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研究徽商的兴起及其特征入手，探讨了徽商与儒家文化的关系。作者指出，具有强劲经济实力的徽商，通过宗族组织的途径，推崇儒家文化和重视功名仕进，这是清代安徽多状元的一个独特而重要的原因。

一

康熙御制诗《示江南大小诸吏》有云：“东南财赋地，江左人文薮。”江左，即江东，指长江下游一带，包括安徽。清代状元的地域分布，证实了这个情况。

清代的会试，始于顺治三年丙戌科。止于光绪三十年甲辰科，共举行112次。由于顺治九年壬辰科和顺治十二年乙未科为满、汉分榜，每科有2名状元，故112科中，共取一甲一名进士114名。这些有幸游历魁台的宿学之士，分布在全国16个省区及系统中，密度极不平衡，地区间差异极大。其中，江苏人数最多，凡49名；浙江次之，凡20名；安徽居第三位，凡9名，他们是：黄轩（乾隆三十六年辛卯科）、金榜（乾隆三十七年壬辰科）、吴锡龄（乾隆四十年乙未科）、赵文楷（嘉庆元年丙辰科）、洪莹（嘉庆十四年己巳科）、龙汝言（嘉庆十九年甲戌科）、戴兰芬（道光二年壬午科）、李振钧（道光九年己丑科）、孙家鼐（咸丰九年己未科）。其实，与安徽有渊源关系的状元人数，远不只于此。清代有些状元，祖籍原在安徽（特别是徽州府），只因先世迁徒，流寓外地，寄籍外省。据笔者统计，这样的人共有15位。其中，已具有江苏籍者10人：吕宫（顺治四年丁亥科）、徐元文（顺治十六年己亥科）、戴有祺（康熙三十年辛未科）、汪绎（康熙三十九年庚辰科）、汪应铨（康熙五十七年戊戌科）、毕沅（乾隆二十五年庚辰科）、潘世恩（乾隆五十八年癸丑科）、吴信中（嘉庆十三年戊辰科）、洪钧（同治七年戊辰科）、黄思永（光绪六年庚辰科）。已具浙江籍者3人：金德瑛（乾隆元年丙辰科）、汪如洋（乾隆四十五年庚子科）、王以衔（乾隆六十年乙卯科）。已具江西籍者2人：戴衢亨（乾隆四十三年戊戌科）、汪鸣相（道光十三年癸巳科）。这样一来，安徽本籍和侨居外籍的清代状元，共达24人。他们的籍贯，或原籍、祖籍，多属徽州府，特别是歙县和休宁县。

如果把视野再拓宽一些，看看另外两个统计资料，便知安徽多状元绝非孤立和偶然的现象。其一，有清一代112科殿试中，合计产生三鼎甲（即状元、榜眼、探花）342名，这些人的省籍分布是：江苏117名，居第一；浙江75名，居第二；安徽21名，居第三。其二，民国初年，蔡冠洛氏编纂的一部很有影响的《清代七百名人传》，上自清初，下讫末季，“罗三百年之人物，揭橥其事功学术，以待后人之评骘”。这七百人中，包括政治、军事、学术、艺术等各方面的人物，遴选较为切当。这些人的地域分布，江苏居首位有144名，浙江次之有102名，安徽为第三有51名。这两项统计告诉我们，清代科举三鼎甲与各类名人，也是以江、浙、皖为最多。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极重视这种现象，他在《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一文中，按地域胪列了清代众多知名学者的师承与成就，认为第一个特别值得思考的问题便是：“何故一代学风几为江浙皖三省所独占？”

二

安徽出现如此众多的蟾宫折挂之士，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从历史的发展演变看，我国社会的经济重心逐步由黄河流域移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人口密度也渐渐地南北易位，形成了南密北疏的局面。学风分布自然也发生了嬗替，长江下游两岸，浙江的钱塘江、富春江流域以及安徽徽州地区，成为了清代学风分布的密集区。不过，对于安徽来说，还有一个独特而重要的原因，即在明清时期，徽商的势力相当强盛，徽商素有推崇儒家文化、重视功名仕进的传统，这为皖省读书士子的科场角逐，提供了有力的社会保障。

徽商，即徽州商人，一般指明清时代徽州府所属歙县、休宁、绩溪、黟县、祁门、婺源等六县经营商业的人。因隋唐年间曾在此置新安郡，故亦习称“新安商人”。从明代中期开始，由于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加快，商品流通范围日益扩大，商人资本日趋活跃起来。当时，全国出现了多种商人集团，其中，以徽商和晋商的势力为最雄厚。明人谢肇淛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右，即山西。明中叶至清中叶的三百余年间，是徽商活动的鼎盛时期。关于徽商兴起的历史背景，史家的说法不尽一致，见仁见智。不过以下几点，是可以肯定的：（1）徽州是一个峰峦重叠的山区，人多田少，难以为业，许多人不得不外出经营工商业以谋生。谢肇淛说：“吴之新安，闽之福唐，地狭而人众。四民之业，无远不届，即遐陬穷发，人迹不到之处，往往有之。诚有不可解者，盖地狭则无田以自食，而人众则射利之途愈广故也。”[①]类似记载，比比皆是，这是徽州多商贾的主要原因。（2）徽州地区山林特产和手工业品丰富繁多，可与其他区互通有无，交换粮食布帛等，这就为商业贸易提供了物质条件。徽郡多山，盛产名茶；山林丛密，木材储量极大；陶土质优，专供景德镇烧瓷；漆器作工，亦属上乘。在传统的文房四宝中，徽州占纸、砚、墨三宝之冠，销售海内外。（3）徽州虽然万山萦绕，陆行不畅，但新安江、浙溪、绩溪等可通舟楫，与江浙等地往来十分便当。再者徽州地处江南经济发达地区附近，徽商可经营起各种商业，如典当、布、丝业等，以应需要。（4）封建官府的盐业政策，极大地扶植了徽州盐商势力的发展。明朝成化以后，中央政府改变“开中法”，把原来商人先输粮到边区，再换得食盐贩卖的方法，改为商人在产盐地区纳粮给盐，听其贩卖。于是，盐商大受其益。重要的产盐区——两淮、江浙，成为了盐商的聚集中心，新安商人首得其惠。由于上述几种原因，徽人经商蔚成风气。形成“大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其所蓄聚则十一在内，十九在外”[②]的局面。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国，“滇、黔、闽、粤、秦、燕、晋、豫，贸迁无不至焉，淮、浙、楚、汉又其迩焉者矣，沿江区域向有‘无徽不成镇’之谚。”[③]徽商经营的项目，主要是茶、木、典当及盐业，“茶叶六县皆产，木则婺源为盛，质铺几遍郡国，而盐商咸萃于淮浙。”[④]

因此，江浙两省状元中凡祖籍在安徽者，便多出自徽州府，而且有经商的历史。如潘世恩，祖籍歙州，明末时六世祖潘仲兰迁于吴。五世祖潘景文曾以商籍隶浙江，至潘世恩祖父时又改籍吴县。[⑤]又如金德瑛，祖籍休宁，曾祖父章奇时，“见世衰乱，独弃书治生，侨寓常州，遂豪于财。百余年来，近属几千人，皆赖以养生送死，公（金德瑛）故有富名。”[⑥]等等。不过，徽商还具有两个根本性的特征，它与我们研究的科名盛事，关系极为密切。

第一，官商结合，互相结托。

在封建时代，商人结交官府，早已有之。明清时期的徽州商人，在这方面显得尤为突出。在徽商之中，或本人拥有煌煌官衔，或父官子商或子官父商，或先做官后经商或先经商后做官的，或终身一介布衣，但与名门显宦交往密切。商人与官僚结合目的是为了受到国家的保护和获得种种封建的特权。特别是盐商，当时的盐业是由封建政府控制的，只有经过官方特许才能从事经营买卖。徽州的缙绅巨族之所以能“业鹾于淮南北”，便是官商互相结托的结果。由于徽商长期经商盐业，基本上统揽了两淮盐政。在两淮的八“总商”中，徽人就占了四名。总商是盐业界与政府打交道的代表，同时也是盐商内部的调解人与管事人，职务十分显要。许承尧曾说：“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歙之业鹾于淮南北者，多缙绅巨族，其以急公议叙入仕者固多，而读书登第、入词垣跻 仕者，更未易卜数。且名贤才士，往往出于其间，则固商而兼士矣。”[⑦]这里是说，商人及其子弟要取得官衔，一方面是靠“急公议叙”，即“捐纳”。当时，每逢遇到自然灾害或政府需要大量经费之际，商人就纷纷解囊，捐资助赈，实际是向政府买官。他们只图荣衔，一般不求实职，目的是在取得虚职空衔后，在经营上、社会地位上获得大量好处。另一方面是“读书登第”，由科举跻身仕途，这可以谋得实职。

清代盐商荣膺官衔者，遍及江南。乾隆帝时多次南巡，扬州是主要落脚地，众商筹款集资，颇称上意。乾隆二十二年上谕：“联翠华南巡，……两淮商众，皆未登仕版之人，其承办差务，踊跃急公，宣沛特恩，以示奖励。伊等本身原有职衔，如已至三品者，俱著赏其奉宸苑卿衔。其未至三品者，俱各加顶带一级。”[⑧]有的盐商甚至直接上交天子，得到乾隆帝的隆遇。如歙商郑鉴元，在扬州“总司鹾事十余年，诰授通议大夫候选道。乾隆五十五年入京祝万寿，加一级，召预千叟宴，赐御制诗及粟帛，又以输军饷一万两以上，议叙加五级，覃恩诰封中宪大夫、刑部山东员外郎。”[⑨]一个盐商能受此殊荣，真可谓恩渥有加。

清代，徽州确实还涌现出一批科举出身的达官显宦，他们多数是徽商的子弟。状元仅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而已。这些人乡土、宗族观念很强，“凡有关乡闾桑梓者，无不图谋筹划，务获万全”[⑩]。这无疑给众多的徽商平添了一道有力的政治屏障。

第二，非贾即儒，士商相兼。

徽州地区不仅商人势力强盛，同时还有重视儒学文化的传统。汪道昆说：“大江以南，新都〔徽州的别称〕以文物著。其俗不儒则贾，相代若践更。”[11]“践更”本是指古代服徭役时，受钱代人股役。这里比喻徽州的风俗，儒要之间联系密切，形成一种非你即我、非我即你的局面。

这种风尚的形成，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徽商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谋求功名仕进，因而注意学习儒家文化。

在封建时代，传统的“四民之业，惟士为尊”的观念，一直是根深缔固的。在士、农、工、商中，商居四民之末。商人欲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重要的途径就是加入士人的行列，读书登第，弋取功名，甚至成为达官显宦。汪道昆有一段话，说得相当透彻，他说：“新都三贾一儒，要之文献国也。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驰儒而张贾。既而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驰贾而张儒。一张一驰，迭相为用。不万钟则千驷，犹之转毂相巡，岂其单厚然乎哉！”[12]这段话，绘出了当时商人们的心态与追求。

徽州商人采取了许多措施，资助和奖掖自己的子弟读书业儒。徽属各邑除府、县学及社学外，书院林立。仅歙县一地，“书院凡数十，以紫阳为大”[13]。其资金多来自徽商。如大盐商鲍志道便曾捐三千金修建紫阳书院、八千金修建山间书院。又按旧制，应试士子只能在本乡报考，不得冒籍。从明代起，徽商便不断努力，终于争取到了在侨寓地区应试的权力，即所谓“商籍”制度。据史载：“吴宪自新安来钱塘，初试额未有商籍，业鹾之家艰于原籍应试。宪因与同邑汪文演，力请台使（巡盐御史）设立商籍，上疏报可。至今岁科如民籍例，科第不绝。“[14]清同治年间，歙商还捐出12300缗巨资，在南京创建歙县试馆，作为士子参加乡试住留之所[15]。

在徽商的鼎力襄赞下，徽州科举及第之人甚众。当时流传有“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的佳话。三殿撰是指：乾隆三十六年辛卯科状元黄轩，休宁人；乾隆三十七年壬辰科状元金榜，歙县人；乾隆四十年乙未科状元吴锡龄，休宁人。他们三人，是连科高中一甲一名进士。四翰林指同治十年辛未科的梁耀枢、郑成章、黄崇惺、汪运纶，他们同科获进士及第，几个人的住家，分布在一条风光秀丽的溪水之滨，相距仅十数里而已。再以歙县一地而论，据北京歙县会馆观光堂“题名榜”载，歙县本籍与寄籍之“官京朝、取科第”者，共有：进士296人，其中状元5人、榜眼2人、探花8人、传胪5人、会元3人、解元13人。曾任内阁大学士者4人、尚书7人、侍郎21人、都察院都察御史7人、内阁学士15人[16]。由此我们可知，有清一代安徽出本籍状元9人、寄籍状元15人，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了。

其次，在商业活动中遵守儒家的道德规范，有助于提高商人的威信，推动商业经营。

士而兼商或商而兼士的人，是带着浓厚的儒家气息混迹商界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使他们得益不浅。譬如，诚实不欺、公平守信是儒家的重要思想之一，许多徽商把它变成了自己的伦理观念与经营原则。如大盐商吴时英手下的一个“掌计”，借用他的名义向别人借了一万六千缗钱，后来还不了债。事发后，有人对吴说：“彼债彼还，尔公何与焉！”吴却答道：“诸长者挈累万而贷不知，何者？人信吾名也。吾党因而为僭，而吾以僭乘之，其曲在我。是曰倍德，倍德不祥。”后来，他还是亲自还了这笔债务[17]。不仅大商人如此，一般商人的帮手，也十分注意洁身自好。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便十分称赞徽商的伙计：“其人铢两不私，故能以身得幸于大贾而无遗。”[18]在商业贸易中，也是如此，公平守信给他们带来不少好处。

由于儒家思想的薰陶，徽商普遍鄙夷腰缠万贯而又唯利是图的人。他们尊奉“利以义制”的信条。汪道昆曾记述这样一个徽商的事迹：“癸卯谷贱伤农，诸贾人持谷价不予，长公独与平价囷积之。明年饥，谷踊贵，长公出谷市诸下户，价如往年平。境内德长公，诵义至今不绝。”[19]这样，也使商人广揽了声誉，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

第三，学风称盛于世，许多商贾士人以弘扬儒家文化为最大的志趣。

由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徽州自南宋以后，文风日盛，“彬彬多文学之士，其风埒于邹鲁”[20]。加之安徽是理学家朱熹的故里，更使芸芸士子以名教相砥砺。茗州《吴氏家典》云：“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也。”由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许多徽商及其子弟把志趣集中在藏书、著述及与学者文人的交流方面。其中一个典型的人物，便是巨商鲍廷博。据载：“鲍廷博，字以文，安徽歙县人。少习会计，流寓浙中，因家焉。以冶坊为世业，而喜读书，载籍极博。乾隆三十八年诏求天下遗书。廷博独得三百余种，赍浙江学政王杰上进，奉旨以内府所刻《图书集成》一部赐廷博，乡里荣之。廷博尝校刻《知不足斋丛书》二十四集，嘉庆二十年流传禁中，仁宗见之，传谕抚臣曰：‘朕近日读鲍氏丛书，亦名知不足斋，为语鲍氏勿改，联帝王家之知不足，鲍氏乃读书人知不足也。’迨廿五至廿八集进呈，有旨赐举人，传为盛事。”[21]这位鲍廷博，平日购书以养志，裒然成大藏书家，因进献图书而受知于乾隆、嘉庆两朝，名闻当时。他获举人头衔时，已年逾八旬。还有记载说他：“居恒好学，耽吟咏，不求仕宦，天趣清远。每遇人访问古籍，凡某书美恶所在，意指所在，见于某代某家目录，经几家收藏，几次钞刊，真伪如何，校误如何，莫不矢口而出，问难无竭。”[22]所刊《知不足斋丛书》成就极大，传为乡里珍闻。鲍氏之外，以藏书多而闻名天下的还有盐商马氏，其藏书楼多藏稀觏孤本、珍本，乾隆朝修《四库全书》时，他呈献了776种珍本。更有不少殷富盐商热心文化事业，与名人贤士宴游交纳，其乐陶陶。如歙籍商人程晋芳，“罄其资购书五万卷，招致方闻缀学之士，与共讨论，延接江淮老宿，赋诗宴饮无虚日”。[23]《新世说》还云：“程鱼门（即程晋芳）在京师，遇文学人，惵然意下，延誉不容口。京师为之语曰：自竹君先生死，士无谈处；鱼门先生死，士无走处。其声华之盛如此。”[24]著名学者赵翼、蒋士铨等都在他家寄寓过。此外，还有一些出身于盐商世家的读书士子，如阎若璩、程瑶田、阮元等，都潜心学问，成为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在我国学术史上占有相当的地位。

由于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有些人即使是中了状元，也是淡于仕宦，专精学问。显著之例为毕沅，他累迁巡抚、总督，位居显宦，却好治经学。曾广集幕僚，编纂图书，有名的《续资治通鉴》，便是由他领衔。又如金榜，以父丧告归，便杜门不出，徜徉林下，专治三礼，以著述自娱。再如洪莹，取中状元后，又奉命当场复试，认真完卷，证明才学确凿，方得平安无恙。然自此不愿追逐宦海浮沉，居家潜心学术。他淹通经史，五经皆有撰述。

总之，我们可以说，传统的儒学薰陶了徽州商人，使他们具有了与其他商帮不同的特色。而拥有巨额财富的商贾又转过来，推动了徽州乃至整个江南地区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士商之间，互为奥援。科名盛事，乃是其硕果之一。

三

清代徽商对安徽文教与科举事业的奥援，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宗族组织这个渠道来实现的。

在封建时代，政府很少采取发展社会福利和社会文化的措施，用于推行初等教育的投资更是微乎其微。因此，一个地区文化水准的高低，很大程度上是依赖民间的力量。在这方面，我国江南普遍存在的宗族组织，发挥了异乎寻常的作用。

宗族，又称家族，它是我国绵延数千年的宗法制度的产物。所谓宗法制度，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父系家长制为核心、按尊卑长幼关系制定的政治与伦理体制。在明清时期的宗族组织中，孝悌、尊祖敬宗及明尊卑长幼是最重要的伦理原则。而祠堂、宗谱、族田则是维持宗族存在的主要条件。族田是家族制度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靠它把族众团聚在一起；祠堂和家谱则用以尊祖敬宗，强调血缘关系，从意识形态方面维系家族制度。比较而言，明清时期，北方地区的家族组织尚属稀少，真正普遍盛行的是南方地区。如江苏，“兄弟析烟，亦不远徙，祖宗庐墓，永以为依。故一村之中，同姓至数十家或数百家，往往以姓名其村巷焉。”[25]徽州地区，“城乡聚族而居”，“家多故旧，自唐以来数百年世系，比比皆是”。[26]徽州各大宗族都按一家一族来建立村寨，形成一村一族制度。随着宗族的繁衍，有的虽然分居外迁另建村寨，也仍保持派系不散。清初人赵吉士曾记述道：“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虽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27]这番话，道出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组织的典型情况。

徽商与宗族势力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徽商经营的原始资本，大多与宗族有关；徽商所雇佣的伙计，大多为族人；由于宗族势力在资金与人力上的支持，使徽人经商之势历久不衰；徽商在竞争中的进一步发展，如建立商业龚断、展开商业竞争、控制从商伙计等等，更是离不开宗族势力的支持。宗族势力促进了徽商的发展，徽商资本反过来也强化了宗族势力，支持了宗族组织的许多种事业与活动[28]。

在众多的江南家族中，普遍保持有一种重视文化的传统，有浓厚的尚文风气，它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这种传统与风气，得到了徽商的鼎力襄赞。

首先，广置族田。族田是家族的公共财产，包括义田、祭田、祠田、学田等，它除了为祭扫祠墓、迎神赛会、增修族谱提供费用，为赡济贫族、解决其衣食之困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用项，便是资助开办义塾，解决族人子弟的笔墨膏火之资，并为族中优异子弟提供科举应试的费用。如安徽婺源太白潘氏在明代合族建置义田百亩，“开太白精舍，供族内子弟入学”。清代，潭渡孝里黄氏宗族也从祠产中“开支修脯，敦请明师，开设蒙学，教育各堂无力读书子弟”[29]。皖省人文之盛，与族产所起的作用密切相关。

其次，兴办族学。明清时期，地方上的启蒙学校，有以村落为单位举办的社学，也有以家族为单位开设的族塾。族塾，又称塾学、义学、义塾，它是家族组织的一个组成部分。江南地区的家族普遍重视兴办塾学，一般说来，一个聚族而居的大家族，都有一个族塾。辟房一间，聘请塾师一个，带领数个至十数个儿童，教他们认字读书。入学者必须是本族的子弟，办学经费来自族产。如安徽濡须胡氏《家规》说：“今公议置义塾，请一明师，……有能进步，公给迎学，庶礼义可兴，不湮没人才，实祖宗阴灵所欣赏也。”很多宗族都规定，族内子弟不论智力如何，皆入塾就学、识字读书，即使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也必须知书识礼，明白作人的道理。不用说，族塾对于文化的传播和儒家思想的灌输起了相当的作用。在我国华北地区，这种族塾则极少见。

第三，重视仕途。江南各地的家族，往往采取许多措施，着力培养族内人才去获取功名和跻身仕途。这一点，与徽商所拳拳者，完全一致。徽州《明泾胡氏龙井派宗谱》有一段很详细的记载：“凡攻举子业者，岁四仲月请齐集会馆会课。祠内供给赴会。无文者罚银二钱，当日不交卷者罚一钱。祠内托人批阅。其学成名立者，赏入泮贺银一两，补禀贺银一两，出贡贺银五两，登科贺银五十两，仍为建竖旌匾，甲第以上加倍。至若省试盘费颇繁，贫士或艰于资斧，每当宾兴之年，各名给元银二两，仍设酌为饯荣行。有科举者全给，录遗者先给一半，俟入棘闱，然后补足。会试者每人给盘费十两。为父兄者幸有可选子弟，毋令轻易废弃。盖四民之中，士居其首，读书立身胜于他务也。”[30]如此具体地对读书士子进行物质帮助和精神鼓励，用心可谓良苦。很明显，这是为了便于本族子弟在科场中竞奔，使其更有机会进入封建官僚阶层。而他们一旦仕途得志，又会反转来为本族族众增添无尚荣耀和提供政治保障。有的学者在比较了华南和华北地区的情况以后说：“华北缺乏强宗大族，宗族成员中不能连绵地出现有功名者，其大多数地主都是普通地主。由于与政府没有任何联系，普通地主无法逃避地方官吏的‘敲诈’，在歉收时无法收齐地租。而在华南地区，士绅地主的经济力量是与国家政权联系在一起的，他们能非常胜任愉快地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但可以防止官吏滥用职权，可以保证收齐地租，而且能够插手地方的统治。”[31]北方许多“士人读书，初志在取科第，及博得一衿，大半困于生计，无复进取之望。”有的地方甚至是“登高第者，数十年始有一人”民国[32]。江南地区之名门巨姓，历来人文蔚起，闾里多“朱门相望”，家室多“累世簪缨”，一家一族之中，常常有屡代科场连捷的，传为科名佳话。以安徽为例，有父子鼎甲传胪：太湖李长森（乾隆甲辰科传胪）、子振钧（道光己丑科状元）；有叔侄鼎甲：全椒吴国对（顺治戊戌科探花）、弟之子昺（康熙辛未科榜眼）；有兄弟叔侄鼎甲传胪：桐城张廷璐（康熙戊戌科榜眼）、从弟廷珩（雍正癸卯科传胪）、兄子若霭（雍正癸丑科传胪）；有累代甲科，即一家人成进士逾三世以外而世系直接者：桐城方拱乾（明崇祯戊辰科）、拱乾子孝标（顺治己丑科）、孝标孙式济（康熙己丑科）、式济孙维甸（乾隆辛丑科）、维甸子传穆（嘉庆己卯科）。太湖赵文楷（嘉庆丙辰科）、文楷子畇（道光辛丑科）、畇子继元（同治戊辰科）、继元子曾重（光绪庚辰科），等等。

总之，宗族组织与文化教育、科举功名的关系是相当直接而密切的。徽商的雄厚资本，正是通过这种社会组织途径，发挥了重要作用。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