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雍、乾时期，史称“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出现的一个辉煌显赫的黄金时代。此时，清王朝的统治，政治上实现了稳定，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以巩固确立；经济上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获得长足发展，呈现了“国富物阜”的繁荣景象，为封建帝国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文化上也大力倡导学术，书院林立，编书、校书、刻书之风甚盛，学人辈出，人才济济，“斐然比于汉唐”，终于形成了在学术思想领域居统治地位的乾嘉学派(亦称乾嘉汉学或乾嘉考据学)。日本学者今西龙在论述清代历史时说：新兴的、强健的满洲民族，“对外则拓展了历代以来广大无比的版图”，“对内则整理了人类的至宝的文化”1。这些文治武功，大抵都是在康、雍、乾时期实现的。康、雍、乾三朝的统治时间约130余年，几乎占去了清朝历史之半，因而，有清一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大都和康乾盛世密切有关。
然而，长期以来的清史研究中，在提到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封建经济的高度发展时，无不归结为康乾盛世的产物，而论及乾嘉学派形成的原因时，多笼统地认为是清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实行民族高压恐怖政策，许多知识分子为了逃避政治迫害，埋头于训诂考据之中，所以产生形成了乾嘉以来的考据学，这是相当流行的传统看法。似乎乾嘉学派的产生与盛行，仅只是清廷滥行文字狱的结果，与康乾盛世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无关联。
上述看法，进而影响到对乾嘉学派派别的划分与评价。在一些著述中，竟然把本属于乾嘉学派中皖派首领，著名汉学大师戴震，说成是批判乾嘉汉学，“所向披靡”地同汉学进行斗争的思想家。在这种逻辑下，凡是有进步思想的学者，不管其是否汉学家，则均不属于乾嘉学派之列。于是乎乾嘉学派就只有脱离现实、脱离政治、烦琐饾饤、没有思想的一面，其从学术内容到治学方法，一无可取之处，完全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奴仆和工具，纯系封建糟粕。甚至动辄认为：“如何评价清代考据学，也是近现代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2致使人们对乾嘉学派的评价，噤若寒蝉，不敢说是，只能说不，严重的影响了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文化遗产。近几年来，由于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学术研究渐趋实事求是，对于乾嘉学派的研究评价，也有所变化，一些论著，已能部分地肯定乾嘉学派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成就，但论及其产生的原因时，仍归之于文字狱。
有鉴于以上种种情况，本文拟就乾嘉学派与康乾盛世的关系，提出些质疑性的看法，以求教于清史、思想史界的同志。
清代的考据学自清初顾炎武发其端，经百余年的酝酿、发展，迄于乾嘉，出现“家谈许郑，人说贾马”的盛况，达到鼎盛阶段，形成乾嘉学派，并成为清代的主流学术思潮，考据学何以成为清代居支配地位的学术思潮呢?是需要认真探讨的。
在我国封建社会学术思想发展的长河中，曾先后出现了春秋战国的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在清代则有乾嘉汉学。各种学术思潮的出现，既依据于思想嬗递演变的规律，又决定支配于各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状况。恩格斯曾指出：“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愈来愈混乱，愈来愈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但是这一联系是存在着的。”3意识形态受物质经济条件的支配制约，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欲探索乾嘉学派产生兴盛的原因，归根结底应从物质经济基础中去寻找。当然，也要考虑政治上的原因，但却需要联系当时的整个社会形势，不能只看到一点而不顾及其他。
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统治阶级的政策，只能在一定条件下，促进或遏制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但不能根本决定其产生和消灭。事实上，文字狱和考据学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尤其是考据学发展到极盛，与文字狱更无一定关系。明代也有文字狱，但明代并没有形成与乾嘉学派类似的考据学派。可见，将乾嘉学派的盛行，仅归因于清朝统治者的文字狱政策，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乾嘉学派蓬勃发展起来的呢?看来，与康乾时期政治上的稳定统一，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统治者大力倡导封建学术有直接原因。
清初，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至顺治十八年，南明桂王永历帝被俘，扫清了残明余部。接着又于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叛乱，二十二年收复统一台湾。继而，历经康、雍、乾三朝，清政府又抵制了沙俄在东北边境的侵扰，平定了准噶尔在西北边境的判乱，统一了新疆、喀尔喀蒙古和西藏。在这些地区有效地建立了隶属中央的行政机构，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政治体
制上得到确立和巩固。与之同时，以满族贵族为主体的清统治者，为缓和民族对抗情绪，在康熙执政后，逐步修定和废止了民族歧视政策，荐举山林隐逸，开博学鸿儒科，吸收汉族传统文化，选拔汉族上层参加统治机构，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有所缓和，取得了政治上近百年相对稳定的局面。政治上的安定统一，必然为学术文化的发展，创造适宜的环境，“经大乱后，社会比较的安宁，故人得有余裕以自厉于学”4。乾嘉学派正是在这样的环境形势下，逐步发展起来的。
政治上的稳定统一，为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究竟能否发展，还要看是否具备相应的物质经济基础。清初，由于长期战乱，社会经济遭到破坏，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满目荒榛。康、雍、乾等朝，在求得国家政治上安定统一的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的政策和措施。如取消三饷加派，蠲免赋税，奖励垦荒，停止圈占土地，重视农田水利建设，修治黄、淮、运河，使“水归故道，漕运无阻”。又颁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除贱为良”和“废除匠籍”等政策，将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打入贱民层的籍民及官衙中的工匠，给予一定程度的自由，有利于解放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发展。在生产恢复发展的基础上，从清初到康乾时期，耕地面积和人口迅速增长。顺治十八年，耕地面积只有二百九十多万顷，而康熙末年上升至八百五十多万顷。顺治十八年全国人丁为一千九百多万，乾隆末年人口却剧增至两亿多5。人口与耕地面积大幅度的增长，反映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否则不会有足够的粮食，养活那么多人口。此外，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与商业也日趋活跃，丝织、瓷器、采矿、工艺等部门，都取得超越前代的发展。清政府财政收人增加，国帑大有剩余。据康熙四十一年《清实录》记载：“今户部库币有四千五百万两，每年并无靡费，国帑大有赢余。”由于国库有了赢余，康熙时曾屡屡蠲免各省钱粮，“查自康熙元年以来，所免钱粮数目共九千万有奇”6。到康熙四十年之后，已出现了“海内宴安，民生富庶”的局面。史书记载，难免有所夸大，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康熙盛世之际“国富物阜”的事实。由于经济发达，百姓的生活也相对富庶，如《啸亭杂录》所云：“本朝轻薄徭税，休养生息百有余年，故海内殷富，素封之家，比户相望，实有胜于前代。”7经济上的发展繁荣为文化学术的兴盛，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条件，乾嘉学派之所以能蓬蓬勃勃的兴盛发展，正因康乾盛世为之提供了物质经济基础。
马克思曾说：“依据历史的永恒规律，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被他们征服的民族的较高的文明所征服。”满族的经济文化，在入关之前，大大落后于汉族和关内地区。但为什么原来处于落后状态的以满族贵族为主体的清王朝，建立了中央政权后，竟能统治中国社会近三百年，并使明末以来已濒于解体的中国封建社会，又起死复生，回光返照?原因固然很多，但重要的原因之一，则是它不仅被具有较高文明的汉族文化所征服，而且康、雍、乾等帝王，从维护其统治地位出发，都比较自觉地倡导“稽古右文”、“崇儒重道”，重视发展传统的汉族封建文化。康熙在这方面尤为突出，他自己身体力行，勤于学习，“留心艺文，晨夕披阅”，从经传诗词到天文历算，广泛涉猎，在宫内延请著名学者，为其讲解儒家典籍，开始隔日一讲，后来日日进讲，寒暑不辍。三藩乱起，军政事务繁忙，日理万机，侍讲学士奏请停讲，他却说：“日讲关系重大，日月易迈，恐致荒疏。虽当此多事之时，不妨乘间进讲，于军事无误。”81684年，康熙南巡途中，泊舟燕子矶，夜读至三鼓，侍讲学士高士奇，劝其休息节养，康熙则说：“予五岁既知读书，八岁践祚，辄以《大学》、《中庸》之训诂，咨询左右，必求得大意，而后予心始觉愉快。日日读书，必字字成诵，从不肯自欺。及四子书既已贯通，乃读《尚书》，于典谟训诂之中，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既俗使古昔治化，实现于今。……予之不觉疲劳，以此为故也。”9由于侍讲学士的讲解，和康熙本人的刻苦自励，他的汉学受到严格的训练，有坚实的基础。当然，康熙的刻苦自励与提倡学术，是为了“俗使古昔治化，实现于今”。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政治形势，稍加安定，便提出发展文教的措施。康熙十六年就提出：“四方渐定，正宜振兴文教。”康熙十七年又开博学鸿儒科，以网罗天下名士、“硕彦奇才”。康熙说：“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对于有名的学问家，康熙都十分尊重，胡渭、阎若璩都曾受到隆重礼遇，曾被尊称为先生，受赐“耆年笃学”的匾额。梅文鼎是有名的数学家，康熙南巡时，接至舟中，畅谈三昼夜，并赞赐“绩学参微”四字。康熙还广为搜集各种图书，康熙二十五年四月曾下谕礼部：“自古帝王致治，隆文典籍具备，犹必博采遗书，用充秘府，盖以广见闻，而资掌故，甚盛事也。朕留心艺文，晨夕披览，虽内府书籍，篇目粗陈，而裒集未备。因思通都大邑，应有藏编野乘，名山岂无善本，今宜广为访辑，凡经史子集，除寻常刻本外，其有藏书秘录，作何给值采集，凡借本抄写事宜，尔部院会同详议具奏，务令搜罗罔轶以副朕稽古崇文之至意。”10在网罗名士，搜访图书的基础上，又钦定编辑各种书籍。
雍正、乾隆继康熙之后，也同样重视对古籍的编纂整理。乾隆即位后，“即诏中外，搜访遗书，并令儒臣校勘十三经二十一史，遍布学宫，嘉惠后学，复开馆纂修纲目三编，通鉴辑览及三通诸书”，“至若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亦“备为甄择”11。从康熙到乾隆，曾多次组织人员，几乎对所有儒家经书，都进行了疏解，刻印成书，如《易经通注》、《日讲易经解义》、《御纂周易折中》、《御纂周易述义》、《日讲书经解义》、《钦定书经传说汇编》、《钦定诗经传说汇编》、《御纂诗义折中》、《钦定周官义疏》、《钦定仪礼义疏》、《钦定礼记义疏》、《日讲春秋解义》、《御纂经集注》、《日讲四书解义》、《御纂律吕正义》等等，实为后来乾嘉学者大规模的训诂、校勘、注释儒家典籍开了先河。此外还编纂刊印了各种丛书、类书与工具书，所编各种书籍之多，规模之大，均为历史上所罕见，诸如《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清会典》、《清会典则例》、《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续通志》、《清朝通志》、《清朝通典》、《八旗通志》、《大清一统志》、《佩文韵府》、《历代职官表》、《全唐诗》、《渊鉴类编》、《骈字类函》、《康熙字典》等等，不下二百余种。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书首尾完整的抄录了我国古代各种重要典籍，分编于经、史、子、集四部，丰富浩瀚，包罗宏大，可谓古代文化遗产之总汇。当时，集中了大批名流学者，参与是书编纂，如纪昀、戴震、邵晋涵、姚鼐、朱筠、王念孙、任大椿等，他们中不少人就是乾嘉学派著名的汉学家。通过这些书的编纂，既培养造就了学者，也为更多的人提供了读书治学的资料、工具等便利条件，有利于学术文化的发展。虽然在编书过程中，也查禁、销毁、删改了大批不利于清朝统治的“违碍”书籍，但实事求是的衡量其功过得失，整理保存文化典籍的功绩却不可磨灭。
在清朝中央政府的大力提倡下，康乾时期朝中的一些要员和封疆大吏，也都热心于提倡学术，如徐乾学、毕沅、阮元等，都在幕府中养了大批学人，他们创办学堂经舍，主持编纂书籍。一时间，搜书、编书、校书、刻书、藏书蔚然成风，学术气氛浓厚。另外，由于有些古籍，因年代久远，逐渐湮没散失，乃至出现真假难辨，以假乱真的情况，有些学者便尽毕生精力，搜罗群籍，据他书所引，将散失的古书，重新辑佚成书，或进行辨伪，也颇有成绩。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述如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两汉三国两晋六朝文》、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等。在上下热心提倡学术的流风影响下，甚至于一些穷奢极欲的淮扬盐商，也附庸风雅，招养名士，竟相刻书、藏书。因为有这样的条件和土壤，才使得乾嘉学派蓬蓬勃勃地发展盛行起来。
试想，如无康乾时期雄厚的物质基础，怎能编纂、刻印《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那样浩瀚的书籍。同时，如无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乾嘉学者又怎能穷年累月、怡然自得的“皓首穷经”。所以应该说康乾盛世是乾嘉学派产生发展的根本原因和条件。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康乾盛世，也就没有根深叶茂的乾嘉学派。如果只从文字狱来说明乾嘉学派的风行，许多问题便不能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说明。
既然如此，文字狱导致乾嘉学派出现的观点，又为何长期流传经久不衰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清朝统治者，为泯灭民族意识，巩固其统治权力，确实屡兴文字狱，授人以柄；另方面恐怕和满族以少数民族居全国统治地位，整个清代始终存在满汉间民族矛盾有关。满族贵族统治者，对汉族等其他民族，确有民族歧视的一面，以文字罗织人罪，禁锢思想是重要手段之一，清代进步思想家龚自珍就曾揭露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这诚然是事实。但毋庸置疑，整个有清一代，满汉民族之间的对立和成见，时而尖锐，时而缓和，然始终未能根本消除。对清朝采用文字狱控制思想，造成的恶劣作用和影响，理应予以揭露和批判，但在此过程中，也难免有夸张的一面。其实，封建社会的各朝各代，对不利于其统治的思想、言论、文字，无一例外的都要进行镇压取缔，清朝也同样如此。只不过是满族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严华夷之辨”的封建士大夫眼中，对清朝这方面的苛政，难免有过分的渲染夸大。直到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思想家、宣传家，为反对和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利用汉族广大群众的排满情绪，广为宣传满族的民族歧视、民族高压政策。如章太炎在论及乾嘉学派时所说的：“多忌，故歌诗文史梏；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12于是，文字狱导致乾嘉学派泛滥的观点，便更为流行。究其实，其中则包含有不科学的成分，但因反映了部分现象和事实，人们也就很少对这种观点，进行深思熟虑的分析和鉴别。加之新中国成立后，因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和考据学，对乾嘉学派也多是从批判否定的角度进行研究考察，对该学派的许多问题，缺乏冷静审慎的分析，致使一些传统看法，流传至今。
[1]《今西龙序》，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4页。
[2]参见罗思鼎：《论乾嘉考据学派及其影响》，《评乾嘉考据学派的方法论》等文。
[3]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9页。
[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
[5]参见《清实录》与《清史稿·食货志》。
[6]王先谦：《东华录》康熙卷76。
[7]昭梿：《本朝富民之多》，《啸亭杂录》续录卷3，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34页。
[8]王先谦：《东华录》康熙卷19。
[9]王先谦：《东华录》康熙卷34。
[10]王先谦：《东华录》康熙卷37。
[11]《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三十七年。
[12]章太炎：《清儒》，《章太炎全集》（三），《检论》卷4。
（资料来源：《清代学术探研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