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的清史研究，不再局限于对传统中国社会内部具有固定结构特征的“共同体”的考察，而是注重探究社会集团的产生、衰亡及其流动变化。由此着眼，必然会产生新的问题。岸本美绪先生就曾提出：“在‘自由’社会里，秩序如何成为可能呢？”（岸本美绪《“市民社会”论与中国》，《历史评论》527）换言之，在实现高度社会流动的传统中国社会，秩序形成的系统以及稳定组合的要素究竟是什么？或者说，原有结构的核心是什么？我们将以此为基准，对去年发表的众多研究论著展开述评。

    在法制史方面，寺田浩明《明清时期法秩序中“约”的性质》（ｇōｕ＠①口雄三等编《来自亚洲的思考4》，《社会与国家》，东大出版会）和《关于明清法制史研究的对象》（《法学》，〈东北大〉58—3）两文，探讨了明清时期“规范秩序”的构造问题，也表现出作者自觉探索上述问题的尝试。传统中国社会无处不在的“约”这一行为，从表面来看，既有一方的宣示（例如禁约），也有相互的合约（例如契约），反映出二者的对立。然而，寺田先生的研究，则强调二者共有的构造，把主角和配角双方都置于一种“受约束的状态”。反过来也可以说，实际的社会状况，常常是上自王朝国家下至抗租叛乱，某一主体作为中心不断作用于“受约束状态”，以避免出现一盘散沙的混乱状况。在大千世界中，较之社会的结合、共同性这些根本问题，就连“权力”也并非是当然的存在。权力是对“受约束状态”产生作用的主体，但“受约束状态”发生作用之际，权力往往得以生成并与之相对。如其所述，建立在这一社会基础之上传统中国无与伦比的组合与安定是如何实现的，则应当是更重要的课题。

    开发·移民  人口空间的移动，亦即开发、移民，是传统中国社会内部所包含的社会流动性的表现之一。明清时期，移民作为边疆开发的一个方面，派生出一系列问题。其一，山林开发以及随之而来的林业发展、木材流通，造成生态平衡的破坏；其二，由于汉民族居住区的扩大而带来的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有关前者的研究，管见所及，去年发表的数篇论文可以说代表了近年研究的动向。它们是：1、宫＠②洋一《明清时代有关森林资源政策的演变》（《东洋史论集》，〈九大〉22），2 、上田信《中国生态系统与山区经济》（《长期社会变动》，《来自亚洲的思考6》），3、香坂昌纪《清代南新关与商品流通》（《松村论丛》），4、武内房司《清代贵州东南部苗族“汉化”的一个侧面》（竹内卓二编《仪礼·民族·境界》，风向社）。

    宫＠②一文阐述了自16世纪以来就存在着的一种认识，即保护森林是维持生态系统的关键，并由此而尝试从行政方面对采伐加以限制。上田一文探讨了清代秦岭山脉的山区经济，总结归纳出两种类型，一种是合乎生态系统的野蚕的饲养，即“常态的山区经济”；另一种则是采伐、烧荒等自我毁坏的“非常态的山区经济”。但是，规定这两种不同经济类型的必要性是什么呢？所谓“常态的山区经济”和“非常态的山区经济”，不过是随着开发的进展和人口稠密度的变化而出现的产生、消灭过程中的两种局面而已。香坂一文则揭示了由微州商人经营的山林木材维持钱塘江南新关税课的史实。当然不仅发源于“先进”地区的手工业制品，或米谷的流通需要研究，而且木材等“山货”的逆向流通，也应成为今后研究的重点课题。武内一文研究了林业以及不同民族间接触的问题，指出从事“山客”、“牙行”等木材交易活动的苗族，为了对抗汉族商人的威胁，而想方设法地利用各级权力机构。此时，他们为保全本民族而求助于清朝的统治观念，并把自己称之为“黑苗”或“苗人”。

    武内的研究，表现了这样一种自觉的意识和视角，即不仅仅把所谓“少数民族”视为在广大的汉民族居住区周边被“汉化”的客体，而是着眼于他们主体性的“选择”这一方面来加以探讨。这一视角，即重视不同民族之间接触的问题，也反映在菊池秀明《明清时期广西壮族土官的“汉化”与科举》（《中国—社会与文化》9 ）和张士阳《乾隆时期对台湾原住民的统治政策》（《东洋学报》，75—3·4）二文中。特别是菊池一文，在追踪广西壮族西林岑氏科举仕途的基础上，把这一史实定位在这样一种政治选择上，即少数民族的精英代表反过来利用中国社会的特点，而很好地获得了权力。张士阳文则探讨了由于汉族与当地土著的接触而产生的清朝政府对台湾原住民的政策。清代，为对付未归顺的土著即生番，而把归顺的土著即熟番作为隘丁安置在交界处，亦即利用熟番来封锁生番。作者认为，“汉化”的熟番即隘丁的存在形态同样也是一种“选择对应”的结果。上述的研究，明确地揭示出这样一种态势，即汉民族发展对少数民族社会自身的变化起到了一种催化作用，同时也触发出他们一系列重要的对应措施。

    其他有关开发、移民、定居的论文尚有菊池秀明《清代广西的新兴宗族与他们的社会关系》（《社会经济史学》，59—6）、蔡志祥《华南地域社会论》（《周边的历史》，《来自亚洲的思考3》）、 武内房司《清末青莲教归根门派的展开》（《研究调查报告》，〈学习院大·东洋文化研〉41）、松浦章《清代的海洋圈与海外移民》（《周边的历史》）。菊池一文探讨了移民广西桂平县江口地区的新兴宗族的上升过程，认为他们既要确保其多样的选择和出路，又要避开各种危机，最终探索出了一种不断上升的可能性。而这些新兴宗族的上升战略，与其说是为了自身的生存，不如说是以“子孙绵延不绝的世代繁荣”为目的。这一研究，还指出了与传统中国内在规范、伦理有关的重要问题。蔡志祥一文则探讨了明末清初广东香山县的移民、定居与宗族的形成问题。清初的迁界令，给香山县带来了大规模的移民和混乱，当地宗族不得不重新认定是否同族、决定辈分，并进行宗族的排序和整合。作者考察了当时所进行的有功名的异姓归宗，或统合无血缘关系的同姓作为同族的“连宗”行为。该文揭示出近年这一研究动向，即宗族的成立不一定要有血缘关系，换言之，宗族的产生不外是虚构的传统而已。

    从上述菊池的研究可以看见，稳定的“宗族”的实现，对外要确立公认的定居权，同时还要避开现实的种种危险，为其上升战略提供基础。然而，在移民社会，要达到上述功能，远不止于“宗族”的社会关系。武内一文阐述了在清末的贵州西南移民社会，青莲教结社承担该地区的安全保障这一实际问题。为了回答信徒的期待，该教揭橥出此岸救济的教义，即在地上实现“佛国邦”的理想。松浦一文则指出，明末以来大型海洋航行帆船的出现，使海外移民的真正开展成为可能。由于潜在人口压力等移民因素的明朗化，解决问题的技术条件是不可或缺的。

    仅从以上一瞥，可以看到，这些研究，已经不限于移民、开发，或随之出现的商业化、物资流通等历史过程的恢复，而是通过移民这一视角，来开拓出有关社会结构、技术、生态系统、秩序意识等丰富多彩的论点。就方法而言，也可以说开始了“移民”史的尝试。

    商业·财政系统  泷野正二郎《清代乾隆年间的官僚与盐商》（《东洋史论集》，〈九大〉22），阐述了盐引案的焦点，即地方大小衙门未经中央许可私自向盐商收取“公费”，其中部分费用的用途也不清楚。作者指出，这是当时的财政问题必然派生出来的现象。即所谓“公费”，渊源于地方财政在“现实与原则的夹缝”中不得不确保其自身“独立财源”的意图。这实际上也是规定的原额乖离于现实财政需要而产生的变奏。

    地域社会  作为构成地域社会秩序的重要一环，有关宗族的研究去年十分活跃。中谷刚《崇明县施氏的履历》（《东亚社会史的展开》），追踪了从明末至民国崇明县大宗族施氏的活动。指出在土质疏松，经常受到水土流失威胁的区域，对祖墓的探索和改修成为确认宗族组合的契机。这一研究，显示了宗族集结的动机、方法、手段会根据各种地域状况和实际问题而采取不同的方式。片山刚《珠江三角洲的集落与“村”》（《待兼山论丛》，史学28），探讨了清末南海县、顺德县的典型事例，得出以下两点看法。其一，已经形成的地缘集团，直到设置了社稷坛以作为联结住民精神纽带的核心，才不再是“集落”。其二，在行政上，则是对自发形成的集落进行制度上的整合，形成“堡一村”行政体系。这在顺德县，表现为“村”依据地理空间的标准向“堡”发展；在南海县，则是以承担该村赋役任务的族姓归属所在为依据，来决定“村”和“堡”的归属关系。在此，作者特别强调了以社稷坛为中心的地缘集团的共同性，而“集落”，则是自发形成的群体。这一视角，与所谓“村落共同体”论是截然不同的。顺带提及，在该文所作的“集落”研究的背后，有作者已花数年时间并且仍在继续进行的实地调查的大量成果，即《华中、华南三角洲农村实地调查报告书》（滨岛敦俊、片山刚、高桥正，《纪要》，〈坂大·文〉34）。

    无论血缘集团，抑或地缘集团，都不是自发的存在，人们都必须决定自身的归属选择。作为这些行为总体的现实社会，实际上处于竞争、不安定的漩涡之中。可以说，近年的研究，勾勒出了与这一状况相应的区域社会情形。夫马进《讼师秘本〈萧曹遗笔〉的出现》（《史林》77—2），阐述了明末以后，随着诉讼社会的到来而广泛传播的所谓“讼师秘本”（讼师用手册）的内容、版本、流布状况、社会影响等问题，指出在明清时期的诉讼社会，存在着一种被称作“图赖”的行为，即为恐吓他人，或陷入人罪而利用死者的尸骨来做文章。三木聪《抗租与图赖》（《海南史学》32），在阐明明末以后图赖行为成为佃户抵抗手段的同时，指出与图赖行为有关的案件在判决时一般都对佃户一方有利，其结果是助长了“诉讼社会”的发展。崛地明《清代前期粮食暴动的研究》（《史林》，77—2），认为暴动发生的时期集中在每年1月至5 月，发生地点则多在河川、运河、海岸沿线，并再次强调了粮食暴动与粮食外运所存在的内在联系。

    思想·学术  冈本きぇ《乾隆禁书（二）》（《纪要》，〈东大·东洋文化研〉124），认为伴随清朝的建立，恢复明朝政治统一的愿望已失去其意义，一部分“实学”派士子接受了新朝的统治，并为当时社会的稳定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该文指出，在禁书的作者当中，有不少是具有实学思想的所谓“贰臣”，他们在思想史上的位置应予以明确定位。小田则子《清朝与民间宗教结社》（《东方学》88），指出清代的民间信仰并非一律都是禁忌的对象，清迁镇压的标准是具有触犯清朝文化专制权威可能性，以及社会性、组织性的宗教结社。谷井俊仁《明清近世论》（《古代文化》46—11），认为近世的内涵是伴随前近代交通网络的极大发展而出现的一种超越“地域”的“天下”观，各种旅游书、地理书的大流行可证实这一点。也可以说，由各种地理书所带来的详细、大量的信息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某种具体的感觉，并在此基础上进而孕育出“天下”观，它们之间是互为媒介的关系。

    中外关系  涩谷浩一《恰克图条约以前俄国的北京贸易》（《东洋学报》75—3·4），以俄国的北京贸易为中心，探讨了清朝政府内部的动向。则松彰文《清乾隆时期英国使团的来访与对英认识》（《综合研究所报》，〈福冈大〉人文科学156），认为乾隆在英使团访问之际，“在设想有具体危险的基础上，持有很强烈的好奇心与畏惧感，始终紧张地关注着可能发生的一切”。该文的研究描摹出清朝政府对外交往的态势，即在固守华夷秩序框框的同时，十分注意细小纤微之处。这就揭示出清朝政府与传统印象中自尊自大的“中华帝国”相异的一面。

            近代

    对近代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近年来，其主要的课题之一就是对鸦片战争＝西洋冲击＝近代的开始这一模式的反思。ｇōｕ＠①口雄三等人所编《来自亚洲的思考》系列丛书《东大出版会》，明确了这一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这套系列丛书，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手法，从欧美各国进入东方以前亚洲广大区域内部的状况和长期的变动当中，抓住了十九世纪初期开始的“与西洋的邂逅”这一问题。这样，“西洋近代”就不再是一种分析的框架，而是作为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亚洲共有的价值体系之一成为研究的对象。这一研究方向，摆脱了西洋模式的限制，而以国民国家的起源为始基，在反思西洋近代普通性的过程中，对近代化问题加以深入的探讨。今后，在考察中国近代历史性的基础上，进而反思西洋近代问题是很有必要的。黑田明伸《中华帝国的构造与世界经济》（名大出版会）一书，是多种分析视角相结合的一个尝试。作者在探讨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中国经济的特征，即使用银、钱双重币制的前提下，指出：（1 ）西欧国民经济优于中国经济的原因在于中国内部的经济结构，即货币制度阻碍了国内区域之间的分工；（2）然而， 中国国家经济的衰弱与区域经济的活跃相互之间并不矛盾，相反，适应以通商港口贸易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状况，一些省政府建立了区域货币圈，而省经济圈的独立化，成为清末政治变动的重要因素。此外，该书还提出了铜钱、银货的兑换性、国民经济的适应性等一系列问题。该书出版后，秦惟人、臼井佐知子都分别撰有评论文章（《历史评论》534，《历史学研究》663）。今后，还希望有这种集中的、多学科分析视角结合的研究论著问世。

    以上讨论了有关研究动向的问题，下面则分类叙述各项研究成果。

    中外关系  滨下武志《朝贡与条约——以东亚通商为主的交涉时期：1834—1894》（《周边的历史》），针对历来“西方强制通商开国”的看法，指出自1834年英属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贸易占有权的停止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这段时间，正是亚洲内部系统发生内在变化的时期。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围绕朝鲜通商、开国的问题，中国、日本、英国、美国、俄国进行了一系列外交交涉，最终缔结的条约脱离了朝贡体系下的贸易管理体制，而活跃了通商港口之间的贸易。但另一方面，以朝贡关系为前提的交涉又是多方面进行的，特别是日本为使朝鲜脱离与中国的朝贡关系，积极促进与朝鲜之间的关系，其结果是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交涉时代至此结束。徐越庭《中日和约的签订（一）（二）》（《法学杂志》，〈大坂市立大〉40—2·3），指出了日本对清外交与朝鲜问题的关系，以及清朝试图维护朝贡体制的意向。西里喜行《清洋务派的对日外交与琉球问题》（《纪要》，〈琉球大·教育〉45—1 ）与《黎庶昌的对日外交政策与周边》（《东洋史研究》53—3）二文， 论述了与清朝对日外交有关的琉球、朝鲜问题。西里喜行还有《琉球问题与清末报业（资料篇）》（《纪要》，〈琉球大·教育〉45—1）一文。林学忠《围绕朝鲜对美通商问题清朝的朝鲜政策》（《史案》7），论述了自1879年至1882年间，清朝利用条约关系试图强化与朝鲜的宗藩关系的情形。真荣平房昭《十九世纪的东亚国际关系与琉球问题》（《周边的历史》），指出十九世纪六十、七十年代，伴随欧美国家对琉球外来压力的加强，原有的册封——朝贡关系逐渐弱化。新免康《“边境”之民与中国》（《周边的历史》），探讨了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省制下东突厥斯坦政治、文化上的变动。古厩忠夫《环日本海地域的历史面貌》（《中国——社会与文化》，《东北亚史的再发现》，有信堂高文社），把环日本海地域（中国、朝鲜、日本的一部分与东北亚）设想为东亚的子系统，探讨了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由册封体系向近代国家发展的变化情形。迪布依德·乌尔夫《围绕西伯利亚·北满问题的中国与俄国》（《周边的历史》、高尾千津子译），从地方对中央、军对民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十七世纪初叶至十九世纪清俄国境关系与十九世纪下半叶至日俄战争时期围绕满洲问题中国、俄国、日本之间的关系。山下裕作《僧格林沁军的出场》（野口铁郎编《中国历史上的教与国家》），认为太平天国时期在中国本土征发蒙古马军，从中可以窥见清朝对蒙古关系的变化。中见立夫《蒙古的独立与国际关系》（《周边的历史》），把1911年清运的终结，亦即清朝的解体，视为蒙古独立与中国、蒙古、俄国关系重建的起点。中见立夫另有对近年发现资料的介绍文章，即《关于汪国钧的〈内蒙古记闻〉》（《松村论丛》）。

    1994年，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一百周年，各学会以及专题讨论会的成果，要到明年才能发表。 在中日关系方面，有山田辰雄编《中日关系150年》（东方书店），系中日双方专题讨论会论集。 至于民间中日交流的资料，有藤田佳九编著《与中国的接触——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旅行记录（一）》，介绍了其调查日记的一部分。伊藤泉美《柏原文太郎关系文书》（《辛亥革命研究》10,1993），则是有关该文书的目录与解题。

    政治  村田雄二郎《王朝·国家·社会——近代中国的场合》（《社会与国家》，《来自亚洲的思考4》，认为伴随甲午战争的失败，对外观念的变化（从中华天下观到政治的国家观）促成了与内政改革密切相关的国家观的变化（从王朝国家到国民国家）。指出接受这些国民意识的基础是地域精英，而自清末以来，在中央及地方政治方面，地域精英权限的确立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吉泽诚一郎《1905年天津“抵制美约”运动与中国的表象》（《中国——社会与文化》），揭示了抵制美货运动依靠设立学堂，启迪民众，报刊宣传等方式得到扩大的过程，指出以都市精英为基础的这一运动，在确立中国民族认同性方面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岩井茂树《徭役与财政的关系（一）》（《经济经营论丛》，〈京都产业大〉28—4），把明末至现代中国的财政以及地方财政的相对独立视为特征，认为它们是性质相同的体系，并从这一视角出发，提出了全面分析政治体制的问题。足立启二《中国近代化的政治结构》（中村哲编《东亚资本主义的形成》），提出了不具备自发性的团体结合能力的王朝国家，究竟以何种形式达到公权的确立和社会的组织化这一问题，并就清末民初自治团体的活动、共和制的实行、任意团体自治构想、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党派等问题作了探讨。并木赖寿《近代中国的王朝体制与国家“统一”》（《纪要》，〈东大·教养·人文〉99），认为清朝的双重支配体制（中华帝国的继承与藩部的设置）随着清末的地方分权化和版图的直辖化而崩溃，但以中国为核心的统一构想则得到了继承。

    关于立宪运动，川岛真《光绪新政下的出使大臣与立宪运动》（《东洋学报》75—3．4）与孙安石《清末出洋政治考察五大臣的派遣与立宪运动》（《中国——社会与文化》）二文，叙述了在外的清朝中央官员对立宪运动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在财政方面，山本进《清代后期四川财政改革与公局》（《史学杂志》103—7），论述了太平天国以后四川地区进行的财政改革，即将商业课税纳入正规财政系统，同时清理非正规的征收。作者另文《清代后期湖广地区的财政改革》（《史林》77—5），考察了同样的改革在两地带来的不同结果，即在商品生产发达的湖北获得了成功，而在谷物产地湖南则不尽彻底。作者在上述二文中，批评了地域精英主导改革的见解，并在把中央与各省区别开来的基础上，提出了省财政的独立化与督抚主导的地方统治秩序再建的观点。

    在司法改革方面，西川真子《清末裁判制度的改革》（《东洋史研究》53—1），指出其改革在民事、刑事的分别以及行政官署与裁判所的分离这两方面是不彻底的。

    在教育方面，藤谷浩悦《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与湖南省》（《中国历史上的教与国家》），叙述了以强化统治为目的的学校教育体系改革最终失败的经过原委。

    关于从辛亥革命至民国初期的政治过程，深町英夫《辛亥革命中的“孙文革命”》（《亚洲研究》40—4），从宣传、动员的角度，分析了自1907年至1911年掌握广东政权期间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经济  古田和子《亚洲交易·交流的网络中心》（平野健一郎编《地域组织与国际关系》，〈讲座现代亚洲4〉，东大出版会），指出十九世纪后半叶，上海具备了亚洲通商港口之间交易网络中心的功能，西欧贸易的相当部分被纳入了亚洲商人的贸易范围。该文还一并整理了有关亚洲交易圈的研究动向。松浦章《清代潮澄商船在沿海的活动》（《松村论丛》），记述了广东帆船的活动。冈本隆司《清末粤海关的展开》（《史林》77—6），分析了南京条约以前外国洋行商人所具有的交易、征税的功能随着贸易结构的变化而分化的过程，指出1859年洋关的设置是其分化的最终形态。则松彰文《五口通商前夜洋货无用论与对外贸易认识的一个方面》（《东亚的生产与流通》），介绍了鸦片战争前的贸易停止论。目黑克彦《清末关于禁烟运动的记录》（《研究报告》，〈爱知教大〉社会科学43），阐述了禁烟政策未能成功的原委经过。铁山博《清代内蒙古的地方经济》（《东洋史研究》53—3），揭示了依靠汉人商人所进行的交易与农业开发的关系。

    地域社会  近年来，族谱和实地调查，使关于地域社会中本来状态与长期变化情形相结合的研究成为可能。西川喜久子《珠江三角洲的地域社会》（《纪要》，〈东大·东洋文化研〉24），以天地会叛乱为背景，阐述了地域社会的特点、宗族的发展以及相互之间的对抗关系。

    关于东三省的研究，江夏由树的一系列文章，对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官方与民间，以及清末民初的政治变动诸问题，均着眼于与该地域自身变化相联系的角度予以了分析。其中《近代东三省社会的变动》（《周边的历史》），论述了地方势力以咨议局、保安会为中心形成地方行政官僚势力的过程；《辛亥革命后盛京户部官庄的出售》（《松村论丛》），考察了对官地有着潜在权力的有权有势者成为新地主的动向；《辛亥革命后旧奉天省官地的出售》（《东洋史研究》53—3），则依据中国的档案资料说明了出售的具体经过。

    关于台湾史的研究，吴密察《台湾史的成立与课题》（《周边的历史》），揭示了台湾土著民的文化存在，以及清朝统治下的移民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殖民过程。蔡锦堂《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台湾的宗教政策》（同成社），论述了日本在台湾统治的有关问题。此外，有关台湾的史料《台湾总督府文书目录》（中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台湾总督府文书目录编纂委员会编），亦于1993年出版。

    关于官与民的关系，铃木智夫《清代无锡的教育改革与地域精英》（森正夫《旧中国地域社会的特点》），揭示出围绕私立学堂的经费问题地域精英与官方的对立。

    关于教案、宗教问题，学者多着眼于与地方政治结构和文化背景结合的角度予以研究。约瑟夫·艾谢里库《义和团的文化前提》（《近代化面貌》，《来自亚洲的思考5》），以十九世纪末义和团的蜂起为背景，强调了民众文化的重要性，并揭示了十八至十九世纪山东西部白莲教教派与武术家的联系，以及白莲教教术与民间宗教文化融合的过程。渡边＠③yòu子《清末扬州教案》（《史学杂志》103—11），把教案置于中国控制理论与基督教救济系统的对立这一位置来予以研究，认为1868年的扬州教案起因于天主教徒设立育婴堂以及当地士人与地方官对此的反对。同时，该文还指出了英国政府与教会传教方针的不一致，对以往或把教案视为盲目的排外运动，或看作反帝运动，二者取一的理解提出了批评。李若文《清末中国的欧美传教士“干预诉讼”的一个方面》（《东洋学报》76—1·2），论述了传教士传教政策的变化。中田吉信《近代中国伊斯兰教的改革运动》（《史学论集》，〈就实女大〉8），考察了中国内地伊斯兰教的两次改革运动，即信仰的纯化和与汉族社会的共存。

    思想·言论  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体制构想》（《近代化面貌》），以当时快速普及的“专制”概念为中心，详细分析了二十世纪初叶的政治体制构想。作者从体制构想语汇的变化及政体进化论中，探讨了中国专制的地位，以及改革派和革命派围绕专制与自由问题在认识上的一致和相异之处，并据此阐明了时人对历史、现状的认识和体制改革的指向。野村浩一《辛亥革命的政治文化（上）（中）（下）》（《思想》841、843、844），列举革命派孙中山、立宪派张謇、北洋派袁世凯，考察了他们各自与其背景集团的政治文化和体制构想的关系。小林武《章炳麟“我”的意识（四）》（《论集》，〈京都·产业大〉人文科学24—1），分析了章氏革命主体道德论与任侠论的关系。嵯峨隆《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的研究》（研文出版），从清末民初的政治变动和传统思想两个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五四以前的无政府主义。作者还与坂井洋史合编有《原典·中国无政府主义史料集成》一书，凡十二册，另《别录》一册，由绿荫书房出版。片仓芳和《清末湖南的士子与宋教仁》（《松村论丛》），介绍了宋教仁亡命日本前的友朋关系。

    关于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的对外观，金凤珍《郑观应的国际秩序观》（《纪要》，〈北九州大·外国语〉81），考察了郑观应试图调和欧美国际秩序与中华世界秩序，建立大同世界秩序，并重建朝贡秩序的设想。手代木有儿《严复的英国留学》（《中国——社会与文化》），追踪了在英国留学期间严复的思想，指出对政治平等和爱国心的关注是其主要方面。川尻文彦《“中体西用”论与“学战”》（《中国研究月报》48—8），指出甲午战后的中体西用论是以接受西学为前提的教育论。》细野浩二《华夷观念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康有为（下）》（《纪要》，〈早大·院·文〉哲学·史学39），分析了康有为政体变革的指向与中国地位上升的关系。区建英《近代中国的福泽谕吉观》（《中国——社会与文化》），指出梁启超对福泽谕吉的介绍寄托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中国对日本的认识实际上是一种“和文汉读”，即通过日本来了解西方，而缺乏对日本本身这一异质文化的理解。

    关于传播媒介方面，大原信《近代中国的语言与文字》（东方书店），是一部清末以来语文改革运动的通史。孔健《中国报刊史的研究》（批评社），则揭示了辛亥革命前后报纸、杂志的变迁，于了解当时的言论、出版状况颇有裨益。

    说明：本文编译自日本《史学杂志》第104编第5号，《1994年的历史学界——回顾与展望》。其中中国的明清部分和近代部分（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系由山田贤和佐佐波智子分别撰写。考虑到清史研究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因而分别从中摘译出有关清史的内容，仍分为“清”与“近代”两部分，以存原貌。＊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沟的繁体字

    ＠②原字为山下加奇

    ＠③原字为礻加右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199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