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五六年九月二日，在太平天国内部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大屠杀，这就是东王杨秀清及其部属突然惨遭韦昌辉等人杀害。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史料，加上对现有史料分析研究不够，史学界一直存在着不同争论。其中一个重要问题：韦昌辉等人究竟是“奉诏诛杨”还是“矫诏擅杀”？最近，蔡少卿同志在一九七九年第四期《百科知识》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转引了英国太平天国史专家柯文南教授著作《太平天国造反者》中一大段中国学者未曾见过的重要史料，从而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天京事变”的内幕，提供了又一可靠见证。本文将根据我们过去掌握的史料，结合蔡文引用的新史料，就杨秀清的死难真相，谈一点个人的浅见，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指教。
一、有关史料的来源及其价值
关于杨秀清被杀害的历史记载很多，这些记载归纳起来大体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来自太平天国方面，如《李秀成自述》、《石达开自述》等；第二，来自清方记载，如张汝南的《金陵省难纪略》、知非子的《金陵续记》、汪士铎的《乙丙日记》、王韬的《□牖余谈》、李圭的《金陵兵事汇略》，以及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二、初三清两江总督怡良、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根据情报得来的消息等；第三，来自外人记载，如一八五七年《华北捷报》上先后刊载的两篇通讯，一是布列门治的《太平天国东北两王内讧纪实》，一是麦高文的《太平天国东王北王内讧详纪》。
在上述资料中，有些资料如《□牖余谈》和《金陵兵事汇略》两书，不仅成书较迟（前者撰成于清同治十三年即公元一八七四年，后者撰成于清光绪十二年即公元一八八六年），而且基本上根据“天京事变”后一、二年内已发表的中文材料撰写的，我们可以暂不去涉及它。至于其他的资料，我们必须根据资料来源的具体时间、地点以及提供资料者在这一历史事件中的身份、地位和所处的环境，进行认真的全面的综合分析，才能由此及彼，去伪存真，区别野乘、信史，从而确定其史料价值。为此，我们不妨作如下的比较。关于清方的记载。由于材料主要来源于混到天京去的密探的报告和从天京逃出来的所谓“难民”的口述或私人笔记一类。这些材料不仅大多得自传闻，而且也往往作了歪曲，真实性大打折扣。关于太平天国方面的记载。石达开和李秀成作为太平天国的重要领导人，他们提供的材料当然要比上述传闻真实而重要得多。杨秀清被杀害时，李秀成本人不在场，当时他正在丹阳前线，他知道的关于天京事变的情形，或者如他本人所说“天王诏书明教”、或者就是后来洪氏集团中的人提供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仍属传闻，但毕竟不同于道听途说，它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当然《李秀成自述》中亦有不可靠之处。例如，，有人相信《李秀成自述》中的说法，认为石达开是参与韦昌辉等密议诛杨的，其实这是不可信的。石达开是在韦昌辉等人杀害了杨秀清并大肆屠杀杨秀清的部属时，才得到消息，“返回金陵，要与他们排解”。根据石达开的身份及其所处之地位，应该承认在东王杨秀清被杀害这个问题上，《石达开自述》比《李秀成自述》更直接、更可靠。尽管石达开在提供这一情况时身陷囹圄，许多问题不能尽道其详，但从字里行间还是有蛛丝马迹可寻的。关于外人的记载。布列门治和麦高文所提供的材料是两个欧洲人（其中一个就是爱尔兰人肯能）的口述。这两个欧洲人于一八五六年四月在镇江投入太平军，以后跟随燕王秦日纲参加天京事变，后来在安庆离开太平军回上海。他们在太平军里呆了约九个月时间。布列门治的通讯是在天京事变不久，采访了这两个欧洲人和一个不记姓名的中国人，并根据他们的口述记录整理发表的。麦高文则是在布文发表几个月以后，觉得有些重要情节还需进一步敲实，再次采访肯能写出的通讯。一方面由于被采访的几个人都是秦日纲的亲随，参与杀害杨秀清的密谋行动和目击事件的经过；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口述这一事件经过时，处在既不受清方管辖、也非太平天国势力所及的上海租界，其身份是自由的，其言谈是无拘束的，因此，以往研究天京事变都把这两份材料看作是最具有权威的第一手材料。
二、杨秀清被杀害的直接原因
在布列门治的通讯中写道：“先是杨秀清有一心腹部将为其亲信，不知何故，向洪秀全告密。洪立即召其心腹盟弟北王韦昌辉回兵勤王，一以保护其自己生命，次则以诛灭谋篡位者。”（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第263页）
后来麦高文经过进一步询问，又作了如下报道：“缘那大僭窃者（东王）自一八四九年起自称得上帝附体，因之而成为全军的实际的元首，却被阴谋所算而被杀。人皆相信彼有奸谋，欲弑天王而夺其位，他却被一同盟的高级人员所卖，对天王告密，而自告奋勇愿负扫除奸党之责。洪秀全于昏□□闭之中忽然醒悟，立传谕诏召出征安徽之北王韦昌辉及方奔丹阳之顶天侯，或并有其他首领回京。”（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第263页）在这篇报道中还有这样一段话：“有一位首领，即他们教外国人称为‘第八位’者，亦即后来人所认为倒戈卖主（东王）者。” （ 转引向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第281页）（笔者注：这个“向天王告密”的人就是指豫王胡以晃。）
可见，东王杨秀清被杀害的直接原因是出于胡以晃的“告密”，而不是由“逼封万岁”所引起。麦高文记录肯能所说，洪秀全事先毫无戒意，只是在听了胡以晃的告密以后，才“从昏□□闭之中忽然醒悟”，很显然，后来《李秀成自述）以及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知非子《金陵续记》中记述的所谓“逼封”等的流行说法，可能属误传。
其实，我们从《石达开自述》中也能窥见其端倪。无论是收录在《太平天国》资料丛刊中的《石达开自述》，还是新发现的《三略汇编·石达开自述》，均未提及杨秀清挟洪秀全去“逼其封为万岁”的事。显然，杨秀清被杀害的直接原因与胡以晃的“告密”有关。
既然胡以晃的“告密”是杨秀清被杀害的直接原因，那么“告密”是确有证据的事实，还是别有用心的诬陷呢？为了昭雪杨秀清的百年沉冤，关于胡以晃的“告密”，在这里有必有作一些分析。
第一，胡以晃封过豫王，后被革爵，改封为护国侯。胡的降级显然与杨秀清有关，杨、胡之间可以说本来就有成见或私仇。同时，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胡一直带兵在前线作战，没有直接参予过天京政事。如果杨秀清要“弑天王而夺其位”，他可以找更为信赖的杨辅清及其胞兄计议，为什么偏偏找了个胡以晃，以至事机不密而为其所出卖？
第二，如果胡以晃的“告密”确有证据，那么，胡本人就是最好的人证。石达开赶回天京“排解”时，按理，洪秀全完全可以引胡与石当面陈述杨秀清的这一不轨图谋。可是，洪秀全不但没有这样做，相反始终对此事讳莫如深，直到胡被处死。
第三，如前所说，胡以晃并非杨秀清的知交和亲信，既然杨秀清找胡来密谋“篡位”之事，那么，参加密谋的背定还有其他人，可是，杨秀清被杀害之后，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出来提供证据呢？
第四，在洪、杨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如果胡的“告密”证据确凿，那正是洪秀全“倒杨”的一把匕首，洪即使不把此事公布于众，至少可以在高级将领中“摊牌”，以便名正言顺地“扫除奸党”，巩固自己的绝对统治。可是，不仅下诏的洪秀全本人，就是连执行命令的韦昌辉、秦日纲，为什么都始终没有拿出杨秀清任何“密谋”的材料来呢？
第五，石达开的出逃也说明了胡以晃的“告密”纯属诬陷。《石达开自述》中有这样一段话：在韦昌辉杀杨秀清后，“达开返回金陵，要与他们排解，洪秀全心疑要杀韦昌辉；达开见事机不好，走到安徽，妻室儿子留在金陵，均被韦昌辉所杀。”众所周知，《石达开自述》是石达开被俘后受审的记录，不是石达开的手书，记录者因石达开的口误而致误不是不可能的。在上述引证中，笔者以为“洪秀全心疑要杀韦昌辉”这句话，可能记录有误，疑是“洪秀全心疑要杀石达开”，这样才与下文的“达开见事机不好，走到安徽，……”等情节相吻合。因为石达开是反对韦昌辉杀杨秀清的，如果“洪秀全心疑要杀韦昌辉”，这正好与石达开心照不宣，为什么石达开反而要出城他逃呢？石达开在“自述”中说，他赶回天京，“要与他们排解”。作为太平天国第一流的军事家和政治家的石达开，他的精明练达，是想弄清杨秀清被杀害的真相的，可是，石达开的意图不能不引起洪秀全的疑虑，因为这样查下去，势必要泄露天王轻信告密而下诏韦昌辉诛杨的天机。于是洪秀全一不作，二不休，索性把石达开也杀掉，只不过公开出面的还是韦昌辉而已。这才是石达开出逃的合乎逻辑的历史事实。洪秀全的心虚，恰恰说明了问题，因为事情很简单，如果胡以晃不是诬陷，或者韦昌辉诛杨与洪秀全无关，那末为什么不让石达开追根究底呢？
第六，洪秀全思想上的矛盾也证明了这一点。洪秀全听信“告密”下诏杀了杨秀清，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洪、杨围绕权力之争，这就带来了“逼封万岁”之说；而“逼封万岁”之说又与为杨秀清恢复名誉的作法相矛盾，于是洪秀全只好明颁诏书，叫大家不要去“妄为推测”。请看下列记载：“七月念七东升节，天国代代莫些忘，谢爷降托赎病主，乃□世人转天堂。天国代代遵三重，天情真道福无穷。妄为推测有何益，可怜叛徒成臭虫！”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208页）为了维系天国的革命理想和宗教信念，洪秀全已经意识到，替杨秀清部分恢复名誉势在必行，这样既可以告慰死者，更能安抚活人。至于错杀这一层，为了自已的尊严，是不便说的，后来就干脆不让说，这就是“真相一直掩盖，谬误流传至今”的原因所在。
三、韦昌辉“奉诏诛杨”似可确认
关于韦昌辉等人是否“奉诏诛杨”的问题，在石达开、李秀成等人的“自述”中，没有明确说法。在清方的记载中，如杜文澜的《平定粤匪纪略》、张汝南的《金陵省难纪略》等，都说洪秀全曾密诏北王、翼王杀东王杨秀清，但这些记载，有的已带有传奇色彩，有的还自相矛盾。布列门治、麦高文的通讯，虽然肯定天王密诏诛杨，但记载含糊。而在蔡少卿同志的文章中，转引的资料提供了比布列门治、麦高文的通讯更翔实、更重要的情节。为了说明问题，不妨摘引如下：
“我们（按：指两个欧洲人，其中一个就是肯能）的住宅距东王府约五十码，在街的对面。我们听说N0．2（按：指东王杨秀清，以下凡遇代号均译王号姓名）曾命令北王韦昌辉的部队从驻地调往别处。在丹阳的燕王秦日纲被调往安徽。他在途中遇韦昌辉。韦昌辉问他到哪儿去？秦日纲回答说：遵东王之命去安徽。韦昌辉说：你得跟我一起回南京，因为我有天王信件，这是你所不知道的。在他们到达南京前，秦日纲一直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在城外停下，这时韦昌辉才告诉秦日纲，他得到天王命令，要杀掉东王。”
韦昌辉等人杀了东王杨秀清及其大批部属以后不几天，又利用天王诏旨令其受鞭刑之机，屠杀了东王六千将士。韦昌辉如何搞这场受刑把戏，原文是这样记载的：
他们（韦昌辉、秦日纲等）“一起跪在天王府门前，每人胫上带着锁链，头裹兰巾，他们并不象犯人那样。天王的一个女宣诏使带出一块两码半长、半码宽的大黄绸，上面写满了红字，摆在他们面前，他们看着，东王的一些官员也挤上来看，看完之后就交出去贴在天王府对面的墙上。……北王和燕王就退到一间小屋子里共同商量。最后两个女宣诏使就宣布，北王和燕王每人受鞭刑五百。……很多东王官兵也在场，但他们已成羁押犯，脖子上带着沉重铁链和绳子。六千左右东王将士毫无猜疑地被押在天王府旁两间大房子里。”“当天夜里，我们跟随北王和燕王去查看扣押那六千人的房子，他们在窗外，偷听并谋划如何消灭这批人。第二天黎明，他们把关押室门窗打开，坚守出口，把若干炸药包扔到被押的人群中。他们的士兵进入其中一个房间，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反抗，就将被押者全部杀死。但是在另一个房间，被押者用墙上的砖拼死抵抗了六个多小时才被消灭。屠杀者除了用枪以外，还用装葡萄弹的炮。这些可怜鬼脱光了衣服，其中不少精疲力竭地倒下。最后北王燕王为了让他们的人与东王的人区别开来，就命令他们的部众将右臂从袖中抽出，然后冲进去将剩下的全部杀光。不一会儿，我们就进去，我的天啊！这样的场面。有的地方尸体堆了五六层，有的自己吊死，有的在炸药包爆炸时受了严重的烧伤。尸体都被运到一片草地上，没有遮盖。”
“东王被杀后六星期左右，翼王带一部分军队进天京，到了天王府，遇到北王和燕王。他们给他看了他们的行动记录，翼王就说：‘你们杀了东王和他的主要将领还不满足吗？为什么还要杀这么多为我们打仗的弟兄？’……此后，翼王说：‘你们既然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你们自己可以了结这件事，我就不管了’。当天晚上，他悄悄集合部队来到西门，但不经北王许可是不得出城的。他就杀死守门者，同他的大部分部众出了城。要是那天晚上他不出走，那就要被杀。”
根据上述记载，再比较参证其他有关材料，我以为韦昌辉“奉诏诛杨”这一点似乎可以肯定。
第一，洪秀全“密诏诛杨”，作为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决不是偶然的，它是太平天国革命各种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尽管在革命前期，许多矛盾被军事上的暂时胜利所掩盖着，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和革命的深入，这些矛盾就逐渐暴露出来了。“天京事变”前，太平天国虽然维持形式上的统一，但在领导集团内部，尤其是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围绕权力明争暗斗，愈演愈烈。在布列门治和麦高文的通讯中，均提到“告密”一事，《石达开自述》中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胡以晃的“告密”，不仅说明洪秀全“密诏”事出有因，而且正好为洪秀全“诛杨”提供了一个“秘密武器”。
第二，关于“奉诏诛杨”的问题，最直接的当事人韦昌辉、秦日纲没有留下任何记载。但从肯能等人提供的材料来看，这一点似乎是可信的。秦日纲是太平天国早期领导核心中的重要成员，不是一般将领，韦昌辉把他从丹阳叫回天京，执行天王的命令——“杀掉东王”，这件事非同小可，这里虽然没有涉及命令的具体内容，但秦肯定是亲自看过“信件”，否则他绝不会盲目跟随韦昌辉干这种事。
第三，东王杨秀清及其大批部属被杀不几天，韦昌辉等人被诏到天王府受所谓“鞭刑”。从事情的前前后后来看，这场受刑把戏的总导演，可能就是天王洪秀全。因为按照太平天国的规定，擅杀东王杨秀清等人，不是“受鞭刑”的问题，而是非杀头不可的。同时，就在韦昌辉、秦日纲受刑的第二天黎明，又屠杀了六千左右东王将士，而且此事就发生在天王府，不难想象，如果不得洪秀全许可，或者洪秀全没有什么把柄抓在韦昌辉手里，韦昌辉等人敢胆大妄行到如此程度吗？
洪秀全作为农民革命领袖，烙着幻想和渴望无限扩张个人权欲的小生产者的印痕，终于给韦昌辉找到了“奉诏靖难”的借口，乘机发动了反革命暴乱。从此，太平天国元气大伤，一蹶不振，形势急转直下，以致最后失败，这个历史的教训值得后人永远记取。
（资料来源：《江苏师院学报》198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