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学术，包括经学、史学、文学及古代称为心性义理之学的哲学，乃至学术风气和治学方法，发展到明末清初，伴随当时“天崩地解”的社会大变革，也明显地在发生着嬗递和演变，这已是学术界公认的事实。

明末清初的学术演变，并非个别、孤立、偶然的现象，而是当时整个社会和社会思潮变化在学术领域的反映。既然是一种社会思潮与学术思潮的变化，就必然是一场颇具规模的群体性活动，而不是个别人的兴之所致。但一种新的思潮的涌动，从萌芽兴起到蔚然成风，开始总有少数有识之士，首先发难和推动，再成波澜壮阔之势。而在明末清初的社会思潮与学术思潮的演变过程中，曾“主持坛坫五十年”、有“一代文宗”[1]之称的钱谦益，正是一个首开风气的人物。要研究明末清初的学术演变，绝不可忽略钱谦益的地位和影响。

但由于钱谦益个人的政治历史较复杂，即所谓有“阿附阉党”、“投降仕清”的恶名，其生前就曾毁誉并存，特别是在其死后一百余年乾隆帝曾屡下谕旨，非其人、禁其书，致使其长期被埋没和忽视，至今在有关的论著中对他的评价也欠公正。

值得欣喜的是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先生，早在1965年就曾发表长文一一《钱谦益与清朝的经学》，文中指出：“钱谦益是明末清初17世纪前半叶中国文学或文明史的巨人，他不仅是文学家、批评家、理论家，也是政坛巨子，但他却未能受到重视，研究论著很少。”[2]该文也分析了钱谦益“被埋没”的原因。同时，还着重指出：“研究钱谦益是很必要的，一在于其与清朝文学史的关系；一在于与清代考证学即经学的关系。”[3]应该说吉川先生的看法是甚为客观公正的。无独有偶，中国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其晚年，曾以渊博的学识撰写了鸿篇巨制《柳如是别传》[4]。正如有的学者所说：“陈寅恪先生晚年以八十余万言的篇幅写柳如是，而钱正是柳的‘半边天’，写柳乃在于写钱也。”[5]陈著在详细记述柳如是的身世交往、钱柳姻缘的同时，还以大量确凿的史料，论证了钱、柳的抗清复明活动。书中既赞誉柳如是是“女侠名姝”，也肯定钱谦益是“文宗国士”[6]。

正是在中、日两国两位学界前辈上述有关钱谦益论著的启示下，笔者不揣浅陋，拟就钱谦益与明末清初之学术演变，做些探讨，也兼就钱谦益这个复杂的历史人物究竟应如何评价，谈点浅见。

一、荣辱浮沉、复杂多变的政治人生

钱谦益(1582—1664)号牧斋，字受之，江南常熟(今江苏省常熟市)人。在中外历史上都有一些在特定的、复杂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复杂历史人物，钱谦益即是其中之一，他的经历也可谓复杂。

钱谦益活动于明末清初的历史舞台上。其一生历经明万历、天启、崇祯及清顺治、康熙等两代五朝。这正是中国历史上急剧动荡、瞬息万变、错综复杂的历史时期。明末的统治集团已腐朽溃烂，皇帝沉湎酒色，不理朝政，宦官权奸弄权，党争激烈，民不聊生，农民起义，此伏彼起，风起云涌。同时，崛起于东北一隅的满族，内部逐渐统一后，节节向关内进逼，直至取明而代之。实乃朝代鼎革、天翻地覆。清朝以满族为主体。立国之后，又推行野蛮的民族屠戮政策，致使当时不仅社会矛盾极为激化，且民族矛盾也异常尖锐。在如此动荡复杂的历史环境中，要沉着坚定遇变不惊，恪守节义，殊属不易。

处于复杂历史环境中的钱谦益，出生于世代书香门第，自幼受家庭熏染、饱读诗书，其后又勤奋治学，以致学识渊博、满腹经纶，又富有文采，致有“一代文宗”之称。就其本色说，乃是一“读书种子”、文人学士；但就其另一面讲，他又颇热衷功名利禄，不甘寂寞，常“谈兵说剑”，厕身于党争、政争，且每每处于斗争漩涡的中心，直至跻身于达官权贵之列。看起来，他既是学者，又是大官，可谓一身二任焉!其实，就他个人的成败得失而论，其学术与政事并不平行。综观其一生的立身行事，可以说他在学术文化上成就昭著，乃至游刃有余，而在政事上，特别是面临复杂的事变，常常是摇摆怯懦，患得患失，缺乏应有的老辣、坚定与成熟，乃至迷失方向，导致他在政途上荣辱浮沉、复杂多变。对阉党，时而反对，旋又阿附；对清朝，时而慷慨激昂，筹划抵抗；时而又曲膝迎降，既降之，又悔恨，随又密谋反清复明，最后落得个“贰臣”的骂名。可见，其在政治上不过是个低能的“弄潮儿”。称不上是“政坛巨子”，就此而论，吉川先生似乎高抬了他。

钱谦益虽然跻身达官权贵，但总的看来却名不副实。他在仕途上实际是得志时少，失意时多。他从万历三十八年(1610)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时起，至顺治三年(1646)辞去清礼部侍郎时止，其官场生涯似乎长达三十余年。但此间或因党争被排挤丢官，或因政争失势被削籍归里，甚至因某种罪名，被逮而锒铛入狱，直接在官位上任职的时间，最长也不超过五年。不妨将其曲折的仕宦生涯，按序排列如下：

他于万历三十八年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次一年，即因丁父忧归里。照理应忧毕复职，但因此间东林党在与宦官集团的斗争中处于劣势，正做官的东林党人都纷纷被排挤落职，钱本人也因系东林党而受到冷落，久久未能回朝补官，竟在家闲置达十年之久[7]。

万历四十八年(1620)，他终于被补原官，次一年，即天启元年(1621)，被任命为浙江乡试正考官，但却被政敌陷人人为制造的所谓因“钱千秋关节”形成的“浙围舞弊案”。后虽然查明受诬实情，仍被罚俸三月，此后仍常因此事授人以柄。他也为此怏怏不快，又告疾还乡。

天启四年，他再度奉诏入京，且升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受命分纂《神宗实录》，这可谓如鱼得水，借机看到大量历史文献。殊料，次年，又被阉党列名《东林党人同志录》、《东林点将录》，且被指控为“东林党魁”，遭到弹劾而被削籍归里。

崇祯元年(1628)，阉党魏忠贤等伏诛，东林党人再度被起用，谦益也因此回朝，且升礼部侍郎。不久，明廷会推阁臣，他因深孚物望，跃跃欲试。岂知，礼部尚书温体仁与侍郎周延儒也极力觊觎相位，并四处活动，势在必得。为此，钱谦益指示自己的学生瞿式耜为之活动，直至将温、周挤出会推之外，此二人焉能示弱，联手上疏，攻击钱结党营私，把持会推，乃“盖世神奸”。致使崇祯帝诏令廷对，他抵不住温、周的联合进攻，直至被崇祯指责为：“关节有据，受贿是实，今又滥人枚卜之列，有党可知。”[8]因被革职查问，回籍听勘。而其对手周延儒、温体仁不久则相继人阁。钱在这次争夺相位的斗争中又严重受挫。

钱谦益虽被革职回籍，温体仁等仍恐其东山再起，便唆使钱的同乡张汉儒对钱及其门生瞿式耜进行讦告。罗织罪名达56条之多，指控钱、瞿“侵国帑，谤朝廷，危社稷”，乃“万恶元凶，贪秽兽官”[9]。崇祯览奏后，也认为钱、瞿“婪横事情，殊可诧恨”[10]。因于崇祯十年将在家乡“听勘”的钱谦益解京，下刑部狱，后经疏通，才被释回乡。

直至崇祯十七年(1644)，在国势岌岌可危，朝不保夕的情况下，崇祯才想再度起用钱谦益，圣旨未达，明朝灭亡，钱氏再起之望，也化为泡影。

从以上钱谦益在明朝三十年的为官生涯可知，并无大可非议之处，且常受阉党迫害，屡屡受挫，也反映出他绝非政事斗争中的强手。另从崇祯十三年(1643)，他因构建绛云楼，经费不足，不得不将心爱的宋刻《前后汉书》，以一千两白银卖给谢三宾[11]，可知他并非“贪秽兽官”。否则，也不会因建藏书楼仅缺一千两银子而卖宝书。他曾在给其儿子孙爱的一首诗中说：“仕宦三十年，但余书满床。尽可与汝读，俾汝无面墙。”[12]这在一定程度也可说明钱谦益在仕宦生涯中仍未失掉书生本色。

甲申之变，明朝倾覆，顺治在北京登基，中国历史进入清朝时期，此时，明朝在江南的残余力量仍继续坚持抗清。马士英等拥戴福王在南京建立南明小朝廷。而在此之前，钱谦益则曾力图拥立潞王，他深恐为此获罪，随见风转舵，大加颂扬马士英拥立福王之功，因被马士英援引入朝，补授礼部尚书，他还竭力推荐马的死党阉宦余孽阮大铖。并与马、阮打得火热，以保自己的权位。钱原是反阉党的“东林党魁”，此时却又攀附有权势的阮大铖，朝三暮四，遂有“阿附阉党”的骂名，实咎由自取。

弘光元年(1645)三月，钱谦益终于官至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加太子太保，这是其一生荣宠之巅。不过好景极短，当年五月，清兵即陷南京，在严峻的历史关头，钱谦益本可以接受柳如是的劝告“取义全大节，以副盛名”[13]，他却畏死而变节迎降，从汉民族立场及为人道德而言，这确是他“大节有亏”之处。不久，随例北迁，到北京候用。顺治三年(1646)正月，被授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修《明史》副总裁。在当时降清的明臣中，钱谦益的资历、才华、声望都属首屈一指，他满希望在新朝跻身相位，而新主的授赐，却使之大失所望。因于当年六月，即称病乞假回籍。从此，他结束了在明、清两代的从政生涯。

钱谦益降清时，已年过六旬，他一生四分之三的时间都在明朝度过。降清入朝，不过半年，封授既使他不满，清王朝的民族蹂躏政策及对降官的歧视，必进一步引起他内心的怨恨。可以想见，他当时似乎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身虽降清，心仍在故明。何况，清廷尚未统一全国，大江南北，抗清复明的烽火仍在燃烧。他辞官南归后，痛定思痛，以降清之悔恨，更加激发了复明的强烈愿望。从此，他一方面从事著述，仍奉南明为“正朔”，以故明为“本朝”，写诗抒发故国之思，撰文表彰抗清之士，并咒骂清朝为“奴”、“虏”、“酋”、“杂种”……另方面又广泛联络抗清复明志士，图谋恢复故明王朝，这有大量史实为证，举其要者：

  顺治三年冬，其好友黄毓祺在反清起事中，曾暗中联络钱谦益，让其资助，钱曾派柳如是“至海上犒师”[14]。事败后，钱谦益被牵连，下南京狱。

  顺治六年，钱谦益曾致书桂林留守瞿式耜，以“楸秤三局”作比喻，痛陈天下形势，列举当务之急著、要著、全著，并报告江南清军将领动态及可能争取反正的部队。瞿式耜得书后，上奏桂王说：钱谦益“身在虏中，未尝须臾不念本朝，而规划形势，了如指掌，绰有成算”，“忠躯义感溢于楮墨之间”[15]。

  顺治七年起，钱谦益曾不顾年迈体弱，多次冒险深入虎穴，亲赴金华策反总兵马进宝反清。

  顺治九年，李定国克服桂林，承制以腊丸书命钱谦益及前兵部主事严拭联络东南，于是，钱谦益便“日夜结党，运筹部勒”[16]。

  顺治十一年，郑成功、张名振北伐，钱谦益与柳如是又积极响应“尽囊以资之”。[17]起事失败后，钱并未灰心，仍先后与反清复明志士魏耕、归庄、鹤足道人等秘密策划，以接应郑成功再度北伐。还在长江口白茅港卜筑红豆庄，作为隐居之所，以便与各地联络，刺探海上消息[18]。

顺治十七年，郑成功、张煌言率水陆大军再度北伐，连克数镇，钱谦益欣喜若狂、慨然赋诗作(金陵秋兴八首)等，歌颂抗清之师，直斥清廷“沟填羯肉那堪脔”，“杀尽羯奴才敛手”[19]。当这次北伐再度失败后，他才心灰意冷，痛感“败局真成万古悲”，“忍看末运三辰足，苦恨孤臣一死迟”[20]。

钱谦益从事的反清复明活动，还远不止上述诸端。但仅此也足以说明，他于降清后确又改变了立场，从一个降清的“臣仆”又转到“明遗民”立场，并一直从事抗清复明的秘密活动，这绝不仅仅是“欲借此以掩其失节之羞”[21]。

钱谦益的“阿附阉党”与“投降仕清”，就个人的品节情操而言，确属“大节有亏”之污点，受到谴责和非议，确无可辩白。但远未达到“不足齿于人类”的地步，何况他降清不久，又真诚地投入反清复明的行列，已取得南明诸王及明遗民的谅解。一些坚持民族气节的著名文人学士，诸如瞿式耜、归庄、吕留良、黄宗羲等仍一如既往，对他十分尊敬，他在学界文坛的宗主地位，也未因此而动摇。当其八十华诞时，归庄仍送寿联云：“居东海之滨；如南山之寿。”[22]黄宗羲在钱逝世后所作的《八哀诗》中，仍将其引为“平生知己”，且肯定其“四海宗盟五十年”[23]的学术地位；即使是像顾炎武至死不仕清廷，不愿列名于钱的“门生”的人，仍肯定其是“文章宗主”[24]。

但为什么后来钱谦益从人品到学问都一股脑儿被否定了呢?追根溯源，其始作俑者，乃清朝封建专制皇帝乾隆也!原来在钱缣益死后一百余年，乾隆发现钱谦益的著作中有大量违碍清朝统冶的诗文，即恼羞成怒，暴跳如雷，对钱大张挞伐，屡颁谕旨，一次比一次严酷：

乾隆三十四年(1769)六月，谕曰：“钱谦益本一有才无行之人，在前明时身跻廳仕。及本朝定鼎之初，率先投顺，溶陟列卿，大节有亏，实不足齿于人类。朕从前序沈德潜所选《国朝诗别裁集》，曾明斥钱谦益等之非，黜其诗不录，实为千古纲常名教之大关。彼时未经见其全集，尚以为其诗自在，听之可也。今阅其所著《初学集》、《有学集》，荒诞悖谬，其中诋谤本朝之处，不一而足，夫钱谦益果终为明朝守死不变，即以笔墨腾谤，尚在情理之中；而伊既为本朝臣仆，岂得复以从前狂吠之语，列入集中，其意不过欲借以掩其失节之羞，尤为可卑可耻!钱谦益业已身死骨朽，姑免追究。但此等书籍，悖理犯义，岂可听其留传，必当早为销毁，其令各督抚将《初学集》、《有学集》于所属书肆及藏书之家，谕令缴出，至于村塾乡愚，僻处山陬荒谷，并广为晓谕，定限二年之内尽行缴出，无使稍有存留。钱谦益籍隶江南，其书版必当尚存，且别省有翻刻印售者，俱令将全版一并送京，勿令遗留片简。”[25]

乾隆三十五年，乾隆本人在查阅(初学集)后，又题诗曰：“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哪有光?”[26]

    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又下谕于《清史》内增设<贰臣传>，“论及钱谦益反侧贪鄙，尤宜据事直书”[27]；乾隆四十三年二月，又下谕曰：“钱谦益素行不端，乃明祚既移，率先归命，乃敢于诗文阴行诋谤，是为进退无据，非复人类。若与洪承畴同列《贰臣传》，不示差等，又何以昭彰瘅?钱谦益应列入乙编，俾斧钺凛然，合于《春秋》之义焉。”[28]

我们在行文中之所以不厌其烦的引述乾隆的一道道谕令，一则正是由于乾隆的这些谕令，将钱谦益打人最低谷，不仅彻底否定了其人品，也否定了他的学问“文章哪有光”?首开对钱评价中“以人废言”之先例。此后，不仅钱本人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其著作也被禁而长期不能流传，甚至和钱同时与之有交往的人，其著作中有钱氏一序，或者有酬和之诗文，“亦在禁毁之列”。由于这些事也属于钱谦益荣辱浮沉的范围，故录以存证；再则也可从中揭示钱谦益长期被否定、被埋没的历史真相，使世人明晓钱氏之所以得不到公正评价的由来，封建专制皇帝之淫威，实在是“斧钺凛然”，酷烈至极!

综观钱谦益生前与死后荣辱浮沉、复杂多变、坷坎曲折的政治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从其中进士为官起到明朝灭亡，此时的政治活动主要是参与东林党和复社反对阉党，倡导经世，及作为史官，搜集、整理文献资料，编纂《实录》，应该说具有进步倾向，无可非议之处；第二时期，从其在南明福王政权中任职到投降仕清，虽为时短暂，但“阿附阉党”、“投降仕清”都在此时铸定，其“大节有亏”已成定论，此时之为人，盖不足取；第三时期，从顺治三年六月辞去清廷官职到逝世为止，此时其在政治上主要是从事抗清复明活动，虽然此时清朝的统一已成必然之势，钱谦益想力挽明朝既倒之狂澜，已难济于事，但其为恢复故明的真诚努力，从道德品节上来说，似无可指责，只有站在清朝统治者立场来看，才视为“大逆不道”；第四时期，从乾隆三十四年乾隆毁其人、禁其书起到清宣统二年(1910)邃汉斋再刻印其书止。此时，钱谦益虽死去一百余年，但乾隆又将其端出来示众，终成千古罪人，致使其被埋没一百余年，直到宣统二年，其著作才又重见天日。

从钱谦益生前与死后的遭遇看，他在政治上也并非一无可取。应就其在不同阶段的表现，进行具体分析，不能一概骂倒。同时，无论是古人或今人，都有个人的个性特点。钱谦益虽曾位列显宦，也从事过一些政治活动。但就其一生的主要活动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看，他更主要的还是位文人学者，他一生都不废读书治学，做官时也是如此。何况他做的又是文职“史官”，利用“史官”之便，掌握了宫中大量秘籍典册，为其撰史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他的《初学集》卷帙浩繁，内容丰富，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在明朝断断续续的为官生涯中写成的。其《开国功臣事略》、《国初群雄事略》二书，就是在他为阉党排挤，被削籍回乡途中先后撰成的。甚至在他被迫害坐狱时，在“殆非人居”的环境中，依然“朝吟夕讽，探赜洞微，孜孜不厌，一如平日”[29]。直到他年愈八旬，体弱多病时，仍笔耕不辍，常常是“寒灯午夜，鸡鸣月落，揩摩老眼，赞穴贝叶。人世有八十老书生未了灯窗业债，如此砣砣不休者乎”[30]。钱谦益之为钱谦益，主要不在于其在政治上的得失成败，而主要在于其在学术文化上的成就和影响。我们在评价其一生的功过是非时，应透过其荣辱浮沉、曲折坎坷、复杂多变的政治人生，着重分析其在学术上的成就贡献及地位与影响。

二、对明末清初学术演变的推动和影响

就明末清初学术思想发展演变的大势而言，明中叶以后，曾占据思想界统治地位达数百年之久的理学，由王阳明的心学取代了僵化的程、朱理学。阳明心学在形成之初，具有缓和社会矛盾，松弛程、朱理学的禁锢，促进思想解放的积极作用。但发展到后来，日益走向空谈心性，脱离现实的死胡同中，甚至“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讲学快活过日”。这样的学说，在明末激烈的社会矛盾面前，显然无能为力。另由于包括王阳明心学在内的宋、明理学，在阐释儒家经典时，抛开了汉、唐训诂注疏的经学传统，而偏重于心性义理的阐发、走向六经注我的传统，遂使汉、唐以来的经学传统失去了原有的面目而走向衰落。鉴于这种状况，明末有些关心国事民瘼，以经邦济世为己任的士大夫，遂起而抨击空谈心性的王学，指责其为“虚学”、  “俗学”。倡导“通经服古”、  “经世致用”，主张由宋返汉，重新恢复汉、唐训诂注疏的经学传统，研究些实际问题，逐渐形成了经世实学思潮。发展到明末清初，通经服古，经世致用，崇实黜虚，遂成为学者的治学宗旨和追求的目标，以致到了清初经世致用成为时代的思潮，进而训诂考据又在学术界取得支配地位。由此看来，从汉、唐之训诂注疏，到宋、明的心性义理，再到清代的朴学考据，恰好形成了一个正反合的辨证行程，而明末清初正是实现从宋、明心性义理之学向清代考据学演变的中间环节，钱谦益则是这一中间环节上的关键人物。对明末清初的学术演变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作为“一代文宗”的钱谦益，他既是明末清初的诗坛领袖，多产的诗人；又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学界的“泰山北斗”[31]他于经学、史学、文学及佛藏道籍，无不通晓，其学术成就表现在多方面。其对明末清初学术演变的推动，既体现在他作为学界的宗主领袖，以其学识声望所发挥的号召力、影响力方面，又反映在他于诸多学术领域，针对学术转变中涉及的问题，都提出了具有先导作用的理论观点，大略言之，有如下几个方面：

    (1)抨击俗学流弊，强调学以经世，促进了清初经世致用思潮的形成

    钱谦益一生的学术活动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与现实密切联系在一起。他从青少年时代始，就受到浓厚的家学影响。其祖父钱申行，进士出身，关心时事，重视实学，曾汇集关于国计民生的资料，  “著书数百卷，为《通典》、《通考》之流”，反映了博大、宏通的学术风格。其父钱顺时，长于经学，精于史学，曾据二十一史及历代野史杂记，编成《古今谈苑》，并与东林党人往来密切，试图救世济民[32]。谦益后来锐意文史，讲求经世致用，当与父祖两代的熏习密不可分。他走向社会后，又以其早露的学识才华，受到东林党人孙承宗、顾宪成等人的推重和赏识，并成为东林学派的中坚。东林学派的成员多是些在国家、民族危亡之秋，关心国事民瘼、痛击时弊的有识之士，以救世济民为己任。如著名的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就曾说：“士之号为有志者，未有不亟于救世者也。”[33]另一著名领袖高攀龙也说：“学者以天下为己任。”[34]黄宗羲曾概括东林党人的风节说：“一堂师友吟风热血洗涤乾坤。”[35]钱谦益与顾、高从父辈时就有联系，自身又是东林党人，与上述思想自然若合符节。继东林之后，复社也是当时政治清流的中心，尤重视经世致用之学，治国经邦之术，而复社的领袖陈子龙就是钱谦益的挚友，钱本人也参加复社的活动，常与陈子龙一起抨击时弊，切磋经世之学，还于崇祯十一年共同编纂了《明经世文编》，是书收集了从洪武至崇祯有明二百七十年从中央到地方官员与经世相关的文集和著述。他们编纂是书，“志在徵实”，  “以资后世之师法”，  “通今古之龟鉴”。此书的编辑，既反映了钱谦益等人的经世思想，也说明经世学风已从个别人的零星主张，发展成士人的群体意识，赋役吏治、兵农水利、天文地理等实用学科，已成为士人关心的热点。同时，是书的编成，也推动了明末清初经世致用思潮的进一步形成与发展，正如吴晗先生所说：“这部书的编辑、出版，对当时的文风、学风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对稍后的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经世致用之学，也起了先行的作用。”[36]

    在当时经世学风潮流的推动下，钱谦益从事著述的出发点就在于经世致用，要“达于世务”[37]。他治经学，目的在于“正人心”，纠正“世道偏颇”[38]。他以毕生精力倾注于史学，也在于“史者，所以明乎治天下之道也”[39]。其(初学集》、《有学集}中载有其写的大量碑传作品，其目的也是要让“刑政者庶己可以观，可以兴矣”[40]。他编《列朝诗集》，虽有“以诗存史”的作用，而更主要的目的则是想展示明朝的“鸿朗庄严”、“含章挺生”的旺盛气运，和“金镜未坠”、“珠囊重理”[41]的中兴之望，反映出编者欲图复明的愿望。总之，钱谦益在从事著述写作时，总是力图做到“非天下之所以治乱安邦者皆不载”。

钱谦益还通过其撰写的大量序、跋、碑传、行状，提倡、表彰经世致用之学，诸如“君之于书，又不徒读颂之而已，皆思落其实而取其材，以见其用于当世”，“于是儒者之道大备，以效国家大用”、“是故经学与国政，咸正于一，而天下大治”、“幼绳留心天下事，猶轩所至，访边塞之要害，问民生之疾苦，于时艰国恤，三致意焉”[42]。与之同时，他又反复抨击那些脱离实际、没有创见，一味摹仿、剽窃的俗学。他曾尖锐指出：  “今之学者，陈腐于理学，肤浅于应举，汨没锢蔽于近代之汉文、唐诗……茫然不知经经纬史之学。”[43]他又说：“夫今世学者，师法之不古，盖已久矣，经义之弊，流而为帖括，道学之弊，流而为语录，是二者，源流不同，皆所谓俗学也。俗学之弊，能使人穷经而不知经，学古而不知古，穷志尽气，盘旋于章句占毕之中，此南宋以来之通弊也。”[44]他还十分尖锐而形象地指出俗学、伪学“之病有三，曰僦、曰剽、曰奴”[45]，并一一指出“僦”、  “剽”、  “奴”的具体表现。

钱谦益对经世致用的提倡及对俗学的抨击，对扭转明中叶以来的不良学术风气，无疑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并成为清初出现的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波澜壮阔的经世致用思潮之先导。

    (2)提倡“通经汲古”、  “正经”、  “反经”并阐明“经”与“道”、“经”与“史”的关系，为经学在清代的复兴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传统的经学历经两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等朝代，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曾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和特点，诸如汉学、宋学(理学)、清代汉学(考据学)等，每一种新的形态和特点的出现，都有一个渐进演变的过程，其中魏、晋、晚唐、宋初及明末清初都是经学发展演变的关键时期。具体到明末清初经学演变的主要表现是：如前所述，由于传统的经学自南宋以来，心性义理之学日趋泛滥，导致经学逐渐走向衰落。当明末社会危机加深时，一些学者在寻求解决现实社会危机的思想依据时，对空谈心性义理的理学感到绝望，不得不从古老的经书中寻找救世的良方。因而逐渐出现反对理学，由宋返汉，复兴汉代经学的倾向，直至发展到清代出现了汉学重新支配学术界的局面。在这一演变过程中，钱谦益也对理学深表不满，并提出“通经汲古”、“反经”、“正经”、“治经”等观点，还阐明“经”与“道”、“经”与“史”的关系，不啻为经学在清代的复兴提供了理论依据。

       钱谦益关于经学并无大部头的专门著述，但从他关于一些书籍的序、跋和论学的书信中，仍可窥见他对经学有深湛的研究，对经学发展的脉络了如指掌。《新刻十三经注疏》序可以说是代表其经学观点的纲领性之作。在这篇关于经学的著名论文中，他提纲挈领地勾勒了经学以及十三经之传注、笺解、义疏的演变，肯定汉儒治经之踏实，指出宋人治经之流弊：“宋之学者，自谓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实际上则是“扫除章句，而胥归于身心性命”，流风所及，使“近代儒者，遂以讲道为能事，其言学愈精，其言知性知天愈眇，而穷究其指归，则或未必如章句之学，有表可循，而有坊可止也”[46]。这里，已明显反映出其扬汉、抑宋的[47]学术倾向。他在该文中还尖锐地讥刺道学《理学》：  “道学之偷也。流而为俗学，胥天下不知穷经学古，而冥行捎埴，以狂瞽相师。驯至于今，辁材小儒，敢于嗤点六经，眦毁三传，非圣无法，先王所必诛不以听者，而流俗以为固然。生心而害政，作政而害事，学术蛊坏，世道偏离，而夷狄寇盗之祸，亦相挺而起。”[48]猛烈抨击了宋、明理学“嗤点六经”、“眦毁三传”及其在现实生活中造成的祸害，明末清初，在学术思想嬗递演变过程中，出现了反理学思潮，并最终导致理学终结，钱谦益可谓发反理学之先声。

       “道”是理学之最高指归，并以其“道”离“经”。因而“经”与“道”的关系遂成为宋明理学与汉唐经学对立的焦点。由于宋、明理学离“经”而谈“道”，蔑视汉唐注疏，排斥《五经》，推尊《四书》，以朱子的《四书集注》等代替汉、唐《五经》笺疏，用以附会其以“道”为基石的理论体系。钱谦益有鉴于此，还着重论述了“经”与“道”的关系，他说：“汉儒为之讲经，而今人为之讲道。圣人之经，即圣人之道也。离经而讲道，贤者高自标目，务胜于前人，而不肖者汪洋自恣，莫可穷结。则亦宋之诸儒扫除章句者，导其先路也。”[49]由于宋、明理学离经而讲道，扫除汉、唐章句注疏，修《宋史》者还将“儒林”与“道学”厘为两传，形成“儒林则所谓章句之儒也，道学则其所谓得不传之学者也”，遂使“古人传注、笺解、义疏之学能转相讲述者，无复而遗种”[50]，这里，钱谦益较为精辟地论述了“经”与“道”互为表里、相互统一、不可分离的关系，得出“圣人之经，即圣人之道”，不能“离经而讲道”的结论。在经学 发展历程中，实有重要意义。在钱谦益之前，归有光、高攀龙等也讲述上述类似思想，如归有光曾讲“汉儒为之讲经，今世为之讲道。夫能明于圣人之经，斯道明矣，道亦何容讲矣”[51]。不过，钱谦益既继承，又发展了归有光的观点，他较之归有光关于“经”、“道”关系的论述，能置于经学演变源流中考察，显得更加系统与理论化。且归有光离世较早，而钱谦益在人清之后又生活了一段时间，与清初的学者多有密切交往，他关于“经”、“道”关系的论述，对清初学者的影响更为直接。

       针对宋、明理学“离经言道”的弊端，钱谦益又提出“反经”、“正经”的思想，他援引《孟子》的“我亦欲正人心，君子反经而已矣”!又进一步发挥说：“诚欲正人心，必自反经始；诚欲反经，必自正经学始。”[52]钱谦益所谓的“反经”与“正经”，也就是要消除宋、明理学对原始经书的曲解与附会，恢复汉、唐注疏经书的传统，返回到经学的原始本貌。对此，他在《与卓去病论经学书》中说得更加明白，他说：“六经之学，渊源于两汉，大备于唐、宋之初，其固而失通，繁而寡要，诚亦有之，然其训故皆原本先民，而微言大义，去圣贤之门犹未远也。学者之治经也，必以汉人为宗主，如杜预所谓原始要终。”[53]后来，清代的汉学家，治经都以汉代为宗主，公开打出汉学的旗帜。其依据也都是说汉代去古未远，遗说尚存，更加符合经书原义。与钱谦益的说法几乎如出一辙，相互间显然也有渊源与影响关系。

       此外，钱谦益在其著述中，还论述了“经”与“史”的相互关系，提出了“经者，史之宗族也；六经之中皆有史，不独《春秋》三传也”[54]。这实际上已是清代章学诚之“六经皆史”论的滥觞。钱谦益关于“经”、“史”关系的论述，首先是强调尊经，主张“史不离经”。同时，也绝不轻视史的作用与功能，而认为“经”与“史”是相辅相成的，他说：“经犹权也，史犹权之有轻重也；经犹度也，史犹度之有长短也。”[55]“经”与“史”之间，既然是权与轻重，度与长短的关系，因此，二者也是相互依存的，史既不能离经，而脱离史的经，也就没有了意义。其后，清初的黄宗羲又进一步发挥了钱谦益关于“经”、“史”关系的论述，认为“受业者必先穷经，穷经所以经世，故兼令读史”。应该说，从钱谦益到黄宗羲，再到章学诚、全祖望，浙东学界绵延不断的史学传统，与钱、黄、章一脉相承的理论，当有一定关联。

       钱谦益曾在致友人的书信中说：“仆以孤生谀闻，建立通经汲古之学，而排击俗学。”[56]这可以说是钱谦益倡导经学，重视史学，反对理学的总纲。

  钱谦益关于“通经汲古”、“反经”、“正经”，“治经以汉人为宗主”，以及“经”与“道”、“经”与“史”的一系列论述，无疑都为经学在清代的复兴提供了理论依据。他提出的“圣人之经，即圣人之道”和“六经之中皆有史”，更直接成为顾炎武的“经学即理学”，及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的滥觞和先导。

(3)以卓越的史学理论及编史、考史之实践推进了清代史学的发展

       钱谦益一生治学的重点在史学，他在史学方面的成就也更为突出，他本人也一直以“史官”、“史家”自命。他常说“谦益史官也，有纪志之责”[57]、“余从太史氏之后，纪载国家之盛”[58]、“余旧待罪太史氏，思颂述国家关雎鹊巢之德，以继二南之盛”[59]、“余待罪国史，论次本朝忠良吏，附两汉之后”[60]、“谦益往待罪史局，三十余年”[61]、“谦益以石渠旧老，衰残载笔。其何敢避时畏祸，嬝婀咙胡，以贻羞于信史?”[62]如此等等。可见，谦益无时不以“史官”、“史家”自命。而且他还曾十分自信地说：“余三十年留心史学，于古人之记事记言，发凡起例，或可稍窥其涯略，近代专门名家如海监、太仓者，亦能拾遗纠谬，而指陈其得失。”他也的确在史学理论及编史、考史的实践方面，留下丰硕成果。

       钱谦益根据自己长期从事史学的实践体会，对史学的价值、功能、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天地万物运行之道，古今朝代兴亡之理，无不为史学所包涵，他说：“史者，天地之渊府，运数之勾股，君臣之元龟，内外之疆索，道理之窟宅，智谓之伏藏，人才之薮泽，文章之苑圃，以神州函夏为棋局，史为其方。”[63]历史不仅是治理国家不可或缺的镜鉴，也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宝库，它可以使人“耳目登皇，心胸开拓，顽者使矜，弱者使勇，怯者使通，愚者使聪，寡者使张，需者使决，僑者使沉”[64]。钱谦益如此高度评价史学的价值和功能，与只偏重个人道德践履，排斥事功，轻视史学的理学家，形成鲜明对照。朱熹就曾十分轻蔑的说“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处，同父一生被史坏了”[65]，他甚至连(左传》等儒家经典也颇为不屑的说：“六经、《语》、《孟》多少道理不说，恰说这个：纵那上有些零碎道理，济得甚事。”[66]针对理学家轻视史学的偏颇，如前所述钱谦益还从理论上阐述了“史”与“经”的相互关系，得出“经”、“史”互不分离，“六经之中皆有史”的结论，都给予清代史学家以重大影响。

       钱谦益在史学方面的成就，还突出表现在历史考证方面。他在史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开国功臣事略》、  《国初群雄事略》、《太祖实录辨证》及大量有重要史料价值的碑传之作。此外，其《列朝诗集》、《杜诗小笺》，也反映了他以诗证史的深厚功力。

       钱谦益深感“史家之难，莫难于真伪之辨乎”[67]，因而其在修史过程中，十分重视史料的考证和辨伪，如他在致力于明初历史研究时，首先注意广泛搜集各种史料，其撰写《国初群雄事略》与《太祖实录辨证》的过程中，不仅对《元史》、《元史新编》、《国初事迹》、《龙飞经略》、《平胡录》、《平夏录》等公私史书广采博收，还查阅积累的大量宫中档案，并参考数十种文集、杂著，及无数的行状、碑铭。尔后，再对搜集的史料进行查证和辨伪，他认为只有将史料考证明白、辨别真伪，才能据以定褒贬。当时，曾出现不少伪造的明初史料，影响较大的有<致身录》，钱氏根据明初的制度和史事，通过细致的分析，举出该书的十条破绽，以确凿的证据，得出明确结论：“伪也”，“作伪者之愚而可笑也”[68]。钱谦益这部辨伪之作，深得清初学者潘耒、阎若璩的支持和肯定，实开清初辨伪之先河。

       以诗证史，尤其是钱谦益在历史考证方面的独特成就。前人虽然也曾运用过以诗证史的方法，却不像钱谦益运用得广泛和娴熟。如他在《国初群雄事略》中，就曾依据元末明初王逢的诗，纠正了《明实录》的一些错误。他在《杜诗小笺》中，又能据前代诗歌，补充史家的漏记，并纠正史家记载的错误，并根据前代诗歌，综合其他材料，揭示一些历史真相。如中唐名臣杨炎曾任殿中监，而《旧唐书》阙载，钱谦益则根据杜甫的《送殿中监赴蜀见相公》一诗，予以补充。钱谦益不惜以古稀之年，编著大部头的《列朝诗集》，更是以诗存史的典型。清代朱彝尊、全祖望都曾沿用钱谦益开创的这一体例，先后编辑了《明诗综》、《续甬上耆旧诗》。

       由于钱谦益在当时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曾撰有大量历史人物的传记、行状与碑铭。其中保存了明天启、崇祯及南明和清初的丰富史实。如其所写的《孙承宗行状》，长达近五万言，远比《明史》中《孙承宗本传》要更为丰富翔实，实际上是一部天启、崇祯年间山海关内外抵御清兵的史学专著。还有大量的传记、碑志，记述了清统治者人关前后一些坚持抗清斗争的仁人志士可歌可泣的事迹，清代全祖望也以传记、碑志的形式，记述了同一时期的这类历史人物。虽然全祖望对钱谦益多有贬词，但其自幼即读《牧斋初学集》，其治史中与钱谦益有着相同的特点，很难说没有受到钱氏的影响。

       总之，钱谦益以其史论，历史考证及碑志之作，对清代史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4)以古典现实主义的诗论、文论及诗文创作批判明中叶以来的拟古主义，为清初诗文的转变“导平先路”

       钱谦益既是经学家、史学家，又是杰出的文学家和诗人。他通过为大量诗文作品及撰写的“序”、“跋”阐述了自己的诗论、文论主张，并以自己丰富的创作实践，扫荡批判了自明中叶以来充斥文坛的拟古主义，为清初诗文的转变和发展“导平先路”。

         明中叶以来，以李梦阳、何景明和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前后“七子”，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抛弃了唐宋以来文学发展的优良传统，走上盲目尊古的道路。他们写诗撰文一味以模拟剽窃为能事，几乎是篇篇模拟，句句模拟，如同写字的“临摹帖”，诗文中“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使得成为毫无灵魂的假古董，一时间复古模拟之风笼罩着整个文。遂引起各方面的厌恶和反对，先有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以倡导唐宋古文名家与之对抗，随后又有敢于反潮流的思李贽及袁宗道、宏道、中道为代表的“公安派”和以钟惺为的“竟陵派”，均起来反对模拟复古，反对贵古贱今，提倡解放，独抒性灵，对充斥文坛的模拟复古之风以有力的。钱谦益继承并发展了归有光的文学主张，对前后“七子”的主义给予了更尖锐的批判和扫荡。他指出：“自弘治至于万百有余岁，空同雾于前，元美雾于后，学者冥行倒植，不见。甚矣，两家之雾之深且久也。”[69]正是在李攀龙、王世贞主义烟雾的弥漫下，形式主义的诗作充斥诗坛，谦益予以揭：“今之名能诗者，庞材惟恐其不博，取境惟恐其不变，引律惟恐其不谐美，骈枝斗叶惟恐其不妙丽，诗人之能事可谓，而诗道固愈远者，以其诗皆为人所剽耳佣目，追嗜逐好，领异之思侧出于内，哗世炫俗之习交攻于外，……其中之所，固已薄而不美，索然而无余味”[70]，诗风败坏，文风也同样如此，亦如钱谦益所揭露：“近代文章，河决鱼烂，败坏而不可救者，凡以百年以来学问之谬种，浸淫于世运，熏结于人心，袭习纶轮，酝酿发作，以至于此极也。'[71]

与复古派的诗文主张相反，钱谦益强调诗文要本性情，导志意，又须是从动荡的时世，连蹇的境遇中进发而出，反对摹仿，反对幽眇凄冷脱离现实的写作倾向，他主张：“诗言志，志足而情生焉，情萌而气动焉。如土膏之发，如候虫之鸣，欢欣噍刹，纡缓促数，旁薄曲折而不知使然者，古今之真实也。”[72]钱谦益之论诗如上，其论文之精神也是这样，他说：“夫文章者，天地变化之所为也，天地变化与人之精华交相击发，而文章之变不可胜穷。”[73]钱谦益还认为，诗文不仅要言志抒情，有用于世，还应与学识相结合，使之更加根深叶茂。因此，他提出：“根于志，溢于言，经之以经史，纬之以规矩，而文章之能事备矣!”[74]进而，他又提出“反经求本”、“通经汲古”的文学主张。

        对于自己的诗文主张，钱谦益可谓身体力行。他的诗继承了杜甫、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古典现实主义传统，具有雄伟、奇诡、温婉、秧丽的各种风格。从思想内容上说，人清之前，大多反映了对东北边祸的关切，或对宦官权奸的痛恨以及对抗敌将相和忠正人物的歌颂，也有对祖国壮美河山的赞颂，或者是他与柳如是之间的酬唱。人清之后，由于明、清易代的巨变及个人荣辱浮沉的变化，他降仕清朝而又反清复明。故国沦丧与个人的身世忧患相交织，构成了此时诗作的基本风貌。如其所写的大型七律组诗：《金陵秋兴》、《后秋兴》，其内容既反映了郑成功攻打金陵及南明桂王政权的有关情况，也透露了他和柳如是支持抗清的事迹。如诗中所云：“海角崖上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更无鱼腹损躯地，况有龙涎泛海槎，望断关河非汉帜，吹残日月是胡笳。嫦娥老大无归处，独倚银轮哭桂花。”[75]其中对故国的眷恋，及对个人的悔恨，又都凝结着诗人的老泪。感情真挚深沉，乃其晚年心境的真实写照。

       钱谦益以其诗论、文论及诗文创作实践，在扫荡扭转明中叶以来的拟古主义的不良倾向的同时，作为诗坛领袖，也乐于奖掖后进，提携人才，清初的著名诗人如王士祯、施闰章、宋琬、冯班等，都曾受到过他的提携。归庄曾对钱谦益的诗作及其影响评价说：“除榛莽，塞径窦，然后诗家始知趋于正道，还之大雅。”[76]         钱谦益确以其诗文理论与实践以及其对文学队伍的组织和影响，为清初诗文的转变“导平先路”。

       钱谦益的学术成就及其对明末清初学术演变的影响，还不限于以上几个方面。另外，其在治学态度、学术风格与治学方法上，如他提出的为学之道“一则曰博求；二则曰虚己”[77]。所谓“博求”，就是广征博引，大量读书，充分占有资料不以孤证自足。在治学范围上强调宏通，长于综合，融经、史、子、集于一体。所谓“虚己”，就是治学中要谦虚谨慎，不主观武断，自逞胸臆，对自己的著述，要反复修改，虚怀若谷，听取师友意见。有过则改，但也敢于坚持自己的独特见解。所有这些对清初学术界也都有重要影响。

三、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及其评价

       当我们介绍，论证了钱谦益荣辱浮沉，复杂多变的政治人生及其对明末清初学术演变的推动与影响之后，再来回答其在学术史上居何地位?对其应作出如何评价?似乎已可得出应有的结论了。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因为要回答此问题必然涉及政治与学术的关系，这在他本人与同时代的人看来，都是感到棘手的问题。

       公元1661年，当钱谦益八十寿期之日，其族弟钱君鸿拟为其征词祝寿，为此他曾在《与族弟君鸿求免庆寿诗文书》中说：“夫有颂必有骂，有祝必有咒，此相待而成也。有因颂而招骂，因祝而招咒，此相因而假也。”他自己“抚前鞭后，重自循省，求其可颂者而无也”，而后又说他“少窃虚誉，长尘华贯，荣进败名，艰危苟免。无一事可及生人，无一言可书册府”。因请其族弟“如不忍于骂我也，则如勿颂，如不恶于咒我也，则如勿祝”[78]。拒绝为其祝寿，他深恐由此招来咒骂，顾虑就在于其曾降清一一“荣进败名”。钱谦益的“重自循省”，主要是从政治上作自我评价，．认为自己“无一事可及生人，无一言可书册府”。未免自我否定过甚。

       当时也有些人如朱鹤龄，在评价钱谦益时，回避政治问题，只论其学术说：“夫虞山公生平梗概，千秋自有定评，愚何敢置喙。若其高才博学，囊括古今，则复乎卓绝一时矣!”[79]

       也有的人对钱谦益在政治上加以谴责，但却不否定其学术成就，如潘耒所云“其阿马、阮，事二姓，则诚有之”，“牧斋虽大节有亏。然其学问之宏博，考据之精详，亦岂易及?安得以人废言”[80]?潘耒在评价钱谦益时，不仅将政治与学术分开，而且明确提出，不要以人废言，实难能可贵。顾炎武之对钱谦益也大致持如此态度，已如前引。

       钱谦益虽曾投降事清，但很快便深自悔恨，并投入反清复明的秘密活动。此举，与之交往密切的归庄、顾苓、宋琬、黄宗羲等都深有了解。因此，他们直至钱谦益终死并不谴责甚至还谅解了其曾经阿附阉党，变节仕清之事。仍对其给予极高评价。归庄在《祭钱牧斋先生文》云：“百余年来，文章之道，径路歧而芜秽丛。自先生起而顿开康庄，一扫蒙茸，知与不知，皆先生今日之欧、苏两文忠。”[81]归庄还为之深为惋惜地说：“先生通籍五十余年，而立朝无几时，信蛾眉之见嫉，亦时曾不逢，抱济时之略，而纤毫不得展；怀无涯之志，而不能一日快其心胸。”[82]钱谦益之弟子顾苓、宋琬亦有类似说法：“(钱)自登籍后，颠顿仕途，立朝不及五载，读书著述于林下者五十载，操海内文章之柄四十余年。”[83]黄宗羲于钱死后，深切哀痛，并写悼诗云“四海宗盟五十年，心期末后谁与传”，“平生知己谁人是，能不为公一弦然”[84]。黄宗羲不仅肯定了钱谦益“四海宗盟五十年”的学术地位，还具体论述了其学术成就：“主文章坛坫，几与弁州相上下，其叙事必兼议论而恶夫剿袭，词章必贵乎铺叙而贱夫雕巧，可谓堂堂之阵，正正之旗。”[85]

       清初的考据学大师阎若璩，虽恃才傲物，但于钱谦益却极推崇：“吾从海内读书者游，博而能精，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仅仅得三人焉，曰钱牧斋宗伯也，曰顾亭林处士及黄南雷而三。”[86]

       不仅仅是当时的著名文人学者对钱如此推崇肯定，就是一般劳动者和士子，也都对钱氏极其仰慕和推崇。这从崇祯十六年瞿式耜编成《牧斋初学集》后，由程嘉燧所作《牧斋先生初学集序》中可知，序云“盖先生身虽退处，其文章为海内所推服崇尚，翕然如泰山北斗，虽鸡林蛋户有能知爱之者”；另从《绛云楼书目》卷首所附曹溶的题词，亦可窥见当时情况，词云：“凡四方从游之士，不远千里，行滕修贽，乞其文……络绎门外。宗伯(谦益)文价既高，多与往还，好延引后进。”由此亦见其在一般文士中的声望和影响。

       上述从著名学者到一般劳动者及文士，对钱谦益学术地位与影响的评价并非过誉之词，由之，大致可以看出钱谦益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本来可作为盖棺论定。殊料，钱死后一百余年，大清皇帝乾隆鉴于钱谦益的诗文中对清朝“荒诞悖谬”，多有“诋谤”，故屡下诏，毁其人，禁其书。指责钱谦益“非复人类”，并认为其文章无光。为消除钱谦益反清诗文的影响，乾隆故意将其贬低为“不过欲借此以掩其失节之羞”。从此，钱谦益其人与书，才被打人十八层地狱，不复见天日。乾隆对钱谦益其人其书的诋毀，完全出于维护清朝的统治需要，属于文字狱之列，本不足以作为评价钱谦益的客观依据。但实际上却不然，不仅乾隆当时的一些史官和文人，慑于乾隆的专制淫威，逢迎圣旨，对钱谦益故意贬抑，甚至当代的一些文史著述，因缺乏对历史真相的了解，也不自觉地受到乾隆的影响。如60年代初，在大陆上有部颇有影响的《中国文学史》，在论及钱谦益时，也竟同乾隆的话如出一辙，“(钱)变节投降后，诗中常常故意表示怀念故国，诋斥清朝，企图掩饰腼颜事敌的耻辱”。又说“晚年他和杜甫《秋兴》写了一百二十四首《后秋兴诗》，为《投笔集》，竭力表示恢复故国的愿望。并咒骂清朝和吴三桂，虽然好像很沉痛，但民族叛徒的罪名是洗涮不了的”[87]。这些评价，显然受有当时极左政治的影响。

       学术与政治虽然有一定联系，但二者绝不能等同。因为学术研究毕竟还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对于一个学者学术成就和影响的评价，既要联系考察其政治表现，分析其政治活动对其学术研究的影响，但更应依据学术本身的特点和规律，研究学者的学术著作，分析其在学术发展演变中的承转关系，前后联系，看其所处的地位和影响。不可只根据政治上的需要及政治形势的变化，对一个学者随意加以肯定或否定，倘若由于一定的政治原因，抹煞了一个学者的学术成就，后人则应将附加于学者身上的不实之词予以澄清，以恢复该学者本来的学术面目。而不应盲从附和原来的政治批判，再人云亦云。从知人论世讲，对于在复杂历史条件下，因时势变化，有复杂政治历史表现的学者，也应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对错综复杂的情况以具体分析，而不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古人讲立德、立言、立功，但德、言、功集于一身而三者完全一致的“完人”很少，有的人言与行完全一致，也有的人言行有所脱节，甚至相反。对于言行脱节，甚至相反的人，当然应指出其失误和危害，但却不能因此而“因人废言”。具体到钱谦益来说，他就有明显的言行脱节，甚至相反之处。譬洳，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慷慨陈词：“夫立乎人之本朝，蝇营狗苟，撒君而卖国者，谋人之军师国邑，偷生事贼，迎降而劝进者，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盖已澌然不可复识矣。”[88]但这番漂亮的言词，声犹在耳，而他却在清兵临城时，带头迎降。言行相背，宛如二人，这确是他授人以柄之处。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上述言论的可取之处，更不能进而否定或抹煞、贬低其在学术上的成就和影响。学术成就与政治表现，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应予区分。长时期来，对于钱谦益的研究，之所以被忽略，或者有些裹足不前，就在于因看到其不好的政治表现，而忽略了其学术成就，或者是混淆了政治与学术的界限，而陷入“因人废言”的极端。这是应引以为戒的，我们在这方面已有许多沉痛的历史教训。草撰此文后，深感对于钱谦益此人及相关的一些问题，确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草率成篇，不妥不当之处，尚祈海内外方家批评教正。

（资料来源：《清代学术探研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