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重视儒家文化的弘扬与应用，在维系中华民族的统一、兴盛和发展方面，在形成和传承中华民族的心理、文化、精神、智慧等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日本从7世纪开始吸纳传播儒家经典，二宫尊德吸纳、研究、推广儒家文化，对日本社会的发展，人们思想观念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当今儒家文化在中日两国仍作为一种学术流派被研究者和社会所重视。相信中日两国研究儒学和二宫尊德思想的热潮，会向更大、更广的范围和领域扩展。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学，有精华，也有糟粕。对儒学中的精华大力传播，使其成为凝聚民族，发挥创造力的珍贵遗产。儒学对过去和现在的中日两国的政治建设，经济发展，文化繁荣都显示出重要价值。正确看待儒学的传播与应用，进一步探讨“儒学复兴”问题，对推进中日两国或多国繁荣与和谐都具有重要作用。 

（一）中国重视儒家经典的弘扬与应用，儒学为中国人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之形成奠定了基础，并影响至今 

毛泽东早就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应该加以总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修养时，除引用马列主义学说之外，还引用了孔孟一些言论。对总结历史经验，提高党员的素质起了积极作用。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谈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时指出：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主义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1]。 

温家宝总理在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阐述了儒家学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和实生物’、“和而不同” 等的和谐精神，“民唯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天人合一，民胞物与” 的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思想。并指出： 

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取向。不同文明的相互交流，推动了人类的相    互学习和共同进步[2]。 

历史上，中西文化、中日文化交流从未中断，近年来更趋活跃，推动了人类的相互学习和共同进步。尤其中国学者与日本学者围绕儒学与二宫尊德思想的讨论交流，不仅促进了学术交流层面的加深，还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 

虽然中国在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儒学做出过错误的当批判，但儒学在中国影响至深，错误逐渐被消除。尤其近些年出现儒学热，组织孔子研究会、召开孔子研讨会、创办孔子学刊、许多国家和地区兴办孔子学院，大有“儒学复兴”之势。 

历史传承中，经过磨练、积淀、凝聚的民族智慧、美德、精神、传统有益普遍的永久的价值。无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还是人生观形成中儒学思想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革命斗争中，儒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前仆后继，抵御外侮；酷爱自由，反对暴政；血荐轩辕，舍生取义；救国之节，大义凛然；威武不屈，视死如归等精神，都激励着人们的革命斗志，争取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 

中国改革实践中，儒学的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经世致用、实事求是；天下为公、大同理想；锐意改革，矢志进取；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等精神，指导着人们不断的改革创新。 

中国建设事业中，儒学的团结奋进，百折不挠；战天斗地，创造财富；改造自然，巧夺天工；慎终追远，振兴中华；勤劳节俭，埋头苦干等精神，鼓舞着各族人民创建美好的新社会。 

人生观形成中， 儒学的多思审问，知行合一；内省修养，止于至善；勤学笃行，海纳百川；尊老爱幼，舍己为人；贫贱不移，穷且益坚；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以德报怨，以和为贵；多思审问，知行合一；天人合，民胞物与等精神，教育人们建立起人与自然、人与世界、天人合一的合谐社会。 

上述思想、观念、精神是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延绵五千余年而不中断的最基本的民族精神，是民族之根，中华之魂，它将随社会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 

儒学在政治、教育、道德、哲学、历史、文艺、经济等具体学术领域中的思想，还有许多值得发掘和继承的珍品[3]。下面仅以儒学的德对当今干部执政中的价值和农村建立“孔孟山庄”为例，来看儒学的现实意义。 

在传统的德治社会中，官德作为一种高度社会化的角色道德，是个体德性、政治目的、社会制度的综合体。政策制定之后，干部决定一切。执政以德的文化传统和以德为先的官员道德建设不仅包含着深刻的历史经验，而且也包含着人类对道德教育与社会稳定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是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对于现今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孔子提出“为政以德”的主张和以德治国的方略。 荀子强调 “临事接民而以义，变应宽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4]管子提出国有礼、义、廉、耻四维的论断，其中主要的一项是“授有德，则国安”[5]。后人进一步发展了这种理论,认为授无德则国乱,“德不称其任,其祸必酷” [6]。 

   如果说德治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旨的话，那么要求执政者形成良好的道德修养就成为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孔子对官员的期冀是：“为政以德，譬若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7]孟子则认为 “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8]道德与官位不相符的结果不利于社会稳定：“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者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9]道德高尚是获得别人信任的基础，厚德载物，则成为历代清明官员的座右铭[10]。 

领导干部道德高尚有力于推动事业顺利发展。孔子认为官员对待自己的使命应当：“居之无倦，行之以忠。”[11]因为，“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滴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12]对于官员而言，最基本的道德责任就是廉洁，“廉者，政之本也。”“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 [13]。只有廉洁才能心中有民众，才能考虑到为民造福，正如贾谊所言：“德莫高于博爱人，而政莫高于博利人” [14]。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要求官员忠于职责和使命，并发挥自己在行为方面的导向和示范作用[15]。  

刘少奇指出，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只要长期坚持与实践相结合的道德修养，“他就可能有很好的共产主义的道德”，“他也可能有最高尚的自尊心、自爱心”，“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16] 

领导干部具有高尚的道德，才能成为组织群众、建设社会的模范。我国传统文化中除了对官员提出高于一般民众的道德要求外，还明确了官员所肩负的道德教化的使命。《论语》中记载：“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17]在优化社会风气、美化社会环境中，官员的道德修养起着示范作用。它影响周围民众，并从根本上达到启发、激活人们内心中的道德内省和自律意识的作用。《礼记》记载：“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藏，罕譬而喻，可谓继志矣。”[18] 

干部如果成为群众的道德模范，就是在社会上竖起一面旗帜、一个标杆，就是在群众中确立一种导向、一个楷模。可见，领导干部的道德建设对于倡导先进的思想道德和价值理念，对于弘扬社会正气，引导人们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社会群体意识，都具有重要意义[19]。 

农村建立“孔孟山庄”，大连有个先例。旅顺口区水师营第五生产队刘道经创立了“孔孟山庄” 。山庄立起两尊圣像，以示后人，不忘国耻，爱我中华。孔子圣像碑文为“文明古镇、人杰地灵、清朝水师、练兵鼓鸣、巍于山麓、幽静田庄、耄耋合酌、今古汇通，先圣别像、屹立东方、天人合一、与时偕行、继往开来、待我后生。情惜朝阳、爱洒夕阳。”还在“农民之家”建起中国第一个孔子文化书院。 

在书院修建了孔园碑、山庄碑，还立起孔孟二尊圣像。“孔孟山庄” 建立以来，开展许多有意义的活动，诸如举行孔子文化展。 2009年7月份，旅顺口区关工委、区团委将“孔孟山庄”办成旅顺口区青少年孔子文化教育基地。9月12日，台湾中华艺术学会理事长王汉金先生一行五人光顾并赠送百幅书画精品，同时与“孔孟山庄”多年收藏之500余幅精品联合展出。在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山庄还特邀省、市、区街道领导、蟠龙寺、横山寺、永清寺方丈和各级领导、艺术家、新闻界朋友们欢聚一堂，为王汉金先生绘赠的两尊960个字组佛像开光揭碑和王汉金、胡新妹艺术馆落成揭匾仪式。通过“孔孟山庄”的各种活动，使全队300多户 1 000多人口和睦相处如一家人，现在全队已树立文明新风，为他人，为集体，为国家，户户学公德，人人讲和谐，处处立新风。已成为三无（无不瞻养老人，无暴力案件，无劳改罪犯）的模范队。总之，“孔孟山庄”打造的田园文化、田园精神、田园气派、田园魅力，是一种崭新的田园模式。“孔孟山庄”在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加强新农村文化建设，普及文化知识，提高人民的思想文化修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起了积极作用[20]。 

（二）日本从七世纪开始吸纳传播儒家经典，二宫尊德在江户时代运用儒学指导实践的精神至今已从日本向世界传播

《日本书纪》记载：日本继体天皇七年（公元513年）百济五经博士段杨尔到达日本，游历日本各地，将儒学传到民间。516年，五经博士高安茂赴日带去《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到处讲学[21]。日本吸收、发展儒学高峰期的第二阶段：从后阳成后期（1603年）至孝明时期（1847－1866年），即江户时代。这260余年，儒学在日本的传播达到了鼎盛时期，中国宋元时的朱子学之统一、服从等适应德川幕府统一集权需要而发展成慕府的统治思想、精神支柱。其表现为统治者尊孔读经、兴办儒学教育机构、建孔庙、刻儒经、研究朱子学等[22]。 

日本为吸收、传播、应用儒家经典，政府、学术界都下了相当大的功夫。到平安朝初期传入日木的汉籍有1579部，16790卷。儒家经典传入日本，受到当权者的欢迎，因而对日本古代的政治、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发生过很大影响。其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方面，在日本所制定的“十七条宪法”和颁布的律令中表达了儒家的思想。例如，推古时代的604年，圣德太子制定的让官僚遵行的政治道德和修养之十七条宪法（用汉文写成），除了第二条“笃敬三宝”项与第十条，“绝忿弃瞋”项是佛教思想之外，其余各条都是根据儒家思想制定的。 

如：第一条规定“以和为贵”、“上和下睦”。“以和为贵”源出自《礼记·儒行》和《论语》的“礼之用、和为贵”为本的；“上和下睦”则源出《左传》的“上下和睦”和《孝经》的“民用和睦，上下无怨”。 

第三条规定“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天覆地载”、“四时顺行”等内容。其中的“君则天之”本于《左传》宣公四年“君天也”；“天覆地载”本于《礼记·中庸》“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四时顺行”本于《易·豫卦》“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 

第四条规定“共治民之本，要在乎礼，上不礼而下不齐”的内容，强调“礼治”为“治民之本”。“上不礼而下不齐”是从《论语》中“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中来。十七条宪法的一些条文也显然是从儒家哲学思想中吸收的。 

第二方面，日本的教育方面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当时官吏考选主要依据儒家经典。日本在大化革新以前没有学校。662－671年天智天皇以培养官吏为目的，在首都设大学，在地方设国学。无论大学或国学，均设经、书、算三科。教科书分为三种：大经为《礼记》、《春秋吕氏传》；中经为《毛诗》、《周礼》、《仪礼》；小经为《周易》、《尚书》，大中小经均作为“正科”必须科目。此外，还规定《文选》、《尔雅》等作为参考书。并规定当官的必须通晓两经以上，进士考试要求“取明闲时务并读《尔雅》、《文选》”。到802－1179年平安朝时代在原来三科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明法、文章、经传三科。教科书也增加了《公羊传》、《谷梁传》。在712－794年奈良时代的三科或平安时代的六科中，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明经道”一科。《明经道》是专门掌握儒家经典的讲解、注释大权的。凡不是出自《明经道》的对儒家经典的讲解和注释，都是非法的，不为社会所承认。以上表明，儒家经典在古代日本是处于很重要的地位。 

    第三方面，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儒家思想的影响也很明显。古代日本的统治阶级受中国统治阶级所宣扬的“天人感应”的神学影响，凡遇灾异现象就下“罪己诏”。例如，圣武天皇在天平四年（732年）下诏说：“自春以来亢早，至夏不雨，百川减水，五谷将凋，实朕不德之所致，百姓何罪，如是焦萎之甚”。古代日本的统治阶级受到汉代谶纬神学和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产生喜欢祥瑞的思想。例如，奈良时代日本天皇的年号多半是：白雉、白凤、朱鸟、大宝、庆云、灵龟、神龟等等，就是喜欢祥瑞思想的反映。 

探讨儒教思想对古代日本的影响，应该把儒教和日本民族固有的神道和传入的佛教三者之间的关系加以说明。日本民族的的神道和儒教和佛教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三位一体的关系。三者各有自己的独立的体系，同时，三者又都是日本古代文化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至于三者的作用，在信仰方面，作为灵魂的主宰是神道和佛教，特别是佛教居于统治地位。在社会政治思想、道德伦理观念和文化教养方面，则是儒教起着支配作用。日本统治阶级对待儒教的态度是全部吸纳，将儒家经典原封不动地移植到日本，变成日本自己的儒学，这是由当时日本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23]。 

而日本开始翻译儒家经典的时间却是江户时代万治三年（1660年）以后的事。据初步统计，1660－1978年日译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地理、文学四类图书达2880种。二宫尊德生存年代的译书111种。涉及儒家经典的哲学、社会科 

1660－1978年日译中国部分图书明细表[24] 

学及文学类也才97种。这些译书二宫尊德是否读过，尚需考证。但是从二宫尊德的著述和所阐述的理论，表明他具有阅读儒家经典原著并能深刻理解的学识。 

二宫尊德将儒学中的报德、仁爱、和谐、俭约、农改等思想观念运用于生产、生活实践的理论、效果影响，已有中日两国的许多专家学者论述过，而且已刊于《報德学》等中外刊物和编入二宫尊德思想论丛《報德思想と中国文化》、《報德思想研究の過去と未來》、《報德思想と經濟倫理》之中，已分别于2003年、2006年、2008年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国际二宫尊德思想学会第四届年会《報德思想與和諧社會》论文集也将出版。 

国际二宫尊德思想学会顾问、日本报德社社长榛村纯一围绕二宫尊德的报德思想作了许多研究，遂将一些文章汇集成册，以《报德思想与终生学习型社会建设》为题，于2008年由日本报德社出版。他在“前言－二宫尊德思想带给21世纪精神文明建设的启示”中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完全成为一个以经济和金钱为目的的国家，在精神上陷入了各种各样的混乱和颓废的泥潭。好在现在的日本政府已经提出修改教育基本法，提倡教育再生。为了解决这个困扰中日两国的共同难题，主张道德经济一元论的二宫尊德的思想引起了日中两国日本思想研究领域的学者们的共同关注。”[25] 

榛村纯一的研究，不仅对二宫尊德作了新解释[26]，还对中国学界的研究进行了评价，同时，将报德思想与其所曾任市长的挂川市终生学习型社会建设结合起来论述，这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研究实在值得提倡。 

（三）中日两国研究儒学和二宫尊德思想的兴起，是作为学术流派的研究与传播，会对两国各自的发展做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27]，儒学作为一种学术思想、学术流派加以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孔运动”，将儒学完全否定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恢复了对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及儒学的研究，孔子的历史地位重新得到肯定。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港和海外的学者倡导“儒学复兴”，对国内学术界、思想界产生了影响，大陆“儒学复兴”思潮有所发展。 

到了90年代，有学者甚至提出“21世纪是儒学世纪”、“21世纪儒学必然在全世界复兴”的观点。对此也有学者表示反对，甚至认为“儒学已死” [28]。而绝大多数的学者肯定儒学在当代的价值，提倡要继承和弘扬儒学中的优秀传统和积极成果，但并不赞成“儒学复兴”说。 

进入21世纪，国内“国学热”升温，“读经”兴起，祭孔盛行，《论语》的世俗化，“儒学复兴”的思潮益发高涨。有学者认为，现在的“国学热”、“儒学复兴”，“虽热还是点点滴滴的星火，但是其势不可挡。”“在中国大陆上复兴儒学，任重道远。” [29]现今时代变了，经济基础变了，人的思想观念也随着改变的情况下，应该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应把儒学作为社会主义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元，作为一个学派加以复兴，从学术层面上继承和发扬儒学中的积极内容，为振兴中华民族服务。 

至于中华民族复兴与儒学的兴衰之关系，应该看到儒学的复兴有赖于中华民族的复兴，而不是中华民族的复兴有赖于儒学的复兴。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继承和发展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不同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更不等同于儒学的复兴。中华民族的复兴，离不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弘扬。 

历史证明，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文化在社会发展的作用不可忽视，但它归根到底是由经济、政治决定的。对旧文化的革命离不开对旧政治、旧经济的革命，对新文化的建设离不开对新政治、新经济的建设。从历史上讲，近代以来，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文化的衰颓是同整个中华民族的衰颓相联的。一个备受西方列强侵略、瓜分的国家，一个在政治、经济上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谈不到民族文化的复兴。中华民族复兴的前提是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没有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就谈不到中华民族的复兴，而没有中华民族的复兴，也就无所谓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绝不是指中华民族传统的旧文化的复兴，而是指在革除旧文化的基础上建设和繁荣适合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新政治、新经济的新文化。 

儒学作为一个学术流派有可能重新复兴。复兴后的新儒学无论在传承中华民族文化、为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提供思想资源等方面，还是在教化人的品德、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方面都能发挥重要作用，必须认识儒学是社会主义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元。 

中国 “儒学复兴”遇到一个大问题是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是两个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思想体系，它们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对立。但它们之间除了对立的一面外，还有互相契合、互相补充的一面。“从整个人类文化的交往、发展看，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是现代西方文明的主要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孔夫子是古代东方文明的主要代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与孔夫子相结合，实质上是东西两大文化、文明相结合。” [30]  

儒学要存在、发展，就必须使自己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的需要，顺应世界之潮流。因此，儒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吸取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吸取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之相关因素。只有这样，新儒学才能成为社会主义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元，并发挥积极作用。 

从中国看日本吸纳、传播儒学后，已形成日本化了的儒学。经过事实的考察，日本确实有个重视、传播儒学的高潮期，也有被日本统治集团利用对外侵略的，还有被用来只顾赚钱的。榛村纯一认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走上军国主义和精神主义的极端反面，那就是根本不再谈论道德、伦理、哲学等课题。而且日本人出于对战时强行推行的‘大东亚共荣圈’政策的反省，虽然出口工业品，但是却都成了不谈论道德、思想甚至也不谈未来志向的经济人、商社员、政治家。”[31]有一位被称作“日本资本主义始祖”的涩泽荣一说过：要“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事业就会兴旺。还有丰田佐吉和松下幸之助用自己的理解阐释了报德思想，从而扩大了公司的经营，并把“为回馈社会而拼命劳动”的理念当作“社是、社训”的基础。近些年，具体说是2002年在北京大学召开“二宫尊德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始，才在过去宣传二宫尊德思想的基础上，扩大宣传二宫尊德的“勤劳”、“分度”、“推让” 思想。但是儒学、二宫尊德思想在日本被许多人遗忘、漠视。如今研究二宫尊德思想逐渐在日本展开，尚未出现“儒学复兴”问题，但是已经在日本报德福运社报德博物馆、国际二宫尊德思想学会主持下，逐渐将儒学、二宫尊德思想作为一个学术问题研究推向更大、更广的范围。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重视儒家文化的弘扬与应用，在维系中华民族的统一、兴盛和发展方面，在形成和传承中华民族的心理、文化、精神、智慧等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日本从7世纪开始吸纳传播儒家经典，二宫尊德吸纳、研究、推广儒家文化，对日本社会的发展，人们思想观念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当今儒家文化在中日两国仍作为一种学术流派被研究者和社会所重视。相信中日两国人民研究儒学和二宫尊德思想的基础上，会进步推进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和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丹15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36页。 

[2]温家宝：《在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09年2月1日。 

[3]许全兴：《“儒学复兴”之管见》，见《理论动态》2009年8月10日，第1823期第40～41页。 

[4]《荀子·致士篇第十四》。 

[5]《管子·牧民》。 

[6]《潜夫论·忠责》。 

[7]《论语·为政》。 

[8]《孟子·尽心上》。 

[9]《孟子·离娄》。 

[10]参见李俊伟：《干部执政以德的传统因素与时代特质》，见《理论动态》2009年6月10日，第1817期第18～19页。 

[11]《论语·颜渊》。 

[12]《左传·昭公七年》。 

[13]《管子·戒第二十六》。 

[14]《新书·修政语上》。 

[15]《后汉书·张衡传》。 

[16]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3页。 

[17]《论语·子路》。 

[18]《礼记·学记》。 

[19]参见李俊伟：《干部执政以德的传统因素与时代特质》，见《理论动态》2009年6月10日，第1817期第18～19页。 

[20]刘道经在大连市“弘扬国学 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21]乌恩博在《试论儒教在日本的第二传播和影响》中称王仁拒“五经”带到了日本，为儒学传播日本的开端。见《东方哲学研究》1980年期，第1页。 

[22]见关伟：《儒学传入日本与二宫尊德思想的弘扬》论文，第2页。 

[23]以上参见乌恩博：《试论儒教在日本的第二传播和影响》，《东方哲学研究》1980年期，第2～3页。 

[24]据谭汝谦主编：《日本译中国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笫55～59页。 

[25]榛村纯一：《报德思想与终生学习型社会建设》，日本报德社2008年版，第7页。 

[26]榛村纯一在2008年11月在上海举行的国际二宫尊德思想学会第四届年会《報德思想與和諧社會》会上所作基调讲演《二宫尊德思想の本質と現代的意味》。  

[27]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88页。 

[28]谢遐龄：《评“儒学复兴”—兼论“儒家资本主义”及其它》，《复旦学报》1994年第3期。 

[29]许嘉璐：《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看儒学复兴》，《北京日报》2007年6月11日。 

[30]参见许全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四题》，《理论动态》2008年第1795期。 

[31]榛村纯一：《报德思想与终生学习型社会建设》，日本报德社2008年版，第17页。 

（资料来源：关捷著《东北亚历史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