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学术在晚清有了很大发展，其中尤以晚清国粹派与清末今文经学的“双峰并峙”最是蔚为壮观。而二者之间的相互激荡，恰恰构成了“整理国故运动”兴起前的最近学术背景。

一、晚清国粹派的引导

正如胡汉民所评价，“整理国故，章所优长”。[1]对于胡适所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来说，以章太炎为首的晚清国粹派，诚可谓发凡起例，导其先路，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第一，从“整理国故运动”的口号来看，章太炎显然是其最初的倡始者。他不仅早在1903年即曾自命“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2]，而且还在1910年出版了《国故论衡》一书，由是最先发明了近代“国故”一词；[3]至1915年，他还说：“所未忘者，独以国故衰微，民言咙杂，思理而董之也”，[4]从而表明了自己“整理国故”的职志。而这在提出时间上，无疑比傅斯年、胡适等人都要早。关于这一点，顾颉刚在1920年10月28日致胡适的信中，就曾经十分肯定地指出章氏“明白标出‘整理国故’的旗帜”。[5]此后，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更是公开承认“整理国故的呼声倡始于太炎先生”。[6]

第二，从“整理国故运动”所标榜的“文艺复兴论”来看，它与国粹派的“古学复兴论”也不无渊源。1905年，邓实在《古学复兴论》一文中呼吁：“吾人今日对于祖国之责任，唯当研求古学，刷垢磨光，钩玄提要，以发见种种之新事理，而大增吾神州古代文学之声价，是则吾学者之光也。……安见欧洲古学复兴于15世纪，而亚洲古学不复兴于20世纪也。呜呼！是则所谓古学之复兴者矣。”[7]1906年，章太炎也指出：“彼意大利之中兴，且以文学复古为之前导，汉学亦然，其于种族，固有益无损已。”[8]1907年，刘师培亦倡言：“二十世纪为中国古学复兴时代，盖无难矣，岂不盛乎！”[9]由此可见，晚清国粹派对“古学复兴论”的宣扬，始终抱有相当自觉的意识。这在很大程度上，当然促进了“文艺复兴论”在清末民初的广泛传播，并进而影响了“整理国故运动”的方向。例如，《新潮》便将其英文名译为“The Renaissance”，胡适则更直接诠释说：“有系统和带批评性的整理国故——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一个部门。”[10]

第三，从“整理国故运动”所富有的批判精神来看，它也明显是继承了章太炎的强烈批评意识。对此，钱穆曾经一语道破：“民初新文化运动，实亦一套《国故论衡》，将旧传统逐一加以新观念、新批评，如是而已。”[11]他还说：“太炎此书特称国故，此国故两字，乃为此下提倡新文化运动者所激赏。……《论衡》者，乃慕效王充之书。太炎对中国以往二千年学术思想文化传统，一以批评为务。所谓《国故论衡》，犹云批评这些老东西而已。故太炎此书，实即是一种新文化运动”。[12]确实，章太炎对王充所撰《论衡》一书评价甚高，称赞该著“正虚妄，审向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擿，不避孔氏”。[13]而正是在此激励下，章氏本人也对孔子发起了猛烈抨击，复由此造成了世人竞相“订孔”、“诋孔”的风气。以至于当时即有论者感言：“余杭章氏《訄书》，至以孔子下比刘歆，而孔子遂大失其价值，一时群言，多攻孔子矣。”[14]后来，傅斯年也承认：“章先生现在虽然尊崇孔子，当年破除孔子的力量，非常之大。……中国人的思想到了这个时期，已经把孔子即真理一条信条摇动了。”[15]而柳诒徵则更直言：“章氏以此诬孔子，胡氏更为推波助澜。……胡氏之好诋孔子与章同”。[16]

第四，从“整理国故运动”的研究对象来看，晚清国粹派不啻是开创了其先河。众所周知，所谓“整理国故”，指的主要即是整理研究中国学术史。而章太炎的《訄书》、《检论》、《国故论衡》，以及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序》、《两汉学术发微论》、《汉宋学术异同论》、《清儒得失论》、《经学教科书》等著，正是对中国学术史的初步整理，其中尤以章太炎为先驱。[17]关于这一点，章门弟子马裕藻便说：“海内学校之稍稍知重国故，实自先生始之。”[18]毛子水亦明言：“我们一大部分的‘国故学’，经过他的手里，才有现代科学的形式。”[19]而顾颉刚也说：“觉得他的话既是渊博，又有系统，又有宗旨和批评，我从来没有碰见过这样的老师，我佩服极了。……我自愿实心实意地做他的学徒，从他的言论中认识学问的伟大。”[20]他甚至还因此自署名“上炎”，意在要超过章太炎。[21]至于梁启超所撰述的一系列清代学术史论著，其实也“是从章太炎《清儒》那里来的”。[22]

关于国粹派在中国学术史研究领域的贡献，钱玄同在1937年为《刘申叔先生遗书》作序时，曾做过专门的阐述。在该序中，他不仅将国粹派的学术研究列入“国故研究之新运动”第一期，而且还深入分析说：“最近五十余年以来，为中国学术思想之革新时代。其中对于国故研究之新运动，进步最速，贡献最多，影响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者亦最巨。”他同时还十分生动地描述：“此黎明运动在当时之学术界，如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方面广博，波澜壮阔，沾溉来学，实无穷极。”[23]

第五，从“整理国故运动”的具体内容与研究方法来看，晚清国粹派的影响也相当深刻。

首先，在经学史研究方面，顾颉刚等人在很大程度上深受章太炎的熏染。章氏站在古文家的立场上，力持“六经皆史”说，认为孔子只是史家，而非政治家，更不是什么圣人或素王，也并未为后世立法；所谓“六经”，亦不过仅是古代之史料，并无“微言大义”。由是，他还明确提出了“夷六艺于古史”的主张。[24]对这种观点，顾颉刚十分佩服。他说：“古文家主张《六经》皆史，把孔子当作哲学家和史学家看待，我深信这是极合理的。我愿意随从太炎先生之风，用了看史书的眼光去认识《六经》，用了看哲人和学者的眼光去认识孔子。”[25]而钱玄同作为章氏弟子，更是直接承受了其影响。他的挚友黎锦熙就曾经锐眼看出：“一般人只看见钱先生并不和他老师一样的反对‘今文’经学，而且研讲‘今文’，表章南海，就以为他于章氏的‘古文’经学竟无所承，殊不知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大胆说话，能奏摧枯拉朽之功，其基本观念就在‘六经皆史’这一点上，不过在《新青年》上他的文章中，一般人不易看出这个意识上的渊源来耳。”[26]

其次，在诸子学研究方面，胡适等人也沿袭了晚清国粹派所开启的端绪。[27]早在1905年，邓实即已在《古学复兴论》一文中阐明：“孔子之学固国学，而诸子之学亦国学也。”[28]而章太炎更是连续撰述了《原道》、《原名》、《原墨》、《原法》、《诸子学略说》、《齐物论释》、《庄子解诂》、《管子余义》等诸子学研究专著，对先秦诸子加以了系统研究，并在《国学振起社讲义》、《教育今语杂志章程》中，将诸子学与群经学、文史学并列；甚至还在《致国粹学报社书》中，称诸子学为“光大国学之原”。[29]

显而易见，章太炎等晚清国粹派此举，将乾嘉以降的诸子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缘是，近代诸子学研究得以肇始发端。[30]对此，胡适曾强调说：“清初的诸子学，不过是经学的一种附属品，一种参考书。不料后来的学者，越研究子书，越觉得子书有价值。故孙星衍、王念孙、王引之、顾广圻、俞樾诸人，对于经书与子书，简直没有上下轻重和正道异端的分别了。到了最近世，如孙诒让、章炳麟诸君，竟都用全副精力发明诸子学。于是从前作经学附属品的诸子学，到此时代，竟成专门学。一般普通学者崇拜子书，也往往过于儒书。岂但是‘附庸蔚为大国’，简直是‘婢作夫人’了。”[31]

与此同时，除了抬升诸子学的地位外，章太炎等人还使诸子学从传统的“考据之学”发展为一种“义理之学”。关于这一点，胡适也曾予以表彰说：“到章太炎方才于校勘训诂的诸子学外，别出一种有条理系统的诸子学。太炎的《原道》、《原名》、《明见》、《原墨》、《订孔》、《原法》、《齐物论释》都属于贯通的一类。《原名》、《明见》、《齐物论释》三篇，更为空前的杰作。”[32]而揆诸史实，胡适开始“整理国故”的尝试，也正是源于章太炎诸子学学说的“培植灌溉”。早在留美期间，他便撰写了《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一文，驳章氏“诸子出于王官”说。[33]其中见解虽然不同，但立异的心理却十分明显，而这恰恰表露出章氏对他的潜在影响。此后，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更是大量汲取了章太炎的学说。在该书再版自序中，他便写道：“我做这部书，对于过去的学者我最感谢的是：王怀祖、王伯申、俞荫甫、孙仲容四个人。对于近人，我最感谢章太炎先生。”[34]后来，钱穆也评论说：“适之归国，讲学北大，写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上册，……此书中观点及取材，颇多采自太炎之《国故论衡》。”[35]

总之，无论是从“整理国故”的口号与主张，还是从具体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来看，晚清国粹派都对“整理国故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36]其实，正如钱玄同所概括，二者本来也就是“国故研究之新运动”的两个紧密衔接的阶段。

二、清末今文经学的启发

如果说缘于章门弟子的麇集，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直接传承了晚清国粹派的学问；那么，“古史辨派”则显然是更多地承继了清末今文经学的疑古思想。

第一，从“古史辨派”诸人的自述来看，他们大都承认接受了清末今文经学的影响。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即说自己“推翻古史的动机”，源于“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明白指出上古茫昧无稽的启发”。[37]此后，他还在《当代中国史学》引论中，将清末“经今文学的兴起”与“古史辨的兴起”，视作前后衔接的两个阶段。[38]他甚至还曾在1961年12月24日的日记中记载：“予询丕绳：‘我所受之影响孰为最：郑樵、朱熹、阎若璩、姚际恒、崔述、康有为、胡适？’丕绳答曰：‘康有为。’予亦首肯，盖少年时代读夏曾佑书，青年时代上崔适课，壮年时代交钱玄同，三人皆宣传康学者也。”[39]而钱玄同也回顾说：“我专宗经今文，是从看了《新学伪经考》和《史记探源》而起。”[40]他还在1935年1月20日致顾颉刚信中，提出自己所撰的《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一文，最好改题为《继续刘申受、康长素、崔觯甫诸先生而辨伪经》。[41]

第二，从“古史辨派”的古史观点来看，他们也明显是继承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清末今文学派的学说。

例如，康有为曾在《孔子改制考》中说：“中国号称古名国，文明最先矣，然六经以前，无复书记，夏殷无徵，周籍已去，共和以前，不可年识，秦汉以后，乃得详记。……三代文教之盛，实由孔子推论之故”。他还进而断言：“三代以上，茫昧无稽”。[42]不难想见，这一论断即使在民初社会也不啻直如“火山大喷火”。[43]而顾颉刚看了该著之后，却不仅觉得“此说极惬心餍理”，而且还表示：“我对于长素先生这般的锐敏的观察力，不禁表示十分的敬意。”他同时还坦承自己推翻古史的计划，正是酝酿于阅读了《孔子改制考》之后。[44]此外，胡适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说：“康有为称这一种为‘托古改制’，极有道理。古人言必称尧舜，只因为尧舜年代久远，可以由我们任意把我们理想中的制度一概推到尧舜时代。”[45]

又如，康有为曾在《新学伪经考》中说：“后世《六经》亡缺，归罪秦焚，秦始皇遂婴弥天大罪。不知此刘歆之伪说也。”[46]对这种有悖传统说法的观点，顾颉刚大胆地肯定说：“它的论辨的基础完全建立于历史的证据上”。[47]钱玄同则更是将“六经未尝亡缺”论视为《新学伪经考》的最大发明，认为“所举的证据没有一条不是极确凿的，所下的断语没有一条不是极精审的。‘书缺简脱’或‘秦焚《诗》、《书》，六艺从此缺焉’这类话，经康氏这一番考证，根本打倒，决不能再翻案了”。[48]而胡适虽不尽赞同康氏此说，但他也据此澄清说：“平常人都把古学中绝的罪归到秦始皇焚书坑儒两件事。其实这两件事虽有几分关系，但都不是古代哲学消灭的真原因。”[49]

再如，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分别考订了六经的真伪。他提出：“《周礼》一书，是一种托古改制的国家组织法。”而“《尚书》是否可作史料，正难决定。梅赜伪古文，固不用说。即二十八篇之‘真古文’，依我看来，也没有信史的价值。……我以为《尚书》或是儒家造出的‘托古改制’的书，或是古代歌功颂德的官书。无论如何，没有史料的价值”。至于《春秋》，他主张确是孔子所作，是含有“微言大义”的，而不“单是一部史书”。他并且说：“论《春秋》的真意，应该研究《公羊传》和《谷梁传》，晚出的《左传》最没有用。”[50]显而易见，胡适这些见解，与康有为等清末今文经学极为相同。也正因此，柳诒徵后来指斥说：“胡氏论学之大病，在诬古而武断，一心以为儒家托古改制，举古书一概抹杀。”[51]章太炎更谓：“胡适所说《周礼》为伪作，本于汉世今文诸师；《尚书》非信史，取于日本人；……六籍皆儒家托古，则直窃长素之唾余。”[52]

事实上，关于康有为对后世学术界的影响，其弟子梁启超曾有过论述。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就精辟评价康氏《新学伪经考》：“要之此说一出，而所生影响有二：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摇动。第二，一切古书，皆须从新检查估价”。至于《孔子改制考》的影响，他则将之概括为四个方面：“一、……于是汉学、宋学，皆所吐弃，为学界别辟一新殖民地。二、……建设新学派，鼓舞人创作精神。三、……以真经之全部分为孔子托古之作，则数千年来共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经典，根本发生疑问，引起学者怀疑批评的态度。四，虽极力推挹孔子，然既谓孔子之创学派与诸子创学派，同一动机，同一手段，则已夷孔子于诸子之列。”[53]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这番评述写于1920年，适值“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阶段。这显然说明梁氏此言正是通过切身体会，有感而发。其中所谓的“一切古书，皆须从新检查估价”，以及“别辟一新殖民地”、“建设新学派”，“怀疑批评的态度”、“夷孔子于诸子之列”等等，无疑恰是“整理国故运动”在当时的现实写照。

时至1941年，周予同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一文中，也回顾说：“胡氏及其同派者，除承受宋学的精神与汉学古文派的方法外，对于清末高度发展的汉学今文派的思想体系，实也有一脉相承之概。”[54]而到了1949年，齐思和在《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文中，更明确写道：“近年来的疑古运动即是受今文说的影响。……我们现在将审查史料的真伪作为研究历史的初步，这种风气一方面固然受了西洋史学方法的影响，一方面也是受了今文家的启示。……五四以后的‘古史辨’运动，实在是直接受了今文运动的刺激。”[55]

（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