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事变”前，东王杨秀清是否称“万岁”与“逼封万岁”，这是关系“天京事变”起因和评价杨秀清功过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近百年来，史载互异，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乃是太平天国史上一大悬案。最近，我重读了《历史研究》一九七八年第六期《如何评价杨秀清？》和《历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三期《对“天京事变”几个有关问题的探讨》两篇文章，对郭毅生和周自生同志的两种截然相反意见，我皆不赞同。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本文试就杨秀清封“万岁”及“逼封万岁”的真相问题，再作一些探索和考证，谈一点粗浅的不同看法，作为质疑，求教于郭、周二同志和史学界诸同志。 

一 

怎样看待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称“万岁”一事，郭毅生同志于其所撰写《如何评价杨秀清？》一文中，主要取证于“太平玉玺”上镌有“八位万岁”玺文，参证《朝天朝主图》，载有“爷哥朕幼真天主，光明东西八数龛”句。于是，郭毅生同志据此断定，“一八五六年杨秀清封万岁”不仅是个事实，而且确认“杨秀清称万岁是经过洪秀全加封，合乎太平天国体制的。” 

笔者拟就太平天国的历史事实，从三个方面来考察和检验郭文提出的论据是不可信的。 

首先从郭毅生同志所引证的“太平玉玺”真伪考证来看： 

其一，在玉玺的规制上，“太平玉玺”系青玉制成，纽背刻云纹，纽侧刻双凤朝阳文。径宽一尺六寸一分强（市尺下同），高八分强，纽高二寸二分（《图片》，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以下简称《丛刊》）《太平天国》（一）第4页。）。左上角刻一“玉”字；右上角刻一“玺”字；左首边上刻“恩和”二字；右首边上刻“辑睦”二字；中间一行上刻“天父上帝”四字；两旁刻“太”、“平”二字；下刻“天兄基督，天王洪日，主王舆笃，救世幼主，真王贵福，八位万岁，永定乾坤，永锡天禄”八句（《图片》，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以下简称《丛刊》）《太平天国》（一）第4页。）。而就所见辑录太平天国的金□和□文记录考订，天王手书《命薛之元诏》上所盖的金□，是今能见到的太平天国最早的□文。其规制却是：金质制成，八寸见方；四边云龙；中空一行刻“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九字；左上角镌一“金”字；右上角镌一“玺”字，并改“玺”作“□”；左首边上刻“奉天诛妖”四字；右首边上刻“斩邪留正”四字（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三）第166页，第171—172页，第206页，第48页。《韦昌辉传》，第166页。）。太平天国从定都天京到八年间所颁布的诏旨、文献，皆盖此□。到太平天国后期，所颁《天王手批艾约瑟文》、《天王诏旨》和《救世真圣幼主诏旨》上盖的金□，可知金□变换多次，□文内容也有改变，而四边天云龙等金□规制照旧。显而易见，“太平王玺”的规制，且与太平天国真□不合。 

其二，在玺文的内容上，“太平玉玺”上镌有“八位万岁”句，是和太平天国的政体及历史事实相抵牾的。史载，早在拜上帝会创建之初，洪秀全就以“君王”（《福音敬录》，《太平天国》（二）第516页，第515页。）自许。金田起义后，洪秀全东乡称天王，正式呼称“万岁”。在永安，颁布《太平礼制》规定，天王长子洪天贵福为继承者，也称“万岁”。又规定：东王杨秀清“位下一阶”，且节制诸王，为左辅正军师称“九千岁”；西王肖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称“八千岁”；南王冯云山为前导付军师称“七千岁”；北王韦昌辉为后护又付军师称“六千岁”；翼王石达开为左军主将称“五千岁”。定都天京后，天王洪秀全称“万岁”的礼仪更为森严、隆重。天国军民对天王要“三呼万岁”（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三）第166页，第171—172页，第206页，第48页。《韦昌辉传》，第166页。），而“臣下呼称幼主万岁”（《太平礼制》，见《太平天国》（一）第103页。），　“但不三呼”（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四）第704、706页。）。此外，杨秀清等诸王向天王具奏“本章”，颁行《历书》等，对洪秀全称呼皆循规一式，均特别书明或无不附有“启奏我主万岁万岁万万岁御照施行”（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三）第166页，第171—172页，第206页，第48页。《韦昌辉传》，第166页。）、“伏奏我主我兄天王万岁万岁万万岁”（《颁行历书》，《太平天国》（一）第171页，172页。）和“谨献我主万岁万岁万万岁”（《颁行历书》，《太平天国》（一）第171页，172页。）之辞语。直到太平天国后期，向天王呼称万岁的礼仪，仍照例施行于太平天国军民之中，凡每年“御批”、颁行《历书》等，其卷首奏文里列衔者虽有变更，但呼称天王万岁的辞语照旧，甚至在东王杨秀清“升天”后的第五年，一八六○年，天王洪秀全所颁《梦兆诏》中，记叙东王、西王、南王在死后，一如生前一样，照样遵例呼称天王万岁。臣下不得潜越。这些事实雄辩地证明，在太平天国的政治制度中，尊卑十分分明，君臣秩序备极森严，“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福音敬录》，《太平天国》（二）第516页，第515页。），不仅有严格的等极制，而且存在着封建的世袭制。“万岁”一词，则是天王及其继承者幼主洪天贵福的专称。显然“太平玉玺”上“八位万岁”，既不合太平天国的政体，又不符历史事实。 

其三，在玺文的排列样式上，按照太平天国严格的礼制，“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周自生：《对“天京事变”几个有关问题的探讨》，见《历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3期第37页。）太平天国十四年间，金□变更多次，□文内容从定都天京之初“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奉天诛妖，斩邪留正”；到天国后期强调“天父天兄天王幼主”，“同坐天国”（荣孟源；《太平天国的玺文》，见《历史教学》1979年第6期。）的政体变化。但玺文的排列却是尊卑有别，“下不可以卑□尊”（《醒世文》，《太平天国》（二）第505页。），天父、天兄、天王和幼主的排列次序是很严格的，既不准平列，又不能混乱的。而“太平玉玺”却一反太平天国礼制，玺文“天兄基督”、“天王洪日”、“救世幼主”三者不仅平列，竟尊卑高下倒置。 

其四，在玉玺的来源上，据曾国藩同治三年七月二十日奏折云，太平天国玉玺两颗，金印一颗，均送军机处。（荣孟源；《太平天国的玺文》，见《历史教学》1979年第6期。）可知此方玉玺是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国天京失陷后落入清军手中者。但详考太平天国诏旨和文献记载、“太平玉玺”的来路至今不明，查无旁证。刻制和使用年月，现尚不知。细检今所见太平天国现存诏旨、文告、历书、奏章等，亦均无“太平玉玺”的蛛丝马迹可寻。 

由以上四点，可知“太平玉玺”非太平天国的真□，而可能是清朝时“古玩商人伪造大批太平天国铜石以售”（李宏生：《有关太平天国史中两个问题讨论综合》，见《历史教学》一九七九年第10期第60页。）的膺品之一。所谓“八位万岁”的玺文，系伪造者的杜撰，与史实和道理上都难以说通。 

其次，郭毅生同志论及杨秀清称“万岁”，在文章中还引用《朝天朝主图》中“爷哥朕幼真天主，光明东西八数龛”句，和“太平玉玺”上“八位万岁”相印证。这条论据也是令人难以信服，理由如下： 

第一，从《朝天朝主图》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众所周知，《朝天朝主图》颁布于太平天国后期，因为，当时太平天国革命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自“天京事变”后，东王杨秀清殉难，韦昌辉被诛，翼王石达开出走四川，太平天国的领导核心遭到破坏，革命内部人心涣散。尤其是安庆失陷后，天京上游屏障尽失，天京处于清军威胁之下，致使局势更加困难。天王洪秀全面对如此严重局势，为加强和巩固领导权威，重振人心，团结内部，鼓舞士气，摆脱窘境，于是颁布了《朝天朝主图》，这是太平天国文武大员在荣光殿朝会时座位图，且与东王杨秀清所谓封“万岁”无涉。查阅该图通篇字句，概未发现杨秀清称“万岁”的字样。 

第二，从《朝天朝主图》的内容来看，在该图的“说明”中，不仅用了“爷、哥、朕、幼、光、明、东、西”这“八数”；而且还应用了很多数字，如“爷哥朕幼东成主，爷排五数主当担”（《朝天朝主图》，《太平天国》（二）第673，672，673，673，674页。），“上帝基督共朕三，爷哥朕幼三一添”（《朝天朝主图》，《太平天国》（二）第673，672，673，673，674页。），“爷哥朕幼光明东，七数安息太平兼”（《朝天朝主图》，《太平天国》（二）第673，672，673，673，674页。）和“长次加尚（上）十全吉”等（《朝天朝主图》，《太平天国》（二）第673，672，673，673，674页。），假如凭“爷哥朕幼光明东西”这“八数”，便确定为“八位万岁”，那末，《朝天朝主图》“说明”中的一连串数字，岂不是也都可以断为“万岁”吗？但事实并非如此，“万岁”乃是太平天国不容“臣下”僭越的一项称号。 

第三，从《朝天朝主图》所盖的□文来看。所用的不是“太平玉玺”，而是天国十一年四月间，重刻的一方金□。印文是：中间一行刻“天父上主皇上帝救世主天兄基督天王大道君王全救世幼主真王福”二十八字。左右两行则是一付对联：“父子总号太平，幼主一直承一统；公孙同坐天国，真王万岁照万方”（荣孟源；《太平天国的玺文》，见《历史教学》1979年第6期。）。据查，和太平天国后期所颁《天王诏旨》载：“爷哥朕幼坐天国”（《朝天朝主图》，《太平天国》（二）第673，672，673，673，674页。），“父子公孙永作主”（《朝天朝主图》，《太平天国》（二）第673，672，673，673，674页。），爷哥朕幼父子公孙同登天国”（荣孟源；《太平天国的玺文》，见《历史教学》1979年第6期。）等，意义相同。此外，□文只见“真王万岁照万方”，并无“八位万岁”字样。由此不难看出，郭文把“爷哥朕幼真天主，光明东西八数龛”，作为“八位万岁”玺文的注释，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再次，为论证杨秀清属“八位万岁”之一，郭文中又提出三点推理，据笔者考证，这三条推理，均与史实相悖。现将推理条列于下，逐一辩证。 

（一）郭文推论说：“天王与幼主以父子同称万岁，则上帝为洪秀全之‘天父’，自然得尊为万岁。耶稣是‘天兄’，既然其侄‘幼主’称万岁。耶稣得称为万岁方合于体制。因此，在太平天国之初就存在着四位万岁”。这条推理是和天国历史事实相抵牾的，详考天国文献记载，笔者认为，“天王与幼主以父子同称万岁”是事实，但在太平天国之初，天父、天兄是不称万岁的。 

根据拜上帝会的教义圣规，天父皇上帝，主宰天下凡间一切。“全能天父是为神”（《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847页。），“无年纪，无岁数也”（李宏生：《有关太平天国史中两个问题讨论综合》，见《历史教学》一九七九年第10期第60页。），“君民一体皆敬拜皇上帝”（《原道世训》，《太平天国》（一）第96页。）。天兄耶稣救世主，受天父差遣下凡拯救世的，称“圣子”。很明显，天父、天兄都是“至尊至贵”的神，而不是人。天父、天兄和天王洪秀全同称万岁，且与天父、天兄的身份不合，触反天国教义圣规。如，天国壬子二年（一八五二年）所颁《天条书》，规定“朝晚拜上帝“，“食饭谢上帝”和“祭告皇上帝”等宗教仪式，概未发现天父、天兄称“万岁”的条文。 

按照天国严格的礼制和敬避制度，“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史载，天父称“上”、“圣”、“帝”等。天王洪秀全要“避潜”，只称“王”、“主”、“朕”等，如洪秀全在永安封王诏中云：“继自今，众兵将呼称朕，为主则止，不宜称上，致冒犯天父也”（《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一）第67页。）。天兄称“救世主”、“天父长子”，洪天贵福要“避潜”，只称“幼主”、“天王世子”。对此，洪秀全曾三令五申，要天国军民“各各凛遵”，违者是要严惩的。由此可知，天父、天兄和天王及幼主同称“万岁”，是违反天国礼制和敬避制度的，当为天国所不取。再依据天国诏旨、文献和时人记载，天父，天兄无论在“高天”的呼称；如在天国之初，洪秀全亲自颁布《太平天日》，记载他在“高天”四十余日，亲聆天父、天兄教诲，据查该书通篇字句，只宣传天父与天母并尊，天兄与天嫂并尊，皆未出现天父、天兄称“万岁”。天国后期，所颁《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记述洪秀全升天受命事甚详，仍称天父“爷爷”，而非万岁。是为天父、天兄在“高天”不称万岁的铁证。再看天父、天兄在“凡间”的呼称，如天国之初，所颁刻的《天父下凡诏书》之（一）、之（二），分别记述一八五一年和一八五三年所谓“天父下凡”处理“凡间”事务，二书均载有天父下凡和回天的礼仪，只见臣下向天王洪秀全“山呼万岁”，而对天父称谓却是“天父劳心，复又下凡”等，均无尊称“万岁”的礼仪。证以天父、天兄下到凡间是不称万岁的。 

（二）郭文还推理说：“圣神上帝既然是万岁，那末，圣神的凡间代表——圣神风——杨秀清称万岁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同样，耶稣既然称万岁，传耶稣‘圣旨’的西王肖朝贵称万岁也并不奇怪。”于是，则认为“一八五六年杨秀清封万岁，增为五位”。这条推论既不合天国体制，又不符历史事实，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史实证明，无论东王杨秀清或西王肖朝贵都是不称万岁的。例如，在太平天国之初，辛开元年（一八五一年）颁行的《太平礼制》，除天王及幼主以父子可称万岁外，明确定东王杨秀清“九千岁”，西王肖朝贵称“八千岁”。又如，定都天京后，刊行于癸好三年（一八五三年）的《太平救世歌》载：“赐爵东王，九千岁锡”，“寿算九千蒙天赐”。再如，到天国晚期，杨秀清“升天”后的第二年，天国重新颁刻《太平礼制》，规定东王杨秀清及其世子称“九千岁”，西王肖朝贵及其世子称“八千岁”照旧。辛酉十一年（一八六一年）的《颁行历书》，仍沿用杨秀清和肖朝贵名义领衔具奏，依制称天王为“万岁”，则自己仍称“臣”，并未“潜越”称“万岁”字样。历史事实无可辩驳的表明：东王为上帝降托，西王为耶稣降托，上帝、耶稣既没有称万岁，他们的降托者又没有称万岁。可见，郭文关于东、西王称万岁的推理，是找不到诏旨文献根据的。 

（三）、郭文又推理说：“从辛开元年（一八五一）所颁《太平礼制》来看天王诸子还只称千岁。但到戊午八年（一八五八）颁的礼制中已改为：‘光王王三殿下永岁’；‘明王王四殿下永岁’。由‘千岁’改称‘永岁’，说明称谓在变化。而‘永岁’与‘万岁’，字异而义相近，既然如此，可以推知光王、明王的万岁称号当加于戊午八年（一八五八）之后，亦即‘太平玉玺’启用之前。”这条推理也是难以成立的： 

首先，郭文关于“永岁”与“万岁”，“字异而义相近”的解释，理难说得通。笔者认为，“永岁”与“万岁”字异，却是说明君臣之别，呼称之差，高下之分。 

其次，据天国敬避制度的规定，“一切至尊至荣之字，必在天父天兄天王幼主份尚（上）方可称用”（《文书》，《太平天国》（二）第699页。），并不包括天王之子，即光、明二王在内。如天王与幼主以父子同称万岁，但在天历八年（一八五八年）所颁布的礼制中，光、明二王只称“永岁”，而非“万岁”。此外，天国后期干王洪仁□颁布的《天朝爵职称谓》中，记叙天王洪秀全第五子洪天佑，过继到杨秀清名下，仍称王五殿下幼东王“九千岁”而并非“万岁”。显然光、明二王不能和天王的继承者幼主洪天贵福同称“万岁”。 

再次，查考天国诏旨、文献和中外官方及私家著作，均无发现光、明王封“万岁”之称号。 

二 

“天京事变”前夕，东王杨秀清有无搞“逼封万岁”？对此，周自生同志在《对“天京事变”几个有关问题的探讨》一文中，主要根据《李秀成自述》所记杨秀清“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列举《金陵省难纪略》载：“洪贼曰：‘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万岁，且世代皆万岁’”和《天朝爵职称谓》云：“王五殿下幼东王九千岁”的两条旁证，肯定了杨秀清“逼封万岁”是事实。 

这里，我仅对周自生同志论及杨秀清“逼封”的若干意见，重作一些考察分析： 

首先，周自生同志论证杨秀清“逼封万岁”所引用的第一条重要证据，即根据《李秀成自述》载：“因东王天王实信，权太重，要逼天王封其万岁。那时权柄皆在东王一人手上，不得不封，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据此，便解释说：“它的意思是‘以权力相威胁’，‘权’是‘逼’的基础，洪秀全在权的威胁下，不得已而封杨秀清为‘万岁’”。这条推论，然细加推考，未必可信： 

第一，据《李秀成自述》所记杨秀清“逼封”史料来源的考察，无疑虽是李秀成于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国失败后被俘，在狱中亲笔供词，但所记“逼封”之真相，并非第一手信史。这是因为，一方面杨秀清在天京所谓“逼封万岁”的时候，李秀成正在句容、金坛和丹阳一带和清军作战，并不在天京，未亲临“逼封”之事，另一方面在“天京事变”前，李秀成“时官小，不甚为是”（《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二）。），他只是一个地官付丞相，还不能直接参预天王、东王、北王、翼王诸王间活动。由此可见，《李秀成自述》所记“逼封”一事，不是李秀成直接获悉的“逼封”之真情，而是传闻所得，当然不能尽实，错记、误记难免，未必可信。 

第二，依据《李秀成自述》所记杨秀清“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内容的考证，且与天国史实相悖。细检天国文献记载，除《李秀成自述》所记“逼封”外，均无此说，孤证不立。另参证《李秀成自述》中“天朝十误”的第五误是：“误因东王、北王两家相杀，此是大误”。《洪仁□自述》载：“东、北二王到天京后不久，即自起内讧，两均被杀”。显然对“天京事变”起因记载完全一致，是说杨秀清和韦昌辉之间矛盾爆发，并无杨“逼封”之意，可为杨“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不是事实的旁证。 

第三，从《李秀成自述》所记杨“逼封”时，又载：“北、翼两王不服，密议杀东王一人，杀其兄弟三人，源清、辅清而已”的辩证，可见和天国史实不符。因为，（1）、“密议”的时间、地点不合。众所周知，“天京事变”之前，即所谓杨秀清在天京“逼封”期间，韦昌辉和石达开都不在天京。史载，石达开在五月底就到达湖北洪山一带与清军激战。韦昌辉亦于六月初，在破清军江南大营前到江西饶州、南昌、瑞口等地。韦、石二人相距千里之遥，不论从时间或地点上看，“密议”是不可能的。（2）、倘若“北、翼两王不服，密议杀东王一人，杀其兄弟三人，源清、辅清而已”，无疑韦、石就是同谋者，当韦发动“天京事变”诛杨及其部属时，石必有所配合，杀掉他部下的杨辅清。但事实却相反，石不仅没有配合，而是在湖北“闻有内乱之信”，（《石达开自述》，《太平天国》（二）第781页。）匆匆赶回天京排解，石回到天京“先见洪‘贼’得其情”后，才去诫责韦，“语不合”（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四）第704、706页。），“昌辉杀杨秀清求辅清，达开不与”（《太平天国野史·韦昌辉传》。），韦责骂石是“子亦党于杨”（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四）第704、706页。），并把石列为铲除对象，扬言“不去石氏，吾患未已”（《太平天国野史·韦昌辉传》。）。在石逃出天京后，韦不但悬赏捕拿石，而且仿诛杨之例，亦把石的家属全部杀掉。其后，“石达开急行集合忠实的部队，及既得有足用及可靠的兵力，即上奏于天王，要求韦昌辉之头”（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第267页。）。这些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表明，石对“天京事变”是从维护天国革命大局出发的，已鲜明地站在韦的对立面，对韦残害天国将士的暴行采取了坚决抵制和反对的严正立场。足证以“密议”内容不符合史实。（3）、据杨秀清对石达开和韦昌辉间关系的分析，石、韦“密议”诛杨不合情理。史载，杨对石是非常信任的“喜其诚悫，故屡以军事”（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三）第166页，第171—172页，第206页，第48页。《韦昌辉传》，第166页。），节制江、皖、鄂诸省。而对阴险狡诈的韦昌辉则是“加意防范”（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三）第166页，第171—172页，第206页，第48页。《韦昌辉传》，第166页。），“韦昌辉屡受其辱”（《石达开自述》，《太平天国》（二）第781页。）。此外，石对杨是“深信不疑”（苏双碧：《石达开与诛杨密议质疑》，见《历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2期第72页。），“尊若神明”（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三）第166页，第171—172页，第206页，第48页。《韦昌辉传》，第166页。）。而韦对杨表面上是阿谀奉承，骨子里却包藏祸心，处心积虑“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妄图“代杨氏秉朝政”（《太平天国野史·韦昌辉传》。）。由此可知，石、韦“密议”诛杨恐难足信。 

第四，按照洪秀全和杨秀清间“君臣契合”（《太平天国诏书》。）关系的分析，杨“逼封”不是事实，而是韦昌辉策动“天京事变”诛杨的伪造口实。先看天王洪秀全对杨秀清的信任依重。如太平天国从金田起义至攻占南京期间，洪对杨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在诏书中给予肯定说：“东王赎病是圣灵，爷爷降托灭妖精，诛了无数死魔鬼，故能如此早到今”（《诏西洋番弟书》，见《太平天国史料》第78页。）。又如定都天京到“天京事变”前，由于杨对天国革命事业的忠诚，富有才干，竭力奋斗，“天王顶而信用，一国之事概交于他”（《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第2页。），洪赞赏杨“直言无隐”（《天父下凡诏书》，见《太平天国印书》第11页。），是“骨鲠之臣”，（《天父下凡诏书》，见《太平天国印书》第11页。）“诚为启朕心之良弟良臣也”（《天父下凡诏书》，见《太平天国印书》第11页。）。于是在杨秀清生前曾加封为“禾乃师、劝慰师、左辅正军师、赎病主”，称“东王”是“九千岁”。再如杨秀清殉难后，天王洪秀全不仅缅怀他，而且颁予殊典，崇礼有加。天历九年颁行历书、诏旨中，钦定“七月二十七日（九、二）是东王升天节”（《颁行诏书》。），列为天国六大节日之一，要“天国代代莫些忘！”缅怀之情，溢于言表，到天国晚期，每值国事艰难之情，洪对杨更为思念，手诏云：“九重天上一东王，辅佐江山耐久长”（《赐西洋番弟诏》，见《太平天国文选》。）。 

辛酉十一年，当安庆被清兵围紧急之时，洪亲筹应敌之策，日思夜寝，常与东王“梦魂相依”，颁布诏书云：“东王奏兵交妹夫，杀妖灭鬼有伊当”。（《梦兆诏》，见《太平天国文选》第66页。）鼓舞士气，以图合解安庆之危。类似上述事例甚多，为史学界所熟知，勿庸赘列枚举。再看杨秀清对天王洪秀全是拥戴的。如金田起义前夕，杨秀清亲率精兵去花洲营救洪秀全。又如金田起义后，由湖南进军南京期间，杨颁布三篇诰谕，号召天国将士“扶天王以开国”（《颁行诏书》，见《太平天国印书》。）。再如定都天京后，杨又佐辅天王洪秀全治理天国政事和军事，“东王佐政事，事事严整，民心佩服”（《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二）。），功绩笃著。直到“天京事变”杨殉难前，他生前最后撰编的《天情道理书》和《行军总要》二部重要文献中，一如既往，仍把自己置于“佐辅天王主宰天下”的地位，称“臣”，呼称“九千岁”，并无潜越之迹。不难看出，杨所谓“逼封”绝非事实，难以成立。 

其次，周自生同志论及杨“逼封”，引用的旁证之（一），即根据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载：“东王既万岁，世子便万岁，且世代皆万岁”，肯定“洪在被逼封杨‘万岁’时，是连同世子一并加封的”。笔者认为，这条论据是不可信的。因为，张汝南于一八五六年撰写的《金陵省难纪略》中《东北贼递杀大略》一节所记述杨“逼封”的经过，都是道听途说的传闻，难免有自许之意和错讹之处，未必可信。我们只要参证《金陵省难纪略》另一段记载：“东王杨秀清天父第四子，称九千岁”和“其子为世子称殿下亦称‘千岁’”，便可以发现，张汝南所记杨“逼封”一事，是自相矛盾的。另参见天历八年颁行的《太平礼制》，仍载杨秀清及其世子称“九千岁”。证以周文所谓“洪在被逼封杨‘万岁’时，是连同世子一并加封的”看法，是缺乏史实根据的。 

再次，周文论述杨秀清“逼封”，还引用旁证之（二），即依据天国后期干王洪仁□颁布的《天朝爵职称谓》中，第一条称谓幼东王是“王五殿下幼东王九千岁”的记载，来说明“洪对被逼而封的‘万岁’事后即不承认，不算数”，“洪秀全仍然吝惜这‘一千岁’，不承认杨为‘万岁’”，可为李秀成所记杨“逼封”说的旁证。据考证，周文中的这条推论是解释难通的。笔者认为，在“天京事变”中，杨秀清及其两个世子皆殉难，天王洪秀全在天国后期，为了给东王杨秀清续嗣，于是便将他的第五子洪天佑过继到杨秀清名下（杨全家在“天京事变”中遇难，绝嗣）。封为“幼东王”，予作“正九重天庭”（王韬：《□牖余谈》：《洪逆琐记》。），亦称“九千岁”。考其意义就在于继承天国前期，东王佐辅天王总揽军政大纲，统一事权的传统，并意味着杨秀清的爵职和呼称“九千岁”照旧。史载，“王五殿下幼东王九千岁”恰恰是杨秀清没有“逼封万岁”的确证。 

综上所考，所谓杨秀清称“万岁”和“逼封万岁”说法，都是缺乏历史事实根据的。从天王诏旨和天国现存的文献记载看，杨秀清爵职虽续有增封，唯独“九千岁”之称照旧。参证清方和私家著述的记载，虽真伪间杂，互有歧异，但关于东王杨秀清及其子东嗣君称“九千岁”，和天国诏旨、文献记载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应当尊重历史事实，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以上就是我对东王杨秀清非“万岁”或“逼封万岁”的初步考证，特提出来与郭、周二同志商讨。 

（资料来源：《江苏师院学报》198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