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历史文献重要内容之一的西部文献，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和研究的热点。国外学者对它的译述，更加丰富了文献的内容，在西部文献研究积极开展的今天，有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关于西部文献译述篇章的简介

　　　　（一）西域传

　　以西域基础史料而称的“西域传”，是记述汉唐时期西域人物活动、地理、风物等比较详尽的文献，主要包括《史记·大宛列传》《前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魏书·西戎传》《晋书·四夷传》《旧唐书·西戎传》和《新唐书·西域传》等。国外学者对此都有较详尽的译注。

　　《史记·大宛列传》（卷一二三），是对张骞出使西域及李广利等远征大宛、与西域官方开始初期交往的记载，有荷尔斯（Hirth. F.）的《张骞——中国在西亚的先驱者》（1917年）的英译注释。

　　《前汉书·西域传》（卷九二），是对西域各国第一次按国别的叙述，集唐以前“西域传”记述之大成。对此，英译本有：怀利（Wyilte, A.）的《西域札记》（1881年）和金斯米尔（Kingamill, Th. W.）的《二世纪与东突厥斯坦及其近邻的诸国的往来》（1882年）。此外，还有格鲁特（De, Groot.）的《有关亚洲史的中国文献》第二部（柏林．1928年）和德译本《公元前的中国西部地区》。

　　《后汉书·西域传》（卷一一八），是根据西域长史班勇传述的记载。沙畹（Chavanmes, E）法译的《后汉书·西域传》（1907年）较为著名。

　　《新唐书·西域传》（卷一九八）系据《旧唐书·西戎传》（卷二二一）的传文补订和修改成文，对此，在沙畹所著的《有关西突厥史料》（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一书中有记载，并且还对《新唐书》的高昌、焉耆、疏勒、于阗和《旧唐书》《新唐书》的一些人物传文及《新唐书》的《地理志》等也分别作了法译、译注或考证。

　　此外，现代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编著的《史记会注考证》（1995年．北京文学古籍出版社）一书，表现了对《史记》包括《大宛列传》的全面注释和考证，有着逐章直接注释的特点。

　　　　（二）《大唐西域记》

　　广泛记载东南亚等广大地区的珍贵文献《大唐西域记》（简称《西域记》或《西域志》《西域传》《西域行记》《玄奘行传》《玄奘别传》）（12卷）．唐．释玄奘奉敕撰），实由玄奘口述，释辩机撰文。书成于唐观贞20年（公元648年）。

　　这一文献著述，亦早为国外学者所重视。先后有英、法、日等文的译著本和研究著作，主要有：比尔（Beal, S.）的《西方世界的佛教记载》（二卷．伦敦．1884年）、朱利恩（Juliem）的《西域回忆录——唐玄奘于648年自印度梵文译成中文》（二卷．1857～1882年）、 沃特斯（Wattersm T.）的《论玄奘印度之行》（公元629年～645 年）（二卷．伦敦．1904年～1905年）以及羽田亨校订的《大唐西域记》和《大唐西域记考异·索引》（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丛书Ⅰ.大日本国书有限公司。1911年）和堀谦德的《解说西域记》（前川文荣堂．1912年）及足立喜六的《大唐西域记研究》（二卷．传藏馆，1942年、1943年）等著，其中以沃特斯和羽田亨等新著为最佳版本，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三）《元朝秘史》

　　以蒙古民族勃兴叙事诗著称的《元朝秘史》（12卷·《永乐大典》收录15卷，是研究蒙古历史的重要原始文史资料。该书的原名为《蒙古秘史》（Mongol-an Nicco, Tobeaan），为元朝佚名撰。原文系以畏兀儿蒙文写成，现已佚失，现世传仅有明初洪武年间遵钦命所撰，并附有汉译本。本书除系统叙述蒙古族的起源、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时期的事迹、蒙古汗国的建立与对外征服的业绩外，还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习俗等作了真实的反映。引叙事实多通过传说、故事、谚语、格言、诗歌等形式写出，它不但是蒙古早期的历史巨作，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语言的宝贵文献。与《蒙古黄金史》《蒙古源流》并称为蒙古民族的三大史作，不但我国学者作过注释（注：清·李广田：《元朝秘史注》，清末·沈曾桂：《元朝秘史注释》等。），国外学者也很重视。日本史学家称之为这一历史时期唯一的“金字塔”式的巨作。国外早在19世纪中叶已有俄、德、法、日等译文。

　　在俄国，有俄国驻北京的传教士帕拉的乌斯（Palladius ）译述的《关于成吉思汗的古代传说》一书（俄国驻北京传教士著作集．40．北京．1866年）。在欧洲，一直从事文献语言学研究的德国学者海涅什（Hanisch, E.），早在30年代就发表了《元代秘史研究》（莱比锡．1931年）和进行译文还原尝试的《元朝秘史》（第一部．莱比锡．1931年）等四著。在法国还有东方史学者伯希和（P.Pelliot ）《元朝秘史卷——蒙古语和译文（附译注）》遗稿的出版。该书由于与蒙古原文还原，并兼及译注，一时轰动了蒙古史学界。

　　在日本，也先后出版了一系列的研究著述。首先有那珂通世日译的：《成吉思汗实录》一书的出版，该书由于穿插以文言流利文笔的蒙古语译出，并兼引了若干汉籍，再加以丰富的译注，因而被称为日本明治时代不朽的东方名著（大日本国公司1909年再版．筑摩书房．1945年）。其次，进入昭和年代，又相继有小林高次郎日译的《蒙古秘史》（生活社．1940年）、《元朝秘史研究》（日本学术振兴会．1954年）、白鸟库吉：《音译元朝秘史》（《东方书文库》丛刊9.1942年）等著的出版。这些译著从语言学角度，力求将汉音还原于蒙古语，也引起了学术界极大兴趣。实为语言学研究的巨作。这一时期，学者服部四郎还发表了与小林高次郎《元朝秘史研究》同一主题的《元朝秘史中出现蒙古语言汉字之研究》的专著（日本学术振兴会．1954年）。

　　另外，围绕《蒙古秘史》这一宝贵文献，还发表了作为第二手资料的史作：《皇元圣武录》和《史集》，并有法、日、俄、德等译文和译注。

　　通过上述围绕《元朝秘史》的有关著述及各国的译著，已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元朝研究整体。

　　　（四）“唐蕃会盟碑”碑文

　　西藏的历史碑文是西藏历史文化重要标志，是中国西部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蕃会盟碑”（亦称“长庆会盟碑”或“甥舅会盟碑”）是西藏保存下来的历史名碑之一，系唐．长庆三年（吐蕃彝泰九年． 公元823年）吐蕃赞普可黎可为纪念长庆元年至二年间唐蕃会盟所建，在今西藏大昭寺前。碑上采用藏、汉两种文字铭刻盟文全文及参加唐蕃会盟官员的职衔名，所录与汉文文献完全一致。它不但是汉藏两族历史上的一件珍贵史料，也是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在国内外被誉为“亚洲重要碑刻之一”，引起国外学者的重视。对这一碑文的研究，在西方，开始由学者布谢尔（Bushell, A）将其汉文部分附译在《新唐书》译文之后，后由沃德尔（Waddell, A）在其《古代拉萨的历史性法命》（1909 年～1911年）一文中作了探讨，并认为该文讹误较多，史料价值差。在日本，内藤虎次郎的《拉萨萨唐会盟碑》（载《研几小录》．弘文堂．1928年）、寺本宛雅的《唐蕃盟碑》（《大谷学报》．10之3．1929 年）先后分别对碑文作出了考证。而左藤长在《唐蕃会盟碑研究》（《东洋史研究》．10之4．1949年）一文中， 更对寺本宛雅的著述作了进一步修正和注释。此外，曾在二战时期驻拉萨的首席代表英．理查森（　　Pe-Charson,H.E.），又在会盟碑现场，记录下较为准确的抄本，并发表了《拉萨碑文上古代法令和公元821年～822年的条约》（伦敦．1952年）的研著，这一研著珍贵地记述了为汉文文献所未曾载述的吐蕃内部情况，对碑文研究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对文献译述的特点分析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国外对中国西部文献的著述，可表现为以下特点：

　　　　（一）与文献紧密结合的完整性与整体性

　　国内外学者，面对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地区及不同事件的文献译述中，紧密结合文献载体，进一步丰富了文献的内容和主题思想的内涵，体现了文献完整性与整体性。

　　　　（二）表述方式的多样性与创造性

　　在对文献的表达方式上，根据不同文献载体的不同主题，运用了译著、译注的不同方式，结合了考证、补充和批判，表现了它的多样性与创造性。

　　　　（三）文献研究的国际性与独特性

　　对文献的译述，是不同国别和地区、不同时代、不同时期几代人智慧和结晶的体现，表现了它的国际性与独特性，同时，也充分表现了国外对文献译述的重视，在国内外都有借鉴价值。

（资料来源：《甘肃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满达人：《中亚史地文献综述》，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1995年5月。

　　2.李春华：《略论国外探险考察者有关西域著作的翻译出版》，《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3。

　　3.乔政：《西藏远古经济初探》，《西藏研究》19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