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史学界同志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在进一步讨论关于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及李秀成等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对继续清除林彪、“四人帮”在史学领域里散布的流毒，深入总结农民革命的历史经验，推动学术研究和讨论的广泛开展，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笔者试就石达开的评价问题，再作一些探索和评述，就正于史学界同志。
（一）
石达开参加太平天国革命后，是在竭力“篡改农民革命路线”，“反对”拜上帝会的“革命理论”，大搞“复辟”活动，还是在为这次农民革命风暴而呼风唤雨？曾经成了评价石达开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就个人之浅见，观察单纯的农民革命和评价其中的历史人物，首要的应看在反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和反映广大贫苦农民要求，这两大方面的状况。在近代中国，坚持反对以清王朝为代表的封建统治势力，反对外国侵略；坚持推行有利于广大贫苦农民要求的措施，就是坚持了农民革命的基本方向。
石达开参加太平天国革命后是怎样的表现？太平天国在定都天京后，于一八五四年自己编撰的历史文献《天情道理书》中已作了清楚地记述和全面地评价：“翼王亦是富厚之家，后因认实天父天兄，不惜家产，恭膺帝命，同扶真主……或职掌左军，剿灭妖氛，肃清海宇。盖自起义以来，不惮劳瘁，尽心竭虑，百计图维，又不知若何辛勤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以下简称《丛刊》）（一）371页——372页）对石达开作出这种评价的确切性，不只是因为它出自太平天国的自身；更主要的是因为它记录了历史的事实。从金田起义之后，任左军主将的石达开，便与统率前军的主将肖朝贵一起，担负着“开通前路”（《天命诏旨书》，《丛刊》（一）64页），打先锋的任务。当肖朝贵在长沙为革命捐躯之后，石达开统率的这支太平军继续站在斗争的前列，冲锋陷阵屡建战功。自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虽然革命形势发生了变化，由长期的流动战进入有自己管辖区的、相对稳定的新局面。但是石达开作为首义诸王之一，仍能频繁地接受天王洪秀全和东王杨秀清的调遣，继续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线，驰骋于长江中下游的广阔地区，为巩固和发展革命成果而“尽心竭虑，百计图维”。这已是载入太平天国革命史册的历史事实。
在此，认为石达开“篡改农民革命路线”，进行“复辟”活动而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据，是说石达开于一八五三年秋，奉命到安徽一带安民时，推行了与《天朝田亩制度》规定不同的“照旧交粮纳税”措施。并以“择村里之有声望者为乡官”等材料说石达开在这里建立地方农民革命政权时，任用了地主阶级的人为乡官。对此，有的同志依据充分的史实已作了有说服力的论证（见王庆成：《太平天国革命的反封建性质不容否定》、《历史研究》1977年6期），说明石达开在安徽的所谓“易制”，是依据洪秀全批准的太平天国领导核心共同制订的新决策进行的。至于说，石达开在安徽建立地方政权的任人问题，前已有论。所谓“择村里之有声望者为乡官”之说，是出自后来人凌善清编辑的《太平天国野史·翼王石达开传》。从当时人的记载等有关历史材料看，石达开在安徽一带建立地方政权时，是“择本地助虐者为乡官”（《平定粤寇纪略》卷一第25页）；还有的记述在安徽一带的太平天国乡官“以‘土匪’充数者固多”（涤浮道人：《金陵杂记》，《丛刊》（四）642页）。通过上述情况的分析可见，石达开在安徽建立的地方政权，多数是任用那些拥护太平天国或当地的起义首领为乡官。经过石达开的治理，不仅很快稳定了皖北的局面，并且迅速地扩展了这一带的革命区。从此以后，安徽一带成了太平天国比较巩固的管辖区和重要的粮饷供应基地，“金陵饷糈悉赖焉”（转引自简又文：《金田之游及其它》。）。历史的实践告诉人们，石达开在安徽的作为，都是对太平天国革命和广大人民群众有益的。
在此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石达开到外地安民和赴各地主持军务的过程中，不仅到处宣传“搜捕妖魔”、“抚安黎庶”（张德坚：《贼情汇纂》，《丛刊》（三）221页）和“斩邪留正，除暴安良”（张德坚：《贼情汇纂》，《丛刊》（三）224页）等革命宗旨，而且在他的活动实践中也得到了切实的贯彻。他在安徽一带安民期间，“豪暴者抑制之，无告者赈恤之。”（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翼王石达开传》）一八五六年，他在率军进取江西的过程里，对其统率的太平军将士“有掳民间一草一木者，立斩以殉”（方玉润：《星烈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94页），极力保护当地的人民群众。这些正是他坚持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方向的具体表现。
当然，对一个旧时代的农民革命将领来说，无论是谁，都不可能完全摆脱封建思想的羁绊。评价旧式的农民革命人物，主要的不是看他有没有封建思想的影响，而应着重看他在革命中的基本政治倾向，他的言、行是否反映了当时的农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通过上述各方面的考察，个人认为，石达开在加入革命后的基本动向，是随着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脉搏跳动的。
至于说，石达开“反对”拜上帝会的“革命理论”。一方面这种指责不符合历史实际。石达开参加拜上帝会时，即“认实天父天兄”。建都天京以后，他在到各地主持军政事务期间，又以宣传“敬天识主”（张德坚：《贼情汇纂》，《丛刊》（三）221页）作为安定人心的途径。直到他出走之后，仍怀志“力酬上帝徒”（《石达开布告》，《丛刊》（二）694页），“毁佛崇天帝”（《石达开等宜山诗刻》，丛刊（二）883页），始终坚持了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但在另一方面，他又确实不拘泥于那些繁琐、僵硬的宗教信条，比较注重实际情况，能因势变通。这在他用兵过程和处理政务方面都有明显的表现。例如太平军起义之初，曾以宗教戒条的严格形式实行男女隔离的措施。这在当时对加强自己的战斗力，适应流动战的需要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当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随着革命区域的扩大，相对的、局部的稳定局面的出现，再继续推行这种禁欲主义的措施势必不得人心。可是，这时在天京，又以“文告”的方式不断增设宗教戒条，其中仍有一项是“凡夫妻私犯天条者（即同居者——引者注）男女皆斩。”（张德坚：《贼情汇纂》，《丛刊》（三）231页）可是，大致在此同时期，以石达开等人名义发布的一项“告示”中，在此方面是这样规定的：“娼妓最宜禁绝也。男有男行，女有女行，男习士农工商，女习针指中馈，一夫一妻，理所宜然。”（张德坚：《贼情汇纂》，《丛刊》（三）225页）在这里，石达开虽然维护太平天国分“男行”、“女行”的社会组织形式，但他主张的这种男、女分“行”只是作为人们从事社会活动的分工方式。石达开主张“禁绝”的是“污俗”娼妓，他明确地提倡一夫一妻制。我们从上述两个对同一事项规定可以清楚地看到：前者，具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而且是不尽情理；后者，既没有宗教色彩又比较切合实际。
宗教信条，在旧式农民革命的初期，曾起到一定的组织农民群众的积极作用。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僵硬的宗教信条，便越发明显地暴露出它的消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死抱着远远脱离实际的宗教信条不放，就要脱离群众，有害革命。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实践中，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笔者认为，在太平天国首义诸王当中，石达开具有最突出的可贵之点，正是在于他不拘泥于宗教信条，有比较清醒的头脑。不能不说，石达开所以能在起义后的多年革命战争中一再克敌制胜，大显军威；所以在广大军民中赢得了较高的威信，除了革命的整体力量而外，就石达开个人而言，一个主要的因由正在这里。反革命“湘军”将领左宗棠说，在太平天国领导核心中“见存者，惟石‘逆’狡悍著闻，素得群‘贼’之心，其才智出诸‘贼’之上，而观其所为，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傅会邪教俚说，是‘贼’之宗主而我之所畏忌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四第17页）其他敌方材料也记载“翼王石达开，素蓄大志，假仁义以笼络其下，‘贼’争附之。”（《平定粤寇纪略》卷十五第24页）我们抛开这些材料中的诬蔑之词，可以说，这正是从反革命嘴里道出了石达开在太平天国革命将领中具有超众才略的事实。可见，忽视对革命实际状况的分析，尤其是离开实事求是的原则，仅仅以石达开没有完全按照太平天国初期制订的某种“制度”，甚至以没有按照某种宗教信条行事为根据，就断定他“篡改了”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路线”，说他进行了“复辟”活动，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二）
在太平天国革命过程中发生的石达开率军出走，是继韦昌辉发动天京叛乱之后，又一起重大的历史事件。多年来，在太平天国革命史中，石达开又往往被描绘成一个“分裂主义者”的形象，与韦昌辉一起视为历史的“罪人”，置于被谴责的地位。
笔者认为，石达开率大批太平军出走，作为一次重大历史事件，不能认为只是一个个人的、孤立的事件。众所周知，石达开和韦昌辉，从他们参加革命前的家庭阶级地位说来，是有其共性的一面。他们在太平天国革命前期，也都曾立有卓著的战功。然而，历史事实又表明，他们俩人在革命队伍中的具体表现却有显著的区别。平时韦昌辉对洪秀全和杨秀清“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张德坚：《贼情汇纂》，《丛刊》（三）225页），竭力施展两面派伎俩（此种情况已有多论，故不详证）。事实说明在韦昌辉身上的地主阶级贪婪性仍然顽固地存在着。他与这场农民革命和广大革命将士在思想上始终存有距离。固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石达开的剥削阶级烙印，也不可能得到彻底改造。但从上述情况可见，石达开在革命队伍中的表现，却与韦昌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尊奉洪杨……若神明”（张德坚：《贼情汇纂》，《丛刊》（三）225页），这在他出走前的言、行中已得到充分地证实，至今尚未发现石达开在革命中有两面派行为。另方面，洪秀全、杨秀清对石达开也是信任的。尤其是直接主持天国军政要务的杨秀清，对阴险狡诈的韦昌辉“加意防范”；对石达开“喜其诚悫，故屡委以军事”（张德坚：《贼情汇纂》，《丛刊》（三）225页）。在天京事件发生前，杨秀清与石达开之间或曾产生过某种隔阂。但是，从总的方面来说，石达开是拥戴洪秀全、尊重杨秀清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基本是协调的。至于李秀成在其《自述》中说，建都天京后，韦昌辉、石达开、秦日昌（纲）因“东王威逼太过，此三人积怨于心，口顺而心怒。北翼二人同心一怒于东”，只不过是现象之谈罢了。他并没有看到，在这“一怒于东”之中却潜伏着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当然，在杨秀清与韦昌辉的矛盾中，起初石达开对韦昌辉存有一定的同情感。不过，他的这种同情，也只是从“杨秀清平日性情高傲，韦昌辉屡受其辱”（《石达开自述》，《丛刊》（二）781页）的一些表征产生的。这一事实，只能说明石达开是出自个人关系的考虑，并不能证明石达开要与韦昌辉勾结起来阴谋篡权。
在此，持论韦、石勾结发动天京反革命政变的主要依据，是所谓韦、石“密议”杀杨之说。人们知道，说韦昌辉和石达开在事先有杀杨秀清的“密议”，唯一来自《李秀成自述》。在《李秀成自述》中，三次提到韦、石“密议”杀杨，都说是在杨秀清“逼封”万岁之后进行的。李秀成原是石达开部下，一八五三年曾随石达开赴安庆安民，他对石达开比较敬佩。但直到天京叛乱以前，他只是一个地官副丞相，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此时官小，不甚为是”（《李秀成自述》（以下文中，凡初次引文未加注者均同此））。这说明，在天京叛乱前，李秀成还不能参预诸王间的活动。并且，从一八五四年以后，石达开便与李秀成分战两地。到一八五六年春、夏之际的天京解围战期间，石达开是从湖北率军经皖南宁国一带进援天京。当时李秀成与陈玉成等在燕王秦日纲的统率下，从皖北一带南下直取清江北大营。据查证，只是在当年的六月十九至二十一日间，石、秦两路太平军才会合大破清江南大营。如果说石、李有相会之机当在此时。但是时“逼封”之事尚未发生，何谈因“逼封”而韦、石“密议”？自六月二十二日起，李秀成又在秦日纲的统率下，向天京东南的句容、金坛一带追击残敌。石达开也在当时奉命挥师西进上接武汉。在天京发生杨秀清“逼封”万岁的时候，石达开正率军在湖北洪山一带与敌军激战；李秀成仍在天京东南的句容、丹阳地区追歼敌军，两者相距千余里之遥。至于李秀成与韦昌辉之间的个人关系却属一般，何况，直到天京叛乱发生前，李秀成更没有与一直在江西主战的韦昌辉接触的条件与可能。由此可见，既难以想象李秀成能参预韦、石的“密议”；也不能认为李秀成能直接获悉这种“密议”的真情。以此再与当时韦、石并无“密议”的机会和石达开在事前并不知道政变之事等情节相印证，可以认为，李秀成的关于韦、石“密议”杀杨之说，充其量不过是来自误传罢了。
众所公认，在太平天国革命进程中发生的天京事件，是蓄谋篡权的韦昌辉利用杨秀清“逼封”万岁之机，一手制造的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叛乱。石达开在这个事件中究竟是站在哪一边？起的什么作用？显然是值得探明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当韦昌辉在天京挥动屠刀向广大革命将士横杀乱砍之际，石达开正“领众在湖北，闻有内乱之信”，“要与他们排解”（《石达开自述》，《丛刊》（二）781页），赶回天京。李秀成在他的《自述》里也说，石达开“在湖北洪山营中”知道天京发生暴乱，为“计及免杀之事”返回天京。同时又说石达开对杨秀清“逼封”万岁视为“君逆不别，东欲专尊”，持以反对的态度。当时的外人麦高文从来自该事件的目击者的材料记述，“翼王石达开回抵天京，即诫责北王和顶天侯，不是因为他们诛灭那谋篡者（即杨秀清——引者注）之罪，却是因为他们原不必株连多人，而竟妄行屠戮许多无辜兄弟也。”（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275页）同时，石达开在从湖北返京时虽然十分急促，但他并未因此放弃主持西线战事，而是在指令他的部将“谨守江西”（《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九），以防敌军趁机反扑之后，只是带领几名随员急速回京的（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丛刊》（四）704页）。而且，石达开回到天京时，又是在首先“见洪‘贼’得其情”后，才去“诫责”韦昌辉的。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表明：这时的石达开是从维护革命大局出发，已鲜明地站在韦昌辉的对立面。如果说他原来对韦昌辉还存在某种个人的同情感，现在已被这严酷的事实惊醒，对韦昌辉残害革命将士的暴行采取了坚决抵制的严正立场。当然，通过对上述各方面情况的分析，也应实事求是的看到，石达开对杨秀清“逼封”万岁的行为是极力反对的。在这种情况下，看到杨秀清被杀，他便采取了承认这个既成事实的态度。不过，他反对“逼封”和同意除杨，是在认为“逼封”会造成“君臣不别”从维护洪秀全的最高领导地位出发的。同时，石达开的这种态度，与韦昌辉反对“逼封”和杀杨，妄图趁机“代杨氏秉朝政”（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翼王石达开传》。《北王韦昌辉传》。另据麦高文记述，韦昌辉在天京大肆屠杀广大革命将士的过程中，即“总揽军政大权”。故，说韦发动天京叛乱妄图趁机篡权，是可靠的），以篡夺太平天国最高领导权是截然不同的。正因如此，当韦昌辉受到石达开的“诫责”后，恼羞成怒，又把石达开视为他篡权活动的严重障碍，准备陷害石达开。当石达开闻讯逃出天京后，韦昌辉兽性大作，竟然把无辜的石达开的亲属全部杀害，并派出武装“悬赏”捉拿石达开本人。显而易见，韦、石之间形成水火，决不是出自个人之间的误解，而是在如何对待这场革命、如何对待广大革命将士的重大问题上发生的公开分裂。
在韦昌辉摧残革命军民的反动气焰愈形嚣张之际，据当时的另一个外人布列门记述，此时“石达开急行集合忠实的部队，及既得有足用及可靠的兵力，即上奏于天王，要求韦昌辉之头。同时致以恐吓，谓如不得其头，即班师回朝攻灭天京。”（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276页）对此，有的论者认为，这是石达开“为报私仇”对洪秀全进行的“威胁”。但是，石达开是在力图以规劝的方式来制止韦昌辉大肆屠杀革命将士的努力反遭韦昌辉的敌视，并进而要对他大下毒手的情况下，逃出天京准备起兵的。在此应着重指出，在石达开的亲属被杀害之后，他对天京的事态诚然心急如火。但当他准备调宁国守军时，正值清军加紧了对宁国的攻势。宁国是天京西南的一个重要屏障，它的得失与天京的安危紧密相系。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不仅没有抽调宁国守军，反而急忙从湖北洪山一带调来大批太平军援救宁国。据查，大致在当年十月初石达开逃出天京到十一月初韦昌辉被处决的一个月时间里，石达开并未因为自己的亲属被惨害而忙于回京除凶。他只是在强烈要求天王洪秀全严惩韦昌辉的同时，把他的全部力量放在解救宁国、以固天京的战事上面了。显而易见，石达开的这种决断行动，只能说明他已把个人的仇恨放在一旁，以顾革命的大局。
关于罪魁韦昌辉的被处决和天京叛乱的平息，李秀成说，韦昌辉“在朝，不分清白，乱杀文武大小男女，势逼太重，各众内外，并合朝同心将北王杀之，人心乃定。后将北王首级解至宁国，翼王亲看果是不差。”麦高文记述，“先是，翼王既回军以肃清君侧，即要求杀北王及其党羽。最初，其要求未蒙答应，韦昌辉犹欲负隅抵抗。……但未几，洪秀全见全体军心皆归附翼王，不得不屈从其主张。”（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277页）再据张汝南的《金陵省难纪略》记载，当韦昌辉在天京猖狂地搜捕石达开之时，天王府等处的广大军民“竖伪制翼‘贼’旗，大呼出冲阵”，最后擒获并处决了韦昌辉（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丛刊》（四）704页）。通过上述三方面的材料可以清楚地看到，韦昌辉的被处决和天京叛乱的平定，正是在石达开为顾全革命大局，强烈要求除奸平乱的号召和影响下，使早已积愤满胸的天京广大军民集聚起来。从而也使天王洪秀全坚定了除奸的决心。于是革命的正气压倒了反革命邪风，使历时两个来月的反革命叛乱得以平息。此后，石达开被“召之还”京（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丛刊》（四）704页。天京叛乱平定后，石达开究竟是怎样回天京的？论说不一《李秀成自述》说，石达开在宁国见韦首级“不差，后翼王回京”。《太平天国野史.翼王石达开传》载“传首宁国，以谢达开，甘言召达开回。”笔者认为，石被召回之说，比较确切）。
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石达开无论是单行回京谴责韦昌辉：还是逃出天京要求镇压韦昌辉和准备起兵，都是为了一个平乱的目的。十分显然，如果石达开有篡权的野心，当时他已具有顺水推舟、从中控制天国中央的有利条件，但事实并未如此。有人云，韦、石“阴谋篡权”发动天京政变，不知出自何据。
由于石达开在平定韦昌辉叛乱中大义凛然，因而他便进一步得到了广大太平军将士的信任。当石达开回京之后，“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人欢悦。”石达开在这次“提理政务”期间，依然没有排挤洪秀全和进行任何“擅权”活动的表现。他在一八五七年出走时说：“去岁遭祸乱，狼狈赶回京，自谓此愚忠，定蒙圣君明”（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丛刊》（四）704页），表达他当时的心情和行动是相符的。
洪秀全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杰出领袖，他在组织、发动和领导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伟大斗争中，作出了不朽的功绩，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单纯的农民革命的伟大斗争中，作出了不朽的功绩，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单纯的农民革命领袖，在他身上必然存在着不可克服的阶级弱点，这也是不能忽视的历史事实。当平息了韦昌辉的叛乱之后，天王洪秀全并未能从这一严重的事件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只是消极地采取了怀疑一切的错误态度。此后，他“未肯信外臣，专信同姓之众。”。当合朝文武拥戴石达开回京辅政时，洪秀全却产生“不乐之心”。他违反广大太平军将士的意愿，居然把他的“又无才情，又无计算，一味古（固）执”的两个哥哥洪仁发、洪仁达封为安、福二王，并通过他们“挟制翼王”。尤有甚者，当石达开在回京辅政期间，洪秀全又逐渐“不授以兵事，留城中不使出”（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丛刊》（四）704页），对石达开采取了“软禁”式的措施。洪秀全对石达开采取这一系列的错误作法，严重地限制了石达开的作用的发挥，“朝中之人甚不欢悦”，广大太平军将士对此是十分痛心的。于是，在石达开面前尖锐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是屈从洪秀全的排挤和控制，还是公开与洪秀全抗衡，以打破这种紧张的局面？显然，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石达开采取了前种办法，也只不过是起着延缓矛盾公开化的作用，并不能消除革命内部孕育的新的危机的根源。后种办法，势必使天京悲剧立即重演。结果，石达开作出了另外的选择，走上了“出师再表真”、单独抗清的道路。同样，由于许多太平军将士对洪秀全等人采取那一连串的错误作法“甚不欢悦”，造成人心离散，才纷纷跟随石达开出走远征，从而使整个太平军分裂。后来洪仁□在总结此后太平天国声势衰退的教训时，曾深刻地指出：“因人心冷淡，故锐气减半耳。”（《干王洪宝制》，《丛刊》（二）662页）石达开率军出走，导致太平军公开分裂，从他个人说，固然是由于他在革命过程中遇到严重挫折时，忽视了革命全局和严重后果，而犯下的一个勿容辩解的错误。但把它作为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中发生的一起重大事件来看，天王洪秀全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个人认为，对石达开率军出走这一历史事件，既要看到石达开分裂行动的错误和给太平天国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又不能把这个错误的全部责任统统加在石达开个人身上，更不能给石达开加上分裂革命的“罪魁”的罪名。究其源，还是在于旧时代的农民阶级在经济地位上具有的分散性反映到政治上的结果。因此，把太平天国发生的这种分裂事件，单纯强调为某个人的过错，是难以揭示历史本质的。
（三）
在评价石达开的问题上，前些年又提出了一个要害性问题，即石达开最后是否变节投敌，成了可耻的叛徒？
关于石达开投敌之说，究其源是来自石达开的死敌清四川总督骆秉章。一八六三年六月，骆秉章在四川成都杀害了石达开之后，在他向清延报功的《奏折》里说，石达开是在他的军威之下，到大渡河紫打地一带的洗马姑清兵营“乞降”被“羁留在营”（《骆文忠公奏稿》卷六）的。同时，在骆秉章的《奏折》附件“石达开原供抄录”中，也记述了一些所谓石达开“投诚”的情节（《石达开自述》，《丛刊》（二）781页）。此后，薛福成在《书石达开就擒事》一文中，又进一步传布了上述说法（左舜生：《中国近百年史资料初编》）。这就是所谓石达开投敌之说的由来。
骆秉章在这个《奏折》里，歪曲事实，丑化革命将士，为他歌功颂德，当然不在话下。就那个所谓的“石达开原供抄录”（即一般说的《石达开自述》）来说，也是骆秉章作为他那个《奏折》的附件一并上报清廷的材料。其用意无非是企图以此来加重那个《奏折》，的分量而已。再从这个“原洪抄录”的内容来看：（1）该文一开始，便说“据石达开供……”，这便清楚地表明，此分材料是由别人整理的。（2）文中基本不是以第一人称的语气写的。如“达开自幼读书未成”、“达开起事即称王”、“达开想救众人”，如此等等。（8）文里用有一些不可能出自石达开之口的诬蔑词句。如说石达开在远征期间“沿途裹胁”；言石达开在大浪陷入绝境之际，“想真心投诚，或可侥幸免死”等。从上可证，这份“石达开原供抄录”，既不是石达开“原供”的节录，更不是石达开的《自述》。实际上，它只不过是在骆秉章的授意和主持下，据“审讯”石达开记录而炮制的一份《奏折》附件材料。其中固然有一些石达开在被“审讯”时说出的内容，但其中也有不少被歪曲、伪造之词。对此材料，当然不能视为完全确凿的信史。至于薛福成之说纯为骆秉章《奏折》的翻版，此不赘证。
那么，石达开到底变节投敌没有？对此，有的同志论证，石达开是在陷敌重围、“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受骗被俘（见王庆成：《关于石达开大渡河复败的真相》，《光明日报》1960·3·17）。笔者认为，此说基本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人所公认，石达开于一八六三年五月下旬，在大渡河紫打地一带，被敌军重重围困，甚至在饷尽粮绝之际，石达开率军仍以“杀马而食，继以桑叶充饥”，顽强奋战。后来，石达开竟容其妻、子投河自尽（《骆文忠公奏稿》卷六），可见其坚强之志。石达开被俘后，据直接参预“审讯”和杀害石达开及其部众的清四川布政使刘蓉的记述，当时石达开面对群敌，仍慷慨陈词，讲述革命的经历，“而词气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之语。自言……今天亡我，我复何惜一死？！”当他在最后面对死亡的严峻时刻，依旧“神色怡然”，英勇就义（刘蓉：《复曾源中丞书》，《养晦堂文集》卷六第34页）。这种情况，就连骆秉章也不得不承认，石达开“其枭桀之气，见诸眉宇，绝非寻常‘贼目’等伦”（《骆文忠公奏稿》卷六）。从石达开在被俘前、后的实际表现说明，石达开在敌人面前毫无贪生怕死的言、行，他保持了一个农民革命将领的气节。所谓“想真心投诚，或可侥幸免死”云云，不过是骆秉章等人的诬蔑之词罢了。
既然如此，石达开又因何受骗被俘？对这一点，在石达开被俘前给骆秉章的一封谈判信件中，可以找到答案（多年来，史学界同志对此信件也存有不同的评说。有的同志认为，石达开在此信中有“美化”敌人之处。近年来已有人论证此说不确（见张道贵、于玉生《石达开作为叛徒论据不足》，《江苏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年1期，等），此不详述）。在这个信件里，石达开表示，“达愿一人而自刎，全三军以投安”（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上曾提及，在“石达开原供抄录”中，也记有“达开想救众人”的内容。从有关材料核证，当石达开决心与敌死拚突围的时候，骆秉章派出越隽参将杨应刚等人对石达开进行了一系列的诱降活动，他们声称愿与石达开“共商善后”（《东方杂志》38卷21号）。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产生了幻觉，企图通过与敌方谈判，来达到“舍命以全三军”的目的（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于是，在他给骆秉章发出信件或许得到假答复之后，“不得已轻骑前往”敌营，但杨应刚“设伏于凉桥，遂致被擒”（《东方杂志》38卷21号）。从上说明，石达开在敌人面前那样英勇坚贞，却又受骗被俘遇害，其关节就在于他幻想“舍命以全三军”所带来的后果。
当然，在实际上，石达开的命是舍了，但以“全三军”的愿望，却在严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化为泡影。这种历史的不幸，同样只能从时代和阶级的特点中得到揭示。个人认为，在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石达开的“舍命以全三军”的思想和行动，既与变节投敌绝然不同，而且在其中又反映出农民革命将领的一种可贵性。
总之，石达开犯有错误，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就“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纪念孙中山先生》），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一个旧历史条件下的农民革命将领一身轻。何况石达开的错误，又是在坚持农民革命基本方向的基础上发生的，更勿须过分责难。什么“复辟派头子”、“分裂革命的罪魁”、“叛待”之类、都是强加在石达开身上的罪名，总评石达开，仍不愧为一个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杰出将领。石达开在革命中建立的功绩和他在革命过程里表现出来的才能，是与太平天国革命的伟大业绩紧密相联的。同样，他的错误，也应从总结单纯农民革命的历史经验中加以评说。
（资料来源：《学习与探索》197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