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其上下限的设定是必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而这又与对“学术现代转型”内涵指标的清晰认知紧密相关。应当说，迄今为止，学界对此问题尚未形成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论证。虽然在这方面，已有一些研究者曾提出过值得重视的意见，如陈平原教授认为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是“戊戌与五四两代学人的共谋”之果，是“戊戌生根，五四开花”的观点就很有见地，他将转型的上限确定在戊戌时期，下限锁定在1927年左右，[1]也已获得学界同仁相当程度的认可。但他当初在作出此一划分之时，显然尚无意于对此进行更为充分的论证，不仅下线划定之说明语焉未详，其上线的认定更只以“好划”而一笔带过。实际上，将戊戌维新时期作为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上限，并非是一个无须深入论证的结论，它需要追问学术转型何以能够整体萌发于此时，其主要表征和特点究竟如何等等相关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具体回答，于整体认知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也将是不无裨益的。本文正是想在这一方面，拟承继前贤，作出一较为明确系统的论证来。

一、中国学术现代范型和转型的内涵试说

中国学术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结果，也是一个与中国社会变革密切相关的较为长期的历史过程。就其得以转型的“变量”因素而言，许多因子的积聚，不仅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时期，甚至可以溯源到明末清初西学东渐萌生之时。然而，作为一种“型变”，一种整体性的变革，我们认为它当是萌发于戊戌维新时期的。此前，中国传统学术虽有一些新的变化，但总的说来均不过是量的集聚，并不构成全局性的质的跃进，其整体性的转型过程只有到戊戌时期才获得了相对充分的条件，从而得以较为全面地启动和加速进行。

要论证这一点，首先需要说明对于“学术现代转型”，特别是决定其转变性质的“现代学术范型”内涵的理解。陈平原教授在分析中国现代学术范型的基本特征时曾说：“如何描述晚清及五四两代学者所创立的新的学术范式，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起码可以举出走出经学时代、颠覆儒学中心、标举启蒙主义、提倡科学方法、学术分途发展、中西融会贯通等。”[2]另有学者在讨论五四时期的学术转型问题时，提出如下四个特征的概括：即学术旨趣多元化；学术分类专门化；学术方法科学化；学术形式通俗化。[3]应当说，这两种概括都涉及到了中国学术现代范型的部分核心内容和关键问题，具有创发价值和先导性提示意义。但我们以为，在已有前述概括的基础上，似还可以作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比如，关于现代学术的内在结构性特征，我们觉得只是强调“专门化”（或叫“分途发展”）倾向就远远不够，同时还不能忽略自然科学在这一范型中的基础性地位和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对于这一范型的定型作用（现代学术体系的形成虽以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但这一转型的最终完成，却是以现代社会科学的确立为标志的。也就是说，现代性社会科学的形成对于学术的现代转型具有着某种定型意义）。又如，对于现代学术生产机制的意义，现代学术体制和教育体制及其与之相伴而生的“现代学术共同体”的初步形成对于这一范型建立的重要性，似乎也应该加以强调。[4]同时，对于建立在现代科学知识、民主理念和逻辑认知基础之上，并逐渐流通于社会知识界的整个现代学术语言，尤其是基本术语体系的形成、流通及其突出功能，也需要引起格外的关注。这一点对于后发“现代性”的国家学术现代化来说，重要性实在是太显而易见了；与此相关，对于支配现代学术的根本理念——“进化”和“进步”的思想影响，似乎也不能缺乏应有的揭示和凸显。实际上，没有“进化”和“进步”理念因素的潜在作用，现代学术的确立和最初发展实是难以想象的（尽管我们今天已有从“后现代”角度对此加以深刻反省的必要）。

总之，现代学术范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它包括现代学术的主要价值取向和精神特征，现代学术自身的结构尤其是学科结构特征，现代学术的生产与管理机制特点等诸多方面的内涵。这些内涵的具体组合关系，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就其有机构成的整体性联系的学术特质而言，却又无疑是大体共同的。

这还只是从“现代学术范型或范式”本身来考虑。若从“转型”的角度来思考，微妙之处显然会更多。因为这其中不仅有“型”的问题，还有一个“转”的问题，即存在一个特定的具体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因此，对中国学术现代转型问题的研究，既要注视学术客体自身的演变轨迹，也要重视学术主体即转型期学人的反省、自觉与努力程度；既须关注学术内的因素，还要考虑学术外的社会契机和动力机制；就其学术变化的本身而言，不仅需要认知其中国因素与西方、日本等外来因素的具体组合关系，也需要了解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的复杂互动及转化关系；不仅需要认知其新生长的现代学术门类的突出意义，其体系内各种因子间的逻辑整合关系，更需要注重揭示其彼此间存在的整体性和分别性的实际历史关联。比如在中国学术现代转型过程中，社会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和化学等新兴学科之间的具体关系以及各学科在这一整体过程中所发挥的实际功能和历史地位就相当不同（历史学以其学科对象本身的广泛性、过往性，其他引入的现代新学科本土化过程中对它的必然 “借助性”——先用现代新概念去整理各学科的旧材料，以及它自身在构成现代学科之前就是传统学术中的重镇等特点，在清末民初的学术转型过程中的地位尤为特殊）；而日本对中国这一学术转型所发挥的巨大直接作用，更是别的后发“现代性”国家所不曾出现的众所周知的独特现象。实际上，“转”的问题之所以格外重要，是由于它与各国固有的学术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特征密切相关。也惟其如此，各国实现学术现代转型的道路，才具有了生动复杂、丰富多彩且各自有别的面相和特征。

在我们看来，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大体可以从学术自身的价值自觉性、自主性的初步生长；学术内在结构的现代转换；思维方式和治学方法的重大变革；学术现代核心价值理念的形成与认同；学术生产机制的转轨和学术语言载体的显著变化等几个方面来把握。当然，这几个方面之间又是彼此相关、互相制约或促动的。

首先，就学术的地位和存在方式而言。传统中国学术的主体，基本上保持着对于政治和实际伦理生活的高度依附性。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相对说来，现代学术和学者在社会上的地位则要更显重要，其独立性、自主性也要大得多。就终极目标而言，现代学术是要建立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知识世界，这也是波普尓发现并大力提倡的“第三世界”，它欲使知识的生产摆脱政治直接明显的控制和传统宗教伦理的羁绊而获得相对独立自主的地位。[5]不过，学术的独立性、自主性虽重要，在后发现代性国家学术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它却往往不能优先地、整体性地实现，或者确切地说，它一般只能先在某些较基础的层次上部分完成，甚至其最初的启动，还可能恰恰得益于政治救亡的推动，成为政治目标的手段，从而形成某种悖论。但在事实上，由此导致的学术“重要性”认知之社会化的实现，却又必然成为其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得以实现的前提。值得强调的是，在这里，学者相对独立的职业地位的形成和学术价值标准的部分脱“宗教化”和“政治化”趋向的萌生，实乃学术整体性现代转型之关键。一定程度的学术独立自主意识和社会制度环境的出现所具有的那种学术转型之风标意义，往往容易被忽视。当然，学者与学术的职业化倾向，也是与现代学术的生产机制的出现紧密相关的。这后一点，我们下文还会专门谈到。

其次，就学术自身所秉承的基本价值理念而言。现代学术遵循的是科学和自由民主的原则，信奉的核心理念是进化论。这与以三代为理想世界，以专制儒学为精神桎梏，以循环论为理论皈依的中国传统学术根本理念格格不入。进化论和科学价值观的结合，制导了现代学术勇于怀疑成见、不断追求因果关系和创新的时代品格。进化论既是学术现代转型的结果之一，又会反过来有力地推动学术的现代进程。在后发现代化国家，进化论的引入，还往往能够成为学术现代转型的强大理论动力。

第三，就思维方式和治学方法而言。严复认为，传统中国学术思维模式的特征在于：宗经征圣；“求诸方寸”；短于逻辑（这里主要指的是形式逻辑）。宗经征圣，从教条和本本出发，重因袭而轻创作，迷信权威，甚至为权威可以牺牲事实。[6]求诸方寸,本质上乃是一种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它具有两个特征：整体统观，缺乏精确；主观臆测，轻视实证。的确，短于逻辑特别是形式逻辑，可谓中国传统学术最大的缺陷。形式逻辑思维的不足造成传统学术以下一些弊端：知识不成系统；轻视归纳法的运用；概念含混模糊等。应当说严复对于传统学术的诊断是切中要害的。[7]中国传统思维的这些特征，也是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逻辑分析、试验方法、归纳法，则成为近代西方科学发达的重要思维武器。因此，如何进行一场思维方式的变革，这是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重要课题。这个智识的革命到现在实际也没能彻底完成。

第四，就学术的内在结构性特征而言。中国传统学术（这里指自秦汉以来所形成的学术传统）是儒学独尊，是“经学中心”。经史子集四部虽是图书分类，却也集中体现了传统学术结构的显著特点。现代学术的整体结构显然要严密和细致得多。在总体上，它是以强化学术分科为突出表征的各科知识的累积。其典范结构，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大门类。每一门类又都是以一系列具体学科构建起来的。可以说，学术分科的细密化成为现代学术的一个重要特征。现代学术一方面向微观纵深发展，表现为学术分科的细化；一方面又向宏观层面延伸，表现为学术研究层次的多维化、研究对象的世界化和内容范围的无限拓展。现代学术正是在宏观与微观的两极建构中走向深入的。传统学术研究由于宗教和政治的多重限制，其研究的领域禁区重重。现代学术的研究则呈现多元化趋势，学术研究的对象范围基本上随着学术主体认识能力的提高而不断增长。

在学科自身的结构来说，现代学术的各门具体学科还表现为知识内容从零碎到系统化的转换,有严密的学术体系和知识系统。这也是学术现代转型的重要内容。

第五，就学术生产机制而言。中国古代教育素称发达，自成体系，大致可分为官学与私学两类。对于近代教育影响最大的教育制度是书院制和科举制。书院制兴起于唐宋、繁荣于明清。科举制自隋唐开创后一直延续。唐宋以降至清末，中国学术的发展实有赖于这两大制度的支撑。而现代学术的生产机制是以大学、科研机构为核心的现代教育体系。学术传承的方式主要是学校式的课堂教学。另外，现代学术的生产随着社会的发展，还有一些特别的优势是传统学术生产无法想像的。如现代交通的便利，信息的畅通，技术手段的强大，出版机构的发达等等，像现代学报和现代学术文化出版机构，乃至现代稿费、版权制度的出现和运行，就是特别值得重视的现象。这些外在条件的生成，使得现代学术生产具备了一种全新的形态。这与传统学术生产机制不可同日而语。在新的学术体制下，具有了初步的现代学术知识、视野和研究交流愿望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在其精英分子的带领和示范下，获得相对独立生存的空间，得以逐渐形成、发展和壮大，最终完成一种现代“学术社会”的建设任务。因此，学术生产机制的变革在学术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地位极其重要。

第六，就学术的语言载体而言。值得重视的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方面是在清末民初，大量的带有现代学术文化意义的新名词、新概念、新术语从西方翻译和从日本传播进来，它们不仅成为学术文化实现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而且反过来又有力地推动了这一转型的进程。就学术本身来说，中国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术语体系，是在清末民初奠定的。它们既为各种新学科的建立提供了概念框架，又通过概念的流通作用，为学术的整体转型铺设了公共使用的“术语”平台[8]；另一方面，则是传统文言文的主导地位逐渐被白话文所取代，这也是中国学术现代转型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一环。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形式的转换问题，更牵涉到中国人思维模式的变革，甚至影响到民族精神的重塑，其思想史和学术史的意义相当深刻。文言文使得文与言分，学问成为士的专利，这不能不影响到学术创造和发展的社会化程度，白话文则显然为这一弊端的克服提供了新的可能。这一变化对于现代学术的影响也十分深远。

与学术的语言载体，即基本学术概念的传播和白话文的逐渐流行紧密相伴的转型因素，还表现为现代科学的最基本知识（如一般天文学、地理学、心理学、物理学、数学等的现代常识），在一般人至少是普通知识人当中得到较为广泛的重视和传播。尤其是在像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性学术国度，这种起码的现代科学常识的一定程度的社会化，乃是“学术社会”得以运行、整个学术现代转型得以实现的前提之一。在这一点上，体现了西方和日本等外来因素的强烈影响。

当然，学术转型是一个持续的较长时期的历史过程。其整体的转换是就其联动态势而言的。换言之，其转型的整体萌发，意味着上述各个方面都有所表现，并形成一种互相促动的联动态势，一种整体性的学术反映。至于各个方面的表现和发展程度，一开始必然是参差不齐的。就拿社科门类新学术的引进来说，“群学”（社会学）在清末民初表现出某种精英认知突出的优先性，就是一个侧面的证明。

与上述几个方面联动相关，我们认为学术转型的整体萌发，还应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标志，那就是社会上出现知识人对于传统学术整体性的不满和批评，出现与这种“整体性”传统相对的对于现代学术的整体性象征性事物的一种全方位的肯定、一种热烈的期盼和明确呼唤的学术文化现象。而在此种现象背后，通常还会获得一种强大的驱动力。在“后发”现代化国家，这一驱动力往往和民族危机的空前激化有着直接关联。在某种意义上，它对上述各方面的联动态势的形成，通常会起到一种加速和整合的作用。在清末民初的中国，这一动力机制，突出地表现为一种逐渐明确、日益强烈的“学战”思潮的提出和强化。

下面，我们就依据上述理解，对戊戌维新时期学术转型整体萌发的情形作

一番具体的考察。

二、戊戌时期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整体萌发之表征

（一）学术价值的空前自觉和自主意识的初步萌生    对学术价值的强烈执着，是学术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表征和前提。戊戌时期，中国士人对学术价值的认识和强调，超越了此前的任何时期。这一点，只要我们稍稍翻阅一下戊戌维新时期的报刊即可有强烈的体认。不仅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所谓“资产阶级维新派”如此，张之洞、盛宣怀等所谓“后期洋务派”也是如此。如康有为在总结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时就强调：“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9]又说：“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10]严复也认为“学术”是西方强大的根本：“约而论之，西洋今日，业无论兵、农、工、商，治无论家、国、天下，蔑一事焉不资于学”。[11]张之洞撰写《劝学篇》，在序文中也是认定泰西人才的众多和国家的强盛，“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正因为普遍认识到学术的重要性，所以戊戌时期，人们纷纷从各自的角度，呼吁成立各种分支学会，提倡发展各门科学、“兴学育才”之声于是此起彼伏。                

戊戌时期国人对“学术”价值的空前自觉，是从“开民智”的高度着眼的。“开民智”求富强，可谓当时各派思想人士广泛认同的时代强音。但如何开民智？严复从“尚学问”与“重事功”两者“相资而不可偏废”的角度，对此作出了回答。但他认为若两者相比，又必须以“尚学问”为基础：“顾功名之士多有，而学问之人难求，是则学问贵也。东土之人，见西国今日之财利，……又莫知其所以然；及观其治生理财之多术，然后知其悉归功于亚丹斯密之一书，此泰西有识之公论也。是以制器之备，可求其本于奈端；舟车之神，可推其源于瓦德；用电之利，则法拉第之功也；民生之寿，则哈尔斐之业也。而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庚氏之摧陷廓清之功为称首。学问之士，倡其新理，事功之士，窃以为术，而大有功焉。故曰：民智者，富强之源。”[12] 在《西学门径功用》一文中，严复进一步将“学问之用”概括为两个方面，即“专门之用”和“公家之用”。“何为专门之用？如算学则以核数，三角则以测量，化学则以制造，电学则以为电工，植物学则以栽种之类，此其用已大矣”。然而“专门之用”还不是最大的“用”，最大的“用”是所谓“公家之用”：“公家之用者，举其炼心制事是也”。[13]即通过学问，受到严格的科学训练，开阔眼界、增长识见，养成良好的素质，终能至人民智慧、国家富强。因此，严复又极力强调自然科学的基础性作用，他反复告诫国人：“西学格致，非迂途也。一言救亡，则将舍是而不可”，“其绝大妙用，在于有以炼智虑而操心思，使习于沉者不至为浮，习于诚者不能为妄。是故一理之来，当机立剖，昭昭白黑，莫使听荧。凡夫恫疑虚猲，荒渺浮夸，举无所施其伎焉者。”[14]

由重视学术，到关注如何成就学术，继而认识到“学问之道，不专不成”，也是顺理成章的事。1895年，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建议各省、州、县“遍开艺学书院”时，就主张各门学科“分立学堂”，以成“专门之业”。此期唐才常撰写《尊专》一文，在这方面更有代表性。他写道：“学问之道，不专不成，古今之通病，天地之达忧也。……惟泰西格致之学，及一切公法律例专科，则断不能剽窃绪余，卤莽灭裂，蕲为世用，故往往攻一艺终其身焉……极巧研机。无他，专故也”。[15]

如果说学术“尚专”，尚可代表戊戌时期不少人的共识，那么由此进而主张做学问与做官两相分离，在当时则还只属于极少数个别人的先觉之见。严复就是这样的先觉者。在1898年7月发表的《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一文中，他明确主张：“国愈开化，则分工愈密，学问政治，至大之工，奈何其不分哉！”[16]学术独立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被正式标举出来。在他看来，“学成必予以名位，不如是不足以劝”诚然不错，但“名位必分二途：有学问之名位，有政治之名位”，应该各因其才才对。“若有全才，可以兼及；若其否也，任取一途”。这样，“农工商各业之中，莫不有专门之学。农工商之学人，多于入仕之学人，则国治；农工商之学人少于入仕之学人，则国不治。----今即任专门之学之人，自由于农、工、商之事，而国家优其体制，谨其保护，则专门之人才既有所归，而民权之意亦寓焉。”[17]应当说，将“学术独立”与尊重“民权”之政治体制结合起来，显示出严复思想的超前性。20世纪初年，梁启超在《论学术势力左右世界大势》和《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等文中，极力讴歌学术的价值，猛烈抨击“学界之奴性”，强调“思想之自由，真理之所从出也”，明显表现出对于前述戊戌思想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二）以学术分科精密化为特征的整个现代学术结构之观念体系初步形成；与之相配合的学科教育体系初步酝酿；重要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新学科如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和逻辑学等，都开始了自觉的倡导；传统学术的重镇——史学也已出现了现代性变革的主张。   戊戌以前，西方现代自然科学许多门类的知识都曾得到一定传播，如数学（包括几何、代学、微积分等）、物理学（包括力学、光学等）、化学、天文学、地理学、植物学、动物学、机械工程学、医学（包括解剖学）、心理学、全体学（后来的生理学）等，其中绝大多数自然科学学科的现代名义已经形成。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只有法学（主要是国际法学），经济学和西方历史的有关知识等有过一些值得一提的传播。到戊戌时期，西方各门新式科学则开始得到较具整体性的传扬。特别是由于学制问题的凸显，部分官员已致力于从日本引进较为完整的现代分科设学观念。1896年孙家鼐草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就分“十科立学”，即天学科、地学科、道学科、政学科、文学科、武学科、农学科、工学科、商学科、医学科。张元济1897年创办通艺学堂，分“文学门”和“艺术门”两门设学，“文学门”开设名学、计学、公法学、理学、政学、舆地志、泰西近史等九门课程；“艺术门”开设算学、几何、化学、格物学等十门课程。它们基本上都已属于一种现代分科设学方式。在晚清，现代分科设学并不从戊戌始，[18]但包含现代社会政治学说各主要门类的较为完整成熟的现代分科体系之观念和方案，确是在戊戌时期才传播开来并得到较多认同和实践的。这与当时“西学”浪潮的急剧高涨有关。在这方面，不少应时而生的西学和新学“书目”起到积极作用。如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和黄庆橙的《中西普通书目表》等，堪称其中的突出代表。

就学科而言，学术转型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新学科的引进，一是传统学科的转换。戊戌时期学术转型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在以往引进西方各种自然科学的基础上，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新兴学科开始萌动了引入和建设的自觉，传统学术的重镇史学也明确提出了变革的要求。下面，我们不妨分科略作具体的说明。

社会学   中国的社会学起源于戊戌。1895年，严复发表《原强》一文，首倡“群学”，群学遂成为盛行一时的新学。该学新知传入之初，就成为士大夫组织学会、进行变法活动的理论武器。当时，这门学问主要流行的名义虽是“群学”，但“社会学”的概念、定义甚至内容较为丰富的专门译著，也都已经出现了。1898年6-7月，维新派在日本创办、面向国人传播新知的《东亚报》上，就曾分11册连载了斯宾塞著、日本涩江保编纂、广东人韩昙首译的《社会学新义》一书。该书认为，社会学研究社会，“故名之为社会研究进化盛衰原理定则之学，又名之社会生态学”。这应当是国人所见到的关于“社会学”的最早定义了。较之章太炎1902年所译的那本被认为是社会学传入中国最早译本的《社会学》，它要早近4年。可惜该刊很快停刊，此书最终未能译完。

法学   中国现代法学的自觉，一般均认为以梁启超戊戌时期发表的《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一文为主要标志之一。此文写作于1896年，1898年3月发表在《湘报》上。该文强调重视法律与讲求法学与否，乃是文明和野蛮的分界所在，并深情地呼唤现代法学的来临：“吾愿发明西人法律之学，以文明我中国，又愿发明吾圣人法律之学，以文明我地球”。[19]此种法学的倡导，的确具有界标意义，它与法律变革政治环境的逐渐形成有密切的关联。1898年，伍廷芳上《奏请变通成法折》，已公然提出变革法律的主张，这当绝非偶然。洋务运动时期，中国虽曾出版过丁韪良等翻译《国际公法》、《公法会通》等国际法方面的著作，但对于中国士大夫来说，那主要都不过是为了同列强实际交涉的政治需要而已，并无真正的学理探求兴趣。而戊戌时期，热衷于讲求“公法学”和“法律学”的知识人却急剧增多，人们纷纷成立“公法学会”和“法律学会”之类的学会组织，开始定期专门地研习法学。与此同时，日本所堪定的现代法律术语，也通过黄遵宪的《日本国志》（1894-1895年首次公开出版）中的“刑法志”等媒介，在中国逐渐传播开来。此时活跃起来的梁启超、伍廷芳，后来与沈家本等一道，则成为清末最早现代意义上的法学思想家。

经济学   经济学的现代自觉，戊戌时期也是一个关键阶段。此前，传教士虽曾翻译出版《富国策》等书，但很少有人问津。这类译著此时才开始受到较多关注。这一时期翻译和改编出版的经济学译著主要有艾约瑟译的《富国养民策》、傅兰雅译的《保富述要》、李提摩太写的《生利分利之别》、林乐知译的《列国岁计政要》、陈炽的《续富国策》和《重译富国策》，山雅谷译的《富国新策》等等。严复、梁启超等人是此期自觉倡导经济学研究的先驱。在戊戌时期的一系列文章和“按语”中，严复已经介绍了西方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国富论》的主要观点。同时他译经济学为“计学”，影响深远。后来他出版的译著《国富论》，其主体部分实际上也完成于戊戌时期。[20]在《救亡决论》一文中，严复严厉谴责“中国之治财赋者，因于西洋最要之理财一学，从未问津，致一是云为，自亏自损，病民害国，暗不自知”；[21]在《天演论》按语里，他更称“理财计学为近世最有功生民之学”。[22]梁启超1897年发表的《<史记·货殖列传>今义》，堪称以现代西方经济学观念阐发中国古代经典之经济思想的开创性论著。他在文中按语指出：“西人富国之学，列为专门，举国通人才士，相与讲习之。中国则邃古以来，言学派者，未有及此也”。[23]同严复一样，梁启超也大力提倡经济学。这一时期，除了“富国策”、“理财学”和“计学”等名目外，现代“经济学”的名义也已正式出现。1896年12月，《时务报》译载日本经济杂志的《日本名士谈经济学》一文，这大约是现代“经济学”名义在中文里的最早使用之一。与此同时，经济学的一些分支学科，如现代“农学”和“商学”等的名义得以广泛传播开来，也是始于戊戌时期的。

此外，政治学、哲学等其他重要的社会科学门类，此期也开始受到重视和提倡。政治学在戊戌时期主要被称为“政学”或“政治之学”。梁启超就建议张之洞开设“政治学院”。虽然，当时所谓“政学”内容比后来的政治学范围要广泛得多，它包括了法学和几乎所有行政管理方面的内容，如商政、学政、军政、矿政、船政等等，但其治理国政的核心内容和一些重要的现代政治观念也还是得到了一定传播。“哲学”的名义这时也逐渐传播开来。除了黄遵宪1894年正式出版的《日本国志》和一些报刊传播了“哲学”概念外，宋恕等维新思想家还对“哲学”这门新学科表现出格外的热情。1896年7月，他曾专门致信给日本友人冈千仞，详细了解日本哲学会和哲学学科发展的情形，拟在中国创办哲学会。至于进化论的引入对于中国哲学观念变革的意义，谭嗣同的《仁学》在中国哲学从传统到现代转换过程中的价值等，就更是人们所熟知的内容了。我们还可以提及传统教育学和语言学在戊戌时期的重要变革。以教育学而论，在梁启超等人的努力下，师范教育、女学、现代体育等现代教育学说得到广泛绍介，并付诸实践；马建忠撰成《马氏文通》出版，被公认为中国的现代语言学之开端，等等，凡此都可视为传统学术在戊戌时期实现现代转型之整体萌动的具体表现。

这一时期，传统学术的重镇史学也提出转型的要求，这或许值得引起我们更大的重视。以往，一提及史学的转型，人们总要从梁启超1901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说起，这诚然不错。但我们也要看到，这种“史学革命”的思想，实际上孕育于戊戌时期。如果说，戊戌以前，一系列外国史地著作的编译出版，已经相当地丰富了中国文化人的世界眼光和域外知识，提高了其经世意识，那么从戊戌时期起，则已经开始有人以此为依据，沉痛地反思传统史学的不足，并由此萌生史学根本变革的观念了。以梁启超为例，早在1897年上半年，他在连载于《时务报》的《论译书》一文中，就曾比较中西史学之异同，而强调中国传统史学的缺陷，并指出：“中国之史，长于言事，西国之史，长于言政。言事者之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谓之君史。言政者之所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故外史中有农业史、商业史、工艺史、矿史、交际史、理学史（谓格致等新理）等名，实史裁之正轨也”。[24]同年底，在《湖南时务学堂札记批》中，他又训教学生：“有君史，有国史，有民史。西人近专重民史。中国如九通之类，可以谓之国史矣，然体裁犹为未尽善也。若二十四史，则只能谓之廿四家谱耳！无数以往人与骨皆朽化矣，而斤斤记其鸡虫得失，而自夸史学史学，岂不谬哉！”。[25]梁启超对中西史学的比较还太过简单化，对传统史学的否定太过情绪化，其所谓“重事”与“重政”等的中西史学分别也不尽妥当，但其改革传统史学的意识和目标却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这已构成其20世纪初年“新史学”的源头。同梁启超相比，戊戌时期另一重视史学变革的维新思想家唐才常，则要显得稍为慎重些。他和其同道在《湘学报》上辟有“史学”专栏，并发表《史学论略》一文，提出通“中西之史”，“合中西之古以为鉴”的主张，认为“考古以证今，由中以逮西，博观而约采，规时而达用，之四者，史学之宗旨也”，要求“儒者平心静气，以西史之精者，与中史参互研究可耳”。甚至强调：“未有西学，华人罕能通史学”，主张史学应探究和比较各国政治发展得失，强弱存亡之本，做到“有君史又有民史”，学习西方，“以报馆为史馆”，把社会各方面的内容，无不记载其中。他还呼吁应将史馆视为“一国公有之权”，使史学“成为四民与知之业”，等等。[26]这些主张对待传统史学的变革态度较梁启超要相对平和，但同时与其也有明显的相通之处。

戊戌学人在知识和研究视野上一方面是更加专门化，另一方面则开始初步意识到“全球化”和“世界性”的来临。这一时期，在舆论界产生重要影响的传教士李提摩太，已经将这种观念反复传导给中国士大夫。他在著名的《速兴新学条例》一文中郑重强调：“今泰西各大国之士人，无不究心于学问，而其所究之舆地，遍地球之舆地也；所究之教化，逾地球之教化也；所究之史学，遍地球之史学也；所究之格致算法诸学，遍地球之格致算法诸学也。集思广益，故能日起有功也。中国自古迄今，但究心于本国之学，明哲诸巨公，及今而犹不速加整顿，亘古著名之大国，将奈之何？”[27]这种学术视野的世界化之自觉，其实也是中国学术现代转型不可忽视的内容。只不过，当时中国学人的此种自觉还严重不足罢了。

（三）现代思维模式和治学方法的最初转变    戊戌维新时期，如何建立现代思维方式，已作为一个时代课题被提了出来。当时的维新派主将们对这一工作倾注了相当大的热情。像严复、康有为、谭嗣同等都是科学方法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行者。揭示科学方法并加以实践的最早的是康有为。还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康有为在阅读了大量西学书籍后，对于西方近代的科学方法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先后依几何原理著《人类公理》和《公理书》，后来又著《实理公法全书》，从而基本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科学观念。[28]康有为从几何学的公理受到启发，认为人类社会也存在同样的“公理” 。在《实理公法全书》中，他分门别类地描述了这些公理在“夫妇门”、“礼仪门”、“刑法门”、“教义门”等方面的表现，认为人类的生活方式要符合科学的公理。由科学出发而不是从圣人教条出发，这是思维方式的一大变化。康有为在书中的论证方式也值得注意。他书中的每一个门类都分成“实理”、“公法”、“比例”三个部分。按他的解释，“实理”代表事物的普遍规律，公法是由实理推断出的具体制度，而比例则是制度兴革的判断标准。这种论证方法，是一次方法论上的大胆革新。[29]维新派中热衷于“公理”讨论的还有谭嗣同。谭嗣同受《几何原本》的影响，推断出27条 “公理”，这些“公理”贯穿于《仁学》全书的始终。重视公理、公例的探讨，这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思想界的一个重要现象。尽管他们还不免带有严重的机械论色彩和唯科学主义的倾向，但它却表明传统士人开始走出“宗经征圣”的思维模式，独立地探讨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则，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思想意义。

对于西方现代学术方法论介绍最为系统、影响最大的首推严复。由于对西学有深入了解，严复对于中国传统思维缺陷的认识也最为深刻，并提出了系统的改进办法。对于逻辑学的译介是严复除进化论之外最为留意的一个领域，他把这作为变革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工具。正如蔡元培所指出的，“严氏于天演论外，最注意的是名学，……严氏觉得名学是革新中国学术最重要的关键”。[30]他后来在翻译《穆勒名学》之时，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工作：“此书一出，其力能使中国旧理什九尽废，而人心得所用力之端。故虽劳苦，而愈译愈形得意”。[31]严复对逻辑学的传播主要是戊戌以后的事情，但早在戊戌时期，他就重视对“名学”意义的阐发。在《原强》中，他强调“非为数学、名学，则其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数也”。[32]在著名的《天演论》译序中，他则告之国人：“迨治西洋名学，见其所以求事物之故，而察往知来也，则有内导之术焉，有外导之术焉。内导云者，察其曲而见其全者也，推其微以概其通者也；外导云者，据大法而断众事者也，设定数而逆未然者也。-----此及物穷理之最要二途也”。[33]这里的“内导”和“外导”，就是归纳和演绎。在《西学门径功用》一文中，除了归纳和演绎，他又介绍了三段论，称之为“联珠”，强调它们“不是学者所独用，乃人人自有生之初所同用者，用之，而后智识日辟者也”。[34]1898年在通艺学堂，他还特别为人书写了《界说五例》，强调“一、界说必尽其物之德，违此者其失混；二、界说不得用所界之字，违此者其失环；三、界说必括取名之物，违此者其失漏；四、界说不得用诂训不明之字，犯此者其失荧；五、界说不用‘非’、‘无’、‘不’等字，犯此者其失负”。[35]凡此，都可见其在戊戌时期对现代科学、严密的思维方式的建设，已予以了多么高度的重视。

除此之外，严复还大力提倡科学实证的方法。在《天演论》中，他对西方先进的治学方法进行了概括，指出其“始于实测，继以会通，而终于试验。三者缺一，不明学也。而三者之中，则试验尤重。古学之逊于今，大抵坐阙是尓。”[36]在《西学门径功用》中，他对此又作出具体的阐述。指出：“大抵学以穷理，常分三际：一曰考订，----聚列同类事物而各著其实；二曰贯通，类异类观同，道通为一。----第三层，谓之试验。试验愈周，理愈靠实矣。此其大要也”。[37]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套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予以检验的现代科学方法程序。严复将逻辑的方法与实证的方法介绍进来，这是中国近代科学方法史上的一个划时代事件。它与后来胡适在二十年代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论，有着某种历史的延续性。

（四）以“进化论”为核心的现代学术根本理念初步确立    戊戌维新时期，自由、民主、科学（当时主要称“格致”）的概念已经并行提出，并受到了维新派思想家的普遍重视，开始影响到整个学术文化变革。严复在分析它们对于西方文明的意义时说：“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38]又说：“且其为事也，又一一皆本之学术；其为学术也，又一一求之实事实理，层累阶级，以造于至大至精之域，盖寡一事焉可坐论而不可起行者也。推求其故，盖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39]除此之外，更值得重视的价值观念和思想理论----进化论，也于此期大规模传播开来。众所周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及有关论文在这方面厥功甚伟。此前，进化论在中国虽也有零星传播，但几无影响。而此时，它不仅深入知识人的头脑，并且还与现代“文明”概念相挈而至，成为学术、文化和整个社会必须全面变革的理论基础。[40]进化论取代传统的循环论、天命史观，是中国学术实现现代转型的重要一环。正是在进化论、科学、民主价值和现代“文明”观念的指导下，中国学者逐渐开始了对传统学术的激烈批判，以及对其中部分内容进行全新的阐释，从而不断实现其转型目标，且这一过程始于戊戌时期。前文提及的梁启超戊戌时期即开始批判传统旧史学为“君史”，倡“民史”，并从经济学角度撰写《<史记·货殖列传>今义》，唐才常强调史学必须“合中西之古以为鉴”，“详各国古时土番-----渐次消灭之理”等可为显例。[41]实际上，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唯物史观取得主导地位以前，进化论都是支配中国思想界的主要历史观和方法论原则。在进化论的作用下，一种蔑古崇新的社会意识和风气蔚然兴起，这对西学的深化传播和学术转型也产生了复杂影响。此后中国近代思想学术界常变常新、常新常变的景象，与此不无关系。[42]

值得强调的是，进化论的传入，最初对于中国学术的意义还表现在带给中国学者一种深沉的“历史眼光”和广阔的“宇宙视野”，使得中国学术在纵横双向上实现了对传统的超越，这一点是不能因为当今人们已经越来越洞悉其认识论局限而加以漠视的。

（五）现代学术机制变革与建设的综合性起步    戊戌维新时期，现代学术机制的总体性建设也已起步。一方面，科举制度的废除成为有识之士普遍的共识。在百日维新中，八股取士被正式宣布废除，书院改学堂之风初兴，各类新式学堂（包括女学）蓬勃兴办，这成为废除科举的一大关键步骤。科举制度的变革与废除削弱了传统学术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为“新学”最终战胜“旧学”获得了制度保障。另一方面，一些现代学术的关键制度也于此时诞生。它们包括：（1）现代高等教育机制。作为晚清学制改革的一部分，高等教育机制一直在积极地探索着。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成立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它作为北京大学的前身对于现代学术的建立作用十分巨大。现代大学制度作为现代学术的重要载体，它的建设与现代学术的建设是同步开展的；（2）现代出版及发表机制。戊戌时期是出版界的新旧交替时期，表现在传统官刻、坊刻、私刻的旧式出版体系的逐渐崩溃，而新式的民营出版机构纷纷涌现。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宣告成立。它的出现和发展，为清末民初中国学术现代转型作出过巨大贡献，并成为这一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另外，新型知识分子积极投身于新式出版业，也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像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杜亚泉、蔡元培、高梦旦等都是现代学术建设中的重要人物。商务印书馆还是清末民初输入现代性西学、建设新学，引领知识人走向现代学术的绝对出版重镇。现代学术最为重要的发表机制之一——学报，在中国最早也是戊戌维新时期才出现的。1895年，由陈虬主持，浙江利济医学堂筹办了《利济学堂报》，被认为“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份校刊”。[43]（3）现代学会组织和学术交流机制。蓬勃兴起的各种学会组织，是戊戌维新时期的一个突出社会现象，也是中国历史上所从不曾有过的重要学术文化现象，它们与传统的文人结社有着本质区别。戊戌以前，传教士等在华西人曾创办过“益智会”等学会组织。但中国人自觉地呼吁并大量创办学会，还是在戊戌时期。此期出现的学会组织重要的达70个左右，遍及全国各地。如“强学会”（北京、上海）、“公法学会”（长沙）、“中西学社”（江苏）、“化学公会”（杭州），“算学会”（浏阳、福州等）、“农学会”（上海、四川威远等）、“质学会”（武昌，湖南衡山）、“地图公会”（上海）、“地学公会”（长沙）、“测量会”（江宁）、“法律学会”（长沙）、“群萌学会”（浏阳）等。虽说其中不少都还带有政治性质，但却又都以“学会”的名义出现，以讲求学术为进行之方，有着现代的组织形式。而且其中还有十几个是完全以研究“新学”为目的的纯学术性质的组织。[44]这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它们可以看作现代学术交流机制的早期形态之一，也是现代性“学术社会”逐渐萌生的标志性事件。当然，戊戌维新时期兴办的众多报刊（如《湘学报》等），也是学术交流新兴的重要途经；（4）现代留学机制。在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曾先后往欧美派遣过一些留学生，但没有形成制度。戊戌维新时期，奖励游学成为一项重要国家政策。成千上万的学生东渡日本，掀起了中国近代留学史上的一个高潮。留学生对于学术转型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他们是中国现代新学知识的最早获得者和传播者，是学术现代转型的主要承担者。中国现代学术的学科体系、学术观念、学科制度等都有赖于留学生的参与。

（六）白话文运动的萌芽和现代新“学语”大量传播的肇始   

戊戌时期，体现现代学术语言载体变革的白话文运动，实际上已经萌动。1898年《苏报》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揭开了这一运动的序幕。同年，江苏无锡还创办了《无锡白话报》、《中国官音白话报》，设白话书局。此后，一大批白话报运用而生。[45]白话文运动开始改变中国学术的语言表现形式，也只有改变后的形式才能更好地承载现代学术的内容。[46]当然，在五四以前，不成熟的白话文还远远无法承当转型期学术发展的使命。那时，学术的主要载体还是大量加入了新名词和新术语的文言文。在中国，现代科学术语被大量运用于报刊文字正是开始于戊戌时期的维新派。自然科学名词像压力、阻力、热力、以太等，社会科学名词如民权、自由、民主、社会、民族、文明、文化、哲学、政治学、教育学、法学、进步、进化、改良、革命、主义、理论、经济、宗教、宪法、师范、胎教等，这一时期都已经开始了使用，有不少还使用得相当频繁。可以说，20世纪初年从日本大量输入的近代学术名词，其基本的部分，许多戊戌时期的《时务报》、《农学报》等报刊中都已有程度不同的传播了。当时，从事这一工作的，除了康、梁、严、谭、黄遵宪、宋恕、唐才常等之外，更重要但却长期被忽略的还有《时务报》“东文报译”栏的主持人古城贞吉、藤田丰八等日本人自身的贡献。这些新名词、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新概念的传播，是20世纪初年更大规模输入日本新名词的先导，在思想史和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戊戌时期和清末民初学术现代转型过程的紧密关联。笔者曾将清末民初的新名词体系其称之“现代思想平台”，[47]实际上，它们同时也堪称现代学术转型的“术语”平台。

（七）不仅如此，戊戌时期还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包括道德和社会政治学说在内的、整体性批判和反省传统学术与教育体制的强有力思潮——这或许可以直接称之为“‘学术转型’的自觉”。代表这种反省和批判深度的仍然是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他那句比较中西学术的名论——“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至今仍令人回味无穷。在《救亡决论》等文中，他进而痛陈传统学术往往“语焉不详，择焉不精、散见错出，皆非成体之学而已矣”，即零碎而不成严密的系统，并强调指出：“学之为言，探赜索隐，合异离同，道通为一之事也。是故西人举一端而号之曰‘学’者，至不苟之事也。必其部居群分，层累枝叶，确乎可证，涣然大同，无一语游移，无一事违反；藏之于心则成理，施之于事则为术；首尾赅备，因应斄然，夫而后得谓之为‘学’。……是故取西学之规矩法戒，以绳吾‘学’，则凡中国之所有，举不得以‘学’名；吾所有者，以彼法观之，特阅历知解积而存焉，如散钱，如委积。此非仅形名象数已也，即所谓道德、政治、礼乐，吾人所举为大道，而誚西人为无所知者，质而言乎，亦仅如是而已矣”。由此他明确表示：时局已决定了国人“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只要“从事西学之后，平心查理，然后知中国政教之少是而多非”。他甚至还极为大胆地公开宣称儒家经书的“束缚”对于此种学术弊陋负有直接责任，主张从“根”上逐渐加以改革：“今日请明目张胆为诸公一言道破可乎？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若充类至义言之，则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六经五子以君子而束缚天下，后世其用意虽有公私之分，而崇尚我法，劫持天下，使天下必从己而或无敢为异同者则均也。……此其受病之深，决非一二补偏救弊之为，如讲武、理财所能有济。盖亦反其本而图其渐而已矣！否则，智卑德漓，奸缘政兴，虽日举百废无益也”。[48]这种“反其本”而变的激烈言辞，实开日后全面反传统之论的先河。与五四时期傅斯年那篇著名的《中国学术思想界之根本误谬》相比，此论只不过是仍文言其辞，用语上尚有顾忌而已，思路上几乎已然是如出一辙。

戊戌时期，“新学”一词的流行，也未尝不可视为此种“学术转型”趋向自觉的一种反映。许多人已经认识到转型后的学术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纯粹西方的，而是中西会通的结果。这从戊戌时期不少以“新学”名目相标榜的丛书、报刊可知（最典型的如唐才常等著、江标评选的《新学分类文编》，1898年版，5册；1897年8月叶耀元等建立“新学会”，并创办《新学报》。1897年求志斋主人辑的《中西新学大全》等。）[49]可惜目前学界对此一时期大量流行的各类西学和新学丛书还缺乏专门集中的文化考察，否则对于戊戌时期学术现代转型的整体透视一定大有裨益。

实际上，戊戌时期，不仅中国学术开始了整体性的转型，整个文化也开始了从传统向现代的整体性转换。其学术各个领域之所以产生互动性的连锁反应，也就并不奇怪了。[50]

三、“学战”与戊戌思潮再认识：学术转型的动力机制及其他

戊戌时期中国学术之所以能萌生一种整体性转型的态势，主要得之于甲午战败所引发的巨大民族危机意识的强力推动。这一危机意识包涵着两种无法回避的反省：一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及其所赖以存在的制度，不足以振救民族，它必须改革；二是晚清以来中国对西方的学习不得要领，与日本相比，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应该向日本师法。以往，人们整体上谈起戊戌思潮时，多重视其有关政治体制变革的思想方面。实则，如果注意到戊戌维新运动领导者的复杂构成（至少应包括张之洞等后期洋务派在内），注意到1895-1898年通常所谓的“戊戌时期”的全时段，就会发现，戊戌时期其实还有一种贯穿始终的“尚学”观念或思潮曾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并构成为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精英思潮的基础。该观念从重视学术出发，直接与教育体制的维新要求相关联，继而经由“西学”特别是西方“政学”的强调，去催发政治制度的改革。虽然戊戌维新追求的是一种全方位的变革，但“尚学”实与后来政治体制的改革并立为戊戌思潮的两大支柱。以往，我们研究戊戌思潮的构成时，对“尚学”观念重视不够，这是需要加以补充揭示的。

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谈到的那样，甲午战争之后无论是张之洞等后期洋务派，还是通常被称之为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康、梁、严、谭等人，他们都强烈认识到早期洋务派仅仅重视西方先进“器技”的不足，而开始重视和强调其物质发展和政治进步背后的“学术”依托。他们的一个共识是，西方列强之所以强盛，日本之所以后来居上，其关键之点都在于有“学”——人人有学、处处有学、事事有学。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泰西之强，不在军兵炮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学、新法之书。凡一名一器，莫不有学，理则心、伦、生、物，气则化、光、电、重，业则农、工、商、矿，皆以专门之学为之。此其所以开辟地球，横绝宇内也”。51这里的“学”，实际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学术学问，二是指真学术得以生成发展的新式教育。其具体内容在当时则主要是废八股、变科举、兴学堂、办学会、倡西学（不仅包括“西艺”学、还包括“西政”学）、开民智等。传统中国也并非不尚学，但“尚”的程度和方式不同，所尚之“学”的内涵也有不同。其后来发展成为“学战”，更与晚清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主义情感紧密相连，背景与趋向皆有不同。

戊戌时期，“尚学”的实质就是尚“民智”，学会的功能则在“合群智”。正如当时“三江学会”成立时发出的会启中所指出的：“智强胜于力强，智群固于力群。群在力者易离，群智者易合。凡致败之由，常始于离。救败之机，常始于合。智合则固。智生力，智御力也……乃知至强之道，莫先于学，莫大于学。会使学会遍中国，直合四百兆之众为一人。智扩力充，先声制敌。彼且俯首帖耳，听命之不睱，复谁敢睥睨者？以尊中国，此非其要欤？”52到1897年前后，“尚学”思潮已明确发展成为“学战”的观念。该年，湖南龙南致用学会成立，其章程写道：“今之人才，动曰泰西以商战，不知实以学战也；商苟无学，何以能战？学苟无会，何以教商？故今日之中国以开学会为第一要意。”53这大约是“学战”一词的较早使用。1898年《湘报》第一百六十五号登曹典球《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说》一文，更是将“学战”的口号明确响亮地加以揭出。541897至1898年间，湖南还成立了“学战会”，在《湘报》上发表《学战会启》，公开号召实行“学战”的主张。55可以说，到1898年左右，“学战”观念已经成为了新知识界的共识之一。就起源而论，“学战”观念的正式提出当然与湖南维新运动有着很大的关系。当时湖南作为维新运动的最为活跃的地区，对于学术转型这一时代主题感受更为敏感也在情理之中。但这一口号一经提出，就很快被社会接受，相呼相应而成为时代大潮。自此之后，特别是20世纪初以后，“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逐渐成为知识界的一种常识。

戊戌时期学术转型整体萌发过程中所发生的诸多现象，如科举的改革，八股的废除，西学的提倡、学堂的兴办，群学的倡导、学会的活跃，奖励发明创造政策的制定，留学的体制化，报刊学报的涌现等等，都无不与此种“尚学”的“学战”观念直接相关。它将学术的变革、发展与救亡的时代使命紧密结合起来，强有力地引发了这一时期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整体启动。作为一种深沉的救亡思潮，“学战”观念起源于戊戌，历经辛亥革命时期一直延续到五四，影响深远，实际上构成了清末民初中国学术转型最为鲜明且持续不断的动力之一，也是我们认知这一历史阶段学术变革及其特征的一根主线。56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未尝不是此种思潮的一种延续和放大。

陈平原先生曾强调清末民初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是戊戌和五四两代学者的“共谋”之果，这的确有其道理。20世纪上叶中国学术界最具有转型期代表性的大学者，好些在戊戌时期都已经开始活跃起来，如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章太炎、罗振玉等，无不如此——这也可以说此期中国学术转型整体萌发的标志之一。但我们以为，或许更为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将清末民初的学术转型视为戊戌—辛亥—五四三个阶段学者共同促成的结果。就这几个阶段学术界的代表性学者来说，除康有为、谭嗣同之外，其他人的主要学术成就都是在20世纪初年即通常所谓辛亥革命时期或以后才取得的。王国维、刘师培等大学者的活跃，就是从辛亥革命时期才开始。在戊戌时期王氏只不过是《时务报》的一名校对员而已。因此我们以为，将辛亥革命时期才活跃起来的学者笼统处理在“戊戌——五四两代学者”的概括中，恐怕还不尽妥当，尽管他们在促成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彼此之间具有明显的前后延续性——包括承袭着“学战”思潮这一不竭的学术转型之动力因素。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强调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整体萌发是在戊戌时期，这并不意味着忽视或轻视戊戌以前中国学术带有“现代性”的某些转变因子。恰恰相反，戊戌时期中国学术之所以能够形成整体萌发的条件，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之一，也正是建立在此之前因西学传入后所导致的一系列学术变革的基础之上的。西学传入并与传统学术互相作用的过程，开始于明末清初。近代意义的西学也从嘉道咸年间开始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有的学科如中国地理学，正如学者们深入研究后所指出的，由于特殊的原因，其实现转型的时间可能就要早一些。57这里，我们所强调的只不过是戊戌时期中国学术变革的整体性、结构性型变之萌发而已。

清末民初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当然也有来自传统学术文化自身的动力因素。实际上，“学战”思潮本身就与19世纪初以来中国士大夫日益强烈的经世致用传统紧密相关，而诸子学等在晚清的复兴，更是很好地体现了这一传统与西学融合后促进学术现代转型的复杂进路。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更加看重西方的侵略所带来的民族危机和西学的传播所形成的示范效应之冲击影响力，这种复合影响经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最终引发“学战”观念，从而加速地推动着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在后发型的现代化国家，现代性的形成，最初往往都不得不依赖外来的影响。学术转型也不例外。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转型除了直接的西学因素外，来自日本的影响也极其重要。这不仅包括日本残暴侵华所引发的民族危机，以及日本学习西方得以迅速强大的反面强烈刺激作用，也包括日本的现代型学术大规模输入的客观影响。过去，学术界习惯于将日本的影响称之为“西学从东方涌来”，这虽不无道理，但多少还是有所忽视日本现代学术的独特性方面。近年来，学术界开始有人自觉地使用“东学”的名义，并在思想文化研究的一些方面取得显著成绩，58但深入揭示日本与中国学术现代转型关系的系统专论，迄今尚不曾问世。实则从学术机构模式的形成，教育章程的制定、各门学科教科书的编撰、学术词典和术语的流行、重要思潮的传播，新式学者的养成等许多方面，日本都对清末民初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产生了不容忽视的重大影响。而这一影响，就整体效应而言，正是从戊戌维新时期开始的，清末十年延而续之，不过规模更大。就日本因素的影响力度及其持续性而言，认为中国学术现代转型整体萌发于戊戌，也当是合适的。

由“学战”思潮强力推动的学术加速转型，一开始来势迅疾，但其过于强烈的政治功利性及其在清末的延续，同时也给这一转型带来不利的方面。除了学术自身的独立品格因此受到影响外，学者缺乏真正内在持续的学术热忱，也常常导致学业的废弛。另外，缺乏足够的现代工业化市场经济的内在需求和学术发展自身的动力和知识的累积，这种转型的水准也不得不受到应有的限制。这也是戊戌时期学术转型整体萌发时就已经遗留下来的阴影。

（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