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之间交往两千余年，中日两国书籍交流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关于中日两国间书籍交流可从书籍的相互输入和相互翻译两方面考察。本文谨对1895年前中日两国书籍交流作一介绍和评论，以充分认识书籍的交流对中日两国文化的发展和对人们眼界的扩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   中国书籍传至日本 

中国书籍先行传入日本。中国书籍传入日本的时间，有三种说法。一说，是应神天皇十五年（公元284年，晋武帝太康五年）百济（古朝鲜）王之使东渡日本，担任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教师，带去了汉字，后阿直岐推荐博士王仁至日本，带去东汉郑玄将《鲁论》、《齐论》和《古论》合编而成的《论语》10卷、中国古时蒙学课本《千字文》1卷[1]。但此说有误。因为《千字文》成书于梁代，即公元502至557年间，285年尚无《千字文》[2]。另一说，据太安万侣奉元明天皇之命撰录，完成于公元712年（和铜五年）的上中下3卷本历史书《古事记》，记载第15代天皇应神誉田别命（270年1月1日至310年2月15日）的《应神纪》中，相传王仁（和迩吉师）从百济带去汉籍《论语》10卷、《千字文》[3]1卷。这一传说说明三点：汉籍传入日本的时间相当于中国西晋（265—317年）；其路线是途径百济；携带汉籍至日本的是王仁。这一说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已是较早的了。还有一种记载却要早于此时。秦代琅琊郡赣榆的齐人徐福奉秦始皇命前往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求长生药，抵达日本，带去了《百工技艺》一书[4]。 

隋代，日本推古天皇额田部于607年派遣小野妹子为使开始至614年连续派出遣隋使，并有留学生、学问僧随同，这些人不仅在中国读汉籍，返回日本时也带回些汉籍，从而丰富了日本的文化，到了盛唐时代（618—907年），中国对日本更具吸引力，日本先后派遣19次遣唐使到中国，于是有更多的中国书籍输入日本。汉籍多由遣唐学生和学问僧带往日本。659年（齐明五年）随第四次遣唐使到中国的道昭，于661年随副使津守吉祥返回日本时带回很多经论，置于平城右京禅院。717年（养老元年）随第九次遣唐使从难波出发到中国的留学生吉备真备和玄昉两人，在唐朝停留18年[5]，于734年（天平六年）返回日本时携带汉籍甚多，《续日本纪》中载真备带回《唐礼》130卷、《太衍历经》1卷、《太衍历女成》12卷、《乐书要录》10卷。玄昉则带回日本佛教经典达五千余卷。玄昉归日本后的三四年间，日本兴起抄写经典之风，数量庞大，表明其影响颇大。为此，752年（天平胜宝四年）吉备真备晋升为第十一次遣唐使副使，再次入唐。到754年（天平胜宝六年）真备返回日本时，又带回许多汉籍。其他日本留学生和学问僧，如行贺、永忠、最澄、空海、惠远、圆珍、宗睿等也都带回大量经论[6]。834年（仁明承和元年）日本决定派第十八次遣唐使（最后一次遣唐使，真正成行是838年），翌年返回日本。第十八次遣唐使带回日本的汉籍更多，对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历法、仪礼以及国土开发、锻冶、纺织、稻作、养马等技术发展均有很大影响[7]。遣唐使废止后，汉籍通过中日民间贸易和中日两国商船往来输至日本。 

唐代三百年间，一方面是日本输入大量中国书籍；另方面中国也输入一些日本书籍。如752年（天平胜宝四年）孝谦朝随第十一次遣唐使船往中国的戒明、德清携带了圣德太子所著《胜鬘经义疏》及《法华经义疏》，赠给扬州龙兴寺的灵佑[8]。 

宋代，中日两国虽无正式关系，但有不断的贸易往来。随着贸易交往汉籍书大量输至日本。983年（宋太平兴国八年、日圆融天皇永观元年）奈良东大寺高僧奝然向宋太宗馈赠日本汉籍和中国佚书：《王年代纪》（另一译为《日本年代纪》）、《职员令》及《孝经》、《孝经新义·表启》各1卷，宋太宗颁赠的是由开封太平兴国寺印经院出版的北宋敕版的新书《大藏经》（即《一切经》）[9]。986年（宋雍熙三年、日一条天皇宽和二年）奝然归国时带回日本。有宋一代虽曾多次颁布禁令限制汉籍输出，却仍有汉籍以不同渠道输入日本。如《白氏文集》、抄写本《礼记正义》、《太平御览》等先后传入日本。其中《太平御览》（千卷）编就于983年，到1179年（宋淳熙六年、日高仓天皇治承三年）首次传入日本。此外还有佛教经典、儒书、诗书、医书等传入日本。宋代日本书籍传到中国，除然向宋太宗馈赠日本书外，1072年（宋熙宁五年，日白河天皇延久四年）日本大云寺僧人成寻携7名弟子乘宋商孙忠的船到中国取经，带来了《天台真经书》600余卷。宋神宗在洛阳延和殿召见丁成寻。《天台真经书》对宋代天台宗复兴有一定作用。 

清代初至中叶，中日书籍交流空前繁荣。其交流渠道已由互派使节、留学生、学问僧及贸易中的书籍交流，演变成以商业交换为主了。 

有关清代中日书籍交流之研究，日本学者研究的比较深入。其中木宫泰彦和大庭修两位先生成就突出。目前对中日书籍交流取得共识的有三点：一是清代中日书籍交流已成为商业行为；二是交流渠道是通过清朝的商船；三是交流的港口为中国乍浦，日本长崎。《唐蛮货物账》所记载1709年（清顺治四十八年、日朝仁天皇宝永六年）夏至1713年（清顺治五十二年、日庆仁天皇正德三年）末，5年间有关中日书籍交流而出入日本长崎港各船所载的书籍船和数量统计如下表： 

1709—1713年进入长崎港的载书中国船只表[10]

上表说明，南京船载书的船数量多而且载书的数量也超过宁波船。 

另据《舶载书目》中记载1710年（宝永七年）携书箱的还有6艘船，共载书33部；1712年（正德二年）有3船载有汉籍。从实际载书船观察，开始载书船只并不多。如1711年21艘南京船，14艘宁波船中，均有3艘船载书。可是过了80多年到1804年，航行到日本长崎的11艘船中，就有10艘船载运书籍达135种，1007部。又过40年，1844年抵达日本的中国船，几乎每船都载有书籍。运往日本的汉籍如此之多，说明清代中国书籍出版物增多了，也说明日本对中国书籍的需求量与日俱增。 

这期间输入日本的书籍状况，可从1711年所运93箱书籍中部分目录及册数中有所了解。 

15番南京船所载93箱部分书目表 

全船载书共86种，1100多册，均属普通书籍——经、文学、历史、医学等[11]。到1815年末南京永茂船所载书籍中，有《龙威》12部120套、《字典》5部30套、《五经体注》10部50套、《东周志》2部4套、《春秋》2部2套等260部，622套。这里虽然部数、套数不少，但种类仅32种，表明副本较多。副本多说明日本对汉籍的需求量大了，而且日渐普及于广大知识分子之中。 

我们从永积洋子编制的《唐朝输出入品数量一览1637—1833年》一书统计，这196年间从乍浦运至日本的汉籍共742箱，151229册。平均每年输至日本的汉籍为772册，这些书固然多为普通汉籍，但也不乏善本。如日本宫厅图寮所藏明代以前善本书达518种，内阁文库所藏汉籍达4880种。这些书已被精心保管，有的已列为国宝。到了嘉庆道光年间输入日本的汉籍除儒家经典外，还有地方志、法律、算学、医学和小说等书。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1804年《平易法》、1806年《学津讨源》、1808年《钦定中枢政考》、1832年《武备辑要》、1842年《圣武记》、1847年《海国图志》等。 

历来，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都是双向的。清代日本输入的中国的书籍也不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吾妻镜》（52卷），又名《东鉴》。该书采取编年体裁，引用幕府官方记录、大臣家书、诸史手记、公卿日记等第一手资料，记载了源赖政举兵至宋尊秦王回京都的87年（1180—1266年）间的有关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内容，称为武家最早记录，是研究镰仓武家社会历史的基本史料。《吾妻镜》一书受到中国史学家的重视。该书最早由杭州高氏购于乍浦港。后来藏书家、史学家朱彝尊设法收藏此书，并写了《吾妻镜跋》。朱氏故去后，此书又转到藏书家曹寅手中。曹的好友尤侗看到此书也视为珍宝，不惜心神借回此书将其全部抄录。后来江苏吴县的翁广平（号海邨）得知此书，又从尤侗家借阅抄本而撰写了《吾妻镜补》。《吾妻镜补》全书分为世系表（计10卷）、地理（2卷）、风土（2卷）、食货（1卷）、职官（1卷）、艺文（2卷）等志和通商条规（1卷）等部分。该书只有抄本。《吾妻镜》现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为线装木刻本。 

嘉庆元年，日本学者林述斋刻印的17种《佚存丛书》计110卷传入中国，到道光年间阮元将其重刻，引起中国学术界广泛兴趣。除日文书输入中国，还有日本人撰写的汉文书。如安积觉等人撰写的《大日本史》、赖山阳编撰的《日本外史》。此外，日本的戏曲、舞蹈、歌谣等也传到中国。藏书家曹寅根据日本的传统舞蹈编成用日语演唱的歌舞杂剧《日本灯词》。综上所述，自285年阿直岐、王仁携书到日本至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前的1610余年，中日两国书籍的交流，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文化等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对中国深入了解日本历史、风土人情、经济发展、文化状况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二）中国翻译日本书籍 

甲午战争前夕，中国汉籍大量运往日本和日本书籍传入中国，是中日交流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两国对传入的书籍进行翻译。互译书籍对中日文化交流的价值极大。中日互译是两国语言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互译可以相互向不懂对方语言的国人传播对方的知识、意识、学问，乃至思想情操等。 

由于中国善于吸纳各国文化，因而中国译书事业源远流长。据谭汝谦博士的考察，中国自1世纪初从东汉始至9世纪末的唐朝，翻译业日益发达。最早译书是从梵天佛典开始的，1143年（北宋仁宗庆历三年），宋释法云所撰《翻译名义集》称： 

“夫翻译者，谓翻梵天之语转成汉地之言，言虽似别，义则大同。译之言，易也。谓以所有，易其所无。”[12] 

此后开始的其他种语言书籍的翻译，以西洋书籍为多。中国零散翻译日文始于13世纪宋元之际。1251年（南宋理宗淳祜十一年）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虽仅将20余个日语词汇音译过来[13]。却可谓中译日文之嚆矢。明嘉靖时期，为了抵御倭患，了解日本之风土人情，曾翻译一些日本的典籍，谓之《日本风土记》，编入明朝侯继高的《全浙兵制考》。 

下面，我们考察一下17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90年代约235年间中译日籍情况。1895年前，中国翻译日籍并且目前有据可查的仅12种。这12种书中，中国人翻译的仅3种，其余为日本学者所译。按类统计：总类、宗教、社会等各1种，世界史地2种，语文3种，应用科学4种。以下仅举7种译书为例，加以说明： 

日本人将日文书译成汉文，是给中国人阅读，还是给日本人中有汉字癖的人看？1、2、3号书均属日本小说戏曲。《太评论演义》是长崎隐士冈嵨援所编，原名为日文书《太平记》，其体裁系模仿中国的《水浒传》。后两种均系日本净琉璃，即木偶戏，其中《阿姑麻传》原名为《蛮娘昔八丈》，译者清无量轩即太田南亩（直次郎，1749—1823年）。《艳华文丛》也是琉璃的汉译本，前面有山涯野史叙，其内容包括桂川连理栅带屋三段、蛮娘昔八丈木屋之段、檀浦兜军记阿古屋之段、奥州安达原雪降之段和义经千木樱屋之段。1、2号书于锁国时代出版，当时江户幕府实行锁国政策达200余年，读汉文书决非一般市民文化人可以做到，可是新兴的市民阶层有独特的汉文癖好，他们寻求汉文娱乐品，因而，这些书应是适应日本国内有汉文水平人的需要。 

1895年前中译日书部分目录表 

中国人译日籍，此时最有影响力的当属姚文栋。姚文栋（1852—1925年）举人出身。应清驻日公使黎庶昌之请任“随员”，于1882年抵日，在日本5年期间，广搜日籍，并编译出书。1883年完成《日本会计录》、编成《琉球地理志》[14]，1894年完成《日本地理兵要》。《琉球地理志》本文仅50页，系根据日本史馆新纂地理书中有关琉球部分翻译，书中附有日本海军省编定的《实测图说》及文部省发行的小学教科书中有关琉球的课文。姚氏译此书可贵之处在于他利用日文资料驳斥日本吞并琉球的扩张行为，这种夹译夹议的译风影响了后来严复等翻译西书，亦采此法。 

从上述可见，截止1895年前的中译日书，一是数量不多；二是中国人译书少；三是选材狭小；四是对中国人的影响不大。但它毕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三）日本翻译汉籍 

 日本翻译汉籍之肇始也相当久远。日本自古代输入汉字起，就出现简单的翻译活动。最早接触汉籍的有三种人：第一种人是伴随遣使的随员；第二种人是从中国、朝鲜半岛渡海到达日本的“渡来人”（日本称为“归化人”）[15]；第三种人是政府机构中的专职译员。这三种人虽都能直接阅读汉文，日译汉籍却无显著成果。14世纪30年代开始的室町时代，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达，文化的普及，学问的昌盛，先行出现的“训读”、“训译”，实藤惠秀认为并非完全的翻译，最多是“未消化”的半翻译而已。 

到17世纪60年代，日本宽文年间开始至1895年的235年间，日译汉书已初步兴起。此间日译汉籍达134种之多。按类统计：产业1种，总类、自然科学各2种，语学、哲学各6种，社会科学8种，历史19种，文学90种，其中总记2部，均为1854年（清咸丰四年、日嘉永七年）出版。一是大祯译魏源所编《海国图志·夷情备采》；一是同年出版的正木笃译之《澳门月报和解》，该书为《海国图志》中有关汉土、茶、禁烟、用兵等内容。以下自134种书中选出部分译书加以说明。 

1660年（清康熙五年、日宽文六年），日本开始出现日译中文书，至1895年已印行的134种各类译书，其总类是属于期刊，产业类是《万国蚕业汇闻》，自然科学类是《格物入门和解》与博物学，语学类为中国语著作，其中2种是英人著作，哲学类分为中国思想、伦理、宗教；社会科学类分为政治、法律和军事；历史类分为日本史、中国史和地理；文学类主要是中国文学，且以中国古典小说和散文集等通俗文学为多。其中最受欢迎的有施耐庵（另一说施耐庵撰、罗贯中修）编撰的《水浒传》，王世贞（一说兰陵笑笑生，即屠隆）撰的《金瓶梅》，王实甫（一说第五本为关汉卿作）作的《西厢记》等10余种。 

此间《水浒传》最早译成日文的是1727年冈龙川先生的24卷《水浒全传译解》，截至1868年高井兰山所译《（忠义）水浒传》等达17种。日本的一些文人见《水浒传》如此受人喜爱，或出于塑造自己的英雄豪杰的目的，或为了谋求生财之道，或只是满足个人兴趣而模仿《水浒传》，编写一些类似作品。最早的要算1777年仇鼎散人的《日本水浒传》达10卷之多。过了6年，即1783年（清乾隆四十八年，日天明三年）伊月椿兰又编了一部4卷本的《女水浒传》，接着10卷写本《俳诣水浒传》（僧空阿）、6卷本的《新编女水浒传》（好省堂1812年版）等数10种相继问世，形成一股“水浒热”，许多日本人以用梁山泊的英雄绰号为荣。《西厢记》此间出版7种。最早是1758年，口木山人译《通俗·西游记》初编和1至26回的6卷本，至1831年岳亭丘山译的《通俗·西游记》5编54至65回共6卷。 

《醒世恒言》，此间出版2种。最先在日本出版的是1789年田逆旅主人（石川雅望）译为《通俗·醒世恒言》4卷本，内容包括“小水湾天狐贻书”、“吴衙内鄱舟赴钓”、“一文钱小隙造奇冤”和“施润泽滩阙遇友”等。 

此外还有一些受日本人欢迎的书，有1772年阆华兰斋、山崎长卿合译、余怀新所著《板桥杂记》（后改题为《唐土名妓传》），1789年三宅哨三译、吕熊所撰《通俗·女仙传》（原题签为《通俗大明女仙外史》），1826年石川雅望译、池田英泉画、孙洙撰《奇说排闷录》（另名《通俗排闷录》）11卷等等。 

中国的这些通俗文学作品之所以受到日本市民阶层的欢迎，不外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日本社会的急剧变化，德川时代（1600—1868年）由于数百年连绵不断的战乱结束，德川家康决定江户（今东京）开放，它推进了商品经济发展，此后相继出现了规模较大的金泽、名古屋、大阪、京都等城市，居于城市者多为武士、商人和手工业者。他们中的一些人经常到饭店、浴场、娱乐场等处通宵达旦地逍遥。另一些人则寻找言情、鬼神小说来消磨时光。其次，18世纪初开始，日本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公私名校270余所，明治维新后，具有初等文化水平的人达到55%至65%，这些人也追求言情小说、弹唱等戏曲和风流悦目的浮世画等文艺作品。中国一些古典作品中的言情小说，受到市民阶层的喜爱；草莽英雄豪杰作品则受到一般武士的欢迎；介绍西方政治史地的书籍，得到有较高文化水准的人的青睐。 

1895年前日译汉籍部分书目表 

同时，日本为了尽快了解世界各国的人文地理、欧美诸国的政治法律，对汉文的一些名著进行翻译。最早的是利玛窦1602年出版的《坤舆全图说》。另一部是南怀仁的《坤舆外记》，书中记载了世界各国的奇木异兽之类，于1852年由幕末江户时代的小说家城北清溪译解成《坤舆外记译解》2卷。当然，史地汉籍最引起日本朝野关注的还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前面已谈到该书传入日本很多，同样翻译成日文的也相当多。据现在资料先考虑一下《海国图志》的翻译情况。 

日译《海国图志》部分译本表 

如上所列，有关美国的8种，英国的3种，俄国的2种，法、德、印各1种，筹海1种，计19种，此外还有夷情备采和武器造船两种，共21种。在短短的3年内，日本翻刻《海国图志》有关内容的次数如此之多，这在中日翻译史上是罕见的，译者对译每一部分几乎都阐述了必要性。如译美国部分的原因，是1853年6月美国总统斐摩尔（M.Tillmore）令东港印度舰队司令培理准将率4舰到日本江户湾浦贺，翌年1月16日，培理再率7舰队抵神奈川，并于3月3日逼迫日本幕府签订《日美亲善条约》（又名《神奈川条约》），从而激起日本朝野急切了解美国情况的欲望。《海国图志》中的美国史地部分自然成为译者的首选。译英、俄等国部分，是因为8月23日英国逼迫日本签订《日英亲善条约》；12月21日，俄国又逼使日本签订《日俄亲善条约》，12月23日荷兰也乘机与日本签订《日荷亲善条约》。译者认为俄国类虎狼，称雄大邦，为患最深，美国同为虎狼，“英国更强悍狡黠” [16]。一旦了解了这些国家的地理、政治状况，掌握了筹海、筹夷、战舰、火攻等技术，“可以守则守焉，可以战则战焉，可以款则款焉，左之右之，惟其新资。”“战以挫其锐，款以制其命” [17]。 

事实上，日本翻译《海国图志》在日本出版，无论对了解各国情况，增强海防意识，抵御外敌，还是启迪维新志士，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此梁启超指出： 

“日本之平象山（即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之辈，皆为此书（指《海国图志》）所刺激，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 [18]。 

此外，魏源的《圣武记》、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书译成日文出版，对日本影响也是相当大的。 

（四）启示 

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前，是中日书籍交流史的发轫时期，明显地标识出古老的中国文化深为日本朝野所关注，一些有识之士设法获得汉籍，努力学习；一些留学生、学问僧设法带回汉籍；一些商人设法输入汉籍；一些通晓汉语的人又将中国各类汉籍翻译出版，促进了日本文明的发展。反之，这个时期中国自日本输入和翻译的日籍却比较少，其主要原因，一是日本的书籍数量较少；二是中国文化的固步自封，因而吮吸日本文化处于点点滴滴状态。但是妄自尊大的封建大帝国——清政府甲午战败，中华民族开始觉醒，出现了赴日留学热，1896年之后开始大量输入日本书籍和翻译日籍。对此容后再行探究。 

[1]见《古事记》。 

[2] 《千字文》最早为梁代（502—557年）周兴嗣所撰，拓取王羲之遗书不同的字千个，编四言韵语，叙述有关自然、社会、历史、教育及伦理等方面的知识。隋代方开始流行。日本传说285年即将此书传入，显然有误。 

[3] 《古事记》成书于712年，而《千字文》于隋代（581—618）在中国流行，隋代或其后《千字文》传入日本尚可尽信，然而《古事记》称应神天皇（270—310年）日本即已传日《千字文》未免太超前了。 

[4] 冀振武：《中日书籍交流古往今来》，载《中日关系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6页。两汉时，《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称徐福入海求仙，始皇“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汉书·伍被传》载“多赍珍宝，童男女三千人，五种百工而行。”宋代《欧阳文忠公全集》和《日本刀歌》均称“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非童老。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玩器皆精巧。……徐福行时书未焚，逸出百篇今尚存。”亦有徐福赍书“为后世伪造说”。（王勇：《汉籍东传诸说考辩》），载（中日关系史研究）1991年第2期第46页。 

[5] 吉备真备717年3月随第九次遣唐使到中国，734年11月随第十次遣唐使返回日本，计18个年头，实际停留于中国的时间是17年8个月。另有说19年者不确。 

[6] 参考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7] 参考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8] 见《延历僧录》、《胜鬘经义疏解题》。 

[9] 宋太宗赠给奝然《大藏经》的原因和时间，另一说是986年，奝然回国时向宋太宗请得宋版《一切经》。见森克已《关于宋版一切经输入的社会考察》，刊于《宗教研究》第13卷4号。 

[10] 根据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大庭脩：《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的研究》（戚印平等译），第29～36页编制。 

[11]根据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大庭脩：《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的研究》（戚印平等译），第29—36页编制。 

[12] 《翻译名义集》卷一，第3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第2页。 

[13] 《鹤林玉露》卷四，第9页。 

[14] 《琉球地理志》出版的另一说为1884年。 

[15] 一般称前往日本的中国人为“渡来人”或“归化人”，没有严格区分。胡孟圣认为“渡来人还不能从法律上得以归化，仍保留原来的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见方军、关捷主编之《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下册，大连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16]鲇泽信太郎：《锁国时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识》，第14～149页。 

[17]鲇泽信太郎：《锁国时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识》，第141～149页。 

[18]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文集》，卷六，第33页。 

（资料来源：王秀文、关捷主编之“东方文化论丛I”《中日文化交流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