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专家唐德刚教授逝世已四个多月了。我初读先生的著作是在2000年。近年来，我又读了他的《袁氏当国》、《张学良口述历史》，以及大量有关口述历史的文章。我佩服先生的历史功底和文采，理解先生取得巨大成绩的艰辛。我也想就口述历史谈点粗浅看法。
一、口述历史的传主是历史事件的创造者和当事人，但他们一般不是职业史家。他们口述的历史往往不准确，史实混淆，脉络不清，甚至是一笔糊涂账。
季羡林教授在他的《另一种回忆录》中，提到北大校庆50周年时说：“1948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举行50周年庆典。当时解放军已包围北平城，但许多教授都满面春风，聚集在沙滩孑民堂中举行庆典。记得校长胡适之先生做了简短的讲话，仪式结束后，适之先生就登上飞机往南京去了”。可是据当时报纸记载，胡适12月15日离开北平到南京，并在17日南京举行的北大校庆50周年庆典上发言时“泣不成声”。可见季老是记错了。他是老实人，知错就改，立即写了一个“后记”附在篇后，以正视听。
1941年，中共在延安准备举行成立20周年纪念会，毛泽东、董必武等中共“一大”成立大会的参加者，只记得是七月开的会，在哪一天记不准了。故只好决定在七月一日举行纪念大会。于是“七·一”党的诞生纪念日就这样流传下来了。实则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各种渠道多方考证“一大”开会的日期是“7.23”。
李宗仁是行伍出身，从排长到司令，再到民国的副总统（代总统）。指挥打仗在行，讲起历史来就不那么得心应手了。他讲初入军界时的国家形势及其演变。唐教授向他指出，你当时是个小排长，应当谈谈当排长的事，你谈的这些与你的身份不符，是把日后积累的经验识见提前了。后来谈到二次大战时的国际形势与应采取的政策，李宗仁又滔滔不绝讲了一大篇。唐问他根据什么？李说是听孙科说的。唐问孙科说的就可靠吗？他能一言九鼎吗？如果照这样写出去，是会让内行人笑掉大牙的，李忙说“撤掉”。
二、有些传主有难言之隐，不愿说，或是迫于形势压力，不得不说，只好“为尊者讳”。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以后，国民党政府迁到重庆，从此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这期间，亲日派汪精卫，逃往河内，并派高宗武、陶希圣等前往上海与日本谈判。1939年底，汪精卫在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上签字。但高宗武、陶希圣却在第二年初逃到香港，并以两人的名义在《大公报》上揭露这一卖国密约及其附件，是为著名的“高陶事件”。唐德刚曾亲访高、陶两人，想了解内幕，搞清真相。但他们不愿多谈，挤一点，说一点，支支吾吾，躲躲闪闪。直到他们去世后，才由陶氏的三公子陶恒生写出了一本《高陶事件始末》。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主动陪送蒋介石回南京遭扣押软禁后，决心不谈事件原委。只谈违反军纪，承担责任，甘受任何惩处。但在上世纪50年代初，蒋介石败退台湾后，要总结失败的教训，要写一本《苏俄在中国》，让张学良写西安事变的回忆，备他参考。张写了上万言的回忆，并声明待他死后才能公开。没想到后来就印出了《西安事变忏悔录》署名张学良。为此张给蒋上书，表示不同意见。张当时的想法是为了维护蒋的尊严，只能为尊者讳，但不是我主动忏悔，只是忏悔有违军纪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但对政见仍有保留。到蒋1975年逝世时，所写的挽词是“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如仇雠。”到2001年张学良逝世后，唐德刚发表的旧诗作中有一首《忏悔录原委》“骨肉情亲世莫先，私忠大义两煎熬。万言忏悔岂当悔，原为生民解倒悬”。这才说出了原委和真意。
张学良向唐氏口述历史时，常常说到“若蒋先生在世，这个话不能说，现在可以说了。”当看到唐氏整理好的两篇文稿时，张氏要求不要用第一人称，要用第三人称，因为蒋夫人还活着，有些话不能由他直接说出。因为蒋夫人对他很好。蒋纬国和哥哥不合，当他和亲信说，不但他不是蒋介石亲生，他哥哥经国也不是。张学良听到后说纬国的脑子不清楚，有些话不能说，不当说，不能乱说。
三、还有一些主客观的因素制约着传主口述历史的真实度、可信度。
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是纷繁多变的。既有纵的因果联系，也有横的社会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联系。传主参与事件的时间阶段不同，接触的侧面、观察的角度不同，主观的兴趣爱好不同，对同一事件的口述也不同。可以说“人言言殊”。再加上传主的政治立场、社会身份地位与主观修养的不同，所口述的历史就会形同水火，南辕北辙。比如对“二·二八”事件的回忆，对国共抗日战争的回忆，等等。
还有一些事件正在发展变化之中，只能看到某些现象，还不能看清本质。比如当年王莽礼贤下士，躬身自好，受到一片赞扬，把他比作周公。但后来，他毒死平王，篡夺皇位，才暴露了他的本质。以前的表现只不过是假象。正如白居易的诗所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历史难写啊！尤其是口述历史。撰写者应是经专业训练的职业史家，对传主所述内容能够辨别真伪、对错，能提出质疑和问题，能够过滤筛选取其精华，不能跟着传主跑，漫无边际，只是作个记录员。撰写者还要和传主搞好关系取得信任，通力合作。能够引导传主谈出主要情节，关键问题，“竹筒倒豆子”毫无保留。所以唐德刚说传主与撰写者相辅相成、通力合作，是口述历史的第一要义。但大多数传主认为口述历史很简单，“我说你记”，然后整理成文。不少人不愿听撰写者的质疑、辨别、引导。特别像张学良、李宗仁这些拿枪杆子指挥打仗的人，更不愿听笔杆子指挥。所以有时唐氏向张氏提出质疑时，张氏没有商量余地说：“你知道什么，你要听我的话”。李宗仁比张学良好一些，开始时也不习惯，总好夸夸其谈，胡吹乱说。后来慢慢适应融洽，两人无话不谈。唐氏甚至可以问他女朋友的情况，能谈一些私生活。经过唐氏的辛勤劳作，终于写成一部60多万字的《李宗仁回忆录》。有人估计其中八成以上是唐氏根据文献资料考证修订而成。有人甚至说这是唐德刚的回忆录。但唐氏郑重声明，他忠于传主，没有自己一字的褒贬，而且告诉读者“这只是桂系的一面之词，不可不听不信，也不可偏听偏信”。这是一部口述历史的成功之作，受到学界的称赞。张学良找唐德刚时就说“要像《李宗仁回忆录》那样给我写一部回忆录”，但后来唐氏只开了一个头，由于双方的诸多原因没有搞下去，成为学界的一大憾事（虽然后来哥伦比亚大学有人完成了此事，但和唐公相比就不能同日而语了）。
唐氏的另一部作品是《胡适口述自传》和《胡适杂忆》。胡适是享誉中外的著名学者，唐氏的老师。当初搞口述是用英文写的，目的是向西方学生介绍胡适。60年代初期胡适逝世后有人要求把它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学生阅读。这就必须增添内容进行改写。据唐先生说“胡适口述部分占一半，另一半要我找资料加以印证补充”。唐氏还为本书写了长达20万字的序言，后单独成书出版名为《胡适杂忆》。这是全面介绍胡适很有权威性的著作。还有一部《顾维钧回忆录》，也是用英文写的。顾氏是民国著名的外交家、国务活动家和学者。他保有丰富的资料，分类归档，井井有条，有37箱之多。他有很高的学术修养，出口成章，所以百余万言的巨著也不是很费力。这是一部资料性的外交史专著。
唐德刚先生的口述历史著述成就巨大，举世公认。《人民日报》海外版也在他逝世不久发表了纪念文章，称他是“口述历史第一人”。笔者不才孤陋寡闻，除唐公外，其他搞口述历史成就突出者，知之甚少。口述历史所以难出成果，我想主要原因恐怕有这样几点：一是适当的传主不易得。传主必须是有传奇色彩的知名人物，否则不会吸引人，不会产生大的社会效应。二是撰写者必须是经过专业训练的职业史家，有著述才能，能够驾驭相关的史实和资料。但具备这样条件的史家，却往往不愿从事这种费力而不讨好的工作。不如自己去从事研究与著述。三是传主与撰写者必须能合作与配合。这就更难了。满足这些条件，可遇而不可求。当然还需有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条件。唐德刚与李宗仁、胡适的合作与配合是特殊年代的历史机遇。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败退台湾，不少政界要人、知名学者来到美国做寓公。唐氏又正好在哥伦比亚大学修完博士，留在哥大东亚研究部搞口述历史。哥大还提供人力、财力支援。这样的历史机遇多么难得，为唐公展示才华提供了舞台。当然哥大也有条件限制，但挡不住唐公的才华和辛勤努力的工作，搞了十四五年，终于修成正果。愿有志于从事口述历史的专家同好，向唐公学习，使口述历史这一奇葩开得更艳丽。
（本文原载《华盛顿新闻》2010年3月18日《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