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1644年满族占领北京伊始，曾经为明朝历法改革效力的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J. 1592--1666，就开始以天文家的身份为满族人效劳。他为满族征服者提供了一个主要的立法工具――一部精确的历法。此后不但是耶稣会士在帝国钦天监的工作，而且还有他们作为宫廷专家的职责，为清帝国巩固对中国的控制做出了贡献。他们对清帝国作出贡献的另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对帝国疆域的调查测量（1708―1718），此行动最终导致了著名的地图――《皇舆全览图》[2]（1718）的现。
关于清代早期耶稣会士天文学的研究已经为数不少，绘图学方面的研究也有所涉及。在此我并不想重复或总结这些研究成果。[3]恰恰相反，我意欲把论述集中于康熙帝（1662――1772）是如何借助西学建立起对帝国的控制的。
关于从明代晚期到清代中期中欧之间科学技术交流的研究，尤其是关于1685年路易十四（1643――1715）派往中国觐见康熙帝的那些“国王的数学家们”的研究，引起了关于对中法两国扶持科学的比较研究。比较研究的结论是两个政权对科学的经济扶持在一个重要方面是大相径庭的。实际上，像路易十四一样，康熙通过扮演一个对帝国机构内的专门实践和学识的保护人的角色，在帝国内为科学建立了一个新的地位。但是他几乎没有给这些机构多少自治权：在他统治的整个时期，他都保留着对所有与科学有关的事物的至高无上的决定者的地位。这和同时期欧洲国家给予学术机构的自治权的情况形成了强烈对比。[4]路易十四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允许社团制定它自己的规则和相应的发展活动，然而这在康熙统治时期的中国的机构改革中似乎没有多少可能。[5]
然而，这个结论引起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地理话题。我们是面临着—模仿？（一个不完美的译文）——一种西方模式吗？这正是那个时期的耶稣会士所提倡的，而且这也是科学历史学家们趋向于对中西比较的重新措词，然后用于突出欧洲的“独特性”。研究者是否应该自得于再三总结中国失去了欧洲拥有过的东西吗？[6]答案是否定的，我建议加深对清代早期中国科学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分析，这种分析要根据一种由欧洲近代关于学术和君主的学问所激发的方法来进行。关于前者与至高王权磋商他们有限自治方法的研究表明，这是一种可以继续采用下去的方法。[7]这些研究也表明了学者和其他专家对这种方法的社会适用性提供了证据，从而把他们的论述和实践转变成大众能接受的科学。在这些研究中，耳熟能详的原始资料被重新阅读，并把重点放在了叙述的方式和参与者的态度和看法，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他们的思想、理论、革新以及不足之处。
把这一方法应用于分析康熙时期的原始资料的重要意义，被利考普Licoppe在他的法国皇家学术科学讨论的一个评论中进一步阐明了。据他所言，鉴于法国国王不能仅仅作为室内实验的目击者而旁观，而是“室外的观察和测量活动与绝对王权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相互作用。”[8] 清代早期的中国与耶稣会士的天文学和绘图法的实践的类似是相当惊人的。实际上，这种实践和新王朝的秩序一起“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相互作用”。但这种相互作用是怎么发生的呢？在我所引用的用于寻求众多参与者筹备他们的论述和举动的方式的原始资料中，主要特点似乎在这些资料中自己突出出来了。虽然康熙皇帝平常没有太阳系概念——中国传统宇宙观有助于皇帝了解北极星的位置——但当在进行科学实践时，似乎他使其他参与者相形见绌。除了天文学和绘图学之外，数学也将随后讨论，因为它将使每个使用算盘演算和阅读中国古代数学书籍的人明白用手运算也是数学演算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在讨论开始之前，我想指出它所负有的清代早期和清代中期的知识分子历史的关系。通常所接受的能确保满清王朝长久统治的原因是它安抚文人然而同时又能有效控制这些文人的能力。在乾隆时期（1736——1796）开展的四库全书工程和与之相伴随的文字狱是最常被提到的例子。[9]这两种过程是怎么在科学界发生的呢？明代晚期，科学是“实学”的一部分，被当作治国才能的至关重要的工具。另一方面，18世纪实学在某种程度上与考证学结合在一起；相应地，对古代典籍的研究压倒了对自然的调查。[10]这种转变在何种意义上是对王朝更替的一种反映呢？我目前正在进行的假设是：满族统治者强制实行的任务分派是：清帝国对“科学即实践”的垄断；他们留给学术界的学者们“科学即论著”的任务。那么，这篇论文的目的就在于展现这种垄断是如何建立和进行的。
序言：控制精神
17世纪60年代的历法事件引发了以汤若望及其他一些的耶稣会士为一方，而一些中国学者及政府天文学家为另一方之间的争端。这个事件成为一些研究讨论的主题，从而又把它的政治和文化涵义带到历史前台。[11]为了论述目的起见，我们只需要回顾一些与之有关的要点。根据我们所拥有的中国和西方原始资料中的记载，双方关于天文方面的两种有分歧的预言之间的争端要得以解决，就需要把各自制造的仪器用于实践来证明。潜在的默契是那些喜欢争论的专家的能力将被一些官员来考查，然后这些官员再如实向皇帝汇报，因而这些官员以仲裁人的身份出现。换句话说，就是一群可靠的目击证人作为中间人效劳；皇帝本人不到场，而且不用自己亲眼看到证据。因为这些检验标准是可看到的自然现象：行星会在指定的那个时间出现在预言所预测的位置吗？太阳的影子会到达事先标好的位置吗？[12] 目击证人要对这些权威人士考查的极重要的品质是忠诚，而非他们的能力。[13]
当康熙皇帝后来重新总结他为何决定在这个持久而复杂的事件中对天文学的技术性进一步观察的原因时，他提出了一个不能通过可见证据决定的话题，即，在历法中附加一个闰月：
康熙初年间，以历法争讼、互为讦告至于死者不知其几。康熙七年（1668）闰月，颁历之后，钦天监再题，欲加十二月又闰，因而众论纷纷，人心不服，皆谓从古有历以来未闻一岁中再闰，因而诸王九卿等再三考察，举朝无有知历者，朕目睹其事，心中痛恨，凡万几余暇，即专志于天文历法二十余年，所以略知其大概，不至于混乱也。[14]
官员的能力欠缺和双方争端阻碍了授予历法的基本帝国义务的完成以及人与宇宙之间和谐的保证。这对新王朝形成了一个重大威胁。为了完成这个责任，掌管文件的人必须值得帝国信任：忠诚——从未被一个新王朝视为想当然，甚至对外国王朝来说更是如此——和能力是对他们的两个要求。康熙决定学到这种方法并确信他的天文学家拥有这两种品质。
详述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康熙皇帝争取不但成为有知识的人，而且要用适当的方式把这些知识展现出来。他选择表现那些他在皇子和大臣身上发现的他们所缺乏的能力。他对相关事物的研究和精通，必须相应地表现出来。他的老师耶稣会士一再惊叹于他的坚持不懈。他们也对皇帝所研究的事物和他如何着手进行研究给出了有趣的证据。在此只叙述一件发生于1691年3月的事件。关于此事件有两个记录。第一个记录见于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640的日记中，第二个记录见于张诚（Jean-Francois Gerbillon,1654－1707）的日记中。（白晋和张诚是两位法国的“国王的数学家”）：
21号，皇帝回到皇宫。晚上来到养心殿[15]，我们四个[16]都在那儿等候着。他一见到我们，就笑容满面地问我们那天都好吗？他用别人在中国抄录下来的对数表做了些算术运算，然后走出房间，到庭院里用半圆体测量建筑物的高度，他招呼我们过去帮他。皇帝陛下亲自用他的仪器站立着观察，并以中国式的方式计算着（这种方式速度惊人）三角的基底和高度，从这他得出了建筑物的高度和距离。[17]
在张诚的日记中，记载了同样场面的最后一部分，只是日期稍有区别。[18]
23号，皇帝再次来到养心殿的住所，他和我们一起试解一个直径一英尺的分割圆，那个分割圆是他在别处做的，用来测量较小物的高度和距离：那个圆里面也有一个分割的几何正方形，以至于使人必须用正弦去解三角形。然后他在他住所的庭院里试解一个半圆，那个半圆是以前做出来的。它近来被皇帝修改过，并放上了一个坚固的膝形杆。这个膝形杆是按照我献给皇帝的模型来制作的。他直接用他的算盘进行运算，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安多神父比他花费了更长时间才计算出我们自己的数字结果。[19]
那个特别日子的一课，并没有载入任何阅读书本。尽管事实上对数表是用中文写的，但它只是作为计算的辅助工具，而不是学问研究的对象。皇帝的行为被描述为使用工具的活动的结果，而不是阅读，沉思和询问的结果，也不是他在别处的书本研究中报告的结果。根据白晋的记载，皇帝的这些操作是在他的老师们的帮助下进行的，而根据张诚的记载，皇帝只是在他的老师们某种程度上更有智慧的目光的注视下进行的。看起来皇帝似乎已经脱离了对算盘的依赖，并让自己展现了就计算本身而言的数学能力的优越：中国发明物的优越，也是操作胜于书写的优势。在这一幕中，仪器操作是至关重要的。当不仅仅是双手，而且整个身体都投入仪器操作时，养心殿的住所就变得太狭窄，以至于把数学操作封围起来，这一操作不得不转到室外继续进行。
12年后，曾经把白晋和张诚带到中国作为法国“国王的数学家”的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 1643-1710给同为耶稣会士的一个被法国国王迫害的教徒弗兰克斯·德·拉雪兹Francois de la Chaise, 1624-1709神父写信道：
皇帝没把自己牢囿于思考，他把思考和实践结合起来；这就使得他的研究很喜人，并使他能相当准确地理解别人教给他的东西。有例为证，当有人教给他计算固体的体积时，他以一个圆球为例，准确地算出了它的重量并测量出了它的直径。然后他又计算同样材料的另一个球（但这个球比前一个的直径或大或小，）的重量是多少，或者一个较重或较轻的重量的球的直径应该是多少。然后，他拿着一个这种直径或这种重量的球，指出实践是否符合推测。他仔细地计算了立方体、圆柱体、完全圆锥体和截去尖端的圆锥体以及球体的面积和体积。[20]
洪若翰并不是他所描述的此场面的目击者：他并非皇帝的教师之一，也没有在京城居住过。因此，他极有可能用代词“one”代替了白晋和张诚日记中的“we”。
今天，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仍保留着一些木制多面体的收藏品。这些东西用于研究固体，几何体的模型（现在依然）被广泛地用于教学工具。在洪若翰的记载中，与众不同的是那些物体不是事先制造好并在教师的倡议下使用的，而是在计算完成之后作为假设的“另一只球”的具体化制造的。康熙皇帝只有在他的计算结果被强有力的证据证明时，才对固体面积的推测是满意的。整个过程从一个物体开始，通过计算，涉及另一个物体，这个物体的重量是可以预测的；过程的完成带来了预测的证明，这主要归功于第二个物体的实际的制造物。这样，康熙皇帝证明了一个比较虚心的学生在老师们有确实根据的知识基础上将会接受什么。仅凭耶稣会士的话并不足以让康熙确信，他有自己的检验结果的方法。正如洪若翰所写的，它或许不是一个可以“完全理解”的物质，但可能是组成过程的一个部分，一个证据，或固体的体积等相关的东西。
运算任务的分工也是值得注意的。皇帝本人进行运算，但把那些不要求数学才能的球体称重和制造留给那些为他服务的人员去做。这些不可或缺的辅助被认为是想当然的。在叙述中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他们也不被列入目击证人之内：皇帝更愿意相信是他自己，而不是这些服务人员在实践。尽管如此，他不仅让他的老师，也使这些工匠发现了他的数学天才。白晋和张诚都提到发生在康熙皇帝工作室所在的养心殿的一课。换句话说，在皇宫中，西学在建筑物上扎根，那些建筑物承受并见证着西学正确性的产生及正确性的保持。
控制地
学习耶稣会士的课程使康熙展现了他对测量技术的精通。洪若翰的信中继续写到：
他沿着河走了十英里左右，亲自测量河流的斜度。他有时用几何的方法测量宫殿间的距离，山的高度，河流和池塘的宽度，以他自己的姿势，用多种方式使用仪器，并精确地进行他的计算。然后他测量这些距离，而他的魅力就在于当他看到他曾经计算过的事物恰好与所测量的结果一致时。在场的宫廷大臣不失时机地表达了他们的敬佩之意。他很高兴地接受他们的赞美，但几乎总是把这种赞美转向于对西方科学和教授他西学的神父们的称赞。皇帝总是使自己忙于西学，而且在杭州迫害发生时，他以一种不同以往君王的方式，亲近地和他们（传教士）生活在一起。这在比较安定舒适的环境中是原本不可能发生的。[21]
如最后两句所揭示的，洪若翰关于康熙对数学兴趣的记载只是康熙主要目的中的一个插曲。这里提到的掌故，在他心中，只是皇帝对神父们的一个友好态度的幻想。[22]
在第二段中，地点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在宫外，在乡下，皇帝现在正在宫廷大臣的面前演示他在耶稣会士的指导下在养心殿预演过的操作。在这里，他再次亲自演示了技巧，然而，他让那些身份不高和似乎不大熟练的助手来完成直接测量，也就是他的演算的证明。
《实录》[23]记载了一个相似场面，发生于康熙统治的第50年（1711），即，洪若翰写信后的8年。看起来皇帝似乎在他统治时期保留了演示测量的习惯：
上自和韶屯乘舟阅河，至河西务，登岸，谕监修河工主事牛钮[24]曰：“挖河不碍村落，方善。若从此处挖去，恐于村落有碍。”因步行二里许，指示曰：“此沙地者，挖河宽十丈，长四百七十余丈；平坦处深四五尺；高阜处或七八九尺不等。其河湾处者，建二小挑水坝，挖河之土，即置两旁。对新河上口和旧河下流者，建两挑水坝。一长二十丈，一长十丈。其高与岸相等。”于是取仪器插地上；令将豹尾鎗纵横竖立。
上亲视仪器，命诸皇子大臣等分钉椿木，以纪丈量之处。又于尾处立黄盖，以为标准。取方仪盘[25]置于膝上，以尺度量，用针画纪，硃笔点之。算毕，令从尾处丈量至所插仪器处，其丈尺与所算之数些微不爽。因谕诸皇子大臣等曰：“用此可以测量天地，推算日月交食。至此等微事，算之甚易。”因令大学士温达[26]等及直隶巡抚赵弘燮[27]至前，谕赵弘燮曰：“尔为巡抚，丈量田地，不可不知。朕将大概示尔知之。”于是量绳二丈，以五尺各为一面，按定四角，指示曰：“如此一区，四面各称，丈量之亩数俱与绳数相符。但地有犬牙相入，势不能如此丈量者，则丈量之人必任意折丈欺诳。有破此弊之法。惟从中横量一绳，而亩数即出，彼技无所施矣。丈量田地关系甚大。天下隐匿田地亦不少，但不可搜剔耳。夫算法之理，皆出自《易经》，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彼称为阿尔朱巴尔。阿尔朱巴尔者，传之东方之谓也。[28]凡有推算七九之奇数不能尽悉，十二二十四之偶数方能尽之，此皆体象十二时二十四气也。复取矢画地，作数圆，示诸皇子大臣曰：“此即定位之理。虽千万品类，不能出此。今凡物若干，几人应得若干之数，用此顷刻可得；即推而至于声音之高下亦可测而知也。[29]
除非有皇帝那样的技能，否则旁观者可能对皇帝把“方形仪盘”做的那么精确以及他最后几句话的含义多么精辟感到疑惑。记录这些资料的人员可能难以跟上皇帝的思维和行为。还有这些记录人员在编辑过程中的剪辑导致了《实录》可能遗漏了一些被认为不重要的细节。当操作和论述变得专业化时，那些记录就变得不太易懂，以至于读者，比如这种能力不强的旁观者就对此既印象深刻又迷惑不解。尽管如此，皇帝的操作还是被认真地记了下来。
另一方面，这一事件的发展是清楚明了的。皇帝在巡视河工时，指导如何在不累及黎民百姓的情况下尽好的实施他的想法。为了此目的，他沿着河走了两里，以此表示他对百姓所负的重任。然后，他说明了他的调查技巧是如何使得他在不用测量的情况下计算距离的。在这儿，他再次显示了那些需要特殊才能的行为：使用仪器、观测、记录和演算。处理标枪、杆竿和天篷的活儿由其他人去做，就像去测量他计算出来的距离一样。实际上这是没什么技巧的活儿，但它却让干活儿的人成了检查皇帝计算结果准确性的既目击又积极参与的证人。皇帝只在他的操作显示了他对正在被有力证据证明的事物的精通时才高谈阔论他所使用的工具正是测量天与地的，即天文学和绘图学。
当康熙指导一个官员如何揭露不诚实的同僚时，我们就记下了一个较为世俗的事件。像皇帝一样，任何一个高级官员都应该控制他下属的工作，直至统治集团的底层，而不是依靠中介。上级也必须通过向下级传授知识教育他们，“朕将大概示尔知之”。[30]
以下学术上的陈词滥调听起来好像是从一些自相矛盾的注释中引用过来的：读者们被提醒的是：数学，甚至它的西方形式，都源自《易经》——一种比任何数学课本都更古老的渊薮。康熙并没有醉心于初级原始的实践，但是应用了古典主义流派的知识，那些知识在一定领域内像音乐那样尊贵地保留了地位。当读到康熙皇帝最后的讲说时，有人倾向于把洪若翰的话倒过来说：皇帝没有囿身于实践，他把实践和思考结合了起来。[31]
控制人
在皇宫里，康熙通过事实证据证明了他是正确的，并重新示范了使他成为数学运算现实典范的操作。他想把自己表现为一个不易受骗的无所不知的君主，向他的皇子和官员们证明他不仅能控制天地，而且更能管理好他们。因为支配自然与统治人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依靠历法支配天，依靠测量控制地。
耶稣会士在为康熙提供一些控制工具的同时，也往往受它们的统治。在上述引文中，当康熙陈述他所展现的测量技能是“测量天和地”的关键时，他是在主张掌握西方人和官员所用的技能以便每年制订历法，在那时帝国领土的全面测绘中也要求采用科技。有关这次测绘的记载被在中国参与此活动的耶稣会士送到欧洲。在《可资借鉴及奇妙的信札》中，迪·汉尔德du Halde汇报了康熙是如何检查他们的工作结果的。皮埃尔·文森特·迪·塔特Pierre-Vincent du Tartre, 1669－1724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在返回北京时被康熙接见。他和约·弗兰西斯科·卡道索（Joao Francisco Cardoso, 1677－1723）以及许多中国人一起完成了对西安和陕西的测绘。
皇帝手握长杖，传他进来，并赐给他同样的手杖，还让他参观了各个宫殿，这是H、M在游历这些地方时让他注意过的。那个皇帝多次说道“一点不错”：他的确什么也没有弄错。
接见中发生了一件相当奇怪的事情：皇帝说某条河的河道在他正在检阅的另一张与山西和陕西有关地图上画错位置了。迪·塔特教父发现皇帝弄错了，于是以对待皇帝的谦恭态度支持真相，他讲得十分清晰，因而皇帝无奈地承认了。错了，他说，我错了。他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勇于承认错误的中国皇帝。[32]
帝国的绘图者必须保持使用谦恭的语言。但他们两人，都拥有手杖――在康熙的命令下――在有关地图的讨论中也保持同一立场。迪·汉尔德最后一篇文章中强调了迪·塔特的语言修辞上的胜利，那肯定提高了传教士在法国的名望。毕竟，他们最终的任务是使异教徒――热切希望那个特殊的异教徒——以皈依正教来认识到他们的错误。这同康熙反复正式灌输给他儿子的原则形成对比：凡人孰能无过，但人有过，多不自任为过。[33]在他的科技人员面前承认错误对他来说并不一定就“一个杰出的认错”。在他眼里最主要的似乎是以从别处得到的信息为根据，包括他自己对国土的了解，来考查他的绘图者的忠诚可靠度。皇帝急于控制这些为他工作的人是十分明显的，甚至在这个具有启发意义的传教士的叙述中亦是如此。
控制知识
无论满族、汉族还是西方各国，臣民的忠诚和能力都是不容置疑的。自1708年罗马教皇使节访问北京失败而归后，康熙对传教士的态度改变了，这似乎使他迫切感到不仅有必要控制传教士，更有必要控制他们传播的知识。他通过李光地（1642－1718）的推荐，逐渐知道了颇有名气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梅文鼎（1633－1721）和他的著作。李光地先是在1702年呈上了梅文鼎的一部著作，然后又于1704年把梅文鼎引荐给康熙。这对康熙寻找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有突出成就的汉人学者来说似乎成了一个转折点。[34]在李光地的支持下，梅文鼎培养了大批专业人士。1713年，他们中的一些人被招募进算学馆，参与编写《律历渊源》，此书的纲要是康熙在算学馆成立时就已经钦定的。[35]
任命学者参与帝国的所有知识，包括数学、天文、音律协调的编纂工作，是从控制知识传播到直接控制这些知识的出现以及它们的提出者的过程中的一步。传教士为康熙讲授知识而撰写的论著，被认真编纂和整理过，以便被选入纲要。除了中国官方资料，一名法国传教士傅圣泽（Jean-Francois Foucquet, 1665－1740）还为皇帝写了天文方面的论文，甚至带点反讽意味地描写了这个算学馆：
一所学校建立起来了。每天都有一些挑选出来的学生被带到皇帝面前，他亲自为他们讲解一些欧几里得的命题，在这些抽象学科的训练中享受乐趣，因他的新弟子们的赞美而大悦，尽管他们经常听不懂。但这所学校并没有维持多久，它只是这位皇帝所开创的学术的开端罢了。他在汉族、鞑靼族、北京以及其他省中寻找不同数学领域的熟练人才。丞相和不少达官贵人为了迎合他，推荐了一些杰出的大思想家和适合于从事科学的人才。这些人才被从全国各地带到他面前，主要是一些年轻人，目的是为了成立一个我们正在讨论的学术机构。他挑选了一百多人：如掌管此机构的学术官员、计算学家、几何学家、音乐家、天文学家，学习那些制造仪器的大部分工人需要掌握的各种能力。他用这些人建造了大量建筑，其中包括畅春园，并成立了以他的第三个儿子为首的新的学校。[36]
这些在算学馆任命的专家不如傅圣泽记述的那些“挑选出来的学生”那样有竞争力的，他们被当作是皇帝的学生，有深厚的师生关系。[37]皇帝的第三个儿子胤祉详细汇报了编纂的每一步，记载如下：
臣胤祉谨奏：
皇父钦命交付新型数表小型一部，业经缮竣，其所附整线表（正弦表）亦缮竣，切线表尚未缮完，故将现今已缮完之数表、整线表恭谨奏览。臣看得，由皇父处带回之汉文样子内，小型数表之数由一百至三百做为一节，三百至五百做为一节。臣愚以为，倘一百至三百作为一节，似节长稍难查。故臣以一百之数为一节缮写。目下此小型数表，一百之上之数，只编写二个等次，由一百至二百做一节，由二百至三百做一节，此二百之数即缮于一百之数下，四百之数即缮于三百之数下。皇父阅后，若允准此型，则将小型另按此缮写二部。再看得，大型数表之样子内，一百至一千作为三节，由一百至四百做为一节，由四百至七百做为一节，由七百至一千做为一节，此节似又显长，臣愿仍按一百之数为一节缮写。为此一并谨奏。请旨。
朱批：尔此变动甚好，即照所奏。惟整线、切线表，朕另得一计，目下已缮写大半，此两项暂停，稍候朕消息为好。朕所写整线加数表，只十五篇，若按尔此表缮写，或需五六篇。尔若见之，或许奇之耳。[38]
在胤祉和他几个年轻的兄弟被他们的父皇下令学习数学并监督《律历渊源》的编纂时，傅圣泽评论道：“据说他只是让他们忙起来以防止他们到处走动。”[39]知识的控制权任何时候都掌握在这些人手里：胤祉的记录和其父皇的答复表明，前者是如何详细地记载了编纂过程，而后者与其的联系保持得多么密切。很显然，对胤祉的任命既是控制他的一种方式，也有偏爱的迹象。在那时，康熙的儿子间为争夺帝位展开激烈的竞争。在傅圣泽看来，胤祉主管控制传教士的知识以及这些传教士向皇帝传授西方知识的忠诚：
这个阴险的王子，他保留了一些我们从欧洲带来的书，这些书与权威、暴力无关，他注意到了附在普雷赛特（Jean Preset，法国数学家）著作第二章后面的球体和立方体的数字列表。[40]他把书带给命令编纂一本相似的书的父皇，并利用这个机会使他明白，欧洲或者忽略了他们自己的图表，或者他们对他隐瞒了什么。[41]
另，掌管数学的人员的忠诚和能力是勿庸置疑的。
满语在学习西方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上面提到的关于康熙和胤祉的记录就是用满语写的。众所周知的几何著作《数理精蕴》（关于数学的基本原则、《律历渊源》的数学部分）最初是用满语写的，康熙亲自监督，把它翻译成汉语。[42]另一个例子是一篇用满语写的解剖学论文，在康熙死后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 1665－1741）送到法国科学院。根据巴多明的记载，先帝（康熙）曾详细对他作了关于翻译的指示，他希望那些会对中国医生有所裨益：
他告诉我，还有许多地方太粗糙需要处理，尤其是宗教的部分，你可以略而不提，或只轻微提及，因而修改也没多大用处。这是我为什么给你派去两个熟练的医生的原因，他们会处理你著作的不确切部分。我修改后他又说，其中一个可以完全略去，我们不但缺少合适的词语（去描述他们），而且百姓应从中受益匪浅，因为它必须有助于救死扶伤，或者至少能够延年益寿。这本书应该给年轻人看，图解部分必须让那些同你一起工作的人翻阅。[43]
康熙继续在图解的每一章后面作批示，尤其是图解质量不高的地方。巴多明翻译时，康熙送给他一个宫殿珍藏的副本――另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逐行都是热切的希冀。结果他们采用了两位中国合作医生的观点，静脉；或者，正像巴多明指出的，他们“指出了应该下针的坐骨神经痛和足痛风的部位”。[44]
最初，康熙打算把这些著作都翻译成汉文。然而，在巴多明（和他不知名的合作者）一起翻译了五年满语后，皇帝决定宫廷应保存三本满语复本，分别放在畅春园、颐和园中以及他的皇宫中。尽管我们知道，最后有些人被允许看解剖学，但只有懂满语的人才有机会接触那些“粗糙”的图解。在西学和政府事务中，满语能被有效地限制在那些忠诚的、被信任的人中传递消息。
结语：效法大禹
上述场幕对它们的参与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呢？除了那些用自己文化框架去解释他们所见事物的耶稣会士外，[45]这些参与者们中没有一个人甚至能够想象他们可能或应该仿效发生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相似的一幕。正是在其文化渊源上，我们能为康熙找到一个可能存在的典范。一个成功的控制了中国传统宇宙观所认为的相当重要的三才（天，地，人）的满族（读作Barbarian）统治者，很容易从古代圣贤那里找到灵感。
所有当时的中国学者和官员都知道，确实存在着一个康熙典范的传奇先例。那就是大禹，他建立了夏朝，平治土地，控制洪水。大禹的足迹遍及天下，他以他的身体作为标准测量工具，从而测量了华夏土地。大禹得到了《洛书》，[46]并编写了《洪范》，把它作为对《洛书》的解释。大禹的形象就是把智慧的传递和通过身体力行来建立帝国结合了起来。大禹治水的坚持不懈在满族统治者履迹黄河上找到了回应，而且更普遍的是，康熙在他南巡时再三表现了对水土保持的关心。康熙的遗诏中写到：“而禹帝在位四年后，手足胼胝”，[47]从这个诏书中，很明显就能看出夏朝的建立者大禹就是康熙提倡实践的统治模式的典范之一。
我们尽量避免在康熙和路易十四之间做一个狭隘的比较，我们找到了另一种资料读本，此读本基于康熙所拥有的文化资源。根据这个读本，我们现在可以抛开寻常的故事结语，这些结语可以概括如下：“康熙之后，没有一个帝王有一个持续的以发扬科学为目的的政策，”这意味着康熙仿效欧洲是一个没有完成的尝试。完全相反，并不是这一大有前景的进程的开端被康熙之后思想狭隘的继承者不明智地切断了，而是康熙的政策以一系列的法令创立表现出来。好的历法，精确的地图，数学概论，天文学，和谐的音律为清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康熙把这些都传给了他的继承者，使得他的继承者在处理其他事务时可以借鉴。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忽视了把西学作为治理国家的工具或忽略了历法。乾隆统治时期，当测量新征服地区的土地时，为了更新国家地图，帝国历法再次被修订。这些都是对康熙成就的补充而不是替代，而且这也树立了帝国引用西学的模式。
上述论述一言以蔽之，即为控制。在以上所描述的场景中，即使不是全部，也有大部分的描述是关于康熙皇帝认真展现了他对与西学有关的实践的精通，从而也展现了他亲自控制与西学有关的在他的帝国产生并传播的所有事物的能力。虽然康熙在耶稣会士面前是一个接受者，但他也时常表现出一些他们不具备的技能和知识，并公开把这些技能和知识用于重新检验他们所教授给他的知识和技能，从而使他并不完全相信这些知识和技能或完全处于学生的地位。另一方面，当在皇室（王公贵族，满族皇子）面前演示时，他变成了一个仁爱博识的教师。康熙通过这种方式垄断了西学，而不是仅仅宣布“国外科学”合法化。只有控制人（如来自乡间的绘图者）和控制知识（包括由他委托刊印的三角法表的细节）才能保证外国科学产生的影响将与他对自己所要求的标准一致。
把这种紧密和老练的控制变得既必要又可能的是在上述提到的那些参与者的组合：耶稣会传教士、满族统治者、汉族官僚和学者。皇帝系统地利用他们所提供的智谋控制其他人。他以把这种策略应用于发生利益冲突的地区，特别是用于处理汉族官员学者和满族旗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而知名。因而，我们在上述所看到的是西学作为帝国科学在中国历史上是如何重建起来的，长达六十年的康熙统治是以遵循“宗派主义者”的模式为特征的。
最后，再回到文章一开始提到的那个历史地理话题。上述讨论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结论？康熙建立科学机构的目的和战略，就他试图与中国知识分子共享文化资源方面而言，已经被我们完全理解了。这些和17世纪的欧洲的学术科学的理性毫无关系。另一方面，假如这些资源被使用过，被保留下来的仅仅是被耶稣会士的记载所证实的帝王的叙述（或者倒不如翻译成传教用语和礼貌语言）。毫无疑问，它读起来像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故事。但是不应该只看到它的表面价值：它毫无疑问是康熙时期西学的整个历程。我不打算把它作为公认的历史地理的附属物提出来，那种做法把欧洲研究中建立科学进步的观点作为评价晚期中华帝国科学的唯一准绳。相反，我倾向于提出上述所谈的只是多面性历史的一面，其复杂性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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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刘钝：《清初民族思想的嬗变及其对清代天文数学的影响》，《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13,3：4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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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SKQS：《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198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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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史景迁：《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纽约：韦特芝丛书1975年。
29、斯坦德特，尼考拉斯编，《中国基督教手册》第一册：635－1800。雷登：伯瑞尔出版社2001年。
30、韦拉朗·于贝尔《北唐图书馆目录》北京：拉扎里斯特国家出版社1949年。
31、魏斐德·弗里德瑞克：《洪业：17世纪中国清朝开国史》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1985年，两册。
32、王前进《<皇舆全览图>测绘》董光璧编，《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131－174。
33、席泽宗：《论科学科学政策的失误》，《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19.1：18－29。
3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6年。
* 本文译自《清史问题》2002年第1期。——译者注。
[1] 我向吴敏和图·阿姆朗对本文《实录》部分所做的的翻译致谢。也向“第三届欧洲在中国”会议（柏林，1998）的参与表示诚挚谢意，同时也向各位朋友和同事对本文初稿的鼓励表示谢意，这些幕后的专家对我进一步反省我的研究目的和方法帮助良深。约翰·莫凡特善意地校正了本文的英文稿。
[2] 关于地图集，见王前进《皇舆全览图》。
[3] 为了综合和参考书目，有关此方面的文章见于斯坦德特的《手册》。
[4] 雅米Catherine Jami：《康熙皇帝和西学传播》308；雅米：《路易十四宫廷》，497－499。
[5] 这引发了席泽宗（《论康熙政策》）讨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
[6] 在科学史上，这些最著名的陈述有“尼达姆问题”（the Needham Problem），除了现代科学以外，历史学家也列举了资本主义，民主，有时是宗教，其它的更多时候则是这些在中国历史上的 “正在消逝”的东西。
[7] 沙宾Shapin和斯卡夫Schaffer，《巨兽和抽气机》；比格利Biagioli：《君王与学者》；利考普Licoppe《新叙述方法的精华》和《实践科学的建立》。
[8] 利考普 1994，205。
[9] 盖伊Guy：《皇帝的四大珍宝》。
[10] 这种变化回应了艾尔曼Elman在其《从哲学到文献学》中分析的转变。
[11] 楚平一：《科学论争》提供了一个不错的综合。
[12] 高华士Golves：《欧洲天文学》，62－65。
[13] 他们有时候天文馆官员的帮助（楚平一：《科学论争》22），但是向皇帝汇报是他们的责任。
[14] 康熙，《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四库全书1299，156。
[15] 紫禁城的养心殿。
[16] 徐日昇（Tome Pereira, 1645－1708），安多（Antoine Thomas, 1644－1709），白晋和张诚。
[17] 白晋：《日记》，f.266r-v。
[18] 在我们仅在迪·哈尔德所著的出版稿中所拥有的事实说明了这种差异。德雷：《科学课程》。
[19] 张诚：《日记》，见迪·哈尔德《皇帝自画像》第四卷，274。
[20] 洪若翰：《致拉雪兹神父信札》，宁波，1703年2月15日，见LEC第六卷，202－203。
[21] LEC6，203－204。
[22] 耶稣会士不断强调他们与皇帝的熟悉。并无什么特别对待，但的确是康熙的品质和魏斐德所谓的“满族人格主义”（魏斐德《洪业》，1006。）的结果。
[23] 众所周知，《实录》由连续的各代组成。由于编辑的双重过程，它们的真实性大大折扣。
[24] 一位满族进士，后来做了礼部副主事。
[25] 方形仪盘。
[26] 一位满族官员，温达后来成了大学士，掌编纂。
[27] 赵弘燮（1656－1722）于1705－1722年任直隶巡抚。
[28] 康熙促成了西学发端于中国的思想。见刘钝《清初民族思想》，韩琦：《赞助科学》，24－28。
[29] 《实录》卷245，9a—11a。
[30] 这正是耶稣会士欲借此宣传基督教之道。
[31] 史景迁：《中国皇帝》第74页，
[32] 迪·汉尔德《信札》，见LEC14，5－6。
[33] 康熙：《庭训格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717，618。
[34] 韩琦：《赞助科学》。
[35] 桥本敬造：《历象考成的成立》；韩琦：《赞助科学》；雅米：《学习数学科学》和《康熙和西学传播》。
[36] 傅圣泽：《严格关系》，3。
[37] 雅米：《学习数学科学》，241－242。
[38] 《康熙起居注》，52/12/11（17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朝，2335。
[39] 傅圣泽：《严格关系》，4。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解释，假设众皇子在皇位继承中有激烈竞争。
[40] 让·普雷赛特的《数学的构成》是北京耶稣会士图书馆的数学工作之一。（沃哈什：《北唐图书馆目录》，583号。）
[41] 傅圣泽：《严格关系》，4。
[42] 刘钝：《访台所见数学珍籍》
[43] LEC 17，350。
[44] 见LEC 17，388。巴多明的描述显露出他对中国医学的无知。
[45] 白晋认为只要康熙成为基督教徒，他就会和路易十四并驾齐驱。
[46] 据《数理精蕴》，魔板是乘法和除法的起源。
[47] 史景迁：《中国皇帝》第197页。
（资料来源：《清史译丛》第二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