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与汗牛充栋的各类“国史”、“正史”、“别史”、“野史”、“杂史”相比，史学理论著述之稀少可谓凤毛麟角。严格说起来，传统史学中真正意义上的史学理论与批评专著只有两部书，那就是刘知幾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在中国史学的灿烂星河中，《史通》和《文史通义》这两颗“孤星”虽然不免有“殊我同类”之寂寞，但它们却绝不黯然失色，相反，恰恰因为它们稀少而弥足珍贵，更因为它们思想体系的博大精深而发出耀眼夺目的光辉，这两部书被誉为史学批评发展史上的“双璧”。­ 

一 

“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1］（p.457）历史像一条奔流不息的滔滔巨川。她那萦徊曲折、千姿百态、浪起千堆雪的波澜壮阔曾经吸引了多少英雄豪杰、文人骚客为之一叹三咏，倾心折腰！但是，历史又是容易被遗忘的。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史学家孔子，当他面对滚滚而去的历史长河，发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谓时，他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离开孔子并不算遥远的夏、商两代，已经出现了史料严重缺失的状况，以至于在《论语·八佾》中孔子不得不遗憾地说道：“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然而，作为人类以往全部生存活动和社会经历的结晶，“历史”又岂能总是被遗忘？一个国家和民族倘若对于历史都丧失了记忆，“继往”不成，又遑论开来？仍然是伟大的思想家、史学家孔子，当他置身于“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春秋时代，他想到了“历史”的武器。《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为了总结春秋这一段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孔子甘冒“罪我”的风险，根据鲁国的“不修《春秋》”撰写了《春秋》一书。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第一部史著就这样诞生了。 

孔子“作《春秋》”。既然是“作”，就有一个怎样“作”即怎样“撰写”史著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看来孔子曾经有所思考。《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饕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根据上述《孟子》的文意，《春秋》之“事”“则齐桓、晋文”，因此“事”亦即“史”；而孔子对《春秋》之“义”有所“窃取”，这个“义”，也就是“微言大义”。所谓“微言大义”，是说孔子在叙述史事时，通过采用一些特殊的修辞方法，来表示他的价值取向和判断。修史必须采用一定的“方法”，那么，我们可以说，孔子对于史学方法论已经有了初步的自觉运用。 

到了汉初，围绕着《春秋》的“作法”问题，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派之间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和争论。今文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对于孟子所说的《春秋》之“义”作了阐释。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指出《春秋》有“正辞”，有“诡辞”。以“正辞”与“诡辞”相对待，要在一讳一不讳。《春秋繁露·玉英》：“《春秋》之书事，时诡其实，以有避也；其书人，时易其名，以有讳也。”因为要回避些什么，所以有话也不直说，而是隐晦地说，曲折地说，这就叫“诡其实”。“诡其实”也就是“讳”，即掩盖事实的真相。例如，晋文公称霸，两次召见周天子，而《春秋》因要替周天子讳，于是，《经·僖公二十八年》载为“天王狩于河阳。”不说周天子被召，而是说周天子在河阳狩猎。 

值得注意的是，在董仲舒的观念中，孔子撰《春秋》，并非以揭露史实、还原历史的“真相”为己任。为了表达自己的价值判断，孔子重“义”轻“事”亦即轻史，并且对于史实进行了“讳”即隐瞒、歪曲的处理。在董仲舒看来，这种处理方法，不仅不是孔子的败笔、是缺陷，反而是孔子的微言大义，是《春秋》的思想精华所在，这是汉代今文公羊一派对于《春秋》撰写方法的一种理解，也可以说是汉代今文经学的史学方法论。今文经学治学方法论的理论基础“春秋重义不重事”正是从董仲舒开始渐次奠定并发展起来的。 

古文经学家对于孔子修《春秋》有着和今文经学完全不同的认识。他们认为，孔子是一位史学家。在修《春秋》的过程中，孔子采取了“述而不作”的方法。所谓“述”，是指孔子尊重历史，对于史实不篡改，不臆造，仅仅“述”之而已。孔子之“义法”，需要通过史实之“述”表达出来。因此古文经学派绝不认可今文经学派“春秋重义不重事”的准则，认为在《春秋》中“事”即“史”是第一位的。离开了“史”，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例如，《史记·太史公自序》引董仲舒：“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马贞《索引》解道：“孔子言我欲徒立空言，设褒贬，则不如附见于当时所因之事。人臣有僭侈篡逆，因就此笔削以褒贬，深切著明而书之，以为将来之诫者也。”这是说，孔子作《春秋》、立褒贬，是以“事”，也就是以“史”为根据的。若不以史事为褒贬的依据，那就是“载之空言”了。而“载之空言”，是“不如见之于行事深切著明”的。司马贞虽然系唐人，但他的这个《索引》，仍然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古文经学一派对于《春秋》之“史”的意义的强调。桓谭（东汉初年人）《新论》也说：“《左氏传》和《春秋经》，好比衣服有表有里，不可缺一，如果有经没有传，即使圣人关着门想十年，也想不出道理来。”《春秋》的道理也就是“义”要靠《左传》之“史事”才能够说明，这也是对“春秋重义不重事”倾向的委婉批评。 

如此看来，从中国史学呱呱坠地的那一刻开始，对于治史究竟应当以“求真”为主还是以“义法”即史家的主观价值判断为主的问题产生了兴趣并发生了争论。这一问题可以说是历史学的第一大问题，中国史家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意义重大。 

汉代是中国史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史学的“自觉意识”在这一时期正处在朦胧发展的阶段。说汉代已经有了史学的“自觉意识”，是指学者已将注视的目光转向了历史学本身，对于修史、治史的立场和方法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在汉代，已经出现了“太史公曰”、“赞”、“论”、“序”、“撰”等“论赞”的历史撰写方法。“《史记》云太史公，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扬雄曰撰，” ［2］（内篇《论赞》） 刘知幾所列举的上述论赞的名称，来自于司马迁、班固、荀悦、扬雄等史家的创造，其中的主要内容即为探讨治史的立场和方法。 

汉代以后，历史进入了动荡不安的魏晋南北朝。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国家四分五裂，民族融合新生是魏晋南北朝的特点。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咏到沧桑句便工”（清赵翼诗），对于“沧桑”之变即对于“历史”之变的感悟，史学家的情怀是要较之于艺术家来得更为敏锐、纤细和丰富的。天下大乱，这既是催生大艺术家的温床，同时也是历史学大发展的契机：在风雨如晦的魏晋南北朝，迎来了中国史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并孕育出了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这样的史学理论专篇。 

《史传篇》简略回顾了中国史学的发展的全部历程，特别强调了孔子《春秋》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开山地位。刘勰从“经”、“传”关系的角度立论，探讨“列传”体例的出现，深刻洞见了《史记》作“列传”之源头。对于《史记》和《汉书》，刘勰作了全面的分析，指出：《史记》“《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铺政体，《十表》以谱年爵”，这种叙史体例，“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马迁之“实录无隐之旨，博雅弘辩之才”亦其所长，但刘勰认为，《史记》也有“爱奇反经之尤，条例踳落之失”的短处，因此他认同班固之父班彪对于《史记》的批评。至于《汉书》，刘勰认为，其长在于“《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但班史为吕后立纪，“违经失实”，大为不妥。“何则？庖牺以来，未闻女帝者也。汉运所值，难为后法。牝鸡无晨，武王首誓；妇无与国，齐桓着盟；宣后乱秦，吕氏危汉：岂唯政事难假，亦名号宜慎矣”。从总体上看，纪传体之“ 纪传为式，编年缀事，文非泛论，按实而书”是可嘉许处。但纪传体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复重，偏举则病于不周”。  

《史传篇》凸显求真对于历史学的意义，尤其值得关注。刘勰指出，史学之“贵”在其可“信”，是谓“信史”。信史要求史家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文疑则阙”。但世俗“皆爱奇”而“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对于《春秋》的隱贤讳尊，刘勰认为，虽然都说这是“尼父之圣旨”，但“纤瑕不能玷瑾瑜也”，即是说，隐晦史实毕竟是《春秋》不可否认的短处。因为“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这就好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一样。因此，“求真”实乃“信史”的根基，“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 

《史传篇》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史学批评体系的初步建立，这对于刘知幾的《史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①] 

二 

刘知幾似乎在天性中已经蕴涵了一股亲近史学的神韵，而他对于经学却识性了了，索然无味。他幼年读经，苦其文辞艰涩，难以讽诵，虽为此屡遭家长的捶楚，却终于未能成其业。那时父亲为知幾的兄长讲授《左传》，知幾竟然兴味天成，抛开了经书躲在一旁倾听，且对于《左传》的理解还要超过兄长。父亲拗他不过，对知幾的史学天份也感到好奇而欣赏，终于在知幾十一岁那年同意为他开讲《左传》。一年不到，即已讲诵完毕。 

知幾读史，最大的特点在于他不人云亦云，而敢于独抒胸臆。还在童年总角时，知幾读班固的《汉书》和谢承的《后汉书》，便认为《汉书》不该有《古今人表》，《后汉书》应当为更始立“纪”。那些思想迂腐的长者笑他年少无知，轻议前贤，其实真正无知的是他们而不是知幾。因为汉代的张衡和另一部《后汉书》的作者――南朝刘宋的范晔早已有了与知幾相同的认知。 

知幾禀性的鲠直和率真也是与生俱来的。他少年读史时的敢发议论、卓落不群，无不透露着他的这一天性。成年以后，知幾的史学修养，自然远轶群伦，尤其是那些尸位素餐、唯唯诺诺的史官所不可比肩的。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加以知幾的鲠直和率真，他不能见容于时是必然的。知幾的感谓发人深醒： 

凡所著述，皆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沉，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嗟乎，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2］（《自序》） 

《新唐书》本传也说： 

子玄介直自守，累岁不迁，会天子西还，子玄自乞留东都，三年，或言子玄身史臣，而私著述，驿召至京，领史事。时宰相韦巨源、纪处讷、杨再思、宗楚客、萧至忠皆领监修，子玄病长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数责论次无功，又仕偃蹇，乃奏记求罢去，为至忠言五不可，至忠得书，怅惜不许。楚客恶其言诋切，谓诸史官曰，是子作书，欲置吾何地。始子玄修《武后实录》，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听，自以为见用于世，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内外四十九篇，讥评古今。 

大凡圣贤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必述往事，思来者，发愤为著述。知幾既不得遂其志，乃以孔子“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自况，将其一生的感悟撰为史著，［2］（《自序》）为我们留下了“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的千古不朽的史著――《史通》。 

《史通》一书以“史官建置”、“古今正史”、“六家”、“二体”纲领全局，此四篇是为知幾之总枢，《史通》之魂魄。四篇中“六家二体”两篇为知幾自家从二千年史局中体悟出来，其分类之确，有“千古史局不能越”之誉[②]。前贤之述“六家”、“二体”备矣。然观前贤之论，犹有遗漏者，即对于六家二体说隐含的经史不分思想所论无多。在知幾的时代，《诗》、《书》、《易》三经并《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左传》、《公羊传》、《糓梁传》）定为“九经”。是知幾所指六家中之《尚书》、《春秋》、《左传》为“经”而非“史”明矣。看知幾叙《尚书》则谓“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其论《春秋》：“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又举《晋春秋》、《鲁春秋》，谓“‘春秋’之目，事匪一家”，“《乘》与《纪年》、《梼杌》，其皆春秋之别名者”。知幾论《左传》，指出：“《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著述之冠冕也。”[③]以上三“经”，知幾全以“史”视之，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经史不分的口号，但他确乎是有经史不分的思想的。 

《史通》以“内篇”开首，以“六家”为“第一”。但就在《六家》篇中，知幾首起即云：“自古帝王编述文籍，‘外篇’言之备矣。”而《史通》“《外篇》”之首，即冠以《史官建置》、《古今正史》，由此可知，《史官建置》和《古今正史》两篇的著述在先，而《六家》、《二体》及“内篇”之撰写尚在后。实际上，《史通》之架构，即是以《史官建置》为逻辑起点而渐次展开的。知幾何以选择《史官建置》为《史通》一书的入手处？千百年以后的今天，我们来追寻知幾的心绪，摸索、探讨他的思维轨迹，这的确近乎勉为其难。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现实的际遇曾经深刻地影响着刘知幾的思想。史著的诞生有赖于史家，是故探讨史学的发展，势必以史家为先。但在知幾的时代，官方修史制度方兴未艾，史家被“铆”在了史馆之中。知幾即曾“三为史臣，再入东观”，最后却因与诸史官枘凿龃龉而意有郁怏，退出史馆。此种际遇，一定在知幾脑际留下了无比深刻的记印。以此，《史通》之追根溯源便不能不从《史官建置》开始。实际上，《史通》中的《忤时》篇，很可以作为《史官建置》的注脚来读。《忤时》篇指出，当时的史馆“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无所。”史臣们“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首白可期，而汗青无日”。以此，知幾直指官方修史之弊，认为：“唯后汉东观，大集群儒，著述无主，条章靡立，由是伯度(李法，桓帝时人)讥其不实，公理(仲长统)以为可焚。张(衡)，蔡(邕)二子，纠之于当代，傅(玄)、范(晔)两家，嗤之于后叶”。他指出，只有私人撰述才能成一家之言而立于不朽。即所谓：“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如鲁、汉之丘明、子长，晋、齐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诸名山。未闻藉以众功，方云绝笔”。 

在《史官建置》中，知幾天才地触及到了史料和史学的关系这一命题，他说： 

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於後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後来经始者，贵乎儁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需而成，其归一揆。 

知幾此论，千古不移。他把史料和史学放在了一个动态的、可以相互转变的发展链中加以考察，这对于后来章学诚提出“记注”与“撰述”之分应当有先导性的意义。以“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后来经始者，贵乎儁识通才”的标准离衡量，刘知幾又一次对官修制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魏晋入史官之流者“多窃虚号，有声无实”，若王隐、阮籍，一为“儒生之腐者”，一为“酒徒之狂者”。这样的人入选史官修当代史，“岂能错综时事，裁成国典乎？”下至于“近代”，那些“趋競之士，尤喜居于史职”。这些人“措辞下笔者，十无一二”，但在书成署名时却个个争先恐后，“署名同献”，甚至于“爵赏既行，则攘袂争受”，这就造成了“是非无准，真伪相杂。生则厚诬当时，死则致惑来代”的严重后果。刘知幾为什么如此看重史著的“署名权”？这里所涉及到的实际上是一个如何把握好“原始史料”的“纯洁性”的问题。“署名权”应归作者所有，这不仅是尊重作者的劳动，更有一个“文责自负”的问题。换言之，只有“若董狐、南史”这样的“直笔”之士，才有资格署名于“书事记言”的“当时之简”。因为“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它们实为后世“若班固、陈寿”那样的史家“勒成删定”为“後来之笔”亦即史学著作的根本所在。如果这第一步走歪了，那就将“一步错，步步错”。如何立信于后世？刘知幾特提直笔史家董狐、南史，可见他是将能否具有“实录精神”，摆在史学撰述全部流程的首位来加以认识的。 

的确，凸显“直笔精神”而痛诋曲笔诬书，这是《史通》的一个极为突出的特点。《史通》专立有“《直书》”、“《曲笔》”两篇。“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古来惟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辞获罪。”读这样的警句，千百年后仍然不能不令每一位史学工作者朝乾夕惕，引以为大戒律；“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杖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这样的名言，铿锵有声，掩卷而思，令人生见贤思齐的向往！  

从崇尚直笔出发，《史通》有《惑经》篇。站在实录的立场，知幾认为孔子修《春秋》有十二义“未喻”，其最根本的缺陷，就是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刘知幾指出： 

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观夫子修《春秋》也，多为贤者讳。狄实灭卫，因桓耻而不书；河阳召王，成文美而称狩。斯则情兼向背，志怀彼我。苟书法其如是也，岂不使为人君者糜惮宪章，虽玷白圭，无惭良史也乎？ 

史家撰史，意存警世。即使从这个原则出发，刘知幾认为孔子的文过饰非也违背了《春秋》欲使乱臣贼子惧的初衷。这里，知幾指出了《春秋》的文“讳”之短，可谓一针见血。正是站在史家的立场，《史通》又有《申左篇》，指出，在《春秋》三传中，《左传》有“三长”，而《公》、《糓》有“五短”。《左传》的“三长”，最根本的长处是“博总群书，每事皆详”；而《公》、《糓》“五短”中最根本的短处是“于内则为国隐恶，于外则承赴而书，求其本事，大半失实。”刘知幾的这个“三长五短”论，是对自汉代以来流行的今文经学“春秋重义不重事”治学方法论的严厉批判。 

“史学三长”论，是刘知幾对于中国史学的另一伟大贡献。他说： 

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夐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3］（《刘子玄传》） 

这里的“三长”，“史才”是指驾驭史料的能力；“史学”是指掌握丰富的历史知识。“才”与“学”的关系，正应了孔子的那句老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三长中以“史识”最为吃紧。而“史识”的核心则在于善恶必书的“直笔精神”。有了这种精神，那才真真是“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所谓“善无可加”，那就是达到“至善”的境界了。知幾将“直笔”作为“至善”的唯一确诂，可见实录精神是《史通》的灵魂所在。而“直笔”、“实录”，靠的是“犹须好是正直”的道德涵养，这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史家的主体修养命题。它对于章学诚“史德说”的提出，其先导性的内涵是确乎存在的――尽管章学诚否认这一点。 

三 

章学诚生活在清代乾隆年间。这是一个学风有着鲜明特点的时代。此种学风，即考据学风是也。考据之风，洎自清初。顾亭林、黄梨洲一辈人，惩晚明王学“空言心性”之弊，群起谓明代之灭亡，心性之学不得辞其咎，故清初诸大师并主弃“虚”蹈“实”的治学取向，将学风引导上了考据实学之路。在清初诸学人中，尤以亭林标举“舍经学无理学”之帜影响巨大，开清儒重经学、主音韵训诂之学的先河，成为清儒考据学的不祧之祖。下至于乾隆年间，终于形成了“家家许（慎）郑（玄），人人贾（逵）、马（融）”的考据学独盛局面。 

乾隆年间的清学分吴、皖两派。吴派以惠栋为代表；皖派以戴震为代表。就与章学诚的学术渊源而言，尤以皖派戴震与学诚治学路线的形成关系密切。 

戴震治学，主以音韵、训诂、六书、九数之考据为根柢，认为只有“确诂”经典，才能“读懂”经典，也才能够从中抽绎出经书的“义理”来。即所谓“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诃，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 ［4］（p.183）从考据入手而至于“明道”，戴震这种由形下考据“翻”向形上思辨之“道”的治学取向，是他远高明于一般清代考据学家之处，同时也是最受章学诚欣赏的地方。故而人称章学诚为戴震的“第一解人”（胡适语）是有道理的。 

然而章学诚与戴震之间又有着深刻的矛盾，这一点同样不能忽视。且章、戴之间矛盾的背后，实体现着治学路径的重大分歧，因此尤其值得重视。章、戴的矛盾，可以追溯到二人一生仅有的三次见面。三次晤面，均给学诚造成大刺激。 

章、戴的第一次见面在乾隆丙戌1766年。章向戴询问治学门径，据章描述： 

独怪休宁戴东原振臂而呼曰：今之学者，毋论学问文章，先坐不曾识字。仆骇其说，就而问之。则曰：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蕴，即不敢读元亨利贞；弗能知星躔岁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读钦若敬授；弗能辨声音律吕，古今韵法，即不敢读关关雎鸠；弗能考三统正朔、周官典礼，即不敢读春王正月。 

按，戴年长学诚15岁，因学问精湛，此时已经红极学界，而学诚此时不过后辈晚学，默默无闻。故对于实斋所询，戴震居高临下，言语间颇多教训之意。章聆听后“重愧其言”，自思“我辈于《四书》一经，正乃未尝开卷，可为惭惕，可为寒心!” ［5］(卷22《与族孙汝楠论学书》)自惭间章的不怿亦显而易见。这件事刺激了章：只有痛下决心，戮力奋进，才能够在学界有立足之地。 

7年后的1773年，章、戴第二次见面于宁波。这一次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起因在修纂方志的方法和内容。戴震认为，修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此一观点，仍然偏向于考据一路。学诚对此大不以为然，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对于这件事，章、戴二人均未小觑。章详细记载了和戴震之间的每一句对话，甚至对戴震的反应――听了章的辨白后“拂衣径去”也郑重记录在案，说明这件事学诚看得极重；从戴震一边理解，戴为此事忿忿然也显而易见。戴的“拂衣径去”透露了他的这种意态。细绎戴震之意，颇有谓7年前还只有聆听教诲资格的章学诚，7年后竟也“说长道短”起来的意思。为此，初次争论后的第二天戴再次主动面见学诚，将其所修《汾州府志》“示”学诚。这一次两人仍然论争激烈，各不相让。争论时戴震说出了“庸史不解此创例也”的话。［5］（p.129）这句话，恐怕对学诚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看7年前之学诚，在戴震面前的确只能唯唯诺诺。但在经过了7年的苦心攻学以后，学诚已经拈得了自家的学理，初步确立了“六经皆史论”的理论基石。以此他一改初次与戴震会面时的诺诺状，而敢于一申己意。对于史学，学诚又极自信，尝自谓：“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幾。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分途，不相入也。”(《家书》)学诚自负如此，他何能忍受戴震以“庸史”相讥的奚落？戴震死后不久，学诚即作《朱陆篇》痛诋戴震数典忘祖，并于“名教”有所亏损，《文史通义》又收录了学诚与邵晋涵等学人的书信，批驳戴震的词锋极为尖锐。可见学诚对戴震的积怨甚深，此为后话。 

同年，章、戴又有第三次见面。这一次见面章、戴虽然没有发生争论，但戴震对郑樵的批评仍然引起了学诚的强烈不满。学诚后来作《文史通义》，也没有忘记将此事作详细记载： 

癸巳（1773）在杭州，闻戴徵君震与吴处士颖芳谈次，痛诋郑君《通志》。其言绝可怪笑，以为不足深辨，置弗论也。其后学者颇有訾謷，因假某君叙说，辨明著述源流，自谓习俗浮议，颇有摧陷廓清之功。［6］（内篇第四《答客问上》） 

为了批驳戴震，《文史通义》并专作《申郑篇》（见后文）。 

章、戴之间有如许的矛盾与冲突，对此不应仅仅视为个人恩怨，其中折射出深刻的学术内涵。在考据之风弥漫学界的乾隆年间，清儒群起而尊崇音韵训诂、六书九数之学，此种治学路径，是不是研读儒学元典的不二法门？这是值得深思的。古文经学家历来视孔子为一史学家，认定经“义”本之于“事”即“史”，经义非“史”不明。在经学的取向上，清代的考据家均祖古文经学。既如此，清儒何不以“史”为重，而龂龂于音韵小学？这在学理上也是大可商榷的。要言之，传统儒学发展到了清代，治学的取向问题已经又一次引起了学者层的隐忧，学诚以此向以戴震为代表的清代考据学发难，这是章、戴间产生纠葛的要害所在。学诚之著《文史通义》，应当放在这一背景下考察，方能够体悟与辨析。《文史通义》中提出的诸多相对应的概念，均围绕着这一背景而展开。下面重点谈一谈《文史通义》的几个主要观点： 

1、“经”与“史”――学诚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就在于他对“六经皆史论”的阐发。明中叶王阳明曾提出过“六经皆只是史”这一命题，后王世贞、李贽等人也有类似的意见。但以上诸学人所论经史关系，既与学诚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其意蕴更不能与学诚六经皆史论的丰富与深刻的内涵相比肩。换言之，学诚的六经皆史论系针对时弊而发，并构成了他全部思想体系的理论原点。 

为什么说“六经皆史”?学诚认为，“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6］（内篇第一《易教》上）古代原本“无经史之别，六艺皆掌之史官，不特《尚书》与《春秋》也。” ［5］（卷13《论修史籍要略》）“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 ［5］（内篇第二《浙东学术》） 

清代经学如日中天，戴震即认为圣人之道蕴藏于六经之中。清儒口口声声言“经”，殊不知六经皆“史”。离开了“史”，“经”将无以立足。学诚所论，本之于古文经学的传统理念，即认为孔子是一位史学家，所谓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7］（p.3319）的治学取径，不仅是孔子的，也是古文经学家的。如前所述，清儒均祖古文经学，学诚此论不啻“入其室而操其戈”。他以“史”与“经”相颉颃，这一诘问，点中了清儒治学罅隙的“命穴”。 

2、“史”与“义”――学诚认为，“史”之能够成为“学”，贵在史之有“义”，而非龂龂于饾飣补苴、史料之考订、搜集与排比。治史贵在有“别识心裁”，“别识心裁”是谓“史意”。”学诚指出： 

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自迁、固后，史家既无别识心裁别，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郑樵稍有志乎求义，而缀学之士，嚣然起而争之，然则充其所论，即一切科举之文辞，胥吏之簿籍，其明白无疵，确实有据，转觉贤于迁、固远矣。［5］（《申郑》） 

学诚谓郑樵懂得“史义”，而“缀学之士，嚣然起而争之”，此系针对戴震批评郑樵而发。所谓孔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即认为孔子重“义”而轻“事”。为了架构理论体系，学诚竟然祭起了今文经学“春秋重义不重事”的旗号。 

3、“史德说”――既然史义贵在“心裁”和“别识”，那么其中就蕴涵着一个主观判断问题，处理不好，很容易走入左右史实、任情褒贬的歧途。为此，学诚在刘知幾“才、学、识”史学三长之外又提出了“史德说”。学诚指出： 

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 

“慎辨于天人之际”取言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但较之于马迁的孤言片语，学诚之论具体、详尽多了。这里的“天”，既包括自然世界，同时也包括由“人”构成的“社会”。以此，学诚“天人之际”的“天”，即专指与“人”相对待的“社会”；而“天人之际”的“人”则指与“社会”相对待的“我”。放在《文史通义》的特殊语境下，这里的“人”即专指史家。所谓“史德”，用学诚的话说就是“著述者之心术也”。这实质上也就是一个史学家应当培养什么样的“心术”，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本体精神或自觉意识的问题。 

学诚指出： 

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夫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人之气，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气失则宕，气失则激，气失则骄；人之情，虚置无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则流，情失则溺，情失则偏，……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 

这就是说，史学家撰史评史，不能没有感情，但又绝不能放纵感情，感情用事，这样必然要使气失宕、淑、骄，  情失流、溺、偏。把握好史实与感情的分寸，正是史家所追求的一种崇高境界。 

学诚在论史德时曾提出过一个耐人寻味的论点，指出，在史学家中，如“魏收之矫诬，沈约之隐恶”，对于此类“秽史”和“谤书”及其作者，人们“读其书先不信其人”，虽满纸谎言，但因作者劣迹昭著，不难辨别，因此“其患未至于甚也”。真正令人耽心的是那些“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末底于粹”，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修养不到家的史学家。大恶不足虑，中庸实堪忧，章氏的论点令人深思。从史学建设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实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4、撰述与记注 

“撰述”与“记注”相对待，“撰述”是谓“著述”，“记注”则是史料。根据上述史“义”重于史“事”的原则，“撰述”不仅重于“记注”，而且难于记注。《书教下》： 

古今之载藉，撰述欲其园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 

“藏往”的记注，其德为方，“方”是谓有规矩可循；“知来”的撰述，其德为“圆”，“圆”的要义在于“例不拘常”，即不能拘泥于固定的、不可变化的条条框框。两者相较，“圆”自然比“方”难掌握多了。所以说，“《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典之故可谓无不备矣。然诸史皆掌记注，而未有撰述之官。”因为这些“诸史”只会记注而不懂撰述，因此“传世行远之业，不可拘于职司，必待其人而后行。非圣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极致，不足以与此。” 

5、学问与功力 

“学问”与“功力”的性质和特点，类似于撰述和记注。学诚指出：“以学问为铜，文章为釜，而要知炊黍芼羹之用所为道也。风尚所趋，但知聚铜，不解铸釜。其下焉者，则沙砾粪土，亦曰聚之而已。” ［5］（《与邵二云书》）一个满肚子“知识”，但却不能“化解”这知识的人，就好比篮子里装满了“芼”（荠菜），却不会将这“芼”变成“羹”，烧成一道可口的菜肴一样的可笑与可悲。这里的潜台词，意谓考据学“功力”再深，亦并非“学问”。即所谓：“学博者长于考索，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骛於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 ［3］（《原学》下） 

学诚以“六经皆史论”架构的理论体系庞大而精致。它反映着经学盛极而衰前夕的某些征兆。在学诚的治学目的论中，触处可见急功近利的所谓“致用”之说，且学诚的六经皆史论也并没有降经为史的意谓，相反，在学诚的思想深处仍然是尊经的。但六经皆史论毕竟扪及了此后百余年学术发展的脉动，指示了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经史互为消长的趋势。待到近代以降，国势日非，经消史长的趋势日益明显，则学诚之论，正成了百余年前的学术谶语。从这个角度看，六经皆史论还是具有相当的前瞻性的。 

注释： 

[①]刘氏之著《史通》，曾以刘勰的《文心雕龙》以及扬雄《法言》、王充《论衡》、应劭《风俗通》、刘劭《人物志》自况。见《史通·自叙》。 

[②]清浦起龙识语。 

[③]按知几此说，全本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即云左丘明与孔子“同时”，“实得”《春秋》之“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刘知幾,浦起龙.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刘昫等.刘子玄传［A］.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A］.戴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章学诚.章学诚遗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6］章学诚 ,叶瑛.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司马迁.太史公自序［A］.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5. 

（文章来源：《历史教学问题》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