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来华的朝鲜使团有关人员将其在华时的所见所闻著录成书，朝鲜统称这些记言记行的著作为《燕行录》。由于《燕行 录》的作者们是在其国内上报朝廷或者著书立说，所以他们就无需讳言，更不必修饰，尽可以看到什么就写什么，怎么看就怎么写，怎么想就怎么说，这样，直言、直笔就使得《燕行录》颇具 真实性。在充分肯定其真实性之时，我们也不应忽略来华者由于访问时间、地点、范围、语言障碍和作者的视角等方面原因所带来的局限。
但是，不论这些朝鲜使节和学者哪次来华，他们都必到一个相同的地点，那就是通州。从其出发到回国复命，大约在5—6个月，《燕行录》的著者们正是利用了这段宝贵的时间，著录了清代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人物、民俗、城市建筑、五行八作等等，从宫廷到民间，从京城到村镇，都留有他们的感观。
笔者在诸多《燕行录》著作中，列举其中的三部，对清代通州运河文化加以说明。
李宜显：《燕行杂识》
李宜显1669—1745年字德哉，号陶谷，曾任礼曹参判、刑曹判书、礼曹判书、右议政、领议政等职。他曾于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1732年雍正十年两次出使清王朝，在清王朝停留时间共达200余天，他对当时清王朝的社会状况较为了解。回国后，他根据自己两次出使的亲身经历，著成《燕行杂识》。
其时，中国正当康乾盛世，对于清王朝政治上的安定和经济上的繁荣，他们感触颇深。他们称赞清王朝在当时的繁荣富强和壮观景象，通州即其一例。
李宜显在看到“天下第一通漕之处”的街容市貌后，他是这样描述的：“由城东人街，路上往来行人及商胡之驱车乘马者，填街溢巷，肩磨毂击，市肆丰侈，杂货云委，处处旗牌，左右罗列。如绒裘、袜、红帽子、书、磁器、米、谷、羊、猪、葱、白菜等，或聚置床上，或积在路边，车运担负，不可尽数。至如壕堑之深度，城壁之坚致，楼榭台观之壮观，署宇仓舍敞之宏大……真乃畿辅之襟喉，水陆之会要。”作者在这里既写到了通州的繁荣景象，又写到了楼阁仓宇，并将通州定位在“畿辅之襟喉，水陆之会要”。
朴趾源：《热河日记》
乾隆中期以后，一些朝鲜学者加人来华的使团，著有《热河日记》的朴趾源就是其一。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朝鲜正祖四年是乾隆皇帝70寿辰。为此，有关各国派遣专使和使团前来祝寿，朝鲜自不例外。于是，朴趾源便以随员名义，随其三从兄锦城尉朴明源正使，郑元始副使、赵鼎镇书状官等一行于是年六月末来到了中国，开始了他心仪已久的中国之行。
朴趾源的一生是在关心国事、几经坎坷、极力提倡“利用厚生”之学中走过的。英祖十三年1737年，乾隆二年三月五日，朴趾源出生于汉城名门，世称“冠冕大族”的潘南朴氏之家。其字仲美，号燕岩。其先祖中既有著名学者，也有卫国功臣。在其祖父的言传身教的影响之下，朴趾源虽为名门之后，且颇具才华。但他并不立志科举，更不与权贵交往，在贫困生活中，潜心学问，淡泊名利，大约在30岁前后他已是国内的一位有名的学者了。因此，
当时的其他学者，如朴齐家、李德懋、柳得恭等人都虚心向他问学。1776年，正祖即位，朴趾源为了避免权奸洪国容加害于己，遂移居至黄海道金川郡燕岩峡，继续研究学问，广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学、自然科学等方面。正祖四年1780年，洪国容被流放后，朴趾源的处境有了改善，是年，随朝鲜使团来华，时年44岁。
在《热河日记》中，他以其亲身经历记述了“一句前京师大雨，潞河涨溢”，评述了“舟楫之盛可敌长城之雄”及其官风民俗；赞叹通州之“瑰丽繁富”，已非沈阳、山海关可比；简记永通桥之壮观等四个方面，而具体、细致、真实则是其记述通州运河文化的显著特点，其原文如下：
八月初一丁未 朝晴，极热。午后乍雨乍止，夜大雷雨。自烟郊堡晓发，至师姑庄五里，邓家庄三里，胡家庄四里，习家庄三里，潞河四里，通州二里，永通桥八里，杨家闸三里，管家庄三里，共三十五里。中火。又行至三间房三里，定府庄三里，大王庄三里，太平庄三里，红门三里，是十里堡三里，巴八里堡二里，新桥六里，东岳庙一里。朝阳门一里，入西馆，共二十七里。是日通行六十二里。自鸭绿江至皇城统计三十三站，为二千三十里。
晓发烟郊堡，与卞、郑诸人先行。行未数里，已平明。忽闻震雷轰天，潞河舟中万炮声云，朝露澹荡，遥看樯头簇立如荼，柳树上多挂浮槎草根。一旬前京师大雨，潞河涨溢。坏民庐舍数万户，人畜漂溺不计其数。今于马上以烟竹伸臂仰揣柳上水痕，距平地可为数丈。至河边，河广且清，舟楫之盛可敌长城之雄，巨舶十万艘皆画龙，湖北转运使昨日领到湖北粟三百万石。试登一船，略玩其制度。船皆长十余丈。以铁钉装造。船上铺板，建层屋，谷物皆直写泻于舱艟中。屋皆饰以雕栏画栋、文窗绣户，制如陆宅。下库上楼，牌额柱联，帷帘书画，渺若仙居。屋上建双樯，帆则以细藤单联幅。浑船以铅粉和油厚涂，上加黄漆，所以点水不渗，上雨亦无所忧也。船旗大书“浙江”、“山东”等号，沿河百里之间密若竹林。南通直沽海，自天津卫会于张家湾，天下船运之物皆凑集于通州。不见潞河之舟楫，则不识帝都之壮也……
下船登岸，车马塞路不可行。既入东门，至西门五里之间，独轮车数万，填塞无回旋处。遂下马，入一铺中。其瑰丽繁富，已非盛京、山海关之比矣。艰穿条路，寸寸前进。市门之匾曰“万艘云集”，大街上建二檐高楼，题曰：“声闻九天”。城外有三所仓廒，制如城郭，上覆瓦屋。屋上建疏窗小阁，以泄积气；墙壁问垂穿傍穴，以疏湿气。引河环仓为壕。行至永通桥，一名八里桥也，长数百丈，广十余丈，虹空高十余丈。左右设栏，栏头坐数百狻猊，雕刻之工，类图章细钮。桥下舟楫直达朝阳门外，复以小船开闸运漕，以入太仓云。自通州至皇城四十里间，铺石为梁，铁轮相搏，车声益壮，令人心神震荡不宁。沿道左右尽是坟茔，而垣墙相连，树木茂密，不见冢形。
金景善：《燕辕直指》
金景善1788一?字汝行，曾任吏曹参议、全罗道观察使、判中枢府事等职。他曾两次出使清朝，第一次是在道光十二年1832年，第二次是在咸丰元年1851年，职务分别是书状官、正使。《燕辕直指》就是他在1832年走访清朝后的见闻记录。他不仅看到中国的富饶壮丽，而且还看到其内部已孕藏了深刻危机。因此，《燕辕直指》一书具有全面性和真实性，该书以时间为序，目录尾字均为“记”字，详叙始末，在书中，我们能看到19世纪30年代的清王朝已经走向衰落。
金景善在《通州记》中经过与其在沈阳、山海关的感受作比较，认为通州之“殷富瑰丽，胜于盛京、山海关”。他赞叹运河“大小舸舰泊于河岸，未及解缆者无数，上下十余里樯杆如簇，盖天下船运之物，皆凑集于此”。只有亲眼所见上述之壮丽景象，才能认识到“帝都之壮!”同时，他也明确说明了他的忧虑。“燕都称百二山河，天府之国，但有不便者，漕粟仰给东方耳。运河自江而淮，自淮而黄，自黄而汶，自汶而卫，盈盈衣带，不绝如线，河流一涸则西北之腹尽楞然矣……然当群雄干命时，烽烟四起，运道便绝，唯有束手就困。此京师第一当虑者！”
十年之后，英国侵略军占领镇江、封锁运河、清政府被迫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的事实，让金景善不幸而言中了。
此外，金景善对于通州至北京四十里问路旁多“修饰极奢”之大坟表示不理解、不赞成。他指出：“中国万事莫不简便，而独此冗繁，莫晓其意。”这位朝鲜使节的评述至今在我国现实生活中仍有其借鉴作用。
由朝鲜使节等人士撰写的有关《燕行录》的多种著述，为我们研究清代中朝文化交流、通州运河文化等多方面提供了诸多重要的文献。
原载《北京文史》200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