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5月，郭沫若在审定《辞海》试行本中“乾嘉学派”的样条时，认为只说“乾嘉学派多数脱离实际，考据烦琐”这么两句否定语，是把其“可以肯定的一方面完全抹煞了”。说“要讲考据就不能不烦琐——占有材料，烦琐无罪，问题是考据的目的何在？但乾嘉时代的人在高度的政治压力下是不可能进一步有所作为的”。同年，在读乾嘉时期“文学巨子”袁枚的《随园诗话》时，见“袁枚憎恨考据家，甚至诋考据家为蠹鱼”，郭沫若便写了一篇《考据家与蠹鱼》的札记，批评袁枚的这种“偏见”。同时，又给乾嘉考据一次公正的评价：

“平心而论，乾嘉时代考据之学颇有成绩。虽或趋于繁琐，有逃避现实之嫌，但罪不在学者，而在清廷政治的绝顶专制。……欲尚论古人或研讨古史，而不从事考据，或利用清儒成绩，是舍路而不由。就稽古而言为考据，就一般而言为调查研究，未有不调查研究而能言之有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