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清是太平天国革命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在革命的准备阶段、起义的实行阶段，以及从革命的进军到他被害时期，在革命进程的每个关键时刻，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一八五六年九月，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韦昌辉，用突然袭击的手法，杀害了杨秀清。韦昌辉为了裹胁群众，制造反革命舆论，曾在群众中广泛散布了所谓“逼封万岁”和“天王密诏”的神话，荼毒了洪秀全和杨秀清的关系。有的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者，甚至由此引伸，说杨秀清被封东王是洪秀全不得不作出的“让步”　理由是在革命准备阶段，洪、杨之间就存在着夺权夺位的“暗潮”。定鼎南京之后，杨秀清更把洪秀全视若无物。因此，把杨秀清说成是“大奸雄”，而把韦昌辉的反革命叛乱则说成是“靖难之师”。显然，这是对太平天国革命历史的颠倒。 

关于杨秀清被封东王问题 

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杨秀清、肖朝贵、冯云山等人，以替洪秀全祝寿为名，揭竿起义。据说，起义时曾发布一篇檄文，自称有“文官二百，人人有安帮定国之才；武将千员，个个有擎天垮海之勇。雄兵三万，势若天丁；战士数千，威如猛虎。”（引自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册232页。）起义声势之大，由是可观。这样一支雄兵，由谁来统率，无疑洪、冯是早有成竹的。金田起义的当天，洪秀全就任命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肖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而韦昌辉、石达开则分别为右军主将和左军主将。从这个安排看，杨秀清位居中军主将，已经是统率全军的地位了。在金田起义之后，经过将近一年的革命实践，即同年十一月，洪秀全在永安实行封王，杨秀清被封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明确规定所封“各王具受东王节制。”杨秀清成为法定的太平军的最高统帅。 

杨秀清被封东王，到底是出于革命需要，还是出于洪秀全的“让步”？有的认为冯云山参加革命最早，功劳最大，封杨秀清东王而不封冯云山东王，是明显的“让步”，我们不同意这个看法。在革命进程中，领导集团的名次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革命形势的深入和发展，必然会出现一些杰出的人才，充实到革命领导集团中来。杨秀清当然不是无功受禄的，他在被封东王前，就有两个不可忽视的显赫功绩。一是代天父传言，表明了他有高度的谋略；二是组织起义队伍和花州迎主，表明了他有杰出的将才。这两件事是他被封东王的前提条件。 

代天父传言是杨秀清对革命的一个大贡献。当时的形势是，拜上帝会受到地主武装团练的压迫，冯云山被武宣地主王作新逮捕，并以“聚众谋反”的罪名将冯云山下狱，洪秀全因冯云山被捕，回到广东设法营救。于是拜上帝会便脱离了洪冯的领导，加上地主武装的压迫和破坏。会众之中，有的退缩，有的动摇。更严重的是在会众中的坏人乘机煽动，利用紫荆山地区的“降童”的迷信活动，公开“出言反对耶稣教训，且引入离道。”“因而在兄弟中生出纠纷及有分裂之象。”（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拜上帝会面临着瓦解的危险。对此，杨秀清十分忧虑，《太平天国起义记》说他“忽生哑病，两月不能言语。”两个月的哑病，显然有些夸张。但是，经过两个月的沉默探索，寻找扭转局面的办法却是事实。他在必要的准备之后，断然以“降童”的方式代天父传言，以此来维系拜上帝会这个革命组织的团结和不至于瓦解。 

从杨秀清假天父传言所昭示的内容看，一方面是对那些妄图分裂拜上帝会的不良分子进行指责；另一方面是劝人参加拜上帝会，树立教主洪秀全的威信。史书说杨在代天父传言时“严厉肃穆责人之罪恶，常指个人而宣传其丑行。彼又劝人为善，及预言未来。” （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天情道理书》也说杨秀清代天父传言的内容是天父“已差天王降生，为天下万郭（国）真主，救世人之陷溺。世人尚不知敬拜天父，并不知真主所在，仍然叛逆天文，理宜大降瘟疫，病死天下之人。而天父又大仁慈，不忍凡间人民，尽遭病死，故特差东王下凡，代世人赎之。”（《太平天国》卷一365—366页。）从这些记载，我们清楚地看到杨秀清代天父传言内容是十分重要的。他第一次通过神的语言宣布洪秀全是“真主”，暗示拜上帝会这个革命组织，最终是要打天下的，并号召大家坚信天文，笃诚于拜上帝会。由于杨秀清原先在烧炭工人中有很大的影响，加上他代天父传言又符合广大会众的利益。当洪冯回到紫荆山时，看到会众更加团结，对杨秀清的代天父传言十分赞尝，立即“审判为真者。”而对那些破坏革命队伍“引人离道”的言论，“其言则被定为假的，为魔鬼附身而说的。”立即将这些人“逐出拜上帝会。” （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对杨秀清代天父传言，太平天国向来给予很高的评价。《天情道理书》说：“当其时真道兄弟姊妹多被妖人恐吓，若非天父下凡教导作主，恐伊等心无定见。安得不忘却真道，差入鬼路乎。”（《太平天国》卷一365—366页。）可见，杨秀清在拜上帝会内部发生的这场激烈的斗争中，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维护了革命的利益，挽救了革命的危机，对革命事业作了杰出的贡献。在洪秀全的确认之后，杨秀清很自然地就取得了代天父传言的资格。虽然，冯云山是最早的传教者，但他始终没有取得代天父传言的资格，这就决定了杨秀清的地位在冯云山之上。 

另一件大事，是准备起义和花州迎主。从1850年开始，起义工作就在杨秀清的具体主持下极积地进行着。他一面“开炉铸造”武器，一面训练起义士兵，他经常让士兵挑着灯笼出没于山谷之中，目的是为了扩大影响和适应夜间作战。正当起义在积极准备时刻，广西寻州协付将李殿元突然率兵包围了平南县花州山人村。将密藏在这里的洪秀全、冯云山等太平天国领袖围困起来，洪秀全等的安全处在十分危急之中。此时，杨秀清正在金田领导起义的准备工作，又正值生病在床，但他侦悉洪、冯的处境之后，立即调派精兵去救洪、冯。史书记载：“杨秀清在昏迷中得上帝显示于紫荆山众兄弟，谓其领袖等有难，而令彼等速往救援。”（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可以看出，尽管杨秀清身在金田，又正值病中，但他和洪秀全是保持密切联系的。所以，当洪秀全被清军包围时，他立即知悉，并且喊出“扶主”的口号，派熟悉花州地形的蒙得恩等率领一支精兵到花州去营救洪、冯，把清军打得大败，清巡检张庸当场被击毙，这是太平军第一次击毙清军官吏。花州迎主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不仅首次大规模的和清军揭开战旗，而且实际上宣布了起义的开始。因为从此以后，除了武装斗争之外，拜上帝会的会众再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安居了。 

另外，杨秀清在金田起义的准备阶段，工作是十分杰出的。为了发动这场起义，他曾经弄得“耳聋流水，口哑流涎。”（《洪仁□自述》《太平天国》卷二850页。）代天父下凡是传达天父皇上帝的意旨，而这个天父皇上帝在会众中到底有多大的威信，这是杨秀清不能不考虑到的。再次对群众的考验，是进一步树立天父皇上帝这个崇高形象的办法。他酝酿了第二次假天父下凡，病中他“自称天父降托，耳聪目明，心灵性敏，组织群众，策动起义，指挥军事行动，一切整然有条。”（《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对此，甚至连李秀成也惊叹“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从此，群众对杨秀清坚信不移，无不信服，赴汤蹈火，听其指挥。 

在革命实践中，杨秀清已经成为一位坚强而富有谋略的战士，加上他对革命事业“非常热心和诚恳。”得到洪秀全的无限信任。冯云山也认为杨秀清“不是个平凡的人”。而且，他在会众中有着十分深厚的群众基础，在周围各县的起义军中，杨秀清无疑是首义军的灵魂。这当中，除了杨本人的才干外，还有乡土关系。因此，把军务委于杨秀清当是合适的，这一点，在后来的进军中得到了证明。杨秀清“总揽大纲，一无所紊，尤善抚爱伙党，有事传令，依次而下，奉令甚速，贼所依赖者，秀清一人而已。”（《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卷四。）后来，太平天国这样神速进军，是和有杨秀清这样一个将领分不开的。可见杨秀清的总揽军务，是出于革命的需要，而不是什么“无可奈何”的“让步”。 

关于杨秀清和洪秀全的关系问题 

洪、杨关系是对杨秀清评价的一个必须考察而又重要的问题。洪、杨关系基本上是好的，还是基本上是坏的。史书记载歧异殊多，但太平天国官方文书，则大部分都是说明洪、杨是同心协力、共秉朝政的。在杨秀清死后，更多的是记载了洪秀全对杨秀清的怀念。过去被许多人用来说明洪、杨关系不好的主要有两件事。一是凌辱王兄洪仁达、洪仁发；二是杖责洪秀全，这两件事都是事实，问题是怎样看待和分析。 

《贼情汇篡》有一段集中记载了杨秀清罪责洪仁发的事。他说：“仁发洪逆之兄……杨赋忌之甚，尊为国兄，而于军事无与焉。每诡称天父下凡附体，肆行谩骂、数数挫折。癸丑七月杨赋传各伪官听令，仁发独后至，杨赋以为不敬，微讽于所属，洪逆稍稍闻之，内自不安，即出伪诏，令仁发至杨贼处肉袒请罪，并请杖责”（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洪仁发传》。）“这段史料反映了三个事实：（一）杨秀清对洪仁发很反感，经常谩骂他；（二）杨秀清剥夺了他参与军事的权利；（三）在杨秀清和洪仁发的矛盾中，洪秀全是站在杨秀清一边的。现在的问题是，洪仁发这个人究竟品行如何，是杨秀清凌辱他，还是杨秀清对他表示正当的不满。 

关于洪仁达、洪仁发的恶劣行为，李秀成有过两段记载。一是杨秀清被害后，颇负众望的石达开被召人朝佐理政事，但洪仁达、洪仁发多方狭制。李秀成说洪秀全“专用安福二王……朝中之人甚不欢悦。此人又无才情，又无计算，一味古执。”（《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可知在杨秀清秉政时，“朝中之人”就对他们很不满，所以，对洪秀全重用安福二王都表示“甚不欢悦。”当然，石达开的出走是有他自己的责任的，但安福二王的狭制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李秀成自述》另一处记载了安福二王在杨秀清死后；为非作歹的情况，他说：“那时洪姓出令，某欲买粮者，非我洪之票不能，要票出京者，亦要银买，方得票行，无银不能发票也，得票买粮回者重税，是以各不肯买粮入京。”不仅如此，洪氏兄弟甚至任意搜查民房，“有米银等物，任其取用。”弄得全城“男女不得安然。”（《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引上材料，可以看出，洪氏兄弟品行恶劣，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杨秀清是早就看透了他们的，当然对他们不能信任，这是对革命事业负责的表现。洪秀全令洪仁发肉袒请罪，说明洪秀全对洪仁发的丑行也是早有所闻的，他出于维护杨秀清的必行军令，认为必须杖责洪仁发。在这里，洪秀全是对的，至顾全大局，又维护了革命利益。可见，罪责王兄的事、杨秀清是无可指责的。 

第二件事，是杨秀清借天父下凡，要杖洪秀全四十大板。这条材料历来被用来说明杨秀清大逆不道的铁证。其实，只要认真分析一下，杖责不是没有道理的。事件发生在建都半年多后，当时洪秀全正集中精力营建天王府　他不但派人到各地去采集奇花异石，而且征集各王府的侍从女官来帮他建天王府。洪秀全亲自监工，对这些侍从，　女官任意辱打，甚至处死。这些情况，通过各种渠道，曾先后反映到杨秀清处。尽管杨秀清对洪秀全的这些做法，曾当面劝告过，还是没有引起洪秀全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杨秀清只有采取代天父下凡的办法，要杖责天王。从杖责和劝诬的内容看，洪秀全至少在如下几个问题上是有过错的。即（一）对待幼主“任其心性”，不抓紧教育。杨秀清认为对幼主必须从小就要使他“体会物力维艰，”将来才能做到“节用而爱民。” （《天文下凡诏书二》《太平天国》卷一，47页，85页，48页。）显然，这是拿幼主作文章，弦外之音自然是对洪秀全挥霍浪费的批评。（二）要洪秀全体恤臣下，对犯有过错的部下要“宽恕”，要“教导”，不要任意打骂、诛杀。杨秀清例举女官在“凿池挖塘”遇到“下雨雪寒冻”时，应令其休息，只有如此安慰她们，她们才能“宽意乐心，知恩感德，勇于从事，　事必易成。”而对那些犯罪的男官女官，不要轻易就判死罪，才不致造成“不明不白之冤，若遽杀之，未免有误。”对宫女则不要任意用“靴尖击踢”。（《天文下凡诏书二》《太平天国》卷一，47页，85页，48页。）当然，杨秀清这些例举。不会是无的放失的，洪秀全对宫女、侍臣的暴烈行动，引起了杨秀清的关切。（三）劝洪秀全纳谏，倾听臣下的意见。杨秀清认为，“君有不明，良臣启奏，君则当从；君理君事，　亦必先启奏始行，如此则君臣同德，上下一心，斟酌尽善，　断无后悔，洵为万世良法也。”他认为君只有“从谏”才能“得正”。（《天文下凡诏书二》《太平天国》卷一，47页，85页，48页。）从这些内容看，第一、二条是杨秀清设想要纠正洪秀全的错误，而第三条则是杨秀清的愿望，他希望建立一个“圣君贤相”的天朝，在“谏”字上下了很大的功夫。“要杖责”之后的劝慰，无非是把进谏的内容谈得更清楚些。看来，杨秀清这个人是据理力争的。但是，他并不是无所顾虑的，他甚至敏感到可能由于这些直率的谏言会激怒洪秀全。他对洪秀全说：“自古以来，为君者常多恃其气性，不纳臣谏，往往以得力之忠臣，一旦怒而误杀之，致使国政多乖，悔之晚矣。” （《天文下凡诏书二》《太平天国》卷一，47页，85页，48页。）洪秀全毕竟是个聪明人，他对杨秀清这次杖谏完全采取容忍的态度。他赞扬杨秀清的谏言是“金玉药石之论，”是“至情至理之言”。不但表示要为“万世典章”，而且主动提出“二兄之袍服既足，不用缝先”的建议，颇有点改正错误之心。并在兴奋之余，下诏破例在金龙殿设宴招待杨秀清等人。杨秀清对洪秀全“从谏如流”非常高兴，认为这样洪氏就能为“万世之主”。 

既然如此，我们在分析这个问题时，就不应该只看到打四十大板这一近于粗暴的行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臣对君提意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封建社会一些“良臣”也采取诸如兵谏死谏之类的进谏方式，杨秀清用杖谏是可以理解的。要看到，杖责并不是实质问题，太平天国杖责起码是二百大板，四十大板不过是象征性的惩罚，而且当洪秀全“知错”就赦免了，并没有真正要杖责洪秀全。从整个事件看，杨秀清处理这个问题，是很慎重，考虑也是周到的，没有给洪秀全造成过于难堪的局面。可见，把杖责天王事件，看得过于严重，甚至认为这是杨秀清篡夺王位的尝试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杨秀清在事后的实际工作中，一直是忠于洪秀全的，洪秀全也一直是信任杨秀清的。李秀成说，定都南京后，“东王佐政事，事事严整……民心佩服。”（《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杨秀清佐理朝政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正因为这样，洪秀全把一国之事概交与他。当时“秀清每数日一朝，群臣奏事除奏谢恩尝迳达天王外，其余军国大政必先具禀秀清，谒之禀奏，俟秀清裁处可否，然后转奏，以取谕旨，天王必批准”（《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表现了洪秀全对杨秀清的无限信任，也说明他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其见解是一致的。 

不幸的，只是这两位农民领袖，都由于阶级时代的局限，在革命过程中，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使他们的缺点错误越来越突出。杨秀清的骄傲，“一朝之大，是此一人”，以及过于排场，张扬；洪秀全沉溺于宗教生活，不理国政。这些各自的错误，必然要造成他们互相之间的矛盾甚至斗争。但是对这些矛盾不能过于夸大。洪、杨在大的原则问题上，确实看不出有什么分歧，至今没有任何材料能证明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同路线的斗争。 

关于杨秀清之死 

一八五六年九月二日，即太平天国天历七月二十七日，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韦昌辉，用突然袭击的手法，乘夜率三千兵众包围东王府，袭杀了杨秀清之后，又屠杀其部众二万多人，这场反革命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是韦昌辉，本是无可争驳的事实。但由于韦昌辉在发动叛乱时，曾经以□杨秀清“逼封万岁”是奉“天王密诏”诛杨的。这个事件的真象就变得复杂了。不少太平天国史研究者，都以为杨秀清确实逼封过万岁，韦昌辉是奉诏诛杨的，我们以为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密诏”的有无是值得怀疑的。韦昌辉发动这场反革命叛乱，诛杨并不是他的全部目的，取洪秀全而代之，才是韦昌辉的真实用意。韦昌辉在袭杀杨秀清之后，并没有就此罢手，而是著力于剪除天京的精干部队，削弱异己力量。石达开本来是从前线赶回来排解的，韦昌辉却认为这是诛石的好机会，把石达开看成是他取代洪氏政权的障碍。他认为“不去石氏，吾患未已。” （《太平天国野史·韦昌辉传》。）当石达开缒城逃出之后，他便将石达开的家属尽行戮杀，并捏造诏旨捉拿石达开。《金陵省难纪略》说，韦昌辉“暴示翼赋反顾偏心罪，悬尝格，有得翼赋者，官丞相，金六百。”（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　洪秀全对待韦昌辉这些行动极力反对。韦昌辉在杀杨秀清之后，洪秀全曾指责韦昌辉说：“尔我非东王不至此，我本无杀渠意，而今已拿□戮之，此属又何辜。”（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　韦昌辉在诛石达的家属时，洪秀全也作了同样的指责。正是因为这样，韦昌辉在诛杀石达开的家属后，便率兵包围天王府，并对天王府实行炮击。完全撕掉了奉诏靖难的假面具，在太平天国军民面前彻底暴露了他的反革命野心，于是天京军民很快在天王的旗帜下集合起来，包括被所谓“密诏”裹胁下的韦昌辉部属，也纷纷倒戈，“合朝同心，将北王杀之。”（《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这是一条非常清楚的线索，从韦昌辉袭杀杨秀清到炮击天王府，他的反革命野心是诏然若揭的，他的整个行动一点被洪秀全支配的痕迹也没有。 

这里，我们还要估计到另一种可能的因素。即韦昌辉在发动反革命叛乱时，捏造了一个“天王密诏”，用以迷惑群众，减少阻力。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太平天国的将领或文件承认有“密诏”其事。几个直接记载有关天京事变的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李秀成、洪仁□都不承认有什么“密诏”。石达开明确指出，是韦昌辉“将杨秀清杀死”。（《石达开自述》《太平天国》卷二781页。>%李秀成也说是“北王杀东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洪仁□说“东北二王……自起内讧，两均被杀”。（《洪仁□自述》《太平天国》卷二850页。）有的在“被”字上下功夫，认为是“被”洪秀全所杀。其实，这段话再明白不过，洪仁□说的是东北二王“自起内讧”，“被”字只能说明他们被杀了，如杨秀清被韦昌辉所杀，韦昌辉被洪秀全所杀，并没有均被洪秀全所杀的意思，前后文连起来看是很清楚的。对此，洪秀全也有许多说明，一八五八年他在《赐西洋番弟诏》中说杨秀清是“期至朝观遭陷害”。又说：“太兄赎罪把命捐，替出世人万万千，东王赎病同哥苦，瘟脱归灵谢爷恩。”（《太平天国文选》60页85页。）“遭陷害”和“同哥苦”，都说明杨秀清是被反动派所杀害的。所以，洪秀全对所谓“密诏”和“逼封万岁”一类的说法，表示极大的愤慨，他说“妄自推测有何益，可怜叛爷成臭虫。”（《太平天国文选》60页85页。）杨秀清是韦昌辉擅杀的，这是无可怀疑的。 

关于“逼封万岁”问题，太平天国官方文书从未作过纪载，直接谈到这个问题的太平天国将领有石达开和李秀成。但李秀成所记漏洞很大，不容易使人信服。他说:杨秀清“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北翼两王不服……密诏杀东王一人，杀其兄弟三人。”（《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这条材料真实性值得怀疑。第一，李秀成当时是下级军官，又正在丹阳、金塘一带和清军张国梁部作战，不在天京，所记之事当是传闻所得，并非目睹事实；第二，关于北、翼“密议”一事，就很难使人信服。因为，六月初韦昌辉就督赣事，石达开在解天京之围后就到达湖北洪山，杨秀清如是在北、翼离京前“逼封”，则诛杨“密议”当不会就因出征了事。设若如有些论者所说，北、翼出征是杨秀清的调虎离山计，那么，既然北、翼先有“密议”，此两“虎”怎能安心分别在鄂赣达三个月之久，弃天王之安危而不顾呼！况且韦昌辉袭杀杨秀清后，石达开还是闻讯赶来排解的，而不是如“密议”作好部署配合诛杨。可见，“密议”一事从逻辑到史实都是子虚之说，这和“密诏”召石达开一样，纯属当时讹传。如果天王真给石达开发了“密诏”，而石达开竟然置之不理，闻讯赶来之后，又差点被韦昌辉所杀，这是连一般逻辑上也说不通的。 

石达开对事变明确指出是“韦昌辉请诛杨秀清，洪秀全不许，转加杨秀清伪号，韦昌辉不服，便将杨秀清杀死。” （《石达开自述》《太平天国》卷二781页。>%石达开是天京变乱的目击者，当事人之一，他曾奔走于洪、韦之间。《金陵省难纪略》说他“入即见洪贼得其情，然后见北贼，语不合，知有害已意，俟暮缒城出。”（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　石达开到天京后，首先去见洪秀全，设若和韦有“密议”，当是先去韦处，而不会先去洪处，他从洪处“得其情”而去韦处却是“语不合”，可知石达开是反对韦昌辉的行为的。石达开所记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材料来源于洪韦之口，是直接的材料。 

从石达开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事变的基本事实，即韦昌辉在就督赣事前曾以杨秀清权力过大，危及洪秀全的统治地位作借口，要求诛杀杨秀清，被洪秀全斥责拒绝。洪可能就在这个时候，对韦说不但不诛杨秀清，还要加封杨秀清万岁。这就是石达开所说韦“不服”而诛杨的直接原因。 

不过，“逼封万岁”问题，地主阶级文人有过许多记载。如《金陵省难纪略》说杨秀清要洪秀全封他万岁，洪说“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　而《金陵杂记》则说是洪秀全答应“愿即加封”，“嗣后均称东王万岁。”（《金陵杂记附续记》《太平天国》卷四。）《中兴别记》又说是“天王怯其势，”　“约期八月十七日于东王生日时晋封号。”（《中兴别记》七月二十二日条。）王韬的《□牖余谈》和李圭的《金陵兵事汇略》则说杨秀清要洪秀全封其万岁时说：“二哥当称万万岁！”（转引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485页。）这些记载均出于辗转传闻，出入很大。如“东王亦当是万岁”和东王称万岁，天王称万万岁等记载就有很大不同。 

“逼封万岁”问题在当时地主阶级文人中，反映强烈，并非偶然。在封建王朝“万岁”只有皇帝一人独尊，谁要称万岁，就是谋篡，就是叛逆。因此，这些人从韦昌辉那里听到“逼封”一事后，就大肆宣染，借以证实洪、杨的火并，其实太平天国内部，万岁并非天王独尊，在进军初期就有封洪大泉万岁的记载，（见张德坚：《贼情汇篡》。）洪大泉有无此人，在这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已有人和洪秀全“并称万岁”的说法。后来在太平天国的一颗玉玺中，更明确标明有“八位万岁”（《太平天国》卷一照片。）的字样。同样，“八位万岁”是否有杨秀清，还待证实。然而，万岁既然可以有八位，封杨秀清为万岁也就无甚不可了。其实，洪秀全在杨秀清去世后制定的《朝天朝主图》中就设“爷哥朕东成主”。（《太平天国丛刊》。）在《钦定前遗诏圣书》第十四章眉批中说：“朕是禾王，东王禾乃，禾是比天国良民，禾王、禾乃俱是天国良民之主也。”（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243页244页。）在约翰之书眉批中又说:“东王是上帝爱子，与太兄及朕同一老妈所生，在未有天地之先者三位是父子一脉亲。”（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243页244页。）洪秀全不但把杨秀清提到“主”的地位，还把天兄、天王、东王说成是三位一体。“主”、“三位一体”和“万岁”的称号一样并没有什么差别。按封建社会的习惯，“主”是皇帝的独称，万岁是皇帝的独尊，任何人也不能和皇帝三位一体。洪秀全既然把杨秀清提到“主”和“三位一体”的地位，当然也就可能想封杨秀清为万岁了。这是出于对杨秀清的尊崇，把杨秀清看成是太平天国共同事业的主持者。在洪秀全看来，万岁对那些被认为功劳最大的领导人都可以共尊，这是和封建王朝不同的。 

从以上事实，我们认为关于“逼封”一事的实际情况是值得商榷的。当时的广泛传布，是出于韦昌辉的宣传，也出于封建正统思想的匡匡影响。 

洪秀全对杨秀清有着深厚的感情，在杨秀清死后，洪秀全特地把杨秀清被害的日子称为“东升节”，而且要天国对这个日子“代代莫些忘”。（《太平天国文选》。）在一八五八年颁行的《历书》，在杨秀清的全衔中“圣神风”、“禾乃师”之间加了“雷”的称号，“雷”是雷师，原是韦昌辉的衔号，把韦昌辉的衔称加在杨秀清项下，说明洪秀全等太平天国将领对杨秀清的怀念，对韦昌辉的疾恶。不仅如此，洪秀全还把自己的第五子洪天佑给杨秀清承嗣，称幼东王。（徐力：《太平天国幼东王考》《新史学通讯》1958年7月号。）这一切都说明洪杨关系是不一般的。杨秀清被害后，太平天国进入了防御阶段，尽管洪秀全和一些年青将领力挽狂澜，但无论如何也恢复不了韦昌辉叛乱前的盛局，这一点洪秀全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对杨秀清的怀念比任何人都要更诚挚更真实。 

（资料来源：《思想战线》197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