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梁启超新史学的本质、基本特征及其在中国现代史学建立和发展中的作用，以往史学界主要是从其反封建的民主性和科学性（进化史观和科学研究方法）的角度来探讨的,这有其合理性。然而，如果从梁启超新史学理论来源的西方史学主流思想话语和梁启超建构新史学所处的中国近代发展的历史主题来看，上述观点亦有值得再探讨之处。众所周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是近现代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因此，十九世纪西方史学界乃至文化思想界的主流话语无不以民族的、进化的历史观念和政治观念来解释西方历史和世界历史。受此影响，西方民族主义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各领域变革的重要思想资源和动力。中国近代以来的种种变革（包括改革和革命）或称之为近代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借助和运用近代民族主义思想资源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其中，史学界传播和运用民族主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梁启超是近代中国变革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先锋和代表人物，民族主义不仅在其政治思想中占有根本性地位，亦是其新史学思想建构的支柱之一。他的新史学实质上是一种建立在民族进化史观上的民族主义史学。这种新史学范式的建立对整个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学术界对此作过一些讨论，但不够深入。[①]本文拟就梁启超民族主义新史学的建构及其对中国现代新史学建立的意义发展进行探讨。 

一、民族主义史学思想的萌生 

十九世纪末（维新变法前）梁启超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想开始萌生。甲午战后，中国面临的深重民族危机是梁启超萌生民族主义史学思想的社会现实根源。而严复和康有为等人宣扬的西方种族论和进化论，尤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则是梁氏民族主义史学思想形成的初步理论来源。同时，从梁的《西学书目表》等文章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他接触了《泰西新史揽要》之类的史地著述，这些著述所描绘的近百年西方民族国家迅速崛起和相互争雄的历史，使他对近代民族主义及其对中国变革自强的意义有了直接和初步的认识。 

梁启超民族主义史学思想的萌生主要表现在：一是提出进化论意义的“变”的思想；二是宣扬竞争进化性的种族竞争论；三是提出了民族国家性的“群”和“国群”的概念。 

关于“变”的思想。梁启超说，天地间没有不变的，“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②]具体到历史观上，就是继承和发展康有为的历史观，宣扬糅合儒家今文经学的“三世说”和西方历史进化论的三世进化观。他说，“春秋立三世之义，以明往古来今天地万物递变递进之理，为孔子范围万世之精意。”“《春秋》者，所以治万世之天下也。凡天下万物之不能不变也，天理也；变而日进于善也，天理而加以人事者也。……要之，天地万物之情状虽繁虽赜，而惟三世可以驭之。”[③]在1898年到流亡日本后，梁的这种思想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他依然用今文经学的三世说来阐释历史进化论，说泰西学者分世界人类为野蛮人、半开化人和文明人三级，“其在《春秋》之义，即谓之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皆有阶级，顺序而升，此进化之理，而世界人民所公认也。”[④] 

那么，历史怎样进化的呢？受严复《天演论》的直接影响[⑤]，梁启超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种族竞争进化论，将人类历史视为种族竞争、优胜劣败的历史。其《变法通议》说：自大地生物形成至今的历史，“一言以蔽之曰:‘争种族而已’。……此生存相竞之公例，虽圣人无如之何者也。”那么，各种族如何才能在竞争中致胜呢？首要之事便是“合种”。他说，种族出现时同是劣种，而后才有战胜劣种的优种，“何也?数种相合，而种之改良起焉，所合愈广，则其改良愈盛。而优劣遂不可同年而语矣。”要而论之，“大抵其种愈大者，则其战愈大，而其胜败愈有关系。善为战者，知非合种不能与他种敌，故专务沟而通之。”他还以中国史作论证，说：“自汉以后，支那之所以渐进于文明成为优种人者，则以诸种之相合也，惟其相合故能并存。”[⑥]因此，黄种人要想在与白种人的竞争中取得胜利，就必须合黄种之内的各种族。主张合种、特别是合国内各民族参与国际竞争，显然是近代民族历史进化观。 

关于“群”和“国群”的思想 [⑦]。 梁启超说，“群者，天下之公理也。”“群者万物之公性也。”“物之以群相竞，斯固然矣，至其势逼而率相近者，则其相竞也尤甚。”[⑧]他进而论述了“群术”的重要，提出了“国群”概念，论证了“群”与国家的必然关系。他说，所以能有千万人群而成的国和亿兆京垓人群而成的天下，“则岂不能群乎哉?以群术治群，群乃成，以独术治群，群乃败……抑吾闻之，有国群，有天下群，泰西之治，其以施之国群则至矣”，“欲灭人之国者，灭其国之群可矣。”[⑨]强调“群术”和“国群”的重要，并以西方“施之国群则至矣”作为价值论断，表明梁启超已意识到要以“群术”将中国人凝聚为近代民族国家。故，张灏先生指出：“带着‘群’的思想，梁正从儒家合乎道德自发产生的有机社会关系的文化理想向一个早期的民族共同体的思想迈进。”[⑩]“国群”论是梁启超“合种”论的发展，亦是其民族主义国家观形成的基础。梁的这一思想是对严复《天演论》有关思想的进一步阐发。他说：“启超问治天下之道于南海先生。先生曰：‘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已。’启超既略述所闻，作《变法通议》。又思发明群义，则理奥例赜，苦不克达。既乃得侯官严君复之治功《天演论》，浏阳谭君嗣同之《仁学》，读之犁然有当于其心，……乃内演师说，外依两书，发以浅言，证以实事，作《说群》十篇”。[?] 

不过，此间梁启超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想还不明确和系统，并带有浓厚的儒家传统色彩。他讲进化史观，是以今文三世说来比附和诠释的。他提出蕴含民族国家性质的“国群”观，也只是向儒家大同世界（天下群）终极目标过渡的中介，他说:“春秋曰：‘太平之世，天下远近大小若一’。记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其斯为天下群者哉!”[?] 

二、民族主义史学思想的全面建构 

1898年变法失败流亡日本后，梁启超大量接触了西方思想文化，思想出现重大转变。[?]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及其史学思潮对他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宣扬近代民族主义和寻求在中国建立近代民族国家成为他著述的主题,他的近代民族观及其史学思想最终形成。  

梁启超接受了卢梭、伯伦知、斯宾塞和布伦奇利等思想家的民族和民族主义思想，主张在中国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以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强盛。他说：“故夫民族者，有同一之言语风俗，有同一之精神性质，其公同心因以发达，是固建国之阶梯也。”[?]又说，“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十八十九两世纪之交，民族主义飞跃之时代也。……此一大主义，以万丈之气焰，磅礴冲激于全世界人人之脑中，顺之者兴，逆之者亡。”[?]民族国家思想“使国民皆以爱国为第一之义务，而强盛之国乃立。19世纪末世界之政治则是也。而自今以往，此义愈益为各国之原力，无可疑也。”[?]近代欧洲的进步完全得力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者实制造近世国家之原动力也。”“故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有之则莫强，无之则竟亡，间不容发，而悉听我辈之自择。”[?] 

那么，如何培养民众的民族主义思想和爱国精神呢？梁启超认为，根本途径在于史学教育。《新史学》开宗明义提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然则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中国旧史学虽很发达，但因存在四蔽二病及三恶果，使人“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励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然则吾中国史学外貌虽发达，而不能如欧美各国民之实受其益，职此之由。”故此，要实行民族主义，就要在中国进行一场“史学革命”，“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和《新民说》等论著中全面深入地阐述以民族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新史学的性质、任务、基本内容和功能，建构起了民族主义史学思想体系。 

关于新史学的性质，梁启超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梁启超所谓的人群进化即是种族（民族）进化。他说：“民族为历史之主脑。”[?]又说，“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舍人种则无历史。何以故?历史生于人群,而人之所以能群,必其于内焉有所结,于外焉有所排,是即种界之所由起也。”“故夫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者，是历史之性质也。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所以盛衰兴亡之故者，是历史之精神也。”[21]也就是说，无人种或种族即无历史，人种或种族进化即是历史。史学便是叙述以种族为单位的人群进化并探求其演化规律的学科。以种族指民族，将两者等同，是当时思想界一普遍现象。[22]梁启超的上述论述，表明新史学本质上是以民族进化史观为基础的史学。  

梁启超以此为基础描述了人类历史民族竞争演化的图景。他把人种分为历史的与非历史的，说：“能自结者，为历史的；不能自结者，为非历史的。何以故？能自结者，则排人；不能自结者，则排于人。排人者，则能扩张本种以侵蚀他种，骎骎焉垄断世界历史之舞台。排于人者则本种日以陵夷衰微，非惟不能扩张于外，而且澌灭于内，寻至失其历史上本有之地位。”[23]历史的人种又有世界史的与非世界史。所谓世界史的人种，是指文化武力扩充于外，影响到世界人类历史发展的种族，即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中先后居主导地位的各个民族。梁启超认为，历史上只有白种人才称得上是世界史的人种。白种人民族在世界史上依次发挥着主导作用，他们的此伏彼起、迭兴迭衰构成了世界文明发展史。因此，“欧罗巴文明实为今日全世界一切文明之母”[24]；“今世之著世界史者，必以泰西各国为中心点，……盖以过去、现在之间，能推衍文明之力以左右世界者，实惟泰西民族，而他族莫能与争也”。[25]促成西方民族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民族间的生存竞争。“竞争为进化之母”，竞争与进化相倚，竞争为社会、民族进步的原动力。近代西方所以进步神速，“皆竞争之明效也。夫列国并立，不竞争则无以自存。”中国历史上只有春秋战国数百年间分立最久，而群治之进为极点。自秦一统局面形成后，“而为退化之状者，千余年于今矣，岂有他哉，竞争力销乏使然也。”[26] 

民族国家的历史从内部来说则是一部“民史”。他说:“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谍；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27]也就是说，现代史家应当写探察国民全部经历及其相互关系的“民史”。他批判中国传统史学的“正统论”只言“君统”，不言“民统”，与西方史学正好相反。“泰西之良史，皆以叙述一国国民系统之所由来，及其发达、进步、盛衰、兴亡之原因结果为主，诚以民有统而君无统也。”[28]中国史学以国统属于君，实是视全国人民为无物，从而使国人永远丧失国民资格而为奴隶。 

为什么民族国家史是“民史”呢？或者说，近代民族国家与国民及民主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呢？梁启超接受了西方的民约论等政治思想，指出近代民族国家由国民构成，国民是国家的主体。他说：“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29]“质而言之，则主权者，邦国之所有；邦国者，众人之所有。”[30]因此，近代国家竞争实际是民族间的竞争，归根到底又是国民间的竞争。他说，“今日世界之竞争国民之竞争也。”[31]“在民族主义立国之今日，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未由。”[32]由此可见，所谓的“民史”即是民族国家历史的内在形式，一国民众对外而言，为民族，对内而言，是国民。进而言之，在梁启超看来，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也就是民主国家形成的历史，这是近代国家历史形成和发展的两个方面，或者说，这两方面的历史发展进程是合一的。  

新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向国民揭示历史竞争演化的规律和真相，培养他们的民族精神和爱国心。梁启超说：“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而史家所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得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又说：“史也者，非纪一人一姓之事也，将以述民族之运动、变迁、进化、堕落，而明其原因结果也。”而中国传统书法只在褒贬和专科功罪一二人，只知有一私人之善恶功罪，不知有一团体之善恶功罪，“以此牖民，此群治所以终不进也。”真正的书法（按：即历史编撰原则和精神）应当培养与激励民族全体精神，“吾以为书法者，当如吉朋之《罗马史》，以伟大高尚之理想，褒贬一民族全体之性质，若者为优，若者为劣，某时代以何原因而获强盛，某时代以何原因而致衰亡。使后起之民族读焉，而因以自鉴曰：吾侪宜尔，吾侪宜毋尔。”[33] 

总之，梁启超对新史学的性质、任务、内容和功能的阐述，对中西史学的赞否，无一不贯穿和体现着民族进化史观和民族国家思想；他对中西方历史所作的价值评判，对中国历史未来发展的期待，也是以此立论的。新史学的奠基作《新史学》通篇贯穿着民族进化史观的主线。所以说，他所构建的新史学本质上是建基于民族进化史观上的民族主义史学。因此，以往从史学的民主性（反封建和主张研究国民的历史）和科学性（进化论史观和近代科学方法论）角度来定性和评价梁启超新史学对中国现代史学建立的意义，似可商讨。因为，所谓新史学的科学性和民主性都不过是民族主义史学新范式的两个基本特征。 

三、梁启超民族主义史学构建的意义 

如果从民族主义史学是西方近代史学发展的主题和中国近现代新思潮是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和的产物这两个大历史背景看，梁启超民族主义新史学既是对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史学理论的直接运用和推广，也是对儒家文化民族观和历史观的继承和发扬。 

有学者指出，西方现代史学本质上是一个建构世界性民族主义国家历史的史学。它始于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和进步的历史观，西方史家和哲学家认为，世界存在着普遍的理性，它是建立在同一时间观念之上的。民族国家的历史是这种普遍性的世界史进步发展的顶峰或终结。西方在这种历史发展中最快最先，为此，“民族—国家的兴起在当时不仅是衡量一个文明是否进步的标志之一，而且本身也成为历史研究、著述的中心。”西方现代历史编撰学“正是民族—国家史学的天下，其著述的重点是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在历史上的意义。”这一历史思想模式，直接影响到以后非西方国家史学的发展，“事实上，在几乎所有的非西方地区，所谓现代史学的诞生和发展，都不可避免地以民族—国家为中心。当然，非西方地区和国家的民族主义史学，常常是以反抗西方的侵略为目的的，但从史学史的观点来看，这一反抗还是在西方史学观念的模式中完成的。”如中国20世纪初的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民族主义史学论述，显然是西方现代历史编撰学的寸步延伸和扩展。[34]海外的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专家杜赞奇则指出，20世纪初，现代民族主义已中国在扎下根来，启蒙历史的叙述结构以及一套相关的词汇，主要通过日语而进入中文。“这些新的语言资源，包括词汇和叙述结构，把民族建构为历史主体，改变了人们对于过去以及现在民族和世界的意义的看法”。[35]他又说：“一个大体相当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话语已经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生根。这个话语的循环推理涉及种族、民族、历史三项要素。”[36]也就是说，近代民族主义为中国新史学提供了理论根源，直接促成了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史学。国内学者对此也作过一定研究，如俞旦初先生以爱国主义史学来概括20世纪初中国史学发展的主题，称20世纪初中国史学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是与新史学思潮并起奔腾，交相辉映的两大思潮。[37]只不过，这两股思潮实质上是合二为一的，新史学思潮本质上即是近代民族主义史学思潮。 

不过，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新史学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作了某些继承和发展，绝非西方民族主义史学的简单翻版。综观梁启超一生对新文化的构建，从未以彻底的反传统作为前提和基础。1896年，他曾对中国在进行变革时应当如何处理中西学的关系作过这样的论述：“要之，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虽庠序如林，逢掖如鲫，适以蠹国，无救危亡。”[38]这里，梁启超是将中学视为本根的。1898年流亡到日本后，他说自己的思想为之一变。综合考察他流亡日本期间的著述，可以说是梁在文化观最激进的时期，其言论有明显的西方历史文化中心论和优越论色彩。但是，他仍然没有走向全盘反传统。他在1902年说过这样的话：“今日之世界，民族主义之世界也。凡一国之能立于天地，必有其固有之特性，感之于地理，受之于历史，胎之于思想，播之于风俗。此等特性，有良者焉，有否者焉。良者务保存之，不徒保存之而已，而必采他人之可以补助我者，吸为己有而增殖之。否者务刮去之，不徒刮去之而已，而必求他人之可以匡救我者，勇猛自克而代易之。”[39]后来，他又转向了主张保存和发扬儒家文化的保守立场。他在1915年说：“若夫孔子教义，其所以育成人格者，诸百周备，放诸四海而皆准，由之终身而不能尽，以校泰西古今群哲，得其一体而加粹者，盖有之矣，若孟子所谓集大成者，庄生所谓大小精粗其运无乎不备，则固未有加于孔子者。孔子虽可毁，斯真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也。且试思我国历史，若将孔子夺去，则暗然复何颜色，且使中国而无孔子，则能否搏抟此民族以为一体，盖未可知。”[40] 

梁启超对中西文化的这种态度决定了他在构建民族主义新史学时，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特别是春秋公羊学的历史三世说和文化民族观，作了不同程度的吸收和保留。关于公羊三世说对梁启超民族进化史观形成的影响文章第一部分已作分析，此不再论。同样，公羊学派的民族文化观对梁启超民族主义及其史学思想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梁启超民族主义的根本主张之一是提倡“大民族主义”，主张中华各民族平等的民族史观。他说：“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41]从理论上说，它直接源于伯伦知的民族国家学说。然而，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有主张大民族主义的，也有主张小民族主义的。梁启超之所以接受大民族主义，一方面是出于民族救亡斗争的现实需要，以批判满清的民族压迫政策和革命派盲目反满的种族革命论，在国民中树立平等的民族观，更好地团结各民族进行民族救亡斗争。另一方面，与他赞同公羊学派的文化民族史观有关。他说，宋儒以来持攘夷之说日盛，不符合孔子《春秋》之大义。孔子《春秋》是治天下而非治一国的。它首张三世之义：“其所传闻世，……则内其国而外诸夏。所闻世……则内诸夏而外彝狄。……所见世，“则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彝狄进至于爵。故曰有教无类。又曰洋溢乎中国。”[42]公羊学派的文化民族观，既是对中国古代华夏民族由内向外逐步扩大融合历史进程的描述，也体现了儒家以文化高低而非血缘（宗法）远近区分夷夏和以文化融和周边落后民族（夷狄）的中国文化特征。[43]这种思想和西方民族主义中强调民族单一性和排斥性的理论是不同的，它更看重民族融和以及以文化的交流和教化而非赤裸裸政治和军事强力来处理民族关系。 

20世纪初，以梁启超和夏曾佑等为代表的新史学派、以章太炎、刘师培等为代表的国粹学派、以孙中山等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均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新史学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率先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构建理论模式和提供系统方法论的则属梁启超。不仅如此，梁启超还运用民族主义史学理论来撰写中国历史著作，为中国现代民族通史的编撰树立了典范。1901年，他在中国近代史学上首次用民族进化史观来构建中国民族发展史，将其分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三个时期：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争竞自团结之时代也”；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也”；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44]正如杜赞奇所说，“历史学家梁启超也许是第一个用启蒙的叙述结构来写中国历史的。”“从那时起，一部线性的、进化的中国史迅速地发展起来”。[45] 

此后，运用民族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来考察和撰写中国历史开始成为一种潮流。如，横阳翼天氏（曾鲲化）的《中国历史》（1903年），涉园主人的《中国历史教科书》（1903年），陈庆年的《中国历史》（1904年），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04年），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1905年），徐念慈的《中国历史讲义》（1908年）等。其中,以梁启超的挚友夏曾佑著作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后来的史家称它为中国近代“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46]。此后，民族主义的历史研究和写作模式成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基本模式。20世纪20、30年代以后，虽然有唯物史观等其它西方历史观的传入，但是，以民族进化史观为理论和方法的史学撰述仍是历史研究和撰述的主要模式之一。这从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被商务印书馆改名为《中国古代史》，在1933年被国民政府列为大学历史丛书可见一斑。而且，即便是那些反对进化论史观的史学流派或史家，也都认同中华民族史是一部各民族不断融和与发展壮大的历史，都从各自的角度来撰述民族史或近代民族意义的中国通史。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通史民族性的激烈张扬不用多说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史家，如钱穆的《国史大纲》和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同样饱含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和精神，他们在坚守中国历史文化本位和精神的基础上，也不同程度地吸收了民族进化观的思想，并以之解释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而持相对主义史学思想的史家，如常乃德和雷海宗等，或以民族国家观（国族观），或以民族意义的文化形态学，来解释中国历史的发展，将史学完全视为民族复兴的工具。即使是在中国现代史学界占盛极一时，反对理论建构和历史宏大叙事的新考据派（亦称实证派）史家，如顾颉刚和傅斯年等，他们所研讨的问题，如“古史辨”与“夷夏东西说”中所讨论的中华民族起源和形成一类的问题，仍不出民族主义史学范畴，所用的亦多为民族主义史学的话语。可以这样说，在相当程度上，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实际上就是民族主义史学不断发展的过程。只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不再只限于梁启超当时所宣扬的民族进化史观，还有其它的各种民族进化或和发展史观。 

概而论之，梁启超构建的新史学本质上是以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史学理论为基础、并吸收了中国传统儒家民族文化观和历史观的民族主义史学。这种新史学不仅对20世纪初的中国新史学，而且对整个中国现代新史学范式的建立和发展都具有奠基性和开创性的意义。对于后一点，我们以往重视不够。在当代,史学界出现了解构和重估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史学及其意义的后现代性史学思潮，在这一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如何再评介梁启超民族主义新史学对中国现代史学的意义，是另一值得研讨的重要问题,这里不作讨论了。 

（文章来源：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4—2005年卷） 

[①]关于民族主义与梁启超史学思想的研究，海外有Xiaobing Tang(唐小兵),Global Space and the National Discourse:the Historical thinking of Liang Qichao（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全球空间与国族主义者论述：梁启超的史学思想》。此书主要研讨了梁启超晚年否定原先的民族主义的“后民族主义”史学思想。（转见王晴佳、古伟瀛著《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在探讨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史学关系时，谈及梁启超的史学思想。葛志毅《梁启超文化史观及其所受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学习与探索》1995年第5期）后半部分就民族主义史学思想对梁启超的影响作了介绍。 

[②]梁启超《变法通议》（1896），“自序”，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③]梁启超《读〈春秋〉界说》（1898），葛懋春、蒋俊编选《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5页，第25—26页。 

[④]梁启超《自由书·文野三界别》（1899年），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4页。 

[⑤]严复在1896年曾将《天演论》原稿给梁启超看，见《严复集》第3册，第514页。关于严复天演论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内涵及其对梁启超的影响，可参看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48页。 

[⑥]梁启超《变法通议》，第162页，第163页，第171页，第163页。 

[⑦]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文化思想界所使用的“群”的概念其内涵是不同的，作为专门的术语，它既可以指民族、种族，也可以指国家、社会。如严复译斯宾塞的《群学肄言》，此“群学”即指社会（学）。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也就是这一时期的思想家所阐释的“群”的内涵和价值取向基本是近代西方意义的，目的在于反对中国传统的家族和宗法组织及其体现的所谓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家族主义。梁启超这一时期对“群”的阐释的涵义往往也是多重的。梁启超这里所论的则主要是指民族及其与国家的关系。 

[⑧]梁启超《说群》，葛懋春、蒋俊编选《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第12页，13页。 

[⑨]梁启超《说群》，葛懋春、蒋俊编选《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第10页，14页。 

[⑩]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第71页。 

[?]梁启超《说群》，葛懋春、蒋俊编选《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第10页。按：严复的《天演论》中专门论及“群”的有“蜂群”、“人群”、“善群”和“群治”四篇。 

[?][梁启超《说群》，葛懋春、蒋俊编选《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第11页。 

[?][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说，在1898年变法失败流亡日本后，“自此居日本东京者一年，稍能读日文，思想为之一变。”（转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页。）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1903），《钦冰室合集》第2册，文集之13，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2页。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1901－1902），《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6，第20页、第19页。 

[?]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1902），《钦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6，第114页。 

[?]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1902），《钦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10，第 11页，第35页。 

[?]梁启超《新史学》（1902），《钦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9，第1页，第6-7页，第7页。 

[?]梁启超《新史学》，《钦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9，第10页。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1901），《钦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6，第6页。 

[21]梁启超《新史学》，《钦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9，第11页，第12页。 

[22]梁启超后来意识到种族和民族的区分。1922年，他说，民族与种族不同，种族是人种学研究的对象，而“民族成立之惟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钦冰室合集》专集之42，第l页。） 

[23]梁启超《新史学》，《钦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9，第12页。 

[24]梁启超《新史学》，《钦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9，第15页 

[25]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钦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6，第2页。 

[26]梁启超《新民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19页。 

[27]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钦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6，第1页。 

[28]梁启超《新史学》，《钦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9，第21页。 

[29]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1899），《钦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4，第56页。 

[30]梁启超《卢梭学案》（1901），葛懋春、蒋俊编选《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第63页。 

[31]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1899），《钦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4，第59页。 

[32]梁启超《新民说》，第56页，51页。 

[33]梁启超《新史学》，《钦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9，第11页，第27页，第27页，第29页。 

[34]王晴佳、古伟瀛著《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第4-5页。 

[35]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导论”，第3页。 

[36]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第36页。 

[37]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38]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第38页。 

[39]梁启超《论教育当定宗旨》（1902），《钦冰室合集》第2册，文集之10，第60页。 

[40]梁启超《复古思潮平议》（1915），葛懋春、蒋俊编选《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第243-244页。 

[41]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1903），《钦冰室合集》第2册，文集之13，第75-76页。 

[42]梁启超《春秋中国夷狄辨序》（1899），《钦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2，第48页。 

[43]钱穆先生对儒家这种民族观与西方民族观的本质区别（民族特征）及其文化历史意义作过深入的阐述。参见徐国利《钱穆史学思想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99—103页。 

[44]梁启超《中国史序论》，《钦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6，第11－12页。 

[45]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第21页。 

[46][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10月第2卷。转见《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叙录》，河北人民出版社，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