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确有着某些显著变化。于是有人认为，这与海外史学理论及方法越来越受到中国研究者的重视并被广泛应用有关，甚至有积极作用。我不完全同意这种以偏概全的看法。我没有读过几本海外史学理论的书，可以说不懂海外的史学理论，因此，我只就所读过的为数不多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和论文而理解到的一些研究方法，简略地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任何事物没有绝对的纯，既有积极作用，也必然带有负面影响。有些当时看好，但过段时间也许发现其不足与弱点；有些一时似乎难以理解和接受，但逐渐感到有足堪回味的内涵，例如对海外的中国近代史方面的著作，八十年代国门初开时，对一切新鲜的东西，包括没有看到过的海外中国近代史著作都以羡慕仰望的态度来接受，而忽略了选择；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就不同了，有了批判精神，对海外的东西不是一味接受，而是懂得寸有所长，尺有所短的道理，善于取长补短，这就是一种进步。我对待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方法的态度和出发点，就是如此。
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学术交往日多，比较容易接触到海外学者和资料，看到过去不可能看到或很少看到的港台地区以及美、日、加和欧洲等国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和论文，遂使中国近代史学者打开眼界。这是能够了解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方法的必然前提，从而才有可能让我们从他们的研究成果中了解其方法，并逐渐能选择对我们有所启示和值得吸取的地方。因为这个论题比较大，难以进行全面完整地论述，我只想举几个例证来说明我的粗浅看法。
史源是研究历史者必须随时注意发掘和开拓的重要方面，中国的史学传统是重视史源的。清代乾嘉史家在利用官书、正史之外，还用六经、诗文集、金石碑版和谱牒等作为新史源；近代的史学家梁启超、陈垣等都很注重新史源的探求与开发，梁启超在其名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正续编中，都很看重扩大史源的问题。陈垣先生甚至明确标举“史源学”这一学科专称，并以之教授学生，使学生能得到研究历史的“金针”。但是，近几十年，这一优良传统被破坏，由于屡屡地批判“唯史料论”，随意乱贴正确理论的标签，好做放言高论，“出思想”成为某些人不亲自动手做学问的时髦流行语汇。于是奉行者照方抓药，随意抓几条现成的史料，填充成文，几已成为习惯性动作，致使史学研究领域飘荡着一股空疏学风，史源开拓很少有人问津。而海外若干学术机构却建立了有关中国学术的这样那样的研究中心、研究所和协会等等来搜集资料，开辟新史源。90年代前后，我在国外看到这一现象，颇多感触，如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所搜集、收藏的“红卫兵”小报，比较丰富完备，应当说这是研究“文革”历史的重要史源库；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口述资料库，我曾去查阅过北洋人物的口述资料，虽然有些需要甄选考订，但终不失为研究近现代人物的重要史源，《顾维钧回忆录》就是根据其所藏顾氏口述资料翻译而来的，唐德刚教授撰写李宗仁、胡适的传记也曾以此为重要史源之一。纽约州有个规模不大的大学图书馆集中全力收藏了越战资料，成为研究越战的一大史源。有些海外学者为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某一专题，不惜远涉重洋，到中国来寻求史源，美国宾州大学讲座教授林蔚为了研究北洋军阀时期的直奉战争，几次来中国访求口碑与文字资料，与中国研究北洋军阀史的学者交谈商榷。另有一位一时想不起名字的美国学者，为了研究罗隆基的一生，辗转托人向中国政协机构、民盟组织和有关人士挖掘史源，也要求我为他提供史源线索。日本有位年轻的近代地方史学者贵志俊彦专门研究近代天津史。他曾多次来津查档案，经常泡档案馆搜求史源，并与有关人士接触，尽量扩大史源线索，天津有许多近代史学者接待过他。海外学术机构和学者的这种研究方法对中国近代史学者曾产生一种无形的影响。我在美国曾遇到著名中国近代史学者章开沅教授，他当时仆仆于普林斯顿、耶鲁、哈佛等大学之间，积极搜求他所研究的“在华教会学校”课题的史源。海外学者的这种重视史源的研究方法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虽有所影响，但不能不说中国确实有过这样一种传统，只不过中断或淡化了一段时间，所以这种影响正如民间所说是一种“出口转内销”而已。
海外的中国近代史学者很注重前人的研究成果。他们在启动某一研究课题的时候，首先要搜集有关此课题的大量资料以了解当时该课题已达到的水平，然后在此基础上，潜研于档案馆之类的原始史料，集中地以一二年的时间广泛搜集与考订，加以诠释而采用入文，将这一课题向更高层次推进，有所新发现，提出新论点。有一位加拿大学者陈志让在研究军阀的定义时，曾经征引了薛立顿、费正清、陶希圣、王造时、梁漱溟、戴季陶、蒋介石、胡汉民、林伯克、和章有义等中外军人、政客和学者的说法。另有一本《剑桥中华民国史》，全书1033页，其中引用书目达154页，占全书总页数的约15％，又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全书707页，引用书目达110页，也占了15％强。这样，研究者自然掌握了该课题的既有水平，而对史料的运用也就游刃有余了。其实，过去中国的学者也都采用这一方法。我们读过乾嘉史学家的一些著作中往往也概括前人的成果。甚至某些著名的札记、小录对极细微的问题也追本溯源；在本世纪的五十年代，许多论文在起首处也常有《问题的提出》或《缘起》之类的题目，介绍前人的成果，以引发下文。六十年代以后，这种著述方式才逐渐消失，于是，一些作者并不认真查阅文献，便昌言无稽，即使重复了前人的论点，也可以用“暗合”之词自解而泰然处之。随手从他人水桶中倒水而敷衍成文，颇有伤于良好的学风，因此，海外学者那种重视前人成果和深入搜集资料的研究方法是应当加以重新吸取的。最近中国史学界似乎对此有所醒悟，它表现在中国七种史学方面的代表性刊物的编辑部正式发出《关于遵守学术规范的联合声明》三条，开宗明义第一条作了如下的规定：“学术研究必须尊重前人研究成果，凡专题研究论文，应就主要的研究内容，概略说明或介绍前人研究的主要成果或研究状况；此种说明或介绍，可以列入正文，亦可采用注释的方式；完全没有此种说明或介绍的来稿，我们七刊将不予受理。”
义正词严，话说得很硬，但很好。不如此，不足以振聋发聩。也许他们是针砭时弊，也许他们受海外研究方法的启示，我看他们的大声疾呼是在唤醒我们的史学研究要好好地继承传统的实证态度和马列主义要求详细占有材料的信条。
近年来，海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颇受青睐，近代史方面的著作有相当数量被翻译介绍进来，他们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方面多喜由近及远，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研究成果比中华民国多，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比研究晚清史热。这种详今略古的研究趋势正在越来越强。最近，著名学者戴逸教授在应《中华读书报》记者就“文史哲：‘跨世纪的回顾与展望’”一题采访时说了四点意见，其中第三条说得很好，他说：“新中国历史学的研究重点应该放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新中国史上。”戴逸教授的预测决非只是单一的由于海外的影响，因为他在四点意见的第一条就申明，他认为新世纪的历史学“必须吸收中国传统和外国史学中间的优良部分，作为营养，作为借鉴”。他所说的应是努力的方向。
海外中国史的研究比较喜欢做个案研究，往往以小题目做大文章，偏重于专题性论著。八十年代风行一时的陈志让所著《军绅政权》一书，分析了1912——1918年间“军绅政权”的性质以及这一政权对当时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但它却是一本有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的论纲性著作。他如齐锡生的《1916——1918年中国的军阀政治》，在两年的时空范围内讨论了北洋军阀的实质、南北对峙局面的出现和各派军阀的作风等问题。日本学者渡边淳的《袁世凯政权的经济基础》、水野明的《东北军阀政权史的研究》，研究了阶段和地区的情况。有些学者以单一人物作为研究对象来辐射全面，如薛立敦的《中国军阀——冯玉祥的一生事业》。有些学者常常先着眼于一个具体问题，并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开展研究工作。华盛顿大学的郝瑞教授为研究中国近代人口的迁徙、流量、生息等问题，就选择浙江萧山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于是集中力量读了150余种萧山的宗谱，然后带着助手，并邀我这个萧山人参加，亲自到萧山实地考察，并就地扩大资料量。这种深入实际，解剖麻雀的小题大做的研究方法，所得到的成果，一定是接近真实的，也是一种值得吸取的方法。这种方法不是我们不做，不会做和不懂，只不过是我们没有这样充足的研究经费而已！
关于如何正确对待海外史学研究方法，问题的牵涉面较为广泛，我只就史源学、接受前人成果、由近及远的着眼点以及个案研究等几个例证来证实我如下的观点：既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要有选择的继承，也对海外史学的研究方法能吸收融合，进而创建中国新史学的研究方法。至于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显著变化，不能认为只是由于海外史学理论及研究方法受到重视并被广泛应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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