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道时期，伴随着清王朝盛世的结束和社会危机的不断加深，中国学术思想界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一方面表现为会通汉宋学风的逐步形成，另一方面表现为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特别是经世学者们，他们倡导治学服务于国计民生，并身体力行，研究有关社会现实重要问题，深远地影响了晚清的政治、文化走向。本文试图对其兴起及其原因加以探讨，不对之处，尚祈专家批评。
一
论及清代嘉道时期经世思潮的兴起，学者们一般把贺长龄、魏源等人编纂《皇朝经世文编》作为其兴起的标志，似乎是说经世思潮兴起于道光年间。而实际上，嘉道时期经世思潮的兴起肇始于清王朝由盛转衰的乾嘉之际，当时即有一批关注时事、潜心研究现实问题的学者，首开议政风气的是洪亮吉、恽敬、张惠言、李兆洛等一批常州学派的官僚知识分子。他们观察社会现实之敏感，认识问题之深刻，涉及领域之宽广，完全可与他们的后来人、广受后人赞誉的思想家龚自珍、魏源等人相比肩。
洪亮吉（1746－1809年）为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史称“其词章考据，著于一时，尤精研舆地”[1]。然而，洪亮吉又与一般汉学家有所不同，于考证经史之外，对当世之务甚为关注，并提出了自己的治平对策。早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洪亮吉就写下了《生计篇》、《治平篇》、《好名篇》、《守令篇》、《吏胥篇》等二十篇论文，探讨社会现实问题。
其中《生计篇》、《治平篇》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较早注意人口增长与社会发展矛盾关系的学者之一。尽管对如何解决人口增长与社会发展矛盾关系，洪亮吉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他的这一认识比英国人口学者马尔萨斯要早数十年，只是他的这一认识并没有引起当时人足够的重视，自然也就没有产生应有的作用和影响，使得比他晚数十年发现这一问题的马尔萨斯获得了享誉世界的荣誉，这不能不说是他的遗憾。
《好名篇》、《守令篇》、《吏胥篇》等文，则是他研究社会风俗以及地方政权建设问题的专门文章。《好名篇》或是针对清廷打击大臣好名之习，导致官僚士习萎靡不振问题而发的。他认为，臣民好名并不可怕，能好名者自然都是有廉耻感的聪明拔萃之人；而且，人们好名，恰恰可以产生奖惩手段不能起到的约束作用，因而好名行为应该加以肯定。在《守令篇》中他指出，朝廷政治的好坏取决于官吏的居心行事，取决于社会风气：“一守贤则千里受其福，一令贤则百里受其福。然则守令者岂别有异术乎？亦惟视守令之居心而已”。要改变腐败现实，就要端正官吏的为官动机，提高整个官僚队伍的素质。《吏胥篇》分析了当时胥吏制度的演变，以及胥吏风气败坏对政治的危害：“上足以把持官府，中足以凌胁士大夫，下足以鱼肉里闾，子以传子，孙以传孙，其营私舞弊之术益工，则守令、闾里之受其累者益不浅。”因此主张限制其人数，加强监督管理：“必不可少者留之，余则宁缺勿滥而已”[2]。
对于当时政治的腐败和吏治的黑暗，他无所顾忌，大胆地予以揭露和抨击，充满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批判精神。嘉庆元年，白莲教起义烽火连天，洪亮吉借助翰林詹事大考之机，上《平邪教疏》，“指陈规画，慷慨千余言”[3]。嘉庆四年，太上皇乾隆帝驾崩，嘉庆帝亲政，洪亮吉又大胆上书，直言进谏，指斥朝廷弊政，罗列内外官员罔上负国者40余人，责备嘉庆帝受“群小荧惑，视朝稍宴”，希望嘉庆帝改弦更张，亲贤任能，励精图治，“一新天下耳”[4]。因其言词过于激切，引起嘉庆的盛怒，一时几遭杀身之祸。当时，值康、雍、乾大兴文字狱之后，士大夫相率钳口结舌，不敢稍议时政。洪亮吉不仅大胆地议论朝政，而且公然批评当朝天子，这种勇气确非一般士大夫所能及，于当时士风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与清代常州学派代表人物庄存与家族有密切关系的恽敬（1757－1817年），少好齐梁骈丽之作，稍长，转而专治古文。四十岁后，益研精经训，深求史传兴衰治乱得失之故，旁览纵横、名、法、兵、农、阴阳诸家言，较其醇驳而折衷于儒术，将“以博其识而昌其词，以期至于可用而无弊”[5]。所著《三代因革论》前四篇作于嘉庆五年（1801年）。其时，正是嘉庆帝亲政之初，也是清王朝调整统治政策，挽救日渐突现的王朝危机的大好时机。因此恽敬写作这四篇文章，满怀信心地向当权者进言。恽敬说自己写作的目的是：“求王政之端而究其异同，以破诸儒士之说，庶圣人治天下之道，可无惑焉” [6]。文中指出：古代的许多制度之所以能在后世存在，关键在于能够因民之情，一旦不能做到这一点，就会被抛弃。如只能在小国寡民时代施行的井田制度，在一个统一国家里就不能施行，即使圣人也不能阻止它的变化。“井田，不可废之法也，而卒废，儒者皆蔽罪商鞅。虽然，鞅之罪，开秦之阡陌也，彼自关之东，井田之废，非鞅之罪也。夫法之将行也，圣人不能使之不行；法之将废也，圣人不能使之不废”，“井田者，黄帝之法也。所以井田者，天下之民之所欲也，此井田之所以行也”。千余年后，时事变迁，民受其害，井田之废遂成必然。而且，他明确地把第一个封建统一王朝秦代作为古今时代的分水岭。他说：“秦者，古今之界也。自秦以前，朝野上下所行者，皆三代之制也；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非三代之制也，井田其一也。”那么圣人们是如何看待这一变化的？必然是赞许的，所谓“所损益可知矣”即是明证[7]。
然而，恽敬热情论证、急切盼望的改革之举并没有出现，就连诛杀和珅、惩治贪官、整理亏空、漕运之举，也是昙花一现，草草收场，剩下的就只能是对官僚们勤政、廉洁等苦口婆心的劝勉。而且由于对改革政治顾虑重重，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嘉庆帝一再表白自己要“以祖宗之心为心，以祖宗之政为政”，也就是说要坚决按祖宗成规办事。如此观念，怎不令满怀热情的恽敬伤心呢？于是，恽敬于嘉庆十四年（1809）写下《三代因革论》的四篇续篇。如果说恽敬前四篇文章是对嘉庆新政的期盼和呼唤的话，那么，他后四篇文章就是对嘉庆所谓“新政”的批判和抗争了。
在这四篇文章中，恽敬分别对古代的税制、兵役制度以及劳役制度的演变进行了考察，其核心内容，仍是建议统治阶级在执行统治政策时要顺应时代潮流，因时制宜，适当放宽对老百姓的控制。一句话，“天下无无弊之制，无不扰人之事，当择其合时势而害轻者行之”，“宁使官役之可减，而苛扰之事除，知民役之可尽罢，而海内皆乐业矣”[8]。也就是说，赋役负担要明确、固定。尽管清代统治阶级标榜其轻繇薄赋政策，但人民实际负担的加派及附加税收却是十分沉重的，而且往往没有明确的规定，从而给地方官上下其手、剥削百姓以可乘之机，以致时人抱怨说：“顾民之病，不患其数之多也，而患其数之无定。远时无论，嘉庆二十年间，每银一钱合制钱百八十文左右，今则二百八十有零矣。曰银价日增也。然嘉庆时柜价百八十，市价百二十，是羡余六十为加五费，今柜价二百八十，市价百六十，是羡余百二十为加七半。不过二十余年之间，正价增四之一，费增以倍，有增无减，再几十年不可复问矣。”[9]可见恽敬是有感而发。恽敬认为：“先王之道，因时适应，为法不同”。其中的衡量尺度就是儒家礼治精神是否得到贯彻，而不必拘泥于细节，所谓“其质文之尚，奢约之数，或以时变，或以地更”。基于此点，他认为时人“利不十，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的说法是不可取的[10]。
常州学者张惠言（1761－1802）虽以《易》学名世，但也特别关注现实问题，作于嘉庆四年五月的《送左仲甫序》一文，就对人才、军备、胥吏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在他看来，当时的最大社会问题就是缺乏合格的国家管理人才，而其中根本的原因则在科举制度的弊端：“方今大患，在天下之才不足以任天下之事。夫上之所取，下之所习，无事之所养，有事之所用，今国家求政事之选，而于时文诗赋取之，其不足以得士也明矣。”因此他建议实行举荐的办法招揽人才，就是：“令天下荐举有文武智术之士，朝廷试而用之，庶几于事有属”。而对于在镇压白莲教起义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军纪败坏、军力不强等问题，他认为是粮饷菲薄造成的，因此建议要“优其给而捐其扰，然后乃可责其用。”
对于当时的吏治腐败问题，他认为胥吏在其中起了很坏的影响，而造成胥吏扰乱管理秩序的根本原因是没有把它纳入正常的选拔制度。他分析说：“古者郡县掾吏，皆关长辟除，孝廉茂才则于是乎选，故守令常恃以为治。今者悉更之以书吏，官待之以仆隶之体，而吏自待以商贾之心。夫责仆隶以礼，而冀商贾以廉，无是理也。”而且他还注意到赏罚制度及成例的弊端,指出：“方今用人者曰公而已。夫进贤退不肖之谓公，赏善罚恶之谓公，今者唯成例是视，其所谓公，吾所谓私也。故公赏不足劝，而公罚无所惩，公之为弊如此，而贤者不之喻，愚窃以为大过非。”[11]张惠言还曾写过《吏难》系列文章，讨论吏治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注意到官民对立问题，认为它是危及国家统治秩序的一个严重问题。他说：“方今之患，独患吏与民阔而不相亲。”他的结论是，官吏不关心民生疾苦，甚至成为扰民的重要根源，所谓“官吏愦愦惟利私是骛，民生之计视若越人之肥瘠”[12]。对于蔓延数省的白莲教大起义，以及横行东南沿海的蔡牵等领导的海上武装势力的蔓延，张惠言认为当地官吏养痈遗患是关键因素。他指出：“方今天下之患，楚蜀秦豫之间则有教匪，江浙闽广负海之地则有洋匪，是皆数十年渐渍引蔓，根蟠柢互，有司漫不为意，又殴良民而附益之，及其一旦不可盖覆，乃始相视狼顾，莫之如何”[13]。这种认识可谓深刻，和嘉庆帝所感叹的“官逼民反”不谋而合。
常州学者李兆洛（1769-1841）治经讲究致用。他曾说：“治经者知读书所以致用，必有观其会通而不泥于迹者，庶几六经之在天壤，不为佔毕记诵之所荒，不为迂僻胶固之所窜也。”他称赞《周官记》说：“探制作之本，明天道以合人事。然后缀学之徒钩稽文词、吹索细碎、沿传讹谬之说，一切可以尽废。有志于治者，由其说，通其变，举而措之，如视诸掌，非徒经生讲解之资而已也。”[14]他认为学者读书著述，既要有独到见解，有思想，又不可固执己见，抱残守缺，而要不断地吸取他人不同见解，融会贯通。他研究领域很广。汤成烈称赞他：“于经则群圣之微言，不规规于性理之说，而一以礼义为准；于史则周秦而下治乱所由，兵农、礼乐、河漕、盐币，随时立说，因宜见义，娓娓千百言，以己意为断制，而必衷于正，其若星禾象数、算术、声律、球图、舆地、氏族、谱牒，以及一名一物之细，莫不检综百家，钩稽历代，研精极虑以出之。凡实事必求其是，至于朝廷制度之文宏以丽，乡闾交际之文和以婉，而友朋投赠之文则肫以挚，莫不性情融怡，事理交畅，由是知先生之学博大精醇，故发之于文深厚缜密，直逼西京也。”[15]因而他被时人称之“学无不窥，莫测其际，近代通儒，一人而已。”[16]
在现实生活中，李兆洛对现实风俗的堕落也深表关注和忧虑。蒋彤说他“目击乱世之末流，日抱隐忧，故见一善则喜，闻小恶亦伤”[17]。在研究领域上，基于经世的目的，李兆洛对“知古鉴今”的史学研究相当重视，尤其是方志的编纂、边疆史地的研究等，都付出了相当的精力。先后编纂有《凤台县志》、《怀远县志》、《历代地理沿革图》、《皇朝舆地韵编》、《皇朝一统舆图》等。他认为编修方志的目的是“志民生之休戚也，志天下之命脉也，志前世之盛衰以为法戒也，志异日之因革以为呼吁也”[18]。他在凤台知县任内所修县志，亲自调查研究，撰写食货、沟洫、艺文、选举、人物等志叙论，对当地物产、农田水利等状况详细叙述，提出不少有价值的改进建议和措施，充分体现了他关注吏治、民生的态度。他认为，对于治史学者来说，更应该明了古今成败得失，而谈论现实问题时，则应探讨风俗变化的趋势，找出挽救的办法，“若稽古而不核，非陋即冗；诹今而不审，非棼即谬，徒以迷误后来，不如无书”[19]。此外，李兆洛还先后帮助校订过谢清高、吴兰修所编《海国纪闻》，徐松所著《西域水道记》、《汉西域传注》，祁韵士所著《蒙古王公表传》、《皇朝藩部要略》、《伊犁总统事略》、《西域释地》、《西陲要略》等书，表示对海疆危机的关注。
二
当时继洪亮吉、恽敬等人之后，注重经世之学的学者，还有管同、方东树、包世臣、沈垚等一批人。
清代桐城学派的代表人物姚鼐的得意弟子、举人管同（1780－1831[20]），一生尽管仕途坎坷，但也时时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对于蔓延数省、花费朝廷近九年时间、二亿两白银的川、楚、陕三省白莲教起义，管同从一开始就给予关注，认真考察，积极为当事者出谋划策。他在《上方制军论平贼事宜书》中指出，百姓之所以起而反叛，就在于官府不关心其饥寒、冤屈，更不知道对百姓实行教化，以致其忠义观念淡薄，一遇事变便趁机以起。他说：“国家承平百七十年矣，长吏之于民，不富不教而听其饥寒，使其冤抑，百姓之深知忠义者盖已鲜矣。天下幸无事，畏惧隐忍无敢先动，一旦有变则乐祸而或乘以起”。因此他建议说：“今日之贼，不患其聚而患其流，今日之兵，不患其战而患其守。惟人心固而后守备坚，守备坚而后贼势败。公宜告三省长官，急讲民事，利民者行之，害民者去之，其官吏之殃民者急罪而罢之。”[21]这种治乱先治官、除民之害的主张，无疑很有见地，也确实很深刻，他抓着了社会动乱的主要根源。
在《禁用洋货议》一文中，管同探讨了当时人普遍抱怨的公私财力交困问题，以及与人们崇尚所谓“奇巧而无用”的舶来品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造成公私交困的原因，固然与人口急剧增加、风俗奢侈、官吏侵吞、富商大贾的盘剥有关，也与人们追求“奇巧而无用”的舶来品有关。因此他主张“令有司严加厉禁，洋与吾商贾皆不可复通，其货之在吾中国者，一切皆焚毁不用，违者罪之，如是数年，而中国之财力纾矣。”[22]尽管他禁绝中外贸易的主张，无疑反映了他思想观念的陈旧落后，但他关注现实问题的热情却是值得肯定的。
在写成于嘉庆二十三年的《拟筹积贮书》一文中，管同则探讨了当时京师粮食储备空虚问题。在他认为，京师粮食储备空虚是寄生阶层急剧增加造成的，其一是王侯子孙的“愈衍愈众，至于今枝繁叶盛，盖其人已数倍于前”，从而使国家支出的恩米急剧增加；其二是“满兵尽人而养之”；三是“匠役无事而食者盖过重”。而解决办法，除满兵生计所关“无善计”外，匠役可以裁减，王侯子孙的俸禄可以适当减少，“爵则仍之，禄则减之”，其中贤能者可以派官差食官俸。恩米、匠米支出的减少，京师粮食储备自然就会逐渐恢复如前。管同提出的解决办法，后来都在实际中得到落实，至于是否是受了他的影响，尚有待考证。
不仅如此，管同对现实问题的关注还表现在将思想批判的矛头指向当代政治制度本身。《永命》篇针对封建统治“天命论”批驳说：“国祚之修短孰为之？曰：数为之。数为之，则圣人何以动责君？曰：修短者数也，治则修，乱则短者，数也。数定于先，而理迁于后，未有政乱而其祚终修者，未有政治而其祚终短者。”也就是说，国家统治是否能长治久安，关键在于君主的是否贤明，并非由天命决定的。他而且认为：“三代以上君多贤圣，故人之权重于天。三代以下君少贤圣，故天之权重于人。天之大权莫加乎数，惟人君能以理胜焉。”[23]这无疑是对封建专制君主尊贵地位的否定。 或是有感于对清代压制言官的不满，特别是对嘉庆初年言路的开而复禁，甚至对洪亮吉等人封章言事而遭严惩一事的不满，管同在《读吕氏春秋》一文中写下了这样的话：“秦虽暴，初不罪言者，故用其力，卒以并天下，”“秦之事至恶不足道，然其并天下也，以能用人言，其失天下也，以不闻其过。秦固如此，后之有国家者，其亦知所鉴哉？”[24]嘉庆十八年，林清、李文成起义发生，并一度攻入大内，震动朝野，被称为“从古未有之奇变”。事后嘉庆帝特作《因循疲玩论》、《罪己诏》、《致变之源说》、《实心行政说》等文章总结原因，教育各级官员，并把官吏的“因循疲玩”作为致变的重要根源。管同则特作《重修甘敬侯墓碑记跋》，对朝廷压制言论而导致官吏不关心政事问题进行讥讽。他说：时人“尝怪风俗莫敝于西晋，史称士大夫废职业尚浮诞，至南渡而其风不息。然一旦王敦作乱，则敬侯温太真辈露檄兴师，委躯命以赴天子之难，虽其功有就有不就，而忠义皆流千古已。后世士大夫无晋时清谈之弊，顾平时则闭口恐触忌讳，不幸小值寇警，有惶怖而莫知所出者矣，不知自视于晋人何如也？”[25]其中“小值寇警，有惶怖而莫知所出”，则正是林清起义爆发时有关官员的窘态。
如果说《读吕氏春秋》等文对时政弊端还采取的是影射式的批评的话，他稍后所作的《拟言风俗书》，则是对清代专制政治制度的公开指责。他在文中明确指出：“明之时大臣专权，今则阁部督抚率不过奉行诏命；明之时言官争竞，今则给事、御史皆不得大有论列；明之时士多讲学，今则聚徒结社者渺焉无闻；明之时士持清议，今则一使事科举，而场屋策士之文及时政者皆不录。”以致于“大臣无权而率以畏惧，台谏不争而习为缄默，门户之祸不作于时，而天下遂不言学问，清议之持无闻于下，而务科第、营货财，节义经纶之事漠然无与于己于人其身……国家之于明，则鉴其末流而矫之稍过矣，是以成今日之风俗也。”文中，他还以三代政治变革的史实作为自己的立论根据，说：“三代圣王相继，其于前代皆有革有因，不力举而尽变之也。力举而尽变之，则于理不得其平，而更起他祸，何者？祸常出于所防，而敝每生于所矫。”专制政治发展到极端，势必走向其反面，这就是管同的结论，这也当然是我们现代人普遍接受的观点。
嘉庆四年，嘉庆帝于亲政之初，为振刷朝政，特地下令开言路，允许臣民封章言事，然而当朝野开始议论政事时，嘉庆又担心其“徒滋烦扰”，便以“言无可采”为由禁止臣民随意议论政事。管同便针对此点批驳说：“言无可采，其故有二：一曰爵之太轻，故奇伟非常之士不至，一曰禁忌未皆除，故言者多瞻顾，依违不敢尽其说。今日者宜损益前令，令言官上书，士人对策及官僚之议乎政令者，上自君身，下及国制，皆直论而无所忌讳，愈憨愈直者愈加之荣，而阿附奉迎者，必加显戮。夫如是，则天下皆知上之不好谄，夫上之不好谄，则劲直敢为之气作；上不嗜利，则洁清自重之风起”[26]。作为当时还是一个白丁士人的管同来说，如此议论现实政治，确实需要一番勇气。
管同认为：“世事之颓，由于吏治；吏治之坏，根于士风；士风之衰，起于不知教化。”[27]所以对作为社会表率的士人道德风尚的堕落关注尤多，先后写下《说士上》、《说士下》和《士论》等多篇文章，探讨其中存在的问题。他认为，士人道德风尚的堕落，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太多太滥，以致于待遇不厚[28]。非但如此，朝廷对士人的管理政策也存在弊端，就是说，“为士之法，不可商，不可吏，不可争讼、欺诈、挟制官府、武断乡曲。”[29]而另一方面，由于士人的实际地位等同于商贾负贩，也阻碍了那些注重名节的特立之士的入仕之路。“今以士之有类于商贾负贩，而谓用商贾负贩无异于用士，此士之所以终不出也。”[30]总之，一句话，虽然国家养士之法至渥，而僧多粥少，自然免不了天下之士“犹汲汲营货财无所不为”。所以，要改变以上不良状况，就要压缩其人数，“寡取士，裁其额，远其期，使一学不过数十人，则士尊贵而其风必变，士风变，而益于国家者多矣。”[31]无论其观点是否正确，仅其强烈的入世精神就值得肯定。
管同的同学、宋学捍卫者方东树（1772－1851），也颇重视经世之学。时人说他“少有用世志，于礼乐、刑法、河漕、水利、钱谷、关市，皆尝究心”[32]，“身虽未仕，常怀天下忧。凡遇国家大事，忠愤之气见于颜色，或流涕如雨，族戚友朋之事，为之忧戚，喜忭一如己事。”[33]事实也确实如此。方东树对当时官场内外士人不论是非、随波逐流的风气很是不满，曾指责说：“《晋史· 阮籍传》称籍终日言口不臧否人物，世之为容，默以适己事者，用意过当，致人心靡然不起，无复闻是非直道之公，而壹皆托于藉”，而“今之君子，则务随时抑扬，隐情惜己，苟以混俗取宠而已”[34]，认为时人不论是非是有害风俗的严重问题。出于同样的原因，他对历史上的所谓“党人”，特别是明末东林党人的经世精神和政治参与意识，表示出由衷的赞赏，对其蒙受的不白之冤进行了辩驳。他在《复罗月川太守书》一信中指出，一百多年来流行的东林祸国论缺乏事实根据，恰恰相反，东林党人维护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儒学道义，其道德勇气和责任感是值得肯定的，“东林诸贤，诵法程朱，其所讲论建白、行义风节，于今可见，一时台阁寺省诸公，宏才硕学，孤忠大节，经略施展，接武而出，天下望之，朝廷赖之，何莫非东林气类乎？特风气太盛，间亦有一二不肖依附其间，而正人君子固已多矣”。他甚至将矛头指向施行专制统治的皇权政治，因为政治大权落入宦官势力的是明代的皇帝，如果他们真正懂得重用既敏且贤、公正无私的大臣，朋党、清议就不会出现。朋党、清议之说实是“人主无执两用中之明，当国者无朴诚通达、敢违众议独行，而徒责小臣以言高之罪，咎局外以出位之谋，是皆无虚衷罪己之诚，务委过于人，惮自责而不强力于求治者也。”[35]
方东树一生都在认真履行自己的学术理念。他在为生计南北奔波的数十年间，也没有忘记关注和思考现实问题。嘉庆二十四年、道光二年、十八年，方东树曾三次前往广东，因而对鸦片及中外交涉问题颇为重视。道光十八年，围绕鸦片的禁弛问题，朝野曾有一番辩论，方东树特写下《化民正俗对》一文参加讨论。针对鸦片烟禁而不止问题，他向两广总督邓廷桢提出严禁吸食鸦片的主张，特别是对士大夫、官员、衙役、胥吏等违禁更要严惩。当中英矛盾激化时，他坚决主张严惩。战争爆发后，清军一触即溃，连失城池，畏避、投降的思想很是流行。方东树痛心疾首，特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五月作《病榻罪言》一文，反省中英交涉问题。他根据自己的观察认为，英国之所以敢肆行无忌，就因为当地官员官府“贪其货税小利，姑息不敢惩治”，助长其气焰。“英夷之祸不在近年之禁烟缴烟也，盖由于不肖洋商之侮辱自蛊，各前督之姑息养痈，内地奸民之贪利卖国，其蓄谋长乱久矣。即积重不返，而商与官皆受其敝而不可救，而方执禁烟缴烟之迹论其致祸，失之远矣。”面对连战皆败的局面，他既反对此时议和，因为失地未复，敌未受重挫必要挟多，同时也反对浪战，主张扬长避短，利用民间团练：“自相救护安堵，以待其能杀贼者，有重赏，家自为守，人自为兵，各自严防”[36]。这一主张后与当政者的思想不谋而合，广东等地团练的兴办，正是官府暗中支持的结果，也颇见成效。针对英军船坚炮利问题，他主张首先要解决汉奸问题。他认为，英人“炮火之用，全赖汉奸为之导引，然则今日制胜之策，惟有收服汉奸之一策耳”。具体办法就是赦免以往罪行，并重金悬赏其劫杀英人。对于当时汉奸众多的原因，他认为“有不得不附英夷之势，一固在利其资，一则内地无容身，知露迹必死，故以英夷为渊丛，此势不得不然也。”[37]表示了一定的同情。
理学信徒潘德舆（1785－1839）也非常关注时政，对士大夫道德风尚的堕落更是深表忧虑。他说：“数十年来，承学之士，华者骋词章，质者研考据。……不特心性精微之言不一关虑，即伦纪理乱、官守清浊、民生利病之大故，父兄于子弟，未敢相诏告敦勖，况师友间哉！风尚既成，转相祖袭，……天下之士，遂真以食色为切己，廉耻为务名，攫利禄为才贤，究义理为迷惑。而官箴玷，民俗薄，生计绌，狱讼繁，百害籍籍乘此而起。”他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权者对讲学之风的打击、排斥，以及八股取士制度的缺陷，即不重视对贤人之微言大义的探讨。因此，潘德舆认为，要挽救颓废的世运，首先就要振兴学术，振兴学术的根本在于张扬忠孝节义，张扬忠孝节义源在经术，其表现就在有刚直之气，以驱除人心之痼疾，而振作一时的顽懦鄙薄风尚，使整个社会风气恢复于古道之朴。他有一个颇为有名的思想，就是：“欲救人事，恃人才；欲救人才，恃人心；欲救人心，则必恃学术；欲救学术，则非重定取士之制不可。”为什么要把学术作为扭转社会风气的关键看待呢？潘德舆解释说：“合四海之众，数十年之久，争为考据、词章与八股文之皆异乎圣人之心者，……以如此之学术，而求其心之必恶利、必嗜义，是犹射鱼而指天也。”[38]对于通常认为“文事乃士大夫之行为末节”的观点，他辩解说：尽管学术文章是士大夫的行为末节，“然文乃气之所为也。一人之文，观一人之气；一世之文，观一世之气。假使一世之文，至于媕阿纤仄，悉无直气，则其士大夫可知，而其世亦可知。故士大夫之行，……莫先于尊崇其廉耻，培养其直气以自振，且以振天下。”况且文事也确实有现实的必要，因为他“居京师数年，所见士大夫，多假诗古文以鸣，而明白正大之气，与古人仿佛者，未之获也。”[39]
对于胥吏、“例”等危害，潘德舆感触更深，他一再地指出：“天下之大病不外一吏字，尤不外一例字，而不外一利字。近世一二魁儒负匡济大略，非杂纵横，即陷功利，未有能破例字、利字之局，而成百年修养之治者也。”[40]在潘德舆看来，社会风气的鄙薄，政局的动荡不安，根源在于封建官僚士大夫的贪婪和无所事事，而造成僚士大夫贪婪和无所事事的原因则，则是廉耻观念的沦丧，以及牢不可破的“例”的束缚；要挽救王朝的衰败，就需要“能破例字、利字之局”。这种认识，如果是没有对社会问题进行认真观察思考，是不可能得到的。
浙江湖州府乌程县府学廪生沈垚（1798-1840），对现实也颇为关心，对社会上存在诸多问题多有批判。如沈垚批评汉学末流的琐碎无益，时说：“乾隆中叶后，士人习气，考证于不必考之地，上下务为相蒙，学术衰而人心坏”[41]。他认为，音韵训诂之学原不过是“治经之门户，非即所以为学；金石特证史之一端，非即所以治史。精此二艺，本非古之所谓通儒，况但拾其唾余，以瓦砾炫耀耶？”[42]对当时统治阶级只知道贪图享受，诛求无厌，他更是痛加指责：“中朝贵人取给于方面，方面取给于州县，州县取给于小民，层层剥取，即层层护持。都下衣冠之会，无有一人言及四方水旱者。终日华轩快马，驰骋于康庄。翰林则谒拜阁师，部郎则进谒台长。公事则胥吏持稿，顾名画诺；私退则优伶横陈，笙歌鼎沸。其间有文雅者，亦不顾民生之艰难，惟有访碑评帖，证据琐屑而已。”[43]他悲叹“都下无一事不以利成者，亦无一人以真心相与者，如此风俗，实有书契来所未见。有元、成时之阿谀而无其经术，有大中时之轻薄而无其诗才，至明昌、贞祐只苟且，则全似之矣。”[44]而且说：“垚居都下六年，求一不爱财之人而未之遇。”[45]“近日士大夫专以营财为急，婚姻亦惟有钱者是求，于是妻抗其夫，妇凌其舅”[46]。他愤怒地指出：“昔之公卿虽兼取富人，而所任用究有才学之人，故于事尚无所害；今之公卿所用者专在多献宝之人，则于天下事我不知胡所底止矣。”[47]如何才能扭转已经败坏的学风、吏治？沈垚认为应从端正社会风气入手。他在《风俗篇》一文中指出：“天下之治乱，系乎风俗。天下不能皆君子，亦不能皆小人。风俗美，则小人勉慕于仁义；风俗恶，则君子亦宛转于世尚之中，而无以自异。是故治天下者以整厉风俗为先务。”[48]而整厉风俗的关键在士大夫的率先垂范。
和洪亮吉等人一样，他特别不满当政者打击大臣追求令名的做法，认为它是导致士风日下的重要原因。沈垚在《立名篇》中分析说：“古今治乱之故，系于当时之好尚。周、汉而下，大概人争立名则世治，人争殖利则世乱。西京盛时，争为长者名，东都则以至行过人为名，唐之士大夫以功业济世为名，宋之士大夫以节高古人为名，而致世治则一。以济世为名，则随时隆污，惠泽必思及下，故其功丰。以节高为名，则遇贤主，天下受其福；遇庸主，一己守其节，故其望峻。……二者虽异，有裨于世道人心则一也。”因此说，“宋之弱而不可亡，实士大夫砥砺名节之效。”[49]
作为一个学者，沈垚自己的研究颇有现实价值。《六镇释》对诸家纷争的北魏边防六镇名称、方位进行了比较准确的考订；《西游记金山以东释》对河北至阿尔泰山之间的交通要道、山水驿站，成吉思汗分封东方诸王的封地，和林地点以及西北地理形势等进行了考证。特别是作于道光八年（1828）的《新疆私议》一文，它是针对清廷平定张格尔叛乱后新疆善后问题而发的。他根据汉代以来历代经营西域的事实，说明新疆对我国边防和领土统一意义重大，“回部者，安西关内之藩篱也；四城者，又回部之藩篱也。藩篱固，则腹心安，腹心实，则藩篱益固”。因此他坚决反对放弃新疆所谓的“弃西守东”主张，驳斥新疆“孤远难守”、费用浩繁的论点说：“远终不可守乎？非也。不尽其守之道，故不可得而守也。”他指出，“不守远，必守近，而守近之费不减于远或更甚焉。”新疆如何善后？他提出了加强边政建设、兴修水利、施行屯田等具体建议。为给发展农业、屯田等提供借鉴，他引用史书记载，对当地水道变迁进行了考察，认为：“镇守诸臣，诚以时度地形，益治沟洫，广田蓄，务储积，则内地之转输可罢，蓄积益多，兵食益足，缓急有备”。此外，他还对当地比较敏感的民族关系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要保持边疆的长治久安，除加强边政、屯田等措施外，也要慎重处理民族关系。他总结张格尔叛乱的经验教训说：由于驻守官员恣意妄为，不尊重当地民俗，“恣为贪酷，侵夺其财货，虏辱其妇女，以积其愁苦冤怨之气，”引起人们普遍不满，才使得张格尔等少数“桀黠凶悍之人，乘机鼓扇”，形成反叛势力，教训值得当政者吸取，所以说：“欲使西陲无事，必自镇守诸臣能仰体皇上安边柔远之心始”[50]。这些都是很有见识的认识。
在当时经世学者群体中，包世臣更是一个典型。
包世臣（1775-1855）倡导经世之学，反对毫无实际内容的悬空之谈。他曾说：“士者，事也。士无专事，凡民事皆士事也。”[51]他认为，文人作文要言之有物，有裨世用，“舍礼义忠孝，是非成败，则无所言文矣；舍文则无所言学矣；舍学则无所言道矣”，为此他呼吁学人应“益远世俗，自尊所闻，言依于礼义，心泯乎得失，虽撄怒召谤，以致于顿踬濒危而不悔，穷则守之以终，而教诲其子弟；达则操此以往，而惠保其黎庶”[52]。
包世臣一生确实在践履着经世这一学术理念。据其自述，他从少年时即开始关注经世之学：“世臣生乾隆中，比及成童，见百为废弛，贿赂公行，吏治汙而民气郁，殆将有变，思所以禁暴除乱，于是学兵家；又见民生日蹙，一被水旱，则道殣相望，思所以劝本厚生，于是学农家；又见齐民跬步即陷非辜，奸民趋死如鹜，而常得自全，思所以饬邪禁非，于是学法家”[53]。中年以后，为生计奔波大江南北，也时时关心民间疾苦：“仆转侧江、淮、燕、齐数十年，时时与当路论说民间疾苦，为补救之方”[54]。因此被时人评价为：“为人短小精悍，而口如悬河。喜兵家言，善经制之学”[55]。只可惜他的建议“卒未有能举行其事”。
乾隆五十二年，台湾林爽文起义爆发，清廷从内地征调大批军队前往镇压，此时十二岁的包世臣读书南京，因此开始注意权家和法家言。“读书白门，见调驻防赴台湾，慨然有志于权家，求其书于市，并得法家言，兼治之。”[56]嘉庆三年十月，湖北军事紧急，他以知兵事、有奇略被湖北布政使祖之望邀请到湖北帮助筹划军务，包世臣曾提出招流亡、开屯田、营战守之策，核心就是实行坚壁清野政策。但被督师拒绝，“他人得其稿者，删润为《坚壁清野议》，得上达，卒以之荡平教匪”[57]。嘉庆四年夏天，他被参赞大臣明亮召到四川帮办军务，后因意见不合而返里。嘉庆六年，包世臣教读于太平府同知姚逢年署中。他把地方官的行政事务作为教学内容，撰成后来的《说储》一书，详说保甲、学政、戎政、课绩、农政五事。是年冬，包世臣游浙江，见漕运弊病严重，官民矛盾因此日渐激化，开始认真观察、思考漕运问题，并于嘉庆七年夏，向当道提出“海运可救漕弊”的建议，但没有被采纳。此后他又反复观察，坚持自己的主张，于嘉庆八年写下《海运南漕议》，宣传自己的主张。嘉庆十三年二月，清廷大修黄河，将经费摊派当地，包世臣认为大不可，故作《筹河芻议》、《策河四略》二文进行辨析。十四年春，包世臣为应试来到北京，又于游览之余作《畿辅形势论》及《密云税口说》。十八年，他游历下河，作《下河水利说》，对忽视下河治理的做法进行了批驳。二十年客居扬州，作《青口税议》，对清代关税征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嘉庆二十五年，包世臣在京师写下了《庚辰杂著》系列文章，分别讨论了自己对民生、吏治、鸦片、漕弊、盐弊等社会热点问题的看法。关于民生拮据的问题，包世臣不同意“生齿日繁”的说法，关键是没有充分利用地力，同时，大量种植烟草、造酒业的兴盛，以及代鸦片的流行也给人民生计造成极大的影响。道光二年，他应聘入直隶布政使幕，利用工作便利编纂了《直隶水道记》，以备当道兴修水利之用。道光五年，因河决高堰，漕运受阻，朝野不知所措，包世臣作《海运十宜》书，倡言海运之便，获协办大学士英和的赞赏，奏请试行，既省且快，很见成效。惜受既得利益者坚决反对而停止。
道光六年正月，包世臣曾客粤海关署一月。对当地吏治腐败、日益加剧的中外矛盾都很关心，并仔细观察，返回北京后还一再征询广东士人有关情况，将有关刑法及时告知当地官员。在道光八年所写《致广东按察姚中丞书》中，他谈到广东的吏治腐败问题，以及日益尖锐的中英矛盾问题，提请有关人士注意。对于鸦片问题，他提醒说：鸦片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尽管涉及范围较广，也应该尽早予以解决。他说：鸦片已经导致“银价踊贵，公私交病”的问题，尽管“英夷虽未至江浙，其党羽毛实已钩盘牢固，再阅数年，银长无已，公私更行困惫，不得不筹塞漏卮，漏卮之塞，必在厉禁烟土，烟禁真行，则粤闽之富人失业，而洋商尤不便，此势必怂恿英夷出头恫喝。又闻粤中水师皆食土规，一旦有事，情必外向”。他并认为新加坡为中国门户，也是英人重要据点，因此必须尽早予以控制，免生祸患：“或宥各客民之前慝，悉徙之内地，仍前封禁，或驱逐英夷而设重镇、郡县如台湾，所可销逆萌以弭边衅也。”他警告说：“十数年后，虽求如目前之苟安而不能，必至以忧患贻君父”[58]。遗憾的是，他的预言不幸成为事实！
鸦片战争爆发后，包世臣时时关注战事的进展，并将有关想法及时告知有关官员。道光二十一年正月，果勇侯杨芳奉命南下广州参赞军务，经过江西时，包世臣正好也在那里，便向杨芳谈了他对中英战争的看法，提请杨芳不可麻痹大意，犯轻敌的错误。同时请杨芳转达他对台湾防务的担心：“台湾一郡孤悬海外……宜增防严守，以定众心。”[59]表达了自己身卑不敢忘国忧的一腔爱国情。
山西学者张穆于道光时入太学，充教习。他生有异禀，于书无所不读，颇有才名。后应京试犯规被逐，从此决意仕途，专心著述。张穆“豪放明锐，极深研几于经，通孔氏微言大义，精训诂篆籀，于史通天文、算术及地理之学，议论穿穴今昔，镕冶四库百氏。”为学也“讲求经世之学，于兵制、农政、水利、海运、钱法尤所究心”[60]。他常说，“当今天下多故，农桑、盐铁、河工、海防、民风、士习，何事不当讲求？”[61]被称为“默深之流亚”[62]。尤其精通西北历史地理学。所著有《顾亭林先生年谱》四卷，《阎潜邱先生年谱》四卷，《昆仑异同考》、《俄罗斯事补辑》、《魏延昌地形志》、《蒙古游牧记》等即是体现。
这样的学者还可以举出很多，我们无法一一将之罗列出来。总之，嘉道时期崛起的经世思潮，自洪亮吉《极言时政疏》、恽敬《三代因革论》、管同《永命篇》、《拟言风俗书》等倡言改革，经包世臣著《说储》主张废八股、开言路、汰冗言，具体拟议改制方案，到龚自珍、魏源社会变革思想的形成，南北呼应，不谋而合，成为一时学术界针对日趋深化的社会危机而发出的拯颓救弊呐喊。后由于西方殖民者罪恶的鸦片贸易和愈益加剧的军事威胁，又赋予了这一思潮以新的拯救民族危机的时代内容。而正是由于有了这批关注社会，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知识分子队伍的存在，才使得嘉道时期的知识界多了一道亮丽的光彩；正是因为他们拯颓救弊的呐喊，才唤醒中华民族这个曾经一度沉睡的民族，为自己的生死存亡而顽强抗争，才使中华文明得以绵延不绝，不致泯灭于世界历史走向近代进程中，他们也因此而成为中华民族真正的精神象征和民族脊梁。
三
论及嘉道时期经世思潮兴起的原因，学术界挖掘了许多方面的原因，包括王朝的盛极而衰、文网松弛，汉学与宋学既丧失了自身内在的发展生机，又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失去了社会的价值，于是，其被另一种新学术所取代就势属必然。甚至嘉道两朝的改革即所谓“实政”，对经世致用思潮的崛起也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63]。应该说，这些因素也确实是导致嘉道时期经世思潮兴起的原因，但实际上，嘉道时期经世思潮兴起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当时清王朝面临的全面统治危机，以及清代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种社会思潮的出现，都反映了某一时期特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变迁；而任何一种进步的社会思潮，都如滔滔黄河，浩浩长江，奔腾不息，清晰地昭示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嘉道时期经世思潮兴起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清王朝面临前所未有的统治危机，挽救大厦将倾的腐朽统治，寻求社会发展出路，也就成为当时知识界面临的重大课题。以关注时事、研究现实问题的经世思潮，很自然地应运而生了。至龚自珍、魏源等人，始形成系统的政治变革思想。嘉道时期的社会危机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经济发展的迟缓与民生凋敝。嘉道时期我国社会经济尽管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因科学技术仍严重滞后，仍没有取得根本性突破，以致在人口急剧膨胀的情况下，社会经济、民生极度凋敝。清代自乾隆以后，由人口激增诱发的生计问题更为普遍。中原地区如《商水县志》就说：“近年以来，十室九空，温饱之家日渐消乏，大有之年尚多饥馁，一遇欠岁，流离载道，甚至作奸犯科，陷于刑戮”[64]。《温县志》也说：“惟是生齿日繁，艰于衣食”[65]。嘉庆以后，即使比较富庶的河南河内县也出现了“岁多丰稔，而竭其地之所产，不足供土著之食”的问题[66]。经济发达的东南地区更是存在“地不加增，民鲜恒产，兼之岁不常丰，人益众，用益繁，米薪亦日益贵，公税私租，十室九空”[67]的问题。黄景仁《院斋纳凉杂成》（乾隆四十年，1775）说：“东南民易疲，岂任荒歉饥”[68]。陈沆《扬州城楼》（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说扬州“曾是绿杨千树好，只今明月一分无。穷商日夜荒歌舞，乐岁东南困转输。道谊既轻功利重，临风还忆董江都。”[69]富饶的东南地区尚且饥荒不断，其它地区可想而知。嘉庆初年，时时关注时务的汪祖辉也曾抱怨“食用百物俱比往岁更昂”[70]问题。道光时期，经世学者包世臣的观察结果也“民生日蹙，一被水旱，则道殣相望”[71]。他的结论无疑更有代表性。
民生艰难还反映在自然灾害的影响上，每次发生自然灾害后，总是物价暴涨，普遍饥荒，饿殍遍地。乾隆六十年，朝鲜书状官郑尚愚奏报：“彼地昨年穑事，关内外俱不免大无，而各省亦皆告歉，特命赒赈，蠲减都民之年久逋欠，尽为荡减，数为银累万两。诸省中水患最甚处，瓦家一间银五钱，草家一间银三钱，更构奠接。”[72]朝鲜书状官沈兴永奏报：“彼中年事，昨年春夏之间，雨泽乏少，而秋间久涝，关内则殆同赤地，米直腾贵，倍于常年。关以外亦未免歉岁，路上流丐相续。又有赭衣罪人，铁索系颈，不绝于道，皆是盗贼之现捉者云。”[73]自然灾害的连续性、普遍性及其严重性，不能不说是与民间积贮空虚、缺乏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有关。
而民“无正业则无所托以得食，遂去而为枭棍，为盗贼，为邪教。一倡而十和，十倡而百和。日积月多，并有业者亦且为所诱胁而从之；党与既众，事端易生”[74]。因此可以说，民生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社会政局的稳定，经济的持续发展，因而成为统治阶级面临的紧迫而棘手的社会问题。甚至可以说，它的解决与否，直接关系到清王朝统治的前途。
第二是民族危机与鸦片问题。在清统治者面临民生艰难、社会动荡等内部压力的同时，他们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部压力，这就是边疆民族危机的出现和鸦片问题。
在东北方，俄罗斯已经把侵略活动推进到黑龙江流域；在西北，俄罗斯势力已经渗透到中亚各国；在南亚地区，英国殖民势力从1763年后即控制了印度的广大地区，并将其势力继续向中国延伸，1816年英国开始控制尼泊尔，1826年分割不丹，1835年征服锡金，并进而觊觎中国西藏。在东南亚，法国于1802年后吞并越南，也把势力延伸到中国边境。因而中国周边形势开始出现根本性的改变。这时的清王朝在疲于奔命地应付内部统治危机的同时，还不得不应付日益急迫的中西矛盾，特别是中英之间的贸易矛盾。在用外交谈判、武力冲击打破清朝贸易体系没有结果的情况下，英国为扭转对华贸易不利的状况，就大力鼓励向中国非法输入鸦片，鸦片也因此成为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而早在1773年英国将印度的鸦片专卖权授予东印度公司后，东印度公司就成为印度鸦片生产、贸易输出的垄断机构，向中国进行鸦片走私的总后方。鸦片的大量输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由于鸦片贸易的加入，使中国对外由出超国变为入超国，导致白银大量外流。按黄爵滋道光十八年四月所上《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的说法：“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此外，福建、江、浙、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75]而林则徐认为黄爵滋的说法“尚系举其极少之数而言耳。”[76]即使按西方学者（Green berg）保守的统计，嘉庆二十二年至道光十三年（1817－1833）的十七年间，仅英国散商从广州运出白银51 961 000元[77]。其输出总额自然更为庞大。白银大量外流，不仅造成清廷国库空虚，财政匮乏，本来拮据的财政支出更加困难，而且使银贵钱贱，加重劳动人民负担问题严重。清代货币以白银和制钱并用，而政府收入以白银为计算标准，所以百姓缴纳赋税需要将手中的制钱换成白银。按过去的规矩，一般一两纹银兑换制钱七八百文，大致在一千文上下波动。而现在由于白银短绌，银价自然上涨，制钱价相应低落，以致一两纹银需要制钱一千六七百文才能兑换，这无疑是增加了老百姓一倍的负担。如道光二年，贵州道监察御史黄中模就曾说：“近者各省市肆，银钱愈昂，钱价愈贱，小民完粮纳课，均需以钱易银，其亏者咸以为苦”[78]。包世臣也说：“各省现征钱粮，至少之处，每两收制钱一千八百文……小民共知银一两钱一千之例，以千百文输官，怨仇已起，而官每两尚须赔钱二三十文不等”[79]。
由于民生凋敝，购买力下降，商业随之不振。如林则徐对号称“圜圚聚集之地”的苏州南濠、湖北汉口等地店铺暗访发现，“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80]而据吴嘉宾的观察，甚至流民的增多也与鸦片盛行、白银外流有密切关系：“近银价日昂，小民完粮愈不能支，卖十石谷只易三两银，谷每石六百，银每两值钱二千，佣一年工只易五两银，佣值岁不过十千。流亡之众，逋负之多，实由于此。”[81]包世臣甚至说，盐政的弊坏、东南养蚕业的衰落等也与鸦片盛行、白银大量外流有密切关系。他说：“银价日昂，盐务尤被其累。盖民间买盐用钱，商人赴场领盐纳课俱用银，银价加往日一倍，即系以一岁完两岁之课，是病商也。若盐价照银已加往日一倍，是病民也。无怪乎国课不前，而私盐充斥矣。”[82]而且“木棉梭布，东南杼轴之利甲天下，松太钱漕不误，全仗棉布，今则洋布盛行，价当梭布而宽则三倍，是以布市消减，蚕棉得丰岁而皆不偿本，商贾不行，生计路绌。推原其由，皆由银贵。银贵由于银少”[83]。为此他极力主张开矿、铸大钱、行钞。
鸦片也侵蚀着封建政权赖以稳定的国家统治基础。随着鸦片走私活动的猖獗，吸食鸦片的人数急剧增加，社会风气因而极度颓废。“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道士、僧尼，随在吸食，置买烟具，为市日中”[84]。吸食鸦片成瘾的人，身体受到严重损害，甚至丧失劳动生产能力，使民族素质遭受严重摧残。象金子一般的鸦片，绝不是生活赤贫的普通老百姓所能享用的，主要的消费者自然是地主、商人等富裕阶级，以及官府里的官僚、衙役、兵丁，因而政务荒废，加深了腐朽。林则徐就认为鸦片的最大危害是对官僚机构的腐蚀，因此他主张严禁鸦片。他说：“不敢宽吸食之条者，盖以衙门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皆力能包庇贩卖之人”，他甚至警告说：“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85]学者陈寿祺持有相同的观点，他深为鸦片的蔓延担忧，说：“鸦片一物，夷人贩运，既以戕中国之人，又以耗中国之财，用心叵测，流毒无穷。计二十年间，天下之甘其鸠而倾其赀者，奚啻累千亿万。编氓陷之十二三焉，庠序陷之十四五焉，纨绔陷之十八九焉，冠弁陷之十一二焉。其势方日炽，而未有止，不识再复二三十年，其为戕耗又将何？若荡而不反，得无如狂国之驱不狂者而饮于狂泉耶？”[86]
吸食鸦片风气对军队的侵蚀也很严重，最盛者为江南闽、浙、粤以及云、贵、川等省的官兵。道光十二年广东连州瑶民起事，两广总督李鸿宾出兵镇压。有人就担心“军营战兵，多有吸食鸦片烟者，兵数虽多，难于得力”[87]，结果，清兵由于吸食鸦片，不堪一击，几乎全军覆没。所以湖南道监察御史冯赞勋说：“近日粤、闽各省兵丁吸食鸦片烟者甚多，即将弁中食者亦复不少。以故相率效尤，愈食遇众……无事则偷安懈怠，有事则孱弱不堪，”“若不严行查禁，将来日甚一日，不惟一兵不得一兵之用，窃恐一省并无一兵之用”[88]。
在英国于中国南方向清王朝发起挑战的同时，沙俄也在不断以武力相威胁。沙皇保罗一世就曾叫嚣要发动一次“惩罚中国的战争”。嘉庆十一年，沙俄军队就曾侵入库页岛，受到当地军民反击后撤退。道光五年，沙俄军队再次侵入巴尔喀什湖以东哈拉塔拉一带，修筑房屋，企图永久占领。后在清政府的一再抗议下，才不得不将所筑建筑拆毁。综上所述，鸦片战争前的清王朝面临的国际环境已经根本变化，它与西方的矛盾，已经成为急需解决的严重问题。
第三，吏治腐败问题空前严重化。清中期吏治腐败问题的严重化，大致是从乾隆四十年前后开始的。以布衣言事的章学诚就曾指责说：“自乾隆四十五年以来，迄于嘉庆三年而往，和珅用事几三十年，上下相蒙，惟事婪赃渎货，始如蚕食，渐至鲸吞，……贪墨大吏，胸臆习为宽侈，视万金呈纳不过同于壶箪馈问，属吏迎合非倍往日之搜罗剔括不能博其一欢，官场如此，日甚一日。”[89]如果说布衣章学诚所说不具有代表性，那么，曾在乾隆五十五年因弹劾督抚而遭勒令回家的尹壮图，于嘉庆四年四月被嘉庆帝召回京师时也说，乾隆三十年以前“州县俱有为官之乐，闾阎咸享乐利之福，”而“近年以来，风气日趋浮华，人心习为狡诈。……科敛竟溢陋规之外。”[90]
无独有偶，嘉庆四年编修洪亮吉在奏陈乾隆末年弊政时也说：“士大夫渐不顾廉耻，”“十余年来，督抚藩臬之贪欺害政比比皆是……出巡则有站规、有门包，常时则有节礼生日礼，按年则又有帮费，升迁调补之私相馈谢者尚未在此数” [91]。更有甚者，洁身自爱的人却不能见容于官场，“即有稍知自爱及实能为民计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为迂，以为拙，以为不善自为谋，而大吏之视一二人者亦觉其不合时宜，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过，则去之亦惟虑不速，是一二人之势不至归于七八人之所为不止。”[92]可以作此注脚的是，乾嘉之际张惠言说：“方今官吏愦愦惟利私是骛，民生之计视若越人之肥瘠”[93]。而乾隆五十九年，朝鲜使者对中国官场的评价是：“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知县厚馈知府，知府善事权要，上下相蒙，曲加庇护。”[94]由此可见当时贪风之盛行。
如果说上述所说还比较笼统，那么贪污问题的严重性还可以从当时查处之大员情况中看出。仅乾隆四十年至六十年期间被查处的大员就有理藩院尚书富德、云贵总督彰宝、李侍尧、闽浙总督杨廷彰、富勒浑、陈辉祖、伍拉纳、直隶总督杨景素、四川总督阿尔泰、陕甘总督勒尔瑾、两淮盐政高恒、江西巡抚阿思哈、郝硕、贵州巡抚良卿、钱度、江苏巡抚闵鄂元、浙江巡抚福崧、王亶望、山东巡抚国泰、湖南巡抚方世俊、福建巡抚浦霖、兵部侍郎高朴等二十余人，以致乾隆沮丧地说：“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而防闲不峻者亦恐不一而足”[95]。而且，贪污的数量巨大，动辄上万甚至几十万。如甘肃捏灾冒赈案，通省因赃数超过2万两而被处死的官员就有二十二人之多。再如福建巡抚浦霖被抄家时，仅在他原籍抄获的现银，就有二十八万两之多，其它的房产等尚不在此数。至于大家所熟知的和珅贪污更甚，家中财物更是不计其数。
特别严重的是各级官吏纷纷利用国家权力牟取私利。主管官吏选拔和考核的吏部生财有道，“不论政务之闲剧，人才之长短，惟较量肥瘠，会计多寡，善逢迎交结者为能员，悃愊无华者为不胜任，”以致嘉庆帝无奈地说：“大不法小不廉，吏治不清，民生何赖？甚至大缺一万，中缺八千，形诸白简，此非彰明较著者乎？……朕澄叙官方，首先责己，力行节俭，永杜贡献。诸大吏受任既重，养廉又优，贡献之费已除，权门之索又绝，必应清白乃心，为国宣力。然而风气未移，俗态犹故，时有在朕前借端尝试，巧言利国，实皆利己，似此者不一而足。”[96]因此嘉道时人沈垚于嘉庆初说“居都下六年，求一不爱财之人而未之遇。”[97]
河工官员则利用其巨大的财政经费支出千方百计营利，而对关系国计民生的河患熟视无睹，甚至偷工减料乃至有意拖延。嘉庆十五年十月的一道上谕中就说：“近年以来，南河工程所费帑金不下数千万两，而漫工倒灌，岁有其事，偶值风雨，即不能防守平稳，且每有一处漫工，遂请帑大办，其岁抢修银仍不能少减，无日不言治河，究之毫无功效”[98]。清帝对治河非常重视，投注大量资金，而河患不断，年年有险情，本身就说明了治河官员的腐败。
地方州县官的贪污腐败问题更为严重，“惟以逢迎上司为急务，遂置公事于不问，视陋规为常例，以缺分美恶为得项多寡，总思满载而归，视民生如膜外，而督抚司道等亦止知收受属员规礼，并不随时督察，上紧严催，而吏胥等又利于案悬不结，可以两造恣其需索，以致拖累多人，日久积尘，上下相蒙。”[99]故洪亮吉说：“今日州县之恶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上敢隳天子之法，下敢竭百姓之资，”“凡朝廷赈恤之项，中饱于有司，无事蚀冒粮饷，有事避罪就功。”[100]证诸史实，确实如此。
广兴在奏报四川达州邪教起事的原因时就抱怨说：“地方官设能清正自持，善为化导，暗为防范，亦断不致滋生事端，无如彼时达州已革知州戴如煌一味贪污，滥设衙役五千余名，平时已属民怨沸腾，复借查拿邪教为名肆行讹诈，徐天德、王学礼等均系殷实之家，屡遭拿解赃私，诈至数千始行释放，凡习教之人无不遭其索诈，又不按律示惩。”[101]当时四川差役之害名目繁多：有「贼开花」名目，“言民间遇有窃案，呈报之后，差役将被窃邻近之家资财殷实而无顶带者，扳出指为窝户，拘押索钱。每报一案，牵连数家，名曰贼开花。乡曲无知，怯干法网，出钱七八千至数十千不等。胥役欲壑既盈，始释之，谓之「洗贼名」。一家被贼，即数家受累，如此数次，殷实者亦空矣”[102]。
湖南官吏也是大肆搜刮钱财，“词讼到官，不即为听断，辄先索取陋规，有挂牌投到门规、房规、铺堂、坐堂各项名目，每项索大钱数十千不等。而出票签差更多需索，一有株连，即至累月经年。盗案贼赃已获，捕役等每勒肯不发，索取银钱，被盗之家多不愿领取原赃，甚且捕役卖盗诬扳，拘系良民，图赖吓诈。交纳钱粮时，州县官私加名色，有短封、补水、补平、投匮、上票等项，每两定数之外私加银六七钱不等。”[103]而往来文武员弁幕随书役，无不索取米酒、油盐，更有衙门差役，或递送公文，或押解人犯，亦各绕道到埠假公图索，于酒食之外又须给予包封，稍不遂意，即肆恶咆哮，甚且脚夫人等恃众横行，非殴即骂[104]。难怪嘉道时期人张际亮愤怒地指责说：“今之外吏岂惟讳盗而已哉！其食以朘民之脂膏，酷以干天之愤怒，舞文玩法以欺朝廷之耳目，虽痛哭流涕言之，不能尽其情状……为大府者，见黄金则喜；为县令者，严刑非法以搜刮邑之钱米，易金贿大府，以博其一喜。至于大饥人几相食之后，犹借口征粮，借名采买，驱迫妇女逃窜山谷，数日夜不敢归里门，归而鸡豚牛犬一空矣。归未数日，胥差又至矣，门丁又至矣，必罄尽其家产而后已……至于少女投池，寡妇自缢，此等凶残之状，不知天日何在，雷霆何在，鬼神又何在？！”[105]
更严重的是，当时不少官吏还明目张胆地“作亏空”，以达到贪污官帑的目的。嘉庆就抱怨说：“近年则新旧交相连络，明目张胆，不特任内亏空不能弥补，竟有本无亏空，反从库中提出带去，名曰‘做亏空’，竟移交后任，后任若不肯接收，则监交之员两边说合，写立议单。其不肯说合者，又令写立欠券，公同书押，”“实属从来未有之创举。”[106]他深刻地揭示了官吏贪污与国库亏空之间的关系，以及亏空问题的严重性。
吏治腐败的第二个表现，也是最危险最有害的表现是，整个封建官僚阶层对国家政务活动的冷漠和麻木，一味追求安逸的生活，从而导致封建政治的极端废弛，也就是所谓的因循疲玩。
当时的官僚队伍，除了极力搜刮钱财外，就是极力追求物质享受，而对行政工作乃至国家政事漠不关心，苟且塞责。如福康安进剿苗民起义，“悉以剿事委公（花连布），大营日宴会，或杂以歌舞。”[107]河工之役更是百弊丛生，每次大工“每于工次搭盖馆舍，并开廛列肆，玉器钟表绸缎皮衣无物不备，市侩人等趋之若鹜，且有娼妓优伶争投觅利，其所取给者，悉皆工员挥霍之赀，而工员财贿，无非由侵渔帑项而得。”堵塞衡口工程时，“工次奢侈挥霍，开廛列肆，玩好生色，无所不有。”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官僚阶层的消费状况。
对于当时官僚阶层苟且塞责的问题，嘉庆四年洪亮吉就尖锐地指出：“人材至今日销磨殆尽矣。数十年来，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进取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至于利弊之不讲又非一日，在内部院诸臣，事本不多，而常若猝猝不暇，急急顾影，皆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外督抚，其贤者斤斤自守，不肖者亟亟营私，国计民生非所计也，救目前而已；官方吏治非所急也，保本任而已。故虑久远者，以为过忧；事兴革者，以为生事。”[108]几乎与此同时，嘉庆四年六月的一道谕旨中也抱怨说：“诸臣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苟且塞责者多，直言陈事者少，甚至问一事则推诿于属员，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书吏，实不能除弊去害。”[109]“中外吏治，贪墨者少，疲玩者多，因循观望，大臣不肯实心，惟恐朕斥其专擅，小臣从而效尤，仅知自保身家，此实国家之隐忧，不可不加整顿。”[110]而当时京官中，“不但巡城御史有坐城之期，即京堂官除六部外，其余各衙门亦俱设有堂期名目，每隔三五日始一进署，以致案牍积压。”[111]
嘉庆在总结白莲教起义的原因时也有论及，并把它作为导致白莲教起义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揆厥所由，总因大法而小不廉，上行而下不效，视官阶为利薮，不恤国计民生，惟思保位谋利，苟且因循，迁延疲玩。……任吏胥作奸犯科，锱铢量较，以致众怨沸腾，激而生变，官逼民反之语信非谬也。”[112]“近日外省州县官，一命甫膺，凡报国济民之事俱不暇及，鳃鳃焉先为身家衣食是谋，履任之后，复思朘削民膏，厚殖田产，以为子孙计”[113]。
然而提出问题并不等于解决问题。嘉庆十一年有直省司书王丽南等私雕假印案发，王丽南等私雕假印，自嘉庆元年以来“于地丁耗羡杂税项下俱有虚收虚抵、重领冒支等情弊”。十四年有工部书吏王书常等假印舞弊案发，他们或于岁修工程捏造大员姓名重复向内府、户部领取库银，或支移户部凭文支领三库银两物件，四年间就有十四次计近千万两之多。两案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上司全然不知，反映出内外管理方面的玩忽职守。所以时人昭梿悲愤地说：“诸部曹夤缘为奸，伺大员谈笑会饮时，将稿文雁行斜进，诸大员不复寓目，仰视屋梁，手画大诺而已，更有倩请幕友代画者。……嗟乎！于照常供职之事，尚复泄沓若此，又安望其兴利除弊，致吾民于熙皞之世？”[114]
十八年林清、李文成起义发生后，嘉庆帝大受震惊，特作《因循疲玩论》等文章总结原因并教育各级官员：“葵酉之变，因循疲玩酿成也。……果能正真办公，任劳任怨，以实心行实政，国尔忘家，公尔忘私，怀保良民，惩处邪僻，天下未有不治者也。奈畏首畏尾，患得患失，私念盛而良心蔽，重功名而轻朝廷，懈弛存心，悠忽度日，进思保位，退后有言，欲望郅治化民，岂非北辕适越乎？”[115]“方今大弊，官无实心，民多伪诈；官则因循怠玩，民皆绉张为幻。”“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116]。因此要求地方官“勿尸禄保位，益增朕罪”[117]。
嘉庆言论可谓深刻，也可谓苦口婆心，但情真意切、苦口婆心的劝导，对于早已腐朽麻木的封建官僚们来说，无疑是隔靴搔痒，于事无补。因循疲玩作风已成积重难返之势。所以魏源说当时官场“以推诿为明哲，以因袭为老成，以奉行虚文故事为得体。恶肩荷，恶更张，恶综核名实……遇大利大害则动色相戒，却步徐视而不肯身预。自仁庙末年，屡以因循泄沓申戒中外，而优游成习，卒莫之反。”[118]
第四，封建财政制度的崩溃。财政充裕曾是康乾盛世的一个重要标志，但当时财政充裕的状况也是相对的。户部尚书梁诗正曾奏称：“每岁天下租赋，除官兵俸饷各项经费外，惟余二百余万，实不足备水旱兵戈之用。今虽府库充盈，乞皇上以节俭为要，慎勿顺武兴工，为持盈保泰之计！”[119]乾隆后期，由于承平日久，财政充裕，使整个统治阶级侈泰成风。乾隆不仅穷兵黩武把大量财力耗费在军事征伐上，而且巡游无度，奢侈惊人。从而使清政府财政入不敷出的现象已露端倪。
嘉庆即位之初，湘黔苗民起义和川楚陕三省白莲教大起义接连爆发，更使政府财政大受冲击，仅在太上皇乾隆训政的三年时间里所用军费就不下七千万两白银，据说各省协济银两尚不在此数。加之河工、漕运等项经常性的巨大开支，使清政府的状况更形拮据，迫使嘉庆关注钱粮亏空问题。如嘉庆五年八月曾谈到追赔的原因：“年来办理军务需用浩繁，目下大功将次完竣，一切善后事宜均需筹拨款……理应按限完交”[120]即是。当时亏空问题也确实十分严重，乾隆60年（1795）和嘉庆4年虽两次普免天下钱粮，可积欠问题仍十分严重，嘉庆5年清查的结果，嘉庆3－5年积欠又有2千余万两[121]，次年清查，未完正赋、耗羡、带征等项共1127万余两，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再次“审定章程，严催积欠”[122]。我们从户部挪用内务府余款就可以出户部的拮据窘迫局面，“历年以来，每将内府余款拨给户部应用，岁不下数十万，有将及百万者，而计部中正项钱粮积欠，竟至一千九百余万两之多，屡经督摧，报解寥寥”[123]。财政困难还直接影响到清廷的政治活动。严如煜曾亲身经历清廷平定白莲教起义的过程，他在《复刘云房太宰书》中就说：“至于今日大计，以搜捕余匪责成地方守令，洵拔本塞源之谋，抑其中有难者。今之州县非五年前之州县矣，五年前之州县，上宪惟恐其以不领饷遗误；五年后之州县，则一应军需无不饬令垫办，而饷项有请无给，凡有贼州县，谁非千疮百孔无复生人之趣者，既无正项以养乡勇，又无他款以励义民，而令赤手空拳除大师不能防剿之猾贼，讵不徒托空言？”[124]《核浮费议》称：南省“去年以来，诸使征调符牒日以数十，而有司随檄应付无掣肘之患，恃有盖藏之厚也。……今大功尚未告竣，方添兵合剿为一劳永逸之计，积贮之厚不能如去岁，而经费倍繁于去岁，一切浮糜之耗于财亦相沿而未有以革之，不节若此，则嗟若可不虑哉？”[125]财政困难自然影响到正常的财政运作，陕西、湖北、四川三省，嘉庆四年前后军需费用至嘉庆十五年仍未报销者仍有1 800余万两之多[126]。
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只好多方筹措经费，包括克扣平余差价，开捐例，整理钱粮亏空，增加盐价，增加榷关税收等。嘉庆十四年间，南河总督吴儆等人就以河工经费浩繁奏请“将各省现行盐价，除淮南运行楚西纲引奏加余息外，其余各处，每斤酌加三厘，以充工需”，嘉庆表示赞同，说：“朕思盐斤一项，虽亦出之于民，而与加赋少异，盖所加无多，计每口食盐之费，岁不及二分，似于闾阎生计不致有碍。但各省情形亦有不同，自难一概而论……著令该处各督抚，体察情形，如以为事尚可行，亦不必拘定吴儆等所奏酌加三厘之数，或就所额量加一二厘，准其暂行售卖，倘实有碍难办理之处，亦不妨据实奏闻。”[127]结果长芦、山东、河东、两淮均得加价。嘉庆十七年八月，清政府不得不收取淮商报捐银300万两，鉴于商力也不充裕，另100万两被退回[128]。不少大臣甚至想到开设典当铺来充裕财政，十九年二月百龄、朱理《奏为公同筹计权宜济用以期经费易集密陈》就称：“国家经费出入岁有常经，偶遇需用孔多之时，理财固以节用为先，若用已节而用仍不敷，自应于常用外预筹备用之方，庶不致临事支绌，……（设官当）较之加赋增税情事迥殊，并无格碍。因查一州一县之中，当铺多则数十座，少亦数座，各当本银自十数万两至数万两，其每年行利三分、二分、一分不等，”江苏藩司所属四府一州共当铺900余座，合江宁藩司所属共一千四五百座，各本银五六千两，年息五六百万两，如输二成计年课百万两，十八省至少2000万两[129]。建议是否付诸实施，尚不得而知，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清政府财政之拮据。
商税本来在封建国家财政收入中只占很小的比例，在财政日益拮据的情况下，清政府不断提高关税收入，大肆搜刮商税。关于这一点，文学作品中就有很多反映。时人舒位《鲊虎行》诗就有“慎勿消息传入城，县官来收虎皮税。官来收税尚犹可，吏食尔虎如食菜，尔有虎皮何处卖”的记载。《杭州关纪事》说“杭州关吏如乞儿，昔闻斯语今见之。果然我船来泊时，开箱倒箧靡不为。”[130]无独有偶，乾嘉时人蒋士铨《杭州》绝句也记载了同一情况：“一肩书剑残冬路，犹检寒衣索税钱。”因此他的《杭州》绝句有“橹声衔尾下，行旅及关愁”[131]感叹。康熙时人沈钟《杭榷》也有类似的描写：“杭州关吏猛于虎，……倒笼倾箱细搜估。”[132]看来杭州关吏搜刮关税确实很有名，由此我们也可见当时清政府搜刮关税之苛严。
萧一山在谈到乾嘉财政状况时曾说：乾隆狃于承平日久，渐开侈靡之端。寿典则铺张辉皇，巡狩则踵事增新，盘游无度，穷兵黩武，又叠免全国钱粮漕粮，以博政尚宽大之虚声，故财政之充裕，渐不如前。河工之费，糜帑数千万，用兵于金川、准、回、缅甸、台湾、安南、廓尔喀等，总计不下一万二千余万两。乃不得不采用各种筹款之方法以资挹注：开行报捐事例、商人报效、关税加盈余、盐斤加价、公摊养廉（凡河工军需等项，例不能销，及弥补亏空赔累者，皆取之于此）。……夫以数万万之母财，而置诸不生产之地，民生焉得而不穷困乎？以故嘉庆一朝，凋敝之景况见焉。加之教徒扰攘，沿海不靖，先后糜帑数千万，而河道屡决，宣防并急，不特司农竭蹶，即社会经济，亦呈停顿之状态。逊至道光，国力益疲，有清末叶财政上之危机，实已胚胎于斯时矣。而政府所恃以补苴者，无他良法，仅数开捐例已耳[133]。这种看法是对的。
第五，军备的全面废弛。作为清王朝统治柱石的八旗军队曾为清王朝确立其全国统治地位立下重要贡献，但在入关后不久即开始腐败，战斗力大大下降。早在平定三藩之乱的过程中就显示出军纪废弛，士无斗志的问题。他们只知烧杀抢掠，蹂躏平民，作战中屡次败溃，使清廷不得不依赖绿营兵将，并经八年作战才将三藩平定。此后八旗兵越来越腐败，“八旗将佐，居家弹筝击筑，衣文绣，策肥马，日从子弟宾客饮”[134]。“都统、副都统于会议之时，多不到班，其到班者，往往不以正务为意，或彼此相谑，言语无忌”[135]。高级将领养尊处优，玩忽职守，把勤习骑射训练武艺，处理公务，整顿营伍全行不顾，而一般士兵则在京城及各驻防地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乾隆元年谕：“八旗从前风俗，最为近古。迨承平日久，生齿日繁，渐及奢靡。如服官外省，奉差收税，即恣意花销……而兵丁闲散惟知鲜衣美食，荡费成风，旗人贫乏，率由于此。”[136]不少人就连骑射之技也已忘却，乾隆最后一次南巡杭州阅兵时竟有失落马下的笑话发生，故嘉庆四年正月的一道上谕中就说：“朕于甲辰年（乾隆49年）随驾南巡至杭，营伍骑射皆所目睹。射箭箭虚发，弛马人堕地，当时以为笑谈，此数年来果能精炼乎？”[137]。乾隆五十三年林爽文起义平定后，清廷在清查台湾武备情况时发现，“台湾戍兵，多有卖放私回，以致缺额，其留营当差之兵亦听其在外营生，开赌窝娼贩卖私盐。镇将等令其每月交钱，经年并不操练”[138]。而绿营也在逐渐蜕化。
这种情况到嘉庆时期变得更为严重。白莲教起义时，八旗将领也曾请缨赴战，但却是为了抢劫发财，“其在京谙达、侍卫、章京无不营求赴军，其归自军中者，无不营置田产，顿成殷富”[139]。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更差。嘉庆四年总统勒保就奏称：“键锐、火器两营京兵不习劳苦，不受约束，征剿多不得力。距达州七十里之地，行二日方至。与其久留糜饷，转为绿营轻视，请全撤回京，无庸续调”[140]。时人严如煜也说：“教匪之役，前后八九年，兵调十数省，其中劲旅勇鸷敢战者固自不少，而矫捷坚实可恃，必以黔兵为第一。……各省提镇大营之兵，所驻通都大邑，地方平衍，风俗华靡，平时未尝远出城郭，一旦负枪荷戈，走山路数十里，汗淫淫下，喘息不宁，又且饮醇啖肥，习以为常，山内包米杂粮，食不下咽，先自饥疲，与猾贼追逐百数十里，鲜不病乏者”[141]。因此作战时往往是“各路官军临阵辄令乡勇居前，绿营次之，满兵吉林索伦又次之”[142]。而绿营等则因待遇太差而严重缺员，据四年八月吴熊光奏：绿营“今乃视为畏途，退避不前，此皆由带兵官员不知体恤，任其褴褛冻饿，甚至以牛皮裹足，亦全不为意；其有赴义捐躯者，无论兵丁乡勇，俱不肯按名咨恤，何怪乎乡勇之不愿入伍食粮，兵丁子弟亦不愿报充营缺耶！”[143]由于官兵作战能力低下，表现极差，当时民间有“贼至兵无影，兵来贼没踪，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之谣，又有“贼来不见官兵面，贼去官兵仅出现”之讽[144]。
然而，他们虽毫无作战能力，贪生怕死，却极端贪图享受。正如前述：“川楚之役，则诸将会饮，虽深箐荒麓间，蟹鱼珍错辄三四十品，而赏伶犒仆之费不与焉。凡粮台地，玉器裘锦成市，馈献、赂遗、赌博，挥霍如泥沙”[145]即是。挥霍无资，就必然抢劫财物，而且骚扰百姓很有本领。“四川自两金川用兵以来，又承制府福康安后，征调赋敛无艺，仓与库皆若洗，譬若中落之家，非有一人率先蚤夜操作，减省衣食，裒聚丝粟，则元气不复。”[146] 驻防太原八旗“剽悍，窝盗为匪，肆无忌惮，居民指满城为‘梁山泊’”[147]。可见其对地方骚扰之害。
平时的情况自然更糟。嘉庆十年四月江西监生况元礼《时务切要之五事条陈》就称，“近来绿营积习，委靡不振，至于已极。是非不加操练也，每逢下操，不过循行故事，布阵列营，分合奔走三四回，呐喊几声，放炮数十，如傀儡之登场，等婴儿之学斗，如是焉已耳。以此临敌，何所恃而不恐。惟聚处一城，武员不加约束，任其横肆，往往为民所苦”[148]。十年四月，嘉庆训武备时也承认：“各省营员大者养尊处优，小者偷安徇利，当募补兵额之时，即不认真挑选，率以市井游惰之徒充数，及入伍以后，又不勤加训练，其所谓按期操演者，不过列营布阵，炫耀观瞻，循行故事而已”[149]。相反，他们的奢侈风气却很盛行。嘉庆七年的一道上谕说：“我满洲淳朴旧风，衣服率多布素。近则狃于习俗，兵丁等竞尚鲜华，多用绸缎，以穿着不如他人为耻”[150]。十五年二月八日的一道上谕说：山东民人在八旗各衙门左近托开店铺，潜身放债，名曰典钱粮，以一月之期取倍蓰之利，每月届兵丁等支领钱粮，该民人即在该衙门首拦去扣算，该兵丁于本月养赡不敷。二月十一日谕：八旗曾是一支纪律严明、很有战斗力的军队，但“阅今数十年后，法令益觉懈弛，习俗更加敝坏，八旗兵丁不知勤苦上进，钱粮恩赏随得随尽，逞一时之挥霍，而不顾终岁之拮据；快一己之花销，而不顾全家之养赡，致房产交易，生计荡然，风气改移。”[151]福建水师将领则将船只由子弟亲属“截贩外省，或赁与商人，前往安南、日本贸易取利”[152]。直到嘉庆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的一道上谕仍抱怨说：“八旗满洲蒙古汉军旗人，皆系国初时随来者，旗人子弟性习本属淳朴，及今日久，较先渐染流俗，惟尚虚华，不思技艺，此皆由八旗满洲蒙古汉军都统副都统平日不善为教养，于挑缺时只论其家口挑取，并不教训八旗子弟，令其勤习技艺之故。”[153]
驻守统治中心北京的八旗军队也极为废弛，典型的表现在宫廷门禁的疏于管理。嘉庆十五年六月的一道上谕就抱怨说：“近来门禁废弛，各处直班官兵，全不认真管辖，以致闲杂人等任意阑入，毫无稽考”[154]。时人昭梿也记载说：守卫官兵及各门侍卫等平时并不携带武器，“至有侍卫旷班，累日不至。每夏日当值宿者，长衫羽扇，喧哗嬉笑”，圆明园各门前侍卫“乃竟日裸体酣卧宫门之前”，时有大臣相责，当事者竟说：“使其裸背者俱全，已为厚幸，君尚何责哉？”[155]更严重的是嘉庆八年闰二月发生的陈德在宫内顺贞门行刺嘉庆事件，当时百余侍卫只有6人上前护卫，其余均袖手旁观！如此军队，怎么能担负保卫国家、震慑全国，维护国家统治的任务？难怪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军一败涂地，最终导致丧权辱国局面的出现了。
由于民生艰难，吏治腐败，军备废驰等一系列矛盾的诱发下，社会政局急剧动荡。无论嘉庆统治的二十五年还是道光统治的三十年，历史的整体表现就是清王朝的不断衰落，集中表现就是社会的急剧动荡，而嘉庆和道光二帝则成了名副其实的“救火者”。嘉庆帝在他统治的二十五年中，除了他认为的吏治、河务、漕务三大政花费他一定精力却没有什么成效外，他的大量精力是用在扑灭叛乱上。一上台就面对湘黔苗民起义和川楚陕三省的白莲教大起义。其中白莲教大起义历时近九年、波及数省、花费清廷上亿万两银子，几乎耗尽大清国元气，而苗民起义直到嘉庆十二年才最终平息。在此期间，还有台湾小刀会等小规模的起义，广东博罗、永安、归善于嘉庆七年爆发的天地会起义，次年又有江西宁都等地的天地会起义。尤其是“洋盗”蔡牵、朱濆领导的武装起义，与清军较量多年，直到嘉庆十四年八月才被镇压下去。十八年秋又有河南、河北的天理教起义，甚至一度攻入他的老巢紫禁城，被嘉庆帝惊呼为“从未有之大变”。道光上台时也面对新疆张格尔叛乱和浩罕国的入侵问题，一下子就耗费了他十多年的时间。接着是道光十二年秋台湾爆发张丙领导的反清起义，十五年三月山西赵县爆发曹顺领导的先天教起义。随后就是道光十九年爆发的中英鸦片战争，战败后先后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中国自此开始一步步滑向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境地。
正是在清王朝面临全面统治危机的大背景下，从乾隆晚期开始，一批敏感的知识分子，开始摆脱学究式的学术研究，以敏锐的目光审视历史和现实，对清王朝的统治危机和出路进行深入、冷静的思考，从而导致了以变革为核心的经世思潮的出现。嘉道时期经世思想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社会批判与呼唤变革，其核心内容是变革。社会批判包括专制制度、现行政策、士林风气等各个方面，而批判士风颓废的根本目的，自然是为了让士林阶层面对盛世不再的现实，振奋精神，设法调整统治政策，挽救大厦将倾的封建统治。姚莹在《复光律原书》中也谈到写《康輶纪行》的原因是：“中国书生狃于不勤远略，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故一旦海舶猝至，惊若鬼神，畏如雷霆。夫是以偾败至此耳。”因此著书“正告天下，欲吾中国童叟，皆习见习闻，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是诚喋血饮恨而为此书，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免胥沱于鬼蜮，岂得已哉！”[156]
但需要说明的是，此一时期的社会批判思潮与十八世纪萌发的社会批判意识有相当的关系，只不过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萌动的社会批判意识变成学术界普遍的现象而已。如对士风颓废、道德观念沦丧问题的批判，早在乾隆后期即已经开始。著名经学家卢文弨就不无忧虑地说：“近今之弊，尤在乎志节之不立，风操之不振。故中材以下，以贫为病，而堕其守者有之矣。盖不独役役焉惟治生之是急也，亦由上之人不能贵士而遇之以礼，偶有微忤，辄欲借之以立威而摧折之，惟恐其不至。于是，士之自处也亦日贱。所忧不徒在学之不专、文之不工而已。既不知学，则益不知古，圣贤之志节而冥冥以行。不得志犹未甚害也，使其得志，其害可胜言哉？”[157]如对士人言政的呼唤也始于十八世纪。王应奎就对东林风尚大为赞赏。他曾说：“明季东林诸贤，批鳞捋须，百折不回，取次拜杖阙下，血肉狼藉，而甘之如饴，其气节颇与东汉党锢相似，一时遂成风俗。”[158]主张“行己有耻”的程晋芳，也对时人将明亡归罪于东林讲学，并将讲学与空谈相提并论的做法很是不满。他而且指出：“不知明之亡，由其君不亲政事，士大夫以势利侵乡党，柄政者不恤民隐，骄佚之气召祸乱，非尽讲学之过也。”[159]倡导理学的姚鼐在批驳汉学家对宋学的攻击时也说：“当明佚君，乱政屡作，士大夫维持纲纪，明守节义，使明久而后亡，其宋儒论学之效哉！”[160]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呼唤关注现实成为学术界一种潮流。
龚自珍的变革思想与常州今文经学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应该是既有重要的传承关系，又有重要的不同。传承关系是指龚自珍吸收了刘逢禄等人的许多重要观点，作为自己的重要立论根据，如“变”的观念等。《乙丙之际著议》第九就说：“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江子屏所著书序》中说：“《传》不云乎？三王之道若循环，圣者因其所生据之世而有作”，“不以文家废质家，不以质家废文家，长悌有序，胪以听命，谓之存三统之律令”[161]。《古史钩沈论二》中说：“古之王者存三统，国有大疑，匪一祖是师，于夏于商，是参是谋”。《古史钩沈论四》中说：“古者开之年，异姓未附，据乱而作，故外臣之未可以共天位也。在人主则不暇，在宾则当避疑忌。是故箕子朝授武王书，夕则投袂于东海之外。易世而升平矣，又易世而太平矣，宾且进而与人主之骨肉齿”。这正是刘逢禄所阐释的“三世说”。凡此等等，不一而足。正因为今文经学“变”的思想与龚自珍经世思想相吻合，所以他对庄存与、刘逢禄等人都有难于言表的景仰。他在《资政大夫、礼部侍郎武进庄先生神道碑铭》中，推崇庄存与“学足以开天下，字韬污受不学之名，为其所权缓急轻重，以求其实之阴济于天下，其泽将不惟十世；以学术自任，开天下知古今之故，百年一人而已矣”。他称赞他曾问学的刘逢禄说是：“端门受命有云礽，一脉微言我敬承。宿草敢祧刘礼部，东南绝学在毗陵”[162]。
但龚自珍的经学思想与公羊学派的思想确实有很大不同。前面说过，庄存与等研究《春秋》、阐发《公羊》，其目的是维护封建专制政权，而龚自珍生活的时代则是清王朝盛极而衰的时期，时代主题是救世，自然研究目的有所不同。其一，清代复兴的今文经学，仍是以经书为指归，目的是使“经学幽而复明”。龚自珍则主张“不必拘泥乎经史”，要“通乎当世之务”，也就是“救裨当世”，因而他更重视其中的“微言”。龚自珍曾说过：“人臣欲以其言裨于时，必先以其学考诸古。不研乎经，不知经术之为本源也；不讨乎史，不知史事之为鉴也。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施于今日之孰缓、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至夫展布有次策，取舍有异同，则不必泥乎经史”。《对策》。如对西汉流行的五行灾异说法，他就大不以为然。他曾说：“汉人有一种风气，与经无与，而附于经，谬以裨灶、梓慎之言为经，因以汩陈五行，矫诬上帝以说经，大《易》、《洪范》，身无完肤，虽刘向亦不免，以及东京内学，本朝何尝有此恶习？”[163]基于以上认识，他对经典说教以及今文经学家信奉的《公羊》大师何休也敢于提出异议：“公羊氏失辞者二，失事实亦二，何休大失辞者一。”他举例说：“赵盾匿穿何以书弑？二者安所别？周公诛管、蔡，季友得匿庆父，二者安所正？一以为道，一以为律，皆异吾所闻”。《春秋决事比答问》第三。再比如他对六经源流的异议：“仲尼未生，先有《六经》，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尝率弟子使笔其言以自制一经哉？”[164]因此他认为：“孔子述六经则本之史。史也，献也，逸民也，皆于周为宾也，异名而同实也。”[165]
其二，龚自珍研究经学，并不墨守家法，注意用自己的体会来解释经书，和为经学而治经者截然不同。他的《西域置行省议》就是一个例子。龚自珍曾负责修《会典》“理藩院”门及青海、西藏各图，并曾着手撰《蒙古图志》，上书论西北塞外各部沿革，特别是他鉴于新疆张格尔叛乱即将爆发的危险，于嘉庆二十五年写成《西域置行省议》一文。其一是提出在新疆设立行省的建议，并对当地经济、边防，以及府州县的设置作了具体论述。龚自珍认为清代边疆形势与前代不同，汉唐时的“羁麋”政策已经不再适用，应推行内地的行省制度，迁移内地无田民人入疆开垦，既解决内地流民问题，也有利边疆经济和国防建设,因此，即使现在“所费极厚，所建极繁，所更张极大”，但因“所收之效在二十年以后利且万倍”，也是值得的[166]。在这里，龚自珍就没有拘泥于史书所载的“羁麋”政策，而是用发展的目光看待新疆问题，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遗憾的是，后来左宗棠建议新疆设省，也是沿用龚自珍的思想，只是是在被动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西北边疆已经面对英、俄殖民势力的侵略，而且是在驱除阿古柏势力之后才得以实现的。再如他对鸦片泛滥及中英交涉问题的认识，也没有局限于传统的华夷观念。
魏源早年“究心阳明之学，好读史，贫无书，假之族塾”[167]。一八一四年随父宦居京城，又相继从胡承珙问汉儒经学，从刘逢禄问《春秋》公羊学，从姚学爽问宋儒理学。所以研究领域相当广泛。在此期间，他还和龚自珍相识，相互切磋学问，议论政治，故有“龚、魏”之名。一八二二年中举后，受聘于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接触大量有关时政文献，眼界大开开始关注经世之学。[168]他认为，“欲识济时之要务，须通当代之典章；欲通当代之典章，必考屡朝之方策”，而且，“时务莫切于当代”[169]。当时陶澍、林则徐先后为江苏巡抚、两江总督，主持漕粮海运及盐政改革，魏源参与其间。晚年又亲历中英鸦片战争的惨败，以及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这也使他对社会现实问题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坚定了他变法改革的思想。
魏源为学本是兼采诸家，视野开阔，又有丰富的社会阅历，故能对学术、社会现实问题都有高屋建瓴的认识。乾嘉汉、宋诸学，皆深知其病痛所在。立足动荡的社会现实，他终由《春秋》公羊学而转手，走向了“通经致用”的道路。比较而言，他对阐发“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是颇为推崇的，认为只有西汉今文经学才能承“七十子微言大义”。他曾说：“夫西汉经师，承七十子微言大义，《易》则施、孟、梁丘皆能以占变知来；《书》则大小夏侯、欧阳、倪宽，皆能以《洪范》匡世主；《诗》则申公、辕固生、韩婴、王吉、韦孟、匡衡，皆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春秋》则董仲舒、隽不疑之决狱，《礼》则鲁诸生、贾谊、韦玄成之议制度，而萧望之等，皆以《孝经》、《论语》保傅辅道，求之东京，未或有闻焉。其文章述作，则陆贾《新语》以《诗》、《书》说高祖，贾谊《新书》为汉定制作，《春秋繁露》、《尚书大传》、《韩诗外传》、刘向《五行》、扬雄《太玄》，皆以其自得之学，范阴阳，矩圣学，规皇极，斐然与三代同风，而东京亦未有闻焉”[170]。在魏源看来，西汉经学“以经术为治术”，“通经致用”，而后世治经却以训诂、声音、名物器服“蔽经”，所以“无一事可验诸治”。他曾说：“士之能九年通经者，以淑其身；以形为事业，则能以《周易》决疑，能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曾有以通经致用为诟厉者乎？”而“以诂训、声音蔽小学，以名物器服蔽三《礼》，以象数蔽《易》，以鸟兽草木蔽《诗》，毕生治经，无一言益己，无一事可验诸治”[171]。因此他主张要恢复西汉经学。如何恢复？就是由音韵、训诂复到东汉，再又典章制度之学“复”到稀罕。他曾说：“今日复古之要，由诂训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一变而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而至道也。”他并认为，经乾嘉汉学全盛之后，经学恢复到西汉的时机已经到来了。他说：“清之兴二百年，通儒辈出，若所见之世，若所闻之世。若所传闻之世，则有若顾、江、戴、程、段、庄明《三礼》六书，阎、陈、惠、张、孙、孔述群经家法，于东京之学盖尽心焉，求之西汉贾、董、匡、刘所述，七十弟子所遗，源流本末，其尚尽合乎？其未尽合乎？有潜心大业之士，毣毣然，竺竺然，由董生《春秋》以窥六艺条贯，由六艺以求圣人统纪，旁搜远绍，……可不谓明允笃志君子哉？”[172]正因为如此，他对清代常州今文学家庄存与、刘逢禄等人评价颇高。如称庄存与“萃乎董胶西之对天人，醰乎匡丞相之述道德，肫乎刘中垒之陈今古，未尝凌杂釽析，如韩、董、班、徐数子所讥”，是“真汉学”。在表彰庄氏之学时，他也没有忘了对汉学末流的批驳，他议论说：“凡学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大义举而名物从之。然鄙儒之博学也，务于物名，详于器械，矜于志训，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以获先王之心，此无异乎女史诵诗，内竖传令也。”[173]他后来为好友李兆洛作墓志铭，更将庄氏、李氏并称为通儒。他说：“乾隆间经师有武进庄方耕侍郎，其学能通于经之大谊，西汉董、伏诸老先生之微淼，而不落东汉以下。至嘉庆、道光间而李先生出，学无不窥，而不以一艺自名，醰然粹然，莫测其际也。并世两通儒皆出武进，盛矣哉！”[174]景仰之情，溢于言表！对于他曾问业的刘逢禄，他更称之谓“潜心大业之士”、“明允笃志君子”，因为刘逢禄能“由董生《春秋》以窥六艺条贯，由六艺以求圣人统纪，旁搜远绍，温故知新”[175]。
需要说明的是，魏源主张恢复西汉经学，并非要恢复西汉经学的传承关系，他要恢复的是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精神，要“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进而“变至道”，也就是要运用西汉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以“救裨当世”，也就是他所主张的“以经术为治术”。正因为如此，他研究经学与庄存与、刘逢禄研究经学是有所不同的。今文经学家治经，特别是孔广森、刘逢禄等研究《公羊》学，颇为重视何休注，而魏源要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所以并不拘泥传注。他认为：“经有奥义，有大义，研奥者必以传注分究而始精，玩大者止以经文汇观而自足。”“自明以来，学者争朱、陆，自本朝以来，学者争汉宋，今不令学朱学陆而但令学孔孟焉，夫何诤？然近日治汉学者，专务记丑，屏斥躬行，即论洙、泗渊源，亦止云定、哀间儒者之学如是，在子思、孟子以前；其意欲托尊《论语》以排思、孟，甚至训一贯为壹行，以诂经为生安之学，而以践履为困勉之学，今即以孔孟曾思之书条贯示之，其肯相从于邹、鲁否，尚未可知也。”[176]因此他主张摆脱传注，直求经文。他的这种思想贯穿于他的《书古微》和《诗古微》两部著作中。
关于写作《书古微》的目的，魏源说得很清楚，就是“所以发明西汉《尚书》今、古文之微言大谊，而辟东汉马、郑古文之凿空无师传也”[177]。他认为，西汉今、古文本是一家，只是“厄于东汉马、郑之臆说”，但它能“至今存什一于千百”，“全赖有《史记》、《汉书》及伏生《大传》残本、《汲冢周书》佚本三者为之命脉”[178]。因此，他的立论主要依据《史记》等书，以及欧阳、夏侯诸说，以驳斥马、郑、申张旧说。他并认为，“黜东晋梅赜之伪以返于马、郑古文本”还只是“齐一变至鲁”，还应该“辨马、郑古文之臆造无师授，以返于伏生、欧阳及马迁、孔安国问故之学”，这才是“鲁一变至道”[179]。他在该书中作了四项研究，即：“补亡”、“正伪”、“稽地”和“象天”，自称是要“尽黜伪古文十六篇，并尽黜马、郑之说，而颁西汉古谊于学宫”[180]。他的另一部专著《诗古微》，则是要“发挥齐、鲁、韩三家之微言大谊”，以“豁除《毛诗》美刺、正变之滞例，而揭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在他看来，“《诗》有作诗者之心”，“三家特主于作诗之意”，如果明乎作诗者之心，就可以“明乎《诗》亡《春秋》作之义，而知王柄、王纲不可一日绝于天下，而后周公、孔子二圣人制作以救天下当世之心，昭昭揭日月，轩轩揭天地矣”[181]。
客观地说，从单纯的学术研究角度来看，魏源的这两部经学著作水平并不高，明显存在相互牴牾之处，因而被近代经学家章太炎所讥讽，说他“思治今文为名高，然素不知师法略例，又不识字，作《诗》、《书》古微，凡《诗》，今文有齐、鲁、韩，《书》今文有欧阳、大小夏侯，故不一致，而齐、鲁、大小夏侯，尤相攻击为仇雠，源一切混合之，所不能通，即归之古文，尤乱越无条理”。《清儒》第十二。即使如他表彰庄氏之学一事，也有不够客观之处。钱穆先生就说：魏源“以汉儒之说驳汉学，而若惟庄氏为得学术之正统。此皆风气之变，未必即是非之准。乾嘉之盛斥宋明，宋明未必非；道咸之转而不满于乾嘉，因以推尊庄氏，庄氏亦未必是。庄氏之学，既不屑屑于考据，故不能如乾嘉之笃实，又不能效宋明先儒寻求义理于语言文字之表，而徒牵缀古经籍以为说，又往往比附以汉儒之迂怪，故其学乃有苏州惠氏好诞之风而益肆。其实则清代汉学考据之旁衍歧趋，不足为达道，而考据既陷绝境，一时无大智承其弊而导之变，彷徨回惑之际，乃凑而偶泊焉”[182]。
两位大师所论自然不无道理。其实，魏源研究《诗》、《书》，目的是言三统以明变革，他用的是今文“微言大义”，想望的是政治革新，也即“以经术为治术”，具体疏漏自然只是细节，它的意义是值得肯定的。所以陈祖武先生说：“《诗古微》和《书古微》自成体系，是最能体现他“以经术为治术”思想的著述。尽管二书逞臆武断，牵强立说，多为后世学者讥弹，但是学以经世的精神，在道咸时代的大动荡中，则又是可宝贵的财富。”[183]这是很客观的评价。
实际上，魏源在历史上的最大贡献还是他利用今文经学“变易”立论而阐发的变革思想。
魏源的变革思想明显受到刘逢禄“三世”说的影响，刘逢禄曾将“张三世”阐释为“《春秋》起衰乱以近升平，由升平以极太平”[184]，而魏源对历史的看法是后胜于古，历史会越变越好。针对“三代盛世”说以及“一代不如一代”的厚古薄今思想，魏源批驳说：“三皇之事，若有若无；五帝之事，若存若灭；三王之事，若明若昧；时愈古则传愈少，其与天地不朽者果何物乎？”[185]所以不能迷恋往古。他并认为，后代有远胜三代者。他指出：“文帝废肉刑，三代酷而后世仁也；柳子非封建，三代私而后世公也；世族变为贡举，与封建之变为郡县何异？三代用人，世族之弊，贵以袭贵，贱以袭贱，与封建并起于上古，皆不公之大者”[186]。所以说“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当然，魏源倡导变革并不是完全否定前代，而是要有因革损益。他曾说：“以三代之盛，而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是以《论语》‘监二代’，荀卿‘法后王’，而王者必敬前代二王之后，岂非以法制因革损益，固前事之师哉？”[187]
资料来源：《明清论丛》第四辑。陈连营，1965年生，历史学博士，故宫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副编审。
[1] 《清史稿》卷一四三，《洪亮吉传》，中华书局，1977年。
[2] 均见《卷施阁文甲集》卷一，《洪北江全集》，光绪本。
[3] 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洪亮吉传》。
[4] 洪亮吉：《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疏》，《卷施阁文甲集》卷十一。
[5] 王钟翰点校本：《清史列传》卷七二，《恽敬》，中华书局，1987年。
[6] 恽敬：《大云山房文稿初集》卷一，《三代因革论一》，嘉庆二十年本。
[7] 恽敬：《大云山房文稿初集》卷一，《三代因革论四》。
[8] 恽敬：《大云山房文稿初集》卷一，《三代因革论七》。
[9] 咸丰《南浔志》卷三一，沈登瀛《羡银定价议》。
[10] 恽敬：《大云山房文稿初集》卷一《三代因革论八》。
[11] 张惠言：《茗柯文三编》《送左仲甫序》，民国本。
[12] 张惠言：《茗柯文补编》卷上，《与金先生论保甲事例书》。
[13] 张惠言：《茗柯文补编》卷下，《送王见石令福建序》。
[14] 李兆洛：《养一文集》卷三，《周官记序》，光绪刻本。
[15] 李兆洛：《养一文集》卷首汤成烈序。
[16] 魏源：《李申耆先生传》，《魏源集》，中华书局，1975年。
[17] 蒋彤：《李申耆先生兆洛年谱》，台湾《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本。
[18] 李兆洛：《养一文集》卷二，《怀远县志序》。
[19] 李兆洛：《养一文集》卷六，《跋咸淳昆陵志》。
[20]《因寄轩文集》卷首张士珩《小传》、《清史列传》及《清史稿》均记载年四十七卒，误。
[21] 管同：《因寄轩文初集》卷六，《上方制军论平贼事宜书》，道光本。
[22] 管同：《因寄轩文集》卷二，《禁用洋货议》。
[23] 管同：《因寄轩文初集》卷一，《永命篇》。
[24] 管同：《因寄轩文初集》卷三，《读吕氏春秋》。
[25] 管同：《因寄轩文初集》卷三，《重修甘敬侯墓碑记跋》。
[26] 管同：《因寄轩文初集》卷四，《拟言风俗书》。
[27] 管同：《因寄轩初集》卷六，《与朱幹臣书》。
[28] 管同：《因寄轩文二集》卷一，《说士上》。
[29] 管同：《因寄轩文二集》卷一，《说士下》。
[30] 管同：《因寄轩文二集》卷一，《士论》。
[31] 管同：《因寄轩文二集》卷一，《说士上》。
[32] 徐世昌等：《清儒学案小传》卷六，《惜抱学案·方先生东树》，台湾《清代传记丛书》影印本。
[33] 方东树：《仪卫轩诗文集》卷首，苏淳元《仪卫方先生传》，同治七年李鸿章刻本。
[34] 方东树：《仪卫轩文集》卷六，《书阮籍传后》。
[35] 方东树：《仪卫轩文集》卷七，《复罗月川太守书》。
[36] 方东树：《仪卫轩文集》卷四，《病榻罪言》。
[37] 方东树：《仪卫轩文集》卷四，《病榻罪言》。
[38] 潘德舆：《养一斋集》卷二十二，《与鲁通甫书》，道光二十九年版本。
[39] 潘德舆：《养一斋集》卷二十二，《与鲁通甫书》。
[40] 潘德舆：《养一斋集》卷首《行状》。
[41] 沈垚：《落帆楼文集》卷八，《与孙愈愚》，道光吴兴丛书本。
[42] 沈垚：《落帆楼文集》卷八，《与张渊甫》。
[43] 沈垚：《落帆楼文集》卷九，《与许海樵》。
[44] 沈垚：《落帆楼文集》卷八，《与张渊甫》。
[45] 沈垚：《落帆楼文集》卷十，《与吴半峰》。
[46] 沈垚：《落帆楼文集》卷十，《与沈柳桥》。
[47] 沈垚：《落帆楼文集》卷十，《与纪石斋》。
[48] 沈垚：《落帆楼文集》卷四，《风俗篇》；《落帆楼文遗稿》卷一，《史论风俗篇》，《聚学轩丛书》本。
[49] 沈垚：《落帆楼文集》卷四，《立名篇》。
[50] 沈垚：《落帆楼文集》卷一。
[51] 包世臣：《艺舟双楫》卷三，《赵平湖政书五篇序》，《安吴四种》，道光本。
[52] 包世臣：《艺舟双楫》卷三，《赠方彦闻序》。
[53] 包世臣：《艺舟双楫》卷一，《再与杨季子书》。
[54] 包世臣：《中衢一勺·附录序言》，《包世臣全集》，黄山书社，1993年。
[55] 谢应之：《书安吴包君》，《续碑传集》卷七九。
[56] 胡韫玉：《清包慎伯先生世臣年谱》，北京大学影印《中国名人年谱集成》。下无注者即为年谱。
[57] 《安吴四种》卷尾，范鱗：《读安吴四种书后》。
[58]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三五，《致广东按察姚中丞书》。
[59] 《安吴四种》卷三十五，《与果勇侯笔谈》。
[60] 祁寯藻：《斋文集》序，《山右丛书初编》第十函。
[61] 张穆：《斋文集》卷三，《与陈颂南先生书》。
[62] 李柏荣：《魏源师友记》卷五，《张穆》，岳麓书社，1983年。
[63] 喻大华：《清朝通史》道光朝，《经世致用思潮》，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
[64] 乾隆《商水县志》卷九，《除累足民条例》。
[65]《温县志》卷六，《风俗》。
[66] 道光《河内县志》卷八，《疆域》。
[67] 嘉庆《吴江黎里志》卷一，第2页。
[68] 黄景仁：《两当轩集》卷一0。
[69] 陈沆：《简学斋诗文钞》。
[70] 汪祖辉：《梦痕录余》，嘉庆四年九月上王杰书。
[71]《安吴四种》卷八《再与杨季子书》。
[72]《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1册，第4891页。
[73]《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1册，第4892页。
[74] 黄爵滋：《敬陈六事疏》，《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第43页。
[75]《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第69页。
[76]《林文忠公政书·湖广奏稿》卷五，《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
[77] 转自《清代全史》第六卷，第331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
[78] 《鸦片战争》（一），第139页；《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一。
[79] 《安吴四种》卷二十六，《再答王亮生》（道光17年）。
[80] 《林文忠公政书·湖广奏稿》卷五，《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
[81] 吴嘉宾：《求自得之室文钞》卷四，《钱法议》，同治五年本。
[82] 《安吴四种》卷二十六，《庚辰杂著》。
[83] 《安吴四种》卷二十七，《致前大司马许太常书》。
[8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一），第463页。
[85] 《林文忠公政书·湖广奏稿》卷五，《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
[86] 陈寿祺：《左海文集》卷五，《上宫保尚书仪真公书》。
[87] 《蓉城闲话》，见《鸦片战争》第一册第303页。
[88]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第123－124页。
[89]《章学诚遗书》卷二九，《上执政论时务书》，点校本，第328页。
[90]《军机处录副奏折》卷一一二，胶卷13；《竹叶亭杂记》卷二，点校本，第53页。
[91]《清史稿》卷三五六，《洪亮吉传》。
[92]《卷施阁文甲集》卷一，《守令篇》。
[93] 张惠言：《茗柯文补编》卷上，《与金先生论保甲事例书》。
[94]《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1册，第4810页。
[95]《清高宗实录》卷一四八四，第833页，乾隆六十年八月乙酉。
[96]《清仁宗实录》卷六一，第811页，嘉庆五年三月丁已。
[97] 沈垚：《落帆楼集》卷八，《与张渊甫》。
[98]《清仁宗实录》卷二三五，第169页，嘉庆十五年十月癸卯。
[99]《清仁宗实录》卷六一，第809页，嘉庆五年三月丙辰。
[100]《经世文编》卷八九，《平邪教疏》。
[101] 北大影印本《国朝名臣奏议》第4册，第2817页。
[102] 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二，中华书局82年点校本，第56页。
[103]《清仁宗实录》卷三一二，第144页，嘉庆二十年十一月癸巳。
[104] 陆耀：《切问斋集》卷十一，《严禁弁丁兵役索诈埠商示》。
[105]《答黄树斋鸿胪书》，《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第16－17页。
[106]《清仁宗实录》卷五七，第749页，嘉庆五年正月壬戌。
[107]《更生斋文甲集》卷四，《书提督花连布逸事》。
[108]《卷施阁文甲集》卷十，续，《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
[109]《东华续录》卷四三，嘉庆四年六月戊辰。
[110]《清史稿》卷三五八，《颜检传》。
[111]《清仁宗实录》卷一三五，第842页，嘉庆九年十月庚午给事中汪镛奏。
[112]《清仁宗御制文初集》卷五，《平定三省纪略》。
[113]《清仁宗实录》卷三五四，第674页，嘉庆二十四年二月戊寅。
[114] 昭梿：《啸亭杂录》卷八《私造假印案》。
[115]《清仁宗御制文余集》卷下，《因循疲玩论》。
[116]《清仁宗御制文二集》卷十，《实心行实政说》。
[117]《清仁宗御制文二集》卷十，《罪己诏》。
[118]《魏源集》上册，《太子太保两江总督陶文毅公神道碑铭》，第328页。
[119]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中，第234页。
[120]《清仁宗实录》卷七三，第978页。
[121]《清仁宗实录》卷五七，第750页。
[122]《清仁宗实录》卷一九0，第514页。
[123]《清仁宗实录》卷二六0，第524页。
[124] 严如煜：《乐园文钞》卷四。
[125] 严如煜：《乐园文钞》卷五。
[126]《清仁宗实录》卷二三七，第193页。
[127]《朱批奏折》财政类，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两江总督孙玉庭、两淮盐政延丰奏。
[128]《清世宗实录》卷二六0，第520页。
[129]《国朝名臣奏议》第4册，第2614-18页。
[130] 舒位：《瓶水斋诗集》卷十。
[131] 蒋士铨：《忠雅堂诗集》卷二、卷十九。
[132] 沈钟：《霞光集》卷三。
[133]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中，第358页。
[134]《八旗军志》，第2页。
[135] 乾隆朝《东华录》卷二，雍正十三年十二月。
[136] 王云庆：《石渠余纪》卷四，《纪旗人生计》。
[137]《清仁宗实录》卷三八，第447页；嘉庆朝《东华录》卷七。
[138]《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九七，正月二十三日。
[139] 魏源：《圣武记》卷十一，《武事余记》。
[140] 转引萧一山：《清代通史》中册，第209页。
[141]《三省山内边防论》，《清经世文编》卷八二，第2017页。
[142] 魏源：《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第400页。
[143]《清仁宗实录》卷五0，第628－9页。
[144]《清仁宗实录》卷三七，第426页。
[145] 魏源：《圣武记》卷十一，《武事余记》引明亮言。
[146] 洪亮吉：《更生斋文甲集》卷四，《书李恭勤（世杰）遗事》。
[147]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38页，中华书局，1982。
[148]《历史档案》，1992年第4期。
[149]《清仁宗实录》卷一四二，第944页。
[150]《案例汇编》卷上，嘉庆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151]《上谕档》，胶卷第111号。
[152] 道光重纂《福建通志·通纪·清纪五》，引自戴逸《简明清史》第二册第380页。
[153]《嘉庆起居注》，胶片132第1号。
[154]《清仁宗实录》卷二三二，第108页。
[155] 昭梿：《啸亭杂录》卷四《佟襄毅伯》。
[156] 《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第100页。
[157] 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一八，《答孙楚池师书》，万有文库本。
[158] 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三，《东林气节》，中华书局，1983年。
[159] 程晋芳：《勉行堂文集》卷五，《明儒学案跋》，道光本。
[160] 姚鼐：《惜抱轩全集》卷七，《赠钱献之序》，中国书店，1999年影印本。
[161] 《定庵文集补编》卷三，《江子屏所著书序》。
[162] 《己亥杂诗》，第59首。
[163] 《定庵文集补编》卷三《与江子屏笺》。
[164] 《六经正名》。
[165] 《定庵续集》卷二《古史钩沈论四》。
[166] 《定庵文集》卷中《西域置行省议》。
[167] 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魏源集》卷尾。
[168] 魏源：《魏源集》上册，《默觚上·学篇九》。
[169] 《魏源集》上册《皇朝经世文编五例》。
[170] 魏源：《古微堂外集》卷一《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另见《魏源集》上册。
[171] 《魏源集》上册，《默觚上·学篇九》。
[172] 《魏源集》上册，《刘礼部遗书序》。
[173] 《魏源集》上册，《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
[174] 《魏源集》上册《武进李申耆先生传》。
[175] 《魏源集》上册，《刘礼部遗书序》。
[176] 《魏源集》上册，《论语孟子类编序》。
[177] 《魏源集》上册，《书古微序》。
[178] 《魏源集》上册，《书古微例言下》。
[179] 《魏源集》上册，《书古微例言上》。
[180] 《魏源集》上册，《书古微序》。
[181] 《魏源集》上册，《诗古微序》。
[182]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582-583页。
[183] 陈祖武：《晚清七十年之思想与学术》。
[184] 《刘礼部集》卷四，《释三科例》上《张三世》。
[185] 《魏源集》上册，《默觚上·学篇一》。
[186] 《魏源集》上册，《默觚下·治篇九》。
[187] 《魏源集》上册，《明代食兵二政录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