为注意应归功于美籍巴勒斯坦人爱德华·W·萨义德的《东方学》。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以及以后发表的诸多文章中，多处专门论述什么是“东方学”（东方主义）。在萨义德看来，Ori entalism有三种含义：第一种是学术研究学
科，即“东方学”。第二种是一种思维方式，由此，国内一些学者主张翻译成“东方主义”。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思维方式，奠基于“theOrient”（东方）与“theOccident”（西方）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区分。由此，大量的作家其中包括诗人、小说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经济学家以及行政官员，接受了这一东方／西方的区分，并将其作为精心阐释东方，包括东方的人民、习俗、心性和命运等的出发点。第三种是一种权力话语方式。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阐释方式，只不过其阐释的对象正好是东方、东方的文化、民族和地域”。这种阐释“归根到底是一种强加于东方之上的政治学说”。
对东方学三种含义的理解，如果将其置放到东方学变迁的历史中去，似乎思路就比较清晰了。出于分析的便利，在这里以法国、英国、美国在殖民主义历史上的作用为出发点笼统分为古典东方学（18世纪末之前）、现代东方学（18世纪末———“二战”结束）、当代东方学（1945年———现在）三个时期。
在古典东方学和现代东方学的早期，Orientalism还是作为一种学科的特征。殖民主义者还没有来到东方，古典东方学家只是截取曾经到过东方的传教士等人的论述，将东方的语言、文化、历史切片后，将夸大的截面在实验室中做成标本，供西方来对东方进行研究、利用和再现。概括起来说，古典东方学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是白人建构的。“对他们（古典研究者）来说，‘古典的’东方是他们（西方）而不是令人叹息的现代东方引以为荣的资本”。第二，是平面式的，只对东方学家所看到的、所能感受到的作为研究对象。第三，古典东方学家对东方的评价恰如钟摆。比如歌德在与爱克曼谈到中国时说，“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然而几乎无一例外的是，这种过高的评价马上即被相反的评价所取代：“东方一下子可悲地成了非人道、反民主、落后、野蛮的代名词。钟摆从一个方向摆向了另一个方向：从过高的评价一下子走向过低的评价。作为专业学科的东方学即源于这些极端对立的观点”。
从现代东方学到当代东方学初期，“Ori entalism”已经完全变成了某种看待东方的思维方式。第一、东方是低下的———相对于西方。第二、现代东方学为东方学的传承提供基础和机制。第三、东方被彻底“东方化”，完全变成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并依此发展，包括政治和学术上对东方的建构。
“二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了世界的霸主。东方学也进入了当代东方学阶段，“Orientalism”彻头彻尾地成为一种权力话语方式。第一、从学术性向政治应用性转变。“东方学家不再试图首先掌握东方神秘莫测的语言；相反，他首先是以一个受到良好训练的社会科学家的身份开始他的研究，并且试图将他的学科‘应用’于东方或任何其他地方”。第二、当代东方学家保留了现代东方学家对东方的敌视态度。第三，东方学家的名称也有所改变，变成“区域研究专家”。“区域研究专家———这是东方学家的新名称———认为自己对区域专门知识拥有发言权，而后者往往被用来服务于政府或商业或是二者兼顾”。可以说，当地球上最后一块殖民地消失之时，当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反思被殖民历史之时，尤其是在美国在新的世界形势下仍然固守并发挥英法等西方前殖民国家对东方的所有想象视野和叙事方式的情况下，东方学的传统，包括对东方的基本看法和由此看法所引申出的文化、经济、政治政策从现代东方学开始，就在西方（主要是英法以及“二战”后的美国）代代相传，先在学术领域，后在政治领域，本文称其为东方学的机制。
这个机制的传承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在美国这个没有东方研究传统的国家，在从“二战”后到目前的政策上体现出对现代东方学的传统惊人的驾轻就熟。来自于前殖民地国家和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明显地感觉到，透过东方学各个时期的特征表象，发掘并颠覆这个在东方学中代代相传的机制，具有紧迫的学术和政治意义，尤其是在美国所推行的全球化以及其掩盖下的文化新殖民的压力下，后殖民理论的产生和它的沉重使命则成为历史的必然。事实上，后殖民理论所要做的，就是要发掘出并颠覆掉这个机制的产生过程和传承过程，包括理论基础、方式方法等。如果说东方学构造了太多的关于东方的断裂和空白的话，那么，后殖民理论所要做的，就是要对这种构造关于东方的空白的连续的历史进行截断，以同样的方式和超越的状态预言并构造一个后殖民批判时代。
在这个过程中，萨义德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从西方文化思想内部开启的批判，是深沉有力的。其最大的特点和贡献就是，对殖民主义以及西方中心主义进行批判，他让人们逐渐意识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影响力已经大到影响世界文化的多元化现实，并且在这样的过程中严重遮蔽了人们对文化的理解、对世界文化发展方向的判断力；在这同时，他也随时对沉淀在民族文化内部的随时泛起的民族主义进行批判。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2004年11月30号 本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