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乾隆初叶清廷对文化政策的调整，以及惠栋诸儒对古学的倡复，经史考证之趋向，愈益受到重视，学术风气因之发生转向。上自帝王、儒臣，下至在野学者，无不注目于经义古学的倡导与研讨。风向所趋，一时成为士林之潮流，经史考证风尚遂趋于学术主流。继卢见曾之后，身任地方大吏的毕沅，实为奖掖学术之翘楚。毕沅以其独特的学术识见，延揽人才，集思广益，颇倾力于诸子、小学、金石、地理之学的校辑考订，《经训堂丛书》即其卓然成果；更广泛网罗官私文献，发凡起例，苦心经营，而成巨帙《续资治通鉴》二百余卷，从而对经史之学的发展，做出了值得称道的贡献。 

一、毕沅之成学与学术取向 

    毕沅，字纕蘅，一字秋帆，号弇山，自号灵岩山人。其“先世居徽之休宁，明季避地苏之昆山，又徙太仓州，后析置镇洋县，遂占籍焉”[①]。生于雍正八年（1730）八月十八日，卒于嘉庆二年（1797）七月三日，享年六十八岁。 

    毕沅父镛自少体弱多病，久谢举业，见沅资质异人，因对沅母张太夫人曰：“异日亢吾宗者，必此子也。吾多病，不能自课，君娴文事，宜严督之。”张太夫人因“手授《毛诗》、《离骚》，才一过，辄能复诵”[②]，由是母教宜励。在母亲的督课下，毕沅自十岁时即开始学作诗。张太夫人“口授《毛诗》，为讲声韵之学。阅一二年，稍稍解悟，继以《东坡集》示之，日夕复诵，遂锐志学诗”[③]。 

乾隆六年（1741），毕沅就学于嘉定毛商岩先生，为制义之学，“根柢经术，渊雅深醇，一洗时下侧媚之习”[④]。因此之故，里中尊宿以文著称者如沈起元[⑤]、顾陈垿[⑥]诸人，誉之为“后来杰起”。而杨编修绳武更是对毕沅器重有加，每索其近作，亲为评骘，奖借不容口。毕沅因作诗相答，以志其知遇之感[⑦]。乾隆十三年（1748）四月，毕镛去世，毕沅为之哀痛不已，几无意于学。但在母亲的督促下，乃勉居砚山书堂，复理旧业。当是时，大儒惠栋以“博通诸经，著书数十种，至老弥笃”而闻名乡里，毕沅因“叩门请谒，问奇析疑，征君辄娓娓不倦，由是经学日邃”[⑧]。在《访惠征君定宇栋先生赋赠三首》中，毕沅志当时情形云： 

        老屋寒毡六十年，白头灯火旧因缘。征书束帛邱园贲，校本遗经弓冶传。汉学世 

    谁宗五鹿，清门人自仰三鳣。葑溪即是山阴道，雪夜催开访戴船时荐举经学。 

        翦烛围炉奉屦絇，精研秘籍总膏腴。清言直泻瓶中水，妙义如探海底珠。一线保 

    残存绝学，三才贯串识通儒。元亭问难窥奇字，犹愧多闻近末肤。 

        曼倩穷愁苦忍饥，买文钱待给晨炊。著书娱老真清福，稽古求荣亦笑资。家守青 

    箱绵祖泽，花开红豆茁孙枝。古欢要结千秋赏，对酒掀髯酌瓦卮。[⑨] 

其后二年，毕沅又从沈德潜问学。是时，沈德潜“以风雅总持东南，海内翕然宗之”。而毕沅之从沈德潜游，沈氏每称其诗“有独来独往之概，南朱北王不能不让后贤独步”[⑩]，其爱重如此。正是在惠栋、沈德潜的引导之下，加之与李果、吴泰来、王鸣盛、钱大昕、赵文哲、王昶、曹仁虎诸人的诗酒往还[11]，毕沅之学识由是大进。沅所作《杂诗》自称：“一事未知，乃吾儒耻。事事尽知，谁测物理。静偃林泉，博涉书史。一耒一竿，伊吕差拟。不逢明时，耕钓老死。”[12]此可见其早年之为学趋向与抱负。 

    为使毕沅在学业上能开阔视野，张太夫人乃命其往游京师。乾隆十七年（1752）二月就道，夏抵京师。初到京师，毕沅就以所作《病马行》，深得直隶总督方观承和少司空裘曰修的赞赏，而有国士之目。其年九月，毕沅乃访舅氏宝田先生于保阳。“时娄东张助教凤冈先生叙，以经术名于海内，主讲莲池书院，与宝田先生为族晜弟，因是留公肄业，切劘最深”[13]。在《呈院长张凤冈叙先生》诗中，毕沅道及从学因缘称： 

        鹤骨孤支硕果身，光风嘘拂杖头春。从游为笃师门谊，授粲还因母党亲。上座传 

    灯须此日，名山付钵定何人？汉儒自有专家学，愿向遗经一问津。[14] 

按吴下经师，首推惠栋、张叙，而毕沅有幸得兼闻二先生之绪论，故能“引伸触类，于汉唐诸儒之说，疏证精核，其学大成”[15]。此一从学经历，为毕沅此后注目汉儒之学及主持纂辑《经训堂丛书》打下了根基。 

    乾隆十八年（1753）八月，毕沅应顺天乡试，中式举人。次年会试报罢。二十年（1755）岁暮，毕沅补授内阁中书，入直军机处。此后深得大学士傅恒、汪由敦赏识，以公辅期之。二十五年（1760）三月，毕沅以内阁中书参加会试，中式第二名进士，五月殿试，高宗对其经学、屯田二篇嘉奖再三，遂拔置一甲一名，授翰林院修撰，充日讲起居注官。[16]散馆后，任职翰林院。时掌院为刘统勋，以毕沅“才望夙著，凡院中文章制诰，悉委公手定”[17]。此后，毕沅于乾隆三十年（1765）二月升授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三十一年（1766）三月升授为翰林院侍讲，教习庶吉士兼充《一统志》、方略馆纂修官。三十二年（1767）五月迁右春坊右庶子，掌坊事，仍兼侍讲。是年十月，高宗以毕沅“才大可用，非词臣能尽其所蕴”[18]，特旨补授甘肃巩秦阶道[19]。此一任命，正好圆了毕沅长久以来从军用世的心愿。自此以后，毕沅开始了其在外奔波的仕宦生涯。 

毕沅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四月抵甘肃，总督吴达善知其才略，因奏留综理新疆经费局务，遂驻兰州。三十五年（1770）六月，奉旨调补安肃道。次年正月，补授陕西按察使，五月署理布政使事，十月奉旨补授布政使。三十八年（1773）十一月，补授陕西巡抚。直到乾隆五十年（1785）调补河南巡抚，其间，除丁母忧离任不到一年，及因失察甘肃冒赈事奉旨降为三品顶带，仍办理陕西巡抚印务而不准支给养廉银一年多外，毕沅一直任职陕西巡抚，且署理西安将军、陕甘总督印务。 

    毕沅于尽心政务、军务之外，“惟以维持风教，激扬士类为己任”[20]。其在为官期间对诸子、小学、金石、地理之学的扶持和辑刻诸书，则在清代学术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二、《经训堂丛书》的学术意义 

    毕沅在学术上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至四十九年（1784）期间，主持辑刻的《经训堂丛书》。《经训堂丛书》计有《山海经新校正》、《夏小正考注》、《道德经考异》、《墨子》、《三辅黄图》、《晋书地道记》、《晋太康三年地记》、《晋书地理志新补正》、《长安图志》、《关中金石记》、《明堂大道录》（《禘说》附）、《易汉学》、《说文解字旧音》、《经典文字辨正书》、《音同义异辨》、《乐游联唱集》等十余种，或为经训堂藏板，或为灵岩山馆藏板，皆属灵岩山馆刻本。其中，除《乐游联唱集》为毕沅与幕宾唱和之作外，凡涉及诸子、小学、地理、金石诸学，而《明堂大道录》、《禘说》、《易汉学》则系刊刻惠栋的经学著作。 

    毕沅之主持辑刻《经训堂丛书》，一方面与承受于惠栋、沈德潜、张叙诸儒的学术取向有关，另一方面，则得力于幕府中人，如吴泰来、严长明、钱坫、庄炘、洪亮吉、孙星衍、黄景仁、徐坚等人之襄助。此诸人中，或长于诗文，或嗜好金石，或熟于地理掌故，或精研音韵文字，无不怀一技之长，而学有根柢。洪亮吉尝述当时幕中情形云： 

        公乎称好士，一世冀盼睐。……偶道一士奇，名已入夹袋。严冬十丈雪，深夜理 

茶焙。爱此说士甘，足若蹲两敦。吾乡数蒙庄炘，屈节近作倅。钱生坫亦经彦，急欲及 

锋淬。宾筵有时开，灿若列采缋。殊源复千泒，到海一一汇。孙郎才偏奇，近苦性隔 

碍。人为推甲子，星或入计孛。非公鉴其实，世视若弃秽。新年陈华灯，列坐视磈礧。 

行牵歌袖急，几至酒德悖。维公善调剂，谐语息众怼。前时别公去，感激欲倾肺。公 

无虑其狂，狂实恃公爱。鄙人最无能，才足守水碓。童年承母训，勤学掌亦焠。今来 

秦楚大，讵可列鄘鄁。公也待士均，一一勤劳徕。轩寮皆周行，阙物即颁赉。为开轩 

楹东，点入山半黛。感今得知己，生世可不悔。虽然受恩深，益不揣冒昧。一言愿陈 

公，好丑匪一概。公虽仁覆物，曲木勿姑贷。[21] 

又毛庆善、季锡畴所撰《黄仲则先生年谱》亦曰： 

        毕公抚陕时，爱才下士，校刊古书。时幕府之士甚众，其尤著者为长洲吴舍人泰 

    来、江宁严侍读长明、嘉定钱州判坫及稚存、渊如。先生至，极诗文讌会之乐。[22] 

诗酒宴会，联句吟咏，相携访古，共赏碑拓，于政务、军书旁午之余，可谓极一时之盛会。故史善长称毕沅：“尤好延揽英俊，振拔孤寒，士之负笈担簦走其门者如鹜。片长薄技，罔弗甄录，海内慕为登龙。余姚邵学士二云，经术湛深，阳湖洪编修稚存、孙观察渊如，文章博赡，咸得公讲授汲引之力。逮没，士林痛伤之。”[23]符葆森《怀旧集》亦曰：“弇山宫保情深念旧，尤喜翦拂寒畯。开府秦、豫，不独江左人才半归幕府，而故人罢官者，亦往往依之。余作挽诗有云：‘杜陵广厦今谁继，八百孤寒泪下时。’盖道其实也。”[24]由此可见，《经训堂丛书》之成，实与毕沅爱才好士、能集诸幕宾之长有密切关系。 

    洪亮吉在《晋太康三年地志王隐晋书地道志后叙》中曾说：“灵岩山馆丛书大类有三：小学家一，地理家二，诸子家三。”[25]其实，此三家外，尚有金石、经学以及惠栋《易汉学》等著作。兹分述如下。 

    作为经史考证之学的基本功，小学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而许慎所撰《说文解字》无疑是这方面的入门书。朱筠任安徽学政时，即曾刊刻是书以引导士子，使知向学之方。接武其后，毕沅更刊《说文解字旧音》，以畅其说。毕沅揭示许书之旨曰：“许君之书，大略皆以文定字，以字定声。其立一为耑者，皆文也；形声相益者，皆字也。故云：‘文，物象之本；字，言孳乳而生。’其例有云从某某声，从某某省声，从某从某某亦声，又云读若某。其时，如郑众、郑兴、杜子春及康成之徒注诸经礼，高诱注吕不韦、淮南王等书皆然”。然“自反音而读若之例遂变。反音仿自孙炎，李登作《声类》亦用之。晋吕忱依托许书，又作《字林》，其弟静因《声类》则作《韵集》，韵书实始焉。是编《隋志》次在忱书之下，但云有四卷，而不详撰著姓名及时代。……则是编为沈以前人所作无疑”。但遗憾的是，该书之价值并没为世人所注目，“唐世言文字声音者，每兼采许及忱，惟颜籀则文字用许，声音用《声类》，故所著《汉书》急就章注及《匡谬正俗》，皆无许书音”，致使该书流传甚罕。衍及清代，许慎之书所存者，“有徐铉等校定，音并唐韵也；有徐锴《系传》，音朱翱所加也；有《五音韵补》，音则锴所加也，然皆唐以后所改更”。有鉴于此，毕沅认为实有抉发该书价值之必要。他指出：“今考其音荼为徒，……此皆舌音之正。……其音剽为数妙反，……又皆唇音之正。……其音汔为巨合反，挺为达鼎反，又皆送声之正。……然据此而论，则是编亦南人所定者矣。反音之法，如正之与乏，因射为应，但古今语有所殊，或致音有所别。然推厥由来，皆可究知其义，故学贵考其原也。”[26]虽然该书篇幅不大，却有裨于探讨音之本原。毕沅又鉴于“《艸木篇》多变旧文，司马相如作诂训书积生诡字，《尔雅》十九篇多俗字”，作为《经典文字辨正书》。按是书凡为五例：一曰正，皆《说文解字》所有也；二曰省，笔迹稍于《说文解字》；三曰通，变易其方而不盭于《说文解字》；四曰别，经典之字为《说文解字》所无者也；五曰俗，流俗所用，不本前闻，或乖声义，乡壁虚造，不可知者是也。依此五例，毕沅乃“从五百廿部，穷九千余言，遍讨别指，以示专归”，以继唐陆德明、颜元孙、张参、唐元度，周郭忠恕，宋张有诸家之业，而是正其舛失，其意乃在于“举纲举目，愿无背于往制；去泰去甚，事始契于宿怀。引之能伸，用亦无爽”。而据毕沅自称：“余少居乡里，长历大都，凡遇通儒，皆征硕学。初识故元和惠征君栋，得悉其世业。继与今嘉定钱詹事大昕、故休宁戴编修震交，过从绪论，辄以众文多诬，纠辨为先。既能审厥时讹，必当绍其绝诣。门生嘉定钱明经坫，向称道吴江处士声能作通证书，欲以《经典》异文尽归许君定字，是犹余之志也。”[27]是可见毕沅之为是书，多受惠栋、钱大昕、戴震、江声诸儒之影响，亦可窥一时学林好尚之所在。毕沅又考虑到“《经典》之文，多通假借之道，非必古人字少，以一字而兼数义之用，皆缘隶写转讹，避繁文而趋便易所成。《说文解字》所有其音同、其义异者，据形著训，杂而不越；分观并举，式镜考资”[28]，因著为《音同义异辨》一书，附于《经典文字辨正书》之后，以便考核。 

    地理学作为一门学问，虽然常被视为历史学之附庸，但讲求实学者则颇对之瞩目。与清初“好言山川形势阨塞，含有经世致用的精神”，以及道咸间“以考古的精神推及于边徼，浸假更推及于域外，则初期致用之精神渐次复活”不同，乾嘉时期的地理学，则“专考郡县沿革、水道变迁等，纯粹的历史地理矣”[29]。顺应时代潮流和学术风气的发展，毕沅于地理之书，亦颇为究心。其对《山海经》、《晋书·地理志》、《太康三年地记》、《晋书地道记》、《三辅黄图》及《长安志》的校正考订，即是其讲求实事实学的体现。《山海经》一书，向来被视作志怪之作，而毕沅则将其视为地理书来探讨。他认为：“刘秀之表《山海经》云：‘可以考祯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谣俗。’郭璞之注《山海经》云：‘不怪所可怪，则几于无怪矣；怪所不可怪，则未始有可怪也。’秀、璞此言，足以破疑《山海经》者之惑，而皆不可谓知《山海经》。何则？《山海经》《五藏山经》三十四篇，古者土地之图，《周礼·大司徒》用以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邱陵、坟衍、原隰之名物；《管子》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皆此经之类。故其书世传不废，其言怪与不怪皆末也”[30]。基于此一认识，毕沅历时五年，在幕宾的协助下，重新对《山海经》作了校正。其“考证地理，则本《水经注》，而自九经笺注、史家地志、《元和郡县志》、《天平寰宇记》、《通典》、《通考》、《通志》，及近世方志，无不征也”。在广搜博考的基础上，是书于篇目、文字、山名水道等皆有新的发明。孙星衍尝称：“先生（指毕沅——引者注）开府陕西，假节甘肃，粤自崤函以西、玉门以外，无不亲历。又尝勤民洒通水利，是以《西山经》四篇、《中次五经》诸篇疏证水道为独详焉。常言《北山经》泑泽涂吾之属，闻见不诬，惜在塞外，书传少征，无容附会也。其《五藏山经》，郭璞、道元不能远引，今辅其识者，奚啻十五，恐博物君子无以加诸。”[31]即此一端，可知毕沅注重实学、多闻阙疑的治学取向。 

    从有裨实事实学的思想出发，毕沅对《晋书·地理志》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考辩。毕沅指出：“夫晋世版舆，上承三国之瓜分，下值南朝之侨置，建罢沿革，所系非轻。”但遗憾的是，“马彪撰郡国，既不详安顺以后；沈约志州郡，又难究徐兖以西”，而“唐初修《晋书》，不特不旁考诸书，即王隐地道之编，沈约州郡之志，亦近而不采，殊可怪矣”[32]。有鉴于此，毕沅乃据晋世册籍见于沈约《宋书》如《太康地志》、《元康定户》、《晋世起居注》等，见于郦道元《水经注》不著姓氏《晋书地理志》与《晋地记》，王隐、虞预、臧容绪、谢灵运、干宝诸家所撰《晋书》，王隐《晋书地道记》，《郡国县道记》、《圣贤冢地记》、黄义仲、阚骃之《十三州记》，以及杜预、京相璠注经、徐广注史之皆引近世州郡以证古名者，广征博考，是正讹舛，补正阙失，匡前人之不逮，还旧史之真实。而与考订《晋书·地理志》讹误相辅的是，毕沅对不著撰人之《太康三年地志》和王隐所著之《晋书地道志》的价值予以推扬。经过考证，他指出：“二书作于晋，而盛行于齐、梁、北魏之时。沈约撰《宋书》，刘昭注《续汉书》，魏收述《魏史》，所征舆地之书不下数百，然约之州郡，惟准《太康》；昭之注郡国，收之述地形，则一本《地道》。他若郦道元等，又皆悬其片言，视若准的。今观沈约之论曰：‘州郡一志，唯以续汉郡国校《太康地志》，参伍异同，用相征验。’魏收之序曰：‘班固考地理，马彪志郡国，魏世三分，晋又一统，《地道》所载，又其次也。’足知当时言地理者，自两汉地志之外，于三国及泰始之际，则征《太康》；于晋之东西，则征《地道》，不以别书参之，亦信而有征者矣。”然而，“至唐而《艺文类聚》、《史记注》、《文选注》所征引，始觉寥寥，则是书已不显也。宋初修《太平御览》，尚述是书，故乐史《寰宇记》亦间引之。厥后阙如，盖亡失可知矣”[33]。为弥补此一遗憾，毕沅是以发起刊刻此两书，以为征实者之资。 

    毕沅既巡抚陕西，其于斯地之地理沿革、风土人情尤为留意，《三辅黄图》、《长安图志》之刻，即体现出其作为一方大吏的为治意趣。《三辅黄图》系记三辅宫观、陵庙、明堂、辟雍、郊畤等事，即所谓旧图也。虽是书不详撰作者何人，但向来为人所称道，如“如淳、晋灼注《汉书》，郦道元注《水经》，宇文恺议立明堂，王元归议上帝后土坛，并称之”。该书《隋志》作一卷，而毕沅所得本为六卷，“盖唐世好事者所辑，故杂用晋以后书，并颜师古说，又多与淳等引据不同”[34]。故而，毕沅并加校正，以复旧观。《长安图志》则系据宋敏求《长安志》，合并署名河滨渔者之编类图说（实出元李好文撰《古人地志》）而成。王鸣盛应毕沅之请序是书称： 

        唐以前地志存者寥寥，宋元人作存者不下二十余，然皆南方之书，北方惟有此志， 

与于钦《齐乘》耳！而长安汉唐都邑所在，事迹尤夥，纪载尤亦加详。宋氏此编，纲 

条明析，赡而不秽，可云具体。厥后，程大昌《雍录》好发新论，穿凿支离，不及宋 

氏远矣。先生既刻此，又于其间纠正踳驳，疏释蒙滞，附于逐条之下焉。夫以军民政 

务之填委，文檄簿牍之旁午，他人竭蹷应之日不暇给，先生乃能以余力表扬墜典，斯 

其才之大，诚有过人者。若其静察乎考古之足以证今，披图案牒以兴革利弊，其补助 

化理最切，则尤先生用意之深也。[35] 

此一评论，揭示出了毕沅刊刻是书的用意和价值。此外，毕沅还主持纂辑有《关中胜迹图志》三十卷和《西安府志》八十卷[36]，单刻行世。乾隆四十一年（1776）入觐时，曾将《关中胜迹图志》进呈高宗，高宗览后大为欣赏，遂命儒臣撰写提要，钞入《四库全书》中[37]。 

    清代诸子之学，肇端于傅山、王夫之诸儒，至道咸以降而趋于发皇。其间，乾嘉诸儒在经史考证主流局面下，对诸子之书的正讹发微，无疑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其中，毕沅对《墨子》、《道德经考异》及《吕氏春秋》的校正考订，即其代表之一。毕沅之留意诸子之书，早在其任内阁中书时，即已呈露端倪。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所作《读诸子诗十八首》中，毕沅道其情形曰：“下直归，偶于书肆购得子书十数种。因每夜读两册，一书竟，即系以诗。非有心得也，聊资谈助而已。”其所购十余种书，计有：《老子》、《关尹子》、《列子》、《庄子》、《管子》、《晏子春秋》、《文子》、《孙子》、《吴子》、《墨子》、《商子》、《鬼谷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黄石公素书》、《淮南子》、《扬子》。其中，《墨子》诗曰： 

        墨子之为人，兼爱乃素检。世讥《节葬》篇，送终过崇俭。视亲不若人，厥过固 

    难掩。而我窥其意，诫奢冀防渐。黼黻须文章，何必悲丝染。 

《老子》诗曰： 

        道德五千言，厥要在无競。知雄翻守雌，弃智兼绝圣。元牝存谷神，刍狗喻百姓。 

    妙门示元元，上德犹病病。游龙信非虚，呼马何妨应。 

又《吕氏春秋》诗曰： 

        鉴远而体周，吕览功用大。乾坤窥端倪，古今落欬唾。当其著书时，未审谁参佐。 

    荀卿韩非间，公然分一座。笑语大贾人，真善居奇货。[38] 

如此识见，毕沅虽自言非有心得，然实已不同于流俗之见。毕沅此后之能主持校刊此三书，盖肇基于此。 

    《墨子》一书的校刻，经始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八月，讫工于四十八年（1783）十月。在此书序中，毕沅就《墨子》一书的悬疑问题提出己见，其大要有如下几端：一是考证墨翟为六国时人，在七十子后，至周末犹存，而其籍贯为楚鲁阳，非鲁卫之鲁。二是对该书的篇目作了梳理，指出：“《墨子》七十一篇，见汉《艺文志》。隋以来为十五卷，目一卷，见隋《经籍志》。宋亡九篇，为六十一篇，见《中兴馆阁书目》，实六十三篇。后又亡一篇，为五十三篇，即今本也。本存《道藏》中，缺宋讳字，知即宋本。又三卷一本，即《亲士》至《尚同》十三篇，宋王应麟、陈振孙等仅见此本。”三是对墨子其人加以认可，认为：“世之讥墨子，以其节葬、非儒说。墨者既以节葬为夏法，特非周制，儒者弗用之。非儒则由墨氏弟子尊其师之过，其称孔子讳及诸毁词，是非翟之言也。”四是对该书的价值作了肯定，认为：“今惟《亲士》、《脩身》及《经上》、《经下》疑翟自著，余篇称子墨子，《耕柱篇》并称子禽子，则是门人小子记录所闻，以是古书，不可忽也。且其《鲁问篇》曰：……是亦通达经权，不可訾议。又其《备城门》诸篇，皆古兵家言，有寔用焉。”[39]故孙星衍评之曰：“弇山先生于此书，悉能引据传注、类书，匡正其失。又其古字古言，通以声音训故之原，豁然解释，是当与高诱注《吕氏春秋》、司马彪注《庄子》、许君注《淮南子》、张湛注《列子》，并传于世。其视杨倞、卢辩空疏浅略，则倜然过之。时则有仁和卢学士抱经、大兴翁洗马覃谿及星衍三人者，不谋同时共为其学，皆折衷于先生。”[40]按孙星衍是时在毕沅幕府参与该书之校刊，而其对《墨子》一书的见解亦已融入是书中，其所评断，当非虚誉。 

    众所周知，先秦时期，儒墨并称显学，然自孟子辟杨、墨以来，墨学受到很大冲击[41]。其后虽有相里氏、相夫氏、邓陵氏三家传其学，但在汉代儒术独尊局面的笼罩下，墨学愈趋于式微。自晋鲁胜《墨辩注》、唐乐台《墨子注》以来，《墨子》一书虽一线若存，但鲜有问津者，直到毕沅始为之整理校刊。唐代大儒韩愈虽欲突破视墨学为异端的偏见[42]，然和之者寡，而随着宋明理学正统地位的巩固，墨学被歧视的境遇始终没有大的改观。如此情形，诚如俞樾所揭示的： 

        乃唐以来，韩昌黎外，无一人能知墨子者。传诵既少，注释亦稀。乐台旧本，久 

绝流传。阙文错简，无可校正，古言古字，更不可晓，而墨学尘霾终古矣。国朝镇洋 

毕氏，始为之注。嗣是以来，诸儒益加雠校，涂径既开，奥窔粗窥，墨子之书，稍稍 

可读。[43] 

又孙诒让曰： 

        墨子既不合于儒术，孟、荀、董无心、孔子鱼之伦，咸排诘之。汉、晋以降，其 

学几绝，而书仅存，然治之者殊尟。故捝误尤不可校，而古字古言，转多沿袭未改。 

非精究形声、通假之原，无由通其读也。旧有孟胜、乐台注，今久不传。近代镇洋毕 

尚书沅，始为之注；藤县苏孝廉时学，复刊其误，创通涂径，多所諟正。[44] 

即此可见，毕沅之于《墨子》，洵有阐幽发微之功。虽然毕沅所校不无疏陋、讹错，所依据之书亦颇有限，但其创辟路径、承前启后之功，则是不容忽视的。 

    《墨子》之外，毕沅还对老子及其所著《道德经》进行了考辨。经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毕沅认为：老子、李耳、李聃、周太史儋实为一人，古聃、儋相通；老子与老莱子是二人，老子苦县人，老莱子楚人；孔子问礼之老子，即著道德书之老子，不得以其或在沛或在周而疑之；老子本黄帝之言，大率多述而不作；道书有太上老君，亦即老子也；老子是人而非神，有生亦有死。此一论断，虽未必就成定论，却推进了对老子其人的历史考察。而就《道德经》一书来看，清初注解是书者，据《四库全书总目》所列，计有清世祖《御注道德经》、张尔岐《老子说略》、徐大椿《道德经注》、胡与高《道德经编注》、汪缙《读道德经私记》、黄元御《道德经悬解》[45]，此外尚有王夫之《老子衍》等，其中唯有张、徐、王之书学术价值较高，然仍缺乏较为完整的校本。毕沅既早究心于是书，故平时比较注意搜集各家注本，据其自称：“所见老子注家不下百余本，其佳者有数十本，唯唐傅奕多古字古言，且为世所希传。”毕沅因“就其本互加参校，间有不合于古者，则折众说以定其是”。之所以如此，乃鉴于“近世多读书君子，然浅近者有因陋而无专辨，或好求异说以讨别绪，则动更前人陈迹，在若信若不信之间”。由此，毕沅得出一种认识：“字不从《说文解字》出，不审信也。”[46]此一认识，体现出毕沅好古求是的为学精神。而值得一提的是，毕沅还曾致力于《吕氏春秋》的辑校，但未列入《经训堂丛书》中。据汪中代毕沅所作《吕氏春秋序》称：“《吕氏春秋》世无善本，余向所藏，皆明时刻。循览既久，辄有所是正。于时嘉善谢侍郎（指谢墉——引者注）、仁和卢学士（指卢文弨——引者注）并好是书，及同学诸君，各有校本。爰辑为一编，属学士刻之。”而毕沅之推赞是书，乃有感于：“其所采摭，今见于周汉诸书者，十不及三四。其余则本书已亡，而先哲之话言，前古之佚事，赖此以传于后世，其善者可以劝，其不善者可以惩焉。亦有闾里小智，一意采奇词奥旨，可喜可观，庶几乎立言不朽者矣。”[47]由此可见，毕沅之辑刻诸子之书，乃意在扶持和表彰古学。[48] 

    小学、地理、诸子之外，毕沅还曾辑有《关中金石记》一书。按金石之学，作为考经证史的文献资源[49]，自宋以来即受到一定的重视。及至清代，更是蔚为大观，诸儒致力于此者甚多，“若昆山顾氏炎武、秀水朱氏彝尊、嘉兴曹氏溶、仁和倪氏涛、大兴黄氏叔璥、襄城刘氏青芝、黄冈叶氏封、嘉兴李氏光映、郃阳褚氏峻、钱塘丁氏敬、山阳吴氏玉搢、嘉定钱氏大昕、海盐张氏燕昌，皆其选也”[50]。而毕沅“以金石文字之在六朝前者，多足资经典考证，其唐后所载地理、职官及人物事迹，亦可补正史传讹误”[51]，故为官兰州、巡抚陕西时，“案部所次，则有唐姜行本勒石得于塞外，梁折刺史嗣祚碑得于府谷，宝室寺钟铭得于鄜州，汉鄐君开道石刻、魏李苞题名得于褒城。公又奏修岳祀，而华阴庙题名及唐华山铭始出焉。公释奠学校，而开成石经及儒学碑林复立焉。自余创见，多后哲之未窥，前贤之未录”[52]。凡自秦至元，得金十三，瓦三，石七百八十有一，考史证经，订误补亡，裒为《关中金石记》八卷。 

    毕沅之辑刻《关中金石记》，有以下几方面特色：其一，搜罗繁富。关中作为三代、秦汉、隋唐都会之地，吉金贞石之富，甲于海内。然自唐肃宗乾元中京师坏钟像私铸小钱，唐武宗会昌中李都彦以钟铎纳巡院充鼓铸用，以及宋姜遵知永兴军时，太后诏营浮图，毁汉唐碑碣以代砖甓，关中之金石，日渐亡佚。北宋神宗元丰中，虽有北平田概撰为《京兆金石录》六卷，然仅限于京兆一路，他付阙如；且其书不传，惟见于陈氏《宝刻丛编》之所引。此一局面，显然难于揭示关中丰厚的文化底蕴。有鉴于此，毕沅历官所至，广为搜讨，凡关内、山南、河西、陇右，编摩翻拓，悉著于录。七百九十七通之富，虽不能尽，却已洋洋大观，故钱大昕称：“雍凉之奇秀，萃于是矣。”[53] 

    其二，考订详慎。较之田概《京兆金石录》仅纪撰书姓名、年月，而无考证之益，毕沅是书，则为之沿波讨源，考经证史，辨析疑似。钱大昕尝称：“公又以政事之暇，钩稽经史，决擿异同，条举而件系之。正六书偏旁，以纠冰英之谬；桉《禹贡》古义而求汉漾之源。表河伯之故祠，道经之善本，以及三藏五灯之秘、七音九弄之根，偶举一隅，都超凡谛。自非多学而识，何以臻此！”[54]卢文弨曰：“考正史传，辨析点画，以视洪、赵诸人，殆又过之。”[55]钱坫曰：“巡抚公监兹放失，欲永其传，讲政之暇，日采集焉。又用真知，条证肆考，傅合别否，务得故实。取其片羽，可用为仪，盖菿然于洪、薛、欧、赵之上矣。”[56]孙星衍亦论之曰：“重光之岁，月移且相，武橐有缄，嘉禾告瑞。公始从容晨暮，校理旧文，考厥异同，编诸韦册。且夫欧、赵之书，徒订其条目；洪都之著，弟详其年代。公证古之学，奄有征南，博闻之才，通知荀勖，此之造述，力越前修。谈经则马、郑之微，辨字则杨、杜之正，论史则知几之邃，察地则道元之神，旁及《九章》，渊通《内典》，承天谱系之学，神珙字母之传，固已夺安石之碎金，惊君苗以焚砚。君子多乎？于公未也。”[57]以上诸家所言，已清楚地揭示出毕沅是书的学术价值。而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自宋以来，谈金石刻者有两家，或考稽史传，证事迹之异同；或研讨书法，辨源流之升降”[58]，毕沅之书，可谓兼得两家之长。 

    其三，有裨实用。毕沅不仅能抉发金石之源流，考订其是非，更为有意义的是，他还将此用之于现实。洪亮吉尝揭示此一意向曰：“巡抚毕公再涖陕西，前又两摄兰州之节，凡自潼关以西，玉门以东，其道路险易，川渠通塞，及郡县之兴废，祠庙之存否，莫不画然若萃诸掌，今记中所散见是也。夫欧、赵、洪、薛之撰集金石，仅藉以考古，而公则因以兴灌溉之利，通山谷之邃，修明疆界，釐正祀典。既非若道元之注托之空言，又非若欧阳诸书仅资博识，则所得实多焉。公既尝以案部至咸阳，读周文公庙诸石刻，为守墓之裔请于朝，增置五经博士；近又欲考定临晋河伯之祠，郃阳子夏之墓，皆公经世之务之获于稽古者也。”[59]此一考古有裨实用的思想取向，体现出毕沅学以经世的精神。 

    《关中金石记》之外，毕沅还于河南巡抚任上，编有《中州金石记》五卷[60]，于湖广总督任上，编有《三楚金石记》三卷[61]。此外，毕沅由陕西调任山东巡抚后，曾与时任学政的阮元合作，议纂《山左金石志》。虽因改调湖广总督未能尽其事，然发凡起例，毕沅多所参定。钱大昕记其事曰：“乾隆癸丑秋，今阁学仪征阮公芸台奉命视学山左，公务之暇，咨访耆旧，广为搜索。其明年冬，毕尚书来抚齐鲁，两贤同心，赞成此举，遂商榷条例，博稽载籍。萃十一府两州之碑碣，又各出所藏彝器钱币、宣私印章，汇而编之，规模粗定。而秋帆移督三楚，讨论修饰润色，一出于公。”[62]即此可见，毕沅之于金石，实是情有独钟。卢文弨有言：“夫人苟趣目前，往往于先代所留遗不甚爱惜，而亦无以为后来之地。儒生网罗放失，亦能使古人之精神相焕发，而或限于其力之所不能，必赖上之人宝护而表章之，以相推相衍于无穷，其视治效之仅及于一时者，相什伯也。”[63]毕沅以一方大吏而致力于金石之搜讨，其意义和影响盖有当于卢氏所言。 

    毕沅尝称：“沅于诂训，信好雅言，文字默守许解，经礼则专宗郑学。”[64]此可见毕沅之为学宗尚。前述小学类即体现出毕沅“文字默守许解”的努力，而《经训堂丛书》中所刊《夏小正考注》，则是其“经礼则专宗郑学”的一种表现。按“《夏小正》一书，原载《大戴礼》中，自《隋志》始别为一卷”[65]。因其于天象、时制、人事、众物之情无不具纪，故向来为诸儒所注目。自戴德传之作于前，北周卢辩注之于后，至宋傅崧卿则分别经传而为之注。其后，宋之朱子、关浍、王应麟，元之金履祥，清之黄叔琳、秦蕙田、戴震、卢文弨、孔继涵等，皆有专本，而分别经传，亦并有异同；他如郑康成、郭璞、孔颖达、欧阳询、徐坚、李善、一行诸人，亦皆有所称引。然因“经既残破，传复讹乱，辩注又不传，若据考不精，各以私意类分互证，是诬之矣”。有鉴于此，毕沅乃参校众家，为之疏通考释，以期于正。毕沅之于是书，其“戴之说是，必曲证以申明之；偶得一间，又求之诸经，以附合本旨，庶得尊经后传之义”。经此一番考辨，毕沅不无感慨地说：“夫由今以溯传，既二千年矣，由传以溯经，又二千年，历四千余年之久，而通之者卒不多见其人，盖信古者少矣，可不深叹哉！”[66]其笃好古学之志，于此可见一斑。此外，署名毕沅撰的《传经表》、《通经表》，虽出自洪亮吉之手，但亦可体现出毕沅对经学传授源流的认识。毕沅序《传经表》曰：“六经权舆于孔子，六经之师亦权舆于孔子。……上自春秋，迄于三国，六百年中，父以传子，师以授弟，其耆门高义，开门授徒者，编牒不下万人，多者至著录万六千人，少者亦数百人，盛矣！……暇日采缀群书，第其本末，校正讹漏，作《传经表》一卷。其师承无可考者，复以《通经表》一卷缀之，而通二经以上至十数经者，咸附录焉。……盖周秦汉魏经学授受之原，至此乃备也。”[67]此亦毕沅“信古”之一端。 

    最后，也是应该特别予以指出的，是毕沅对惠栋之学的表彰，《经训堂丛书》中所刻《易汉学》七卷、《明堂大道录》八卷、《禘说》二卷即其体现。众所周知，乾嘉经史考证之学的形成，惠栋实为一有深远影响的开风气者，其对汉儒之学的倡导和阐扬，开启了一代为学门径。惠栋在学术上的重大成就，主要体现在《易》学方面，《周易述》即其精华所在，而《易汉学》对汉儒《易》学著作的裒辑，则是其立学的根本。在《易汉学自序》中，惠栋称作此书缘起曰：“六经定于孔子，毁于秦，传于汉。汉学之亡久矣，独《诗》、《礼》、《公羊》，犹存毛、郑、何三家。……栋曾王父朴庵先生，尝闵汉学之不存也，取李氏《易解》所载者，参众说而为之传。天、崇之际，遭乱散佚，以其说口授王父，王父授之先君子，先君子于是成《易说》六卷。又尝欲别撰汉经师说《易》之源流，而未暇也。栋趋庭之际，习闻余论，左右采获，成书七卷。自孟长卿以下五家之《易》，异流同源，其说略备。”[68]惠栋可谓能世其家学矣。然因惠栋终老诸生，且中寿而殁，故其著作于生前多未能镂板。不过，自卢见曾刊刻《周易述》，李文藻刊刻《易例》之后，惠栋《易》学成就渐显于世。而《易汉学》虽成书于乾隆九年（1744），但直到毕沅辑刻入《经训堂丛书》，始得以广布学林。当然，在毕沅之前，已有人对此书加以表彰传写。如受惠栋托付《易汉学》手稿的王昶，先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撰跋表彰是书之价值[69]，继于三十八年（1773）致书四库馆总纂陆锡熊，推誉该书与《周易述》，期望将二书采入《四库全书》。他如钱大昕之钞录，王鸣盛、褚寅亮之考正，以及李文藻之有意刊刻，皆作出了一定的努力[70]。然而，一则因诸人未能付诸实施，一则因《四库全书》虽收入是书，但系内府秘藏，外间难以得见，故《易汉学》流布有限。直到毕沅将《易汉学》刻入《经训堂丛书》，惠栋之遗愿及众人之志方得以实现，是书亦得以流行于世。而《明堂大道录》、《禘说》二书，因与《易》互相发明，故毕沅刻《易汉学》时，亦将此二书附刻于后。至此，在卢见曾、李文藻、毕沅的扶持和表彰下，惠栋的《易》学成就，终得以为学界所熟知。而值得指出的是，毕沅之汲汲于表彰惠栋之学，一方面固然与其曾受学于惠栋，有报知遇之恩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毕沅对惠栋治学取向的认同，惟其如此，始可深入体悟毕沅辑刻《经训堂丛书》的意义和价值。 

    由上可见，毕沅于小学、地理、诸子、金石、经学，以及对惠栋之学的扶持和表彰，不惟体现出其为学门径的广阔，还体现出其对时代学术潮流的敏锐洞察力。当经史考证之学趋于发皇之时，毕沅《经训堂丛书》之辑刻，实有推波助澜之功。刘锦藻曾曰：“沅开府西安，一时经术湛深之士，如孙星衍、洪亮吉、汪中、黄景仁辈，皆从之游。所辑丛书，有校正《吕氏春秋》一种，咸阳宾客，至今有遗风焉。于关中舆地、金石，大有荜路蓝缕，以启山林之毅力。乾隆癸卯校刊于经训堂，其功亦云巨矣。”[71]此论虽揭示得并不全面，然亦得其大体。毕沅虽无专门的著作问世，但其主持辑刻《经训堂丛书》，于学术之演进，则有扶持和倡导之力，功不可没。 

三、《续资治通鉴》之编纂 

    毕沅主持纂辑《续资治通鉴》，乃续司马光《资治通鉴》之作。按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经始于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至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历时十九年而蒇事，成书凡二百九十四卷。其间，刘攽、刘恕、范祖禹诸通儒硕学，皆尝赞襄其事。是书以编年体体裁，纪述了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共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间治乱兴替之史迹。因其“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以及于“名物训诂，浩博奥衍”[72]，皆有资于治道，故不仅被推重于当时，而且深为后世所效法。 

    继司马光而起者，如南宋学者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一百六十八卷（后《四库全书》釐定为五百二十卷）、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徐梦莘之《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或记北宋一祖八宗之事迹，或专记南宋高宗一朝之事，或兼记两宋徽宗、钦宗、高宗三朝与金和战之事，虽详略有差，裁断有别，但于保存有宋一代文献，则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然可惜的是，因限于卷帙繁重，诸书流传困难，或竟致失传。此后，陈桱、王宗沐、薛应旂欲续《资治通鉴》，但因“不能网罗旧籍，仅据本史编排，参以他书，往往互相牴牾，不能遽定其是非”[73]。是以王氏《续资治通鉴》六十四卷、薛氏《宋元通鉴》一百五十七卷，仅取材于明代官修《续通鉴纲目》；且因时代潮流所趋，二书皆偏重于理学。 

    降及有清一代，昆山徐乾学复在大儒万斯同、阎若璩、胡渭等人的协助下，以得于泰兴季氏所藏李焘不全本，就王氏、薛氏二本而增损之，是为《资治通鉴后编》一百八十四卷。徐氏是书成就虽较王、薛二氏之书为高，但因所得李焘本“所载仅至英宗治平而止，神宗以后乃属阙如”[74]，故不无凌乱阙佚，未为定本。这一状况，尚有待进一步整理纂辑，以成一代治典。毕沅之主持纂辑《续资治通鉴》，即有感于此而作。[75] 

    关于毕沅《续资治通鉴》纂辑刊刻的过程，冯集梧序该书称： 

        经营三十余年，延致一时轶才达学之士，参订成稿；复经余姚邵二云学士核定体 

例付刻，又经嘉定钱竹汀詹事逐加校阅。然刻未及半，仅百三卷止。集梧于去岁买得 

原稿全部及不全板片，惜其未底于成，乃为补刻百十七卷，而二百二十卷之书居然完 

好。缘系毕氏定本，故稍为整理，不复再加考订。其繙译人、地、官名，亦依原书遵 

四库馆通行条例改定。……嘉庆六年三月日，桐乡后学冯集梧识。[76] 

钱庆曾续编钱大昕年谱，于嘉庆二年（1797）条亦称： 

        是年为两湖制军毕公沅校刊《续资治通鉴》。……先经邵学士晋涵、严侍读长明、 

孙观察星衍、洪编修亮吉及族祖十兰先生（指钱坫——引者注）佐毕公分纂成书。阅 

数年，又属公复勘，增补考异，未蒇事而毕公卒，以其本归公子。[77] 

又史善长撰毕沅年谱于嘉庆二年（1797）条称： 

        公自为诸生时，读涑水《资治通鉴》，辄有志续成之。凡宋元以来事迹之散逸者， 

网罗搜绍，贯串丛残，虽久典封圻，而簿领余闲，编摩弗辍，为《续通鉴》二百二十 

卷。始自建隆，讫于至正，阅四十余年而后卒业。复为凡例二卷、序文一首，毕生精 

力尽于此书。至是乃付剞劂，艺林鸿宝，海内争欲先睹为快。[78] 

    综观冯、钱、史三氏所言，毕沅主持纂辑《续资治通鉴》，大体经过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草创期，约当毕沅任陕西、河南巡抚期间。是时，严长明、孙星衍、洪亮吉、钱坫诸人客毕沅幕中，除协助毕沅辑刻《经训堂丛书》外，即分任是书之纂辑。 

    第二阶段为复审期，《续资治通鉴》成编后，毕沅因不大满意，乃属邵晋涵为之更正，遂大为改观。[79] 

    第三阶段为续订期，经邵晋涵更正后，毕沅又以《举要历》属钱大昕，且属其复勘全书，且增补考异。第四阶段为刊刻期，此一阶段又可分为前后两期，前一期为毕沅在世时所刻一百三卷，后一期为冯集梧于嘉庆六年（1801）年补刻二百二十卷。 

    然而，章学诚所撰《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邵与桐别传》二文，则于《续资治通鉴》的卷数和版本提出了不同的说法。前文称：“计字二百三十五万五千有奇，为书凡二百卷。”[80]后文称：“故总督湖广尚书镇洋毕公沅，尝以二十年功，属某客续《宋元通鉴》，大率就徐氏（指徐乾学——引者注）本稍为损益，无大殊益。公未惬心，属君更正。君（指邵晋涵——引者注）出绪余为之复审，其书即大改观。时公方用兵，书寄军营，读之，公大悦服，手书报谢，谓迥出诸家《续鉴》上也。贻选谨按：先师为毕公复审《续鉴》，其义例详家君《代毕公论续通鉴书》，与毕氏所刻仅就徐氏增损之本迥异。闻邵氏尚有残稿，恐未全耳。公旋薨于军，其家所刻《续鉴》，乃宾客初定之本；君之所寄，公薨后家旋籍没，不可访矣。”[81]按章学诚所说，《续资治通鉴》有二种本子，一为邵晋涵更正寄毕沅本，后因毕沅家遭籍没而不可访，一为据宾客初定之本刊刻者；其卷数为二百卷。 

    对于章学诚此说，胡适、黄云眉二先生认为有可疑之处，尝加以论辩。其大要谓：《续资治通鉴》初刻于嘉庆二年（1797），毕沅于是年去世，至嘉庆四年（1799）其家被籍没，是书仅刻得一百三卷，而冯集梧于嘉庆五年（1800）购得全部原稿及不全板片，遂为之补刻，至次年三月刻成二百二十卷。因此，章学诚于嘉庆五年（1800）作《邵与桐别传》时，《续资治通鉴》并未有刻本行世，而邵晋涵更正之本亦非不可访。章学诚代毕沅致钱大昕书，作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82]，是时去刻书之时尚隔六年，而书中所言“邵与桐校订颇勤”、“全书并录副本呈上，幸为检点舛误”，可知邵晋涵校订之本已于是年完成。按理其后刊刻时仍用宾客初定之本，钱大昕于嘉庆二年（1797）为毕沅复勘是书，增补考异，但未蒇事而毕沅卒，因将其本归还毕沅之子，即使邵晋涵所寄之本不可访，钱大昕所归之本似不应一并亡佚。至于二百卷之说，除章学诚有此说外，钱大昕为毕沅作墓志铭、史善长为毕沅作年谱及冯集梧序《续资治通鉴》，皆称二百二十卷，或章学诚作书后增补二十卷，抑或二百二十卷固为邵晋涵改定本。[83]胡、黄二先生所辩论，确实指出了章学诚二文中的可疑之处。今据相关文献，更为推广之。 

    按章学诚二百卷之说，所指乃经邵晋涵更正录副后呈请钱大昕校勘之本，此时，目录尚未写就，而所为考异，“惟不别为书，注于本文之下”[84]。而据王昶《与毕秋帆制军论续通鉴书》称：“得来教，谓《续通鉴》一书，经二云诸君纂辑成编，惟《举要历》未撰，兹属钱少詹成之，即属以校雠勘定，付诸梓人，甚慰所望。”可知邵晋涵更正之后，钱大昕续有增益。而以钱大昕之增益，加上目录、《举要历》所成卷数，较章学诚作书之时增多二十卷，是很有可能的。[85]故至嘉庆二年（1797），钱大昕为毕沅作墓志铭、史善长为毕沅作年谱皆称为二百二十卷，而冯集梧嘉庆六年（1801）所刻之本，亦称二百二十卷。由此可见，胡、黄二先生推测章学诚作书后增补二十卷是有见地的。当然，若说二百卷固为邵晋涵改定本，而毕沅去世后其家所刻乃依宾客初定之本，邵本于毕家籍没后不知去向，则大有可疑。按毕沅既曾以邵晋涵改定本录副托钱大昕补撰校勘，而钱大昕在致冯集梧书中，并没对冯氏所称据原稿刊刻提出疑议，若冯氏所据乃宾客初定本，以钱大昕亲承其事，何以分辨不出冯氏所刻系邵本抑或宾客初定之本？而此书卷帙之繁富，以邵晋涵一人之力，于寄呈毕沅军中之前，短时间内录为副本的可能性不大。即使有副本，章学诚亦未曾得见，故其在《邵与桐别传》中所称“闻邵氏尚有残稿，恐未全耳”[86]云云，则显系推测之词，难为别有邵本之依据。[87] 

    而章学诚《邵与桐别传》所说“故总督湖广尚书镇洋毕公沅，尝以二十年功，属某客续《宋元通鉴》，大率就徐氏本稍为损益，无大殊益”[88]，亦有两可疑处。 

    其一，据前引钱庆曾所称，当时佐毕沅纂辑《续资治通鉴》者，有严长明、孙星衍、洪亮吉、钱坫诸人，并非仅“某客”所为。 

其二，据章学诚代毕沅致钱大昕书称：“今宋事据丹稜、井研二李氏（指李焘、李心传——引者注）书而推广之，其辽金二史所载大事，无一遗落，又据旁籍以补其逸，亦十居三四矣；元事多引文集，而说部则慎择其可征信者。”[89]又冯集梧序称：“兹书以宋、辽、金、元四朝正史为经，而参以《续资治通鉴长编》、《契丹国志》等书，以及各家说部、文集，约百十余种。”也就是说，毕沅主持纂辑《续资治通鉴》，是参考了大量文献的，尤其是徐乾学所得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不全本，经四库馆臣之辑佚而成完编，毕沅因得以为资。而章学诚所说“某客”“大率就徐氏本稍为损益，无大殊益”，则显与前文自相矛盾。况且在文献丰富的情况下，毕沅又何以能认可“某客”如此草率地处理？而以严长明、孙星衍、洪亮吉、钱坫诸人之才学，当不至疏漏如此之甚。退一步说，即使“某客”确实如此做了，毕沅因此而不满意，遂属邵晋涵再加整理，但以邵晋涵一人之力，是不可能推翻重来的。章学诚称邵晋涵“较订颇勤”，冯集梧称“复经余姚邵二云核定体例付刻”，可见邵晋涵所作工作主要在于订前稿之不足。且除章学诚言及毕沅对初稿不满意外，他人无道及者。盖毕沅一生于《续资治通鉴》倾注了大量心血，为慎重起见，才属长于史学的邵晋涵和钱大昕为之更正校雠，但这并不意味着初稿粗陋不堪。如此看来，章学诚文中对“某客”的不满，似另有所指。 

    考章学诚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所作《与邵与桐书》，其中谈到托邵晋涵致书毕沅欲谋一席之事，曰：“夏间接读手示，以关中一席，毕中丞复以缓商，不识中丞复意如何？倘淡漠无意，则无可投矣。若犹有平原旧意，或未得坐拥皋比，即从事编摩术业，不无少有所获。惟足下斟酌为之，度其不可，则竟不须饶舌；如在可否之间，则再以一牍讯问。”接着，章学诚不无感慨和遗憾地指出：“往者竹君先生泛爱及众，有所举于中丞，皆一时之选。然亦有拯悯饥寒，仅就尺短寸长，使之有以自效。中丞雅善衡量，亦既随其器之大小，有以满其剂量，以是人称中丞能得士矣。而斯人亦出竹君先生门下，袖手冷笑，独谓人世不必更求知音，倔强自喜，不复顾屑，以至于今，故困穷转出藩篱鷃雀下也。某属公门下，辱知为深，当此相须殷而相遇甚疏之际，苟不为公一言，则负知遇之恩，莫斯为大。”[90]按章学诚书中所特意指出之“斯人”，既出朱筠门下又受知于毕沅，考当时毕沅幕府中严长明、吴泰来、孙星衍、洪亮吉、钱坫诸人，惟有洪亮吉尝与章学诚同客朱筠幕，且有同门之谊。而洪亮吉《将赋南归呈毕侍郎六十韵》有言：“偶道一士奇，名已入夹袋。”[91]是可见洪亮吉之见重于毕沅。然观洪亮吉诸作，并未言及有举荐章学诚之事。因此，章学诚书中所指“斯人”，盖针对洪亮吉而言[92]。因为章学诚、邵晋涵、洪亮吉皆曾同客朱筠幕府，故章学诚以“斯人”指代而不直书其名，邵晋涵是能领会的。此一事件，无疑在章学诚心中种下了遗恨。 

    而章学诚在致朱锡庚的书中又指出：“洪、孙诸公，洵一时之奇才，其于古文辞，乃冰炭不相入，而二人皆不自知香臭。……以洪君之聪明知识，欲弹驳弟之文史，正如邵先生所云：‘此等拳头，只消谈笑而受，不必回拳，而彼已跌倒者也。’彼驳邵之《尔雅》，方长篇大章，刻入文集，以为得意，而邵之议论已如此。今彼刻驳弟之书，乃因诎于口辨，而遂出于装点捏造，殆较驳邵为更甚矣。此书即使出弟身后，儿辈力量，尚能驳正。……邵先生行事细碎，宜即动手记之。即如受洪书而不报，此虽不便明记，亦可暗指其事，而形其雅量也。”[93]由此可见，章学诚不仅因没得到洪亮吉的举荐而衔恨，更因论学不合而不以洪亮吉为然。不惟在古文辞方面章学诚与洪亮吉、孙星衍路数不合，即整体为学趋向，亦“绝不相入”。章学诚致朱锡庚书有言：“盖渊如天分虽高，却为名心甚急，故用功不懈，至今无自得之学者，名心为之累也。功浅之时，求人赏鉴；今功稍深，又求胜人。……洪穉存近来所得不知如何？彼天分稍逊渊如，而用功似较渊如沉着。如阮学使亦颇高明，所得似在孙、洪之间，但不致放言高论。……此数公皆与鄙人路数绝不相入，故无争競之心，亦无附会之意。阮学使与洪穉存在河南抚署日，作书与洪穉存曰：‘会稽有章实斋，所学与吾辈绝异，而自有一种不可埋殁气象，不知是何路数，足下能定之否？愚意此亦一时之奇士也’云云。观此，则诸君至今不知鄙为何许人矣。”[94]即此可见，章学诚之于洪、孙诸人，已判然两途矣。 

    更可指出的是，章学诚每以史学义例、褒贬自任、自高，亦每欲以己之所学讥弹洪、孙，但章学诚之史学却并不为当时学人所认可。这不能不引起他对他人的批判，除了以较为委婉的“规劝”形式提出商榷外，有意无意间流露出的“影射”，则成了其发泄心中郁闷的途径。[95]以洪亮吉、孙星衍诸人得以参与《续资治通鉴》的前期纂辑工作，而章学诚既曾衔恨于洪亮吉，又其于洪、孙论学之不合，因此而生发怨气，以致于闪烁其辞地发为“某客”、“宾客初定之本”之说，是很有可能的。 

    通过以上钩稽，我们可否得出如下认识：章学诚所称“某客”，乃影射洪亮吉；冯集梧刻本即系经洪亮吉、孙星衍诸人初定，而经邵晋涵更正、钱大昕增补之本，而章学诚所说邵本不可访则系推测之言。至于该书卷数问题，很大的可能性是章学诚代毕沅致书钱大昕后，增补了《目录》及钱大昕补撰之《举要历》。此一认识能否成立，尚需学界同仁做进一步地衡定。 

    尽管因章学诚之言，《续资治通鉴》被蒙上了一层“疑团”，但该书的价值则是应予肯定的。较之前此陈桱、王宗沐、薛应旂、徐乾学诸家所续之书，毕沅主持纂辑的《续资治通鉴》，不惟在文献依据方面有了大大的超越，而且其篇幅之繁富和考订之详审，亦非前此诸家所可比拟。[96]此外，是书之于家法、裁断，亦有所发明。 

    在《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中，章学诚代毕沅畅发该书之取向和价值道： 

    按司马氏书，于南北朝之争相雄长，五代十国之角掎鼎峙，其详略分合，本于《左 

氏春秋》之详齐鲁。而陈、王、薛三家，纷纷续宋元事，乃于辽、金正史束而不观， 

仅据宋人纪事之书，略及辽、金继世年月，其为荒陋，不待言矣。徐昆山书最为晚出， 

一时相与同功如万甬东、阎太原、胡德清诸君，又皆深于史事，宜若可以为定本矣。 

顾《永乐大典》藏于中秘，有宋东都则丹稜李氏《长编》足本未出，南渡则井研李氏 

《系年要录》未出，元代则文集、说部散于《大典》中者亦多逸而未见，于书虽称缺 

略，亦其时势使然，未可全咎徐氏。然辽、金正史止阅《本纪》，间及一二名人列传， 

而诸传志表，全未寓目；宋嘉定后，元至顺前，荒略至于太甚，则不尽关遗编逸事之 

未出矣。至于偶据所见，骋其繁富，如西夏备述姻戚世系，元末琐事取资《铁崖乐府》， 

编年之书，忽似谱牒，忽似诗话，殊为失于裁制。然其征材较富，考核较详，已过陈、 

王、薛氏数倍，则后起之功，易于藉手，亦其道也。 

    夫著书义例，虽曰家法相承，要作者运裁，亦有一时风气。即如宋元编年诸家， 

陈、王、薛氏虽曰未善，然亦各有所主。陈氏草创于始，亦不可为无功；薛氏值讲学 

盛行之时，故其书不以孤陋嫌为，而惟详于学派；徐氏当实学競出之际，故其书不以 

义例为要，而惟主于多闻。鄙则以为风尚所在，有利即有其弊，著书宗旨，自当因弊 

以救其偏，但不可矫枉而至于过尔。今兹幸值右文盛治，四库搜罗，典章大备，遗文 

秘册，有数百年博学通儒所未得见，而今可借钞于馆阁者。纵横流览，闻见广于前人， 

亦藉时会、乘便利有以致此。岂可以此轻忽先正苦心，恃其资取稍侈，憪然自喜，以 

谓道即在是！ 

此一自我评判，亦即其“古人著书，贵有家法，闻见猥陋，不足成家；而好骋繁富，不知所裁，亦失古人著书宗旨”取向的体现。 

    正是基于以上通达之见，毕沅一反李焘避司马光之嫌而谦称其书为《资治通鉴长编》，认为“班《书》而后，范、沈、萧、李所为纪传，其文虽去班《书》远甚，未尝谦避而不敢名‘书’，人不以为僭也；则马《鉴》而后，续者似可不以《通鉴》为讳”，故不取邵晋涵“宋元事鉴”、章学诚“宋元文鉴”之建议，而直名其书曰《续资治通鉴》。至于司马光“臣光曰”、徐乾学“臣乾学”之体例，在毕沅看来，“据事直书，善恶自见，史文评论，苟无卓见特识，发前人所未发，开后学所未闻，而漫为颂尧非桀，老生常谈，或有意骋奇，转入迂僻，……斯为赘也”[97]，因付之缺如。凡上所述，大略可体现出毕沅主持纂辑《续资治通鉴》的取舍和意向，而是书之意义，亦可由此窥其一斑。[98] 

    莫友芝在《修补毕氏续资治通鉴刊板跋》中称：“逮秋帆尚书际四库告成明备之余，得因徐氏旧编，罗放失，翦榛芜，又有史家宿学王西庄、钱竹汀、邵二云诸老辈，为之质证往复，以成定本。虽纪四百年事，较温公纪千数百年者，卷帙遂有三之二，犹启后来议端，续温公书诚不易易。然其缜密详赡，在二代编年家，固未能或之先也。”[99]洵可谓平情之论。 

    钱大昕为毕沅作墓志铭尝曰：“性好著书，虽官至极品，铅椠未尝去手。谓经义当宗汉儒，故有《传经表》之作。谓文字当宗许氏，故有《经典文字辨正书》及《音同义异辨》之作。谓编年之史，莫善于涑水，续之者有薛、王、徐三家，徐虽优于薛、王，而所见书籍犹未备，且不无详南略北之病。乃博稽群书，考证正史，手自裁定，始宋讫元，为《续资治通鉴》二百二十卷，别为《考异》附于本条之下，凡四易稿而成。谓史学当究流别，故有《史籍考》之作。谓史学必通地理，故于《山海经》、《晋书·地理志》皆有校注，又有《关中胜迹图记》、《西安府志》之作。谓金石可证经史，宦迹所至，搜罗尤博，有《关中》、《中州》、《山左金石记》。”[100]此一概括，揭示出了毕沅一生的学术取向和成就所在。而毕沅学术取向的确立，以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则为当时经史考证主流地位的确立，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资料来源：《清史论丛》2006年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