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江户时代的著名思想家和农政学家二宫尊德（1787-1856年），已故去整整150年了，但是日本学界和中国社会文化学者仍在研究他的思想。他思想的重要内容是修身之道。其修身之道几乎完全是吸纳儒家思想的精髓。了解二宫尊德其人，考察其思想基础，探讨修身之道的现实价值，对现代人加强道德修养无疑是具有镜鉴意义的。
（一）二宫尊德其人
二宫尊德也叫二宫金次郎，1787年生于日本江户时代末期上郡相山村（现日本神奈川县小田原市）的一个农民家庭，殁于1856年，享年70岁。
二宫之祖辈家境比较富裕，积累有一定的土地及家产。其父利右卫门是当地的一位慈善家，左邻右舍有求必应，借出钱物从不索还，致使家境渐衰。在金次郎五岁时，家乡遭遇洪水，大半田地被毁。父亲因此一病不起，家庭生活陷于困境。父亲病故时金次郎14岁，两年后母亲亦病逝。自此，金次郎一家流离失所，两个年幼的弟弟被母亲的娘亲收养，他由伯父万兵卫门收养。
寄身于伯父家时，金次郎决心做一个有成就的农民以振兴二宫家族。因此，他一面白天下地劳动或上山打柴，晚上则刻苦学习文化知识。然而，鉴于伯父家亦不富裕，学习所耗费的灯油亦成为家庭的经济负担，因此金次郎经常遭到伯父的斥责。对此，金次郎除每天含泪道歉之外，便在河边拓荒种油菜，用收获的菜籽换灯油继续学习。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8岁，金次郎开始到地主家打工。
离开伯父家之后，金次郎辛勤劳动，以积蓄所得，逐渐购回自家失去的土地，终于在24岁时，实现了振兴二宫家家业的愿望。
26岁时，金次郎开始应邀到小田原藩长老服部家服务，主要工作一是照料服部家3个儿子的学习，一是帮助管理家政。服部家在农业衰微，商业兴起的江户时代末期，家境也陷人危机。金次郎采取彻底的节约开支和低利息筹措资金等方法苦心经营，五年后终于使服部家步人了再兴的轨道。为服部家振兴做出重大贡献的金次郎于1822年接受小田原藩主大久保忠真的委任，负责下野国樱町领（现沥木县芳贺郡二宫町物井、横田、真冈市东沼）的经济重建。1823年，金次郎卖掉了苦心经营的自家所有田地、房屋和家产，携妻带子义无返顾地来到樱町赴任。樱町领在1698年经济独立时当地已是田地荒芜，民不聊生。赴任伊始，金次郎便每天一家一户地走访农户，了解农民的饥苦，为了鼓励农民务农的积极性，并到田间地头，调查土地情况，遂采取了对勤恳耕作的农民奖以农具，提供无息贷款，鼓励回迁等一系列奖农措施。同时，他率先带领农民开渠引水、叠坝修桥，改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另外，他对非生产力的藩士实行减俸28%，相反则减轻农民的租税等。终于使樱町面貌大为改观，使农业产量过到3000石。从此，金次郎一面从事农村改革，一面学习宣扬儒家思想。1842年，56岁的金次郎被尊称为“二宫金次郎尊德”，简称“二宫尊德”。
（二）儒学成为二宫尊德道德观的思想基础
二宫尊德的思想核心是“报德”。尊德深知作为“报德”之人，首先必须是具有高尚道德品质，不论其贫富、地位如何，都应当具有这种品质。至于如何养成这种品质，尊德特别强调要从学习中来，要从神、儒、佛，特别是从儒学中吸取关于修身养性之道。在他看来，“神道是开国之道，儒学是治国之道，佛教是治心道……最重要之处……就是报道教。”
二宫尊德自幼便苦读儒家的经典著作，如《大学》、《中庸》、《论语》、《国语》和《孟子》等。尤其对《大学》更感兴趣，连上山砍柴也要读上几页，因而对其内容的真谛理解至深，并从中悟出做人的基本理念，形成了自己的道德观。
《大学》是儒家经典《礼记》49篇之一，是一部教育著作，其主要内容是关于“修己治人”教育方法的研究。对此，朱子将其概括为：其教育目的在于“明明德、新民心、止至善。”而且必须经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有序过程才能达到目的。二宫尊德则将其理解为：“明明德乃道德之极限，新民心乃治理国家之极限。而且，所谓止于至善，如果除去明明德，新民心也是不可能的。”对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者之间的关系，二宫尊德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人们钻研方向的目的，首在“修身”，只有“身修”，然后才能“齐家”，只有“家齐”，然后才能“治国”进而“平天下”。即所谓“欲使古之明德昭然于天下者，先必治国。欲治国者，先必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必修其身。”显然，“修身”是根本，即重在塑造高尚的人格上。
二宫尊德真正理解和掌握了《大学》一书中关于“修身”之道的真谛，并以此为鉴形成了自己的道德观。
与此同时，二宫尊德也从儒家所强调的“仁”学中悟出了修身之道，从而丰富了其道德观的内容。
孔子（前551-前479年）视“仁”为人们道德的最高标准，成为儒家最重要的思想之一。《论语》中涉及“仁”学者多达59处。诸如：“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克己复礼为仁”。“仁者爱人”。“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等。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即“恕”的思想，提出了“仁义”之说。西汉的董仲舒（前179-前104年）则将“仁义”之说发展为“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道。南宋的朱熹（1130-1200）视“仁”为天地生物之心。即：“盖人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既发，而其用不穷。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i]朱熹关于以“仁”为中心的“五常”学说，对东亚各国的影响很大，二宫尊德就是其中受其影响最深的代表人物。
二宫尊德认为报德首在“推让”，是“报德仕法上最为紧要的事” [ii]。因此，二宫尊德对于“推让”的涵义及其重要性阐述的十分清楚。什么是“推让”？他说：“夫让者，为亲戚朋友而让，为乡里而让，最难者，为国家而让。此让最终为维持我富贵而为。”如此推让。其主要意义就在于：“夫让乃人道也，今日之物让与明日，今年之物让于明年，不勤此道者，是人而非人。取十钱而用十钱，取二十钱而用二十钱，不留隔夜之钱者，乃鸟兽之道，非人道。”如果人们“勤此道者，富贵荣誉归之，不勤此道者，富贵荣誉皆去之，少行少归，多行多归。余之所言必然不违，欲教导世之富有者乃此让道也，非独富也。”[iii]意思是说，人们积累财富而富裕，然后实行“推让”，其最终目的之一在于“维持我之富贵”，同时，要向亲戚、朋友、故里乃至国家推让余财。不仅富人要“推让”，就是平民如果有余财也要“推让”。“推让”的另一个目的则是为了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因为“推让”的前提是“分度”之后留有余钱，有了余钱才能“推让”。而余钱是从节约和储畜而来。二宫尊德指出：“多挣钱，少花钱，多取薪，少生火，是富国之大本，富国之大道。然世人之谓之曰吝啬，或谓之曰强欲，此乃大错。夫人之道与自然相反，勤所立之道，故尊储蓄。夫储蓄乃今年之物让与明年，为一让道也。父母财产让于子孙。则是基于储蓄之法也。即人道，亦储蓄之一法，故以是为富国之大本，富国之达道也。”[iv]从经济角度来说将余财“推让”给他人，给社会，给国家就是储蓄，将储蓄的财富用于明天就是为了扩大再生产而积极投资。因此可以说，“推让”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品质，其目的是为了发展经济。
“推让”的思想基础是中国儒学思想的“仁”。“仁”就是爱人。二宫尊德基于“仁”的思想，提出了为报答天、地、人的思想而行仁爱之心，推让之礼，不仅推让财富，更要广泛地推让，处理一切事物。首先想到的应当是“推己及人”，“自利他利”。要求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必须将利益推让于他人、社会和国家，实现整体利益的和谐发展。
在二宫尊德的言论，被后人编为《二宫先生语录》[v]、《二宫翁夜话》[vi]二书。
《二宫先生语录》计471条，引用中国古典文献10种之多达129次（其中17次重复）。所引文献有《论语》47次、《中庸》17次、《孟子》8次、《大学》7次、《书经》6次等。
首先看《论语》被引用，《论语》中“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句被156条184条190条330条所引甪。在孔子的眼中，尧舜禹三代圣君，贵为天子，享有天下，可他们并没有觉得皇位之可贵，只是为天下苍生服务，因此，孔子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伟大，真正的崇高。有关“仁”，也有多条引用，如47条引“殷有三仁焉”， 79条引“泛爱众而亲仁”， 118条引“仁者无敌” ，213条引“巧言令色，鲜以仁”，290、297条引“克己复礼，天下归仁”，319条引“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等。
其次看儒家经典《礼记》中一篇的《中庸》（四书之一）被引用。153、279条引用“至诚如神”，71 条引用“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183条引“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379条引“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等。
再次看儒家经典《礼记》中一篇的《大学》（四书之一）被引用。62条引“一家仁，一国兴仁” ，351条引“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等。
《二宫翁夜话》计281条，引用中国古典文献8种之多达281次（其中10次重复）。所引文献有《论语》33次、《中庸》14次、《大学》13次、《孟子》6次等。
r首先看《论语》被引用，《论语》中的“克己复礼”被52、94、161、172条所引用，140条引用“苟志于仁矣，无恶也”，212条引“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等。
其次看儒家经典《礼记》中一篇的《中庸》（四书之一）被引用。1条引用“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58条引用“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158条引“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276条引用“贤者过也”等。
再次看儒家经典《礼记》中一篇的《大学》（四书之一）被引用。172、213条引“一家仁，一国兴仁” ，162条引“仁者以财发身”，101、186条引用“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256条引“诚于中，形于外”等。
仅《二宫先生语录》、《二宫翁夜话》二书中，二宫尊德话语中就引用了中国古文献达20余种，在被引用的196条中，多为儒家经典，表明二宫尊德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范围、内容和程度。因此，做出二宫尊德思想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结论是恰当的。
（一） 修身之道的现实价值
道德观或谓修身之道，对于近代中日两国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它优化了人们的道德品质，规范了人们的道德行为；和谐了人际关系；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改善了人民生活等等。因此修身之道不仅有其历史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
我们研究历史的终极目的在于“古为今用”，即“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当我们研究和学习儒家思想中的修身之道及其重在实践的历史经验时，不能不想到和看到它的历史价值和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身之道本来首倡于中国，并成为中国优秀传统美德和人们行为规范。古代日本人“以华为师”，将其全部吸收，并结合实际加以发展，为我所用。
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按照儒学和二宫尊德的思想，各个国家、各国人民应该“至诚”相处，团结协作。经济发达且生活较好的国家，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尽力帮助贫困国家，就是“至诚报德”。
考察全球现状，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多极合作是总趋势。然而，由于一些狂人不仁不义，处处从狭隘民族利己主义出发，竭力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导致了当前地区性冲突和局部战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世界始终不得安宁。这表明，霸权与和平、合作与挑战、竞争与机遇并存，在风云变幻莫测的复杂国际环境下，历史的沉渣不时泛起，新的争夺仍在发生。诸如霸权主义者、极端民主主义者、民族分裂主义干涉别国内政，寻求更大的势力范围，动辄经济封锁、制裁或军事威胁，甚至挑起国际事端与局部战争，给局部地区、国家和人民造成精神与物质的灾难，严重地阻碍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进程。这种违背世界和平发展的作法，终究会被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所淹没，还人类一个和谐美好的环境。
中日两国是近邻，一衣带水,有两千多年的交往史。这漫长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友好交流史;第二阶段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侵占台湾50年，统治大连40年,侵略中国14年,给中国造成深重灾难的战争史;第三阶段是战后60年来，两国领导人和友好人士为中日系的恢复与顺利发展而艰苦努力、呕心沥血的奋斗史。两国友好交往的时间多于非友好的时间。因此在战后，中国人民从两国长期关系考虑,从减轻日本的负担,恢复经济,保障日本人民的正常生话出发，放弃战争赔款。这种“以德报怨”的作法，日本人民是感激的。今年是中国遣返日本在东北的百万侨民60周年，中日两国友好人士在葫芦岛举行了纪念大会和中日关系展望论坛,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中日友好协会理事长村冈久平等180人莅会,会间发表了《葫芦岛和平宣言》，举行了“和平公园”奠基仪式。与会的日本朋友一致认为,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将百万日本侨民平安输送回国，是极为高尚的“以德报怨”行动，表示诚心感谢。他们对战争期间和战后中国党、政、军、民收养、培育日本遗留人员和遗孤更是感激至深。他们高度赞扬中国人民的博大胸怀和高风亮节，是“以德报怨”的范例。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人民给予中国的帮助始终没有忘记。远一点的是1911年辛亥革命时,日本友人宫崎寅藏（1871-1922年）、幸德秋水（1871-1911年）、梅屋庄吉（1868-1934年）帮助过孙中山先生（1866-1925年）。1945年后，有许多日本人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帮助新中国进行革命和建设。他们的“以德报德”行动，中国人民始终没有忘记，正如周恩来（1898-1976年）总理在世时所说：日本朋友“帮助了我们，我们很感谢他们。”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日本自1979年至2004年向中国提供无偿贷款、有偿贷款和技术合作达3万4亿日元，协议额约合1800亿元人民币，对日本“以德报德”的帮助，中国政府和人民是很感谢的。中日两国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政策，遵循“和则两利”原则，就可以实现鲁迅先生（1881-1936）所说的“劫波渡尽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从中国国内状况，可以看到，近年来经济腾飞、社会安定、安居乐业、民富国强、以富帮贫。这是历史和现实的主流。但不能不看到在经济发展大潮中，人们的思想道德品位，由于受到多方的冲击，而呈现出沦丧趋势。其表现，诸如贪污贿赂之风、损公利己之风、弄虚作假之风、勒索民财之风、挥霍浪费之风、好逸恶劳之风、买官卖官之风、行业不正之风等等。这些不正之风几乎无所不在，甚至有的愈吹愈硬，乃至达到无所顾及的程度。听之看之，使人为之震惊，为之遗憾。之所以如此，究其根本原因，就是这些人全无至诚之心，勤劳之风，分度之范和推让之德。正是由于他们忽视自身的道德修养，面向升官发财，为金钱所活而置修身之道于不顾。他们对国家和人民赐予他们的恩德，赋予他们的权利，没有“以德报德”，报答国家和人民，而是置国家之兴亡，人民的水火于不顾，采取“以怨报德”的恶劣作法，因此，他们受到国家法律的惩治，是理所当然的。
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明智地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立和谐创新的社会和国家的具有前瞻性的奋斗目标。为达此目标，进而提出了历史上行之有效的荣辱观。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所倡导的“八荣八耻” [vii]是中国传统道德观在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符合时代要求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指导人们修身之道的法宝。
研究儒家思想和二宫尊德的修身之道时，不仅要联系作为二宫尊德的理论基础或指导思想的孔孟学说中有关精辟论述，来武装人们，鞭策人们，而且更应当以集中国传统的优秀道德观于大成，并具有社会主义时代特点的“荣辱观”作为指导思想来鞭策自己，规范自己的道德行为，把自己培养成有高尚道德品质的人和纯粹的人。因为“荣辱观”是做人的道德规范，是新时代的修身之道。
[i]《朱子文集》，第4卷，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9年版，第3390页。
[ii]《二宫尊德全集》，第1卷，龙溪书社1977年版，第21页。
[iii]《二宫尊德全集》，第36卷,别辑，龙溪书社昭和6年版，第734～735页。
[iv]斎藤高行原著、佐佐井典比古译著：《二宫先生语录》，九，上，报德文库昭和33年版，平成13年第11次印刷，第11页。
[v] 斋藤高行原著、佐佐井典比古译注：《现代版报德全书－5－二宫先生语录》，平成十三年二月出版。
[vi] 福住正兄原著、佐佐井典比古译注：《现代版报德全书－9－二宫翁夜话》，平成十四年六月出版。
[vii]“八荣八耻”即“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职;以为人民服务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见《人民日报》2006年3月5日。
（资料来源：部分内容曾以《论二宫尊德的修身之道及其现实意义》之名刊于《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一期。2008年收入吉林大学出版社“走近日本丛书”《二宫尊德思想与实践研究》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