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什么？历史是水，“水无常形”，有人用某种容器盛满水，却因此愚蠢而狂妄地以为水就是方的或是圆的，可以任人随意塑造而被玩弄于股掌之中。历史是海洋，有人从海洋里舀起一小杯水，便说这就是历史的全部，他哪里知道海洋永远是无比沉默深沉、浩瀚无垠、不可形相和不可称量的。漂一叶偏舟或艇舰，徜徉于浩淼的海洋之上，你能见到的也仅仅是海洋的表面，即使深潜万米，你仍然不敢声言自己已经掌握了海洋的全部，你有可能遇见一些美丽的珊瑚、浮游的海洋生命，如果幸运一点，大概也能邂逅若干珍异稀奇的海洋动物以及璀璨夺目的珍珠，但你永远不能完全拥有和掌握海洋的全部，海洋的大部分仍然在沉睡，也许还将永远沉睡下去，永远向人类藏起它神秘的面目。历史是海洋、湖泊、江河，有时风平浪静，碧波荡漾，风光旖旎，水色潋滟，像驯顺温柔的波斯猫；有时却又横生波澜，浊浪滔天，波涛汹涌，翻江倒海，像无比残暴的魔王，露出狰狞的獠牙，向人类张牙舞爪、凶恶咆哮，人类对此却完全无能为力。历史是天空，风和日丽之间可以风云突变，电闪雷鸣，大雨磅礴，霜雪盖地。历史是火山，它也许沉睡了一万年，但仍然可能在一个不知名的早晨意外地醒来，发出惊天动地的呼啸。历史就是这样，似乎是沉寂死亡了的，却仍然可以超越遥远的时空到达我们跟前，历史的一切遗迹，正像火山一样默默蕴积、发酵，而后有朝一日突如其来地激情喷发，或许，历史永远不会死亡。历史是小舟，人就是舵手，历史这叶小舟就在舵手的指引下乘风破浪。历史是四季，“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是人们乐观的信念，冬去春来，岁月轮回，永无止息。历史是一个虚假错误的存在，人类本身也仅仅是一个偶然的存在，是宇宙轮回中的一个无关紧要的小插曲，是上帝心血来潮为自己造的开心果，上帝可以创造出其他的取乐的替代品，人类终究要被上帝抛弃，世界也便变成像月球表面一样的死寂；也许会更热闹，但热闹的主角却已经不再是人类。历史是一部《红楼梦》，正如鲁迅所说：“《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1]人类也从历史中各取所需，各执一端，捏造出种种的荒谬传说，人间遂至于谬种流传。历史是“道”，“道可道，非常道”，“道”即是“无”，无中生有，涵生万物，葆有大千众生，“有”即是“无”，“无”即是“有”……
历史是什么？我确实不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或许，历史这个概念本身的由来，便是因为“吾不能名之，而强字之曰｀历史＇”——佛曰：“不可说，不可说”——历史不可言说。或许是答案太多，令人无所适从，无从择取。以上的说法，显然只是一些比喻，然而，历史本身或许就是一个比喻，一句谶语，是上帝交给人类去猜的一个谜语。
历史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有着与文学家们不同的回答和理解。“历史哲学”一词首先是由伏尔泰所使用，伏尔泰意在用这个词强调历史学家必须对历史予以整体性、统一性的思考，要体现出历史学家本人对历史的宏观把握[2]。然而，人类对于历史的思考却更早，大体随着人类社会和人类意识的形成，便出现了或明确或模糊的历史意识。当然，历史、历史学、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等几个关键词是应予以简单解释和区分的。总的说来，这几个概念本身便是一个历史的存在物，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历史学家的笔下有着不同的涵义，《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一书绪论有比较详细的辨析，此处不予赘述[3]。
尽管对历史哲学的理解人言人殊，聚讼纷纭，但如果采取另一种分析模式，即不追求历史哲学的精确定义（事实上也无此必要，甚或不可能，因为这样做，倒极有可能落入缺乏历史感的窠臼之中了），而把它作为一个历史的存在物，如今仍在经历着变化，并从总体上考察其所关注、讨论的问题，则我们大体上仍然可以划定历史哲学的域限。历史哲学关注和讨论的问题大体有以下一些，历史有无规律，能否预言或掌握历史的进程和方向，历史有无目的、意义，历史的动力是什么，等等。而根据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又可以区分出不同的历史哲学流派。按我国学者何兆武的观点，近现代以来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趋势和线索是日益从思辨的到分析的历史哲学，即由对历史的本体论的思辨和研究转向对历史的认识论的研究[4]。张广智则认为，近代以来西方史学经历了五次较重大的史学反省活动：16世纪下半叶的文艺复兴时代、18世纪的启蒙时代、19世纪的二、三十年代、20世纪初、本世纪50年代[5]。西方学者对此也有相应论述，当代美国著名史学史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教授把世界史学归纳为法则论的、阐释学的和辨证唯物论的三个方向[6]，并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以重要的方式指出了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可能方向”的史学潮流之一[7]。
全面而高屋建瓴地对历史哲学的发展历史作一回顾、总结和评价是我目前所无法做到的。在这里我仅仅想简略谈一谈自己对波普尔的历史哲学的一点浅薄的认识和评价。波普尔一向以独创众多新术语而著称，在其名著《历史主义贫困论》[8]中亦复如是。众所周知，波普尔把历史主义严格限定为历史决定论，而他又是把历史决定论等同于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总体论、行动主义、社会工程学或空想工程学、乌托邦等，一起予以摒斥和批判。在他的繁复驳杂的论述和论证中，确实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存在着不少难以弥合的矛盾和罅隙，试举几例。波普尔声称历史主义往往投合了那些感到了有一种采取行动的号召的人们，这是一种要干预、尤其是干预人事的号召，并拒绝接受现存的事物状况是无可避免的这种观念。他把这种要求行动而反对任何自满自足的倾向称之为“行动主义”[9]。波普尔是反对“行动主义”的，尽管他相信，一种普遍的反干涉主义的政策是站不住脚的[10]，但他同时又宣称“反干涉主义可以称之为一种典型的技术学说”，其实就是他所极力鼓吹的“零星社会工程学”或“点滴改良说”，这是他所赞同的，尽管他也承认“反干涉主义”并不是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唯一的学说[11]。然而，这样一来，“反干涉主义”便很难摆脱某种犬儒主义态度的嫌疑，意味着在社会存在面前无所作为，顺其自然而随波逐流。而且，这种态度的背后其实隐含着这样一种预设：社会存在自有其不可移易的客观规律，这恰恰正是波普尔所极力反对的。
波普尔一方面宣称“全体意义上的整体不可能当作是科学研究的对象或者任何其他活动的对象”[12]，不相信“概括化的方法”[13]。他分析了“整体”一词的用法，认为“整体”一词有两层意义：a、一个事物的全部性质或方面的总和，尤其它那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全部关系的总和；b、所讨论的事物的某些特定的性质或方面，亦即使它呈现为一个有组织的结构而不是一堆“单纯的杂凑”的那些性质或方面，换言之，即所谓“格式塔”（“完形”Gestalt）。他认为，总体论者正是由于在“整体”一词的用法上的含糊不清才导致了在历史观上的致命的错误[14]。然而，从认识论的角度看，选择和概括是个必然的步骤，否则只能陷于不可知论而无所作为，也就无所谓知识了。这样看来，全体意义上的整体的研究不可能也无必要，概括和选择是人类知识的特征，否认它，就反而落入了波氏自己所说的“前一科学阶段”即“总体论的思维方式”阶段[15]。如果波氏的说法成立，人们不禁要问，难道，在历史认识方面，认识论却不适用？那么，历史认识论又应是怎样的呢？波氏没有告诉我们。波普尔试图把科学认识论引入到历史认识领域，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找结合的可能性，尽管他为此做了不少工作，对概括化、演绎法、实验与试错、证伪、规律与趋势的区别等做了精辟的分析，但落实到历史认识论方面来，给人的感觉仍然是有不少牵强乃至于绝对化之嫌。复请尝试论之。
波氏批判总体论者的一个关键的理由是他否认有科学地把握社会整体（在全体的意义上）的可能性，而总体论者则恰恰相反，因为他们信赖格式塔（完形）心理学的先例。总体论者不仅计划着用一种不可能的方法来研究整个社会，他们还计划着“作为一个整体”来控制和重建我们的社会，要计划和塑造社会的一切细节乃至于人（“塑造个人之间的关系”）来吻合他们的乌托邦设想。波氏认为这种“总体论的方法，必然始终只是一个单纯的纲领而已。从来没有人举出过任何对完全而具体的社会情况做出科学描述的例子。它是不可能被举出的，因为在每一种这类的事例里，总是很容易指出某些被忽略了的方面，然而那些方面在这种或那种脉络之中很可能是极为重要的”[16]。到此为止，作为思想和行动中必要的反思和自省意识，我十分赞同波氏的论述，如果确实存在着波氏所描述的那种明晰而简单的总体论思维方式和做法的话。然而，真理再多走一步就会变成谬误了，波氏不幸正应了这句老话。因为他将以上的宣言绝对化，从而几乎取消了他之前人类在认识论上的一切讨论。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来，唯名论和实在论便争论不休，迄无定谳。波氏将以上论述绝对化之后，那么，除非否认主次、本质与现象等范畴的传统二元对立划分，根本不能成立。当然，这种划分确实不应如此绝对，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攻击的矛头很大一部分正集中于此。但问题在于，亦不能因此就完全取消这种划分在经验意义上的适用性，波氏本人便是受过英美分析哲学传统的熏陶濡染的，但吊诡的是，在这里他最缺乏的恰恰是经验主义的思考路数而表现出甚至是某种程度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味道。波氏一方面拒斥、否认认识历史整体a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反对历史主义者意义b上的研究的合法性（其理由或曰标准却正在于历史整体a），这本身便是荒谬和矛盾的。信从他，只能落入无所适从的境地。在历史认识论上以点带线、面不行吗？“牵一发而动全身”难道完全不适用于历史认识？历史认识论是独立于知识论的独特领域吗？独特性何在呢？整体b在多大意义和程度上可以说明（替代？）整体a？在一个具体的给定的语境（时代、环境）之下，整体b的合法性有多大？对这些问题，想从波普尔那里找到满意而有说服力的答案显然是很难的。
最后再简单看看波普尔的证伪理论在历史观上的应用。
我们知道，空想主义与历史主义的这一见解是一致的，即它们都认为只要是按照总体论规模来进行，社会实验（如果真有这样一种东西的话）就可以是有价值的。这个广泛为人所持有的偏见包括着一种信仰，即在社会领域里，我们很少能处于进行“计划中的实验”的地位，而且为了说明在这个领域内所已经进行过的“偶然实验”的结果，我们就只好是求助于历史了。
对于这一观点，我有两点反驳：（a）它忽视了对于一切社会知识——前-科学的以及科学的—来说都是基础性的那些零碎的试验，（b）总体论的实验不大可能对我们的实验知识作出多大贡献；它们可以叫做“实验”，但只是把这个词当作是一个其结果并不确定的行为的同义语那种意义上，而不是在这个词用于指通过比较所取得的结果与所预期的结果来获得知识的手段那种意义上[17]。
对波氏以上论述，我提出几点意见。总体论亦能证伪，但并非是同等条件下的比较（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从这个角度看，总体论和“零碎工程论”并无不同，即两者都不可避免地要采取一种不能证伪的方式（即同等条件下的比较）。这引出一个问题，有无可能对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两种社会方案（无论其是整体论的还是零碎工程式的）进行比较？答案是肯定的，“任何对时空定位的参照都可以被某些主要相关条件的一般描述，诸如教育状况、海拔等等所代替[18]。很显然，这样一条理由同样可以被所谓历史主义引为自己的论据，以证明整体b研究的合法性乃至于必然性。之所以认为整体论的研究是一种谬误，而要用“零碎工程论”取代前者，波氏列举了以下四点理由：1、“零碎工程论”试错代价小，整体论试错代价大，故反对后者。质言之，他是从可能造成的后果（危害）来反对总体论的（这种功利主义的思维模式其实根本经不起推敲，因为它忽略了功利主义的另一条根本原则即最大利益原则，后果堪忧当然是一种可能，但也不能排除前景一片光明的另一种可能，如此，则如何判断、比较之呢？显然，以此反对总体论是颇成问题的。2、总体论要做出估价来肯定是很困难的，且不容易分析出真正的原因，亦即不能证伪，且会造成社会的不自由，因为乌托邦工程师要压制不合理的反对意见，也因之使各人做出自己的努力的机会被生硬剥夺掉了。3、总体论需要掌握一切知识，而掌握全部知识是困难和不可能的。4、总体论使得人们必须把希望寄托于至少是接近于独裁权力的那位乌托邦计划的工程师的根本的仁慈性，而这是虚假而不可靠的。而且，即使假定有权有势的计划者有着无限的而又始终不变的仁慈，他们也永远不可能发现自己那些措施的结果是否与自己的善意相符合（在这里，我们似乎可以隐隐感到同黑格尔“理性的狡计”的分析相似的思路）。以上四点理由，除第1条反驳无力，第2条因为同样也会是“零碎工程论”面临的难题，不足为训之外，第3条也难以服人，总体论所需要的全部知识当然不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需掌握了全部的知识才可以进行历史实践，这点前面论述甚明，此处不再纠缠。退一步讲，设计或进行“零碎工程”，所需要的知识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并不必然更简单。“牵一发而动全身”，“一花一世界”。如果按黑格尔的说法，任何一件事物都存在着无数的关系，要彻底了解它，就必须了解其所有的内外关系，最终导致的便是只能构造一个无所不包的庞大体系，舍此别无他法，这显然也是波普尔所断然不能同意的了。倒是第4条，我完全赞同。究其实，谁有资格充当人类的乌托邦设计师呢？
以上是对波普尔历史哲学的一点不成熟的看法，舛误疏谬之处在所不少，甚至可能是满纸荒唐言，徒然贻笑大方。所以敢以自荐者，其意当在敬请方家指正是盼。最后必须指出的是，我对波普尔的论述提出异议，并不表示我完全否认其观点，更不表示赞同其所谓的“历史主义”——不然，波氏泉下有知，当笑罗某人想象力的贫困了，因为，据波氏所言，历史主义乃是一种想象力贫困的方法。（2002年下半年于阿罗耶雪山）
注释：
[1] 鲁迅：《〈绛洞花主〉小引》，《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 [美]A·斯特恩：《历史哲学——其起源及宗旨》，参见：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P326。原话为：理解历史并使其与人类存在合成一个整体的全部努力——按照伏尔泰所创造这个术语的意义——就叫历史哲学。柯林武德对此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归纳了此前的历史哲学的三种类型，即伏尔泰所理解的历史哲学，是指批判的或科学的历史，是历史学家用以决定自己想法的一种历史思维的类型，而不是重复自己在古书中所找到的故事：黑格尔和18世纪末的其他作家则赋予历史哲学以另一种不同的意义，把它看作仅仅是指通史或世界史；19世纪的某些实证主义者则认为历史哲学乃是发现支配各种事件过程的一般规律，而历史学的职责则是复述这些事件。柯林武德进而提出自己的观点，参见：[英]柯林伍德著，《历史的观念》，第一节，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9月。
[3] 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科出版社，1996年9月。一般认为，在西方史学史中，是希罗多德首先创立了比较科学意义上的历史学，自此以后，人类便开始有意识地记录历史，形成了历史学以及历史思想和理论。中国有所不同，可参阅：白寿彝著，《中国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瞿林东著，《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
[4] 何兆武：《从思辨的到分析的历史哲学》，《世界历史》，1986年第1期。另参见：[英]沃尔什著，《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张文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王晴佳著，《历史哲学面面观》，《读书》，1985年第8期；王晴佳著，《历史的哲学反思——历史哲学在20世纪的演变》，载《超越，挑战与应战》，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田晓文著，《“批判的历史哲学”的批判》，《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肖朗著，《当代西方历史哲学》，《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3期；《试论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特征和趋势》，《世界历史》1987年第2期；张广智、张广勇著，《史学，文化中的文化》等。
[5] 张广智：《近代以来西方史学反省的历史考察》，参见：《史学理论丛书》编辑部编，《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11月出版，P139。另参见：F·R·安克斯密特著，《当代盎格鲁——撒克逊历史哲学的二难抉择》，P73；陈启能著，《从“叙事史的复兴”看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P31；庞卓恒著，《当代西方史学的进展和困惑》，P53；等等。
[6] [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7] [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主编：《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导论》，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8] [英]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何林、赵平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9] 同上，P10
[10] 同上，P54
[11] 同上，P55
[12] 同上，P69
[13] 同上，P87
[14] 同上，p68
[15] 同上，P67
[16] 同上，P70-71
[17] 同上，P75-76
[18] 同上，P84。亦可参见：[英]尼尔·弗格森：《未曾发生的历史》，丁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
（转自智识学术网）
