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清是太平天国的杰出将领，为太平天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军事才能、行政才能和组织才能都是出类拔萃的。但是，正如毛主席指出的，“由于当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战争总陷于失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不管规模多大，领袖多么杰出，归根到底总是要失败的，这是农民阶级本身的局限，任何天才的农民领袖也是超越不了的。杨秀清也不例外，他在为太平天国革命立下丰功伟绩，在和清王朝搏斗的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同时，却暴露了农民阶级的自身的弱点，保守、偏安的农民思想对他的局限，使他在军事行动和建都等问题上犯过很大的错误，终于导致太平天国革命事业不可挽回的损失。但是，所有这些并不能归咎于杨秀清本人的缺点，而是农民阶级对他的局限，是不能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本文就杨秀清的功绩、局限和结局作一些论述，以此参加关于评价杨秀清问题的讨论。 

杰出的将领 

杨秀清出身于桂平县平隘山的烧炭工人，他家“世以种山烧炭为业。”（《太平天国野史》卷十二）祖辈都是穷苦的烧炭工人。《天情道理书》说：“至贫者莫如东王，至苦者也莫如东王：生长深山之中，五岁失怙，九岁失恃，零丁孤苦，困扼难堪。”在太平天国首义诸王中，杨秀清出身是最苦的，他深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因而革命性也最强。他为人豪爽，讲义气，群众称他是烧炭工人的领袖。地主阶级则骂他是“无赖”，“为隶为佣皆不称意。”（《贼情汇纂》卷一，杨秀清传）可见，他从小对受奴役的地位就极为不满。这种极端低下的社会地位和复杂的阶级斗争现实，正是造就杨秀清成为太平天国杰出将领的重要因素。 

杨秀清在首义的太平军将领中，参加革命是较早的。他是冯云山在紫荆山地区发展的第一批拜上帝会会众，紫荆山根据地是他和冯云山一手开辟的。然而，杨秀清由于对地主阶级零星的反抗行动到加入革命组织、准备“图大事”，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当冯云山向他宣传革命道理，劝他谋求根本出路“共图大事”时，他并没有思想准备。他说：“我们这些烧炭工人有什么本事图大事？但求得温饱就谢天谢地了。”（《太平天国在广西资料汇编》59页）杨秀清这些话很象一个没有经过革命洗礼的农民说的话，至敦厚又朴实。但他一经接受革命的洗礼，加入拜上帝会后，就象入海的蛟龙似的卷起了巨浪。他参加拜上帝会后，很快就成为拜上帝会的笃诚人物，在发展会众，建立紫荆山根据地方面作了重要的贡献。首先他把萧朝贵吸收入会，然后和冯云山、萧朝贵“到处邀人参加，一个串一个，这样拜上帝会的人就多起来了。”（《太平天国在广西资料汇编》60页） 

从杨秀清加入革命组织到他被害之前，革命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和杨秀清的努力和作用有关。一八四八年，当冯云山被捕入狱、洪秀全离开紫荆山时，拜上帝会脱离洪、冯的领导，群龙无首。加上地主武装团体的压迫，以及混进革命队伍内部坏分子的破坏，拜上帝会面临着分裂瓦解的危险，他毅然挺身而出，替天父下凡，揭露了敌人的破坏活动，稳住了革命组织内部的情绪，从而克服了太平天国革命的第一次危机；金田起义的前夕，敌我双方都处在十分紧张的时刻，清军寻州副将李殿元，突然率兵包围了藏匿在花州的洪秀全、冯云山，革命领袖又一次处在危急之中。这时，正在生病而且处在“昏迷中”（《太平天国起义记》）的杨秀清，得悉之后，立刻亲自部署了这场花州救主的战斗，派熟悉花州地形的蒙得恩率精兵去花州救主，把清军打得大败，清巡检张庸当场被击毙。洪、冯安全地回到了金田，起义得以按原计划进行；当部队到了湘桂边界时，太平军遭到蓑衣渡惨败之后，有的太平军将士发生了动摇。他们一离开广西，就怀土重迁，不愿继续前进。杨秀清当即指出，已经骑上“虎背”了，不能对家乡有什么“顾恋”了，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舍粤不顾，直前冲击”（《贼情汇纂》卷十一），在关键时刻统一了部队的思想，指明了革命的方向。果然，太平军进入湖南后就得到了很快的发展。 

从湖南到南京的进军途中，杨秀清连续发布了三篇战斗的檄文，号召各阶层群众起来响应革命，檄文指出：“今各省有志者万诛之众，名儒学士不少，英雄豪杰亦多。谁愿各各起义，大振旌旗，执不共戴天之仇，共立勤王王勋，本军师有所厚望焉。”（《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三个檄文起了鼓舞群众和动员群众的伟大作用，杨秀清推波助浪，亲手创造了革命的大好形势。蓑衣渡战败之后，太平军还不到一万人，入湖南后，太平军竞发展到十倍以上，攻克武昌后，太平军总人数达“五十万有奇。”即大军攻下南京时，太平军总数竞“逾三百万矣”（《贼情汇纂》卷十一）。诚然，这个数字有所夸大，但太平军的迅速发展却是事实。清人李汝昭在《镜山野史》中形象地描绘了太平军从岳州到南京的盛景。“千舡健将，两岸雄兵，鞭敲金凳响，沿途凯歌声。”这是多么壮丽，多么动人的进军场面啊！《天情道理书》豪迈地描绘了这段动人的历史：“自武□到金陵，地经千里之遥，关津之险要若何？城池之坚固若何？攻取似非易，即曰可胜，亦将旷日持久而后可耳。乃不过一月之久，由武昌顺流而东，历江西，过安徽，直捣金陵，豪无阻滞。至省城，其城垣之高厚，地方之辽阔，实倍于他省者，攻之宜较难焉。熟知十日之间，一举而成。”（《太平天国》卷一，369）洪仁□在谈述这段历史时，也引为骄傲，他说：“自金田而至天京，势如破竹，越钢关而扫铁卡，所向无前。”（《太平天国》卷二658） 

在建都天京之后，杨秀清和洪秀全共秉朝政，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他除了继续统帅太平军和指挥战争外，还亲自总理内政外交，成绩笃著。一八五六年五月，他还亲自率部踏破江南大营，把建都以后太平军的军事形势推向一个全盛时期。 

杨秀清对太平天国革命的杰出功绩，不论是太平天国内部还是清军方面都是公认的。由于他富有谋略，又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洪秀全对他“顶而信用”，“一朝之事，概交与他。”（《忠王李秀成自途》）阶级敌人说太平军“自广西至金陵，悉听其指使。”（《金陵癸甲纪事略》）“一切军务皆委之”杨秀清，“任其裁决。”（《贼情汇纂》洪秀全传）洪秀全很信任杨秀清，而杨秀清也绝不辜负洪秀全的信任。李秀成说“东王佐政事，事事严整。”民心佩服。”由于他政绩笃著，甚至连李秀成这样的人，也惊叹杨秀清是“天意如何化作此人。”（《忠王李秀成自述》）而湘军头目曾国藩对杨秀清也赞叹为“坚不可拔”。（《曾文正公书札》卷四）张继庚则说，“官军追剿，数数穷感，秀全及群贼皆有散志，独秀清坚忍，多施诡计，笼络群丑，败而复炽。”（《贼情汇纂》卷一，杨秀清传）杨秀清在当时的作为，连敌人也都惊叹不已。 

阶级的局限 

毫无疑问，作为太平天国的领袖人物之一的杨秀清，其形象是比较高大的。但是，杨秀清和其他杰出的历史人物一样，他是逃脱不了历史和阶级对他的局限的。杨秀清在太平天国建立了丰功伟绩的同时，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在他身上却不时有所流露和表现，这就决定了他的命运和天国政权一样，最终只能铸成历史的悲剧，以失败而告终。 

蓑衣渡战败之后，太平军在通州实行整编，正当许多太平军将士思想发生动摇、退缩时，杨秀清提出“今日上策，莫如舍粤不顾，直前冲击，循江而东，路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已。”（《贼情汇纂》卷十一）这些话在当时拨正了一部分太平军将士的错误思想，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已”的想法，却暴露了农民阶级的狭隘和偏安的思想。杨秀清之所以“专意金陵”，无非是为了“不成事”时，可以凭借着长江天险，成南北对峙。这种念头的出现，为后来偏安保守的思想伏下了巨大的祸害。 

本来太平军进取武汉时，队伍已经扩充到五十万以上，象一股巨大的激流，颇有吞没一切之势。然而，对于太平军来说，武汉就象一个“十”字路口，是挥戈北上，进取河南，直捣北京呢？还是按照原来计划“专意金陵”？北上和东下反映了进取和偏安的思想矛盾，实质上也是革命和保守的斗争。就当时的情况看，不愿北上，理由是不充分的，当时河南地区，虽然有清军防堵。但清王朝在河南的力量很薄弱，绿营军和八旗军都很腐败，在河南纠集了一万乌合之众，而统率这支军队的将领是琦善和陈金绶，这两人都是老而怯弱，根本不能打仗。如果太平军开进河南，形势就会有很大的变化，河南得手，清北京政权立刻就动摇。然而，杨秀清并没有能够认清这个形势，在偏安保守思想的指导下，采取大军顺流东下的方针。在建都问题上，对那种“欲图北京必先定河南”（赵尔巽、柯劭□等《清史稿》，洪秀全传）的正确意见，根本听不进去。而对那些所谓南京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足余，尚不立都，尔往河南何也？”（《忠王李秀成自述》）的献策，却听之成理，同意了这种意见。 

建都南京是杨秀清保守思想的大暴露，也是杨秀清平生最大的过错。诚如恩格斯指出的，“在战争中，第一原则是迅速行动，直到获得决定的胜利为止。”（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很明显，太平军的迅速行动目标应是直指北京。建都南京使部队停止了行动，而以后太平军的用兵主要目的则是为了巩固天京政权，保卫天京政权。这样就不但使敌人从惊慌失措中镇定下来，而且给敌人有足够的时间用来重新组织力量对革命政权实行反扑。 

出于农民阶级的局限，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在南京建都时，到底要建立一个怎样的政权，在他们的思想中是不明确的，他们更没有“改变国家制度的要求。”（列宁：《给农村贫农》）尽管他们明确以推翻清王朝为目标，并且在建都后颁发了《天朝田亩制度》，主张四大平等。但是，这些除了起鼓舞士气的作用外，是不可能真正付之实行的。而且既然建立政权就必须有体现这个政权性质的各种制度，这是不可少的。洪秀全、杨秀清亲自领导建立的各种新的等级制度，虽然是为适应革命和战争的需要建立起来的，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如同一切旧式农民战争一样，这些制度又都带有封建性的一面，即消极的一面。而这些消极面，恰恰迎合了农民阶级固有的弱点。因此，农民领袖杨秀清，既然成了这个政权的主要执政者之一，他自身的弱点便随着这些消极的等级权力的增长，而逐步扩大，在思想领域里助长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于是，等级的专制和权力的施展，在他的头脑中就占有了地位。占领南京的胜利完全是按照他略城堡、舍要害的战略思想来进行和取得的，因此，他的骄傲情绪便日以彰著。李秀成说他“威风张扬，不知自忌，一朝之大，是首一人。”（《忠王李秀成自述》）他出门要排仪仗，放礼炮，俨然享受了封建统治者所享受的特权。 

在建都初期，杨秀清曾经设想建立一个“圣君贤相”的天朝，他劝天王要“体恤臣下”，臣下才能“自效其忠”。（《天父下凡沼书二》《太平天国》卷一）劝洪秀全对臣下要宽恕，不能任意戮杀等等，无疑这些都是正确的。然而，当利益关及到自身时，他的行为却和他劝慰天王的信条背道而驰。因为燕王的一个马夫得罪了杨秀清的同庚叔，竟株连到燕王、黄玉琨、陈承□都受杖责，而马夫更处以五马分尸。这些都是做得太过分了，也都是有损于革命阵营内部的团结的。 

诚然，我们把杨秀清的偏安与保守、骄傲与专权说成是农民阶级对杨秀清的局限，并不是说每一个农民领袖都要和杨秀清一样犯有相同的错误。而是说，杨秀清的这些错误，其阶级根源是由于农民阶级。“因为他们没有而且当时也不可能有象工人阶级这样的领导者。”（《斯大林全集》第11卷129页）所以，他们的弱点是不可克服的，农民战争领袖不是在这个问题上受到农民阶级的局限，就是在那个问题上受到农民阶级的局限。他们的错误虽然往往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但最终都是导致革命的失败，要么是被阶级敌人镇压下去，要么成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 

悲痛的结局 

农民阶级的局限，使杨秀清未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来处理随着建都之后带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但是，在太平天国将领中，他毕竟是比较有作为的。建都南京后，形势迫使他只能从进攻转入防御，从进取转入偏安。不过，他在立足南京、分扰南北的思想指导下，还是力争使太平军能在最大范围里取得胜利的。只是因为南京既然成了首都，军事上的行动就只能在保卫首都的前提下进行了。　 

以北伐为例。洪秀全、杨秀清对夺取北京的重要性都是认识到的，但力不从心。夺取南京后的第五十天，杨秀清在安排好建都的最起码的工作之后，于一八五三年五月八日，便派骁将林凤样、李开芳率军二万北伐，十天之后才部署西征。可见，杨秀清还是把北伐放在更重要的地位的。洪秀全在北伐军出师前也下过一道诏令，要林、李等将“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无贪攻城夺地縻时日。”（赵尔巽、柯邵□等：《清史稿》洪秀全传）洪秀全对攻克北京的重要性也是有足够认识的。然而，认识到北伐的重要性是一回事，实际可能投入北伐的力量又是另一回事。天京建立后不久，清军便相继在南京周围扎下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天京必须投入大量的兵力来保卫，为了巩固南京政权又必须投入很大的力量实行西征。北伐在一个时期里只能有林风祥、李开芳的两万兵力，而且是孤军深入，尽管他们是一支罕有其匹英勇善战的部队，但靠这仅有的两万太平军，要攻克清军层层卫护的北京城，当然是不可能的。杨秀清对这一点也是清楚的，当北伐军在静海、独流河苦战时，一八五四年二月，杨秀清从西战场抽调了曾立昌、陈仕保、许宗扬等率部北上救援北伐军，经过两个多月奋战，四月十二日攻占山东临□，离北伐军据守的阜城只有二百多里地，但终因内部意见不一，导致失败。一个月后，即一八五四年五月，杨秀清又派秦日纲再次率兵救援北伐军，并在出师前奏封秦日纲为燕王，可见决心之大，信任之重。然而，秦日纲却不顾大局，以“北路官军甚多，兵单难往”（《贼情汇纂》卷一，秦日纲传）为由，拒绝北上。北伐军在没有任何救援的情况下，继续苦战达一年之久，而最后失败。从此，太平天国再也没有力量言及北伐了。 

建都南京后，唯一可以算是主动向清王朝的首都进攻的北伐战争又告失败，杨秀清转而努力经营苏、鄂、皖、赣等省，希望实现“黄河以南，我可有已”的偏安设想。从一八五五年下半年到一八五六年上半年，杨秀清在这些地区的军事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到了一八五六年四、五月间，杨秀清更亲自指挥解镇江之围，击毙江苏巡抚吉尔杭阿。接着，他又亲自率大军攻破江南大营，迫使清王朝的钦差大臣向荣“自缢而亡”。为南京政权造就了一个军事上的全盛时期。 

建都以后，杨秀清虽然遭到偏安保守思想的制约，使他不可能有更大的作为，但他所指挥的对清军的战争，还是取得了辉煌战绩的。但是，正当一八五六年上半年在军事上取得伟大的胜利时，在某种程度上，杨秀清产生了新的骄傲情绪，加上他著力于军事行动上，急于在对清军作战上取得更大胜利。因而，对阶级异己分子韦昌辉放松了警惕。事实上，韦昌辉的奸险成性，是不难识破的。清方特务人员早已看出韦昌辉对杨秀清是“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贼情汇纂》卷一，韦昌辉传）而太平天国的理论家曾剑扬、何震川也早就提出警告，认为“北王奸险而残剖，今□之而不怒，其心叵测，萧墙之祸正恐未远。”（《太平天国野史》卷十二）原先，杨秀清对韦昌辉还是有所提防的，不敢轻易把他放出去独当一面，如一八五四年五月曾经派韦昌辉去湖北，临走时又改派韦俊、黄再兴等，同年八月，又派韦昌辉去湖北、安徽，刚行到采石，杨秀清又命令把他调回来，改派石达开。但到了一八五六年上半年，随着军事形势的胜利发展，杨秀清对韦昌辉的防范也放松了，他把江西的军事重务委给韦昌辉，让他就督赣事。但是韦昌辉心怀叵测，他在出征前曾经在洪秀全面前离间过洪、杨的关系，遭到洪秀全的痛斥，洪秀全不但不听信他的谗言，还说要封杨秀清万岁，这就是石达开说的是“韦昌辉请洪秀全诛杨秀清。洪秀全不许，转加杨秀清伪号，韦昌辉不服，便将杨秀清杀死。”（《石达开自述》）正是由于有请诛的前因，便带来擅杀的后果。韦昌辉到达江西后，并不专心和清军作战，他在江西“屡战皆不利”，（《太平天国野史》卷十二）被清军夺去“黄轿绣伞”。杨秀清对韦昌辉从江西败回，竟无任何戒备，使韦昌辉的三千亲兵直入东王府，更无任何还击之力。当然，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杨秀清并没有任何篡权的野心，否则他不会不作任何戒备的。杨秀清是韦昌辉擅杀的，这本来是一件非常清楚的事，但由于韦昌辉在袭杀杨秀清时，宣布了他是奉洪秀全“密诏”诛杨的，理由是杨秀清曾经“逼封万岁”。这两件事便构成了许多历史疑案。对于杨秀清的死，有的认为是洪秀全“诏杀”的，有的则认为是韦昌辉擅杀的。我同意后一种意见，是韦昌辉擅自杀了杨秀清，而他诛杨的目的是为了夺取太平天国的最高领导权。这个问题可以从韦昌辉杀了杨秀清之后，又惨无人道地诱杀了太平天国将士二万多人，以及他公然认为“不去石氏，吾患未除。”（《太平天国野史·韦昌辉传》）最后甚至派兵围攻天王府等等事实中可以得到证明。 

另外，韦昌辉袭杀了杨秀清之后，洪秀全曾派人去指责韦昌辉：“尔我非东王不至此，我本无杀渠意。”韦昌辉回击洪秀全说：“我为渠除大害，今反责我而欲沽名耶！”（《金陵省难纪略》）这段对话，说明洪秀全是没有下过诛杨“密诏”的，洪秀全说“我本无杀渠意”，而韦昌辉则说是为洪“除了大害”，反遭洪的指责。两人的说法都和石达开说的韦昌辉的“请诛”和“不服”是相一致的。如果确有“密诏”，洪秀全绝不会说出“无杀渠意”的话，而韦昌辉也绝不会不指出洪秀全有过“密诏”其事的。 

这里还想附带说几句，关于“逼封万岁”的问题。这个问题，清方记载不少，但岐异殊多，取材多源于韦昌辉而经报探讹传，出入很大。不过，用别人的封赏来达到篡权的目的，在常情上是缺乏说服力的，对这些材料不想详考了。但是“李秀成自述”中说杨秀清“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北、翼两王不服，密议杀东王一人，杀其兄弟三人。”（《忠王李秀成自述》）这是最引人注目的一条材料，　有的认为“自述”是信史，不能随便怀疑。从这条材料出发他们认为杨秀清是“逼封万岁”或“该封万岁”，有的则认为李秀成是叛徒，其言不可信。我们认为对待《忠王李秀成自述》完全当成信史或因李秀成晚节不终，而否定“自述”的史料价值都是欠妥的。应该看到，李秀成在狱中写了这份“自述”，尽管他在“自述”中有向曾国藩屈膝求降的可耻行径，但“自述”仍然不失为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重要史料。不过，李秀成写的自述，是把他的经历及所有见闻都罗列出来。所记当然不能尽实，其中错记、误记在所难免。所引材料同样应该作具体分析。 

我个人的看法，李秀成所记关于“逼封万岁”这段材料漏洞很大。其一，李秀成当时正在丹阳、金坛一带与清军张国梁部作战，并不在天京，所记系传闻所得，并非第一手材料；其二，时间对不上号，他说北、翼“密议”一事，其实是不存在的。韦昌辉六月初就督赣事，石达开五月底就到达湖北洪山。杨秀清如是在北、翼离开前“逼封”，则诛杨“密议”之后北、翼当会有所行动，而不会立即出征。如果杨秀清是在北、翼离开后“逼封”，则“密议”根本不可能。因为，李秀成明明说的是“逼封”后才“密议”的。其三，不合情理，如果说北、翼是同谋者，那么，韦昌辉叛乱，石达开当会有所配合。而事实上，石达开不但没有配合，却是闻讯后才赶来排解的，韦昌辉也明白的把石达开当作一患，列入铲除之中。石达开逃跑后，韦昌辉不但悬赏捉拿石达开，而且把石达开的家属全部杀掉。可见，韦昌辉对石达开之恨并不亚于对杨秀清之恨。由上可知，“密议”并非事实，不过是当时猜传当中的一种讹记而已，并不可信。因此，我们认为所谓逼封也不是事实，如上所述，“逼封”的说法本来是洪秀全对韦昌辉离间洪、杨关系的痛斥之词，后来被韦昌辉篡改后用来作诛杨的口实的。 

（资料来源：《开封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