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时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演进、转变和中国近代文化逐步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新旧文化并立，中西文化并存，并且各种文化相互冲突、融合。在这种文化变革的大潮中，作为中国新文化的代表者，戊戌维新派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抉择有着非常鲜明的特点。

一  顺应时代潮流的相对先进性

维新派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抉择，是对此前中国人对西方文化认识的一个总结；戊戌维新派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抉择，代表了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方向，反映了时代前进、文化发展的要求。

戊戌维新派对西方文化认识、抉择，与中国近代化大势趋合。近代化，指的是人类社会由封建统治下的小农经济社会，向近代民主制下的大工业社会迈进的历史变革过程。其中文化的现代化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中的典型，中国的近代化与对先进的西方文化的引进、吸收紧密联系在一起。维新派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抉择渐趋于理性，从而有利于引进西方文化以改善自身的知识结构，促发自身的近代化。史实证明，正是这一批有革新思想的有识之士，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又一次高潮，组织和领导了中国近代化的一次重要尝试——戊戌维新运动。尽管尝试以失败告终，但决不可也不能抹杀维新派促进了中国近代化大势这一历史作用。“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结果，就是历史。”[1]

从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便逐渐增多地涌入中国，予以中国多方面的影响。但应当指出的是，在很长时间内尽管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有过猛烈的冲击，但并不为中国人所正确认识和接受。 “海禁既开，译事萌蘖。游学欧、美者，亦以百数，然无分毫影响于学界。”[2]并且仍有许多顽固派激烈地反对学习西方文化， “吾人舍名教纲常，别无立足之地；除忠孝节义，亦岂有教人之方？”“平等之说，篾弃人伦，不能自行，而顾以立教，真悖谬之尤者。”[3]即使力主洋务新政的张之洞也称：“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4]在这种故步自封、举步维艰的社会大环境中，维新派不仅承认西方文化“体用兼备”，而且认识到西方富强之后隐藏着非兵力强弱的东西。“若是乎国之强弱在兵，而所以强弱者不在兵。”这一切说明维新派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已经是遥遥领先于同时代人。在这方面，提倡进化论的严复和呼吁平等自由民主的谭嗣同，即使是“维新派同路人的张之洞”[5]也难以望其项背。作为封建社会中的一员，维新派大都接受了比较系统的封建教育。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同时代的其他人毫无二致。但他们能够比较清楚地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先进性，不以“器数之学”看待它，实是超越了同时代其他人的认识水平。

戊戌维新派对西方文化认识、抉择，与中西文化交流日甚的趋势相吻合。 “正如有机体必须与外界联系方能维持生命一样，民族文化则是以与世界文化相联系而不是相隔离作为自己发展的条件。”[6]中西文化交流日甚，是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并且，“在中西文化关系上，中国社会文化心理趋向呈现出单向演进的态势。”[7]“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如果也称之为文化交流的话——呈现为单向的（从西向东）、扭曲的‘挑战——应战’形式。”[8]这就更加强了对西方文化正确理解认识的必要性，从而使维新派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抉择具有了更为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文化交流是文化发展的生命。文化必须在交流中才能得到发展，必须在开放的条件下才能求得生存，任何闭关的、保守的、故步自封的文化发展策略都是不符合文化发展的历史规律的。维新派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抉择正是由于契合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客观规律，从而大大促进了这一进程。

戊戌维新派对西方文化认识、抉择，与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相契合。中国近代文化是一种转型中的文化。中国近代文化的本质、部门结构、价值体系等都受到西方文化的深远影响。由于认识到“顾百年以来，欧洲学术，川增潮长”，[9]因而维新派对西方文化热情赞颂，虚心接受，但同时又是比较冷静地分析认识其优劣短长。这种认识，对于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积极意义不可低估。正是在这种认识、理解、吸收西方文化的基础上，中国近代文化实现了自身的文化转型，逐步形成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文化体系。尽管这一进程迟至新文化运动时期才得以完成，但是维新派开风气之先，奠定文化转型之基的历史功绩却也不可忽视。

戊戌维新派对西方文化认识、抉择，充当了“新文化运动”的先导和前哨。维新派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抉择为西学在华传播大开了方便之门，实际上是对近代中国的第一次思想启蒙。维新派大力介绍包括哲学、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在内的西方文化。在此影响下，“诗界革命”、“文学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等相继而起，形成广泛的文艺革新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前奏。特别是他们为“开民智”而做的兴学校、开学报、设报馆等工作，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使社会风气大开。

总之，这时的维新派以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为指导，在冲决封建旧文化网罗的过程中建立和发展了新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增添了新思想、新内容、新方法，使中国文化步入了近代文化的领域。这一切，都为“新文化运动”大举“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深入批判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奠定了基础，作了必要的准备性工作。

二  适应社会需要的现实性

近代中国， “救亡图存”是中国人面临的首要课题。为“图存”中国人不得不探寻“救亡”的途径。这样，向西方学习也就作为一条不可更替、无可选择的道路展现在士人面前。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10]维新派也正是出于“救亡”的社会现实需要，借引进西学以改造中学的，“然则吾所谓新法者，皆非西人所故有，而实为西人所改造，改而施之西方，与改而施之东方，其情形不殊”[11]。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有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这就是从文化认同到价值意义、意识形态的全方位思想危机。……西学的冲击是造成中国传统文化衰落及价值失范的一个原因。”[12]这就是说，为了解决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思想危机，必须对西学加以明确而深入的认识。维新派在肯定西方文化优越性的同时，力主中西会通、新旧会通，从而为这一危机的解决作了有益的尝试。同时，维新派倡导引进的西方社会科学极大的解放了人们的头脑，使近代中国人思想极为活跃，间接地推动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正是在对世界形势和西方文化认识的基础上，他们对世界各国变法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分析概括，进而，提出了维新变法方案。“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13]这体现了当时形势对新文化的需要。

近代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救亡”是刻不容缓的大事。有爱国热忱的士人必须面对这一严酷的现实，他们必须全力寻求救亡之道。在传统文化无用于时艰之时，自然必须转寻他径、转变观念，吸收新知识、新文化。“中国和列强战争屡次失败以后，精进的学者都明白只是‘抱残守阙’还是无补于时艰，而必得在学术上另找出路。”[14]谭嗣同自称：“三十以后，新学洒然一变，前后判若两人。”其变的原因很明显在于甲午战败之后民族危机的刺激。严复思想也是如此。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史华兹分析的，1895年时，严复已认定所有中国学问既不能致中国于富强，也不能救中国于危亡，故通通可说是“无用”，皆应暂时“束之高阁”。[15]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局面，如何振兴中华，加强民族力量，便成为时代主题之一。这样，转变观念、学习西学便成为迫不得已的事情。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16]在这种迫切需要的压力下，维新派对西方文化认识、抉择的转变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维新派思想主要是以一种激进的倾向为特征，这种特征反映了对国家富强问题的关注。他们认为：“帑藏既富，百废并兴，其庶乎自强之始基。”因而，他们批评中国不重商业，“商务之坏，如沉痼之不可起，欲求财币充盈，呼应灵捷，与西人相抗，其能得乎？”[17]他们认为贫与富是国家强弱之间的关键。“试思穷人听命于富人乎？”[18]在这个意义上讲，维新派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抉择与其追求国家富强的目标相互作用，互相推动，即由追求富强——追求西学——文化转型，其逻辑发展非常明了。因而可以说，其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抉择正是“求富强”的客观结果，有着明显的急迫性、现实性。

三  对西方文化认识的相对深入性

维新派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是基于此前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对西方文化认同的基础上的。他们对西方文化的认识，相比于此前士人也较为全面。他们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不再限于西方的坚船利炮，议会政治，而且扩展到思想文化、宗教社会。

对中西文化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是维新派特点之一。维新派认识、抉择西方文化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在深化认识西方文化的同时，开始了较为全面、广泛地认识和比较中西文化。陈炽曾论及中西文化之区别：“中外之格格然终不能相入者，则中国求之理，泰西求之数；中国形而上，泰西形而下；中国观以文，泰西观以象；中国明其体，泰西明其用；中国泥于精，泰西泥于粗；中国失诸约，泰西失诸博。”[19]严复也曾比较过中西文化，“中国最重三纲，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重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驩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20]尽管这种论述只是机械地从表面上认识比较中西文化的异同，但毕竟开启了用理性的眼光看待中西文化的先河。

维新派对西方宗教思想也有了一定的认识。唐才常在《各国政教公理总论》一文中专列有《教会》一节，详尽的分析了西方教会的创立，教派情况，教徒教友情况等。他甚至不得不承认儒教在某些方面已不如西方宗教，“以地球教会全数核之，救世教冠绝古今，已有驾越吾儒之势。”[21]康有为则称赞欧美教民“祈祷必于天神，庙祀只于教主，七日斋戒，膜拜诵其教经，称于神名，起立恭默，雅琴合歌，一唱三叹，警其天良，起其斋肃，此真得神教之意，而又不失尊教之心。”[22]同时，维新派也已经认识到宗教所起的凝聚思想、平衡心理的作用，“兵弱矣而气不衰，则其雄于兵力而战胜人心者，教会为之也。”[23]作为集中思想的一种方式，教会确实有其作用。所以，康有为提出的“保教”主张，深得士大夫的赞同、支持。但是，这种认识却是不全面的、非本质的，缺乏理论上的分析与判断。应当肯定的是，尽管维新派对西方宗教文化的认识、评价不是完全合乎实际，但是能够认识、了解西方宗教这一点却反映了其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抉择的广泛性。

四  认识、抉择中存在的矛盾性

戊戌维新派在继承前人对西方文化批判认识的基础上，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更进了一步。然而，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个文化转型过程充满着矛盾、冲突。

第一，维新派对传统的反叛和其自身的传统文化修养之间的矛盾。维新派大都生长于传统文化氛围之中，其自身的传统文化修养十分深厚，导致其在内心中，对传统文化的深层部分仍怀恋恋不舍之意。但同时出于“救亡图存”的需要，他们不得不破坏传统，激烈的反叛传统，从而求得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他们面临着如何既能拯救中国而又同时仍然保持中国方式这一问题，所以他们表现了矛盾的心理状态。在此同时，破除传统又是不得不采取的步骤。“近现代中国士人的一个共同心结即大家为了中国好，却偏偏提倡西洋化；为了爱国救国，偏要激烈破坏中国传统。结果出现破坏即救国，爱之愈深，而破之愈烈，不大破则不能大立的诡论性现象。”[24]尽管维新派大力批判、冲击传统，力图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整合，但不自觉地传统文化还是发挥了巨大作用。“一国家当动荡变进之时，其以往历史，在冥冥中必会发生无限力量，诱导着它的前程，规范着它的旁趋，此乃人类历史本身无可避免之大例。”[25]他们在接触到异质的西方文化时，尽管其高呼反传统的口号，但其内心深处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传统文化的怀疑和自身的传统文化修养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诚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作的自我剖析：“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26]

第二，对西方文化认识的转型和对其异质精神恐惧之间的矛盾。毫无疑问，维新派对西方文化是十分赞赏的。如前文分析指出的，维新派为追求富强而追求西方文化。他们吸取西学的范围之广，步幅之大，实非前人所能望其项背。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他们对西方文化的异质精神多少也感到有些恐惧。毕竟，生长在传统文化土壤之中的他们，在面对完全异质的西方文化时，必定也只能从自身出发理解西方文化，用自身原有的传统的价值观念判断、取舍西方文化。戊戌维新时期，提倡“托古改制”、“西学中源”等学说的背后隐藏的其实是对西方文化异质精神的恐惧和反感。“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27]从一开始，康有为就看到西方扩张的威胁不仅仅在社会政治方面，而且也在文化和宗教方面。[28]也就是说，维新派对西方的宗教文化感到恐惧，这与他们对西学的仰慕形成鲜明对比。

第三，维新派对西方文化的吸取和其国家民族精神的依存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说，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用自己的民族文化来支持，“必将在其内在自身获得一种自发的生机，即是从它传统历史文化所形成的国民性中获得一种精神上之支撑与鼓励，领导与推进，而决不能从外面如法炮制依样画葫芦地抄袭、模仿。”[29]也就是说，要振兴民族，支撑中华民族的继续生存，这就必然是、也只能是引进西学。然而，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下，引进西学，师事夷人，则多少与当时的社会心理、民族心理不相符合。为爱国而怀疑乃至部分否定民族传统文化，成为一个历史的悖论。民族精神和吸取西学之间不可避免的产生了矛盾。这一矛盾使得维新派在吸取西学时总是存有一个心结，即盲目甚至故意比附中西学。正如美国学者列文森所论：维新派“理智上想与中国思想疏远，但感情上又要认同中国思想，因为什么力量也改变不了他们的中国人身份，于是他们力图通过中西文化的调和而使中国的精神和西方的精神统一起来，尽管这种统一是表面的。”[30]

认识、抉择西方文化，走向世界，始终是近代中国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维新派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抉择，已经达到其所处时代的较高水准。因此，对于其在近代中国文化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突出地位，理应给予实事求是的肯定。历史证明，如何正确对待西方文化，曾经深刻的影响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同样，研究近代中国人尤其是戊戌维新派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抉择中留下的经验教训，对于解决当代中西文化关系问题，特别是对改革开放大好形势下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创建问题，也是十分必要的。

（文章来源：《贵州社会科学》2004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