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杨秀清“逼封万岁”一事，是关系能否正确评价杨秀清的重要问题之一。对此，过去罗尔纲先生于其所著《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讧考》一文中，进行过详细考证，曾指出：“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公元一八五六年）六、七月间，杨秀清迫洪秀全让位，谋夺取太平天国领导权。”等等。（罗尔纲：《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讧考》，见《太平天国史事考》，三联书店1955年第1版，第239、260页。）近来，在史字界关于杨秀清评价问题讨论中，得读郭毅生同志及骆承烈同志两篇文章，（郭毅生：《如何评价杨秀清？》，《历史研究》1978年第6期；骆承烈：《杨秀清不是篡权夺位的野心家》，《辽宁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发现二位同志论及杨秀清“逼封万岁”时，恰与罗先生的上述断语完全相反，均认为不可断作篡位夺权。学习之中，对比两种相反意见，我基本同意前一种意见，不同意后一种意见。这里，仅就郭、骆二位同志提出的若干令自己产生疑问的见解，谈一点初步看法，并期望得到批评指教。 

（一） 

论证杨秀清逼封万岁“不是篡位夺权”，骆承烈同志在文章中提出了如下一个理由：“自永安封王到天京建都以来，在太平军的各种诏令、文告中，皆未出现过‘万岁’字样。《太平礼制》中虽然有‘九千岁’、‘八千岁’……之称，但也无‘万岁’一词。可见洪秀全并未把这一称号当作天国中最高首领的代称。”（见《辽宁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第42页。）史实证明，这个理由是难以成立的。 

据载，从一八三七年起，洪秀全就开始以“万岁君王”自称。此年，洪秀全决心“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立志发动武装革命，推翻清王朝反动统治。他虽然大病“一连四十多日”，但在病中“都言打江山，杀妖魔的话”。（《洪仁□自述》，《太平天国》丛刊（二），第848、847页。）扫灭“妖魔”，即打倒以清明皇帝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天下该由谁来治理？洪秀全郑重宣称：“我是太平天子，天下钱粮归我食，天下百姓归我管。”（《洪仁□自述》，《太平天国》丛刊（二），第848、847页。）与此同时，他又以“万岁君王”自称。在太平天国晚期颁布的《福音敬录》一书上，洪秀全有一个“自证”，说他于“壬酉”年间（一八三七年），曾于“洪世万手扇”上题诗一首云：“真主为王事事公，客家本地总相同；君王万岁谁人见？万岁君王只钓龙。”（《福音敬录》，《太平天国》丛刊（二），第516页。）铨其诗意，依据洪秀全的宗教政治观念，诗中最后一句所说的　“万岁君王”，即为“太平天王大道君王”，是所谓“天父上主皇上帝”赐给洪秀全的称号：诗中所说的“龙”，依据洪秀全早年“龙是妖”的解释，当指以“真龙天子”自命的清朝皇帝。可知此诗系言洪秀全当年决心团结群众杀伐“清妖”的“钓龙”大志，但又可知那时洪秀全已经以“万岁君王”自诩，且“万岁”与“君王”一义相结并称，如“真主”、“太平天子”的称谓一样，均为洪秀全的自称无疑。 

其后，随着革命事业的开辟和发展，随着洪秀全的威信不断提高，“万岁”自称逐渐为革命群众所公认，并在拜上帝会和太平军中，形成了一套称呼天王万岁的礼制仪规。当洪秀全、冯云山等人于广西紫荆山区开展拜上帝会活动期间，冯云山的学生们曾向洪秀全施行“朝拜”，其间尊称他“我主万年，我王万岁”。（《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5、页。）一八五一年三月，洪秀全在武宣东乡被推戴为天王，从此确立了他在太平天国中的最高领导地位。此年九月，太平军攻占永安，“进城不久，（洪秀全）就登极封王了”。（《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79页。）永安封王建制期间，太平天国正式规定各种礼制仪规，并要求全军“学习为官称呼问答礼制”，（《太平条规》，《太平天国》丛刊（一），第155页。）严格遵行。当时，除天王洪秀全“登极”正式被太平军将士呼称万岁外，太平天国辛开元年（一八五一年）颁布的《太平礼制》又规定：“臣下呼称幼主万岁”。（《太平礼制（元年）》，《太平天国》丛刊（一），第103页。）天王、幼主万岁之下，依据洪秀全发布的“小功有小赏，大功有大封”的诏令，（《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丛刊（一），第65页。）还规定：东王杨秀清称九千岁，西王肖朝贵称八千岁，南王冯云山称七千岁，北王韦昌辉称六千岁，翼王石达开称五千岁，等等。（见《太平礼制（元年）》规定：“七千岁贵岳见九千岁贵岳则称东贵亲兄，又譬如七千岁贵岳会六千岁、五千岁贵岳则称北贵亲弟、翼贵亲弟”等等；又见《天父下凡诏书一》内中诸王亦称各千岁；又见汪□（盾鼻随闻录》所记：“破武昌府，伪称天王万岁，杨秀清称九千岁，肖朝贵称八千岁，冯云山称七千岁，韦镇（正）称六千岁，石达开称五千岁”。此记称谓对，而时间误。）《天父下凡诏书一》是太平天国颁刻的一部重要文书，记载了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十月（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审理惩处“反骨逆天”的叛徒周锡能的过程。查阅该书可以发现，当杨秀清以天父下凡方式主持审问周锡能之后，有一段文字说：“其时天父回天，既三更矣。众朝臣护卫天王回殿，山呼万岁后，各职回衙，虔谢颂赞天父恩德，谈叙天父无所不知，权能独一。”（《天父下凡诏书一》，《太平天国》丛刊（一），第8—9页。）这段文字说明，呼称天王洪秀全万岁的殿廷仪礼，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以前已经具备， 

在太平天国初期领导集团中，万岁与诸千岁中间“依次递减”的级别等差，适与天王及诸王的职位高低紧相配属。天王为“天下万国之主”，军政职位最高（万岁）；东王“位下一阶”，且节制诸王，为左辅正军师（九千岁），其次西王为右弼又正军师（八千岁），其次南王为前导副军师（七千岁）；其次北王为后护又副军师（六千岁）；再其次翼王为左军主将（五千岁）。由此可见，万岁及诸千岁的称谓正是标示领导成员地位高低的一种职称。其中，天王洪秀全居于诸千岁之上称万岁，同他称“真主”、称“太平天子”、称“太平天王大道君王”、称“禾王”、称“朕”、称“日头”、称“太阳”、称“天父次子天兄之弟”等一样，都具有特殊的政治涵义，即表示洪秀全居于“天国中最高首领”的尊位，掌握着太平天国最高权力，负有集中统一指挥革命战争和决策大政的神圣职责。 

太平天国制订的一套“称呼问答礼制”，“摭拾烦琐”，在实际生活中太平军将士“多不遵奉”。（《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丛刊（三），第181页。）然而，“群下称洪秀全为天王，三呼万岁”（《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丛刊（三），第171—172页。）的礼规，太平军从上到下一直十分重视，始终严格遵行。有一个材料记述一八五二年太平军将士呼称洪秀全的情景说到，当太平军由永安胜利突围后，路经距永安东北八十里处的三妹瑶区，曾乘胜在三妹村集合誓师，当时，“太平王站在台上，对他的军队讲话。四面围绕着的人都向他呼王。大呼：‘我王万岁！万岁！万万岁！’呼声震天。……”（《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86页。）定都天京后，称呼天王万岁的礼仪更为森严、隆重。据曾国藩的特务张德坚搜编的《贼情汇纂》记载：“如杨逆（指杨秀清）有事要见，亦必请伪旨批定日时，大抵午未时居多。届时杨逆率各伪官毕集，舆马堵塞街市，伪天朝门洞开，大门外立伪引赞官，传呼各官进，……引赞官呼跪，则皆跪，……伪通赞官呼曰，天王有旨，诏众官员珠贯而入，各肃班联，趋跑起跪，不得嚣喧，三呼万岁，听旨传宣，朝觐已毕，站立两边。读讫，则众伪官如仪起立。少顷，杨贼白事毕，出，则转身向内而立，各伪官皆跪其后，又呼万岁者三，然后掩门而散。”（《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丛刊（三），第181、171—172、203—207页。）从中看出，号称东王九千岁的杨秀清，虽然早已握取了代天父传言宗教大权和节制诸王的军政实权，亦必须按照礼制仪规，于“朝会”时要对天王“三呼万岁”。此外，该书卷七“伪本章式”项内，还收录有杨秀清等向天王具奏的“本章”六件（均有洪秀全的“御照”批示其上），每件所奏“缘由”虽各不同，但其中对洪秀全的称呼皆循规一式，均特别书明“启奏我主万岁万岁万万岁御照施行”的字样。（《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丛刊（三），第181、171—172、203—207页。）另翻检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一八五三年）和甲寅四年（一八五四年）的《颁行历书》，其卷首杨秀清等五王列衔的奏文中，亦无不附有“伏奏我主我兄天王万岁万岁万万岁”和“谨献我主万岁万岁万万岁”的辞语，（《颁行历书》，《太平天国》丛刊（一），第171、172、183、184页。）以表示杨秀清等遵奉天王洪秀全的诏旨，服从天王洪秀全这位“万岁”的领导。 

经过一八五六年杨秀清逼封万岁以后，向天王呼称万岁的礼制仪规，仍照例施行于太平军之中。如各年经“御批”准予颁行的“新历”中，其卷首奏文里以上向天王呼称万岁的辞语，均照录而无稍变（列衔者已有变化）。一八六一年一月中旬，《太平天国天京观察记》的作者英国人吴士礼，曾见天王洪秀全“降诏的典礼”。据他描述，当天王颁布诏旨时，参加典礼的太平军官员，依然“至是一齐下跪。是时，全体高声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在这个外国人看来，“他们之高声山呼，尤觉有赞颂之热烈意义。”（简又文：《太平天国杂记》，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14页。）直到一八六三年，即洪秀全逝世的前一年，身为太平天国干王和洪秀全堂弟的洪仁□，照样遵例向天王呼称万岁。他在《自述》中回顾道：“我主于癸亥年（一八六三年）恩赐顾命，嘱扶我幼天王，予于此时三呼万岁后，不胜惶恐流涕，恐负圣命遗托。”（《洪仁□自述》，《太平天国》丛刊（二），第848、847页。）在洪仁□的“三呼万岁”声中，饱含着他对天王的崇敬和对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 

在洪秀全看来，太平天国将士们向他呼称万岁，即是表明他居于太平军的最高领导地位，掌握着太平天国的最高权力。一八六○年，太平天国颁布了洪秀全写成的《梦兆诏》一件，其中说道：“本年二月初七晚三更，朕妈梦见东王、西王、南王三人在金龙殿呼万岁，奏去打苏州。”（《梦兆诏》，《太平天国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8页。）“呼万岁”就是向他“三呼万岁”。这等于向人们宣告，还是天王坐金龙殿称万岁，东王等人在“升天”以后，一如生前一样，都应依制呼称天王洪秀全万岁，扶持天王，听从他的指挥调遣。 

以上史实说明，在太平天国政治制度中，所谓洪秀全称万岁，包括洪秀全号称万岁和“群下”向他呼称“我王”、“我主”或“我主我兄天王”万岁（即“三呼万岁”）这两个方面的礼规。同时，洪秀全称万岁，正因为他是“天国中的最高首领”。史实与骆承烈同志的论断完全相反，“万岁字样”或“万岁一词”，不仅在太平军的诏令、文告或《太平礼制》中确实存在，而且万岁“称号”恰恰是被洪秀全和太平军将士“当作天国中最高首领的代称”了。 

（二） 

按照太平天国礼制仪规，一八五六年杨秀清逼封万岁以前，只有天王洪秀全和“王世子”洪天贵称万岁。洪秀全以天国中最高首领的身份称万岁，何以又诏令“王世子臣下呼称幼主万岁”？推其缘故，主要有二：第一，在于确立“王世子”洪天贵是天王洪秀全的继位者，是未来的天国最高首领。这一点，后来洪秀全在《赐西洋番弟诏》中说得十分清楚：“朕立幼主继耶稣，双承哥朕坐天都，幼主一半耶稣子，一半朕子连天府，代代幼主上帝子，双承哥朕一统书。”（《赐西洋番弟诏》，同上书，第60页。）就是说，只有“幼主”和“代代幼主”方可以承继洪秀全的权位“坐天都”，亦即只有“幼主”和“代代幼主”才能够当天王。由此可见，封称“王世子”洪天贵为“幼主万岁”，显然具有令其承继“天王万岁”最高权位的政治涵义。第二，在于申明天王的权位不容“臣下”僭越篡夺。洪秀全称万岁之外，只规定年幼的“王世子”洪天贵称万岁（一八五一年时为三岁），而有偌大功劳的杨秀清虽掌握着天父代言权和军政实权，亦仅封称九千岁而止，不封万岁，并且还须以“臣下”的身份向洪天贵“呼称幼主万岁”。这就突出说明，只有天王和天王的继位者幼主可以称万岁，“臣下”不可以称万岁。所以，一八五六年杨秀清逼封万岁以前，洪秀全不允许杨秀清称万岁，就在于这项称号是天王权位的标志，而这个天王权位只可以由幼主承继，不容“臣下”僭越篡夺。由此可见，在天王洪秀全称万岁的同时，规定“王世子臣下呼称幼主万岁”，不仅是为洪天贵当天王予做准备，而且又是为巩固天王权位并限制“臣下”权位所采取的一项措施。 

根据以上分析，虽然如郭毅生同志所论，“万岁并非洪秀全的专称”，（见《历史研究》1978年第6期，第20—21页。）但是在一八五六年杨秀清逼封万岁以前，万岁却是天王洪秀全和“双承哥朕坐天都”的幼主的专称，从这个意义上讲，万岁仍不失为天国中最高首领的代称。因为，在当时的太平天国政治制度中，万岁称号是和天王权位紧紧连结在一起的。 

郭毅生同志推断说：“天王与幼主以父子同称万岁，则上帝为洪秀全之‘天父’，自然得尊为万岁。耶稣是‘天兄’，既然其侄‘幼主’称万岁，耶稣得称为万岁方合于体制。因此，在太平天国之初就存在着四位万岁。”（见《历史研究》1978年第6期，第20—21页。）这条意见很值得商榷。 

第一，倘若天父、天兄已经“尊为万岁”或“称万岁”的话，这样一件宗教上、政治上的大事，又所谓“合于体制”，按理太平天国应当大书特书，中外官方文书及私家著述应当有所反映。但据史料证明，“在太平天国之初”根本不存在天父、天兄称万岁的任何迹象。 

第二，《天条书》是太平天国于一八五二年颁刻的一部重要宗教政治律书，要求“凡兄弟俱要熟读赞美天条，如过三个礼拜不能熟记者，斩首不留”。在其中规定的凡一切向天父“悔罪”、“朝晚拜上帝”、“食饭谢上帝”、“灾病求上帝”、“祭告皇上帝”以及“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等种种“奏章”和宗教仪式里，概未发现任何天父、天兄被“尊为万岁”或“称万岁”的条文。如果“在太平天国之初”就存在着天父、天兄二位万岁的话，为什么不将此种大事于该书中作出规定，令太平军将士知晓熟读呢？ 

第三，太平天国颁布的《天父下凡诏书》之一、之二，分别记述了一八五一年与一八五三年所谓“天父下凡”处理人间事务的情形，其中均载有天王洪秀全与天父下凡出场的仪礼。如果天王与天父已经共称万岁的话，为何书中只载有众臣下向天王洪秀全“山呼万岁”的文字，反而没有呼称天父万岁的任何字句呢？按照郭毅生同志的推论，即天王是天父之子，天王称万岁，“洪秀全之天父”理合也称万岁的话，那么，在天父下凡这种重大场合，天父岂不应同他的次子洪秀全一样，被大家“山呼万岁”吗？但《天父下凡诏书一》并无此记载，而《天父下凡诏书一》的记载却是：“天父劳心，复又下凡。……即时各千岁同侍卫众官员及小臣护卫天王到天父面前。天王统率众臣跪伏问曰：‘天父下凡？　”（《天父下凡诏书一》，《太平天国》丛刊（一），第8—9页。）《天父下凡诏书二》的记载亦类此情形，其间，无论“天父下凡”，还是“天父回天”，前前后后，也一概没有尊称天父万岁的任何仪礼。 

第四，天父、天兄在“高天”的称谓怎样？洪秀全于一八四八年写成的重要文献（后于一八六二年曾重申刷印）《太平天日》说明了问题。据这部太平天国唯一显示天父、天兄“高天”生活的著作描述，洪秀全曾在“天父上主皇上帝”和“天兄基督”那里亲聆教诲，与天父、天兄一起大战“妖魔头”、“捆绑孔丘”，并被天父赐给“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的称号等，其间与天父、天兄等在“高天”相伴四十日。查遍该书通篇字句，亦均无任何大父、天兄称万岁的蛛丝马迹可寻。 

由以上四点可见，“太平天国之初就存在四位万岁”的推断，于史实上和道理上都难以讲通，令人难以信服。应当说，杨秀清逼封万岁以前，在太平天国的宗教政治典故中，万岁一称只应是现实天国里天王和未来天王（幼主）的专称，而与“高天”上的天父、天兄无涉。 

（三） 

在杨秀清逼封万岁以前，既然万岁一称是洪秀全处于太平天国最高领导地位和掌握最高权力的标志，是天国中最高首领的重要代称，是天王和天王的继位者幼主的专称，是为太平天国礼制仪规所不容“臣下”僭越的一项称呼，那么，一八五六年八月，身为九千岁的杨秀清“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李秀成自述》影印本，第6页。）显然不合太平天国当时的制度，违反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将士的本愿，从而践踏了以天王为首的集中领导体制，扩大了太平天国领导核心的分裂，完全是一种破坏革命权威并企图取得太平天国最高权力的篡位行为。 

须指出，杨秀清逼封万岁，企图篡位夺权，并非偶然。特别是进入南京后，由于受到封建剥削阶级思想和生活作风的严重侵蚀，他处心经营个人权势，日益严重。他不仅已经以“位冠百僚肇启天朝新日月，职司左辅宏开景运大乾坤”（《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丛刊（三），第244页。）的开国重臣自居，而且发展到目无天王并欲凌驾于洪秀全之上的地步。开“东试”时竟拟出“四海之内皆东王”的命题，（《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丛刊（三），第113页。）杨秀清岂能不知？参护衙的联句公开宣扬说：“参拜天父永为我父，护卫东王早作人王”，（《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丛刊（三），第247页。）试问，已经是九千岁的东王，还要作个什么样的“人王”？对太平天国革命将士，杨秀清专横跋扈，滥施淫威，不予自检，却反而标榜什么：“东王打我们一班弟妹，亦是要好；枷我们一班弟妹，亦是要好；杀我们一班弟妹，亦是要好，”（《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丛刊（一），第391页。）对天王洪秀全又如何？他可以“每诈称天父下凡附体，令秀全跪其前，甚至数其罪而杖责之”。（《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丛刊（三），第45页。）一八五三年十二月，他借细故要责打洪秀全四十杖，本来自己气势汹汹，却反责天王“性气太烈”。同时，还对天王大谈君臣之道，据古论今，影射训诫洪秀全，使之容忍他挟制、折辱天王的行径。不止于此，杨秀清还把他这套杖责天王的闹剧，称为“神爷教真子”的“万世法则”。即不但天王洪秀全要听从他这位“神爷”的摆布，而且“幼主以至万万世，皆知遵天父教我二兄之道如此式法也。”（《天父下凡诏书二》，《太平天国》丛刊（一），第47页）天父的权威至上，东王的话即是天父的话，洪秀全被杨秀清突然置于大庭广众之中，被迫聆听天父的训诫，怎么能够逆天父之命而表示异议呢？抓住洪秀全的某些缺点错误，然后突然宣称天父下凡，将天王折辱一番，训诫一顿，然后再将这一切刊刻颁行于世，使天下知晓杨秀清有权随时凌驾于天王以至幼主之上，这岂非杨秀清所谓“杖谏”表演所要达到的一个重要目的吗？从这个意义上讲，《天父下凡诏书二》一文，可以说是杨秀清追求个人权位恶性发展的一个明显证据。此外，杨秀清还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大事铺张，　“盛营宫室，多立妃嫔，穷奢极欲”，（《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丛刊（三），第46页。）出入侍从动辄千人，如迎神赛会，真可谓“威风张扬，不知自忌，一朝之大，是首一人”了。（《李秀成自述》影印本，第6页。）在杨秀清眼里，什么“上帝之真道”，什么平等天国，什么天王洪秀全，均已失却了原有的光彩，与“阎罗妖”、“妖魔头”、“孔丘”势不两立的“天父上主皇上帝”，竟变成了他向天王洪秀全争权夺势的工具，并终于借此演成了逼封万岁的祸殃。 

关于杨秀清逼封万岁的史料，为史学界所熟知，勿庸赘列枚举。虽然其中若干方面互有异词，但经罗尔纲先生考证，断为“杨秀清谋篡夺天王洪秀全领导权”（罗尔纲：《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讧考》，见《太平天国史事考》，三联书店1955年第1版，第239、260页。）不能说全无道理。当时，杨秀清企图篡位夺权是不得太平天国人心的事，所以他就搞“逼封”。靠什么来“逼封”？杨秀清主要凭借三条：其一，假借天父下凡，叫天父为他争万岁：其二，军政大权掌握在手，有恃无恐；其三，援引论功行封赏的惯例，居功要挟。于是，洪秀全在杨秀清的威逼之下，“不得不封”，（《李秀成自述》影印本，第6页。）并得照幼主称万岁的前例，当场宣布：“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丛刊（四），第703页。）杨秀清这种“君臣不别，专尊”（《李秀成自述》影印本，第6页。）的行为，给韦昌辉发动反革命暴乱提供了可乘之机，终于酿成了“天京事变”一场大乱，使太平天国革命遭到不可弥补的损失。因此，逼封万岁绝不单纯是一个“加封一千岁”的简单问题。 

骆承烈同志依据石达开《自述》中一条材料，得出了杨秀清称万岁“乃洪秀全主动加封”的结论，（《辽宁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第43页。）恐怕未必恰当。且看这条材料的原文：“七年，达开领众在湖北，闻有内乱之信，韦昌辉请洪秀全诛杨秀清，洪秀全不许，转加杨秀清伪号，韦昌辉不服，便将杨秀清杀死。”（《石达开自述》，《太平天国》丛刊（二），第781页。）首先，这里虽然未有“逼封万岁”的字样，但察其文意，也并未否定有这件事。参证其他记载，“内乱之信”中，很可能包含着杨秀清逼封万岁的消息。李秀成在其《自述》中就曾说：“（杨秀清）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北、翼两王不服，……”（《李秀成自述》影印本，第6页。）说明翼王石达开知道杨秀清逼封万岁一事。正因为杨逼洪，所以出现了洪秀全“转加杨秀清伪号（万岁）”的结果；其次，“转加杨秀清伪号”一句，只能证明洪秀全是封了还是未封杨秀清万岁的问题，并不能证明洪秀全封万岁时是主动还是不主动的问题：再者，杨秀清逼封万岁时，石达开亦并不在天京亲临其事，后来自述回忆天京事变已事隔七年之久，且他身系囹圄，仓促之间难免有省略、疏漏之嫌。因此，他于《自述》中，没有明确说及杨秀清逼封万岁，并不等于这件事没有发生。其实，现在尚不易将李秀成《自述》中所记逼封万岁事轻易否定。因为：首先，李秀成系太平天国后期举足轻重的高级将领，预闻天国朝政机要，关于杨秀清逼封万岁的内幕真情，很难说事后他不知道；其次；李秀成最后叛变乞降时书写供状，笔墨间对天国及洪秀全等多有污蔑、丑化之处，但对杨秀清等人也不乏赞词，且其《自述》全篇所叙史事基本属实，他未必单单在逼封万岁一事上虚构一番，将杨秀清污蔑一通；再者，李秀成《自述》有关逼封万岁的记述，有知非子的《金陵续记》及张汝南的《金陵省难纪略》等等许多材料相互印证，并非孤证。查李秀成以前并无与知非子、张汝南等人互通声气情事，为什么他们对同一件事的记述大体一致呢？如果说他们的材料来源自韦昌辉散布的反革命谣言的话，李秀成于太平天国严厉惩办了韦昌辉多年之后，并又在熟知天国朝政内幕要闻的情况下，于一八六四年写《自述》时，再去听信韦昌辉的谣言，似大可不必。总之，从现存的资料来看，杨秀清逼封万岁的史载恐难推翻，洪秀全“主动加封”杨秀清万岁的断语恐难足信。 

杨秀清曾为太平天国革命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立下过汗马功劳，纵观其一生表现，仍不失为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重要领导者之一。所以，杨秀清死后，太平天国规定东王升天节，包括洪秀全在内的太平天国军民追念他。但是，杨秀清逼封万岁，毕竟是一种有害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篡位夺权行为。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尚值得进一步去探讨总结。 

（资料来源：《辽宁大学学报》197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