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最后在大渡河覆灭，是否投降，是长期以来有争论的一个问题。近年来，报刊上发表了很多文章，不同意石达开是投降的看法。有的认为石达开自缚投清营是“为了保护‘三军安全’而宁愿牺牲自己的革命行动”；有的认为石达开是在去清营谈判途中“中计被俘”。他们还向投降说提出了一系列的质疑。本文就这些问题提出个人的看法。
根据石达开投清营以前的表现不可能投降吗？
持反对投降说的同志提出，石达开在去清营前一周，还题诗石壁及对部属表示过要“血战出险，毋徒束手受缚”，“纵死□江定不降”，因而认为根据石达开在去清营以前的表现，不可能投降。对此，我们必须弄清楚，石达开是在什么情况下讲这些话，以后，随着形势的恶化，他的思想怎样变化的。
石达开部被围困在紫打地后，于同治二年（1863年）四月初四组织第一次抢渡，没有成功，又曾隔河射书给防守松林河北岸的土千户王应元买路，被拒绝。这时，形势虽然危急，但石达开凭着他转战十四年，“虽然遭艰难，亦□而复奋，转败为功”（薛福成《书石达开被擒事》）的经历，在他没有作最后努力之前，对抢渡、突围仍抱希望。所以，就在射书给王应元被拒之后，他还鼓励将士要“血战出险，毋徒束手受缚，”（同上注）以及题诗石壁，表示“纵死□江定不降，”以坚定部众突围的决心。但四月十七日，石达开部“倾全力”抢渡大渡河及松林河又失败了，而且粮食已尽，“至摘桑叶、掘草根，杀马羸为食。”《太平天国资料》217—219）接着，四月二十三日石达开再次抢渡。这次抢渡，石达开先派二百人沿河直下诈降，清军觉得可疑，开炮轰击。然后，石达开大队水陆并进，船筏二十余只，每船载几十人，结果，船筏因水急被冲覆五只，其余均被击沉。石达开这次孤注一掷地抢渡又失败了。二十五日，敌军乘势分别自松林河、马鞍山两路齐攻紫打地。石达开部的营寨被焚，辎重尽失，几次抢渡失败及这次紫打地营寨被袭击，使石达开的主力损失惨重，从原有三、四万人减至七八千人。他率余众东走老鸦漩。只是到了这个时候，石达开才感到山穷水尽，对抢渡突围失去信心，因而发出《致骆秉章书》这封乞降信。（注）在这封信中，石达开充分暴露其严重的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的情绪。说什么“命薄时乖，故尔事拂人谋”，“天耶人耶，终穷无益，时乎运乎，穷竟不通”，“岂知逐鹿空劳，天弗从愿，达思天既如此，人将奈何”。表现了对前途的绝望。这是石达开当时动摇投降的思想基础，所以，《越隽厅全志》说石达开在败走老鸦漩后，“进退战守俱穷，颇有降心”。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石达开的妻妾五人、幼孩二人投水溺死。持反对投降说的同志提出，如果石达开投降的话，为什么他在投降前一天让他的妻妾自杀呢？关于石达开的妻妾、幼孩投水事，论者向来多认为是石达开命令的。但据赖学进所述：“是日，石逆得信，知大兵已集，遂率妻子而逃，有七贼妇至小河溺于水。”（《越隽厅全志》卷六之二）“七贼妇”系五妻妾及二幼孩共七人之误。从上下文看，其意思系仓惶出逃途中溺水而死，并不是石达开命令投水的。又根据《石达开被擒就死事》记载：“二十五日，军中闻决降，多自遣散，王妻妾赴水死”。这里说的是石达开妻妾听到决定投降的消息后，主动投水自杀，亦非石达开命令的。所以，石达开妻妾投水是否石达开命令的仍是一个疑问。退一步说，就算是由石达开命令的又能说明什么呢？本文下面将分析到，石达开是为保全部下生命而投降，并估计投降后，清朝政府不一定能宽容他，他自己已有死的准备。同样的理由，在投降前，让他的妻妾投水而死，免得降后受辱，也是合乎他的思想发展的。
《致骆秉章书》是“为了保护‘三军安全’而宁愿牺牲自己的革命行动”吗？
持“舍命全军”说的同志以《石达开致骆秉章书》所说的“死若可以安将全军，何惜一死”之类的话作为立论根据。但我们若全面分析这封信，应包括几方面的内容：首先，石达开要求骆秉章“宏施大度、胞与为怀，格外原情，宥我将士，请免诛戮”，即为他的部众向清军乞生。这是全信的最主要的内容；其次，用什么来乞生呢？虽然这封信字面上只字未提投降的问题，但要清军“宥我将士，请免诛戮”，而且还要“禁无欺凌，按官授职，量材擢用”，显然，这里包含着不言自明的前提，即先放下武器，向敌投降；再次，石达开表示他自己不“求荣以事二主”，为了他的部下不被杀害，即使要他“自刎”或被杀也“死不为辱”。应该指出，石达开并不是说他一定要死，不过是两种思想准备，事实上他后来也未自杀。为什么石达开要他的部下放下武器以求生，而他自己却作死的准备呢？这是他考虑到他自己的经历和地位与一般部将不同，“固知骆督之不见容”，（《纪石达开被擒受死事》）不能不有死的准备。最后，石达开提出，如果骆秉章不同意他的条件，他的部下不会“束手望天”，以此来威胁清军将领一定要答应他的投降条件。显然，这封信的要害是以他的部众放下武器，向敌投降来作为敌人不杀他的部众的条件，是一封地地道道的乞降信。即使按照他向清军提的条件全部实现，也不能证明石达开不是投降，最多只能说明他是有条件的投降而已。
石达开是去清营谈判途中“中计被俘”吗？
持“中计被俘”说的同志作为主要根据的史料的赖执中所述：“四川总督骆秉章遣越隽厅参将杨应刚劝石达开解甲归田，谓大渡河天险，决无法飞渡，今既已被围，请解兵柄，来共商善后。石达开见大势已去。不得已轻骑前往。杨乃设伏于凉桥。遂至被擒。”论者只取其中“杨乃设伏凉桥。遂至被擒”一句话。推论石达开是在去清营谈判途中“中计被俘”。就赖执中所述全文来看，其前半部已说得很清楚，杨应刚劝石达开解甲归田，石达开见大势已去，同意解甲归田，在“解兵柄”以后才独骑去清军营地共商投降后的“善后”问题。这说明石达开是在达成投降协议，解除“兵柄”即放下武器后去清营的。
石达开是有勇有谋的人物。清军在接受石达开投降时，不能不作防止诈降的准备，这是再愚蠢的军事将领也会考虑到的一般军事常识。所以当骆秉章听到石达开可能来降的消息时，便“虑其伪降以缓我师，乘懈而逸，又虑诸将之不能善其后也”，（《黎雅纪行》）因此，他立即派布政使刘蓉前往大渡河前线处理。当达成投降协议后，“二十六日，应刚复令应元等戒备，以防诈降（《翼王石达开□江被困死难纪实》）并在清军营地的路口凉桥设伏。一过凉桥，便是洗马姑的清军营地，石达开已在清军控制之下，成了俘虏。总之石达开是在投降后赴清军营地被俘的。“凉桥设伏”并不能说明石达开是“中计被俘”。
石达开被处死前“枭桀坚强”的表现能说明石达开不是投降吗
当石达开及其部下被安置在大树堡后，唐友耕“疑石达开中变，竟传令将石达开父子及官佐护送渡河”，（同上注）把石达开等和其部下二千多人分隔开来。然后，又把这些缴了械的二千多人分批送过河到唐友耕营，全部被围杀于大树堡。
石达开被送至唐友耕营以后，见其部下被阻渡分隔，“阴甚悔恨。”（同上注）他“悔恨”什么？感到清军不执行“保全全军”生命、“解甲归田”的条件，后悔自己上了当，痛恨清军这种骗局。五月初三日，石达开等从唐友耕营被“起解”押赴成都。开始，仍穿戴天国衣冠：不带刑具。但过了邛州以后，“清军森列，止王舆，请上刑具”。到这时，石达开已进一步看清了所谓“保全全军”生命的骗局，对邛州知州许培身说：“‘固知骆督之不见容也’，遂受刑具。”（《纪石达开被擒就死事》）正是由于这种“悔”和“恨”的心情，他被处死前，在敌人面前表现出：“枭桀坚强之气”，“不作摇尾乞怜之状”，便成为合情合理的事了。
综上所述：（一）杨应刚等以“保全全军”生命，“解甲归田”为诱饵，引诱石达开投降。石达开是在与杨应刚等达成投降协议，其部下已放下武器的情况下进入清军营地被俘的，并不是去谈判途中“中计被俘”。（二）石达开是在被围困、陷入绝境的时候，为了保全部下生命而投降。就石达开不是为了个人贪生怕死来说，其投降的动机和情节与其他投降有所不同，我们应作出具体的分析和区别对待。但放下武器，“解甲归田”，就其性质来说仍是投降，并不是什么革命行动。而其后果和影响也是严重的。石达开全军覆没及几千将士的鲜血就是对其投降行动最有力的批判。如果说用停止革命，放下武器来换取敌人不杀部下不算投降，反而是革命行动的话，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也是十分有害的。
注：
《石达开致骆秉章书》发信时间，各种不同版本说法不同，《太平天国》（二）第760页署的是“太平天国癸亥十三年五月初九书”。这天是阴历的五月初六日。这时石达开已投降，正在被押赴成都途中，所以这个日期不可靠。《记石达开被擒就死事》说是在阴历四月二十三日。据各方史料，这天，石达开部仍在紫打地作最后一次抢渡，尚未到绝望之时，不可能发这信。发此信的时间，应该是在四月二十五日石达开败走老鸦漩之后，二十七日到清营投降之前这段时间。
（资料来源：《学术论坛》198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