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凭借康熙朝奠定的雄厚国基，经历雍正13年间的励精图治，清朝统治达于极盛。嘉庆朝上接乾隆之盛大，下连道光之衰微。它既有盛世的余辉，也呈露了衰世的迹兆，是清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伴随着封建国家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相对安定、尤其是清廷封建文化专制的桎梏、文字狱的恶劣影响，乾嘉时期，考据学风笼罩了几乎整个知识界，形成了以考经证史为基本内容的乾嘉学派。乾嘉时期的思想界，虽然出现了一些持有卓见的思想家，但总的来说，是万马齐喑，一片沉寂。

乾嘉时期，中国貌似强大，实乃黄昏夕阳。而西方资本主义正在迅速发展，全力向外扩张。古老的中华帝国受到了更加猛烈的冲击。面对汹涌而至的西方势力、无孔不入的西方文化，清朝统治者采取了怎样的对策？其作用如何？影响如何？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本文依据清代档案，尤其是新近出版的《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并结合其他相关文献，就乾嘉时期清廷的西方文化政策试作分析。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闭关自守的海外政策

1、从四口通商到一口通商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大国，在亚洲享有崇高的国际声誉，占有重要的国际地位。它与四邻各国的关系是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这种关系下的国际往来只能是朝贡与赏赐。中国又是一个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国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重农轻商是它的基本国策，海外贸易不受重视。

清朝建立之后，清政府继承了传统的宗藩观念，在处理对外事务中，基本上沿袭了明朝的政策。顺治初年，清廷因政权初建，战事频仍，无暇顾及对外贸易。顺治十二年（1655年），为了对付海上的抗清力量，断绝他们的粮食物质供应，清廷下达了不准擅自出海的命令。顺治十七年（1660年），又下达了迁海的命令，将沿海居民强迫迁往内地，厉行海禁。

清初的禁海令及迁海令，是清政府出于军事需要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属于对内政策的范畴。但是，它客观上阻碍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使中外商品交流受到影响。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统一了台湾，清除了海上最大的反清据点，为废除海禁创造了条件。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解除海禁，开海贸易。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先后在江苏上海、浙江宁波、福建厦门、广东广州设立四个海关，负责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从此，对外贸易蓬勃发展。

开海贸易促进了沿海地区乃至全国经济的繁荣，增加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但也引起了统治者的不安。他们担心人和船出海不归，对其统治不利。他们也对西方国家怀有疑虑，担心洋人觊觎中国领土。因此，他们既允许对外贸易，又采取种种限制措施。

康熙末年，东南沿海常有海盗出没，南洋华侨与日俱增，清政府十分不安，惟恐出现郑成功第二。五十五年（1716年）十月，康熙与大学士等言：“海防乃今日之要务，昔过苏州时，知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其余悉卖在海外。……海外有吕宋、噶喇吧等处，常留汉人，自明代以来有之。此即海贼之薮也。”[1] 下令加意防范。加之通过与罗马教廷的矛盾，康熙体会到西方教会势力的骄横，觉察到西力东渐的潜在威胁，他为国人敲响了警钟，明确指出：“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2] 在这种背景下，清政府颁布了禁教令和南洋禁航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不许中国商船前往吕宋、噶喇吧等处贸易。

南洋禁航令既影响了对外贸易的进行，又不利于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遭到各方面的反对。雍正五年（1727年），清政府不得不解除禁令。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与南洋地区的贸易往来得以恢复。

雍乾时期，清政府对当时欧洲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进步恍如隔世，把前来贸易的西方各国仍然视为“海夷”，但对它们在海外的殖民活动时有所闻，不能不保持高度警惕。因此，清政府采取以防“夷”为第一要务的对外政策，尤以防范“海夷”为重点。在对外贸易上，仍然贯彻康熙中后期所推行的严格限制下的开海通商政策。既允许本国商人出海和外国商人进口贸易，又增加了许多限制和管理条例，把贸易尽可能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以便防范、管理和约束。

乾隆五年（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爪哇大肆屠杀华侨，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红溪惨案”。消息传来，国人震惊，禁止南洋贸易的呼声再起。乾隆八年（1743年），澳门夷人杀害华人陈辉千。九年（1744年），清廷订《管理澳夷章程》。乾隆十三年（1748年），两名巡夜的葡萄牙士兵将华人简亚二、李廷富二人无故毒打致死，并弃尸入海，企图灭迹。澳门葡萄牙当局庇匿罪犯，拒不交凶。广东大吏下令关闭关闸，停止供应一切物品，并以断绝贸易相威胁，澳门当局才被迫交出罪犯。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清廷制定了《澳夷善后事宜条议》，加强了对澳门的管理。

自康熙年间解除海禁，开海贸易后，清廷开放的四口中以广东省为洋船集中之地，其它三口少见洋船踪迹。为加强对外商的管理，乾隆十年（1745年），清政府在原有的行商制度上建立保商制，用类似保甲制的方法逐层担保，把对外贸易的垄断商人联成一个层层相制，利害与共的整体，负责收缴税捐，保证外商和船员循规守法，不得生事，最终达到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目的。

18世纪50年代，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已有相当发展，广州一口已不能满足东印度公司对华通商的需要。以洪任辉为首的一些洋商，既不满于粤海关的种种不法勒索，又希望前往他们所要购置的大宗产品——生丝、茶叶、南京布等的产地，或距产地较近的口岸进行贸易。因此，他们在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755—1757年）间，频频前往宁波通商。

英船连续来浙，并随带大量武器，引起了清廷的警觉。乾隆帝谕道：“近年奸牙勾串渔利，洋船至宁波者甚多，将来番船云集，留住日久，将又成一粤省之澳门矣。于海疆重地，民风士俗均有关系，是以更定章程，视粤稍重，则洋商无所利而不来，以示限制。”[3] 清廷提高浙海关税率，企图寓禁于征。可是，这一举措没有奏效。只好改变办法，明令禁止。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十一月，清廷宣布：“此地（宁波）向非洋船聚集之所，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江海口。”[4] 并命粤海关将这个规定传谕外国商人。

清廷宣布了西洋各国只能在广州一口通商的规定，英国东印度公司竟置若罔闻。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洪任辉又率船前往宁波。遭到拒绝进港后，他没有按照中国官方的要求将船驶回广东，而是扬帆北上，直奔天津，声称要进京告状。直隶总督方观承迅速奏报，并转呈洪任辉的诉状。乾隆帝立即派人赶往广东查办，严厉处置了粤海关监督李永标等人。

乾隆帝虽然受理了洪任辉的诉状，满足了外商的部分要求，但对洪任辉违反禁令，远赴天津，投递呈词的行为深为不满，认为是“外借递呈之名，阴为试探之计”，予以处罚。从此，一口通商成为定局。中西贸易严格限制在广州一地。英国等西方商人多次要求到粤海关以外的其它关口贸易，均遭到清政府的回绝。

洪任辉事件发生后，清廷感到为了防止外夷侵扰，除了将对外贸易限制于广州一口外，还必须加强对来广州夷人的管理与防范。乾隆二十四年（1762年）十二月，清廷颁布了两广总督李侍尧提出的《防范外夷规条》。这是清政府全面管制外商的第一个章程，共有5条，因此又称《防夷五事》。主要内容为：一、禁止夷商在广州过冬；二、夷人到广州，应令寓居洋行，由行商负责稽查管束；三、禁止中国人借外夷资本及受雇于外夷；四、割除外夷雇人传递信息之弊；五、夷船进泊黄埔，酌拨营员弹压稽查。

一口通商虽然主要是针对西方各国而言，南洋商船仍可到闽浙江海关贸易，中国商人也可以从四口出海贸易，《防夷五事》在实际中也难以切实执行，但是，从总体上说，它们对中外贸易的发展无疑起着阻碍作用，是清代外贸政策的逆转。

从康熙晚年的禁教、禁南洋贸易，到乾隆中期的一口通商、《防夷五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清政府的对外限制日趋严厉与完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自然经济限制了人们对外交流的需求，传统的“天朝上国”观念使人们对外来文化采取轻蔑态度，夜郎自大，固步自封。西方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殖民狂潮的汹涌东来，又使清廷对西洋诸国深怀畏忌。既害怕外来势力的威胁，又害怕中国人揭竿而起，内外结合，危及清朝统治，因此，清廷实行了闭关自守的政策。这种政策虽然有一定的防御作用，但使中国与世界相对隔离，看不到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不能及时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与经验，使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2、英使访华与清廷的对策

18世纪后半期，英国进入了产业革命，生产力突飞猛进。稍后，美国、法国在经过独立战争和资产阶级革命后，也进入了与英国产业革命大体相似的过程。产业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庞大的生产力带来了原料需求的激增和市场拓展的要求，使西方各国更加积极地推行对外侵略与扩张政策。作为经济最发达、军事最强大，又在印度站稳脚跟的英国，开始成为西方各国入侵中国的急先锋。

为了打破清朝的种种限制，扩大对华贸易，同时也是为了搜集有关中国的情报，估计中国的实力，为英国殖民主义下一步行动提供依据，英国政府决定派遣使团出访中国。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以为乾隆帝祝寿的名义来到中国。这是到达中国的第一个英国外交使团，是中英之间最重要的一次早期交往，是中西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

英国政府对这次出使十分重视，对使团的组成进行了周密的准备。首先对使团成员作了精心的安排。特使马戛尔尼是一位有经验的外交官和殖民主义的老手，曾任驻俄公使，与俄国签订了十分有利于英国的商务条约。以后又历任格林纳达总督和英属印度马德拉斯总督。副使斯当东是马戛尔尼的挚友，有从事殖民外交的丰富经验。使团其他成员也都是各种专家。其中有哲学家、医生、机械专家、画家、制图家、植物学家、航海家以及有经验的军官。此外，还有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和大量军事人员。

使团乘坐的船只也经过精心挑选。一艘装有64门大炮的“狮子号”炮舰，是当时英国第一流的军舰。舰长有多次实战经验，善于开辟新航路和应对各种意外情况。另一艘“印度斯坦”号，是东印度公司载重量最大的船只之一。此外，还有“豺狼”号等较小的船只。

使团携带的大批礼物也是经过精心挑选和特意制造的，这些礼物除一部分是投中国皇帝之所好外，更多的是为了显示英国的科学技术，如天文地理仪器、乐器、钟表、车辆、武器、船只模型等。礼品介绍中巧妙地塞进了政治，甚至恫吓：“欧洲其他国家都承认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国家，……英王陛下赠送给皇帝陛下英国最大的、装备有最大口径的火炮110门的‘君主号’战舰的模型。” “这是想暗示装备有64门火炮的‘狮子号’及其4艘护航舰只是英国强大海军舰队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伦敦方面可以派遣它的强大舰队开进广州。礼品介绍中还专门提及了榴弹炮、迫击炮，以及手提武器：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这也是为了暗示英国武器的绝对优势。”[5]

总之，这是一个耗费巨大、人员众多的外交使团，具有商务和政治的双重目的，是英国向东方进行殖民与贸易扩张的一个环节。不过，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的形象，英国不敢贸然行动，而是尝试与中国建立关系，加强交往。

乾隆帝对于祝寿而来的英国使团自然表示欢迎，不但允许他们从天津进入，而且指示闽浙等省官吏以礼相待，护送他们入京。

然而，外交接触尚未开始，礼节冲突便已发生。清朝政府要求英国使臣按照各国贡使觐见皇帝的一贯礼仪，行三跪九叩之礼。英使则认为这是一种屈辱而坚决拒绝。由于双方都不肯迁就让步，谈判几近破裂。最后，双方终于达成协议。乾隆帝接见并宴请了英国使团，接受了英使呈递的国书和礼品清单，并向英王及使团回赠了礼物。

觐见时究竟行的何种礼节？中英双方记载不同。英人说马戛尔尼等人按照觐见英王的礼仪单膝跪地，未曾叩头。[6] 和珅的奏折却说：“该贡使等向上行三跪九叩头礼毕。”[7]

因双方记载不同，已很难明其真相。但无论当时以何种方式解决这场矛盾冲突，都改变不了礼仪之争对中英首次通使往来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清政府认为，进贡和祝寿已毕，英国使团的任务已经完成，应该打道回府。但是，在将英王国书译出后，他们才如梦初醒，知道英国人祝寿的背后是要求使臣驻京和扩大通商。马戛尔尼则急切要求和等待谈判，他向清政府提出了6项要求。一、请允许英商到宁波、舟山和天津贸易；二、准许英商像以前俄商一样，在北京设立商馆；三、将舟山附近一处海岛让给英国商人居住和收存货物；四、在广州附近划出一块地方，任英国人自由来往，不加禁止；五、英国商货自澳门运往广州者，享受免税或减税；六、确定船只关税条例，照例上税，不额外加征。

显而易见，这些要求一部分是属于希望改善贸易关系的正常要求，一部分则具有殖民主义侵略性，如割让岛屿一事，清政府决不能接受。面对这种情况，清政府理应认真研究和区别对待。可是，清政府却简单地一概拒绝，将英国的6项要求全部斥为“非分干求”，断然关闭了谈判的大门，令英国使团离京回国。

清政府之所以会采取这样的行动，主要是对外部世界毫无了解，既没有近代国际交往的经验，也不认为有建立经常性外交关系的必要，而是沉湎于“天朝上国”的自我陶醉之中，满足于自然经济结构下“无求于人”的状态，正如乾隆帝所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8] 同时，也惟恐外国人与中国各阶层接触频繁，将后患无穷，危及其统治。因此要“杜民夷之争论，立中外之大防”。

清政府断然拒绝英国的割地要求，明确宣布：“天朝尺土俱归版藉，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画界分疆，各有专属。”[9] 这是完全正确的，它维护了国家的主权，抵制了殖民主义的侵略。但是，清政府不愿打开中国的大门，闭关自守，又使中国失去了一次了解世界、扩大经济文化交流、推动社会前进的历史机遇。

马戛尔尼使团虽然没有达到打开中国门户、扩张英国贸易的目的，但使团沿途搜集了大量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的情报，对英国日后侵略中国作了资料准备。通过对清王朝各方面的观察与分析，马戛尔尼认为清王朝实质上是极其虚弱的，“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要击败它并不困难。从此，18世纪盛行于欧洲的关于中国强盛富庶的看法开始改变。

面对风云变幻的世界形势，清政府精心构筑起一道隔绝中外的堤墙，闭关自守，妄自尊大。这种消极被动的防御措施，愚昧落后的自我封闭，并不能抵挡世界潮流的冲击，中外冲突与交涉事件频频发生。

嘉庆七年（1802年），英国兵船以防止法国侵占澳门为由，来伶仃洋面，准备登陆，被两广总督劝阻。嘉庆十三年（1808年），英军又借口对抗法国，恣意侵入我国领海，并强行登陆，占领澳门的东望洋、娘妈阁、伽思兰三炮台。两广总督吴熊光要求他们早日撤离，并下令停止贸易逼其就范。英军不但不撤，反而变本加厉，驾兵船三艘闯入虎门，进泊黄浦。同时，英印总督续遣兵船东来，先后抵澳共有13艘，登陆兵丁增至760名。嘉庆帝得知后极为恼怒，明确指示：“边疆重地，外夷敢心存觊觎，饰词尝试，不可稍示以弱。”[10] 吴熊光立即调集官兵，封锁澳门，防守黄浦等地。在广东地方当局的强硬措施下，英船被迫撤离黄浦。第二年年初，英军离澳西返。

英军强占澳门，进驻黄浦，引起清廷极大震动。他们一方面将广东大吏予以罢免或遣戌，一方面调派得力大员加强领导和监督，采取严格的防范措施，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嘉庆十四年（1809年），新任两广总督和巡抚拟定了《民夷交易章程》，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主要内容除强化对在澳葡人与华人的管理外，各国护货兵船概不许擅入十字门及虎门各海口，否则停止贸易，即行驱逐；外商销货归本后，不得在澳门逗留，如有行欠不清，止准留司事一二名在澳过冬清理，并将姓名造册申报。嘉庆十九年（1814年），两广总督又议定《酌筹整饬洋行事宜》（《整饬夷商贸易九事》），进一步强调各国护货兵船不许驶入内洋，护货出口亦不许逗留，“如敢阑入禁地，即严加驱逐，倘敢抵抗，即行施放枪炮，慑以兵威。”[11]

军事试探失败之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政府又派遣以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前来中国。主要任务是：争取让英商在广州获得更大的权益；保障东印度公司的权利；英商有权自由与当地商人交易；中国官吏不得任意闯入公司商馆；英人有权雇佣华仆；允许让一个英国人驻在北京，或者以中文缮陈意见；商馆人员有权以中文向中国官府陈述意见等等。

由于嘉庆帝已经知道上次英使来访的目的，又目睹了近年来英人的一系列不法行为，对阿美士德使团疑虑丛生，一开始就采取了防范措施。他令直隶总督：“一闻贡船抵津之信，即行驰往照料，如该贡使向该督言及有恳请赏给口岸贸易，如上次请于宁波互市等事，该督即先行正词驳斥，以天朝法度森严，不敢冒昧奏请，绝其妄念。”[12]

使团刚到天津，觐见清帝的礼节又成了争执的焦点。嘉庆帝要求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英国政府曾指示阿美士德可便宜行事。副使斯当东则坚决反对跪拜。他是马戛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之子，曾随马戛尔尼觐见乾隆帝。阿美士德听从了他的意见。接待使臣的清朝官员不敢将实情上奏，谎称英使已同意行中国之礼。嘉庆帝十分高兴，决定在圆明园接见英使。清朝官员自作聪明，带领英使赶往圆明园，希望在英使疲劳无备的情况下仓促入宫，草率成礼，蒙混过关。不料，英使识破这一计划，不肯屈从。嘉庆帝已经登殿，准备受礼，英使却拒绝进宫行礼。清朝官员极为狼狈。嘉庆帝十分恼怒，下令遣送英国使团回国。

阿美士德的访华以失败而告终，而且比马戛尔尼的失败更惨。他到达了北京，却连皇帝也没有见到，因此他不仅没有完成英国政府的使命，而且连提出要求的机会也没有。英国政府派他访华是希望博得清朝对英国的好感，趁机取得在中国的各种特权。然而，礼仪之争却使这一切化为泡影。中英两国的关系不仅丝毫未能改善，反而更加恶化，进一步加深了清廷对英人的戒备心理与敌对情绪。英国政府大失所望，认为用外交方式无法达到他们的目的。从此，英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转变，放弃了和平外交的方式，逐步地形成了用武力摧毁清廷的闭关自守的炮舰政策。而清政府仍然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沉睡不醒。

严行禁教的各项措施

乾隆帝对天主教的认知与对策

康熙末年，清廷虽然确立了禁教政策，但并未严格执行，传教活动仍在悄然进行。雍正即位后，大规模地驱逐西方传教士，采取了严格的禁教措施。乾隆即位后，继承了康熙末年的禁教政策，但在实施过程中又采取了与康雍二帝不同的做法，即宽严相济，时紧时松。这与他对天主教的认知、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动紧密相联。

乾隆的登基，授受合法，平稳接权，没有雍正所经历过的继统危机。因此，他没有雍正那种对传教士卷入储位之争的愤恨之情。他坚持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对佛教、道教并无特殊兴趣，其宗教思想也与雍正帝有所不同。他认为：“西洋所奉天主教乃伊土旧习，亦如僧尼、道士、回回，何处无此异端？然非内地邪教开堂聚众，散札为匪者可比。”[13] 然而，在他统治中国期间，西力东渐的潮水不断上涨，国内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国内外的政治、军事形势，使他越来越警惕传教士的政治目的。他认为天主教对清王朝的统治有危害，禁止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但是，他又无法抵御西洋技艺的诱惑，只得让传教士作为西洋技艺的载体进入中国。对于来华传教士，乾隆的宗旨是“收其人必尽其用，安其俗不存其教”。而传教士来华的目的就是传教，科学不过是他们的传教工具。如果只开花不结果，他们并不愿意为这个不想接受天主教的皇帝永远服务。乾隆也看出了这一点。为了“收其人”，用其人，乾隆时常放松禁令，对他们网开一面，让他们在渺茫的希望中继续为清廷服务。而一旦传教活动对清朝统治构成威胁，乾隆便下令严惩。因此，乾隆年间，清廷的禁教政策时紧时松，传教活动时隐时现，大小教案此伏彼起。

乾隆帝亲自处置了数起全国性的大教案，惩治了若干传教士和中国教徒。例如，乾隆十一年（1746年）五月，福建总督马尔泰、巡抚周学健、福州将军新柱等先后上疏，奏报福建省福安县查获违禁传习天主教之案。福建地方官员先后拿获非法进入中国传教的西洋人白多禄等5人，及藏匿洋人、协助传教的中国教徒多人。乾隆不仅表扬了福建官府的行动，而且从福建的情况联想到全国各地。六月二十六日，他下令：“传谕各省督抚等，密饬该地方官严加访缉，如有以天主教引诱男妇，聚众诵经者，立即查拿，分别首从，按法惩治。其西洋人，俱递解广东，勒限搭船回国，毋得容留兹事。”[14]

在乾隆的谕令之下，禁教行动在全国渐次展开。广东、直隶、山东、江西、江苏等地都有查处记录。福建官府处决了白多禄。消息传到国外，欧洲人借从吕宋赴闽经商之便，寻求他的遗骨，准备带走。这件事引起了乾隆的注意。十三年（1748年）三月，他谕道：“白多禄被诛一节，乃系内地情事，吕宋远隔重洋，何以得知？看此情形，显有内地民人，为之传递信息。可传谕喀尔吉善等：闽省为海疆要地，嗣后一切外番来往之处，俱应加意查察，毋得任其透漏。”[15]

为了割断内地民人与海外的联系，防止传教士再潜入内地，十三年五月，乾隆发布上谕，严查海口。明确指出：“内地民人潜往外洋例有严禁。今吕宋为天主教聚集之所，而内地民人竟因与同教多潜彼地。现查有严廪、严谅果往吕宋未回，岂向来该地方官于各海口竟未将民人偷越之弊严行约束，抑或办理未善，致有疏漏？此等民人潜在彼地从教，且复书信往来，若非确查严禁，于海疆重地所关非细。可传谕喀尔吉善等，嗣后务将沿海各口私往吕宋之人及内地所有吕宋吧黎往来踪迹，严密访查，通行禁止。并往来番船亦宜严饬实力稽察，留心防范，毋致仍前疏忽。”[16]

乾隆不仅下令严查各处海口要道，防止西方传教士潜入内地，而且于二十二年（1757年）将四口通商改为一口通商，并强调指出：“如市侩设有洋行及图谋设立天主堂等事，皆当严行禁逐。”[17] 清廷实行了日趋严密的对外封闭政策，仍然未能阻挡住西方传教士的潜入。乾隆年间，天主教的传播活动始终未曾断绝。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又有4名西方传教士由澳门进入广州，准备潜往内地，秘密传教。他们在中国教徒的护送下，由广州前往陕西，行至湖北襄阳时，被官府抓获。乾隆帝得知后，下令详细审讯被捕的传教士，将所有接送过传教士、为传教士送信、留传教士住宿的中国教徒一律逮捕究办，并在全国范围内查办私自入境的传教士和信教的中国人。这场教案涉及到全国十几个省份，共有18名外国传教士和数百名中国教徒被捕入狱。根据乾隆帝的旨令，清政府对这些教士教民分别作了不同的惩治。

对于外国传教士，清政府稽拿甚严。上谕：“西洋人潜赴内地传教惑众，最为人心风俗之害，自不可不按名查拿。”[18] 所有被捕的外国传教士都被押送北京，由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严审。在审讯中，清政府最重视的是传教士的政治目的。正如乾隆帝所说：“西洋人既要传教，亦当在广东附近之广西、福建、湖南、江西等省份，何必远赴陕西？此皆关系案内紧要情节，必须彻底根究。”[19] 他怀疑“西洋人与回人本属一教，今年甘省逆回滋事，而西洋人前往陕西传教者又适逢其会。且陕甘两省民回杂处，恐不无勾结煽惑情事。”[20]

对于中国籍神父，乾隆帝认为：“内地民人有称神甫者，即与受其官职无异。本应重治其罪，姑念愚民被惑，且利其财物资助，审明后应拟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该犯等曾受番银者，其原籍家产，并应查抄入官。”[21]

对于延请和护送传教士的教民，乾隆帝认为，这些人“如果安分习教，尚在可原，何得招致西洋人往来内地，私传经教？” 因此，他谕令：“所有接引传教之人，亦应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以示惩儆。”

对于因祖父相传，持戒奉教，与洋人无关的普通教民，乾隆帝认为自应严密访拿，照例查办。但是，这些人俱系世相传习，与接请洋人，引人入教者不同，不必押送来京。”上谕虽有此言，但各地的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许多普通教民也受到了严惩。例如陕甘总督福康安奏言：刘志唐等6犯“虽讯无与西洋人认识往来，亦未收到番钱，但既有教名，即系受其名号，自应从重办理。请将该犯等均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22]

对于失察官员，清政府的惩治也很严厉。首当其冲的便是广东官员。乾隆帝认为，此案皆由西洋人赴广东贸易，与内地民人勾结，以致潜往各省。广东官员何以竟如聋聩，毫无觉察？因此他宣布，广东官员自有应得处分，并强调：“倘嗣后仍有西洋人潜出滋事者，一经发觉，惟该督抚是问，即当重治其罪，不能复邀宽典也。”[23]

对于其他各省的官员，乾隆帝也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难以理解，天主教在雍正年间即被严禁，不许内地人传习。而一些传教士初则为内地人勾引至广东，继则纷纷潜至各省，居住传教，时越20余年，地则连及数省，各地方官何以毫无觉察？西洋人面貌语言与内地人迥然不同，又行踪诡秘，止与教内人往来，地方上有此形迹可疑之人，自当访察严拿，何至如此疏忽？他令各省官员认真查缉，以此赎罪，并严厉警告：“如各省经此次查办之后，复有勾引西洋人及私自传习邪教之案，则是该督抚查办不力，漫不经心，将来别经发觉，惟该督抚是问。”[24]   许多官员都因此受罚。

2、嘉庆年间的禁教措施

嘉庆年间，天主教的暗中流传仍然相当严重。嘉庆十年（1805年），德天赐案发生后，清廷得知京城和各省均有传教活动，采取了一系列的禁教措施。

德天赐是意大利传教士，乾隆年间来华，以技艺之人进京效力。嘉庆九年（1804年），他将一张中国地图和信件交给中国教徒陈若望，托其带往澳门。陈若望南下路经江西时，被官府抓获。九年十二月，江西巡抚将此事上奏。十年正月，德天赐被捕。据他供认：“图内所开地方，俱有民人在我们各堂习教。因各堂规矩不同，恐到京时争论，所以分别标记。”[25] 他还供认：北京天主堂有南、北、东、西四堂，四堂共有先生8人，分赴外省传教。京城中有许多教徒，旗人中也有不少人入教，畅春园看门人汪茂德也是教徒。这个情况令清廷大为震惊，下令追查，严行禁教。

首先，清廷抓获并处罚了与德天赐案有关的所有习教传教人员，将陈若望、汪茂德等人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德天赐解往热河，在厄鲁特营房圈禁。

接着，四月十八日颁布上谕，严禁西洋人刊书传教，明确指出：“京师设立西洋堂原因推算天文参用西法，凡西洋人等情愿来京学艺者，均得在堂栖止。乃各堂西洋人每与内地民人往来讲习，并有刊刻书籍私自流传之事。……嗣后管理西洋堂务大臣留心稽查，如有西洋人私刊书籍，即行查出销毁。并随时谕知在京之西洋人等，务当安分学艺，不得与内地民人往来交结。”[26]

五月，嘉庆帝决定订立章程，对京城传教士严加管束。他谕道：“向来西洋堂事务俱派总管内务府大臣管理，而历任该管大臣等不能实心经理，其派委之司员亦不常川稽查，大率有名无实。即如近日德天赐等妄行刊书传教，煽惑旗民，此皆由历任该管大臣官员等平日不能认真查察，以致伊等敢于私通书信，往来交结。现在管理西洋堂事务之常福著无庸兼管，改派禄康、长麟、英和管理。其如何设立章程，严加管束之处，著禄康等悉心妥议具奏。”[27]

禄康等遵旨而行，制定了《西洋堂事务章程》。这个章程共10条，对传教士的活动作了种种限制。嘉庆帝批示：“依议。”[28]

为了彻底杜绝天主教的暗中流传，嘉庆帝不仅批准了《西洋堂事务章程》，而且于十六年（1811年）详立治罪专条，严加惩处。明确规定：嗣后西洋人有私自刊刻经卷，倡立讲会，蛊惑多人，及旗民人等向西洋人转为传习，并私立名号，煽惑民众，确有实据，为首者定为绞决。其传教煽惑，而人数不多，亦无名号者，著定为绞候。其仅止听从入教，不知悛改者，著发往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旗人销除旗档。失察官员降级调用。在钦天监任职的西洋人必须严加约束，禁绝与旗民往来，以杜流弊。其余的西洋人俱遣令回国，如有在境逗留者，立即查拿，分别办理，以净根株。[29]

在严定科条，大加惩治的同时，嘉庆帝还加强了教化的力度。他要求各省学政撰写禁教文论，“剀切化导，其词无取深奥，但为辨其是非，喻以利害，明白浅近，使农夫贩竖皆可闻而动心。发交各州县官刊刻印刷，于城市乡村广为张贴，务使家喻户晓。”[30]

按照这个要求，湖北学政朱士彦写了《辟西洋天主教说》，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向百姓劝说道：“天主教惑世诬民，不许施行，现在禁民习教尤严，犯者罪在不赦。在尔等愚民自以为天主教劝人为善，与邪教不同，不知西洋人诱人入教，设心最为险恶。其意总在叫人一切不认得，心心念念，止有一个西洋人。又说止要灵魂升天堂，肉身无关紧要。正是叫人甘心情愿替他出力，死而无悔。所编造的经卷，都是从来没有的事，不过借佛书的话编来哄你们的，亦有仿照邪教的事。至于西洋人每年给尔等银两是何居心？西洋人到尔家内与官长无异是何道理？从前西洋人在噶尔巴行教，后来要夺噶尔巴；在吕宋行教，又要夺吕宋；在日本国行教，被日本国人识破，于海口岸上铜铸天主跪像，上岸者不踩踏天主像，罪即不赦。此皆从前西洋人做的坏事，尔等朝廷良民，稍有知识何故被其愚弄，自取罪戾？兹不惜苦口，为尔等一一剖示。”[31] 嘉庆帝在他的奏折上批示：“所论俱是。家喻户晓或可挽回，亦政治之一助也。”[32]

对西方传教士的使用与限制

1、传教士进京的程序与管理

在严行禁教的同时，清廷明确宣布：“西洋人精于历法，国家用之。”[33] 保留了任用传教士的方针。他们一方面允许有技艺的传教士进入北京，用他们的科学技术为封建王朝服务；一方面对传教士保持警惕，采取若干限制措施，不让他们任意发展。

乾隆帝的做法是：首先，坚持康熙帝的原则，只有愿意长期留居、永不返回西洋者才可进入中国。他曾明确指出：“向例西洋人赴京效力之后，即不准其复回本国。近来在京西洋人内，竟有以亲老告假者，殊属非理。伊等既有亲侍养，即不应远涉重洋，投效中国。若既到京效投，自不便复行遣回。均当慎之于始。”[34]

其次，对于符合进京条件的传教士，制定了一套完整的申请、奏报、批准、护送进京的程序。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以1份清代档案为例进行分析。

这是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十二月十八日两广总督苏昌的奏疏。其中写道：“据广东布政使胡文伯详据署广州府海防同知殷长立详据澳门夷目委黎哆禀称，有大西意大理亚国夷人叶尊孝，年45岁，搭澳门17号洋船，于本年七月二十六日到澳，素习医治内科。今叶尊孝情愿赴京效力。从前并未到过京城，恳请转详代奏等情。臣伏查乾隆二十四年升任督臣李侍尧条奏防范夷人一折，经军机处议复，嗣后西洋人居寄澳门，遇有公务转达钦天监，应饬令夷目呈明海防同知，转详督臣分别奏咨办理等因。嗣有西洋夷人安德义、李衡良二人，情愿进京效力，经署督臣托恩多于乾隆二十六年奏，奉朱批：准来京。钦此。当经照例委官伴送进京在案。今西洋人叶尊孝以素习医治内科，情愿赴京效力，呈请代奏前来。应否准其进京效力之处，臣未敢擅便，理合恭折奏闻，伏祈皇上训示遵行。谨奏。”朱批：“准来京。”

从这份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出，传教士进京的程序如下：第一步，由澳门夷目（或洋行商人）代表传教士向广东政府提出申请。第二步，广东督臣了解该传教士的情况，专业特长，查阅档案，援引旧例，向朝廷奏报。第三步，由乾隆亲自批准。第四步，由广东政府派遣官员护送传教士进京。正如史书所记载的：“嗣后西洋人来广，遇有原进土物及习天文、医科、丹青、钟表等技情愿赴京效力者，在澳门令告知夷目呈海防同知。在省令告知行商呈明南海县，随时详报总督，具奏请旨护送进京。仅带书信等物件，由海防同知、南海县交提塘转送。”[35]

乾隆帝通过上述方法将有技艺的传教士招进宫中，为清廷服务。可是，对于传教士来说，西学不过是他们的敲门砖，传教才是他们的真实目的。对此，他们作过明确的表白。

法国耶稣会会长巴多明就曾对清朝大臣说道：“我们为了在朝廷、北京、诸省传布天主教，同时为了对皇帝尽最大的奉献，才来到中国的。”[36] 法国耶稣会士汪达洪则向乾隆的宠臣和珅明确表示：“来华之目的首在传教，次在为朝廷尽微力。”[37]

由此可见，在乾隆与传教士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关系。对于一方是重要的东西，对于另一方则是次要的。传教士始终希望能在中国传教，便极力争取乾隆的好感。他们一方面以自己的科学技术为清廷服务，一方面抓住一切机会，利用各种方法巧妙传教。

乾隆对居在京城、为清廷服务的传教士尚能手下留情，但对潜居各省、秘密传教的西洋人则严加惩治。他曾说过：“北京西士功绩甚伟，有益于国，然京外诸省西士，毫无功绩可言。”[38] 他的方针是留住前者，驱逐后者。

嘉庆帝继承了上述措施，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了对京城传教士的管理。嘉庆十年（1805年），他批准了《西洋堂事务章程》。这个章程共10条，主要内容为：一、管理西洋堂事务大臣各派司员二员经理一切，并各添派章京四员经常到堂轮流稽查；二、步军统领衙门派步军校一员，步甲五名，营官一员，营兵五名，每日轮流在该四堂门前严密稽查；三、将西洋四堂的匾额“敕建天主堂”字样磨去，以免愚民受惑；四、除西洋人自奉其教，按日念经，例不禁外，旗民人等概不许私赴西洋堂。西洋人亦不许与旗民交结往来。在钦天监供职的西洋人，因公出门，须先期报官，届时与营官一员同来同去。无职的西洋人止准在四堂间往来，亦派兵役随行。如有乘机私赴旗民人家往来者，即行拿解，交步军统领衙门究办。五、西洋人如有寄回本国家信，俱令回明本管堂官，行文俄罗斯馆认识西洋字之人认明译出后，经本管堂官看明，再行用印，由兵部寄往两广总督。欧洲方面的来信，亦令两广总督拆封看明，连译出之文一并寄京，交本管堂官查验后，再交西洋人收领，均不得私觅寄送。一经查出，即将私觅寄送之人从重治罪。六、在西洋四堂服役之人，应查明现在人数，造册存记，不许增添。七、西洋四堂门外及京城内外，俱张贴告示，严切申明，使旗民人等触目惊心，知所儆畏。[39]

此后，嘉庆帝又开始清查和遣送传教士。十六年（1811年）五月，他谕道：“西洋人现在住居京师者，不过令其在钦天监推步天文，无它技艺足供差使。其不谙天文者，何容任其闲住滋事？著该管大臣等即行查明，除在钦天监有推步天文差使者仍令供职外，其余西洋人俱著发交两广总督，俟有该国船只到粤，附便遣令归国。其在京当差之西洋人，仍当严加约束，禁绝旗民往来，以杜流弊。”[40]

根据这道旨令，有关当局对西洋人进行了检查，查明在京者共十一人，福文高、李拱辰、高守谦三人现任钦天监监正、监副。南弥德在内阁充当翻译差使。毕学源通晓算法，留备叙补。贺清泰、吉德明二人均年老多病，不能归国。此外，学艺未精之高临渊等四人俱已饬令回国。留在京城的七名西洋人中，有官职差使者，出入往来俱有清朝员役随地稽查，不能与旗民百姓私自交接。老病者听其终老，不准擅自出西洋堂。外人亦不准擅自进入。管理西洋堂事务大臣及官员兵役“巡逻严密，谅不至听有传教惑众之事”[41]。

2、钦天监里的西洋人

钦天监是清王朝掌管观察天象、推算节气历法的重要机构，设有监正、监副等官。清代前期许多西方传教士被任命为钦天监官员，以自己的科学知识为清廷服务。

汤若望是第一位任此重要官职的西方传教士。然而，康熙初年，一场激烈的历法之争，使汤若望被捕入狱，后含冤去世。康熙亲政后，为汤若望的冤案平反，重新起用西方传教士，任命南怀仁执掌钦天监。从此以后，“钦天监用西洋人，累进为监正、监副，相继不绝。”[42]

乾嘉时期，西方传教士在钦天监任职的有：

戴进贤，乾隆元年至乾隆十一年任监正。

徐懋德，乾隆元年至乾隆八年任监副。

刘松龄，乾隆八年至乾隆十一年任监副，乾隆十一年至乾隆三十九年任监正。

鲍友管，乾隆十一年至三十六年任监副。

傅作霖，乾隆十八年至三十八年任监副，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五年任监正。

高慎思，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五年任监副，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一年任监正。

安国宁，乾隆三十九年至五十一年任监副，乾隆五十二年至六十年任监正。

索德超，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九年任监副，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十年任监正。

汤士选，乾隆五十二年至嘉庆九年任监副，嘉庆十年至十二年任监正。

罗广祥，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六年任监副。

福文高，嘉庆六年至十二年任监副，嘉庆十三年至道光三年任监正。

李拱辰，嘉庆十二年至道光六年任监正。

高守谦，嘉庆十三年至道光五年任监副。

毕学源，道光三年至六年任监副。[43]

在这些传教士中，戴进贤、刘松龄的表现尤为突出。

戴进贤，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来华，很快就受到清廷的重用，任职于钦天监。雍正三年（1725年），被授为监正。主持钦天监后，他所作的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发现了《历象考成》一书的误差，编制了日躔、月离表。乾隆二年（1737年），清廷决定对《历象考成》详加修订。这项工作由戴进贤主持，参加者有中国天文学家明安图、梅瑴成、何国宗等。

乾隆七年（1742年），此书完成，共10卷，名为《历象考成后编》。内容包括日躔、月离、交食表，以雍正元年（1723年）癸卯冬至次日子正为法元，七政皆从此算起。书中采用了西方天文学的诸家新说，主要有如下三点：1、太阳半径，旧定为地球5倍余，现增至96倍余。此为西人新制望远镜之功。2、清蒙气差（即光经过大气的折射率）采噶西尼新说。3、日月五星轨道，旧为平圆，今为椭圆。此采哥白尼天文三定律之一。但没有介绍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而以日月五星并列。此外，地球与日月距离的计算采用了牛顿的方法，但仍然坚持日动说，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亦未输入。[44]

对于这部书，清代学者给予了高度评价。阮元曾经指出：“御定考成后编，复推阐无余，纤微曲尽。”[45]

继《历象考成后编》之后，戴进贤在天文历法方面所作的另一重要工作是主编《仪象考成》。康熙十三年南怀仁编的《灵台仪象志》一直是钦天监的常用书。然而，时隔年久，至乾隆年间书中所载已有许多地方与实际不符，需要修改。乾隆九年（1744年），根据戴进贤的奏请，清廷决定重新修定。于是，戴进贤与传教士鲍友管、刘松龄、中国学者何国宗、明安图等人共同努力，精心编撰。此书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最终告成，名为《仪象考成》，共32卷。虽然戴进贤在此之前就离开了人世，但他作为倡议、策划、主编，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没。

刘松龄是戴进贤的接班人。乾隆十一年（1746年），戴进贤去世后，刘松龄升任钦天监监正，主持《仪象考成》的编撰。他不仅学识渊博，工作努力，勤于测验，而且善于用人，富有组织才能。他还与欧洲科学家保持通信联系，不断获取新的信息，使《仪象考成》成为一部吸收了中西科学成果的重要著作。

对此，清廷予以充分肯定。《清朝通志》记载：“御制《仪象考成》，其理则揆天察纪，其法则明时正度，即数可以穷理，即理可以定法，合中西为一揆。……兼考天官家诸星纪之缺者补之，紊者正之，勒为《仪象考成》，于是步天定时之道，益为精密。”[46]

乾隆十九年（1754年），在刘松龄的主持下，戴进贤设计的玑衡抚辰仪制作完毕。这是一部中西结合的仪器。清廷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体制仿乎浑天之旧，而时度尤为整齐；运量同于赤道新仪，而重环更能合应；至于借表窥测，则上下左右无不宜焉。”[47]

3、宫廷画家

清廷对传教士的使用还表现在美术方面。乾隆帝尤为突出。他对绘画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对来华的传教士画家颇为青睐。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潘廷章、贺清泰都是他的御用画家。其中，郎世宁、王致诚与他的关系尤为密切。

早在乾隆登基之前，郎世宁便与他有了联系，为他绘制过精美的图画。乾隆继位之初，郎世宁又为他绘制了多幅图画。其中最重要的一幅画，是他与唐岱、沈源合笔绘制的《圆明园图》。这幅图充分展示了圆明园的美丽景色，深得乾隆欢心。元年（1736年）三月，乾隆下令：“赏郎世宁、唐岱每人人参二觔，纱二疋。赏郎世宁徒弟每人官用缎二疋。”[48] 同年九月，他再次下令：“赏西洋人郎世宁上用缎二疋，貂皮二张，郎世宁徒弟四人每人官用缎一疋。”[49]

乾隆二年（1737年），郎世宁继续为圆明园绘制室内装饰画。据清代档案记载，十一月二十二日传旨：着郎世宁将圆明园各处油画画完时，再往畅春园寿萱春永处作画。繁重的工作，使年近半百的郎世宁疲惫不堪。三年（1738年）年初，郎世宁身患疾病。乾隆极为关切。二月二十七日，他赏银一百两供郎世宁养病之用。四月初，郎世宁病情好转，乾隆特许他在家工作，不必出门奔波。明确指出：“郎世宁之病如好了，着伊在家将保合太和围屏上画画，得时送进。”[50]

清帝对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的赏识与器重，引起了法国传教团的极大关注。为了与郎世宁的影响相抗衡，法国传教团要求国内选派有才华的画家来华传教，用绘画获取皇帝的欢心，以便于法国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以扩大法国在东方的势力和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法国耶稣会特派画家王致诚来华。

出于对传教事业的执著追求，郎世宁、王致诚克服种种困难，长期为清廷服务，绘制了大量的精美作品。题材有人物画、风景画、花鸟画、年节画、扇画、珐琅画等等。其艺术水准正如史书所评：“凡名马、珍禽、琪花、异草，辄命图之，无不奕奕如生。”[51]

作为宫廷画家，郎世宁、王致诚不仅为乾隆绘制了赏心悦目的艺术精品，满足了他的闲情逸致，而且充当了史官的角色，用绘画的方式记录了清廷的庆典、习俗以及重大的政治事件，为乾隆的文治武功留下了生动的形象资料。这些纪实画既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又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

乾隆十八年（1753年），厄鲁特蒙古杜尔伯特部首领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带领属下归顺清朝。乾隆帝对三车凌的内附极为重视，妥善安置了他们的生活。十九年（1754年）五月，乾隆帝在热河避暑山庄隆重接待三车凌，封王晋爵，赏赐金帛，并连续多日在万树园为三车凌举行盛大宴会，欢庆活动达10日之久。为了用图画记录下这一历史事件，王致诚奉命赶往避暑山庄进行创作。并为三车凌等12位首领画像，共“画油画十二副”。[52]

继三车凌之后，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也率众归附。乾隆帝决定以接待三车凌的规模来接待阿睦尔撒纳。十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他下令：“着西洋人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前往热河。”[53] 用画笔记录庆典活动。十一月，乾隆帝在避暑山庄接见阿睦尔撒纳，郎世宁亲自为阿睦尔撒纳等首领画像，“画成油画阿穆尔萨那等脸像十一副”。[54]

从热河返京之后，郎世宁、王致诚又开始绘制反映乾隆接见三车凌和阿睦尔撒纳的历史事件的重要作品。二十年（1755年），他们完成了两幅大画。一为《万树园赐宴图》，描绘了乾隆帝在避暑山庄万树园设宴招待杜尔伯特部首领的情景。一为《马术图》，描绘了乾隆率文武官员和辉特部首领在避暑山庄观看马术表演的场面。这两幅画分别由王致诚、郎世宁设计并主绘，中外画家合笔完成。它们至今仍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既是清代民族关系的真实写照，也是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二十四年（1757年），清廷平准平回，统一了新疆。这一胜利将郎世宁、王致诚等人的纪实画创作推向了高潮。他们共同努力，绘制了一套《乾隆平准平回战图》，亦称《得胜图》。这套图共16幅，宣扬了清廷在军事上的辉煌胜利，深得乾隆帝的欢心。乾隆决定将这套图送往法国制成精美的铜版画。二十九年（1764年）十一月五日，乾隆下令：“平定伊犁等处得胜图十六张，着郎世宁起稿，得时呈览，陆续交粤海关监督转交法郎西雅国，着好手人照稿刻做铜版。其如何做法，即着郎世宁写明一并发去。”[55]

4、御用技师

早在明朝末年，利玛窦就以“西洋奇器”叩开了紫禁城的大门。清朝建立之后，来华传教士又怀抱“奇器”进入了清廷。他们向中国皇帝进献欧洲物品，为中国皇帝修造西洋钟表、奇巧珍玩，成为清宫里的“西洋巧匠”。

乾隆时期，清朝统治达于极盛，西洋奇器的制作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乾隆帝对西洋钟表和机械玩具十分喜爱，召用了许多有技艺的传教士进宫服务，以满足他在这方面的需求。传教士们则投其所好，充分利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制作了大量的奇异珍玩。

例如，乾隆帝曾令传教士制造自行虎，明确提出：“要四足活动。先照小样做一件，得时照大样改做一件。”[56] 并令传教士制作活动人物、水内自行鹅、自行船、浮水娃娃，自行狮等等。乾隆十九年（1754年），传教士钱德明在寄往欧洲的信中写道：“为了讨好皇帝，为了听从他的旨令，杨自新教士刚刚做成一只自动的狮子，它能像一只普通狮子一样走上百步。杨自新教士在它体内装置了许多弹簧使它能走动。这位教士把最先进的机械制造技术都用到了他的机器人上，令人惊叹不已。我亲眼所见，也亲自让它在宫中走过。”[57]

乾隆帝曾令传教士制作机器人。法国耶稣会士汪达洪在一封寄往欧洲的信中写道：“我奉命造两个捧着花瓶会走路的机器人。我已经为此工作了8个月，还需要一年时间完成。”[58] 一年之后，汪达洪大功告成。这两个机器人深得乾隆帝的欢心。史料记载：“两机既成，帝颇嘉悦，奖励之词，异乎寻常。”[59]

乾隆帝还令传教士制作能写多种字体的西洋陈设。五十年（1785的）十月，他下令：“含经堂殿内现陈设西洋人写汉字‘万寿无疆’陈设内，着汪达洪想法改写清话‘万寿无疆’四字。钦此。”[60] 五十四年（1789年）六月，他又下令 “宁寿宫乐善堂现设写‘八方向化，九土来王’西洋人陈设钟一件，着如意馆西洋人德天赐、巴茂止照样成做陈设钟一件，要写四样字。钦此。”[61]

乾隆帝不断地令传教士制作奇异珍玩，王公大臣也纷纷请传教士修理西洋钟表等物。传教士们应接不暇，但仍然竭尽全力，其目的就是为了能在中国传教。汪达洪曾明确说过：“我所以热心做那些修理钟表之类的活，也只是希望能对教会有用。”“我们到这里来没有其他意图，只是要传播福音，其次是为皇帝效劳。”[62]

由此可见，来华传教士为了能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煞费苦心，进献奇器；极尽巧思，制造奇器，以博取清帝的好感，换取清帝放宽对传教活动的限制。西洋奇器是他们在华传教的重要工具。康熙帝尚能通过这些奇器看到西方科学的先进性。他最感兴趣的是科学仪器。乾隆帝则不然，对西方科学没有兴趣，追求的只是西洋玩物。有技艺的传教士成为满足他享乐欲望的御用工具，清宫里的做钟处蜕变为他的玩具作坊。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清朝的王公贵族无不追求西洋奇物。这股“西洋风”不过是奢侈享乐风，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只有消极影响，而无积极作用。

对西方科学的吸纳与排拒

1、对西方建筑科学的引进

在圆明园的长春园内，有一个西洋楼区。它是在耶稣会士郎世宁、蒋友仁、王致诚等人的设计下建成的。它是我国皇家宫苑中第一次大规模仿建的西洋建筑群和园林喷泉，既着重突出西洋形式，又糅和了中国特色，是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乾隆十二年（1747年），乾隆帝偶然从西洋画册中看到喷泉，便要郎世宁为之解说。听了郎世宁的解说之后，乾隆的西洋兴趣大发，要郎世宁推荐能工巧匠进行仿制。法国传教士蒋友仁接受了这一任务。他努力工作，当年秋天就制造出第一台喷水机。乾隆见后十分喜欢，决定建筑一组欧式宫殿，殿内殿外均安装喷泉。这组欧式建筑位于圆明园中的长春园，俗称西洋楼。宫殿由郎世宁绘图设计，喷泉则全部由蒋友仁设计督造。

西洋楼区总面积8公顷多，由西到东依次布置了谐奇趣、万花阵、养雀笼、五竹亭、方外观、海晏堂、观水法、大水法、远瀛观、线法山、方河、线法墙等建筑和园景。《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4册中的“传旨着郎世宁蒋友仁想法做水法陈设几件”，“传旨新建水法西洋楼处应画处着郎世宁起稿呈览”，“西洋人蒋友仁呈新建水法仪器样图奉旨照样准做”，“传旨新建水法西洋楼着郎世宁等画通景大画”等文件，使我们看到了传教士为圆明园锦上添花的情景。

长春园中的这一组欧式建筑和喷泉，在我国造园艺术史上是一个新的创举。它大胆地采用西方的建筑形式和内容，但又不生搬硬套，而是洋为中用，中西合璧。它在总体布置中，主要采用欧洲传统的几何构图，但又局部采用了中国的自然式布置，可以说是西欧园林几何构图与中国园林自然式山水布置相结合的一个例子。比如从养雀笼到海晏堂的建筑是规则的，道路也是平直的，但平直的道路被自然式的弯曲小河所穿插，并建筑石亭，架设小桥，自然布置一些土山花木，打破了平直道路的呆板。又比如，喷泉及大面积水面的池岸多砌筑成整齐的几何形，而小河流的护岸则用乱石砌成自然式。迷宫是规则的几何构图，迷宫后面的土山及道路是自然风景的形式。在建筑形式和材料选用上，有欧洲的柱式拱券、彩色玻璃、铁花大门，也有中国的重檐屋顶、五彩玻璃、砖雕花饰。在造园的内容上，既有西洋的宫殿、迷宫、线法山以及喷泉、花坛、草坪，又有中国的水池假山和花径铺地。建筑物前面有西洋式的石狮子，但喷泉中的青铜塑像却是中国的12生肖。在花木配植和修剪方面，也是西方的几何形式和中国的自然风景形式双管齐下，视景区的要求而灵活布置。例如观水法前是少量的修剪成规则几何形的绿篱和九节线法松，线法山西门是低矮整齐的松柏，线法山上是自然形态的松树，线法山东门两侧腰圆形的水池后，是自然形态的假山石和混植花木，线法画周围种植了自然的高大的楸树。这一切表明，清代中国的造园家在引进国外园林建筑技艺方面，具有高度的才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2、对西方测绘技术的采用

康熙主持测绘的《皇舆全览图》，虽然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幅”，但是，它还不是完整的全国实测地图。因为当时新疆等地尚处于地方势力的割据之下，清廷的测绘人员无法前往。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廷取得了平定准噶尔战争的胜利，测绘新疆地图一事便提上了议事日程。

二十年（1755年）六月，乾隆帝谕道：“西师奏凯，大兵直抵伊犁，准噶尔诸部尽入版图，其星辰分野，日出入昼夜节气时刻，宜载入时宪书，颁赐正朔。其山川道里，应详细相度，载入《皇舆全图》，以昭中外一统之盛。左都御史何国宗素谙测量，同五官正明安图、副都统富德带西洋人二名前往各该处，测其北极高度，东西偏度，及一切形胜，悉心考订，绘图呈览。所有坤舆全图及应需仪器，俱酌量带往。”[63]

乾隆所说的二名西洋人，就是葡萄牙传教士傅作霖和高慎思。他们于1738年和1751年先后来华，任职于钦天监。为了测绘好地图，乾隆对他们不吝封赏。二十一年（1756年）正月十一日，“上谕：同左都御史何国宗前往伊犁等处测量之监副傅作霖著赏给三品职衔，西洋人高慎思著赏给四品职衔，俱准照衔食俸，其马匹廪给亦即照衔支给。钦此。”[64]

此次测绘从巴里坤分南北两路进行，北路沿天山北麓至伊犁，南路进入吐鲁番盆地。据传教士信札记载，“彼等曾至哈密、巴里坤、吐鲁番、玛纳斯、博罗塔拉、伊犁等地。曾将纬度测出，并根据道路罗盘距离推求经度。……作霖循北道至于伊犁，慎思赴南道，后于肃州聚齐。”[65]

乾隆对他们的工作十分关注。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他谕道：“前命何国宗等赴伊犁测量并绘舆图，今大段形势皆已图画，其余处所可以从容再往，是此等已属完竣，何国宗及西洋人等现已回至肃州，闲住无事，可即令其乘驿来京，著传谕遵行。”[66]

二十四年（1759年），清廷平定回部，控制了南疆的局势，完成了统一新疆，安定西陲的大业，乾隆帝再次派测绘人员进入新疆。他令明安图率队前往，“按地以次厘定，上占辰朔，下列职方，备绘前图，永垂征信。”[67] 

此时，传教士刘松龄职任钦天监监正，“被举测绘新近征服西域一带地图。松龄辞，举傅作霖、高慎思二人以自代。”[68] 因此，傅作霖、高慎思又一次踏上了赴新疆测绘的征程。

经过中西人士近两年的努力，此次测绘工作圆满结束，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绘成《西域图志》。在此之前，清廷还派人赴西藏重新实测，绘制了新的西藏地图。这就为《乾隆内府地图》的编制提供了条件。

《乾隆内府地图》又称《乾隆十三排地图》，它是以康熙朝《皇舆全览图》为基础，添加了新疆、西藏的地图，参考了世界地图和俄国图籍绘制的。这幅图宽12尺半，高6尺半，“最主要之测绘人乃宋君荣（Antonius  Gaubil），完成全工者为蒋友仁；协助者有傅作霖（Felix  da  Rocha）及高慎思。”[69] 它与《皇舆全览图》相比又大大前进了一步。《皇舆全览图》西到西经40多度，北至北纬55度，而《乾隆内府地图》（《乾隆十三排地图》）却西到西经90多度，北至北纬80度，全图所及地域，北抵北冰洋，南至印度洋，西及波罗的海、地中海和红海，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亚洲地图。李约瑟曾高度评价这一地图的意义，认为：“中国在制图方面又一次走在了世界各国的前面。”[70]

3、《四库全书总目》对西学的评价

《四库全书》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在编纂过程中，四库馆臣又作《四库全书总目》，对收录和存目的书籍都作了介绍和评论 。乾隆曾经说过：“方今搜罗遗籍，汇为《四库全书》。每辑录奏进，朕亲披阅厘正。”[71]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四库全书总目》代表了清朝官方及乾隆帝的思想。

据初步统计，《四库全书总目》一共评介了37部明末清初在华传教士及其协作者的著作。这些著作，有的收入了《四库全书》，有的仅为存目。考察《四库全书总目》对这些著作的评价，有助于我们认识清朝官方对西方科学的态度。

对西方天文历算的赞赏

《乾坤体义》是利玛窦的一部科学著作。《四库全书总目》充分肯定了此书的新颖之处，认为：是书上卷皆言天象，下卷皆言算术，“虽篇帙无多，而其言皆验诸实测，其法皆具变通，可谓词简而义赅者。是以《御制数理精蕴》多采其说而用之。”

《表度说》是讲立表取日影，以知节气时刻之书。《四库全书总目》介绍道：“是书大旨言表度起自土圭，今更创为捷法，可以随意立表。”书末“言表式表度，并节气时刻推算之法，绘画日晷术，皆具有图说，指证确实。”

《天问略》是与《表度说》次第相承，互为表里的书。《四库全书总目》指出：是书于诸天重数，七政部位，太阳节气，昼夜永短，交食本原等，“皆设为问答，反复以明其义。末载朦影刻分表，并详解晦朔交食深浅之故，亦皆具有图说，指证详明。”但是 ，该书“欲借推测之有验，以证天主堂之不诬，用意极为诡谲。” “然其考验天象，则实较古法为善。今置其荒诞售欺之说，而但取其精密有据之术，削去原序，以免荧听。其书中间涉妄谬者，刊除则文义或不相续，姑存其旧，而辟其邪说如右焉。”这一段评介充分体现了清朝官方“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的思想。

《简平仪说》论述了天文观察仪器简平仪的原理及其使用方法。《四库全书总目》评价道：“盖是仪写浑如平，如取影于烛，虽云借象，而实数出焉。弧三角以量代算之法，实本于此。今复推于测量，法简而用捷，亦可云数学之利器也。”

《新法算书》是明末清初中西学者合作编撰的西洋新历。《四库全书总目》认为，这部新历，“有解，有术，有图，有考，有表，有论，皆钩深索隐，密合天行，足以尽欧罗巴历学之蕴。”

《圜容较义》为利玛窦授，李之藻撰。《四库全书总目》评价道：“其书虽明圜容之义，而各面各体比例之义胥于是见，且次第相生，于周髀圆出于方，方出于矩之义，亦多足发明焉。”

《几何原本》是利玛窦口译，徐光启笔录的一部科学名著。《四库全书总目》高度评价道：“此书为欧罗巴算学专书，且利玛窦序云，前述后作，不绝于世，至欧几里得而为是书。盖亦集诸家之成，故自始至终毫无疵类。加以光启反复推阐，其文句尤为明显，是以弁冕西术，不为过矣。”

二、对西方机械科学的好评

《奇器图说》是传教士邓玉函与中国学者王征合作的成果，是我国第一部介绍西洋物理学和机械工程学的书。[72]  《四库全书总目》评价道：“（西洋）制器之巧，实为甲于古今。寸有所长，自宜节取。且书中所载，皆裨益民生之具，其法至便，而其用至溥，录而存之，固未尝不可备一家之学也。”总目还对王征自撰的《诸器图说》作了好评，明确指出：“《诸器图说》，凡图十一，各为之说，而附以铭赞，乃征所自作，亦具有思致云。”

三、对西方水利科学的嘉许

《泰西水法》是一部介绍西方水利科学的重要著作，《四库全书总目》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称“是书皆记取水蓄水之法。”第一卷为龙尾车，用挈江河之水；第二卷为玉衡车，用挈井泉之水；第三卷为水库记，用蓄雨雪之水；第四卷为水法附余，讲寻泉作井之法，并附以疗病之水；第五卷为水法或问，备言水性；第六卷为诸器之图式。总目又对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进行了比较，对水利之学作了较高的评价。明确指出：“西洋之学，以测量步算为第一，而奇器次之，奇器之中，水法尤切于民用，视他器之徒矜工巧，为耳目之玩者又殊。固讲水利者所必资也。”

四、对西方文化教育的论述

《西学凡》是一部介绍西方教育的书籍。四库馆臣注意到了这部书，虽然未将其收入《四库全书》，但予以存目，并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作了介绍，认为：“所述皆其国建学育才之法，凡分六科。” “文科如中国之小学，理科则如中国之大学，医科、法科、教科者，皆其事业，道科则在彼法中所谓尽性致命之极也。其致力亦以格物穷理为本，以明体达用为功，与儒学次序略似。”

《西儒耳目资》是一部语言文字学著作，《四库全书总目》评价道：“欧罗巴地接西荒，故亦讲于声音之学。其国俗好语精微，凡事皆刻意研求，故体例颇涉繁碎，然亦自成其一家之学。我皇上耆定成功，拓地葱岭，钦定《西域同文志》，兼括诸体，巨细兼收。欧罗巴验海占风，久修职贡，固应存录是书，以备象胥之掌。”

五、对西方地理科学的贬抑

《职方外纪》是第一部用汉文撰写的世界地理学著作，有助于当时人们认识世界。《四库全书》收录了这部书，总目对此书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认为：“所纪皆绝域风土，为自古舆图所不载。”“前冠以万国全图，后附以四海总说，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不过总目又指出：“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录而存之，亦足以广异闻也。”

《坤舆图说》的情况与此类似。《四库全书》收录了此书，《四库全书总目》对此书作了介绍。同时，总目又将此书与《神异经》相比附，怀疑它是剽窃了中国古书而编造出来的。指出：“疑其东来之后，得见中国古书，因依仿而变幻其说，不必皆有实迹。”不过，总目又承认：“然核以诸书所记，贾舶之所传闻，亦有历历不诬者。盖虽有所粉饰，而不尽虚构。”因此决定“存广异闻。”

《西方要纪》没有收入《四库全书》，仅为存目。总目评价道：“此书则康熙初年所述，凡二十条。专记西洋国土、风俗、人物、土产及海程远近。大抵意在夸大其教，故语多粉饰失实。”

六、对“西学中源”说的阐发

《四库全书总目》虽对西方科学作了较高评价，但又认为这些新法与中国古代传统的科学有些类似。例如在评价《乾坤体义》一书时，《四库全书总目》就指出：“是书上卷皆言天象，以人居寒暖为五带，与周髀七衡说略同。以七政恒星天为九重，与楚辞天问同。以水、火、土、气为四大元行，则与佛经同。”[73] 

总目还进一步论证了“西学中源”说，在多种书籍的提要中阐明了这一观点。例如在评介《周髀算经》时，总目对西法与中法作了比较，认为：“西法出于《周髀》，此皆显证，特后来测验增修，愈推愈密耳。《明史·历志》谓尧时宅西居昧谷，畴人子弟散入遐方，因而传为西学者，固有由矣。”[74]

在评介《浑盖通宪图说》时，总目还引用梅文鼎的观点，再次宣扬“西学中源”说。指出：“梅文鼎曾作订补一卷，其说曰：‘浑盖之器，以盖天之法代浑天之用，其制见于《元史》扎玛鲁鼎所用仪器中。窃疑为《周髀》遗术，流入西方。’”[75]

上述可见，《四库全书总目》对西方科学既有嘉许，也有贬抑。它充分肯定西方的天文历算、机械制造、农业水利，但又宣扬“西学中源”说，并视西方的世界地理知识为“异闻”，持半信半疑，甚至完全否定的态度。这既表明了清朝官方舍“理”求“器”，“节取其技能”的态度，也反映了清朝统治者以自我为中心，夜郎自大，固步自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思想认识停留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对世界局势的变化茫然无知。当时清朝政府对于世界的基本看法是：“大地东西七万二千里，南北如之。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76] 

正因为如此，当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时，清朝政府根本不了解他们出访的背景和目的，误认为是“化外之裔”前来朝贡。清朝统治者不愿正视已经来到中华帝国门口的日益强大的英国，更不可能派人到“蛮夷之邦”去对这个“化外之裔”进行考察。此后，中国因对世界的无知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综上所述，建立在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清王朝，其对外政策基本上是闭关自守，用封闭主义来隔绝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交往联络。乾嘉时期，清廷继续前代的保守政策，而且为了抵御日益嚣张的西方扩张势力，采取了更加防范警戒的态度。清廷先后拒绝了马戛尔尼使团、阿美士德使团的谈判要求，制定了一系列的防范外夷章程，采取了更加严厉的禁教措施，订立了治罪专条和《管理西洋堂事务章程》，加强了对在华传教士的管理，严格禁止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此同时，清廷继续利用传教士的科学技术，让他们执掌钦天监，充当宫廷画家，御用技师，建造圆明园内的西洋楼和喷泉，绘制新的中国地图。传教士及其科学技术成了清朝统治者的御用玩艺。清朝官方对西教与西学有着明确的区分，总的看法是：“西学所长在测算，其短则在于崇奉天主以炫惑人心。”[77] “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78] 但是，他们又宣扬“西学中源”说，并视西方的世界地理知识为“异闻”。这反映了他们的天朝心态，以自我为中心，对中国以外的世界缺乏兴趣，没有主动认识其他国家的热情。夜郎自大，固步自封。历史是无情的。正当乾隆、嘉庆陶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时，西方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几十年之后，便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资料来源：《暨南史学》第三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

[78] 《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