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亚·戈洛夫金使团简介
［俄］B.C.米亚斯尼科夫 宋嗣喜(摘译)
在俄中关系史的漫长岁月中，俄国向中国派遣众多使团，谈成许许多多事情，但是19世纪初叶嘉庆十年时，俄国向中国派遣一个重要而又庞大的使团，却未能到达北京，没有谈成任何事情，只在库伦逗留月余，便打道回国，以失败告终。俄国为什么派遣使团？使团失败的原因何在？当今俄罗斯俄中关系史大家、著名学者弗拉基来尔·斯捷潘诺维奇·米亚斯尼科夫在其《十七至二十世纪俄中边界外交史》一书中对此做了全面介绍。原文过长，不便全译，译者只把主要事实和事件经过摘译如下，供各位同仁参考。文中引用了不少中方言论，只据俄文译出，未及与中文原文核对，尚望读者谅解。原文小标题是《库伦受辱》。
不同国家外交联系发展中出现不少事件令人难以辨其究竟，使历史学家辗转不安，这是因其自身往往带有与同时代人截然相反的评价印痕的缘故。19世纪头十年俄国向清帝国派遣的一个未获成功的使团便属于这类历史事件。至今专家们还在提问，应把该使团视为派往北京的使团，抑或视为前往库伦的考察队。
尤·亚·戈洛夫金伯爵是亚历山大一世皇帝的私人代表，他虽未能穿过清帝国的蒙古前哨，前往中国，但亚历山大一世却十分欣赏其行动。颙琰皇帝（年号嘉庆，1796—1820年在位）把使团未获成功的过错全推到俄国使臣身上。还有一位皇帝跟他意见相同，这便是拿破仑，他认为既然是俄国向清帝国派遣使团，而非清帝国请求俄国派使团，那俄国使臣便应遵循清帝国为本国高官规定的礼仪，外国人这样做，不必感到自己受辱。对使臣行动进行评价的三位皇帝，谁更接近真理，只能在揭示双方行为的清朝文献和俄国文献中找到答案。这一时期，俄中关系在睦邻基础上本来发展十分平稳，两国联系渠道畅通，政治问题由俄国枢密院和中国理藩院通信解决，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存在几近百年，也在完成某些外交职能；恰克图是两国经济联系的主要场所，贸易顺利发展，俄国获利甚丰，投入450万卢布资本便可获得300万卢布收入。在这种情况下，派遣使团必另有原因。
1801年俄国进入例行改革时期。国务会议变成常设咨议会，以便研究国家事务和制定法律，做出决议。1802年9月8日，根据亚历山大一世诏书，在彼得一世各院基础上成立八个部，设内阁，以讨论须共同处理的事务。各部的活动方向很多，故设副部长一职。Ａ.Ｐ.沃龙佐夫伯爵被任命为外交部长，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生活挚友”，三等文官亚当·恰尔托雷伊斯基（恰尔托里日斯基）公爵任副部长。
商务部是新建机构之一，有经验的沙皇廷臣，在为亚历山大一世选皇后时便是叶卡捷琳娜二世代理人、经验颇丰的国务活动家H.П.鲁缅采夫担任部长。鲁缅采夫在对国际贸易形势进行评估时得出结论，俄国政策的亚洲方向，准确点说是远东方向，也许含有一定的发展潜力。的确如此，欧洲进入拿破仑战争时期，影响到同近东的联系。与此同时，英国却积极试图进入中国市场，马嘎尔尼使团（1792—1794）便是证明。
俄国政府为了采取应对措施，早在1800年3月便发布新的《恰克图贸易条例》，同年10月又发布《给恰克图海关和股东的指令》，这两份文件把贸易公司的活动置于政府监控之下，目的是使工业产品在出口中占据绝大多数份额。清朝政府也对其商人实行巡查，规定中国商人在恰克图行动的专门秘密指令便可证明这一点。北京宫廷深知俄国对恰克图贸易兴趣颇浓，在解决政治事务时将其用做向俄国施压的杠杆。18世纪恰克图贸易曾被清朝中断11次。
鲁缅采夫建议政府使用新的办法巩固俄国在东亚的政治和经济立场。这位商务部长提出的计划的中心点便是向中国派遣一个负有一整套使命的全权使团。在交给使臣的任务中，至关重要的一点便是指示他为俄国取得在广州的贸易权，预先通知清朝政府，俄国第一个环球考察队的船只在И.Ф.克鲁森施滕的领导下即将驶抵广州。按照这个方案作者的意图，在广州开辟俄国贸易应使俄美公司的商品进入中国市场，应把北美、堪察加和鄂霍茨克海岸的贸易同中国和日本市场结成统一体系。俄国船只取得自由航行阿穆尔河（黑龙江）的权力应有助于此事。
计划的第二部分是力争取得北京同意，在俄中边界西段布赫塔尔马地区开辟新的贸易点。这必将把中央亚细亚和中亚各地区纳入俄中贸易联系之中。不仅如此，俄国使臣还应取得中国当局允许，从北京经喜马拉雅山向喀布尔派遣一支考察队，以便把俄国贸易扩展到阿富汗和印度。而中国本土，人烟最稠密、最发达的地区——扬子地区也引起了俄国商界的注意。可以看出，这个计划委实庞大！
在讨论谁能实现这一伟大意图的人选时，古老的伯爵和贵族戈洛夫金家族国外一支的年轻代表尤·亚·戈洛夫金受选，他刚从欧洲返回俄国，是世袭外交家，受过欧洲教育，在欧洲各宫廷有熟悉外交实践的资历。其曾祖父加·伊·戈洛夫金（1660—1734）是彼得一世的亲密战友之一，是国务大臣，外交院首任院长（1717—1734），帝国最高秘密委员会成员，参政院成员，他当政时曾向中国派遣伊斯梅洛夫使团和弗拉季斯拉维奇—拉古津斯基使团。其祖父亚·加·戈洛夫金曾任驻柏林、巴黎和荷兰的公使。尤·亚·戈洛夫金使团同以前派往中国的所有俄国使团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个使团与其说是应该解决双边关系问题，倒不如说是为了确立俄国在远东的新政策，这个新政策可以顺理成章地称之为亚洲太平洋政策。
亚历山大一世及组成其宫廷“非官方委员会”的年轻战友B.П.科丘别伊、H.H.诺沃西利采夫、П.A斯特罗加诺夫、A.A.恰尔托雷伊斯基热烈支持这个想法。只有经验丰富的外交家、国务大臣A.P.沃龙佐夫对实现此举的实际可能表示怀疑。他指出，整个事情的成败直接取决于清朝政府的意志，他强调指出，在他的记忆中，“俄国和中国人之间的贸易中断过三次，发生这种事件的原因可以说微不足道，是由中国人的某些粗暴，尤其是他们顽固反对采取任何新措施的态度造成的，而我方对这种偏见不予尊重，也使我们同他们的有利可图的贸易蒙受损害”。
这样一来，照A.P.沃龙佐夫的意见，甚至在俄国同清帝国正常经济联系的情况下，两国统治者之间也没有相互理解，而没有相互理解就不可能指望尤·亚·戈洛夫金使团会取得成功。虽然这位老臣抱着怀疑态度，俄国枢密院依然向中国理藩院发去“咨文”，通知俄国将向清廷派去一位全权外交官。
使团的准备和装备延续一年多时间。尤·亚·戈洛夫金在1805年2月16日方被任命为使臣。拖延派遣使团对使团的结果产生了不利影响，其原因大概是由于外交部长、国务大臣A.P.沃龙佐夫于1804年的患病离职，返回故里所致。1804年皇帝颁旨，任命A.A.恰尔托雷伊斯基为外交部长。
俄国政府还是考虑到了A.P.沃龙佐夫的意见，根据A.A.恰尔托雷伊斯基的建议，宫廷决定跟耶稣会进行接触，以便尤·亚·戈洛夫金使臣在完成交给他的任务时能得到北京天主教传教士的支持。恰尔托雷伊斯基在致尤·亚·戈洛夫金的信中甚至构筑计划，要他在北京尽可能达成一项协议，与中国共同实行抗英政策。使臣应把这项协议同允许俄国使团过境前往喀布尔一事联系在一起。
尤·亚·戈洛夫金使团同克鲁森施滕的考察队未能协调一致，使这位使臣深感不安。他担心，俄国舰只在他抵达北京之前驶抵广州会惊动清朝政府。使臣曾将这些担心直接奏报亚历山大一世，正如以后事件发展所表明的那样，使臣的这个担心完全合理。 使臣在北京的行为应由颁给他的指令确定。这份以亚历山大一世名义拟定的指令，尤·亚·戈洛夫金于离开彼得堡当天才接到。
除发展俄中关系外，指令要求使臣“尽一切可能说服中国政府，每年哪怕允许我国数艘船只通过阿穆尔河（黑龙江）”，还有，“在阿穆尔河（黑龙江）口建起一座堆放我国货物的货栈”。俄国外交部倒是预见到会出现重重困难，但却未能料到实际上会遇到多大困难。
下达给使臣的指令强调指出，“中国人有一习惯，凡他们认为对外国人有利之事，均感到为难，因此，即使他们同意这个建议，希望获准航行阿穆尔河（黑龙江）的我国船只也会十分有限，这些船只在航行期间不得在该河两岸和河口进行贸易，或者要求船上不许带武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绝对不可拒绝接受他们的条件。不过，若你做不出任何违反此意之事，你将怎样提出我们的建议，你将采取何种暗示手段使中国大臣同意此举，这要全凭你的理智和技艺了”。
尤·亚·戈洛夫金在西伯利亚的整个途中以及在中国边界附近逗留期间，总是得到各种各样的有关中国的消息，他总是把这些消息同他得到的指令进行对比，试图找到确保其使命获得成功的谈判路线。他于1805年12月16日在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写下的备忘札记，便是这一工作的结果，后来他把这一札记送交外交部。
尤·亚·戈洛夫金为自己确定的同清朝外交官打交道的方式是：“尊严而不傲慢，亲切而不软弱，坦诚而不失分寸，特别愿意了解情况而又让人看不出是好奇。”他十分现实地对待他所面临的任务，使自己能够批判地对待指令中的多数条款，特别是对待他从恰尔托雷伊斯基那里得到的命令。他特别指出，同中国合作反对波斯和阿富汗以及同清朝政府签订反对布哈拉汗国和游牧民族的防御同盟的想法是不现实的。这位使臣指出，“类似的联盟总是困难重重，同中国结成这种联盟尤其困难，我们将卷入十分昂贵的军事行动之中，中国人极有可能利用类似的建议，在这些民族中间利用我们华而不实的计划，散布惊慌情绪，以庇护为借口，引诱他们，把他们完全并入自己名下”。
使臣相信，他不得不就乌第河地区沿阿穆尔河（黑龙江）划界一事进行谈判，他请求更加明确地指出指令中的相应条款，即“由于无法对这一地区进行准确描述，可叫出其主要特征的名称，以便大致用来确定乌第河和阿穆尔河（黑龙江）之间的俄国边界”。
使臣随员人数相当大，进入使团的计有科学院学者、艺术家、医生，共242人。使团的科学组由И.O.波托茨基伯爵领导，后来该伯爵成为在俄国组建亚洲科学院的方案的著名作者。东方学由彼得堡科学院东方语言和文学部科研助理Ю.克拉普罗特和汉学家A.Г.弗拉德金代表，后者作为俄国传教士团成员在北京度过13年，是满语语法的著名作者，也是满语和汉语《词典》的编者。拉丁语翻译是X.A.斯特鲁韦。地形测绘组由Ф.Ф.多夫列上校领导，他手下还有地形测绘员K.И.滕纳。颇为有意思的是，后来成为著名的西伯利亚历史学家的Г.И.斯帕斯基也随同戈洛夫金使团一起游历了西伯利亚。
清朝政府对俄国向中国派遣使臣的消息的最初反应十分正常，因为遣使在形式上的理由是意欲通报亚历山大一世登上俄国王位（使臣如能在事件发生5年以后完成此项任务该有多好），祝贺颙琰皇帝登极（在他登上王位10年之后）。
颙琰皇帝为人温和，很有教养，他所面临的问题十分严重，其中主要是人口剧增，已达3亿，与之相关的是粮食和其他日用必需品不足，加上官员贪赃受贿，旗军腐败，而这一切又引起人民起义。盘踞在中国南部沿海各地的海盗造成重大损失。只是到了1803年，政府才得以暂时处理了这些问题的一部分。从外国贸易的海关收入是补充国库的重要来源。广州的英国贸易（主要是鸦片）税收构成70%到80%，政府可获得120万～160万两。
很显然，由于担心同俄国的联系会影响中英贸易关系，北京宫廷便不支持俄国的外交倡议。在颙琰1805年2月1日的谕旨中，清朝外交似乎同任何伤及现状的意图划清界限。皇帝指出，“……俄国人意欲向朕宫廷派遣使臣，因此，朕注意到俄国人行为恭敬，下令满足其请求，但这根本不是朕有意邀请他们”。皇帝接着强调指出，其库伦官员不应超越自己权限，他们的任务是静待俄国消息。皇帝继续说道：“若俄国使臣的确举止恭敬，并于六七月份抵达库伦，云登道尔济等应立即从彼地出发，以便在朕生日之前将其送到首都。”我们想提醒一下，颙琰皇帝生于1760年11月13日。这条指令的意思是，他希望俄国使臣能赶上他接见，因为在接见过程中，帝国的高官和前来首都的各附庸国使臣要向皇上表示祝贺，接受他的礼物和官衔、封号的赏赐。如果此事真的发生，那俄国将以此确认满洲外交强加给它的清帝国的“附庸国”的地位。
如果俄国使团在上述期限之前赶不到，那也不管蒙古冬季寒冷，亦应把使团送到更暖和的南方首都。最后，谕旨中还预先定出接待俄国使团的第三个方案。如果俄国使团于次年春天新年之后抵达，那便应把使团送到热河夏季官邸，以便皇上接见。皇帝强调指出，完成这些指示的官员“任何情况下不得超越自己权限，没完没了提问题”。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清朝政府除了担心同英国的贸易收入外，对俄国使团抵达颙琰皇帝宫廷亦感到一定兴趣。俄国是强大的邻国，其使臣完成宫廷使臣礼节，可在帝国杰出代表和帝国居民眼中证明清朝皇帝的首要地位和俄罗斯国家的“附庸”统治关系，可巩固清朝帝国首脑的政治威望。
在同使臣谈判的过程中，当使臣谈起本国政府的政治建议和经济建议时，清朝当局会产生其他层面的利害关系要求，但在发给使臣的指令中却未规定清朝宫廷因允许俄国在中国及其毗连国家扩大贸易会得到何种好处。只有向皇帝及其近臣送上厚礼，方能成为清朝当局允许俄国在广州，也许还在南京地区以及在西部边境进行贸易的物质补偿。
但这一点准备得明显不够。使臣理解这一点。当他考虑在北京进行谈判的计划时，他正是由于意识到作为谈判伙伴的清朝外交的这些特点，以及他带到清帝国首都的这些建议中没有规定中国可获得什么好处，而怀疑谈判会取得成功。 沙皇的礼物，尤其是高大、精美的镜子，在西伯利亚难以通行的道路上，运输起来十分困难，使臣的笨重车队因而行驶缓慢，直到1805年9月使团才抵达伊尔库茨克。
1805年6月，彼得堡尚在解决任命拉丁语译员加入使团问题时，就意识到俄国传教士团成员同使团一起更换乃是合理之举，于是拟把传教士团成员同使团合并到一起，使之共同抵达北京。但是1805年6月27日伊尔库茨克省长И.O.谢利丰托夫向亚历山大一世奏报，清方要求缩减使臣随员人数，并且单独解决传教士团成员例行更换问题。
此前不久，库伦执政者接到皇帝谕旨，内称：“此次俄罗斯人派遣高官为使，前来宫廷，证明其恭顺，其所求之事可令应允，派来人数过大，压缩一些，乃完全合理，以前便这样做过……若俄罗斯人接奉此函之后，寄来回答不十分恭敬，不同意缩减随员，着云登道尔济立即致函彼等，坚决予以拒绝，同时恭奏皇上。若俄人在此之后停在中途不来，亦可。”不仅如此，军机处1805年10月7日的信函直言不讳声称，“若俄国使臣接到吾拒绝信函之后，停在中途，实属最佳之举”。
1805年末，当使团尚未越过边界时，清帝国政府的立场便形成了，这立场便是完全拒绝俄国使臣，即使他在边境完成“叩头”仪式亦如此。剩下的便是官僚技术之事了。库伦执政者把这个问题分解成几个部分：先是拒绝俄国传教士团例行更换的成员同使团一起抵达，接着制造一个运输问题，以便“阻挠”使团，王和昂邦呈报北京，称阿尔泰驿路的军站、喀尔喀所有驿站以及储备中的马匹、牲畜和使团从恰克图至张家口路上所需一切均感不足。其结果是，清方向俄国使臣提出几个预先条件：缩减使臣随员人数，只可保留几十人；由俄方拨出路途所需马匹；事先交出国书（清朝外交官想尽力知道两位皇帝的尊号是怎样写的）和通报在北京呈交的礼物清单。
尤·亚·戈洛夫金通过派遣专差代表和交换信件的方法与清朝当局进行长期谈判，结果在缩减使团成员和单独派遣传教士团两个问题上做出重要让步。很显然，俄国使臣尽力想完成他所面临的任务，为此他做出明智的妥协。清方也提出妥协。例如，在使团“成员”缩减到100人，在库伦预演“叩头”仪式的情况下，皇帝便同意准许俄国使团进入北京。然而这个让步的用意是，迫使俄国使臣既在库伦，又在北京完成“叩头”仪式。与此同时，使臣尚未意识到，这是清帝国首都在直接指示对他进行阻碍。
众所周知，在尤·亚·戈洛夫金逗留伊尔库茨克和库伦整个时期，北京谣传盛行，说俄国使臣将力求清政府允许俄国船只航行阿穆尔河（黑龙江），并沿这一天然界线确定俄中边界；俄国使臣将坚持要求允许俄国人在布赫塔尔马地区和广州进行贸易，最后，他将要求归还于1777年游牧到准噶尔境内的那部分伏尔加河卡尔梅克人。
清政府十分清楚这些谣传，这不利于同俄国谈判。库伦行政当局的立场也起着重要作用。北京宫廷对待俄国使团的态度以及俄国使臣的反应均取决于他们所准备的文件。例如，他们于1805年11月13日接到皇帝谕旨，只要使团人数不超过100人，便可准其通行，但他们却背旨而行，并破坏同俄使团一秘A.C.拜科夫达成的协议，在其11月14日的致尤·亚·戈洛夫金的信函中却表达了原来的立场。
使团于1806年冬天终于越过边界，进入清帝国境内。看来，相互争吵的时期似乎暂时成为过去，现在的主要困难是通过蒙古的冬季道路和即将在北京的会见。但是在这一点上使臣却错了。清朝外交制定一项逐步、分期阻碍俄国代表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他得始终让步，满足清方的预先设计好的要求。早在俄国人在前往库伦的道路上刚走出数俄里的时候，清方便准备好了一切，以便完全拒绝俄国使团，即使使团首脑同意在皇帝面前行“叩头”礼亦然。
这从颙琰的谕旨（不早于1805年10月7日）中看得十分清楚，他指出，“俄使来函不恭，夸耀己长之词过多，因此为执行以前颁发之令，从库伦立即致函戈洛夫金予以拒绝”。皇帝接着指责俄国人不恭，有意隐瞒所带“贡品”清单，拒绝说出使臣是否带有给皇帝的致敬信。谕旨指出：“若俄使接到吾拒绝之函，停在中途，实为最佳之举。”这道谕旨显露出怎样阻碍俄国使臣向清帝国首都行进的手段。“若戈洛夫金举止恭顺，执行诏令，缩减人员，呈交贡品时出示给皇帝的致敬信和贡品清单，还应对他说以下话语：尔业已进入吾天国土地，以便造访皇上宫廷，然而吾有法定礼仪，聪明睿智大皇帝接见时人皆遵守。这之后将其头转向东方，教其‘叩头’礼仪。若彼等按规定行事，确实毫不犹豫，面带恭敬之情行‘叩头’礼，令云登道尔济等再加详报，之后按规定期限出发，将使团送抵宫廷。此等条件若俄国人有一条不完成，立即对其严词拒绝，遣其返回。任何情况下不许犹豫不决，软弱无力行事”。
皇帝这些训导词中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北京已经预见到俄国使臣会完成业已提出的所有预先要求，于是又发明一种新的补充要求——在边城库伦教他行“叩头”礼。在此之前的150年外交联系中，任何一位俄国使臣均未被迫走这一步。通常这部分程序是北京谈判的议事日程内容。其次，开始指责俄国使臣不恭，固执己见，似乎为自己打保险，尽力把使团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失败结局的责任推到俄国使臣身上。
俄国外交当局原则上应该料到这类困难，在为使臣准备指令时，A.A.恰尔托雷伊斯基便指出：“中国人自古定下的仪式，深受尊敬，保存至今，微小偏离便为他们视为违犯之举，尽管如此，尔在解释正事之前，应同中国大臣就尔进入北京抵达博格德汗驻跸之地，以及皇帝接见和离开时应履行何种仪式，在这些情况下应遵守何种礼节之事达成协议。”使臣在策略上倒有一定自由，但总受到严格框框限制。政府希望尤·亚·戈洛夫金会竭尽全力，“如今只要有可能，亦会努力摆脱那些不体面的仪式，尤其会照顾到尔所具有的崇高品质。在其余方面，尔所遵循的惟一规则是：把吾帝国尊严同中国人的仪式协调起来，然而不应为仪式和称号方面的某些迁就而牺牲重要利益”。
使团的结局是按北京准备好的剧本上演的。这一幕是在库伦演出的，王和昂邦在自己的官邸为欢迎使团到来，举办了一个隆重的宴会。当俄国外交官出现在宴会厅，相互问候之后，在请戈洛夫金入席之前，清朝官员让他在一面墙跟前摆放一张桌子的专门设置的地方行“叩头”礼。发给使臣的指令未预见到这个仪式方案，因为没有先例。
俄国使团拒绝接受献给它的这份意外的礼物。经过简短争论之后，戈洛夫金率随员离开库伦执政者的官邸。用了33天的时间试图同清朝官员达成协议，但这些官员牢记皇帝谕旨中不许表现出犹豫不决、软弱无力的指令，顽固坚持自己的立场。俄国代表团坚决拒绝履行可证明它所代表的国家处于附庸地位的叩头仪式。叩头仪式之所以未被接受，还因为这种仪式不是在使臣要见的皇帝“面前”，而是在自称为皇帝“卑微仆人” 的官员——王和昂邦匆忙设置的象征物面前完成。
1806年2月1日宣布俄国使团离开库伦。库伦执政者依然惊恐不安。他们等了10天，看使团是否返回，只是在此之后，他们才向北京递送紧急报告。这便违反了皇帝的谕令，因为谕令要求有关使团的变故情况立即上报北京，而且信使应以每天600里（300公里）速度疾行。
两个重要因素汇合一起，便成为使团失败的原因。第一个因素是清朝宫廷对使团所要达到的结果不感兴趣。使臣所带的不是政治建议，而是贸易建议。在皇帝做主的中国，贸易被视为是下层人的领地，清朝宫廷内的严肃政治家有权指望同他们交谈别的内容。可以设想，即使戈洛夫金在库伦执行了清朝当局的所有规定，并抵达北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无法完成交给他的计划。
第二个因素是俄国外交当局未能强化中方对俄方计划的兴趣。使团抵达北京和克鲁森施滕的舰只抵达广州，在时间上未能协调好，当然也影响了清朝宫廷的立场，给它提供一个方便的口实，以散布对俄国意图的怀疑。 当然，使团被逼离开，在任何国家关系中均非玩笑之事。这里所谈的是两大帝国的关系。俄方经历了某种休克。戈洛夫金听到一些谣传，说清朝皇帝似乎对使团失败表示惋惜，严惩了库伦官员。戈洛夫金还负有补充使命，即调查西伯利亚各省情况，就改善行政当局的活动提出建议。他在边境地区逗留了很长时间，直到1806年8月20日才奉召离开西伯利亚。他在逗留期间准备了一支考察队，以便描述斯塔诺夫山脉和雅布洛诺夫山脉。他甚至建议扩大边城的俄国卫戍部队，以向邻国显示力量。但是俄国政府并未采纳他的这些建议，它太珍视同中国业已建立起来的睦邻关系了。
俄国使团从库伦走后，中国外交领域有两派人在活动，诚然，这两派均产生于同一来源，即为不可预测的中俄关系的日后命运感到恐惧，担心俄方可能会进行报复。因此，清朝地方当局，库伦的王和昂邦深受折磨，怀疑他们是否做的太过分了，是否违背了不为他们所知的宫廷的某种意图，于是他们便竭尽全力把俄国人说成是这件整个丢人事件的肇事者。为此，他们甚至图绘了一些负面的阴暗色彩，证明他们在民族文化方面优于所有其他民族。
另一派的做法是，在同俄国代表的接触中，强调清朝当局对他们怀有好感。在库伦当局同伊尔库茨克的通信过程中，在接待递送邮件的俄国信使以及在接见海关官员的商人时，均可看到这一点。1807年抵达北京的、由尼·雅·比丘林率领的俄国传教士团新成员受到良好接待。传教士团监察助理M.波波夫向外交部报告说：“卑职有义务附带说明，我们在邻国中国境内逗留的整个期间，不仅可以感到，而且以亲身经历看到，我们处在最好的朋友之间……总之一句话：我们身处蒙古人、汉人和满人之间时，那些常同我们见面的人对我们十分友好，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路途上总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荣幸地相信，在寻求同他们接近的其他民族中，俄国人最受他们喜欢。”
回过头来评价俄国使臣活动时，应该指出，即使俄国使臣在库伦完成强加给他的程序后抵达北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想使俄国工商业人士广泛进入亚洲和太平洋市场的计划，也无法实现。中国正处于封建停滞和人为的同外部世界隔离起来的状态，国家严格控制企业家活动和同外国人的接触。所有这些均不能使清朝对俄国使臣提出的建议和请求发生兴趣。戈洛夫金本人也怀疑商业部的意图有实现的可能。他指出，只能通过“顺其自然”的方法扩大恰克图的贸易，当商业没有障碍时，只能由市场需求予以调控。戈洛夫金的看法是对的，使团的失败并未影响俄中通过恰克图的贸易的发展。这个西伯利亚城的商品流通额在不断增长，从1800年至1824年（1812年除外）增长90%，达到19世纪头25年的高峰。
使团的失败，首先对俄美公司的事业产生影响。该公司同中国和日本市场没有牢固联系，同俄国在交通上困难重重，这便使公司以及俄国在北美的所有企业逐渐失去活力而消亡。正如历史事件进程日后所表明的那样，与派遣戈洛夫金使团有关的那项计划只能分阶段实现，只是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叶，这才得以实现。在对导致使团失败的所有因素进行综合时，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使臣太固执的说法，根本不是最主要的因素。
政治优先地位和经济利益上的剧烈差异，民族文化方面缺乏相互理解，满洲人实行的孤立中国的政策，清朝人所担心的历史债务，即把阿穆尔河（黑龙江）左岸和卡尔梅克人交还给俄国——所有这一切造成一种形势，使俄国使团必遭失败。从清朝政府的观点来看，这个如此华丽的使团只能顺利完成一个功能，即俄国沙皇向清帝国皇帝“进贡”，但此事的希望只不过是个幻想而已。
俄国商业部制定的外交计划，就当时而言也不现实。使团的结局便是这两种荒谬外交政策垮台的结果。 有一件事应该提到，1810年3月，根据清方倡议，伊尔库茨克省长H.И.特列斯金在恰克图同库伦边境长官云登道尔济举行会见，讨论俄国恢复向清帝国派遣使团事。特列斯金提议在双方平等基础上签订协议,交换使团，然而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产生严重分歧，致使谈判未能取得任何具体结果。尽管如此，双方友好分手，俄国对中国的政策依然是友好的。
尤·亚·戈洛夫金从中国边境回来后，十年内未担任任何外交职务。1815—1819年间同胞们在意大利见到过他。1819—1822年他任驻维也纳公使，他的外交事业在此结束。
有关尤·亚·戈洛夫金使团的材料，使团回来后不久便开始发表。这些材料均由有幸参加这次极其艰难而又饶有兴趣之旅的使团成员准备。其中有画家亚历山德罗夫从恰克图写给熟人的信，有X.A.斯特鲁韦的文章，有画家A.A.马丁诺夫的版画，有Ю.克拉普罗特发表的《中俄边界札记》，此外，他还发表了两篇著作，一篇专门论述两国的外交联系和贸易联系，另一篇译自汉语，谈中国人对俄国的认识。第九届俄国传教士团团长俾丘林在其《北京志略》中提到，1805年等待俄国使团到来时，中方曾在城市另一端的詹事府为俄国使团准备了住处。
一般而言，该使团成员回到彼得堡后，要么写回忆录或科学论文，要么向社会讲述所闻所见。比如，著名的回忆录作者Ф.Ф.维格尔就没少向普希金讲述有关中国的情况，他曾随使团一起到过中国边境。后来维格尔撰写过有关使团的回忆文字。 与19世纪初叶俄国对外政策部门有关的某些人士的回忆录中，也提到有关这个使团的准备历史。例如，荷兰驻彼得堡大使戈根多尔普（1803—1805）的回忆录以及俄国外交家A.Я.布尔加科夫的回忆录，对恰尔托雷伊斯基和尤·亚·戈洛夫金均给以评述，提供有关使团的简要消息，分析了这次外交失败对俄国日后的东方政策的意义。
尤·亚·戈洛夫金使团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把它视为俄中关系史的主要事件之一。М.Я.莫罗什金的重要著作《耶稣会士在俄国》，在阐释尤·亚·戈洛夫金使团方面做出了使读者多少感到意外的转变。与此同时，著名的收藏家和研究家B.H.巴斯宁于1875年发表了藏于俄国外交部档案馆的有关这个使团的文件的论述文字。巴斯宁不仅揭示出大部分最重要文件的内容，而且以其对事件的解释，似乎确切说出后来历史学家阐释这些事件的观点，这无疑是这篇发表的文字的优点。巴斯宁并未放弃这个题目，在其出版的另一部有关东西伯利亚史的资料中，包含有关尤·亚·戈洛夫金使团以及使团结束后直至1820年的俄中关系状况的广泛材料。
海军部也参加了派往北京使团的装备工作，该部档案馆的文件和案卷中也藏有使团的某些资料。海军部门的专家甚至制作了一些军舰模型，以便在北京展示。与作为使臣的尤·亚·戈洛夫金活动有关的文件曾被人收集一起，单独发表过。
19世纪、20世纪之交，《世界史通报》出版了B.П.瓦西里耶夫院士的论文集。瓦西里耶夫院士在涉及俄中联系史时指出，北京致叶卡捷琳娜二世和保罗一世的函件语气不恭。这位杰出的汉学家在论述派遣尤·亚·戈洛夫金使团的原因时指出，“保罗皇上准备就绪，想惩罚一下这位高傲的邻居，只是他的逝世使军事准备停了下来。亚历山大皇帝想再试试和平手段：于是装备了戈洛夫金伯爵使团。毫不讲理的边境长官竟将其赶出库伦。这种粗暴之举可以原谅吗？但是这时在西方拿破仑的桂冠引开了我们对东方的注意”。
瓦西里耶夫首次提到清朝方面有关这个使团的文件，这些文件藏在中国皇帝档案馆中。
В.В.巴尔托利德院士也把派遣尤·亚·戈洛夫金使团同阿穆尔河问题联系起来，他强调指出，“远在19世纪头几年，俄国政府便提出阿穆尔河归还俄国的问题；向中国派遣戈洛夫金伯爵使团（1805）的目的之一便在于此，但是使团在这方面，同在其他所有方面一样，遭到彻底失败”。
任何一位从事俄中联系史研究的学者，均不能不在其著作中涉及尤·亚·戈洛夫金使团问题。但在观点体系方面，这些研究者通常均未超出瓦西里耶夫和巴尔托利德描述的范围。
在俄中关系史的著名著作中，X.特鲁谢维奇的著作对理解19世纪初叶向中国派遣使团的经济必要性颇为有益。虽然由于该著作的年代范围，书中并未提到该使团本身，但该著作多次总结了18世纪的贸易经验，而书后附录中也包含有19世纪头几年的统计资料。Б.Г.库尔茨教授的著名著作亦可起到从历史上论述尤·亚·戈洛夫金使团的作用。
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学者们才开始注意加强对档案资料的研究工作。在这一工作过程中，发现了“戈洛夫金”文件，之后开始出版《俄国对外政策》文件系列丛书。
在准备中国近代史、祖国汉学史以及到俄国远东地区进行学院考察史的总结性著作时，与尤·亚·戈洛夫金使团有关的材料，是揭示两国外交史的良好例证。E.Л.别斯普罗兹万内赫的专著《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在俄中关系体系中(17—19世纪中叶)》，对尤·亚·戈洛夫金使团的历史做了最详尽的分析。作者以文件为基础，揭示出那时向中国派遣使团的理由，相当详细地描述了克鲁森施滕的考察队。作者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使团的目的之一阿穆尔河角度上，这是十分自然的，因为这是他的著作的主题。在谈到使团失败时，别斯普罗兹万内赫有充分根据地得出结论，“戈洛夫金使团失败的原因问题……要求进行专门研究，因为不可能找到同一含义的答案”。 《17—20世纪中国东北史》一书简要阐释了戈洛夫金使团与克鲁森施滕和利相斯基舰只驶入澳门之事。A.Д.沃斯克列先斯基对克鲁森施滕和利相斯基逗留广州的中文文件进行了分析。
在西欧和美国的历史文献中，没有专门论述尤·亚·戈洛夫金使团的著作。尽管如此，英国女研究家奎斯蒂德的著作却对这一使团的所有情况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因此应该承认，这部著作乃是历史文献最严肃的成果之一。奎斯蒂德指出，尽管使团极尽豪华，但组织得却不尽善尽美。作者强调指出，至于使团的目的，它应该用和平方法取得英国过了半个世纪方能用武力取得的东西。作者认为，在那一时期，这是俄国无法完成的任务。作者分析各种事件时，以俄文文件和中文文件为根据，这无疑是这一著作的长处。作者认为，俄国舰只“涅瓦号”和“希望号”突然驶入广州这一事实，是清廷改变对使团立场的原因。这也导致了冲突，破坏了俄国人首次试图在中国沿海开辟贸易的计划。
在中国历史学家的著作中，我们也找不到专门研究尤·亚·戈洛夫金使团的著作。这同历史文献传统有关：凡是半途而废的使团，凡是未获得成功的外交步骤，通常均未引起中国作者的注意。甚至何汉文在其十分详尽的专著中也指出，亚历山大一世和嘉庆统治时期的俄中关系实际上未得到发展，因为当时俄国正忙于梅特涅在欧洲建立的神圣同盟问题，完全忽视了可从西伯利亚获得的利益，而对中国则采取爱好和平的立场。只要了解尤·亚·戈洛夫金使团的历史，便可轻易确定，何汉文所创建的这个结构同事件的实际进程是多么不一致。但他对俄国的睦邻意图有正确理解，却应肯定。
在当代中国作者，其中包括俄国史专家的著作中，也没有提到俄国在远东的这一重要行动。两卷本的《俄国通史简编》中有专门一章论述1812年战争前时期亚历山大一世的对外政策，俄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步骤也只在欧洲政策的上下文中提及。
在下发给尤·亚·戈洛夫金使团的指令中，有许多十分重要的条款，其中之一便是要求允许俄国舰只在阿穆尔河（黑龙江）上航行。这对揭示本题十分重要。至于两国之间的进一步领土划分，俄国外交当局的立场依然如故：边境地区的力量对比对俄国不利时，暂将这些问题不定期留下来。
东西伯利亚的经济发展日益强烈地提出，要保证这一广袤边区在太平洋上拥有出海道路的问题。这一再迫使沙皇政府去解决阿穆尔河问题。在19世纪下半叶，除掉经济原因外，还出现一些政治因素，促使沙皇外交当局和东西伯利亚行政当局在调整阿穆尔河问题时采取了十分迅速而又有效的行动方式。
（资料来源：《清史译丛》第一辑，本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