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自号深宁居士，学者又称厚斋先生。浙江宁波人。官至礼部尚书。在南宋疑古之风的熏染下，王应麟兼采众家，广征博引，遍考四部，在文献学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困学纪闻》作为体现其文献学成就的代表之作，不仅博得了时人的赞誉，而且赢得了后人的推崇。本文拟就《困学纪闻》在文献注释、校勘、考证、辩伪等方面的价值予以分析，从中获得对王氏文献学成就的了解。
一、 注释
宋代的文献注释工作，颇具特色，成就显著。先有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创造性地发挥注释在文献整理中的作用，首开考异式自注新风，从而繁荣了注释的学术形式。又有朱熹大胆破除对前人注解的迷信，积极倡导以训诂为基础阐发义理的学术方向，从而揭示了注释的实用价值。王应麟承前人所创之成果，总结性地运用到自己的注释工作中，极大地发挥了注释的作用，这在《困学纪闻》一书中，表现得既集中又突出。
就注释体例而言，《困学纪闻》有随文注释，也有小字夹注；有的完全出自自己手笔，也有的假他人之论，以寄所怀。就注释内容而言，诸如文字音义、姓氏渊源、民族来历、异国风貌，乃至器用什物、草木虫鱼，凡“书之事物难明者”、“古人之文言不通于今之难明者”[1]等，他都能旁征博引，穷波讨源，注释得清楚明白；对于文字的脱误，称谓上的歧异，以及史实上的悖谬，王应麟也一一阐明。王应麟的注释内容还广泛涉及古书句读、史书义例、标举出处、增补史实等等。并且，在注释过程中，王应麟对训诂、校勘、考证、辨伪等考据方法信手拈来，综合运用，充分展示了《困学纪闻》一书作为宋代文献学尤其是考据学成绩的代表意义。由于王应麟身经乱世，报国无门，又目睹了南宋政权的腐败无能和元兵灭宋的种种惨状，所以在其注释过程中，往往紧密结合现实抒发议论，其品评人物、议论事件，字里行间蕴含着遗民气节和对国破家亡的愤懑情绪。概言之，书中的注释表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善于通过辨明假借字来训诂释义。例如在卷六《春秋》中，王应麟注释“王格在室即位”云：《周礼·小宗伯》“掌建国之神位”，故书“位”作“立”，郑司农云：“立读为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经》‘公即位’为‘公即立’。”盖古字通用。再如卷二《书》中，“《史记》引《禹贡》二百里任国”条，王应麟先引孔安国的注“男，任也，任王者事。音壬。”又进一步举王莽封王氏女为任的例子，并引用颜师古之语解释“任”为 “充也，男服之义，男亦任也。”从而说明“男”、“任”二字通用。可见，王应麟辨明假借字来解释字义，多有创获。
第二，注重考释名物的起源。一般认为，最早考释名物者属《尔雅》。逮至宋代，又有《事物纪原》一书专考名物起源及沿革，明人李果序云：“事事物物，皆有本原。不求其原，譬犹睹黄河而不知其出于昆仑也，观天地而不明其由于浑沌也。欲知其原，或一事载于数书，或一物见于群议；虽谈叟不能遍观而尽识，总龟不能一览而无余。”[2]亦或出于同种见识，便于人们了解这些事物的发生发展，对文献的内容获得深入理解，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亦注重考释名物之始，包括对姓氏、人名、地名、制度、风俗等等各种名物，无不穷波讨源，追根究底。例如，卷五《礼记》中，“古以车战。春秋时，郑、晋有徒兵，而骑兵盖始于战国之初”条，为考查骑兵之始，王应麟首先追溯其起源，产生于东周末年的《曲礼》云“前有车骑”、《六韬》言“骑战”，此后，《左氏传》“左师展将以昭公乘马而归”，《公羊传》“齐、鲁相遇，以鞍为几”，可见战国之初“已有骑之渐”。再如卷十二《考史》中，“《崇文总目》：《史隽》十卷，《汉隽》之名本于此。”为了让人们更好地理解《汉隽》一书命名的含义，王应麟举出了书名相似的《史隽》一书。又如，卷十《诸子》中，王应麟引《地员篇》的记载“管仲之正天下也，其施七尺，渎田悉徙，五种无不宜。其立后而手实。”[3]指出：“手实之名，始见于此。”等等。可见，王应麟溯词语的起源来解释名物，基本目的在于：一是通过查找起源，以最早的记载分析这些名物产生的大致年代；二是通过最早的记载了解这些词语的初始含意。
第三，注意标举出处。这是王应麟在注释方面的一个突出特点。例如卷十三《考史》中，对“三国鼎峙，司马公《通鉴》以魏为正统”，王应麟注曰：“本陈寿”；“朱子《纲目》，以蜀汉为正统”，王应麟注曰：“本习凿齿。” 又如，卷十七《评文》中，“崔駰《西巡颂表》曰：‘唐、虞之世，樵夫牧竖，击辕中韶，感于和也。’《班固集》：‘击辕相杵，亦足乐也。’”王应麟注曰：“曹子建书‘击辕之歌，有应风雅’，柳子厚云‘击辕拊缶’，宋景文云‘壤翁辕童’，皆本于崔、班。”又如卷十九《评文》中“俗语皆有所本”条，对一百一十六个俗语的来历出处进行了标注。不仅如此。标举出处时，王应麟不限于找出引文的出处，还广泛考察事物的来历，一一予以注明。这不但反映了王应麟的博学多识，而且也体现出王应麟言必有据的严谨学风。同时，广泛标举出处，也增加了这些史料的可信程度，便于后来学者参考使用。
第四，注重论说的原始出处。在《困学纪闻》中，王应麟借用或引用前人观点的现象十分普遍。对于一个问题的阐释，凡是前人已有论说且与自己见解相同的，王应麟便列出前人论点，有时甚至全部引用前人见解进行说明，并标明某某曰，或注明出处，以示不掠人之美。若不同的人对同一问题有相同的观点，王应麟就特意指出这一观点的发韧者。如，南宋詹元善说：“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此即‘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也。人能知此，则知观《书》之要，而无穿凿之患矣。”王应麟注曰：“吕成公已有此说。”[4]又如卷六《左氏传》中：“《考古编》谓欧阳公论二帝三王世次差舛，发端于杜佑《通典》。” 王应麟注曰：“《释例》、《世族谱》已有此疑，则发端乃杜预也。”此外，凡是出于自己的手笔，王应麟皆标以“按”、“今按”、“愚按”或“愚谓”。这种注释特点，一方面反映了王应麟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王应麟对于立言的慎重。
第五，注重注释地理。王应麟重视对地理的诠释，可从其为《诗地理考》所作序文中得知一二，他说：
人之心与天地山川流通，发于声，见于辞，莫不系水土之风，而属三光五岳之气。因《诗》以求其地之所在，稽风俗之薄厚，见政化之盛衰，感发善心而得性情之正，匪徒辩疆域云尔。[5]
可见他之所以重视注释地理，其目的在于明确古今地名之所在，使人们了解当地历史上的政治盛衰、风俗教化，从而起到陶冶人们性情的作用。不仅如此，在强敌压境，边疆矛盾激化的历史时期，王应麟还能立足于现实，进而认为研究地理，尤其是疆域政区沿革和军事地理，也可以“为兴替成败之鉴”[6]。
鉴于以上认识，他在《困学纪闻》一书中特立“地理”一卷，对历代疆域的变迁以及政区的废置、沿革进行考释。例如：对鸟鼠、朱圉、雍三地的考释，王应麟不但批驳了蔡氏引《地志》云 “鸟鼠在陇西郡首阳县西南，今渭州渭源县西也”的错误说法， 还进一步明确指出“当云今熙州渭源堡”。对于朱熹引《诗传》曰：“秦德公徙雍，今京兆府兴平县。” 王应麟据《地舆广记》指出：“雍，今凤翔府天兴县。”[7]
此外，在其它各卷中，王应麟对于一些古地理名以及山川的所在、河水的流经，也一一进行了注解。其注解贯穿古今，便于人们了解古代某个地方在今天的方位，以及今天某个地方在古代的名称。如，卷六《左氏传》中：
穆有涂山之会，注：在寿春东北。《说文》：嵞，会稽山。一曰九江当嵞也。民以辛壬癸甲嫁娶。按《汉·地理志》九江郡当涂，应劭注：禹所娶涂山，侯国。有禹虚。苏鄂《演义》谓宣州当涂，误也。东晋以淮南当涂流民，寓居于湖，侨立当涂县以治之，唐属宣州。汉之当涂，乃今濠州钟离也。”
当然，仅《困学纪闻》一书还难以全面展示王应麟于考释历史地理方面的成绩，能够全面深入体现王应麟该方面成就的，当推其所撰写的《通鉴地理通释》一书，该书是我国流传至今的第一部系统论述历代疆域政区沿革的著作，其成就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元代胡三省撰《资治通鉴音注》，“益畅其说，搜剔几无余蕴”[8]；清代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更是处处效仿，并在此基础上，考证精核准确，内容充实详明，从而使关于历代疆域政区沿革的研究迈向了一个新的高峰。追其端绪，王应麟首倡之功不可忽视。
第六，注意联系现实，体现致用的特点。例如卷三《诗》中：
“《长发》，大褅”，《笺》云：“郊，祭天也。”“《雝》，褅太祖”，《笺》云：“大祭也，大于四时而小于袷。”郑康成以祭天为褅，与宗庙大祭同名。《春秋纂例》赵子已辨其失矣。王肃以褅、袷为一祭，亦非也。褅与袷异，袷则太祖东向，毁庙及群庙之主，昭南穆北，合食于太祖。褅则祖之所自出者，东向惟以祖配之。今混褅于袷，宗庙有袷无褅。
王应麟先纠前人之误，然后作出正确解释，并结合现实情况予以说明。这种注释特点在注释地理时表现尤显突出。前文已有例证，此处不再举例。
王应麟的学术致用特色还体现在，他往往注意联系历史结合现实进行评论，体现出其既畅考据之流又集理学之成的治学特点。如卷五《礼记》中“方悫解《王制》云：‘爵欲正其名，故官必特置；禄欲省其费，故职或兼掌。’” 条，王应麟结合南宋现实进行评论说：“愚尝闻淳熙中，或言秦桧当国时，遴于除授，一人或兼数职，未尝废事，又可省县官用度，于是要官多不补。御史中丞蒋继周论之曰：‘往者权臣用事，专进私党，广斥异己，故朝列多阙。今独何取此？朝臣俸禄有限，其省几何？而遗才乏事，上下交病，且一官治数司而收其禀，裴延龄用以欺唐德宗也。’以上观之，则兼职省费，岂王者之制乎？” 王应麟有感于南宋末年权臣贾似道、留梦言等干政，导致国家灭亡而抒发情绪，含有强烈的现实意识和经世观念。他借古喻今，言辞激越，亡国之痛溢于字里行间。
第七，注释言辞讲求“渊奥精实”[9]、“简而义精”[10]。王应麟称赞“婉而直”[11]的书法，认为语言一定要和顺流畅，不使人觉得佶屈聱牙，艰涩难懂；要实事求是，反对虚浮空言，他认为《唐六典》的文笔足以让人借鉴，“其文不烦，其实甚备，可谓善于述作者”[12]。王应麟还从立身的角度来看待文风问题，他认为一个人的品行决定着其文风，他批评梁简文 “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的说法，他说：“文中子谓：文士之行可见，放荡其文，岂能谨重其行乎?”[13]认为作文之道与做人之道是一致的。进而，王应麟又将这一问题提高到国家政治的高度上，他以晋亡为例，认为“浮文防要，晋衰之兆”[14]。这种将文风与做人和国运联系起来的学术观点，不仅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张大了一种经世学风，并或多或少会对时人的学术路数产生一种极富意义的导向作用，而且现在看来，也为我们留下了认真为学，踏实为学，学有所用的治学精神。
此外，王应麟在注解过程综合运用校勘、辨伪、考证等手段也为后人的考释工作开启了门径。详见下文，此不叙。
二、校勘
近人陈垣道：“校勘为读史先务，日读误书而不知，未为善学也。”[15]堪为灼见。王应麟亦认识到校勘的重要性。对于校勘应遵循什么样的原则，王应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他说：“经史校讎，不可以臆见定也。”[16]事实上，在《困学纪闻》中，他的许多校勘工作也都实践了旧说不必改、阙疑存异等校勘原则。这些原则不仅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也为后人，尤其是清人的校勘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此外，在校勘方法上，王应麟也有一套较为完整的校勘方法。
其一、校勘原则。王应麟主张保持文字原貌，反对妄改。例如他批评郑玄在校勘中的驰骋臆改：
郑康成《诗笺》多改字，其注《易》亦然。如“包蒙”，谓“包”当作“彪”，文也；《泰》“包荒”，谓“荒”读为“康”，虚也；《大畜》“豮豕之牙”，谓“牙”读为“互”；《大过》“枯杨生荑”，谓“枯”音“姑”，无姑，山榆；《晋》“锡马蕃庶”，读为“藩遮”，禽也。……其说多凿。[17]
对于郑玄在训诂过程中的穿凿附会，臆改文字持反对态度。王应麟针对史书中毫无根据，凭己意妄改文字而造成的的异文现象也不以为然。如“五者来备”一语，《洪范》，《史记》皆云：“五是来备”，而荀爽改为“五韪”，李云改为“五氏”。对此，王应麟毫不讳言地批驳道：“传习之差如此，近于郢书燕说矣。”[18]
王应麟在反对妄改古文的同时，进而提倡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径沿古说。如对《古文尚书》中“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中“畏”字的校勘，《困学纪闻》载：“古文“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今文下“畏”字作“威”，盖卫包所改，当从古。”[19]王应麟指出《今文尚书》中第二个“畏”字作“威”是唐代卫包所改，在无可靠证据的情况下，应遵从原文，不可随意改动。
当然，校勘不轻易改动原文，并非王应麟的发明，早在北齐，颜之推就明确提出，“观天下书未徧，不得妄下雌黄”。[20]然而，在空疏理学蔚然成风情况下，王应麟能积极从事校勘活动，并严格实践这一校勘原则，更显得弥足珍贵。突出表现出他客观求实的治学风格和保留典籍原来面貌的强烈责任感。
另外，王应麟对于复杂异文，向来不轻加按断，往往是阙疑存异，以待后人采择。如卷二《书》中载：
“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史记》作“来始滑”，《汉书》作“七始咏”，“忽”又或作“曶”。“高宗亮阴”，《礼记》作“谅闇”，《汉五行志》作“涼阴”，《大传》作“梁闇”。
对于上述异文，王应麟只是一一条列出来，并不判明孰是孰非。又如卷十《诸子》中：《孔丛子》公孙龙臧三耳，《吕氏春秋》作“藏三牙”。王应麟也仅列出异文，而不作判断。这种校勘原则看似“消极”，实际上却体现出一种客观求实的治学路术。一般而言，已有定论的校勘会使人们忽略而过，而尚无定论的校勘却会使人们思量再三，所以王应麟仅仅客观地集录众说，而不轻易得出结论，不但给后人提供了可供采择的依据，而且还留出了继续集思广义的空间，便于此后的考证结果更加趋于事实真象。此外，这种处理方式，不但对原文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考察，同时也避免了出现新的讹误。这也正是清人顾广圻所说的，天下书，皆当以不校校之。
其二、校勘方法。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所用的校勘方法也比较全面，今人所概括的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以及理校法，王应麟均有使用。
对校法，就是用同书的祖本或别本对校，校出各本异同，录出异文，以此作为辨别书中是非的契机，为其他方法的运用创造条件。例如卷十《诸子》中：
《劝学篇》“青出于蓝”作“青取之于蓝”；“圣心循焉”作“备焉”；“玉在山而木润”作“草木润”；“君子如向矣”作“如响矣”。《赋篇》“请占之五泰”作“五帝”。监本未必是，建本未必非，馀不胜纪。今监本乃唐与政台州所刊。熙宁旧本亦未为善，当俟详考。五泰，注云：“五泰，五帝也。”监本改为五帝，而删注文。
在此，王应麟以《荀子》的二个版本监本与建本进行对校，从中发现异文。在校勘时，王应麟并不盲从官刻监本，也不排斥坊刻建本，而是实事求是、择善而从。这种客观求实的校勘态度值得后人借鉴。又如卷二《书》中，以《尚书》宋、齐旧本、监本进行对校，等等，均可说明王应麟是以对校法作为校勘工作的基本方法。
本校法，指的是在没有其他版本可依的情况下，利用本书内史实、字句前后相承的关系，比勘异同，判定谬误的校勘方法。如：
《郑语》依、 、历、莘，《史记·郑世家》注：“莘”作“华”，《水经注》：黄水经华城西。史伯曰：“ 华 君之土也。”韦昭曰：“华，国名。秦白起攻魏，拔华阳。”司马彪曰：“华阳在密县。《括地志》：华阳城在郑州管城县南”可以证今本之误。按下文“前华后河”，则上文当作“华”。[21]
这里，王应麟首先参考相关资料，进行理校，得出今本作“莘”误，当作“华”。王应麟于此还不满意，进而又联系上文，进行本校，进一步论证了《郑语》中的“莘”当作“华”。
对于他校法，王应麟也有使用。他校法，就是本书有被他书所引用，引文内容相同或大致相同者，可将其作为校勘本书的依据。例如，王应麟通过他校发现异文：
《镈师注》引《春秋传》“宾将趋”，今《左传》作“掫”。《环人注》引“御下掚马”今作“两”人。《职方氏注》引《国语》“闽芊蛮矣”，今作“蛮芊”。[22]
又如，以贾谊所作《新书·五美篇》来校勘《汉书·贾谊传》中所载贾谊疏中“一动而五业附”[23]，都是以他书相关内容作为校勘依据的显例。
理校的方法，在王应麟的校勘工作中也早有实践。在对校、本校、他校不能有效地作出校勘判断时，就要依靠与书中疑误相关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史学、文学及其它学术知识，从中汲取进行理校的旁证，进行逻辑的、历史的分析，来考证古籍文辞的正误。例如，在卷十《诸子》中：
《韩子》云：‘赵襄子召延陵生，令将军车骑先至晋阳。’《战国策》云延陵王，误也。鲍氏改‘王’为‘君’，亦未之考。
《韩非子》成于战国末期，而《战国策》为西汉末年刘向所作，王应麟以成书较早的《韩非子》为据，认为《战国策》所谓“延陵王”误，而当代人鲍照改“王”为“君”，更是一错再错。这种理校法主要是利用前代史书中相关史料作为校勘依据，以决依违。
又如，该卷中，“荀卿《非十二子》，《韩诗外传》引之止云十子，而无子思、孟子。愚谓荀卿非子思、孟子，盖其门人如韩非子、李斯之流托其师说以毁圣贤，当以《韩诗》为正”。在这则校勘例中，王应麟首先运用他校法，校出荀卿《非十二子》、《韩诗外传》的关于十子或十二子的不同记载，然后分析出现异文的原因，从而考证出是非，这是先他校进而通过理校作出判断。关于王应麟的这条校勘，《四库全书总目》云：“况之著书，主于明周、孔之教，崇礼而劝学。其中最为口实者，莫过于非十二子。王应麟《困学纪闻》据《韩诗外传》所引卿但非十子，而无子思、孟子，以今本为其徒李斯等所增。不知子思、孟子后来论定为圣贤耳，其在当时固亦卿之曹偶，是犹朱、陆之相非，不足讶也。”[24]这里，《四库全书总目》对于王应麟的校勘依据提出了疑问，孰是孰非，还有待探讨。但也由此可见，在运用理校法进行校勘时，一定要小心谨慎，稍不留心，便会导致错误。
此外，《困学纪闻》在进行理校时，擅于利用训诂帮助校勘。例如卷二《书》中载：“古文‘箾 ’，今文作‘箫’。《左氏》曰：‘韶箾，舜乐名也。’诸儒误以箫管解之。”在此，王应麟首先对“箾”字进行训诂，他以《左氏》之说为据，认为“韶箾”是一种舜乐，而诸儒均将“箾”误解为箫管之“箫”，因此将“箾 ”误“韶箫”。
与这种以训诂帮助校勘的方法相类似，早在汉代，汉人为使训诂做到精深，往往于训诂中辅以校勘，如郑玄的三《礼》注和《毛诗》笺尤其如此。唐人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也是这样，将训诂与校勘相合，相辅为用，解决了不少训诂难题。王应麟能够汲取前人经验，学其道而反用之，将训诂作为解决校勘疑难的一种方法，这在校勘学中可谓是一种创造，从中可见王应麟校勘学之高明。另外，从上述这则例子中所运用的训诂知识来看，王应麟之所以能够于考据学领域屡有发明，是与其博学分不开的；正因其博学，所以他能够将各门学科的知识融汇贯通，从而实现综合运用，熟能生巧，比较全面地实践了多种校勘方法。
在《困学纪闻》中，校勘往往与考证同步进行，校勘是考证的先导，通过校勘王应麟寻出了许多史料之异，为考证做好了准备。
三、考证
王应麟重视对史实的考证。这一点，在《困学纪闻》中，表现突出。全书凡二十卷，除了卷十一至卷十六专为考史外，其他各卷也多涉及考证内容。在具体考证时，王应麟灵活运用多种考证方法，实事求是、严肃认真，对经史百家、诸子文集中的讹误之处做了精审考证和纠缪。针对这点，四库馆臣称赞王应麟“博洽多闻，在宋代罕其伦比。盖学问既深，意气自平，能知汉、唐诸儒本本原原，具有根抵，未可妄诋以空言。又能知洛、闽诸儒亦非全无心得，未可概视为弇陋。故能兼收并取，绝无党同伐异之私。所考率切实可据。良有由也”[25]。实为中肯之言。
一、考证的方法。
其一、比较法。王应麟的考据学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广泛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据历史记载的差异性进行考订，此亦以《困学纪闻》为例。如：
《秦本纪》：晋献 公虏虞 君与其大夫百里奚，以为 秦穆公 夫人媵于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执之，穆公以五羖羊皮赎之。范太史曰：“《商鞅传》又载赵良之言曰：‘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自鬻于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穆公知之，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史记》所传，自相矛盾如此。”朱文公曰：“按《左氏》，媵秦穆姬者，乃井伯，非百里奚也。”[26]
这里，王应麟不但发现《史记》中关于同一史事的前后记载互异，而且还通过朱熹的考证，指出《左氏》中的相关记载也与之不同。可以说王应麟在考据过程中往往是以比较的方法入手，从而发现问题。又如卷十二《考史》《宣纪》条载：“神爵三年，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王应麟据《通典》引应劭“宣帝乃益天下吏奉什二”云云，考得同一史事，二者所载相异。
其二、求源法。通过比较的方法发现问题后，还不能够解决问题。那么，在众多的材料中如何采择出有力的证据以决依违，这是考证过程中的重要关节。王应麟在处理这个问题时，采用了求源的方法。求源，就是探求史料的源头，狭义而言，即查考史料的出处；广义而言，诸如人物名字的来历，文学体裁的出现，制度的设置，以及观点的立论都是王应麟求源的对象。王应麟所以对求源如此重视，目的就是为考证服务。在考证过程中，王应麟擅长求源，即以查考最早的记载作为考订的切入点，以最早的文献资料为证据，来解决问题。这种方法的理论在于，史料的流传过程是一个不断被征引、转抄的过程，由于古人引文不严格，或仅据记忆而不察原文，或摘录辞句而断章取义，因此极易出现讹误。所以，史源在同一系统史料中最为可信。王应麟之所以在考据学上有很大成就，和他十分重视史源有很大关系。析言之，求源法在王应麟的考史中有三方面的作用：
第一，据史源确定名物、典故的原意，以确切理解史料。例如，《文选·补亡诗》：荡荡夷庚。李善注：夷，常也。《辨亡论》：旋皇舆于夷庚。注：引繁钦《辨惑》：吴人以舡楫为舆马，以巨海为夷庚。庚者，藏车之所。王应麟考之《左传》，有“成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句，《正义》注解为“平道也”，“夷庚”二字出于《左传》，由此断定《选注》误。[27]
第二，据史源推断史料的学术价值，以确定其可信程度。如，《通鉴》载李德裕对杜悰称“小子闻御史大夫之命，惊喜泣下”，宋人胡寅凭借李德裕的为人而推断必无此事。而王应麟查考此事出于唐代张固所撰的《幽闲鼓吹》，认为“杂说不足信也”，由此否定了《通鉴》的记载。[28]
第三，据史源，以证史料转引之误。如考证《梦溪笔谈》中转引史料之误：
《笔谈》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浮传》作‘彼岨者岐，有夷之行’。”今按《后汉·朱浮传》无此语。《西南夷传》朱辅上疏曰：“《诗》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注引《韩诗· 薛 君传》曰：“徂，往也。”盖误以“朱辅”为“朱浮”，亦无“岨”字。[29]
这里，王应麟据《笔谈》所言，在《后汉书·朱浮传》查找引文“彼岨者岐，有夷之行”，未见，由此判断其根据错误。王应麟接着作了进一步的考察，在该书《西南夷传》中找到了“彼徂者岐，有夷之行”之语。由此可见，《后汉书》中对《诗经》语句的引用并未有误，相反倒是《笔谈》的作者沈括在转引史料中出了错误。又如宋祁云：“贾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邓通之谮。”贾生即汉孝文帝时的贾谊，《汉书》有传。王应麟就此事查考《汉书》而不得见，由此而断定宋祁所说有误。[30]
其三、钩稽法。除求源法外，钩稽考订也是王应麟常用的重要考史手段。所谓钩稽法，是指在考证过程中钩沉索隐、搜求相关史料，从多个角度出发，在多个层次上稽考史实的方法。这种方法的关键在于，它需要考证者具备深厚的功力和敏锐的眼光，能够准确把握问题的关节点。这种方法的可行性就在于，任何史料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一些人物、地点、时间、数目、职官和制度等历史要素，这些要素决定着史料的真伪，以这些要素切入，或由此及彼地追寻史料，或由表及里地连缀史料，通过考察某一具体要素的真伪，进而考证整个史料的真伪。
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一书中，尤其擅长从考察人名、地名、职官、制度等历史要素入手，纵横联系相关史料，从而考察某一历史记载的正误。例如，卷十四《考史》中，《唐书·李泌传》载：“加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泌建言学士加‘大’，始中宗时。及张说为之固辞，乃以学士知院事。至崔圆复为大学士，亦引泌为辞而止。”王应麟便以崔圆为考证的切入点，追踪这一人物的生平事迹，得知“崔圆相肃宗，在泌之前”；该事又涉及唐代制度，于是考之《唐会要》，云：“贞元四年五月，泌奏张说恳辞‘大’字，众称达礼。至德二年，崔圆为相，加集贤大学士，因循成例。望削去‘大’字。”所以，《唐书·李泌传》错在将李泌事以后误前。在这则考证中，人物以及相关制度成了关键点，循此而究，史料所犯的错误便得以彰显。因此，这种钩稽考证法的步骤有二，一为确定切入点，即考证的入手点；二为以切入点入手，追踪考查。
利用钩稽法查考史实，必然涉及许多相关的史料，所以王应麟利用此法考订史实的结果，不但考证出是非，同时也对原有史料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从而丰富了史料的内容，使史料更为完备。例如，卷十四《考史》中，关于唐太宗向群臣评说魏征劝行仁义事，王应麟以唐太宗和魏征两人物为考查的切入点，发现不同的史书关于这段评说的文字有不同的记载，《新唐书·魏征传》帝谓群臣曰：“此征劝我行仁义既效矣。”《贞观政要》云：“太宗谓群臣曰：‘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唯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行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突厥自古已来，常为中国勍敌，今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使我遂对于此，皆魏征之力。’”《新唐书》于《罽宾传》又云：“惟魏征劝我修文德，安中夏。” 王应麟以《资治通鉴》考之，发现所记与《贞观政要》内容颇相吻合，记载更加切实，内容更加生动。又如，本卷中，“韦济试理人策第一”条，宋人胡寅评唐开元人韦济曰：“济被识擢，不闻以循良称，是实不副言矣”，为考查胡氏之评是否正确，韦济是否为人“实不副言”，王应麟同样以人物为考查的关点，再引《资治通鉴》的记载“开元二十二年，相州刺史韦济荐方士张果”之事，不但证实了胡氏的评语，还补充了韦济“实不副言”的事实。因此，以钩稽法考证史实的好处，不但考证出了是非异同，更于考证过程中增补了史实。
此外，王应麟在考证中征引诸书，或弃其说，或诸说并存，往往是引用原文，标举出处。这些所引之书，随着时代的迁移，多有亡佚，而赖王氏考证之文而得部分留存。因此，这些考证不独使史实的记载趋于确凿，也在不同程度上保存了一些佚书的面貌，使我们仍可略窥一二。此可谓《困学纪闻》一书在历史文献学上的两个方面的贡献。
二、考证的内容。
《困学纪闻》一书的考证内容包罗万象，极为广泛。除了考证天文、地理、人世、时令风俗直至朝章国典、词语掌故、名人轶事等传统内容外，最具特色的是，王应麟另辟蹊径，对前人注文的纰缪、史料的不足、义例的妥否以及书目著作的失实等也做了深入考究。兹仅就“有特色”者予以分析。
其一，对前人注文的纠谬。王应麟不盲目信从他人注文，对前代及当代之注总能审慎地进行考证，因此，也发现和纠正了许多错误。例如卷二《书》中，纠阮逸注之误：“《中说》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阮逸注云：‘《元命包》，《易书》也。’愚按：《春秋纬》有《元命包》，《易书》有《元包》。薛收盖谓“自作元命”，其言见于《吕刑》，阮注误矣。”又如，卷十二《考史》中：“《乐书》作十九章，《索隐》云：‘《安世房中乐》。’今考之《汉志》，《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索隐》误。”
其二，王应麟亦重视对史书义例的考证。如卷十二《考史》中：《通鉴》不书符瑞，高帝赤帝子之事，失于删削，《纲目》因之。是对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及朱熹《通鉴纲目》二书义例的考证。又如，本卷中：《梁书·刘之遴传》云：“古本《汉书》、《外戚》次《帝纪》下，《诸王》悉次《外戚》下，在陈、项《传》前，《新唐书·列传》盖仿此。”
由以上所举例子，我们可以发现，王应麟注重对史书义例的考察，其目的是要揭示以义例明褒贬，以义例明尊卑的道理。
此外，王应麟通过考证史书的义例，发现自《诗序》、《书序》以来典籍序文位置的变化：“《法言序》旧在卷后，司马公《集注》始寘之篇首，《诗》、《书》之序亦然。”[31]据《四库全书总目》记载，自《诗序》、《书序》以来，序文均列于书后，旧本《法言》也是如此。但自宋代司马光裒合四家注文，增以己意，为《法言》作集注时，始将序文列于书首，此后，这种史书体例一直沿用下来。[32]根据以上所举例子我们得知，关于序文位置变化的重要发现，最早应许之王应麟，可谓是王应麟考证史书义例之功。
其三，对于书目著作的考证，王应麟有新创之功。他十分注意对书目记载的考证。例如，卷一《易》中：
《馆阁书目》：《周易元包》十卷，唐卫元嵩撰。今按：杨楫序云：‘元嵩，益州成都人。明阴阳历算。献策后周，赐爵持节。蜀郡公武帝尊礼，不敢臣之。’《北史·艺术传》：蜀郡卫元嵩，好言将来事，不信释教，尝上疏极论之。《书目》以为唐人，误矣。
此类考证书目著作的现象还有许多，例如卷九《天道》中，考证《新唐书·艺文志》及《馆阁书目》中关于《大象赋》作者的记载，王应麟根据《大象赋》的思想内容，结合其作者的生平行事，进行考证，从而指出《馆阁书目》之误，并分析了致误的原因。再如，王应麟考证《汉书·艺文志》中将于长《天下忠臣》归入阴阳家的不当[33]，等等。
王应麟注重考证书目著作，说明当时书目著作的数量已十分可观，引起了文献学家对这一类图书的重视；同时它也说明，在王应麟眼里，只要属于文字记载的东西，都是他要认真考证的对象。因此，王应麟于《困学纪闻》之外，专门撰写了《汉书艺文志考证》一书，对三百八十多种图书进行了详细考订。王应麟这种严谨治学的态度不但为后人树立了榜样，而且进一步扩大了考证的范围，开启了新的治学门径。清代众多的书目考证之作，如张尔田的《汉书艺文志举例》、姚振宗的《汉书艺文志条理》、章宗源的《隋书经籍志考证》等就是在该书的启发下产生的。
三、就具体的考证手段而言，也极为丰富。概括言之，主要有以下几种考证手段：
其一，利用学术史知识考证。例如，《太史公自序》闻之董生曰：“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唐人张守节在《正义》中评道：“此《春秋》纬文。”王应麟根据“纬书起哀、平间，董生是未有之”的史学知识，进而判断说：“盖为纬书者述此语耳。”[34]又如，《战国策》云：“不闻老莱子之教 孔子事 君乎？示之其齿之坚也，六十而尽相靡也。”《孔丛子》云：“老莱子谓子思曰：‘子不见夫齿乎？虽坚刚，卒尽相摩；舌柔顺，终以不弊。’”对于过两条异文，王应麟利用目录《汉书·艺文志》，了解到老莱子与孔子同时，因而判断当从《战国策》。[35]这其中就利用了目录学知识。
其二，利用文献语言的时代特点考证。如：韦昭《洞历记》说道：“纣无道，比干知极谏必死，作《秣马金阙歌》。”王应麟认为三代时的诗歌语言质朴，不会出现“秣马金阙”之语，由此而断定“作《秣马金阙歌》”之事为依托。[36]
其三，利用时间推算考证。例如：“致堂论马援曰：‘光武非简贤者，必以其女为太子妃，逆防未然，故不授以重任。’按《马后纪》，入太子宫在援卒之后，防未然之说，非也。”[37]再如：武公杀兄篡国。吕成公曰：“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国语》又称武公年九十有五，尤箴儆于国。计其初即位，其齿盖已四十馀矣。使果弑共伯而篡立，则共伯见弑之时，其齿又加长于武公，安得谓之早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饰，诸侯既小敛，则脱之。《史记》谓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杀，则是时共伯已脱髦矣，《诗》安得犹谓之‘髧彼两髦’乎？是共伯未尝有见弑之事，武公未尝有篡弑恶。”[38]
其四，根据史料产生的时间先后考证。王应麟认为越早的记载越接近事实，也就越为可信，这是王应麟在比较史料中的信古特点。例如，《史记·齐世家》“胡公始徙都薄姑。周夷王之时，献公因徙薄姑，都治临淄”。王应麟引《诗正义》曰：“《诗·烝民》云：‘仲山甫徂齐。’《传》曰：‘古者诸侯逼隘，则王者迁其邑而定其居。盖去薄姑，迁于临淄。’以为宣王之时，始迁临淄，与《世家》异。毛公在迁之前，其言当有据。”[39]前面已经说过，王应麟在考据过程中从不轻下案断。然而，我们也可发现，凡是王应麟可以凭借史书产生的先后作为证据时，他往往会毫不犹豫地得出定语。由此可见，王应麟对这种历史分析法非常自信。
其五，利用避讳考证。如，卷十三，《考史》中，“梁武帝曰：‘应天从人。’致堂谓：《易》之《革》曰：‘顺天应人。’未闻‘应天’也。为是言者，不知天之为天矣。愚按：梁武之父名顺之，故不云‘顺天’，避讳也。后人应天之语，盖袭其误。”就是王应麟根据梁武帝避其父讳“顺之”的道理而进行考证的。又如，卷十四《考史》中，“《李德裕传》：韦弘质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钱谷。嘉祐六年《制策》：钱谷，大计也，韦贤之言不宜兼于宰相。盖弘字避讳，误以‘质’为‘贤’。”
王应麟在考证过程中，对于不同见解或记载各异的诸种说法难以作出判断时，往往会 “姑阙疑以俟博识”[40]、“当阙所疑”[41]。在其所作的多处考证中，“恐误”、“恐非”、“不知其所据”等表明疑议之语屡屡可见，从不轻下断语。这种在考证过程中的谨慎、认真态度无疑贯穿着王应麟的整个学术活动。
四、辨伪
辨伪工作，由来已久，《汉书·艺文志》所标明的“依托”、“似依托”、“增加”之类即辨伪。宋代疑古之风兴起，辨伪成为时尚。王应麟对于文献的辨伪，亦十分重视，并将考证与辨伪紧密结合，更加提高了辨伪的科学性。本章仅就该书中所体现的辨伪特点，加以论述。
首先，王应麟清醒地认识到古代书籍存在着托古作伪的现象，他说：“许行为神农之言，晁错述神农之教，列子称黄帝之书。阴阳五行，兵法医方，皆托之农、黄而大道隐矣。”[42]因此，对于古书，王应麟有着十分敏锐的辨伪眼光。其次，王应麟在考辨伪书的过程中，运用了多种辩伪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从语言文字、文章风格上考辨。如卷十《诸子》中：
程子，见《家语》。子华子，见《庄子》。近有《子华子》之书，谓程本，字子华，即孔子倾盖而语者。《后序》谓鬼谷子之师。水心铭巩仲至，所谓《程子》即此书也。朱文公谓：词艰而理浅，近世巧于模拟者所为，决非先秦古书。
这里，王应麟借用朱熹之语表达了自己以《子华子》为伪书的观点，显而易见，王应麟对于朱熹的这种辨伪方法是首肯的，从中也体现出王应麟根据书中语言特点进行辨伪的思想。
又如卷十一《史记正误》：
《宋世家》：襄公之时，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曹氏曰：“自戴公至襄公，凡一百五十有一年，正考甫既佐戴公，而能至于襄公之时作《颂》，何其寿耶。”朱氏曰：“太史公盖本《韩诗》之说。《颂》皆天子之事，非宋所有。其辞古奥，亦不类周世之文。”
对于朱熹的这种辨伪依据，王应麟是赞同的，体现出根据语言的时代特征进行辨伪的思想。
二、从书中观点与所托作者思想不符上进行考察。如，卷一《易》中：“《京氏易》‘积算法’引夫子曰：‘八卦因伏牺，暨于神农，重乎八纯。圣理玄微，易道难究’云云。王应麟认为此占侯之学，决非孔子之言也。又如：卷六《春秋》中：
鲁哀公问仲尼曰：“《春秋》之记曰：‘冬十二月，霣霜不休养菽。’何为记此？” 仲尼对曰：“此言可以杀而不杀也。夫宜杀而不杀，桃李冬实。天失道，草木犹犯干之，而况 于人 君乎！”此《韩非》书所载也。以《鲁论》“焉用杀”之言观之，恐非夫子之言也。法家者流，托圣言以文其峭刻耳。胡文定公《春秋传》取之，未详其意。
此中不但根据思想内容进行了辨伪，而且分析了造伪的原因。
三、根据造伪情况辨伪。如卷十四《考史》中：“《李靖兵法》世无全书，略见于《通典》。今《问对》出阮逸，因杜氏所载附益之。”此法在《困学纪闻》中虽属偶一为之，但也此可见王应麟辨伪之高明，及辨伪之严谨和细密。
《困学纪闻》所运用的辨伪方法也许较之辨伪学兴盛时期所采用的较为系统的辨伪方法，还显得略为简单，然而正是这些简单的辨伪语言里所蕴含的精彩见解，却给后来辨伪书的人不少有益的启示。
《困学纪闻》一书的考据学成绩，直接影响了后世考据学的发展，受其影响最直接的是他的学生胡三省。元代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其注文不仅解释名词，补充史实，还广泛涉到校勘、考证、辨误、评论等各方面的内容，尤其是其长于对地理的通释，不能不说是受了王应麟的影响。《困学纪闻》对清代考据学派的影响最大。清代乾嘉考据学派的奠基者顾炎武，撰《日知录》一书，深受《困学纪闻》的影响，从体裁到内容都仿效了《困学纪闻》。此外，阎若璩的《潜邱札记》，王引之的《读书杂志》，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等，无不受了《困学纪闻》考史的影响，于考据的方法上，以及考据的范围上都可从《困学纪闻》中捕捉到影子。清末梁启超说：“宋王应麟《困学纪闻》，为清代考证学先导，故清儒甚重之。”[43]由此可见王氏学术对清代学术界影响之大和清代学者对王应麟的尊崇。近人 张舜徽 先生说：“宋代学者气象博大，学术途径至广，治学方法至密，凡举清代朴学家所矜为条理缜密，义据湛深的整理旧学的方式与方法，悉不能超越宋代学者治学的范围，并且每门学问的讲求，都已由宋代学者创辟了途径，准备了条件。宋代学者这种功绩，应该在中国学术史上大书特书，而不容忽视或湮没的。”[44]这段话用于总结王应麟的学术成就来说，也是恰如其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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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王应麟：《困学纪闻》卷2《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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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张舜徽：《论宋代学者博大气象及替后世学术界所开辟的新途径》，载《中国史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8页．
(文章来源：《图书与情报》200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