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爆发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运动。洪秀全是太平天国革命的杰出领袖。杨秀清是洪秀全的得力助手，是一位农民革命英雄。
太平天国革命前期，它的领导集团是团结的。对于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等领导人之间的亲密友谊，以及这个领导集团团结的威力，就连太平天国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反动的《贼情汇纂》所收集的情报说：洪、杨等人“起自草莽结盟，寝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机警迅速，故能成燎原之势。”（张德坚：《贼情汇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Ⅱ，第172页）只是到了后来，才出现了裂痕，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前几年，“四人帮”在评价杨秀清的问题上，散布了许多谬论，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历史。他们出于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大搞影射史学，玩弄实用主义的手法，把杨秀清打成“尊孔、倒退、分裂的总代表”。对此，我们必须拨乱反正，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杨秀清这个历史人物进行阶级的、历史的分析，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清除“四人帮”的恶劣影响。
下面，谈谈我们的一些看法。
杨秀清是为太平天国革命立下殊勋而又犯有重大错误的一位农民革命英雄。他是广西桂平县人，世代以烧炭种山为业，幼年丧父母，零丁孤苦。在太平天国起义前，最先与洪秀全一起组织拜上帝会的冯云山一度被地主团练逮捕，洪秀全回广州设法营救，拜上帝会一时无人主持，人心涣散，不少人对革命发生动摇。在这个关键时刻，杨秀清曾假托“天父下凡”，代天父传言，以安定人心，团结会众。洪秀全回广西后， 承认了杨的这种天父代言权。当时，杨秀清恰当地运用了这个身份，处处维护洪秀全的革命领袖地位。例如，一八五一年四月，杨秀清在东乡的一次“代天父传言”中，告勉全军将士说：“我差尔主下凡作天王，地（他）出一言是天命，尔等要遵。尔等要真心扶主顾主，不得大胆放肆，不得怠慢也。若不顾主顾王，一个都难也”。（《天命诏旨书》，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I，第60页）
杨秀清在协助洪秀全制定一系列革命的方针政策、推动太平天国革命事业方面，是有着杰出贡献的。
一是，他决心推翻清朝反动统治。他与西王萧朝贵联名发布了《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 《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和《谕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等三篇檄文，严厉斥责清朝政府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剥削的罪行，宣传太平天国起义的正义性，动员群众参加太平军，为推翻清朝反动统治而战。
二是，他坚持反侵略的立场。一八五四年六月，英国新任香港总督兼驻华全权代表约翰·包令访问天京，派麦勒西致函交涉，太平天国以杨秀清的名义答复了英人所提出的三十一个问题（实际上只有三十个），其第一条答文是：“一复平定时，不惟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天下之内兄弟也。立埠之事，俟后方定。害人之物为禁。”这条答复，正如罗尔纲先生所述，明确地表示太平天国三项对外政策：一、太平天国革命成功后，欢迎万国来华通商，天下的人都以兄弟相待；二、所谓“立埠之事”，指的是订立通商条约，此事要到革命成功后再定，也就是表示所有以前清朝与外国人订立的条约都不予承认；三、禁止鸦片毒物的输入。（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第211页）
三是，他指挥太平军，取得军事上的重大胜利。杨秀清具有卓越的军事组织才能，得到洪秀全的信任和全军将士的拥护。从一八五一年金田起义到一八五三年定都天京，一路上，他指挥太平军斩贪官，杀土豪，烧田契，毁债券，把粮食和财物散发给贫苦农民。广大贫苦农民纷纷参加太平军，使革命队伍迅速壮大，号称百万。他治军“军令严整，赏罚分明”。太平天国中的散漫分子“独畏杨秀清，令严弗犯”。（佚名：《武昌兵燹纪略》，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Ⅳ，第572页）在进军途中，他警觉地侦破了混入太平军“诱惑军心，较通外攻内应”（《天父下凡诏书》，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I，第14页）的反革命分子周锡能，清除了一大隐患。
在一八五二年六月，太平军进入道州，能作战的“仍不满万人”（张德坚：《贼情汇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Ⅱ，第290页），在残酷的斗争中，有些人看不到革命形势的发展，产生畏缩情绪，“怀土重迁，欲由灌阳而归”（张德坚：《贼情汇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Ⅱ，第290页），如果依了他们的意见折回广西，就有断送革命的危险。杨秀清坚决反对这种错误主张，并以坚定的革命意志，勉力继续进军金陵。他说：“已骑虎背，岂容复有顾恋？今日上策，莫如舍粤不顾，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域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已。”（张德坚：《贼情汇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Ⅱ，第290—291页）洪秀全欣然接纳了杨秀清的建议，率领太平军继续前进。
四是，他与洪秀全共订建国方略。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及妇女政策、外交政策等等，都是杨秀清等协助洪秀全共同制定的。“天王驾入南京，后改为天京。开立军伍，整立营规，东王佐政事，事事严整。立法安民……严严整整，民心佩服。安民者出一严令，凡安民家安民，何官何兵无令敢入民房者斩不赦，左脚踏入民家门口者即斩左脚，右脚踏入民家门口者斩右脚。故癸好年间上下战功利，民心服。”（《李秀成自述》，见《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版，第155页）
当然，杨秀清是生长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小生产者，自有其阶级条件和历史条件的局限。他居功骄傲，独断专行，态度粗暴，甚至犯有要权要位的重大政治错误。但是，有的同志脱离当时历史的具体情况，抓住某些问题，便判定他是一个篡权夺位的野心家。对于这类论断，我们持有不同的看法。
（一）关于要求“封万岁”问题
有一种意见认为，一八五六年，杨秀清逼洪秀全封自己为“万岁”，是他篡权野心的大暴露，标志着他已走上了彻底背叛人民革命事业，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可耻道路。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对于“逼封万岁”之说，根据史学界研究的若干成果，我们认为以下三点，是应当加以考虑的。
第一，“万岁”的政治含义，在太平天国时期，并非专用于天王一人。大家知道，太平天国有“五主”、“六王”（后期封王更多）和“八位万岁”。“主”、“王”或“万岁”的地位是平等的。这种政体既是农民的平等思想的反映，也受了西方基督教的某些思想的影响，认为人人皆“上帝”子女，地位应当是平等的。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以后，所发的玉玺，就有“八位万岁”之称。玺文写着：“太平玉玺，天父上帝，恩和辑睦，天王洪日，天兄基督，救世幼主，主王舆笃，八位万岁，真王贵福，永定乾坤，永锡天禄。”关于八位万岁的含义，罗尔纲先生在考证中说到：至八位万岁一句很费解释，按《朝天朝主图》有爷哥朕幼光明东西八数龛等内容。“爷指上帝，哥指耶稣，联乃洪秀全自称，幼是幼天王洪天贵福，东是东王杨秀清，西是西王萧朝贵，光是洪秀全第三子光王，明是洪秀全第四子明王。这八位在太平天国视为一体，所以有‘八数龛’的话，光、明为洪秀全儿子，父称万岁，子也称万岁，东王为上帝降托，西王为耶稣降托，上帝、耶稣既称万岁，他们的降托也称万岁，理都说得通。”（罗尔纲：《太平天国文物图释》，第26页）看来，罗尔纲先生的考证是可信的。
既然，太平天国时期，除洪秀全外，被称为万岁的不只杨秀清一人，又怎能根据杨秀清请求加封自己为万岁，就断言他有“篡权野心”，而且是什么“彻底背叛人民革命事业”的“大暴露”呢？
第二，杨秀清要求“封万岁”，并非取而代之，而是在承认洪秀全最高领袖地位的前提下进行的。一八五六年六月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南京围局暂解。一八五六年八月，杨秀清更是居功骄傲，进而要求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杨秀清认为他为太平天国立下很大功劳，“九千岁”还不够，要求加封一千岁，与洪秀全同称“万岁”，同样享受最高政治荣誉。就当时的具体情况而论，洪、杨都明白彼此谁也离不开谁。在天王洪秀全的旗帜下，东王府事实上掌管天朝军政实权，并不存在取而代之的问题。
第三，杨秀清要求“封万岁”，更非蓄意搞反革命政变。据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之《东北贼递杀大略》记载：“一日，诡为天父下凡，召洪贼至，谓曰：‘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洪贼曰：‘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又曰：‘东世子岂止是千岁？’洪贼曰：‘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东贼伪为天父喜而曰：‘我回天矣’。”（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Ⅳ，第703页）从这段记载中，看不出有杀洪秀全之意。杨秀清要求封万岁后的一个多月，据亲赴天京晋见过东王的肯能说：这段时间天京城中，宁谧如常，市旅不惊。他还“常常到天王宫外观望”，并没有看到杨要暗杀洪的任何迹象（《逸经》第33期，第19页。转引自《历史研究》1978年第6期）。从后来洪秀全对杨秀清的态度看，说明洪秀全自己也并不认为杨秀清要加害于他。
当然，杨秀清要求“封万岁”一事，加深了洪、杨的矛盾，给阶级异己分子韦昌辉发动反革命叛乱以可乘之机，对太平天国革命造成极大的危害。因此，杨秀清在要求“封万岁”的问题上，是犯了重大政治错误的。杨秀清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呢？应当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加以解释。农民小生产者既不能创造新的生产方式，就不可避免地要回到封建生产方式去。无论是天王洪秀全以“万岁”自尊，抑或是东王杨秀清要求加封“万岁”，都反映着掌握革命政权的太平天国领导集团日益浓厚的封建性倾向。这正是这次单纯农民战争的悲剧所在。而杨秀清的要求封万岁，以及由此而导发的韦昌辉久经蓄谋的反革命暴乱，则是这个悲剧中惨痛的一幕。
（二）关于杖责天王问题
有一种意见认为，杨秀清杖责天王就是篡权夺位。我们认为，这个看法也是值得商榷的。
洪秀全是太平天国反封建反侵略的旗手，是农民革命的杰出领袖。他的性格暴躁如烈火。随着命革形势的顺利发展，他的农民小生产者的落后性也与日俱增，在封建意识侵蚀下，终于萌发为万人之上的帝王思想。他幽居深宫，威临全朝，动辄脚踢嫔妃，杖责女官，引起了部下的不满。一八五三年十二月廿四日，杨秀清以洪秀全杖责女官为由，假借“天父下凡”，要杖责天王。据《天父下凡诏书二》记载：“天父怒天王曰：‘秀全，尔有过错，尔知么？’天王跪下，同北王及朝官一齐对曰：‘小子知错，求天父开恩赦宥。’天父大声曰：‘尔知有错，即杖四十。’其时北王与众官俯伏地下，一齐哭求天父开恩，赦宥我主应有之责，小子等愿代天王受杖。天王曰：‘诸弟不得逆天父之旨，天父开恩教导，尔哥子自当受责。’天父不准所求，仍令责杖天王。天王对曰：‘小子遵旨’。即俯伏受杖。天父诏曰：‘尔己遵旨，我便不杖尔。’”（《天父下凡诏书二》，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I，第30—32页）这个材料说明，当洪秀全表示认错，杨秀清就代天父宣称取消处分。也就是说，杨秀清的目的并非要搞倒洪秀全，也不是要凌驾于洪秀全之上，而是采用天父传言方式实行杖谏，用忠诚的信仰，来纠正凡俗的鲁莽，以维护天王的尊严。杨秀清如以个人名义进行劝谏，洪秀全是不会听的。所以，他只能借天父下凡，以天父名义来教训洪秀全。如洪秀全接受，改变粗暴的作风，像在革命初期一样平等待人，必将得到群众由衷的拥护和信任，必将加强以天王为中心的农民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有利于农民革命政权的巩固。从这点看来，杨秀清此举是值得称许的。
当然，掌握着军政、宗教大权的杨秀清，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政治生活中，并非时时事事都能正确处理上下关系。他个人作风专横，处理问题不当，对上粗暴，对下跋扈，经常以“杖责”来对待太平天国的将领。例如，一八五四年五月，燕王秦日纲有一个牧马兵坐在门前，见杨秀清的同庚叔（即拜把兄弟的叔父）到而没有站起来。秀清的同庚叔生了气，便把牧马兵打了二百鞭，然后交给秦日纲。秦日纲未处理，又送付黄玉昆。秀清因见秦日纲、黄玉昆等未按他的意志去处理，便杖责秦日纲和对此事持正确态度的兴国侯陈承□、卫国侯黄玉昆等，还将牧马兵五马分尸。这种动辄杖责将领甚至草菅人命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封建衙门的恶习，是极其错误的，它是农民小生产者受封建思想影响的结果。这必然使将领们“积怨于心，口顺而心怒。”（《李秀成自述》，见《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版，第155页）杨秀清的专横跋扈，对太平天国内部矛盾的加深，是负有政治责任的。
（三）关于所谓尊孔与反孔问题
有一种意见认为，杨秀清“背离了洪秀全的反孔路线”；杨秀清“尊孔”，洪秀全“反孔”，反映了太平天国内部两条路线斗争。我们认为，这种提法是站不住脚的。
众所周知，洪秀全以砸烂孔丘牌位为走上革命的起点，又以猛烈的反孔斗争伴随着军事政治斗争，但是，纵观太平天国的历史，并未形成一条洪秀全的反孔路线。
洪秀全是太平天国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领袖。他是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最早“向西方寻找真理”（《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58页）的先进的中国人。他把基督教教义中的平等思想与农民革命的要求结合起来，创立了农民革命组织拜上帝会。他从反封建的革命立场出发，敢于公开否定孔丘的神圣地位，砸烂孔丘的牌位，毁掉孔庙，焚烧儒家经典，下令不准买卖藏读孔丘之书。这种强烈的反孔行动，在中国思想史上是破天荒的大事。洪秀全曾借皇上帝的名义指出，“孔丘教人之书多错”（《太平天日》，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Ⅱ，第635页），但是，错在哪里呢？他却讲不出道理来。后来，在天京设立“删书衙”，删改《四书》、《五经》，刊印了《幼学诗》、《三字经》等，但也没有针对儒家思想的反动实质进行批判，没有对儒家经典进行过实质性的删改。《幼学诗》、《三字经》等甚至还反映了儒家的君道、臣道、父道、子道、夫道、妻道、男道、女道等等级思想。
杨秀清从反封建的立场出发，在洪秀全的农民革命思想指导下，在行动上也进行过反孔斗争。他领导的太平军，所到之处，也焚孔庙、毁学宫。据《武昌县志》记载，太平军路过武昌，就毁掉了学署和书斋等。（《武昌县志》，卷三）占领南京后，杨秀清又将江宁学宫“改为宰夫衙，以壁水环桥之地为椎牛屠狗之场”。（张德坚：《贼情汇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Ⅱ，第327页）此外，太平天国还由杨秀清发布命令，决定成立删书衙，规定要把孔孟经书删改后，才准人们阅读。这些事实说明，杨秀清也是反孔的。当然，他也和洪秀全一样，对儒家的那套保守甚至反动思想并没有进行过实质性的批判，甚至还受儒家的某些思想的影响。例如，他曾借天父下凡，声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以及事父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此等尚非妖话，未便一概全废。”（张德坚：《贼情汇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Ⅱ，第327页）在他所写的《太平救世歌》中，就夹杂有“救齐弟妹，忠孝宜陈；人伦有五，孝弟为先”（《太平救世歌》，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I，第246页）等儒家思想。可见，洪、杨二人都是既反孔而又不彻底的，他们对待儒家思想的态度是基本一致的，不存在什么“根本的对立”，更谈不上什么“两条路线斗争”。
为什么洪秀全、杨秀清能发动一场对孔丘偶象崇拜的猛烈冲击，却不能针对孔丘的思想谬误进行实质性的批判，反而接受了孔丘某些思想的影响呢？这是由当时阶级条件和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洪、杨从反封建的革命立场出发，必然要反孔，但他们都是出身于农民家庭，都是小生产者，在没有科学的世界观，没有锐利的思想武器的情况下，不可能认识儒家思想谬误的实质。儒家思想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深远影响。洪、杨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特别是洪秀全为了科举功名，从小就阅读四书五经，又有十多年读书和教书的经历，受到儒家某些思想的影响，是不足为怪的。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他们感到只有理想中的神天上帝的权威，而没有人间君主的权威，只是憧憬天上的天国，而没有地上的天国是不够的，他们决心建立农民革命政权，建立地上的天国，树立人间君主的权威。要这样做，就不可避免地要借助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观念。因此，在他们的著作中，不同程度地夹杂着儒家思想。作为农民阶级政治代表的洪秀全、杨秀清，他们反对封建反对孔丘的革命性一面是主要的。我们决不能因为在他们身上还保留有儒家思想的影响，就得出什么“尊孔、复辟、倒退”的结论。
（四）关于“照旧交粮纳税”问题
有一种意见认为，洪秀全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而杨秀清主张实行“照旧交粮纳税”政策，继续保存原有的生产关系，背离了洪秀全的路线。这是太平天国内部“两条路线斗争”，是“革命和复辟”的斗争的又一表现。他们以此为理由，否定杨秀清。
诚然，《天朝田亩制度》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革命纲领。它把两千年来农民反封建斗争的水平，提高到了单纯农民战争所能达到的最高限度。这种按照人口平分土地的主张和“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美好理想，正反映了千百万农民群众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天朝田亩制度》的革命精神是永垂史册的。
但是，应该看到，《天朝田亩制度》所描绘的“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的理想社会，在当时是不能实现的。因为这种绝对平均主义，“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9页）这个土地纲领超越了历史客观过程的要求。它企图废除一切私有财产，但当时还没有具备那样的物质基础。何况这种平分土地的具体办法，规定得如此细致，土地等级的划分如此机械，而土地与人口分布的实际情况却又非常复杂，在当时战争频繁、户册散失的情况下，怎么能够做到平均分配土地呢？恩格斯曾经指出，如果一种政策“不仅是超出现在，甚至是超出未来，那末这种超出只能是蛮干的超出，空想的超出，而在第一次实际试用之后就不得不退到当时条件所容许的有限范围以内来”。（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38页）
当时，洪秀全、杨秀清率领太平军从广西进军南京，在途中曾提出“概免租赋三年”的口号。但沿途许多贫苦农民纷纷参加太平军，革命队伍迅速发展到几十万人，粮食需要量激增。一八五三年六、七月间，太平天国内部粮食供应紧张，开始“减扣食米”，尚“不足充饥”。（《向荣奏稿》，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Ⅶ，第160页）据《贼情汇纂》记载，一八五四年五、六月间，天京城里的粮食几乎用尽，太平天国即下令除各王外“概食淖糜，有敢吃饭者斩首”（张德坚：《贼情汇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Ⅱ，第276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实行“概免税赋三年”，拿不到最低限度的军需粮草，太平天国革命政权就有瓦解的危险。杨秀清面对现实的困难，不是采取超现实的办法企求解脱，而是在频繁的战事活动中，把政策放到现实的基础上，提出在安徽、江西一带实行“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从而解决了军民对粮食的迫切要求，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据太平天国治理六年之久的安徽潜山的材料，农民革命政权在那里并没有按照《天朝田亩制度》的规定来平均分配土地，而是从实际出发，依照旧的征收粮赋的办法来征税征粮。（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202—203页）事实上，这种“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是巩固政权、推进革命的政策，决不是“复辟、倒退”的政策。提出这项政策，正表现了农民革命领袖杨秀清有着非凡的政治才能，是他对太平天国革命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杨秀清提出“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是否背离了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呢？答案是否定的。大家知道，《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洪秀全、杨秀清等共同颁布的；“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是杨秀清等人提出并得到洪秀全批准才实行的。据《贼情汇纂》记载，杨秀清与韦昌辉、石达开俱奏请天王洪秀全，建议筹粮：“我主二兄建都天京，兵士日众，宜广积米粮，以充军储而裕国课。弟等细思安徽、江西，米粮广有，宜令镇守佐将在彼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洪秀全的批示说道：“御照：胞等所议是也，即遣将施行。钦此。”（张德坚：《贼情汇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Ⅱ，第203—204页）可见，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在土地政策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根本不存在什么两条路线的斗争。
通过杨秀清问题的讨论，我们得到的启示是：
第一，对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必须根据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发展变化，分析其在当时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各个发展阶段中所起的作用。
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94页）太平天国革命就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日益加深，国内的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剥削日重的情况下爆发的。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洪秀全、杨秀清等在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两个主要矛盾面前，都是站在广大人民群众一边，代表着农民阶级的利益，向外国侵略者和封建统治者展开斗争，对历史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
“四人帮”的帮刊歪曲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为尊孔与反孔的矛盾，对近代历史人物荒谬地按儒法划线，滥用尊孔的帽子和反孔的桂冠妄加贬褒。他们不仅是要否定这位农民英雄的历史地位，而且还在于从根本上篡改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而否定反封建反侵略的人民革命运动。
第二，对中国近代历史人物，要作阶级的、历史的具体的分析，不要苛求古人。
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的思想都会打上阶级的烙印。历史人物的活动，是和他所代表的阶级密切联系的。所以，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去弄清历史人物是那个阶级利益的代表。但在进行阶级分析时，还要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不要苛求古人。
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12页）毛主席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也指出：“象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12页）我们在评价杨秀清的功过时，也必须遵循这一方向。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必须防止简单化、抽象化和现代化的弊病。诚然，洪秀全和杨秀清都是杰出的农民革命领袖和农民革命英雄。但是，也要看到，他们是小生产者，不代表先进的生产方式，不可能创立科学理论，没有科学世界观作指导，不可能与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因此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例如，洪秀全为首的广东派与杨秀清为首的广西派，互相猜忌。定都南京后，洪、杨大兴土木，建筑天王府和东王府，还规定各王可有若干王妃。在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深居简出，脱离群众，贪图安逸，过于重视宗教，迷信天父天兄这么一套神话。杨秀清对下属态度粗暴，后期追求个人权位等等。对于洪、杨这些缺点错误，我们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方面要在肯定他们的历史地位的同时，指出其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另方面，我们又不能因为他们有缺点错误甚至是严重错误，就加以全盘否定。不能离开具体历史条件来苛求古人。象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以及洪、杨等的错误，应作为历史的教训加以总结。
第三，对历史人物的功过，应抓住其本质和主流，不要作一概肯定或一概否定。
毛主席指出：“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97页）历史人物的活动是复杂的，有功也会有过，因此，必须坚持两点论评论他们的活动。但是，他们的功过，又不可能是绝对平衡的，总会有主有次，所以，我们又必须坚持重点论来看待他们。如果不坚持两点论，就会笼统地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某个历史人物，就有陷入形而上学的危险。如果不坚持重点论，就会把功过平列，满足于罗列现象，抓不住历史人物的本质和主流，就不能看清某个历史人物究竟是属于应该被肯定的还是属于应该被否定的，这同样是形而上学。
我们要正确评价杨秀清，就要坚持唯物辩证法，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考察其全部历史和全部表现，从而抓住杨秀清历史活动的本质和主流。有的同志没有从杨秀清的一生的复杂活动中，抓住本质和主流，进行全面的具体的分析，而是仅根据个别历史现象，便否定杨秀清。譬如举了杨秀清于一八五三年一月在武昌祀孔一例，便将杨秀清说成是“尊孔”的总代表。其实，《鄂城纪事诗》的这条“祀孔谒圣”材料是个孤证，还需进一步研究。仅以这一个别事实来定案，便否定杨秀清，这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列宁指出：“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 “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
所以，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不但要看到他们在历史上的功与过，而且要弄清他们的功与过两方面，谁为主流，谁占矛盾的主导地位。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以上是我们的一些粗浅意见，提出来就教于史学界前辈，不当之处，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资料来源：《华南师院学报》197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