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西学观念最初是随明末耶稣会士传入的西方科技而俱来的。艾儒略撰有《西学凡》一卷，“所述皆其国建学育才之法”，（注：《四库全书总目》，卷125，杂家类存目二，《西学凡》条。）分六科：文科、理科、医科、法科、教科、道科。显然，艾儒略的所谓“西学”，是包括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内的西方学问，而为中学的对待之词。但其时耶稣会士仅传入天文、算学、水利等，并未介绍社会科学。时人因之通常称之为“西法”或“西术”。
明末以徐光启为首的一些科学家对西法极表欢迎，表现了吸收科学新知的强烈愿望和远见卓识。徐已初步理解到西法中蕴含着的西方自然科学体系的博大精深。他说，西方“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凡世间世外，万事万物之理，叩之无不河悬响答，丝分理解”。“格物穷理之中，又复旁出一种象数之学。象数之学，大者为历法，为律吕；至其他有形而质之物，有度有数之事，无不赖以为用”。（注：《徐光启集》，第66-67页，中华书局，1963年。）“格物穷理之学”，是一内涵丰富的统一体，象数之学仅为其中一个分枝，但算术又为整个西方学问的基础。“此事不能了彻，诸事未可易论”。（注：《徐光启集》，第81页。）徐的可贵不仅在于他能“因小识大”，理解西方自然科学的统一性，而且还在于他并无虚骄，以科学家的良知，承认西法优于中法，从而为时人提出了对待西方进步文化应有的态度：“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注：阮元：《畴人传·徐光启》，上海玑衡堂石印，光绪22年。）这就是拿来主义，着眼于超胜，立足于吸收。徐身体力行，他与利玛窦合译了《几何原本》等书，并在大量观测实验的基础上完成了科学巨著《农政全书》。徐的科学理论与实践已显示出向近代实验科学迈进的强烈意向。
但很可惜，此后朝代更迭，人事皆非。徐等人所刚刚显露的正确思路被打断了，被否定了。中国士大夫西学观念的演进，不能不倒退回去，从此峰回路转，开始其曲折的历程。
一“西学源出中国说”与清初西学观念的倒退
清初，耶稣会士继续受到了清廷的礼遇。西方天文算法虽曾遭到杨光先等人的激烈反对，“然分曹测验，具有实征”，“故攻新法者至国初而渐解焉”。（注：《四库全书总目》，卷106．天文算法类一。）论理说，西法既有实证，即当加以进一步的研究和引进；但事实上正相反，封建士大夫却从中得出了扭曲的观感与蒙昧的结论。这就是鸦片战争前盛的所谓“西学源出中国”说。它反映了士大夫西学观念的倒退。
“西学源出中国”说，固然可追溯到魏晋时的“老子化胡”说，但是，就清代而言，其时大数学家梅文鼎是主要的始作俑者。他在《天元一即借根解》中说：
后供奉内廷，蒙圣祖仁皇帝授以借根方法，且谕曰：“西洋人名此书为阿热尔热八达，译音‘东来法’”。敬受而读之。其法神妙，诚算学之指南，而窃疑天元一之术颇与相似。复取《授时历草》观之，乃涣如冰释，殆名异而实同，非徒曰似之而已也。夫元时学者著书，台官治历，莫非此物。不知何故，遂失其传，犹幸远人慕化，复得故物。“东来”之名，彼尚不能忘所得。（注：梅文鼎：《赤水遗珍》，《梅氏丛书辑要》，1874年刻本。）
《四库全书总目》推波助浪，进一步肯定了梅说：
迨我国家，……欧罗巴人始以借根方法进呈。圣祖仁皇帝授蒙养斋诸臣习之。梅彀成乃悟即古立天元一法，于《赤水遗珍》中详解之，且载西名阿尔热巴拉即华言东来法，知即治之遗书，流入西域，又转而还入中原也。（注：《四库全书总目》，卷107，天文算法类二，《测圆海镜》条。）
不难看出，“西学源出中国”说，其最初发难的依据只在借根法“西名阿尔热巴拉即华言东来法”一语。阿尔热巴拉为法文algebre之译音，今译数学，并无“东来法”之意，显为误译。1859年，伟烈亚力在《代数学序》中还特别声明：“代数术略与中土天元之理同，而法则异，其原始即借根法，西国名阿尔热巴拉系天方语，言补足相消也。昔人译作东来法者非也（注：《代数学序》，1859年刻本。）”。“东来法”本是误译，由此附会而成的“西学源出中国”说，更纯属虚假认知。
但此说在流传过程中被系统化了。梅氏初始只谓西方借根法源出元代李治的天元一法；时人意犹未足，进一步扩大范围，干脆将一切西法皆说成源出中国。阮元把《曾子十篇》等书说成是西法的先导：
元尝博观史志，综览天文算术家言，而知新法亦集合古今之长而为之，非彼中人所能独创也。如地为圆体，即曾子十篇已言之，太阳高卑，与考灵曜地有四游之说合；蒙气有差，即姜岌地有游气之论；诸曜异天，即肴萌不附天体之说。凡此之等，安知非出于中国，如借根方之本为东来法乎？（注：《畴人传·汤若望》。）
邹伯奇有《论西法皆古所有》一文，则认为西人“尽其伎俩，犹不出墨子范围”，将墨子视为西法始祖。他说墨经里已包含了西洋的数学、重学、视学等等，即是西方的旁行文字和所奉的上帝，也无非“祖其遗法”，“故谓西学源出墨子可也”。（注：《学计一得》卷下，见《邹微君遗书》。）同时，西学源出中国的时间也由元代推到了虚无飘渺的远古时代。其具体西播过程，被杜撰成一篇玄妙的历史故事。《明史·历法》写道：
西洋人之来中国者，皆自称欧罗巴人，其历法与回回国同而加精密。尝考前代，远国之人，言历法者多在西域，而东南北无闻。盖尧命羲和仲叔分宅四方，羲仲、羲叔、和叔，则以隅夷、南交、朔方为限，独和仲但曰“宅西”，而不限以地，岂非当时声教之西被者远哉？至于周末，畴人子弟，分散西域，天方诸国接壤西陲，非若东南有大海之阻，又无极北严寒之畏，则抱书器而西征，势因便也。
《明史》扬其波，《御制数理精蕴》和《四库全书总目》则助其浪，“西学源出中国”说，被系统化，定型化了。
由是，士大夫形成了两个谬见：一是古人无法超越。阮元说，“读者因流溯原，知后世造术密于前代者，盖集古人之长而为之，非后人之知能出古人之上也”；（注：《畴人传·凡例》。）二是中非不如西。王锡兰虽然承认“西历善矣”，但却又认为西法既原本于中法，就不可能“越其范围”。（注：《畴人传·王锡兰》。）阮元虚骄益甚：“吾中土之法之微深妙，有非西人所能及者”。（注：《畴人传·利玛窦。）故他质问道：“使必曰西学非中土所能及，则我大清亿万年颁朔之法，必当问之于欧罗巴乎，此必不然也”。（注：《畴人传·汤若望》。）
“西学源出中国”说日益弥漫与士大夫西学观念的倒退，在中国科技界思想界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首先，钝化和消弭了西法所带有的启迪新思的锋芒，麻痹了封建士大夫从西法中捕抓世界科学发展的信息的自觉。他们贬低以至于否定西学，却付出了自外于世界科技发展主潮陷于孤陋寡闻的昂贵代价。哥白尼学说在中国的命运即是一例。哥白尼学说在创立二百多年之后，在中国不得传播，首先固然当归咎传教士的有意作梗，但封建士大夫排斥西学的心理，也无异作茧自缚。1760年，法人蒋友仁向乾隆进献《坤舆全图》，时已指明哥白尼学说的正确性，并且介绍了刻卜勒三定律和地球为椭圆形等欧洲天文学的最新发展，但不被重视。该图及两件仪器被封入宫内，无人问津。只是三、四十年后，钱大昕才奉命将《坤舆全图》加文字润色并定名为《地球图说》。他在《与戴东原书》中说，“本轮、均轮本是假象，今已置之不用，而别创一椭圆之率。但使缠离交食推算与测验相准，则言大小轮可，言椭圆也可”。（注：《潜研堂文集》卷32，商务印书馆，1929年。）对此重大的科学成就，他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漠然处之。时乾隆命钱进一步探询日心说，结果却是“终疑其说，勿用（注：《郭嵩焘日记》第1卷，第26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阮元更对日心说大加讨伐，以为“其说至于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则离经畔道，不可为训，因未有若是甚焉者也”。（注：《畴人传·蒋友仁传》。）“学者不必喜其新而宗之（注：《地球图说序》，见《文艺楼丛书》。）”。他还进一步发挥自己见解说，天道精微，并无规律可循。古人只讲所当然，不讲其所以然，正是古人立言之慎重。西人先主地圆说和地心说，今复倡椭圆说和日心说，是在故弄玄虚。一种学说创立才及百年，而其结论屡变，何时是了。还是只言其当然，不言其所以然者为终古无弊（注：《畴人传·蒋友仁传》。）。他不仅否定哥白尼的学说，且抱残守缺，否定了科学发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其次，西学观念的倒退导致的直接恶果，是科学界出现的复古倾向。我国的数学研究，从明末到乾隆前期，大致有两种体系，一是研究传统的《九章算法》的体系，一是研究《几何原本》等从西方传来的初等数学体系。但从乾隆中期到鸦片战争前夕，科学界的注意力都转到了对传统数学的挖掘和校勘上，西方数学的输入和研究中断了。后一种体系被纳入了第一种体系之中。中国科学界原有的少许探求西学新知的活力，复溶化于传统的冰水之中。数学家罗士琳研究方向的改易，可以看作是科技界复古倾向中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事例。他年轻时“顾习西法，几以比例、借根为止境”，是追求西学的。但后来受同乡阮元影响，相信倡明古法就能使“中学兴而西人退（注：罗士琳《割图密率·捷法跋》，《清儒学案》卷151。）”，于是“幡然改辙，尽废其少壮所业，殚精乎天元四元之术，……墨守终老，惟以兴复古学，昌明中法为宗旨（注：诸可宝：《畴人传三编》，“罗士琳传”，上海玑衡堂石印，光绪22年。）”。科学的生命在于开拓进取，守成怀旧是其天敌。从这个意义上说，其时科技界不是透过西法向前看，开拓未来，而是附会西法向后看，追溯过往，倡明古学，是中国科学发展的真正悲剧。这样说并不否定此期罗士琳等人对古学的研究也自有创获，但他们的研究成果毕竟等而下之，远远地落到了西方已有成果的后面。因之不能不说，西学观念的倒退，是此期科学发展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
“西学源出中国”说所以风行一时，又非偶然，它反映了其时社会文化的心态。
其一，它适应了清朝统治者“天朝大国”的虚骄心理和维持正统观念的政治需要。
清初诸帝较前代帝王具有更加强烈的“天朝大国”的虚骄心理和正统的观念。这只要看看乾隆《敕谕英王》怎样充满着“万国之主”、“君临万邦”的口吻就够了。康熙颇重西法，但耐人寻味的是，“西学源出中国”说恰恰是在他的授意下出现的。梅文鼎自己说得清楚，康熙授其借根法，有谕曰“西洋人名此书为阿尔热八达，译言东来法也”，梅心领神会附会出西人借根法窃自元李治天元一法的说法，首先为译名找到了“根据”。是说既起，康熙复据此加以倡导，他说：“论者以古法今法之不同，深不知历源。源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西人守之不失，测量不已，岁岁增修，所以得其差分之精密，非有他术也（注：《康熙政要》卷18。）”。乾隆对此也津津乐道：“西法何自仿乎，曰周髀。何以知其然也，曰周髀者，盖天也。盖天之学始立勾股，勾股者西法所谓三角也（注：诸可宝：《畴人传三编》卷1。）”。他们何以乐此不疲？个中原因即在于“西学源出中国”说有助于维护自己“君临万邦”的正统观念。由此亦不难理解《四库全书总目》何以强调既经圣祖手，中西两法归一了：“圣祖仁皇帝御制数理精蕴诸书，妙契天元，精研化本，于中西两法权衡归一，垂范亿年（注：《四库全书总目》，卷106，天文算法类一。）”。“洵乎大圣人之制作，万世无出其范围者矣（注：《四库全书总目》，卷106，天文算法类一，《御定历象考成》条。）”。宣告终极真理，不仅抹杀了科学的发展，更主要是使中西学重新归于天朝圣君一统之下，虚骄心理得到了满足。
清初几个帝王一脉相承，都对西学采取了不同程度的限制政策。康熙一向被认为是爱西学的明君，实则不太全面，他还有限制西学的一面。康熙的本末观从来都是明确的。他认为理学是本，器数之学只能是末。他要求臣下当守根本，“非泛骛于器数之末，为支离无本之学（注：《圣祖仁皇帝圣训》卷5，见《十朝圣训》（康熙朝）。）”。从根本上讲，康熙并不偏爱西学，其朝西士虽多，但“朝廷制度森严，无敢与之交结（注：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下，“中外通商”。）”。梅文鼎等畴人供奉内廷，康熙能将借根法交其习之，却不愿让他们与西士抵掌砌磋。清初终不见类似明末徐光启、李之藻与利玛窦诸人自由往来合作译书之事，良可深思。其子孙又逊一筹。乾隆恶西器“淫巧”，“尝禁其入贡（注：昭连：《啸亭续录》卷2，扫叶山房石印，1901年。）”。乾隆敕修的《四库全书总目》贬西学为“异学”，将《西学凡》一书“存其目于杂家”，虽“著于录而辟斥之（注：《四库全书总目》，卷125，杂家类存目二，《西学凡》条。）”。以官方的身份否定了西学为“学”的资格。嘉庆又等而下之，“不识西士，不爱西学，不喜西艺（注：圣教杂志社编：《天主教传入中国概观》，第42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他在上谕中，更要求官民禁绝西器：“朕从来不贵珍奇，不爱玩好，乃天性所禀，非骄情虚饰。……至于钟表，不过为考察时辰之用，小民无此物者甚多，又何曾废其晓起晚息之恒业乎？尚有自鸣钟等物，更如粪土矣。当知此意，勿令外夷巧取，渐希淳朴之俗。”（注：《清仁宗实录》卷329，嘉庆21年7月。）嘉庆17年，钦天监西士最终被逐，沟通中西文化的唯一渠道阻绝了。
其二，西学观念的倒退，又是与其时崇古的社会风气相通的。乾嘉汉学兴盛，人人以谈经名高，考据风炽，形成了尚古的社会风气。这不能不影响到科技界。汉学家为治经的需要，多重视古代天文算学古籍的收集。明清之际，古代算学名著极少流传，康熙朝辑成《古今图书集成》，虽内容宏富，但有关算学古籍甚少，仅有《周髀算经》等四种共16卷。迨《四库全书》编辑，汉学家多参此役，如戴震、李潢、庄存与、陈际新等皆懂数学，收集算学古籍不遗余力。与《古今图书集成》较，《四库全书》所收的算学古籍数量大增。仅其子部“算书之属”，所收即达25部，共207卷。其中包括唐末以前算书10部、宋元3部、明代4部。同时，清廷还印行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一套，其中有算书7种，计百卷。这些巨型丛书的编辑，对传统天文算学的的发掘和研究自然是有益的；但问题在于，汉学家辑校古算经的本意不在算学的研究，而在于经学考据。戴震特别申明：“六书、九数等事，如轿夫然，所以舁轿中人也，以六书、九数等书尽我，是犹误认轿夫为轿中人也（注：段玉裁：《戴东原集序》，见《戴震集》，中华书局，1980年。）”。古算经是辑校出来了，但慕古相尚的汉学家习气也浸润了畴人界。钱大昕批评西法说：“西人之术，止实测于今，不复远稽于古（注：金兆梓：《近代中国文化鸟瞰》，《新中华杂志》第1卷第1期。）”。在尚古的社会氛围下，辑校古算经的戴震被认为是倡明绝学的功臣，而自薄俸，养工匠，制仪器，从事实测的张作楠，则被目为“算胥”。孔继涵在《算经十书序》中写道：“胥不能稍出《九章》范围焉，呜呼！九数之作非圣人孰能为之哉！”（注：孔继涵：《算经十书序》，光绪16年刻本。）阮元则号召人们向后看：“学者苟能综二千年来相传之步算之书，一一取而研究之，则知吾中土之法之精妙，有非西人所能及者。彼不读古书，谬言西法胜于中法，是盖但知西法而已，安知所谓古法哉！”（注：《畴人传·利玛窦。）“西学源出中国”说正与信古的社会风气一脉相承，而大量古算经的倡明，一时又为畴人们的探古揽胜提供了适当的天地。于是乎，畴人们纷纷转向了。他们在“兴中学退西人”的标榜下，自觉不自觉地又把自己的工作看成了“治经之助”。（注：邹伯奇：《学计一得·自序》，见《邹徵君遗书》。）畴人追随汉学家，算学成经学奴婢。西学观念倒退了，独立的科学精神也在浓重的慕古风尚中飘散了。
由是，封建君臣如同井底之蛙，愈益夜郎自大。迄鸦片战争前夕，封建士大夫一直陶醉在天朝大国的虚骄中，除了少数畴人还时常拨弄几条早已过时的西术作为自己咀嚼古学的调料外，整个社会视西人为蛮夷，不承认他们有任何长处值得一顾。西学观念的火花息灭了。只有到了西方侵略者的大炮已在天朝呼啸，士大夫中才有少数姣姣者起而重新加以点燃。
二 鸦片战争后二十年间西学观念的演进
鸦片战争是封建士大夫西学观念演进的转捩点。此后二十年间，其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表现了层次分明符合逻辑的深化过程。
第一阶段，迄道光末年1840-1850，主要标志是魏源著《海国图志》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从文化角度看，鸦片战争又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对中国封建文化的一次严重挑战。
面对西方坚船利炮的攻击，封建士大夫只能从固有的认知结构、文化心理出发，去理解这场战争，去构制其战守方略。林则徐在虎门沉船下椿，架炮横链。此种原始的战守体制，不仅直接受制于科学技术的落后，而且它所依托的战略思想，显然是基于士大夫传统的文化心理。林则徐曾奏报说：
夫震于英吉利之名者，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以其奢糜挥霍而艳其富。不知该夷兵船笨重吃水深至数丈，只能取胜外洋，……至口内则运掉不灵，……且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非不可制也。该夷性奢而贪，不务本富，专以贸易为赢，而贸易全赖中国以码头，乃得藉为牟利之薮。……故贸易者，彼国之所以为命，而中国码头又彼国贸易者之所以为命，有断断不敢自绝之势”（注：《林则徐集》，奏稿，第676-678页，中华书局，1985年。）。
在林看来，英人非不可制有两种根据：一是英船笨重，腿脚不灵，陆战非其所长；二是英人不务本富，彼国命操我手。此种虚骄见解经不住近代战争检验。此后随着与外人接触增多，林开始逐渐改变上述见解，正是其努力挣脱传统文化心理束缚的表现。
那些远离战场的御史们提出了形形色色类似儿戏的克敌方案：火牛破阵、牛皮藤牌战法、飞链钩船、蒙汗药战术，等等。但他们却是真诚的。大理少卿金应麟奏曰：“臣伏览兵家之书，访之老卒，凡口传方药，歌诀、图说，凡前人论说，有言现在兵机者，汇为一编，……变通推广，存乎其人”。（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41，第2、4页。）御史杨士达，更广集御敌之策，上自孙吴诸子，下逮汉唐以来名将方略，成书数十万言。他们搜肠刮肚，希望能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积存中，找到克敌制胜的武器，但终归无益。战争的失败不仅是中国政治军事的失败，同时也是传统文化的失败。少数感觉敏锐的士大夫，在创深痛巨之后，不能不对此产生反思。
马克思说，经鸦片战争，闭关自守的中国“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页，1972年版。）此种联系建立的第一个积极的成果，便是中国人第一次承认夷人船坚炮利，并着意加以仿造和运用。这是近代西学观念的最初萌动。
尽管远离战场的御史们可以无视夷人船坚炮利的事实，放言高论，但无情的战争却使处于前线的官兵，比任何人更易于接受这个事实。被派往福建考察的钦差大臣祁隽藻、黄爵滋和闽浙总督邓廷桢、福建巡抚吴文镕的会奏，分别向道光证实了这一点：“查各省水师战船，均为捕盗辑奸而设，其最大之船，面宽仅二丈余，安炮不过十门。夷船大者，载炮竟有数十门之多，彼此相较，我船用之于缉捕则有余，用之策攻夷则不足，此实在情形也”。（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2，第12页。）事实上，从战争一开始前线官兵就已在积极购置、仿造和利用西人的坚船利炮了。林则徐曾购置了二百门西洋大炮布置虎门一带，后到镇海又与当地炮局龚振麟等一起积极研究改进炮船。在他的支持和推动下，镇海炮局成了当时清军仿制西洋兵器最有成效的一个中心。他们不仅铸造成功八千斤大炮，改进了沉滞的旧炮架，而且造出人力轮船，令英人大为吃惊。应当指出，其时不仅是抵抗派乐于此道，即耆英、奕山等人也表现出很大的热情。奕山奏闻：“此时如讲求最为得力之船，必须仿照夷式样，庶堪与该夷对敌”。（注：《海国图志》，卷53，第18页，同治6年刻本。）他仿造“大小炮千余位”，并大力购置西洋船炮。前线官兵的热情也感染了道光，他在给奕山的命令中说：“著该将军等极力讲求，雇觅工匠，迅将各样大小战船，赶紧制造，……如有可购买之处，著即先行设法购买”。以后制造“总以精良适用为宜，万不可拘定旧制，徒劳无益”。（注：《海国图志》，卷53，第14、15页；卷61，第43页同治6年刻本。）在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倡导下，鸦片战争结束前后，闽浙一带曾掀起了仿制购买西洋船炮的小小热潮。
由是可见，“师夷长技”曾是一种客观的实践，它不仅存在于下级官兵之中，且为清廷所首肯，是一种官方有组织的行为。从一般意义上说，“归夷长技”不是个别人的遐想，而是现实的反映。同时，一些士夫在不同程度上都力图对现实加以某种概括。林则徐说“从此造船务求极坚，制炮务求极利”。后又进而总结为“剿夷”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注：《鸦片战争》第4册，第569页。）包世臣指出，“英夷之长技，一在船只之坚固，一在火器之精巧，二者皆非中华所能”；（注：《鸦片战争》第4册，第465页。）李福祥则主张，“然借彼之予，攻彼之盾，又不妨以逆夷之物，还逆夷之身”。（注：《鸦片战争》第4册，第603页。）但就影响而言，惟有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最为发人深省，这是为什么呢？
“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是时师夷的实践虽存在，但就多数人而言，对夷之长技仅有直观和实用主义的观察，而缺乏“师夷”的真正自觉，故境过情迁，昏然如初。即林的概括也缺乏哲理的内涵。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从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上精湛思维，表现出强烈的时代感和深刻的哲学意蕴。作为划时代的路标，它有着丰富的内涵。
其一，历史的反思。由于清政府奉行闭关自守政策，中国社会形成封闭式的载体，自外于世界。士大夫夜郎自大已成十足的愚昧。利玛窦说：“因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之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明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发骄傲，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发自卑”。（注：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81页，中华书局，1983年。）士大夫的此种虚骄心理至清代愈加严重。曾随马戛尔尼谒见乾隆的英人斯当东写道：“中国方面的传统的排外偏见和它的长期闭关自守是成正比例的，而且目前丝毫没有任何改变。这种偏见不仅表现在中国人的行为当中，而且由于他们对自己文化的高度优越感，这种狭隘的观念已形成为一种思想体系”。（注：（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第23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统治阶级的思想也就是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种狭隘观念弥漫整个社会，同样沉淀在普通民众的意识里。《尽忠报国全粤义民申谕英夷告示》中说：
尔不过贪利而来，有何知识？尔之贪利，犹畜生之贪食，不知法度，不知礼义，……何知忠孝节义？何知礼义廉耻？尔虽有羽毛大呢，非我湖丝，焉能织造？虽有花边鬼头，非我纹银白铅，焉能铸成？其余各物，皆学我天朝法度。天朝茶叶大黄各样药材，皆尔狗邦养命之物，我天朝若不发给，尔等性命何在？（注：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
正是这种可悲的社会心理又转过来支撑着清廷的闭关政策。不打破此种凝固的意识，中国是任何外来新知都无法接受的。魏源正是由此开始他的历史反省。
经鸦片战争，他已意识到世界是一个统一体，“天下一家”，习习相通，闭关自守已为不可能。他指斥士大夫“惟知九洲以内”，于海外茫然无知。“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注：《圣武记》卷12，第13-14页，光绪29年。）夷能了解中国虚实，而中国却无人知其情形，习其长技，实为可悲。他认为夷人能“竭耳目心思之力”，借助火力水力风力，“本造化，通神明”，创造出许多新奇的长技即值得中国学习。他提出了一个重要见解：中国如何才能有自己的骄傲和成为世界的表率？这不是靠虚骄尚气，自欺欺人。“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为率”。（注：《海国图志》卷2。）当靠中国民族智慧的高度发达，尽得西洋长技以为中国长技并超过它，才是实现民族自强和自尊的正确道路。这种深刻的反省，无疑是对时弊的有力针炙。
其二，对传统经世思想的丰富与发展。战前经世思想涉及的范围主要是吏、河、曹、盐诸政，范围狭隘。魏源放眼看世界，其经世思想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在他看来，“师夷长技”自是有志用世者首先当研究的重大课题，其思路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洞夷情”，了解世界；二是师夷长技，即其战舰、火器及养练兵之法。由此再生发下去，可以设造船厂，请外匠，授艺制造。兵器生产还可以扩为民用生产，同时编练新式水陆师。而为培养所需的人才，又势必要变通科举制度，如此等等。总之，登记望远，魏源的心胸大为展拓，传统经世思想容纳了崭新的时代内容。
其三，对夷夏之辩传统观念的挑战。“夷夏之辩”在历史的沉淀过程中，久成了封建统治者闭关自守与抵拒西学的最有力的经典依据，也是民众盲目排外的心理积存。近代中国西学观念的演进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国民逐渐摆脱这一历史重负的过程。所以从特殊意义上说，魏源的主张又非对现实存在的师夷长技实践的简单反映，而是哲人清醒的历史思考，是对传统观念的大胆挑战。夷夏、中西关系问题是封建思想的禁区，人们凝固的观念是：夏为礼义之邦，夷乃貊蛮之地，二者不仅有优劣之分，且有君臣义在。在严酷的战争条件下，人们可以暂时容忍对英夷坚船利炮的仿效，但源将“师夷长技”概括为一种普遍的思想原则，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夷夏并列尚且不可，遑论“师夷”！战败的屈辱，刺激了民族的意识和凝聚力，同时也使夷夏之辩的传统观念一时顿增光华。“师夷”即是师敌，离经叛道，用夷变夏！于是乎，人们愤怒了，即是同为抗英的同志，也多鸣鼓而攻之。梁廷楠原为林则徐在广东领导抗英的得力助手，熟悉夷情，写过《海国四记》，但也对源的主张不以为然。他说：“今天下非无讲求胜夷之法也，不曰以夷攻夷，即曰师夷长技，天朝全盛之日，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礼孰甚？……反求胜夷之道于夷也，古今无是理也。”（注：《鸦片战争》第6册，第104页。）
事实上，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又是一个充满辩证法思想的哲学命题。他在其时比任何人更清楚英夷包藏祸心，与中国民族危机之深。但是，正是他同样清楚地意识到了，中国面临的西方敌人已非历史上的夷狄可比。他拥有中国所没有的许多长技却长久为人们所忽视。此为中国所未曾遇到的强敌。如何强国御侮已成中国民族面临的全新课题。但他又认为，“利兮害所随，祸兮福所基”，事情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向有利方向转化的。对于外夷也当作如是观。“塞其害，师其长，彼且为我富强”。源是坚定的抵抗派，在结城下之盟的屈辱的日子里，他毅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不仅反映了他对现实敏锐的洞察力，同时也表现了反传统的大无畏精神。这是他宏富的经世思想中迸发出的最明亮的火花。
“在任何时代里，每一种‘优越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真理”。（注：《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472页，三联书店，1961年。）魏源的主张打破了传统的思维空间，引导人们研究西方，面向世界。清初逐渐熄灭了的西学观念被重新点燃了。
但是，魏源的“师夷长技”又带有明显的局限。他所谓“长技”仅限于与军事有关的某些制造技术，即造船制炮的直观工艺。他并不理解在西洋“长技”背后凝聚着近代自然科学博大精深的体系。其主张在思想领域具有震撼力，但稍一回到具体的“师夷长技”的实践中，便显得乏力。战后道光亲自催促的仿制西器的小小热潮很快烟消云散，除了封建统治者腐朽不思振作外，士大夫未能理解与掌握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以致于难乎为继，也是应当看到的。
西学观念演进第二阶段：咸丰一朝，约1851-1860年。其主要标志，是李善兰翻译出版了《几何原本》（后九卷）、《谈天》等近代第一批重要的专著，并提出“人人习算，制器日精，以威海外各国”的主张。
此期西学观念的演进是与西方自然科学书籍的翻译出版同步而行的。近代最早的两本西方科技图书即《全体新论》、《家用至药》，皆出版于咸丰元年1851。著名的墨海书馆虽建于1843年，但它成为近代中国传播西学的中心，是在道咸之交聘得李善兰、王韬、管嗣复等中国学者与之合作之后。王韬略早，1849年应麦都思聘入馆；李则在1852年；管更晚至1854年。李1852年始译《几何原本》，他所译西书共8种，除《圆锥曲线说》一种出版于1860年外，均出版于1856-1859年。而李等三人先后离开书馆，又正在咸丰末年。所以李与墨海书馆的译书，都是在咸丰一朝完成的。西学的传播为第二阶段西学观念的演进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李善兰、徐有壬、夏鸾翔、徐寿、华衡芳、张文虎等一批科学家对西学的译介和研究，直接推动了西学观念的深化。
此间，李善兰是最重要的科学家和译介西学的人物。李字壬叔，号秋纽，浙江海宁人，诸生。十岁通《九章》，十五通《几何原本》。后致力于钻研《测圆海镜》等古算经。三十岁后日渐精深。1845年起在嘉兴执教，数年间著有《四元解》、《对数探原》等专著，显示出数学天才。其时他对古代数学虽有新的创见，但并未达到高等数学阶段。1852年，李客上海，一日赴墨海书馆，将其书示传教士麦都思，“问泰西有此学否？”（注：傅兰雅：《江南制造局译西书事略》，《格致汇编》，第3年，第5卷。）这不仅反映他的自负，且说明其时他不谙西学，存传统的虚骄之见。但就在这一年，他应聘入馆译西书。在这里他眼界大开，并以科学家的敏感，立即领悟到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博大精深。他不仅抛弃了对西学的传统偏见，且为自己有幸参与译书，感到无限欣慰。直到咸丰七年，他还对此极为珍惜。他说：“道光壬寅，国家许息兵，与泰西各国定约，此后西士愿习中国经史，中士愿习西国天文算法者，听闻之，心窃喜”。后得入书馆译书，“其欣喜当何如耶，……实千载一时难得之会”。（注：《几何原本续译序》，1857年刻本。）他孜孜追求西学，几年间触类旁通，凡天文、数学、几何、物理、植物学等，无所不窥，很快使自己的科学研究建立在了以高等数学为基础的近代科学的基础之上，步入了近代科学家的行列。傅兰雅称赞他，于“格致之学无所不通晓”，尤其数学，“虽为西国甚深算学，而李君亦无不洞明，且甚心悦”。“号设西国最深算题，请教李君，亦无不冰解”。（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自序》。）李自己也说，“其精微处，自谓不让西人”。（注：《则古昔斋算学自序》，同治6年刻本。）这已非虚骄，而是在会通西学基础上的自信。李被公认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数学家。与此同时，他致力于译西书，计先后译书8种80多卷。华世芳《近世畴人著述记》评其译书说，“凡此数者，皆西人至精之诣，中土未有之奇，以视明季所译，殆远过之矣”。（注：见华蘅芳《学算笔谈》附录。）李的译书代表了近代初始，西学传播的最高成果。其辟莽先路之功，不可低估。
此期西学传播虽极有限，但它涉及了包括天文、算学、力学、光学、物理、生物、地理、化学等广泛的科学领域，勾画了近代西方科学进步的大致脉络和趋势，有助于初出樊笼的士大夫藉此去理解西学。李等科学家着意阐述西器制造的科学原理和西方自然科学的统一性，是此期西学观念演进划阶段的重要内容。例如，李善兰介绍西方重学说：
重学分二科，一曰静重学，凡以小重则大重，如衡之类，静重学也。凡以小力引大重，如盘车、辘轳之类，静重学也。一曰动重学，推其暂，如飞炮击敌，动重学也；推其久，如五星绕太阳，月绕地，动重力学也。静重学之器凡七：杆也、轮轴也、齿轮也、滑车也、斜面也、螺旋也、劈也；而其理唯二，轮、轴、齿轮、滑车，皆杆理也；螺旋、劈，皆斜面理也。动重学之率，凡三：曰力，曰质，曰速，……（注：《重学序》，江南制造总局，1866年刻本。）
这里简洁地说明了力学的基本概念以及杠杆、斜面的原理和运用。由此及彼，可以理解一系列西器的科学原理。李借用孙子关于“参乎吾道，一以贯之”的说法，强调科学有其内在的统一性：“顾圣始学于志道，终于游艺，故不独道有一贯，艺亦有焉”。（注：闵尔昌：《碑传集补》卷42，“李善兰传”，北平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铅印，1932年。）西洋制器精巧，源于科学的运用，而科学的基础即在于数学。他说，“推原制器之精，算学明也”。（注：《重学序》。）徐寿也同样强调科学是制器的根本。他说，“格致之理必藉制器以显，而制器之学，原以格致为旨归”。（注：杨模：《锡金四哲事实汇存》，1910年铅印本。）西人船坚炮利，工艺精良之原因，“悉本于专门之学”。故重要的问题在于多译西书，“以探索根柢”。至此魏源所谓的夷之“长技”被深化了，它不再是直观的坚船利炮，人们通过具体的西器领悟了其中“一以贯之”的科学的存在。所以“师夷长技”，不应是机械的模仿，而当登堂入室，先去把握西学。李善兰更将这一点视为强国御侮的根本所在。他说：“呜呼，今欧罗巴各国日益强盛，为中国边患，推原其故，制器精也。推原制器之精，算学明也”。故只有“异曰人人习算，制器日精”，才能“以威海外各国，令震慑”。（注：《重学序》。）从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李的“人人习算，制器日精，以威海外”，士大夫西学观念显然是深化了。
从徐光启到李善兰，士大夫西学观念的演进，似乎走过一个圆圈之后，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上了。他们都达到了对西学统一性的理解，即西学乃是具有博大精深的体系的格致之学，即自然科学。其基础是数学。就此而言，19世纪的中国科学界终于寻回迷失了的徐光启诸人的远见卓识，但却是付出了花费两个半世纪的代价，至为可叹。不过这毕竟又不是简单的重复。李善兰等对西学统一性的理解已是建立在更高的层次上了，即建立在以高等数学为基础的近代自然科学的基础上了。同时，由于时代条件的变迁，此种业已形成的西学观念不仅不可能重新迷失，而且必然会反转来进一步推进西学的传播，并由此产生其合乎逻辑的结果来。
李善兰、徐寿、华衡芳等一批后起的数学家，不仅绝口不谈“西学源出中国”，且力斥乾嘉先贤的迂谬。李批阮元、钱大昕对日心说的攻击仍出于无知，“穷谓议者未尝精心考察，而拘牵经义，妄生议论，甚无谓也。”他反驳阮关于天文学“但言其当然，而不言其所以然者之终古无弊”的说法，指出，科学的发展恰恰在于“求其故之一语，西士盖善于求其故者也”。西人从地心说到日心说，从哥白尼、刻卜尔到牛顿，无不是在“求其故”。天体非不可认识，今之日心说和地球椭圆说，即“是定论如山，不可移矣”。（注：《谈天序》，1874年聚珍本。）在中西新旧的问题上，新一代的科学家思想开阔。他们强调，不分中西，但求新法，服从真知。“方圆之理，乃天地自然之数，吾之宗中宗西，不必分其畛域，直以为自得新法也可”。（注：曾纪鹏：《缀术释明序》，葛士＠（原流左加睿）辑《皇朝纪世文续编》卷7，图书集成局，1888年。）他们大胆承认“天算之学，西人精于中土十倍”，（注：王韬：《与韩绿卿孝廉》，见《弢园尺牍》，淞隐庐铅印，1893年。）并对于西方科学的新成果表示无条件的皈依。李善兰公开申言：“余与伟烈亚君所译谈天一书，皆主地动及椭圆之说，此二者之故不明，则此书不能读”。（注：《谈天序》，1874年聚珍本。）他盛赞牛顿的微积分“其理实发千古未有之奇秘”。（注：《代微积拾级序》，咸丰9年上海刻本。）夏鸾翔亦称之曰“诚算学之功臣也，亦人生之快事也”。（注：《万象一原之识》，见《万象一原》，振仪堂丛书本。）钱熙辅谓西方重学“可以补天工，尤为宇宙有用之学”。（注：《重学·原跋》。）
科学上新陈代谢之法则，无可抗拒。随着西学的传播，中西法、新旧法之优劣已为判然。数学家邹伯奇批评清初算学家墨守古法，“每算一数，用纸数十篇，需时数百刻，废人废日，所得仍复粗疏，而不足施之于用。在彼则以用尽精神，不肯割爱，付之梨枣，有读之只令多一重障碍而已”。（注：闵尔昌：《碑传集补》卷42，“夏鸾翔传”。）罗士琳著《四元玉鉴细草》，“敞精耗神，致疽发于背者两次”，不可谓不勤，但改用西方高等数学治之，只需“旬日之功”，（注：丁福保：《算学书目提要》，无锡丁氏刻本，光绪25年。）可见西法之利。事物总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时人日慕西学已成必然趋势。《畴人传三编》的作者读可宝崇尚西法，他写道：“概自咸同来，西书愈出，风气日开。夫厌故而喜新，畏难而趋易，人情也。吾见世俗讲习类宗彼法，而忘夫相得益彰之道，争巧夸捷，惑溺者众，群往焉，而不知其所返有甚于明季徐、李诸公人者，岂非明经续传所逆料中，岂独在人心学术之可忧乎？”。（注：诸可宝：《畴人传三编》，“罗士琳传”，上海玑衡堂石印，光绪22年。）他将科学上的“厌故而喜新”，“争巧夸捷”，说成是人心学术之忧固然错了，但他却从反面为我们透露了咸同之际，时人“群往”西学的历史信息。
科学的活力在于实验和实际的运用。以李善兰为首的新一代科学家，最终摆脱了崇古的传统束缚，将中国科技界引上了近代实验科学的轨道。他们不仅有理论兴趣，而且注重实际运用。李善兰为了解决枪炮制造中的计算问题，经过反复研究，终于写出了《枪炮真决》一书，创造了平圆计算法。他写道：“凡枪炮铅子，皆行抛物线，推算甚繁”，“欲求简便之术，入未能得。冬夜少睡，复于枕上反复维，忽悟可以平圆通之，因演若干款，依款量算，命中不难矣”。（注：《火器真决序》，1884年刻本。）王韬在日记中谈到此书的价值，他说：“壬叔近著一书，曰《火器真诀》，苟量其高下，度其方向，即可知其所击远近，发无不中”。“西人所以能获胜者，率以此法，其术亦神矣哉”。（注：《王韬日记》，1859年2月22日，中华书局，1987年。）李的此书是近代科学家运用高等数学成功解决兵器制造中技术问题的第一例。同时，徐寿、华衡芳、张文虎、张福喜等，也热衷于科学实验。“此数人者，每朝往来，屡次集会，所察得格致新事新理，共相倾谈，有不明者彼此印证”。（注：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缺少仪器，尝购三棱玻璃不可得，“磨水晶印章成三角形，始得光分七色”。此外，知枪弹之行抛物线，疑其仰攻俯击有异，设远近多靶以测之。（注：《清史稿·徐寿传》。）徐、华二人曾访墨海书馆，得到了李善兰的《火器真诀》和合信著《博物新编》。对于前者，他们觉未能满意，继成《抛物线说》一书。后者附有大量有关物理、化学的试验图说，给他们很大的启发。咸丰十一年，他们正是依《博物新编》中的略图，先制成轮船小样，后复正式制成2.5顿轮船“黄鹄号”，获得成功。同治四年，初航七小时内行255里。这是中国人自行研制的第一艘轮船。
此期李善兰等人的科学研究工作虽然仅仅是一个开端，但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一方面它标志着中国科学的发展结束了自我封闭的历史，开始走上了世界近代科学发展的共同道路；另一方面，它又与鸦片战争期间直观与机械仿制西器而失败的阶段相区别，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构成了此后洋务运动制洋器热潮的滥觞。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论及科学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时说：“（科学）它静悄悄地，缓慢地创造着，它创造一切；它所创造出来的知识是一切概念的基础，然后也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它为人类的一切意图提供方向，为人类的一切才能提供力量”。（注：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卷4第348页，三联书店，1974年。）长期以来，人们对李善兰为首的科学家在推进近代国人思想观念变化中的中介作用，未予应有的重视。他们固然是科学家而非是思想家，但他们对西学的译介、理解和创获，有力地将时人的思维引导到了以近代科学为基础的层次上来，从而构成了思想家得以引出新概念的基础，并为他们酝酿“一切意图提供方向”。所以，说它代表了此期西学观念演进的一个层面，是恰当的。
西学观念演进第三阶段：咸、同之交。其主要标志是冯桂芬完成《校邠庐抗议》，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的主张。
第二次鸦片战争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划阶段的事件，由是外国侵略势力由沿海地区进入内地，民族危机日亟。在新旧阶段转换的界标上，能继往开来，从已有的思想积存中引出新的概念，从而推动西学观念演进的是另一位有代表性的著名思想家冯桂芬。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守旧士大士昏聩如初，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久成空谷足音。面对这场新的战争危机，在许多本是开明的大夫中，又产生了一种无可奈何却又故作乐观的心态。有谓“自昔无常强之国”，试观辽、金、元三朝初兴，天下无敌，但自入中国便渐委靡不振。欧洲的罗马、西班牙、荷兰同样盛极而衰。据此可知，“今日之英，骄盈极矣，然盈必复，骄必败，天道然也”，所以无需张皇，（注：王韬：《与周甫微君》，见《弢园尺牍》。）眼前先忍辱负重，二十年后，“必有驱除之法矣”。此种只寄希望于将来而对当前无所措意的观点，恰恰是对现实无可奈何的表现。它反映了其时思想界的傍徨无主。冯桂芬则不以为然。他说，“盛衰倚伏之说，可就一夷言，不可就百夷言。此夷衰，彼夷盛，夷务仍自若，然则驭夷之道可不讲乎？”他认为全部的问题在于能自强。“自强而无事，则我不为祸始”，“自强而有事，则我有以待之”。“自强之道诚不可须臾缓矣”。（注：《校邠庐抗议·善驭夷议》，光绪23年刻本。）冯桂芬虽然认为自强之道仍不外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一句，但其建树并非在简单重复后者的主张，而是在李善兰等科学家所提供的新的思想资料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概念和新的意向，从而为西学观念的演进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
其一，为西学正名。明末耶稣会士虽然带来了“西学”一词，但时人并未在本来的意义上理解和使用过它（除了徐光启个别人外，人们普遍只称西洋历算为“西法”、“西术”，含有字面上狭隘的意义）迄清乾隆敕修《四库全书》将艾儒略的《西学凡》一书贬入杂家类存目，更明确否定了它所可能有的“学”的地位。此后阮元个别人虽曾偶而衍用过“西学”一词，但同样并不带有字面本来的意义，即并不承认其为西方独立和严谨的学说。鸦片战争后，魏源主“师夷长技”，尚不理解西方自然科学体系的存在；李善兰等讲西方“格致之学”，自然已经理解了作为统一体系的西方自然科学，但毕竟未能将之概括提升为“西学”。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中有《采西学议》一篇，是第一次在学术本来的意义上尊崇西方自然科学为“西学”。他说：“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由是而历算之术，而格致之理，而制器尚象之法，兼综条贯，轮船火器之外，正非一端”。（注：《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在冯看来，西学绝非狭隘的“术”、“法”所能概括的，它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一门独立的学问。中国对之了解至今甚少，必须花大力气专门研究，才有可能登堂入室，由粗迹而入精微。他主“采西学”，显然是将西学视作与中学相对待的完整的西洋学术体系，为之正名。这便有力打破了人们的传统偏见，提高了西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从此“采西学”便成了近代国人长久探讨的共同课题。
其二，提出了处理中西学关系的原则。清初士大夫既不认西学之为“学”，亦就不认其为中国之所必需。雍正时两广总督孙毓珣奏称西洋历法、算法各种技艺在民间具无所用。（注：张维华：《明清之际欧人东渡与西学东渐史》，第71页，北京师大图书馆藏油印本。）鸦片战争后，魏源主“师夷长技”，李善兰主“人人习算”，强调了西学的重要价值，但他们都只停留在对西学的外向评价上，未能进一步就如何对待中西学的关系作价值判断。冯桂芬说：“夫学问者经济所从出也。太史公论治曰：法后王。为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愚以为在今日，又宜鉴诸国。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章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注：《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古有“法后王”，冯主“鉴诸国”，魏源“师夷长技”的命题被扩大了：他从传统的哲学范畴出发，将中西学关系界定为本、辅；道、器；体、用的关系，这里虽仍存偏见，但其命意无疑是在强调西学为中国富强所必不可少的“富强之术”。冯在中学神圣的殿堂之傍为西学同样构筑了殿堂。在他看来，从此任何人企求中国富强，都不能不去采西学。从价值观上说，这不啻是削减了中学的价值，而肯定和提高了西学的地位。冯桂芬的上论证为西学在中国稳固立足和进一步传播，在思想上安置了一块硕大的基石。他“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思想，也成为洋务派“中体西用”论的直接范本。魏源“师夷长技”的主张最终能演为“采西学”、“制洋器”的洋务热潮，冯对中西学关系的理论论证，功不可没。
其三，倡言“制洋器”。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的两个最响亮的口号，是“采西学”与“制洋器”。两者相辅相成，最集中体现了冯西学观念的完整性及其自觉的程度。他认为，采西学与制洋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西学即西方的自然科学，是“富强之术”，但尚非富强本身。只有将西学用之於指导制洋器，才能致富强。他以造船为例说，“能造，能修，能用，则我之利器也。不能造，不能修，不能用，则仍人之利器也”。（注：《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徐寿曾指出，“格致之理必借制器以显，而制器之学，原以格致为旨归”。这是科学家言。冯从思想家的角度，则将之提炼为自己图强主张的完整表述：采西学－制洋器－致富强。他说，采西学，制洋器，“夫而后内可以荡平区宇，夫而后外可以雪以前之耻，夫而后完然为广远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正本清源之始，久安长治之规，可从容议也”。（注：《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
其四，“道在反求”的新意向。如果说冯桂芬的“采西学”、“制洋器”还只表现为对已有西学观念在更加完整和更成熟意义上的表述，那么，他们“道在反求”疾呼，则已反映了全新的意向。这即是要求在中西学的对比认识中，引导出对中国文化的自觉反思。他说：“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必求所以如之，仍亦存乎其人而已矣。以今论之，约有数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相符不如夷。四者道在反求”。（注：《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所谓“道在反求”，就是要求改革。“《校邠庐抗议》二卷，皆指摘时弊，欲更兴法制”。（注：李法章：《梁溪旅稿》卷上，“近代名人传”，1921年铅印本。）冯所谓“四者道在反求（以上诸议备矣）”，是指《校邠庐抗议》中《制洋器议》以下的36篇“议”，包括了他所主张的对政治经济文化改革的广泛内容。将学西学由“师夷长技”、“人人习算”、“制洋器”，引向思考社会改革，“道在反求”的新意向，实成为近代早期维新思想的嚆矢。
总之，冯桂芬实为近代初期西学观念演进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显然包含着两个不同的层次：其一，他的“采西学”、“制洋器”的主张，既是魏源“师夷长技”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同时又直接构成了洋务运动的思想指导；其二，“道在反求”的创见，则是西学观念在演进中带有质变性的内在超越，它成为早期维新思想兴起的先声。冯具有两重性：既为激流勇进的推动波助浪者，又为在涛头立的弄潮儿。由是观之，论者有的视其为洋务运动的理论家，有的则视为早期维新思想家，均非无根之谈。近代初期西学观念的演进，至冯桂芬划为一个完整的时期，显然也是恰当的。
结语
综观鸦片战争前后士大夫西学观念的演进过程，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其一，此期西学观念的演进，不是中国社会内部自然发生的，而是在西方侵略者枪炮相加之下发生的。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李善兰的“人人习算”，“以威加海外”，再到冯桂芬的“采西学”“制洋器”，“雄长瀛寰”，一脉相通，有力地跃动着强国御侮的时代精神。它生动记录了在两次屈辰的鸦片战争之际，志士仁人为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而艰难跋涉的历程。西学观念演进的轨迹，即是志士仁人对中国前途和命运深思熟虑的记录。它饱醮着无限的爱国热忱。
其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后进民族对先进民族文化的吸收，不仅与彼此间的差异程度成正比，而且与后进民族对此进步文化的自觉和理解的程度成正比。此期国人眼中的西方文化，由“坚船利炮”等的“长技”，变为“算学明”的“格致之学”，再变为西学即“富强之术”，此种由表及里，由具体到抽象的演绎过程，同时即表现了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理解层次分明与合乎逻辑的深化过程。在短短的廿年间，在西学传播极为有限的时空条件下，他们初脱樊笼即能对西学作出如此的理解与判断，说明国人对近代文化有着很强的理解力。他们的见解影响到日本诸国，不是偶然的。如果我们如实地将此后的洋务运动看成是此期西学观念演进的必然结果与社会的实践，那么我们在近代初始就看到了这样一个重要特点：近代西学观念的演进既是中西文化交汇的过程，同时又成为中国社会变动的先导和必要的社会文化心理准备。
其三，此期西学观念的演进，从外烁特征上看，它表现为外向的探寻态势，而非内向的对传统文化的否定。但是，“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712页，1972年版。）追求真理和科学，与封闭式的封建专制文化格格不入。从魏源“师夷长技”开始，先进的人们打破了传统的思维，这就如同为木乃伊注入新鲜空气然，同时即构成了对封建传统文化的威胁。在一定条件下，此种外向的探索就会变成内向的否定。从“师夷长技”到“道在反求”，就已经显露此种思想文化现象上由量变到质变的转换态势。其转换的基础或中介，无疑是此期西学即自然科学的传播。先进人物对西方科学的理解和把握，使自己得以站立在近代科学（当然极粗浅和不完备）基点上，演绎前人所无法企及的新概念和酿制新的意向。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近代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又是与近代西学观念的演进息息相通，相辅而行的。近代先进人物，无一不是西学的倡导者，此种现象同样也不是偶然的。
（资料来源：《中国文化》2001年17/18。郑师渠，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