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浙江余杭人。作为一位特立独行的国学大师、辛亥时期的革命元勋，他素有“革命之文豪”、“新中国之卢骚（今译卢梭，法国启蒙思想家）”与“民国祢衡（汉末名士）”之美誉。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其行为却常常与“疯颠”二字相联系。 

一 

早在清朝末年，章太炎就因为宣传革命被视为“疯颠”。而他对此评价并不反感，反而十分自豪。1906年7月15日（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时，称： 

我是有神经病，而且听见说我疯颠，说我有神经病的话，倒反格外高兴。为什么缘故呢？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 

显然，章太炎在1906年就称自己“疯颠”，是因为他知道，在清政府的统治下冒着生命危险投身“逐满独立”事业，必须要具有如痴如狂、非同寻常的勇气。 

这就难怪章太炎的“疯颠”不仅没有为人们所反感，反而引起了他的学生及追随者的敬意。1918年，鲁迅在写作《狂人日记》的时候，恐怕脑子里想到的，除了他自己承认的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外，就是老师章太炎的影子。而在《药》中，鲁迅更进一步揭示，所谓“疯子”的称谓，往往是愚昧的庸众加之于革命的先行者的。 

二 

如果说在革命未成之际，章太炎的“疯颠”显示了一个革命先驱的勇气并且为众人敬佩，那么，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后，他应该享受革命元老的待遇才对。但事实却是，在1912年的中国，章太炎再次被时人视作“章疯子”，而给予这个并不恭敬的绰号的，居然是他昔日的革命同仁。 

实际上，在武昌起义之后，章太炎也短暂地拥有一些光荣的称号。1911年11月，他结束了长达5年的流亡生活，带领一众门下弟子，自日本神户坐船回国。对于章太炎的归来，代表同盟会立场的《民立报》不仅于16日发表了章太炎“回国返沪”的消息，而且专门刊载《欢迎鼓吹革命之文豪》，极为友好地宣称：“章太炎，中国近代之大文豪，而亦革命家之巨子也。” 

不过，因为观念不同，同盟会和章太炎很快就反目成仇，而对章太炎的赞扬也随即为谩骂所替代。1912年5、6月，以激进著称的同盟会员戴季陶以笔名“天仇”在《民权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从《哀章炳麟》、《该死的章炳麟》、《杀》到《章炳麟非人》、《水性扬花之人妖》等，持续不断地对章太炎破口大骂。 

同盟会成员之所以对革命元老章太炎恨之入骨，主要原因有两条：其一，章太炎“运动各界排斥同盟会”；其二，认为章太炎投靠袁世凯，并且在袁面前“力诋孙、黄”，是“阿权”、“朝东暮西”和“伪诈百出”。 

实际上，章太炎和同盟会的分歧，早在辛亥革命前已经出现。1907年，因为《民报》的费用问题，章太炎和孙中山开始交恶。当年日本政府应清政府的要求，促令孙中山离境。孙在被驱逐前，接受了日本政府送的五千元旅费以及商人铃木久五郎馈赠的一万元。当时他正在策划新的起义，因此只留下二千元给《民报》，其他的用作军费，这招致了不明内情的章太炎等人的不满。章因此认定孙企图私吞革命经费，气愤地把挂在报社墙上的孙中山照片取下来，寄给同盟会香港分会，并附言说：“出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撕去。” 

之后，两人矛盾不断激化。1910年，章太炎和陶成章等人在东京重新成立光复会，并在南洋各地设分会，与同盟会分庭抗礼。几乎同时，孙中山也在旧金山将同盟会分会改名为中华革命党。 

今天我们无法断言二人之争是否夹杂个人恩怨，但可以肯定，仅在政治观念上，章太炎和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就存在诸多分歧。章太炎因此也就从受人尊敬的革命元勋变成了同盟会攻击的对象。 

1912年1月13日，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在上海法租界被暗杀。真相很快大白，凶手是蒋介石，而背后指使者居然是革命党都督陈其美。这一事件让作为光复会会长的章太炎十分愤怒，也让他与同盟会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他激烈地声称：“惟以詈（lì，骂）骂同盟会、毁诬同盟会为最得意之事。” 

实际上，章太炎在民国元年被冠以“疯子”之名，这是以光复会和同盟会为代表的革命队伍内部日益分裂的表现。因为分裂，昔日的战友与同志变成了互相攻击与诋毁的对象，甚至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 

三 

1912年2月12日，溥仪退位。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全票通过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此前，章太炎曾经主张北伐，现在，他也被袁世凯的慷慨激昂所迷惑。章认为中国需要华盛顿那样的领袖人物，袁既然拥护共和，又拥有北洋军事实力和丰富的政治经验，应该是实现南北统一的最佳人选。从此，他开始支持袁世凯。 

当然，革命党人推举袁世凯当中华民国的总统，很快被证明是一个错误。章太炎在1913年宋教仁被刺杀后也终于意识到这一点。他愤慨地辞去东三省筹边使的职务，匆匆南下上海，他与袁世凯的政治“蜜月”基本结束。 

随后，大量证据表明“宋案”的主使人正是袁世凯，这让革命者不再对袁抱有幻想。7月，二次革命爆发，但不久即告失败，孙中山、黄兴等人先后逃亡日本。章太炎不甘心再次流亡国外，冒险留在了上海。 

这时，一部分国民党和新共和党议员还在北京，他们幻想通过宪法和选举继续同袁世凯较量一番。8月初，新共和党本部急电章太炎到北京主持斗争事宜。“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章太炎明知道北上的危险，但为了共和，他仍然怀着决死的斗志赶到北京。 

随后，章太炎再次“疯癫”发作，讥笑袁世凯，大闹总统府。这一时期他所干的诸多疯事之一，就是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记叙的“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之门，大诟袁世凯之包藏祸心”。1914年1月14日的《申报》如此报道：“章手执团扇一柄，团扇之下系以勋章，足穿破官靴一，在院内疯言疯语，大闹不休。”他的“疯子”行为再次引起人们的担忧，《时报》警告说，如果不把章太炎放出北京，恐怕北京人都将传染疯气。之后，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为了表达胸中的愤怒，他在案几上写满“袁世凯”三字，每天都要用木杖击打数次，并美其名曰“鞭尸”。而袁世凯惮于背负杀害“民国弥衡”的恶名，无计可施，只好自慰不必与一疯子计较。 

1916年， 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死去，章太炎恢复自由。五四运动后，章太炎主张复古，反对白话文。鲁迅写了《趋时和复古》等文章，对其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九一八事变以后，章太炎再次为挽救民族危亡奔走呼号，怒斥不抵抗政策，言辞犀利，再现“疯癫”本色。临终前10天，他还致书蒋介石，劝其联共抗日。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于苏州病逝，终年68岁。 

“笼中何所有，四顾吐长舌”，这是章太炎用以自嘲的诗句。回头来看，他的几次“疯颠”原因各异，但都反映了狂狷率性、爱国忧民的名士风骨。章太炎曾有遗嘱云：“凡人总以立身为贵，学问尚是其次。不得因富贵而骄矜，因贫困而屈节。”这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