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之每一次进步，无不与巨大的历史灾难相联系。如果说鸦片战争只是在浅层次上对中国的知识阶层有所触动的话，那么甲午战争则从深层次上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它导致了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有识之士高举起救亡、变法的大旗，掀起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文化启蒙运动。甲午战败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尽管只迈出了一步，但它成为一个历史的新转机，从此把中国近代化运动推进到了效法日本变法维新的新时期。

    　　　　                                   一

    长期以来，中国的士大夫把日本当作东洋“蕞尔”小国，不加重视。1868年的明治维新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的关注。事隔6 年之后（1874年），当日本军队武装入侵中国的台湾时，近代中国人才开始重新认识日本。但纵观整个知识分子阶层，除了王韬、黄遵宪等明确称赞日本，主张学习日本外，大都持批评和否定的态度。尤其对日本改变祖宗成法，仿效西洋政治制度的作法不能接受，讽之为“东头西脚，西脚东头，不成东西”〔1〕。然而，正是这“不成东西”的日本，在1894年9月开始的甲午战争中，将中国洋务派苦心经营10多年的北洋海军打得全军覆没，几十万湘淮军节节败退，并向中国提出赔款两万万两、割让台湾及辽东半岛等一系列苛刻的议和条件。
    甲午战败这一残酷现实，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同时也深深地刺激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1895年4月底，战败的消息传到京师，“举国哗然”。广东举人梁启超联名百余举子，湖南举人任锡纯、文俊铎、谭绍棠各联名数十举子“首诣察院，呈请代奏”。既而福建、四川、江西、贵州、江苏、湖北、陕甘、广西、直隶、山东、山西、河南、云南诸省继之。士子们为战争的惨败和日本的要挟所激怒，纷纷上奏章、递条陈，痛心疾首，慷既陈词，反对议和。一时上书言事的士人之多，以致都察院门外“车马阗溢，冠衽杂沓，言论滂积者，殆无虚晷焉”〔2 〕。
    在所有这些士人学子上书“数日不报”的情况下，1895年5月2日，康有为、梁启超联络18省举人1300多人齐集都察院门外上书请愿，要求光绪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成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强调前三者只是“权宜应敌之谋，而非立国自强之策”，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变法，“非变旧法，无以为治”。并要求光绪帝改革封建体制，建立议会制度，“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于太和门，三占从二，下部施行”〔3〕，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进行全面的资本主义改革。
    公车上书虽然没有上达于光绪帝手中，却“遍传都下，士气愤涌”〔4〕，引起朝野各界的巨大震动。1895年6月初，上海哀时老人“刻其文及姓氏以告天下”，盛赞其文“惊天地，注鬼神”〔5〕。公车上书不胫而走，刊出后行销数万部。士子们辗转传抄，“一时间天下墨争磨”〔6〕，其影响也迅速从京城扩展到全国。
    “中国维新之萌蘖，自中日之战生。”〔7 〕公车上书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甲午战败最激烈最直接的反应，却又不以此为限。公车上书行动中的集会、讨论、请愿等手段带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的特点，它突破了早期改良主义者王韬、郑观应等人分散活动的局限性，从书生议论发展到有18省1300多人参加的集体上书言事的社会活动。梁启超认为：“中国之有群众的政治运动，实自此始。”〔8 〕公车上书的举人们散归乡里，把维新思想传到各地。公车上书后越来越多的传统知识分子“渐知天下大局之事”，走上了维新救国的道路。康、梁也因其在公车上书中的杰出作用成为维新变法的政治领袖。
    甲午战争不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军事较量，同时也是对两国近代化力量的大检阅，也可以说是中日两国近代化程度的较量。甲午战败客观上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由是谈洋务者，渐为世所诟病”〔9〕。
    甲午战败后，康有为等主张维新的传统知识分子站在“今欧日之强，皆以开国会行立宪之故”〔10〕这样的认识高度对洋务运动进行了批判。谭嗣同认为洋务派所言所办的只是轮船、火车、枪炮、织布机和炼铁厂等物器而已，“于其法度政治之美备，曾未梦见……此皆洋务之枝叶，非其根本”〔11〕。康有为批评洋务派是“变其甲不变其乙，举其一而遗其二，枝枝节节而为之，逐末偏端而举之”。他非常恰当地评论“此皆变事而已，非变法也”〔12〕。严复批评洋务运动是“大抵务增其新，而未尝一言变旧”〔13〕，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14〕。梁启超形象地批评洋务运动是“补苴罅漏，弥缝蚁穴”。他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15〕主张维新的传统知识分子大都从甲午战败这一事实中认清，只有工艺技术等层面的局部的枝节改革是远远不够的；洋务运动失败的关键在于，只有经济改革，而政治改革阙如。整个戊戌维新时期，变法变法之声响彻于国中，“一般洋务时务之士靡然成风，举世若狂”〔16〕。世风为之一变。这与甲午战败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甲午战败后，在政治上检讨洋务运动的同时，传统知识分子还对洋务运动的指导方针——中体西用进行了突破。
    中体西用作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方针，虽然已经开始突破了传统的华夏中心论，但批判的理性却被紧紧束缚在技术、工艺等层面（洋务派认为“中国文物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狂火器万不能及”〔17〕），这样旧的束缚了新的，死的缠住了活的，批判的理性在现实中停滞了增长。不仅如此，中体西用带有的“卫道精神”（取西人气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18〕）极有可能再度狂热起来，淹没仅有的一点理性，回归到传统的华夏中心论中。
    甲午战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这是对中体西用最残酷最无情的批判。与此同时，批判的理性也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再度成长起来。1895年7、8月间，谭嗣同率先从洋务派设置的“器由道出”、“变器不变道”的唯心主义胡同里走出来，深刻地指出：“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行，器存而道不亡……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变而仍为器，亦仍不离乎道，人自不能充，又何以弃道哉？”〔19〕谭嗣同对道器、体用关系的崭新认识把被洋务派颠倒了的道器观、体用观重新恢复了过来。这就为维新思潮的高涨提供了条件。它表明一部分传统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敲击中体西用的丧钟了。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在《江楚会奏三疏》中重弹中体西用的洋务宗旨时，严复次年严正地指出：“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用者也。”他又进一步申论道：“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而以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也，斯其文义违桀，固已名之不可言矣，乌望言之而可行乎？”〔20〕严复的这段话尽管稍晚于戊戌维新，却很可以代表甲午战败后一部分主张维新的知识分子在体和用问题上的清醒认识。整个戊戌维新时期，尽管在许多维新志士的思想中仍留有不少尊崇儒家文化的影子，光绪帝在1898年6月11日的定国是诏中也仍有“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实者实力讲求”〔21〕的字样，但在行动上的废八股、设立京师大学堂、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诏选宗室王宫游历各国等无一不体现出突破中体西用的痕迹，这种旧的发展了新的、死的推动了活的的现象不能不说是与甲午战败有关。
    甲午战争是推陈出新的助产婆，甲午战败后传统知识分子对洋务思想的检讨及其在体用关系上的突破，表明19世纪60年代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洋务思潮开始消退。

    　　　                                 二

    19世纪60—70年代，太平天国、捻军和边疆各族人民起义相继平息下去，清政府的对外关系也在《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下维持着相对和平的局面，史称同治中兴。这引起了相当一部分传统知识分子的迷惘和虚骄。如1875年编纂的《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时就夸大其词地称颂同治的政绩是：“削平僭伪，绥靖边陲，伟列丰功，为书契以还所罕见。”〔22〕1879年王之春更吹嘘说：“我朝威灵震垒，一道同风，受万国之共球，萃涂山之玉帛，聘问之使联翩而赋皇华者，几无远而弗届焉。盖中天运会所开，初非秦皇汉武徒逞远略所可同年语也。”〔23〕传统知识分子的这种迷惘是对时势和自我认识不清的结果。它基于自欺，其恶果远甚于自欺，影响了中国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批判，延误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1883年—1885年中法战争中清军在陆地上的胜利则更加剧了一部分传统知识分子和封建官僚的昏聩和迷惘。中法战争之后，清政府虽然接受马尾海战的教训，以大治水师为主，但1888年以后竟开始挪用海军军费作修建颐和园之用。从1888—1894年整整6年，清王朝海军的主力北洋舰队竟未再添置任何船只和设备。甲午战争以前尽管黄遵宪作为先行者已提出了师日的主张，但一般传统知识分子对日本还是瞧不上的。“征日论”的调子不绝于耳，甚至在战争爆发之际还有很多人做着征服“一岛孤悬”的日本，同时“摄服泰西诸国”〔24〕的美梦。应该说是甲午战败除了中日双方实力悬殊以及战略战术上的失误等诸多因素外，中国社会普遍缺少理性，昧于世界大势也是失败的原因之一。
    甲午战败后，理性重新回到了现实中。梁启超直言中国的处境是：“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亡。”〔25〕康有为指陈当时的环境是“瓜分豆剖，渐露机芽”，他警告光绪说：“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26〕传统知识分子在战败后对现实危机的清醒认识正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第二阶段（戊戌维新）的思想基础。
    甲午战败同鸦片战争以来历次对外战争的失败相比较，一个显著的差别就是这次打败中国的不是西方列强，而是一个向来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瞧不起的东洋“蕞尔”小国。这就在更大程度上加剧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心理倾斜。康有为的“夫以中国二万里之地，四万万之民，比于日本，过之十倍，而为小夷熳侮侵削，若刲羊缚豕，坐受剥割，耻既甚矣，理亦难解”〔27〕，正是这种心理倾斜的典型写照。心理的倾斜又导致他们最深刻的反省自我。康有为说：“吾既自居于昧弱，安能禁人之兼攻，吾既日即于乱亡，安能怨人之取侮。”〔28〕谭嗣同更直接地说是“中国自己求亡。”〔29〕。严复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思想分析中国失败的原因，得出结论是“民力已恭，民智已卑，民德已薄”〔30〕。总之，责己不责人，反躬自身、发愤为雄代表了当时主张救亡图存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态。
    甲午战败后，越来越多的传统知识分子认识到明治维新在日本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康有为等人甚至把明治维新看成是日本成功的唯一动因。康有为指出：“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能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31〕梁启超也说日本是“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也”〔32〕。要救国，只有维新，只有学西方，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这给当时主张变革的传统知识分子以极大的启示。为了救亡，中国的维新派准备向昨天的敌人日本学习，康有为明确地向光绪提出“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33〕。
    由于交通方便，风俗相似，文字易懂，加上中日两国原来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相似，甲午战败后，越来越多的传统知识分子把师日看作是学习西方、救亡图存的一条捷径。康有为说：“日本地势近我，政俗同我，成效最速，取而法之，尤易措手”〔34〕。又说：“更新之法，不能舍日本有异道”〔35〕。梁启超也主张充分利用日本学习西方的成果。他说：“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本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金，则要书毕集矣！”〔36〕他们相信，只要中国仿效日本实行新政，就可以事半功倍，后来居上。康有为乐观地预言说：“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37〕
    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下，在主张变革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宣传鼓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下诏定国是，决然变法。该诏书“以变法为号令之宗旨，以西学为臣民之讲求，著为国是，以定众向”〔38〕。开始了为期103天的维新运动。戊戌维新促进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整个中国从此开始了实质性的社会变革过程。戊戌维新失败后，大批中国的知识分子涌向日本，形成了20世纪初年声势浩大的留日潮。当时的人们分析留日潮的原因说：“日本学习欧美，故其强同欧美。吾学习欧美如日本，则其强亦必如日本然。吾文学风习去欧美甚远，势难直接为之，不若间接以学习日本为便。庚子以后，各省留于东京者骤增数倍，其不本此意以为宗旨者，恐百无一人也。”〔39〕这话与康梁等主张师日维新的理由如同一辙。20世纪留日潮的形成正是甲午战败后传统知识分子师日思潮的继续和发展。它与师日维新的主张一样，同甲午战败对传统知识分子的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三

    甲午战败猛烈地冲击了晚清社会，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对传统的政治制度、道德结构和思想准则提出了怀疑和挑战。
    三纲五常是封建主义的精神支柱。传统的儒家思想竭力把它宣扬成先验存在的天经地义的道德规范（朱熹说“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甲午战败后，谭嗣同首先向纲常名教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他认为三纲五常完全是统治者为自己统治的需要而提倡的单方面的强制性道德规范。他说：“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其制下而不能不奉之。”又说：“独夫民贼固乐三纲之名，一切刑律皆以此为率，取便己故也。”他抨击名教的罪恶是“不惟关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从“仁——通——平等”的观念出发，他提倡父子平等、男女平等的新型道德准则，并说：“君父以责臣子，臣子亦可反之君父。”〔40〕谭嗣同被梁启超誉为晚清思想界之一大慧星。他对三纲五常的批判预示了传统的道德规范和思想准则在知识分子中即将崩溃的命运。
    伴随着传统道德规范的趋于崩溃，甲午战败后，君主的权威和神圣也遭到了质疑和挑战。严复认为人们原本不需要君主来统治自己，只是因为人民中间有各种“相欺、相夺”的纠纷，生命财产受到了威胁，而自己又忙于耕织工贾，所以才“通工易事，择其公且贤者，立而为之君”，以维护民众的利益。他说：“故曰，君臣之伦出于不得已也，患其不得已，故不足为道之原。”〔41〕谭嗣同也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为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42〕谭嗣同和严复对国家的起源在学理上的探讨，使两千多年来的君臣观念受到了有力的冲击。在否定君权神授的同时，传统知识分子还对君主制的罪恶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梁启超指斥二十四朝的当道者都是些民贼。严复认为：“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于民而已。”〔43〕谭嗣同说：“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不复入理。”从君由民共举共废的资产阶级民主观点出发，他疾呼：“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初无所谓叛逆也”，因此应当“废君统，倡民主”〔44〕。甲午战败后传统知识分子对君权的否定和批判，为近代资产阶级民主观念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廓清了基地。
    甲午战败还产生了一个重大的社会后果，就是加深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政策的怀疑和批判。八股取士是从隋唐沿袭下来的传统文化制度，甲午战败以后，主张维新的传统知识分子从宣传西学、培养有用人才的角度出发，对八股取士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梁启超批评说：“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失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弊皆由于此。 ”〔45〕他认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者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46〕。严复批评八股有“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三大弊害。他认为“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欲讲实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别开用人之途，而废八股试帖策论诸制科不可。”〔47〕并说：“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早一日变计，早一日转机。若倘因循，行将无及。”〔48〕传统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这种攻击真正击中了封建文化制度的弊害，引起了社会各阶层广泛反响，许多士人从此与八股制度决裂。废除八股也是戊戌维新时期文化变革的主要措施。当时废除八股的诏书一下，“一时缙绅士庶，田夫市侩以及识字妇女，学语小儿，莫不交口而訾‘八股无用’”〔49〕。这很足以说明传统知识分子对封建文化制度的批判所引起的巨大启蒙作用。及至变法失败，顽固派恢复了科举制度，但对八股文“不独聪明英锐之士，不屑腐心焦脑以问此亡国之物，即于高头讲章、舌耕口穑数十年号为时艺正宗者，亦谓之无味，不如多阅报之为愈也”〔50〕。
    在批判传统的旧道德、旧文化的同时，传统知识分子还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广泛地开展社会启蒙：
   （1）创办近代报刊：为了鼓吹社会变革，宣传维新变法的主张， 1895年6月， 主张维新的传统知识分子在北京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机关报——《万国公报》。同年12月《万国公报》因与欧美传教士所办的报刊同名而改名《中外纪闻》。1896年8月，梁启超等创办《时务报》，该报以议论新颖别致、文字通俗易懂一时风行海内外。在《时务报》的影响下，同时也是在甲午战败后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各地报刊蔚然兴起，影响较大的还有《知新报》、《国闻报》、《湘报》30多种。这些报刊或议论时政、宣扬变法，或介绍和翻译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为维新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时的人评价说，如果“把中日战争比作使中国震动的一次电击”，那么这些报纸“就不啻是一个强烈的电流，因为通过这个电流，可以把新的思想传布到全国各地去”〔51〕。　   

（2）组织学会：康有为认为：“近世严禁结社，而士气大衰，国之日孱。”为了广联人才，创通风气，1895年11月，康有为、文廷式等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强学会的创办是中国近代开风气的一件大事，它打破了有清一代禁止士人结社的规定。从此“学会之风遍天下”〔52〕。据不完全统计，从1895年到1897年，维新派在全国创办的学会至少有33个。这些学会广泛联络社会各阶层支持变法的人士，宣扬维变法的主张，一时间“民智骤开，士气大倡”〔53〕。起了极大的启蒙作用。
    （3）介绍西方学术文化： 西方的学术文化是传统知识分子批判封建文化、启迪民智的思想武器。主张维新的传统知识分子非常推崇西方的学术文化，强调西学是“致学之本，富强之由”〔54〕。为了推动西学在中国的传播，1896年，梁启超写成《西学书目表》，次年又编成《西政丛书辑要》，并与康广仁一起创办了大同书局。整个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创办译书局2处，报馆9家，学堂17所，广泛地宣传和介绍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维新派的报刊也经常介绍和翻译西方的论著，《时务报》曾专门聘请英、法、日、俄文的翻译，译述的内容也从自然科学逐步向社会科学过渡。
    在当时所有介绍西学的译著中，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影响最为重大。甲午战败对严复这样的传统知识分子是一个大刺激，他因“国势日危”而“腐心切齿”，遂“致力于译述以警世也”〔55〕。1896年严复开始翻译《天演论》，同年底成稿，1898年春译稿出版。严复的《天演论》及其按语大力宣传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生物进化学说，指出中国如果能够顺应天演的规律，实行维新变法，就能自强保种，由弱变强，否则亡国灭种，为天演所淘汰。在《天演论》中，严复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严译的《天演论》敲响了民族救亡的警钟，在传统的中国社会激起了极大的反响。桐城派古文大师吴汝纶誉之为“大海东西奇绝之文”。他不仅亲录副本，而且撰写序文，对严复的“高文雄笔”表示“倾倒之至矣”〔56〕。维新派的重要人物几乎无一不对之加以称颂。梁启超最早读到《天演论》的译稿，就在自己的论文中加以宣扬和阐发。康有为也称赞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57〕。《天演论》宣传的变化和发展的观点，成为甲午战败后传统知识分子要求变革的理论基础。中国要求维新的传统知识分子宣传《天演论》中的变革思想，在社会上起了极大的启蒙作用。30多年后，胡适回忆说：“《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全国，竞作了中学生的读物了……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后，这种思想象野火一样燃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我自己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气下的纪念品。”〔58〕甲午战败后传统知识分子翻译的其它西方学术著作的影响虽不及《天演论》那么大，但仍可从《天演论》的风行中略窥其社会启蒙作用之一斑。
    传统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弘扬和对封建文化的批判，一起构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文化启蒙运动。

（资料来源：《河北学刊》1996年第2期）

    注：
    〔1〕阙名《日本杂记》。
    〔2〕〔5〕〔10〕〔12〕〔13 〕〔21〕〔27〕〔57 〕《戊戌变法》（二），第154、155、241、215—216、319、17、167、525页。
    〔3〕〔31〕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
    〔4〕〔52〕〔6〕〔55〕《戊戌变法》（五），第130、338、10、183页。
    〔7〕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饮冰室专集》卷3。
    〔8〕〔9〕〔18〕〔46〕〔54〕《戊戌变法》（一）第440、399、160、448页。
    〔11〕〔19〕〔29〕《谭嗣同全集》，第202、197、225页。
    〔14〕《严复诗文选注》，第147页。
    〔15〕〔32〕〔45〕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卷1。
    〔16〕《近四十年世风之变态》，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
    〔17〕《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8。
    〔20〕《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 集》第1卷（上）。
    〔22〕陈韬《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
    〔23〕王之春《谈瀛录》。
    〔24〕李岳蘅《策倭要略》。
    〔25〕梁启超《南学会序》，《饮冰室合集》卷2。
    〔26〕〔28〕〔33 〕〔34〕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
    〔30〕〔37〕〔41〕〔43〕〔47〕〔48〕〔49〕〔50〕〔51〕《戊戌变法》（三），第46、5、79—80、81、 57、70、345、156、497页。
    〔35〕康有为《日本变政考》跋。
    〔36〕梁启超《读〈日本书目志〉书后》，《饮冰室合集》卷2。
    〔38〕〔53〕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全集》卷1。
    〔39〕《大陆》1903年第7号。
    〔40〕〔42〕〔44〕谭嗣同《仁学》。
    〔56〕吴汝纶《答严幼陵》，《桐城吴先生尺牍》卷1。
    〔58〕胡适《四十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