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石达开评价问题，史学界一直存在原则分歧。其主要分歧点是，如何对待一八五七年石达开的出走和一八六三年在大渡河的晚节问题。有人提出，石达开在一八五七年大搞分裂主义，企图“拥众自雄”：一八六三年于大渡河向敌人“乞降变节”，因此，石达开是一个“确有变节思想和行动”的人。本文仅就上述观点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石达开是被逼出走，并非“拥众自雄” 

一八五七年，石达开脱离洪秀全，领兵远征闽浙，一去不回，这是个事实。对石达开持批判态度的同志，以此为根据，认为他的出走是大搞分裂主义，是“企图独树一帜”和“拥众自雄”。我认为，看其这种结论能否成立的关键是，首先要弄清石达开出走的原因；其次要追究造成天国军事分裂的责任。这样，石达开是否“企图独树一帜”和“拥众自雄”（这是个人野心家的标志）就自然可以澄清了。 

从石达开出走的原因看，我觉得，是由于内讧后新组成的洪氏集团盲目排外，猜忌异姓，任人唯亲，对石达开百般疑忌、挟制所造成的。 

因而，这种必然导至领导集团矛盾尖锐化，并最终促成革命队伍发生分裂的主要责任自然应由洪氏集团，特别是由洪秀全本人来负。而石达开则不应成为洪氏在这一问题上的替罪羊。况且，石达开的出走完全是被迫的，是为了逃免杀身之祸而不得不为的临时应急措施，它不是早有计划和预谋的行动。所以，把石达开的出走说成是“企图独树一帜”和“拥众自雄”是不妥当的。 

石达开作为太平天国最早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之一，特别在革命斗争中所表现的卓著功勋，使他在天国军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因此，在内讧平息后，广大太平天国军民立即出现“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人欢悦”（《李秀成自述》见《太平天国》Ⅱ），“大家喜其义气，推为义王”（《李秀成自述别录》见《太平天国》Ⅱ）的动人情景。显然，蒙受内讧苦难的广大天国将士对石达开是衷心拥护和爱戴的，是把恢复和继续推进革命的发展的希望寄托予他的。如果这个时期的洪秀全能够知人善任，充分信任和发挥石达开“文武足备”的才智，就石达开的政治、军事才能看，是完全可以医治由于内讧所造成的创伤，是完全可能在团结广大军民的基础上使革命形势重新出现令人振奋的发展前景。然而，洪秀全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只是消极沉溺于吸取所谓内讧的教训中。因此，他一方面不得不在“合朝同举翼王”这一众望所归的情况下，加封石达开为“军师”，另一方面则对石达开采取“终疑之，不授以兵事，留城中不使出”（张池南《金陵省难纪略》见《太平天国》Ⅳ）的政策，同时，加封他的两个无德无才的哥哥为安、福二王，使“主军政”，用以挟制石达开。“客商有自下游回者，言金陵各伪王忌石逆之能交结人心。石逆每论事则党类环侥而听，各伪王论事，无肯听者，故忌之，有阴图戕害之意。”（《李忠武公遗书》书牍卷下。）显然，洪秀全对石达开的加封是虚假的，而挟制是真实的。实质是企图在驾空石达开的基础上，逐渐削夺其权。这里不能不包有洪氏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铲除石达开的用心。洪秀全的这种作法必将严重破坏天国军内部的团结，它不可避免地造成洪、石之间的矛盾，也不可避免地要挫伤曾对天国抱有复兴希望的广大天国将士之心。后来，十数万好兵好将跟石达开出走远征，不能不说明是天国将兵对洪秀全不满的一种反映。可想而知，处在这种逆境下的石达开，怎样才能施展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呢？怎样才能不辜负合朝同举的希望呢？洪、石之间矛盾的尖锐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种矛盾继续发展下去，完全有可能使天国出现第二次内讧，而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势必给天国革命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这方面，应当说，洪、石二人都是有所考虑的，只是考虑的角度不同。作为洪秀全来说，经过杨、韦事件后，他已完全失去了相信异姓的勇气，他的所作所为多从自己的地位不再被人觊觎着眼，在“故未肯信外臣，专信同姓之重”（《李秀成自述》见《太平天国》Ⅱ）的自私权势欲望的支配下，使洪秀全在内讧后急骤走上建立洪氏家族统治的道路。所以，洪、石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洪秀全主观有意制造和挑起的，他实际上把内讧后的石达开看成是当时天国内部唯一可以对他的地位构成威协的人物。所谓石达开回京后“主有不乐之心”（《李秀成自述》见《太平天国》Ⅱ），正是洪秀全当时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面对这种情况，李秀成说：“翼王与安、福二王结怨，被忌押制出京”（《李秀成自述》见《太平天国》Ⅱ）“安、福王又逼翼王他逃”（《李秀成自述》见《太平天国》Ⅱ）和石达开认为洪氏对他“有谋害达开之意，旋即逃出金陵”（《石达开自述》见《太平天国》Ⅱ）的说法是真实可信的。从而，石达开考虑自身的安全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在当时条件下，摆在石达开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坐以待毙，任凭洪氏的屠刀有朝一日加在他的脖子上。即或如此，也不会落得个全忠的名节，大不了还要被洪氏罗织罪名而身首异处。另一条路是以出走的办法来回避矛盾，保全自身。应当看到，当时石达开是不忍心杀害洪秀全的。这正是他以大局为重的高尚思想表现。 

有人认为，石达开以革命为重，无论如何不应该走，对于洪氏应当“委曲求全，应当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检查自己的错误和缺点，向洪氏推心置肤，等待洪氏的转变”云云。我认为是完全不能实现的主观意愿。洪、石之间的矛盾决不是石达开多做些努力就可扭转的。除非石达开以自己的一死永表心迹，余者都将是徒劳的。 

时势所迫，石达开只好以沉痛的心情走上率兵远征的道路，以图用“开疆报国”的实际行动来表达他对革命的“愚衷”，正如他自己所说：“攻取金陵，根据粗据，方期枕戈待旦，闻鸡起舞，扫待尽之虏，奏原一之功，何意外侮未平，萧墙祸起，操戈执矛，自攻自杀，从此元气大伤，十年未可即复”（石达开《报天书》）。这种感情是真挚的充分表现了他对革命惨遭内讧之苦的沉痛心情，也饱含着他不愿再看到一次内乱的隐痛情怀。因此，他叙说自己回京后的遭遇时说：“自谓此愚忠，定蒙圣君明，乃事有不然，昭旨降频仍，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石达开布告》《太平天国资料》）。这是他遭受疑忌，又不能放手扭转革命的不利局面，这种婉惜心情的自白。最后，他只好走上“仍为天朝戮力，扬天朝之旌”（石达开《沥剖血诚谆谕军民谕》见《何桂清奏稿类编》卷二十七军务。），以便“开疆报国”（石达开《沥剖血诚谆谕军民谕》见《何桂清奏稿类编》卷二十七军务。）的远征道路。事实是，出走后的石达开，信守自己的诺言，转战几省，历经六、七年时间，始终高举太平天国的革命旗帜，以翼王自称，主攻方向始终对准清王朝及其反动的社会基础，起到了开僻第二战场，牵制和打击清王朝反动势力的重要作用。 

总观分裂事件发展的始末，石达开的出走是被迫的，是洪秀全把他逼上了这条路。分裂的主要责任应由洪秀全来负。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认为只要石达开出走就是大搞分裂主义，就是企图“独树一帜”，“拥众自雄”。就是对革命的不忠。殊不知，处在当时条件下的石达开用出走的办法来解决他与洪秀全之间的矛盾乃是上策，它实质上避免了第二次大内乱的发生。况且，对革命的忠诚与否，不应单纯以对洪氏的态度为鉴别，而应以看其是否继续坚持反清革命大方向为标准。当然，我们并不赞成分裂，而分裂本身势必造成天国军事力量的分散，甚至给敌人提供了镇压革命的“旋转之机”（《曾国藩奏稿》卷十一）。这正是我们对促成革命队伍发生分裂的主要责任者洪秀全提出批评的原因。 

二、石达开的死难是值得同情的 

关于石达开的晚节问题，有些同志认为他在“进退战守俱穷”的情况下，放下武器，交出军权，自投罗网，企图侥幸免死”。所以他是一个由于“乞降被俘”的“确有变节思想和行动”的人。对此，我们有不同意见，石达开的晚节是悲壮的。既不存在　“乞降被俘”，也不存在“变节思想和行动”。而是石达开在革命斗争处于全面失败的情况下所表现出的“舍命以安三军”（《石达开致骆秉章书》《太平天国》Ⅱ）的自我牺牲精神。 

（一）身逢绝境，犹作殊死搏斗： 

太平天国癸开十二年，石达开在兵行大渡河的紫打地时陷入清军重围。紫打地属越□境内，矗山峻岭，地势凶险。石达开面对这个凶险境地，做了极为艰苦的突围努力，多次组织兵力，抢渡大渡河，企图脱险而进。但清军严守对岸，加上河水陡涨，船筏多被击沉，大渡河天险已无法突破。接着，他又改变方向，企图从左侧渡过松林河，直取天全，但这一计划也未能实现。抢渡松林河的军队又被土千户王应元阻截。此时，后路又被土司岑承恩率领夷兵所抄，军营失守，粮道断绝，使全军在遭受重大伤亡后又陷入无粮、无援和无路的绝境。尔后虽又几经突围，但均以失败告终。《越□厅全志》在记述石达开此时处境时作了如下描述：“四月粤逆后队伪翼王石达开复自滇窜蜀，……由冕邑直奔越□之紫打地。时土千户王应元飞章上禀，并禀越□同知周歧源。”“王应元率士兵团练，暗将松林河桥拆毁，令乡村各寨坚壁清野，俄而，阴云四合，日夜滂沱大雨，河水陡涨。”“贼进为河水阻隔，不得渡，退无所得食。”“不数日，越□同知周歧源并参将扬应刚，率师扎铁嵬嵬，阻其东路；总督骆秉章遣四川提督胡中和，扎师沪江北岸……总兵唐友耕，率师扎沿河岸……雅洲知府蔡步钟，率师扎扬四营……又南字营游击王松林，带勇千余，扼其南路，王应元率番兵团民，各守险要，遇其西路，土千户岑承恩带勇千余，扼其咽喉。贼四面受敌，又困于雨，桥断不得渡，四面营盘日出锐师轰击，夜遣悍勇砍其营寨。夷兵贯用飞石，……不时飞击贼寨，贼又粮尽，无所掠，进退战守俱穷，彼有降心”（《越□厅全志》），这段文字较为详细地记述了石达开当时的困境。因此，有些同志认为：面对这种艰险的形势，石达开动摇了，十之六七的部将动摇。因此，“彼有降心”是石达开当时的主导思想。我认为，石达开在当时“进退战守俱穷”确属事实。但“彼有降心”只能是敌人针对石达开当时的处境所作的一种估计。石达开当时是否真的“彼有降心”，还没有更多的材料加以证明。反之，同样出自敌人之笔描绘石达开被困后犹作殊死斗争的记载是很多的。薛福成说他在被困后激励部下“血战出险，毋徒束手被缚”（薛福成《书剧寇石达开就擒》《庸庵文续编》卷下）。都履和说他准备“妖来背水一战，幸而胜则图前进，不胜则主臣赴彼清流，断不受斧钺辱”（都履和《翼王石达开□江被困死难纪实》《新中华》复刊第三卷第九期。）。当时，不仅石达开本人下定了“纵死□江定不降”（薛福成《书剧寇石达开就擒》《庸庵文续编》卷下。）的决心，连他的部将也俱欲砍杀进行诱降活动的敌方代表杨应刚等人。所以，认定石达开当时彼有降心是不正确的。当然，把石达开激励部下决死一战的豪言壮语也说成是企图蒙骗部属，掩护投降谈判则更是不能成立的。难道谈判投降问题只有石达开一人秘密进行，连他的主要战将宰辅也在蒙骗之例？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处在“进退战守俱穷”情况下的石达开，思想中曾产生许多消极的东西。悲观、绝望、甚至对敌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都促使他把挫折、失败的原因归之于天命使然。正如他自己所说：“命薄时乖”，“天弗从愿”，“天既如此，人将奈何”（《石达开致骆秉章书》《太平天国》Ⅱ）。这正是他无法突破的时代与阶级的局限，也是促使他过高估计个人的作用，从而陷入惜念士卒，企图以个人之死挽救数千部下之生的幻想中而不能自拔的重要思想因素。 

（二）石达开受骗中计毋庸置疑： 

有关石达开被执真相究竟是“乞降被俘”还是“受骗中计”，确实对评价石达开的晚节十分重要。我认为石达开受骗中计实属事实。石达开在陷入绝境后，以最廉价的手段予以消灭之乃是当时敌人的主要战略方针。因为，历来的反动阶级对于革命运动，从来都是依靠两手的。一手是牧师式的欺骗；一手是刽子手式的镇压。石达开正是在他中了敌人牧师式欺骗的圈套而放弃了最后的斗争。然而，他的中计又决不是因为所谓到清营去谈判有关部队的出路问题时而被擒，敌人是不会傻到这种程度的，他们决不会放虎归山。即或敌人以此为诱饵，石达开本人也不会如此幼稚。凭其多年统兵征战的经验，他清楚敌人是不会在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轻易让路给他的。所以，促使石达开受骗中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相信了敌人答应他以己之死保全部众生命的条件。“歧源密探其意，乃为策画，邀参将扬应刚商南字营游击王松林，令先达意。”“王松林亲践其垒，晓渝再三，贼首肯者六七，应刚……先贻书约誓以不死，贼未之信也，而贼之伪李宰辅，伪曾宰辅俱欲伤应刚，应刚大呼叱之，毛发直竖曰‘我为国家息干戈，为生民造福、命为汝等寻生路，而不见信，生杀由汝，汝等釜中游鱼，死不旋踵’，与王松林同指天誓日，石达开信之，与之定盟，翌日并马出紫打地。”（《越□厅全志》）从这段记载看，1，敌人对石达开游说招降是肯定的，所谓“亲践其垒，晓谕再三”正是这个意思。2，招降的起码条件是“约誓以不死”和“为汝等寻生路”，并且这种诺言是在“指天誓日”的假象迷惑下使“石达开信之”的。3，“翌日借马出紫打地”明显是指石达开亲自去和敌人更高一级的头目商定部下的“生路”与“不死”的具体内容，它不意味着石达开是无条件的投降。这一点，从下面的记述中也可得到佐证：“四川总督骆秉章遣越□同知扬应刚，劝石达开解甲归田，谓大渡河天险绝无法飞渡，今即以被围，请解兵柄，来共商善后。石达开见大势已去，不得已轻骑前往，杨乃设伏于凉桥，遂致被擒”（《越□厅全志》）。所谓“解甲归田”，“请解兵柄”无非是敌人欺骗石达开停止武装斗争的另一个条件，而“共商善后”则不外乎是敌人对石达开及其数干部下的具体处置问题。有些同志用后来敌人残酷地杀害了他和他的数千部下来反证石达开的这种举动是为了个人苟活于世，是企图侥幸免死。因此，与其说他受骗中计，勿宁说他是乞降被俘更为恰当。这种说法莫免有些偏激。要知道，石达开虽然对敌人抱有幻想心里的一面，同时也有他凭借多年与敌斗争的经验，对敌人的凶残与诡诈也有着了解的一面。因此，在他实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一方面希望敌人能够赦免他的部下，另一方面也清楚敌人是不会轻易放过象他这样一个“狡悍为诸贼之冠”（《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遵旨移师援闽折》），“谋略甚深”（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和“素得群贼之心”（《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四《与王朴山》），并使敌人感到“畏忌”（《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四《与王朴山》）的重要人物。但此时此刻，在他看来，已没有别的选择，要么全军覆没，但他于心不忍；要么以己之死换取数千部下之生。他选择了后者，这和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一贯“是英雄侠义，勇敢无畏，正直耿介”（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的表现和“大家喜其义气，推为义王”（《李秀成自述别录》《太平天国》Ⅱ）的为人是相附的。他的选择实质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办法。他认为，这正是主帅惜念士卒的美德，也是他此时此刻义不容辞的责任。他给骆秉章的信充分反映了他的这种思想。在信中，他没有为自己讨饶，唯一的条件是希望敌人对他的部下能够“宏施大度，胞与为怀，格外原情，宥我起士，请免诛戮，禁无欺凌，按官授职，量材擢用，愿为民者散为民，愿为军者聚为军，推恩以待，布德而绥，则达一人可以自刎，三军饰以安全”（《石达开骆致秉章书》《太平天国》Ⅱ）。如果敌人果真能够“推诚纳众，心实以信服人，不设诈虞”（《石达开骆致秉章书》《太平天国》Ⅱ），那么，他石达开是可以做到“死若可安将全军，何惜一死”，“舍命以安三军，义士必作”（《石达开骆致秉章书》《太平天国》Ⅱ）的。请看，这里那有乞降变节之词，那有苟安求荣之心，分明是一首对革命遭此不幸的痛悔的挽歌，分明是置生死于度外的凛然之作，舍生救众之志跃然纸上。由此可知，石达开对于自己可能遭到身首异处的苦难是有思想准备的。这一点上，从他到清营前杀死他的妻妾，唯独领五岁的儿子和几位随身将领到清营的举动，也可得到证明。连敌人也说他“并非真心反正之归顺”（黄彭年《代刘蓉致骆秉章奏稿》《太平天国资料》）。否认石达开主观上的良好愿望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他临刑前的绝命词已无从可考，但敌人说他“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气不亢不卑，不做摇尾乞怜之语……临刑之际，神色怡然”（刘蓉《复曾元浦中丞书》）是符合他“然达舍生果能出吾全军”（《石达开致骆秉章书》《太平天国》Ⅱ）而不惜承受斧钺交加的心里准备的。但是，他的愿望没能实现，敌人不仅杀害了他，也没能满足他“舍命以安三军”（《石达开致骆秉章书》《太平天国》Ⅱ）的愿望，竟背信弃义“于起解石达开之夜，将余党三千余人，以火箭为号，同时围杀净尽”（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卷十五）。这是石达开在九泉之下也将痛悔无及的。我们不能把敌人的凶残与毒辣所造成的罪孽加在石达开身上，况且，类似这种屠杀行为也并非封建社会阶级斗争中统治阶级的一贯作法。它实质是农民运动处于失败，统治阶级面临全面胜利的情况下所表现出的对农民运动的斩草除根的疯狂表现。有人认为他临刑时的坚强气概是“昔日王爷的威风，战将的举止”的“不时流露”，是因为残酷的现实粉碎了石达开的幻想，使他认识到向敌人摇尾乞怜是无济于事的，因而他怀着受骗的悲痛和对刽子手的仇恨走向刑场。所以才“神色凄然，无一毫畏缩志”。全面否认石达开抱着以自己的生命换取部众安全的主观动机和思想准备。殊不知，敌人是在把石达开解往成都的当夜围杀他的部下的，在临行前，他是不可能知道敌人已经撕毁了承诺，卑鄙地屠杀他的数干部众的。因此，他那种临刑前大义凛然的气概正是他实现“舍生救众”的崇高美德的表现。 

综上所述，石达开的后半生是多磨多难的，然而又是光明磊落的。他不愧为太平天国革命斗争中一位杰出的将领。他的死难是值得人们的同情。 

（资料来源：《四平师院学报》198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